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
五 我们的天堂
我们当年入路时，铁路系统还真是半军事化。铁道部长是吕正操（兼铁道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上将。西南铁路局的局长我已记不清是黄新义或是黄新庭，反正他俩兄弟都是现役中将，其中一个是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处以下的领导虽然不穿军装也没授军衔，却都是军队下来的老干部。
我们隧道工程处的冯文林处长，就是15岁参加八路军的老干部。
还有我曾呆过很长时间的三大队，有个副大队长姓彭，小个头满脸麻子，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大别山的一个游击队长，解放战争一开打就编入了正规军。彭队长最喜欢下属对他立正敬礼喊“报告”。只要你行礼如仪，他就不大讲原则，明明见到你偷懒、赌博，他也只吼一嗓子便走。听老工人们说，彭队长从不记老帐，不管你犯多大的事，只要撞到他手里，骂一通便完事，从不提交组织处理。因此就很受工人们爱戴。据说，他解放初期在老干部扫盲班就经常捣乱，后来还被开除，所以就一直是个文盲，批条子时连名都不会签，只能盖私章。还在宝成路时，就发生过有人在探亲假条上写了15天，却念成12天，谝他盖章生效。后来销假时，劳资科只给报销12天，因为探亲假没有15天的规矩。彭队长却认帐，说：“老子批了几天就是几天。”
那年夏天，他在成都读高中的女儿暑假来工地看父亲。工地上哪见过这样的青春少女，大家就很兴奋。那段时间我们只要一见彭队长，就一拥而上地自荐要给他当女婿，他便挥舞那根永不离手的小棍子乱打，还大骂：“想x我的女儿，老子毙了你们！”当时大队领导都配有手枪，唯独彭队长没有。据说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他用这防身之器去猎肉食，连人民公社的羊都被他射杀过，组织上便缴了他的枪。他虽然没了枪，但那些色胆如天的家伙也只是口头闹得厉害，真还没人敢去打他女儿的主意。教导员讲过，彭队长不光战争年代杀过许多敌人，连自己人也错杀过。不然他这个比处长政委党龄还长的老革命怎会是个副团级便转业。听说“文革”前，彭队长就调到遵义火车站作站长去了，好象也是副职。
隧道工程处的最高领导是处长和政委。处机关除了一些专业技术部门外，还有政治部、公安科等等。处以下有3个大队和直属的电站、机修厂、车队等。大队的首长是大队长、教导员。大队下面又分若干个分队或工段，领导人称分队长或工段长、指导员。工段下面才是工班，有班长和政治副班长。
除了至今还能见到的大盖帽蓝制服和路徽外，在1964年“北部湾”事件发生后，这条正在修建的铁路便成了战备工程，上面又给深山里的这些铁路工人配发了军装，只象征性地收了点钱还不要布票。我们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出操，“一、二、三、四”地吼得山摇地动。然后就在炊事班外面列队唱歌，都唱部队里的队列歌曲，唱完了才吃饭出工。虽然没有领章帽微，但军装正牌，少见汉人的当地老乡分不清我们是军是民，便对我们多了几分敬畏。
刚参加工作，万县去的300人一律定为一级工，基本工资34元。三个月转正后，每上一天班还有5角2分钱野外津贴。如果是在隧道内的工种，每天再发8分钱井下津贴。加起来一个月就有50几块钱，比城市里的一级工整整高出一倍多。
