孩子：
大学，是一道人生的风景。它浪漫而丰富，激情洋溢而理想飞扬，大学的岁月如短歌长笛，大学的故事将是一生的回味……
孩子，老爸真为你骄傲，你做了复旦的新生。复旦，是老爸当年梦中的理想，复旦，是上海的名校，是中国的名校，从复旦走出了多少中国的才俊精英栋梁之才。2005年9月24日是复旦大学百年华诞的庆祝日，那天，老爸盯在电视机前收看了现场直播的复旦建校一百周年的盛大庆典。感受着复旦辉煌的历史，老爸感慨系之。中国的发展，在于科技人文，科技人文的发展在于教育，教育乃国家之根本，大学更是培养国家核心人才的重镇所在。孩子，老爸衷心地期望，在这所令人钦羡向往的大学里，你能如鱼得水吸纳光华。大学的精神，大师的品格，“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胸怀，能为你精神的成人，未来的发展奠基导航。
孩子，你进复旦，老爸真的好为你高兴。大学的风光烂漫，大学的时光易逝。你真的需要珍视，找准奋斗的方向，不要迷惘，不要彷徨，不要去追逐浮躁，靠近诱惑，保持你的纯净，去写就一个智慧的人生。
孩子，爸爸的话不是老生常谈，这里有老爸的教训，老爸的反省。老爸也曾欣喜若狂捧得大学录取通知书，老爸也曾激扬人生大学时，然而，生不逢时、自视清高、逆流而上、狷介孤行……最终虚掷了自己美好的青春，辜负了慈母的殷切期望，承受了二十年苦难的人生，这是老爸一辈子的痛……
考入南京林学院
不久，高考结果公布，我考上了南京林学院木材系专业，它是我第一张志愿表中最后一个志愿。我们班上大多数同学也都考上了大学。我激动地对教导处主任包启昌老师说，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林业事业！
1960年8月中旬我收到了南京林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孔祥骅同学：
你好！
很高兴地祝贺你考上了我们学校，南京林学院背靠紫金山，面临玄武湖，风景优美，是一个学习成才的好地方。
……
多年来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没想到我这个出身国民党官员家庭的人，还有希望进大学！我想，班主任老师没有骗我，我的前途还在于自己的努力！一切的一切误会了！
拿到通知单，母亲很高兴，她说：“第一炮打响了！”
两年后，我弟弟孔祥骝考进西安交通大学。
母亲工会里的干部也表示祝贺。他们对我们刮目相看，在南市区干老虎灶熟水业这一行档的“下里巴人”中，在破烂的西姚家弄的棚户人家中，居然出了大学生。
用毛主席的话说：“鸡毛飞上天了！”
这年的9月5号要去南京报到。
可是我连买火车票的钱也没有，如何是好？
从上海到南京的火车票，票价是三元一张，没办法，我把我极心爱的、父亲留下的《辞海》，卖给了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他给了我五元钱。
夜里坐在灯下，我抱着这部《辞海》哭了。这部《辞海》曾陪我度过了十多年难忘的时光。我的青少年时代，没有听音乐会，没有看电影，没有奢侈的游戏，只有从《辞海》里寻找快乐，那是我唯一的“开心词典”啊！如今它要离开我了，我是多么舍不得与它分手啊！
去南京的前夜，母亲在灯下把四副大饼油条装进我的草绿色的书包里，将家里最好的一条毛巾给我带上，叮咛我一到学校就力争申请到助学金，有消息马上写信给她。
她再三关照我要好好读书，要学会一个人独立生活。她一面低声地对我说话，一面在昏黄的灯光下低着头给我补衣服。想到明天离家，我忍不住将母亲的面容看了又看，我看到四十岁的母亲头发里已经出现了一根根白发。
我们一家这些年的辛酸岁月又一幕幕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望着破床上睡着的弟妹们，他们一个个是那样瘦弱，明天我就要告别母亲和弟妹们了，可母亲还要带着他们艰苦地生活下去，想到这里，心里难过，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
走进大学
1960年9月，我进了南京林学院，就读于林工系木材学专业。
林学院位于紫金山脚下玄武湖旁，空气清新，风景优美。校园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一进校，就看见正中竖着毛主席的半身石像。