我们每月除了到供应站买点牙膏肥皂之类的日用品外，几乎没什么花钱的地方。连酒都是劳保，每月1张酒票，可以免费到供应站打3斤60度的老白干。我记得当时茅台酒也才7块多钱一瓶，3个人的酒票凑起来便可以喝一瓶茅台酒。我们年青没酒瘾，不象老工人们天天都想喝一口，就每月将酒票凑在一起喝茅台。虽然工资相对较高，平时也没多少花费，但几年下来，也没人存下几个钱，平时的积蓄都在探亲假时花在路上了。
最可喜的是每月的定量粮是54斤，比起在家时的18斤定量，真有天壤之别。再加上大家都远离城镇和家庭，除了探亲时可以在炊事班按定量换点粮票外，那些年纪大点身体差点吃不完这54斤的人，既退不到粮票也换不到粮食。就只好将剩余的饭票平价卖给能吃的人。我们就享受到想吃多少就能买多少的待遇，才入路的青年们真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人人都觉得，天堂也不过如此了。
刚入路那半年，我是每天早晨洗漱一完便直奔炊事班，拿一个半斤面粉做成的大馒头，打一缸子滚烫的米汤，舀一勺劳保白糖搅在里面。贵州多出红米，那浓浓的红米汤就似热血一样，用这米汤下馒头，真是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中晚两餐就是我们所称的“包谷沙沙饭”，将煮得半熟的红米捞出来拌些包谷面再蒸成干饭。虽然掺和着粗粮，但那个香呀，老远就引得我们吞口水。由于在高原，很少新鲜蔬菜，每顿多是风萝卜拌辣椒，但我中午就着这又咸又辣的东西，能津津有味地吃进一斤米的“包谷沙沙饭”。
那段时光，我把这蓝色的大山深处真当成了天堂，对社会对领导充满感激之情。每日里上班使劲干活、放开肚皮胀饭，有空便倒头酣睡。俗话说：吃得饱、睡得着。吃饱了肚子又不东想西想头脑单纯的年青人真是瞌睡多。中午在工地上吃饭，我常常是一搁碗，趁老工人们抽一支烟的机会，就以藤帽为枕头，倒在草地上，双手抚着胀得溜圆的肚子，在温暖的阳光下幸福地睡上十几分钟。晚上政治学习，我们这些年青人都是听着听着，便在班长嗡嗡的读报声中头一歪便昏昏睡去，直待我们的班长恼羞成怒一声大喝，才从睡梦中惊醒。每天早上，我只能在两种情况下才醒得过来：一是哨子贴着我的耳朵吹，二是被扯掉了棉被。半年多时间，我身高增加了0.1米，体重增加了15公斤。从家里带去的衣服全都变瘦变短，穿不得了。有老师傅笑道：“这批万县来的小伙子都在疯长”。
生活得非常有规律，当然会茁壮成长。身强自然就力壮，打起炮钎来，我们都能一口气打上七、八百锤。那高压电杆的水泥基座，四四方方的一个有400多斤重，我们两个人一根2尺来长的短扛子，能并着肩在没路的荒坡上“嗨哟嗨哟”地踢踏着荆棘乱石硬奔上山。
我们的住宿分3个裆次，最好的是工棚。用木框竹条编成墙，再涂上掺有碎草节的稀泥，上用茅草盖顶。处机关、大队部和一些比较固定的单位如电站、医院、在隧道的进出口施工的队伍等都能够享用。好处是工棚内有电灯，每人有一个固定的铺位，也还有打牌下棋的空间。其次是借用民房。执行修便道、架线等随时需要转移的队伍，就只好沿途找民房住了，晚上只能用自备的马灯和行军床，洗涤也成问题。找不到民房时，就只有搭帐篷。虽有个遮风避雨之处，但帐篷地下潮湿，人多拥挤，通风不好，臭气醺人。若遇上雨雪夜狂风大作，还都得跑出摇摇晃晃的帐篷，顶着寒风冒着雨雪打桩子拉绳子。待加固好帐篷再进去时，人人都湿淋淋地被冻得象冰棍一般。
还是在架线班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拖着行李帐篷到达宿营地时，天已全黑了。大家都又累又乏，看天上还有星星，都想到今晚不会有雨雪，就懒得再摸黑搭帐篷。吃了点干粮喝了点泉水，大家将帐篷平摊在地上，打开行李倒头便睡。半夜里，我似乎觉得露在外面的脑袋发冷，也没清醒过来看一看，迷迷糊糊地将搭在被子上的棉衣拉上来盖住头，就一直睡到天亮。早上醒来，整个世界银妆素裹，就连人与人睡卧之间的空隙里就堆积着1寸厚的白雪。只有我们被盖上没一片雪花，湿漉漉的，落在上面的雪都被体温融化了。
我们是隧道工程处，一、二两个大队就是专打隧道的主力队。第三大队是副业队，修便道、建工棚、架线、采沙……等等。我在一大队、二大队都干过。在隧道内，由于通风不好，空气浑浊，呼吸困难。里面能见度低，洞内外的温差大，又时常有塌方掉块瞎炮之类危险。因了这些，每上一天班就多了8分钱。隧道工们每天分成3班，24小时轮流掘进在深深的岩层之中。初进洞的那两个月，每天即使下了班，耳朵里仍鸣响着高压气从堵头里泄漏时所发出的尖锐咝咝声。
我入路之初，分在一大队二甲进口开挖班，刚进洞不到一个月就受了伤，右脚面被斗车架子上的转轮压伤。当指导员将我背到了医务室，右脚已肿得象个大馒头。只简单地检查了一下，由于当时处医院还没建成，就没条件拍片看骨头，涂了点药便包扎起来。我在工棚里躺了3天，因耐不住寂寞，脚上的肿还没全消，就一瘸一拐地去上班了。因了这伤，至今我的右脚还比左脚大，43码的鞋子，左边正合适，右边就夹脚。
平心而论，在隧道队里，生活相对要安定一些，虽然都是在大山里，但打通一条两三千米长的隧道，起码要一两年的工期，流动性就没三大队那么大，生活与工作的条件也比副业队要好：完善的食堂、医务室、电灯、热水、固定的铺位、还有篮球场……但我还是不喜欢在隧道队里干。不光是洞内艰苦危险，主要是长年累月，日复一日，上班时，从洞外山凹处的工棚走进散发着石粉和硝烟味的洞内。下班后，从洞里走回山凹处的工棚。每天在同样的时间重复着同样的事，任何时候都看着那些熟悉的脸……唯一与外界相联系的便是队部的广播和每周一张的《西南铁道报》。
在隧道队时，我曾自费订过一份《文艺报》，但一个月才能收一次，每次残缺不全地一大堆。隧道队里的日子，真好象与世隔绝了一般。因为喜好新鲜事物，我宁愿到副业队去，在不同的地方修便道、架高压线……带着帐篷和行军床，饱一顿饿一顿，数十天不换衣服不洗澡，但却能村村寨寨到处走，见一些新鲜事，认识一些各民族的人。
六 民族玩笑
初到工地时，我们专门学习过两天民族政策，还被告之单独不能外出，少数民族随身都带有刀箭，一言不和恐怕有危险之类。出于陌生而产生的恐惧，这类警告还真吓得我们规矩过几个月。但时间一长，神秘变成平凡，我们就胆大妄为了。一是看山上那些汉子个头都较我们这些铁路工人瘦小，量其没多大力气。二来恐怕是历史上形成的原因，他们一遇见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都惧怕“大汉人”的表情。加之又亲眼见到这些穿蓝制服的队伍成天炸得山摇地动，连山上的豹子都吓得跑光了，就更不敢招惹我们。
在修便道时，我们曾拦住几个过路的苗胞，给一支香烟，便索要弓箭来玩。他们的弓箭做得一点也不精致，就象一根小扁担扭弯了再绷上一根兽筋。但我们没经过训练，力气再大也拉不满弓，苗胞们就扭过头偷偷地笑。
“我给你拉断了咋办？”
“拉不断的，拉断了不要赔。”他以为我说的是将弓弦拉断。
我就将弓背往脚下一踩，双手猛拉弓弦。“啪”的一声，那小扁担似的弓背就断了。大笑着往地下一扔，同伴们扬长而去。
我们的休息日除了睡懒觉，唯一的活动就是转山。有时在山坡上碰到放牧的人，就凑拢去无话找话。少数民族们都抽叶子烟，对需花钱买的香烟便觉得挺珍贵。当时我们抽的，也不过一角多钱一盒“天平”“哈德门”之类中裆烟，给他们每人一发支，都用双手来接。吃人的嘴软。他们抽着香烟，就只好让我们将正在放牧的马拉来骑。山坡上都是些没鞍的光背马，马头上虽然有绳子，马嘴里却无嚼铁。我们当时年青胆大，身手也算娇捷，就不管不顾地爬上那光溜溜的马背，两个脚后根叩，将马屁股一拍，便高声吆喝着满山乱跑。没鞍子的马骑着真不舒服，骑是时间稍长，坚硬的马脊梁硌得裆里很疼。事后几天，走路都似刚过门的新媳妇一样。还有那裤子的内侧，被马汗浸湿了，油腻腻的真不好洗。偶尔碰到性烈的马，半途被摔将下来，也就管不了跑远的马儿，只顾一瘸一拐地各自回去找药治伤，任老乡们漫山遍野地去追他的马匹。