初进大学，我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八个人住一间屋，睡的是双人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到一张属于自己的新木板床，还领到了一顶新蚊帐、一床新棉毯。我在家里终年睡的是地铺，盖的是破被，想到自己出身反动官僚家庭，能被国家录取进大学读书，而且还享受这样的待遇，感到非常满足。
开学头一天晚上，我和同寝室的新同学正靠在床上聊天，我们班的女辅导员引着系主任、总支书记来寝室看望。
看到系里几位领导的到来，大家赶紧从床上翻起，几位老师微笑着给我们打招呼，询问我们的姓名，问我们从哪里考来，还有什么生活困难？系主任对我们说：“如果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找辅导员，也可以找临时班干部。”
来大学前，敬业中学开了证明，证明我在中学里学费全免，领取每月七元的乙等人民助学金。来校后不久，系里宣布我的学费全免，也领取乙等助学金。甲等助学金大都是给予来自农村，出身贫农的学生。
开学前，系里的老教授分别给我们介绍学校与系里的情况。
林学院前身原属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建，自五十年代（1950年代，编者注）初建校以来，除了林学系，还设立了林工系、林机系、林化系、森林采伐系、城市绿化系、森林保护系等专业系科。老教授介绍说，林工系的木材学专业，全国其他院校目前还没有，国外也只有苏联、德国有。这个专业是专门研究木材的细胞结构和它的工业应用。不同的木材经过工业加工会产生不同的工业性能，有的甚至可以代替钢材，制造齿轮。老教授鼓励我们攀登科学高峰，他还预言，将来的工厂没有噪音，因为机械齿轮都用木材代替。将来的飞机、雷达都无法追踪，因为它全用木材制造……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大都性格内向，不苟言谈，比较听话，安分守己，属传统型的。其原因，一是农村学生多，二是长期接受“做党的驯服工具”“把一切交给党”“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教育，倘有谁标新立异，个性突出，就可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或小资产阶级情调。因此，大学生普遍缺少独立、自由思考的习惯。当然，也可说这个时代的学生富于集体主义精神，有自觉意识，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预备干部，自律甚严，学习努力刻苦，对未来充满理想主义的追求。
大学与中学有很大的不同。
高中生虽然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了解一些社会情况，但主要是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整个高中阶段学习主要为升学做准备，以书本知识为主，以课堂教学为主。但大学生以自学为主，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可以读许多自己喜欢的书，图书馆的书、期刊、报纸比中学丰富得多。同时，进大学后，我还遇到了几位忧国忧民的老师，也遇到了一些慷慨激昂的热血青年，尽管这些人都有各自的观点，但他们的认真、严肃、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胸怀，已足以使我深为震动，我觉得自己踏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眼前的天地为之开阔。
我们班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四五个女生。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绝大部分是工农子弟、干部子弟、教师子弟。来自农村的同学尤其朴实，平时除了看书，不大与人接触，但他们待人真诚。刚进校时，不少农村同学对从上海、广州、北京来的同学有一定的心理隔阂，也比较敏感。他们觉得从大城市来的学生有些傲慢和娇气。
我这个人介乎城市与农村之间，从经济条件看，家境清贫，穿着俭朴。农村同学觉得我这个上海学生，脚不穿皮鞋，头不吹风，身上不洒香水，衣着不讲究，不会也不学跳舞，没有大城市人的优越感，久而久之引我为同道。