那一阵子我们架高压线，经过一个彝族寨子，就发现平时总是怕见生人的姑娘媳妇们老在施工现场俳徊，推推搡搡叽叽喳喳地不肯离去。有那些年纪大些的色鬼就嘻皮笑脸地凑了过去，一番调笑后，姑娘媳妇们就指着我们剪断后扔在地下的铝线，用生涩的汉语说：“银条，换不换？”
她们每人脖子上都带着银项圈，家穷的起码戴一个，戴几个十几个的都有，反正是家里富裕的就戴得多。看到地上银白光亮，和项圈一样粗细柔软的金属线，彝家便认为是银线。当时才18岁的我还老老实实地说这不是银线是铝线。她们就捡一根起来与脖子上的项圈比划，众口一词地说：“一样的，一样的”。
这些从未读过书下过山的人，还真不知道世界上有铝这种东西。见她们硬是要换，我们自然答应。反正这些接头时剪断的铝线也没什么用，上面也没有严格的回收要求。一听我们同意交换，姑娘媳妇们就小鸟一般飞了回去。一会儿，她们便面红耳赤气喘吁吁地提来了鸡蛋核桃等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就指着地上那些铝线让她们自已拿。纯朴的女子们竟都只小心翼翼地取了两三根，还用眼角偷偷睃着我们，那样子是怕拿多了被喝斥。我们大笑着叫她们尽管拿，她们还是不敢多拿，就紧握着那几根铝线欢天喜地一哄而散。后来我们议论过这算不算诈骗。有人说，只要她们都认为那是银子，做成项圈戴在脖子上就有一样的效果。几十年过去了，不知这些“银”项圈是否还戴在彝山上那些早已作了奶奶婆婆的女人脖子上，或是传给了她们的女儿和孙女。
那些无意诈骗来的鸡蛋核桃可真害苦了我们。当年我们都是些能一次啃两个卤猪蹄还吃1斤米的干饭倒头便睡绝不会闹肚子的精壮小伙子，没想到将煮鸡蛋和核桃吃多了会3、4天都不消化，吃不下去饭还拉稀，不停打些核桃味很浓的嗝。
七 大山之约
写这段文字的今天是9月30日，就想起自己离家过的第一个国庆节。那是1963年。
10月1日上午，队里开庆祝会。头天晚上还放了新影片《红日》。中午大酒大肉地会餐后，我和同在梅子关电站工地的谢瑞和就去看望官寨工点的王飞。
王飞是我们一条街长大的朋友，他与我在民中同过学，一起离校到罐头厂做工，又一起到大巴山上挑过粮。一同入路来到贵州后，由于分到了不同的工程队，就相距几十公里。除了星期天在处机关的供应站买东西时偶尔碰见外，转眼都快半年了，就没机会好好聚一聚。国庆节放3天假，是一年之中与春节一样长的假期。我们早就约好了，到时候一定聚在一起玩个痛快。
我记得那个国庆节天气很好。蔚蓝的天空晶莹透明，几片羽毛似的浮云在空中缓缓飘游，座座山峰在仲秋的阳光下真如黄金铸成。山野里无一点施工时制造出的燥音，只有队里的大喇叭正在婉转地唱着“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
为抄近路，我俩顺着一条长满茅草和灌木的小路往官寨急奔。走出好几里地了，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那影片中的插曲在山间回荡。
只有在云贵高原上修路那几年，我才真正体会过“身轻体健”、“如履平地”这样的身体状态。我们翻山越岭，与走平路没丝毫不同的感觉。
在大山之间的平坝里经过两座布依族和回族寨子，就翻上了“猫猫关”，站在关口，能望见远处的山腰上核桃林浓绿如黛，官寨蒙着一层半透明的岚气，在大山的阴影里流出一幕古老和神秘。
见我俩如约而至，王飞和另几位同乡真是喜出望外。汉人不习惯拥抱，他们高兴得直捶我俩的胸背。