我有着尽人皆知的祖先——孔圣人，打从中学时开始，就有一大堆绰号跟着我，什么“孔乙己”“孔老二”“孔圣人后裔”等等。
当时的我发卷而黑，高额宽鼻、方脸厚唇、眼神常带忧郁，开口马列主义，闭口孔孟之道，有时言必称孝、悌、忠、信、仁、义、道、德，有时口不离“博爱、自由、平等”，明明是“身无分文”的“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却偏偏自命不凡，悲天悯人，心忧天下。自从进了大学，自卑的心理略有改变，然而又颇为不自量力，连自身的学业尚未完成，却自以为鹤立鸡群，狂放不羁，有国士之风。
我喜欢同广东同学、湖南同学打交道，我觉得他们很讲友情，也很讲义气，颇有点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样的侠骨和豪气：“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包伙制
大学时代应是人生的美好岁月，可在我刚刚跨进大学的时候，却迎面撞上一个十分现实而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吃饭问题。
刚进校时，学生食堂实行客饭制，校部发给学生每人每月三十斤饭票、十元菜票，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可以酌情再买菜票（每个人饭票则定额），随意点吃小灶的炒菜。
进校第一个月到食堂，常看到饭桌上白花花一片，尽是学生吃剩的菜、包子、米饭或肥肉。一到十月，饭后的餐桌已很少有什么了，因为大家为了填饱肚子，什么都吃了。
没到十一月份，所谓“困难时期”的粮食困难在校园便显露了出来。
记得刚进林院时，院长在大会上兴奋地说：“再过三年，吃饭不要钱！”大厅里响起一阵笑语声。但没两个月，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在同一个大厅里，院长号召我们：“要勒紧裤带过难关！”
那时，院长、党委书记和学生的关系相当融洽，他们经常和学生聊天，谈马列主义，谈理想，谈前途，谈学习。每星期六下午，全校师生员工都在大礼堂听院长、书记作报告。院长说：“现在国家困难了，我们要同国家一起共度难关。”同学们则在小组会上纷纷表示要与国家风雨同舟。
年底，学校伙食便从客饭制改为包伙制。林院师生们开始陷入饥饿状态。
实行包伙制前，学生进餐厅时，校广播台总是不断地宣传包伙制的优越性，所谓“吃得好、吃得多、吃得热、吃得省、吃得卫生。”那是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的。
不久，食堂开始实行按班级人数发饭、发菜的包伙制了。每班二十人，八个人一桌，一个班二桌半，菜和饭实行定量供应。
包伙制刚施行时，每日用餐两干一稀，早餐喝稀饭，中午、晚上吃干饭。转眼，粮食越来越紧，学校又不得不改“两干一稀”为“两稀一干”，早晚都喝稀粥，只有中午吃干饭。
学生每人每月定粮为三十斤。平均每天一斤（米），按十两制计算，每天早上二两半、中午四两、晚上二两半，一天每人合计九两，一个月二十七斤，余下的三斤，一斤发全国粮票，两斤发机动饭票二十张，每张为一两，可打一平勺稀粥。
随着肚子里油水越来越少，学生的饭量便越来越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青年人来说更是如此，饿一顿两顿，饿一天两天，尚且难受，如果天天挨饿，那就难以承受了！
“民以食为天。”一到开饭时间，同学们不约而同蜂拥而至，此时餐厅的热闹真是胜过盛大的节日。大家只有在餐厅，才活跃起来。全校学生济济一堂，大餐厅人山人海，密密麻麻。上千人按班级为单位编组，八人一桌，无数餐桌星罗棋布，活像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招待会的场面。
各班负责领饭菜的值日生排成长蛇阵，依次入大厨房操作间。厨师们已将大锅饭（或粥）装进一只只饭桶，每只饭桶都有编号，各桶的饭量，是根据各个班级的人数确定的。每班还备三只脸盆盛菜，八人大桌打一平口脸盆的素菜，四人为小桌，打半脸盆素菜。
全班同学早已在饭桶前自动排队，值日生把饭桶打开，为了公平分配，他先用搪瓷碗将一桶饭全部打松，如果是稀粥就用铁勺子伸进桶底把粥搅匀，然后一手拿着一只固定的饭碗盛饭，一手用另一个碗刮平高出碗沿的饭（使之回归饭桶），每人一碗，童叟无欺。
每人分到一碗后，桶里总还有些剩饭，于是大家再排队期待第二次分配。虽然所获甚少，但如果分完还有余量，就继续分割，如同《庄子》所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饥饿者在饭菜面前人人平等，除非见到桶底，才开始有人弃权，我也看见有人在众人散去后独自在那里埋头刮饭桶的。
我班二十人，规定按两桌半分配饭菜。开始食堂的供给量尚属充足，三脸盆的菜都比较满，加上在实行包伙制初期，大家肚子里多少有点油水，所以，这时的吃相还不失绅士风度。因此，大家对饭菜分得是否平均不大在乎。但随着饭菜供应越来越紧，桶里的饭，盆里的菜越来越少了，尽管大家表面上尚能文质彬彬、不动声色，但只要值日生轻声说：“加饭”，每个人都会很敏捷地围过来，谁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一份。
我很幸运，除了班上其他两桌，我正好与三个女同学合成另外半桌。女同胞对我很优待，每次都给我多分些。时间长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因此，总是等到她们分完饭，开始吃饭时才到场。但她们知道我能吃，依然多留一些给我，班上的男同学便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福气好，有人剩给你吃！”
有一位同桌吃饭的女同学，家境条件好，有海外关系，经常收到汇款和包裹，我发现她吃饭时总把肥肉扔掉。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便对她说：“我用精肉和你换肥肉吃好吗？”她说：“我不知道你喜欢吃肥肉，下次有肥肉全分给你。”其实，我也是想吃精肉的，但总觉得多吃点肥肉可耐饥。从此，她总是将分得的肥肉拨到我碗里。
大饥荒来得更凶猛了。饥饿袭击着林院师生，天越来越冷，人也愈感到饥寒交迫了。
校领导发动师生动脑筋，寻找食物的代用品。有位专家发明用“小球藻”做人造肉，后来得到了推广。人造肉的做法各不相同，有的是把洗菜池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有的是用淘米水来培养藻类，据说里面含有蛋白质。到了“开荤”的日子，我们每桌都分到一小脸盆人造肉，平均每人吃一点。这“肉”不好吃，既无肉味又无油味，只能充饥。开始常吃青菜、萝卜、卷心菜，后来连这些菜也少了，而是用山芋丝、山芋叶当菜。
从1960年冬到1961年冬，整整一年，是学校最困难的时期，粮食越来越紧，同学们越来越饿，越来越怀疑食堂里有漏洞，甚至怀疑早、晚的稀粥根本就不足二两半米，中午的干饭看起来有四两米，但是否货真价实，也值得推敲。
那时全国推广吃“双蒸饭”，韦君宜撰《思痛录》也提到过这种饭。此饭做法甚至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肯定和提倡。所谓“双蒸饭”是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这样的米看似饱满，但像炒米花似的非常松。
林院的做法有所不同，炊事员在煮饭前，先把米倒在大铁锅里炒，炒得像爆开的米花，然后再倒入大锅加水蒸煮，这样经过加工的米出饭率高，打到我们碗里的饭都是粒粒开花的。可人的肚子却容不得半点虚假，空心米、空心饭毕竟顶不住胃的消化。
炊事员的定量是每月二十五斤，那是一般城市居民法定的吃饭标准，那时小孩每月只有十斤定量。我们注意到，炊事员在食堂里自己吃是明的，问题是他们除了自己吃饱，还顺手牵羊将食堂的米偷偷带回家，还要让他一家子吃。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从课堂的黑板转移到伙房的仓库和秤米的磅秤上了。为了饭量的多少，是否缺斤少两，大学生与炊事员经常在打饭的窗口发生冲突、争吵甚至打架。于是，院长、党委书记、系总支书记、系主任纷纷下食堂第一线，站在窗口给学生打饭。
每逢这时，我们的饭就不缺斤少两，菜里也有一点小荤。我们的机动饭票也往往在这时使用，因为是院系领导亲自掌勺，勺子里的稀粥打得比较多。学生们蜂拥而上，把打饭的窗口堵得水泄不通。夜晚熄灯临睡前，我们像做祷告一样地说：“愿上帝保佑，明天有领导下厨房，阿门！”虽然说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总的粮食定量是不变的，守衡的，领导下食堂时打得多，不过是透支，即是今天吃掉明天的那份，领导一走，我们的饭和粥又变软变稀了。
最令人羡慕的是几位越南留学生，这些人长得像广东人，他们在一间小餐厅吃饭，中国学生吃不到的，他们都能吃到，他们餐桌上有鸡、有肉、有鱼。小餐厅离大餐厅很近，我们经过时，总能闻到里面的香气，大家很受刺激，心里不服气，就发牢骚，难道中国的大学生不如越南留学生？后来校部便把他们迁到更为隐蔽的地方吃饭，不让我们看到。
每当我们饿肚子睡不着觉时，一提到这些越南留学生，就会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中国人真伟大，自己吃不饱，还要保证他们吃饱，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有的同学说：“现在中国人忍饥挨饿，可是运往苏联的一车厢一车厢的冷冻猪肉，都是去了猪头、猪脚，大块大块的，不到重量还不许出口哩。听说运去一车厢一车厢的水果也是果皮上不能有一个小斑点，大小个头还要用规定的圆圈套过呢……”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是一个票证时代，一般市民都有五花八门的票。本来，大学生作为集体户口，对这些配给的票证并不在乎。慢慢地随着肚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家发现这些票也很有用，可以通过交换，缓解自己的急需。于是，我们就向学校争取各种各样的票，烟票用来买香烟，糖票用来买糖，油票、粮票则入伙房，再反馈给每人每月两斤机动饭票和一斤粮票。粮票，一般是发全国通用的“全国粮票”，进城时可买糕点。那时南京的鼓楼、新街口商场一带，一只小月饼定价一元，还得付半两粮票。
学校每月还发给每个学生理发票两张、洗澡票四张，都是白纸上盖一个章，不细看，与学校食堂发的饭票是分辨不清的。有些同学饿急了，宁可不洗澡，不理发，就用这些票来冒充一两饭票，换取一勺干饭或稀粥。我做过膳委会委员，饭后在食堂清点饭票，常会发现泡在水里的饭票中掺有洗澡票、理发票。
每当学生会干部站在窗口打饭时，排队的学生就特别多，因为是学生自己给自己打饭，份量就足一些。机灵者更是趁饭桶水蒸气很大时，找戴眼镜的学生打饭，用洗澡票、理发票顶替机动饭票，即使被发现，也不难为情，因为按价值计算，理发票、洗澡票要比一两饭票值钱。
冬天，没东西吃，人没有热量产生，冻得两手冰冷，浑身发抖。一到晚上，有的同学就抱着电灯泡取暖。在这四壁空空的寝室熬夜，我们这些饿肚皮的学生，几乎一下子都变成了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幸亏从天花板上悬下来的电灯泡还亮着红彤彤的灯丝，我们用手捧着它，就好像是捧着温暖的太阳！
寝室里的湖南籍同学拿出家乡的红辣椒粉，分给大家冲汤喝来取暖。那年头大家越是没有吃，越是谈吃，越谈吃，心里就越饿得慌。可以说，那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每夜都是饿着肚子上床的。伟大的理想暂时不考虑了，毕业后的分配也是遥远的将来。为了生存，眼前填饱肚子才是最现实的。躺在床上，当饥饿从肠胃深处像攻克碉堡那样不间断地、猛烈地向我们袭来时，我们便忍不住开玩笑说：“如能与食堂里的女炊事员结婚，哪怕是谈恋爱也好，这样就可以在打饭的时候多得一点。”
寝室里有一位从印尼回国的学生，叫杨学礼，高个子，黑皮肤，眼窝下凹，讲国语时夹杂福建口音，他是在1959年印尼排华时回国的。他很幽默乐观，满肚子都是故事，我们常向他打听印尼的情况，开始他总是介绍印尼的风俗民情，到了冬天，他的话题便转到印尼气候如何暖和，再到后来，我们一起挨饿时，他就怀念印尼没有冬天，地里一年到头有吃不完的菜蔬瓜果。
杨学礼穿得很单薄，被冻得吃不消了，还是不习惯穿棉衣，南京的冬天很冷，他便说他到了中国的北方了，大雪天，依然赤脚穿拖鞋，冻得他说话不仅浑身发抖，连声音也在发抖。
一天晚上，一向爱说笑话的杨学礼变得沉默起来。他独自躲进蚊帐，头蒙在严严实实的棉被里。我们几个围在一处谈中国的大饥荒，有人提出：“我们学的专业是研究如何把木材通过加工代替钢材，现在看来我们要换个题目了，如何用木材做原料来制造面包了！”有人附和：“这个问题，好像德国已经有研究了。”我也兴奋起来：“那我们就解决了六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了！”
我回头再看，杨学礼还蒙在被里，我把他的棉被掀开，发现他其实没睡着，双手交叉在胸前，握着一根又粗又大又生又冷、已经咬去一半的胡萝卜，两眼紧闭，但他的嘴在动，他正在嚼胡萝卜。……我又将棉被盖在他的头上，当时，我心里非常感慨：他为何不早不迟赶在这个时候回国留学。
我校背靠紫金山，面对玄武湖，就近处唤做锁金村。玄武公园后面，有一大片农田种满了各种农作物和蔬菜。我们地处市郊，荒地还是有的，由于粮食紧张，有的教师就开荒种地，在自己住屋周围种了一些山芋，胡萝卜。倘在平时谁也不会想到地里生长的农作物有的可以生吃，可当此非常时期，人们的确变了，夜间人实在饿急了，不免会想到窗外月光下的胡萝卜、山芋……没想到这位从印尼来的华侨学生，一回来就遇到大饥荒，也只能适者生存，月夜下地挖胡萝卜充饥了。
蚊帐是学生的私人空间，条件好的学生有东西总躲在蚊帐里吃。他们也常常遭遇被盗事件，遗失的总是放在帐子里的食品。作案者固然可以过把瘾，旁观者虽没吃到，可是听了也喜滋滋的，因为心理平衡了。
随着包伙制的推行，其弊病也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伙食制度不满，大家疑心自己吃不足国家规定的粮食定量。有天中午，餐厅菜单上写着“青菜炒肉片”，但吃饭时，我们发现菜盆里没有肉片。
当时，我任班里的生活委员，我的责任是关心同学的吃饭问题，我怀疑食堂管理有漏洞，为此，便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广告栏贴了一张小字报：
菜单上说今天中午吃青菜炒肉片，但同学们的菜里找不到一片肉，肉到哪里去了呢？有人看见早上有个食堂师傅拎了一块肉出了后门，我们要求学校领导采取措施，杜绝漏洞，对伙食加强管理！
——一学生
小字报引起了许多学生围观，从大家的表情看是赞同的，但没人呼应。
校领导对小字报很重视，杨致平副院长召集开会讨论这问题，我也被召去了。在会上我激烈地给校方提意见，我认为伙房管理应坚决杜绝漏洞，每人每月三十斤粮食一定要让大家吃到，希望学校从严管理，防止有人偷米、偷油、偷肉、偷菜，否则对学生健康不利。
杨院长当年曾在太行山打游击，是位将军，也是我学生时代崇拜的英雄。他听完我的发言，没批评我，相反还任命我为全校膳委会委员之一，与另外四五个同学每天轮流值班，参与管理学生食堂。
我的心情变得激动而紧张，颇有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使命感。
我每天一大早起床，赶到食堂的仓库，目睹炊事员把米拿出来，对好秤，看米下锅。我与厨师一起计算一斤米应加多少水，烧成几斤饭，也就是每斤米的出饭率，以此来保证全校学生都能吃足自己的定量。值日生凭每班的饭卡到食堂内取饭，每个桶里的饭都过秤，并在桶盖上用粉笔写好各班人数。然后我又在烟雾腾腾的厨房大灶头边往返穿梭，看着一箩筐一箩筐的蔬菜是否分得公平，从仓库里取出的油是否全倒进炒菜的锅里……
这些虽是小事，但在饥荒时刻，我感到很有意义。
老师与学生一样处在饥饿状态，学校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猪肉教授，黄豆讲师，青菜助教”，虽然教师待遇的差别并没那么大。我看到，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开饭，但往往提前一小时，那些单身的年轻教师就来到小食堂排队，也敲着搪瓷碗等开饭了，他们虽比我们文静，但那敲出的声音节奏，却也十分急迫。
物价开始上涨。同学们都在千方百计弄东西吃，有的向家里要钱，有的把自己过冬的衣服卖掉，有的把自己的皮箱卖掉，都是为了换钱去买高价的东西吃。有的同学几乎把家里带来的可以卖的东西都卖光了。我靠学校发的乙等助学金每月十一元过日子。学校人事处对我很关心，除了开学初发给一顶新帐子、一床新棉毯外，又补给我一些钱，我买了一件棉袄，配了一副眼镜。家里也设法给我一些粮票。这样，有时我出粮票，其他同学出钱，就可以到外面去吃一顿，而我未在学校吃的这份饭，就让其他同学分享。
饭量小的女同学开始有了变化，开始包饭时，女同学是不加饭的，知道男同学吃得多，让我们吃。到后来女同学也不弃权了，她们也要分剩余的菜和饭。只要与吃有关，她们都要，包括过年过节分配酒票、香烟票，她们要这些票也是为了换东西吃。
吃不饱饭，上课很难收心。晚饭只能喝一碗稀饭，一次小便就腹中空空，夜自修也宣布取消了。学校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象，上课的教室冷冷清清，操场冷冷清清，图书馆冷冷清清，学生宿舍引吭高歌的声音没有了，没钱的同学只能蒙着头睡觉。校医务室门口开始有人排队看病……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