晚饭时，主人们在炊事班打足了饭菜，再提了几瓶酒，我们就到寨子外的巨石上野餐。那时侯，已近山巅的夕阳象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染红了重重叠叠连绵不断的山峦。晚风挟着山野的清香，温柔地抚摸着我们年青的脸颊。我们为青春为友谊、为正在修建的第一条将云南与内地连接起来的钢铁大动脉频频举杯。
当夜幕升起时，大家躺在石头上提到了6年后的20周年大庆。年青时，总以为光阴无穷无尽。向前看，只觉得6年真是无比漫长！我们知道，6年后这条铁路早已建成。我们便猜测，那时候又将生活在那一重关山？大家又都有些什么变化？说不定就有人结婚了呢！最后，我们指大山慎重相约，20年大庆时，不管相距多远，在场的伙伴们定要再聚在一起，畅诉各自的故事。
一个月后，为加强那条便道的进度，我与谢瑞和也被调到了官寨。
第二年，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率许多首长视察沿线工程，曾在此下车巡视。当时，军警密布，正在施工的“领导阶级”们都放了半天假，关在寨子里不准出门。经过挑选的干部们冒充工人对公仆鼓掌欢呼，大喊：“首长辛苦了！”邓总书记一高兴，就挥笔为正在修建的官寨车站题写了站名。但才过两年，文革便开始了，“中国第二大走资派”的手迹被鼓掌欢呼过的干部们铲了个干净。现在想来，“总设计师”的墨宝应该是又恢复了。
当1969年国庆20周年终于来到时，“文革”风暴正席卷神州大地，早已星散各处的朋友们虽然都想到了当年之约，却实在无法团聚。
40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又忆起了多年前那个末践的约会。我想起了至今还留在高原上的王飞，他一直在我们付出过青春和血汗的地方与铁路为伴。还有那些因事故而埋骨云贵高原的伙伴，他们的坟墓不知是否还存在？想到这些往事，心里不由生起一丝惆怅。
八 官寨记事
官寨是个彝族寨子，长蛇般横陈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之所以叫官寨，因为它是历代彝族土司居住的寨子。当时，政权变换不过才10多年，在这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彝胞们除了知道朝代变了，土司头人换成了队长，奴隶变成了社员外，其它什么都还是原汁原味。我们就从未见过他们象内地的农村人民公社一样派工评分，甚至从未见他们开过一次社员大会或进行过一次政治学习。
官寨在我们眼中，只不过就是杂乱无章地拥挤在一起的土木结构的百十座房室。寨子里的道路泥泞而狭窄，到处都散发出浓烈的畜粪和污泥味。寨东头有两幢一楼一底的小楼，据说是当年土司的官邸，那些房间阴暗而狭窄，较内地农村一般的小院落都相差甚远。可以想见世代执掌这些大山的那些“贵族”们的生活水平。听说他们在解放后都被专政了。我们搬进那破败的小土楼时，年纪稍大几岁刘排骨就感叹：“这也算贵族住的宅院？在内地只可以划中农！”
山上既无溪流也无池塘，唯一的水源便是寨子后面的一眼山泉，不足筷子粗的一股水，从岩缝中日夜不息地流进一个小石凼，供全寨两三百口人使用。我们几十号人驻进去后，用水就更紧张了。天还未亮，全寨的女人和我们的炊事员都挑着水桶去排列子等水。我们的食用水还能保证，但洗漱用水就严格控制了。工人们每天在早饭前，能在炊事班领到大半盅子冷水，供刷牙洗脸。若想洗脚洗澡洗衣服，就得下到山脚下，那里有一个半分地大小的积水塘。住官寨的3个多月里，我们每天都累得大汗淋漓，但从没洗过一次澡，三两天才洗一次脚。那么长的时间，我和朋友们只下山去洗过一次衣服，以我们那时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的脚劲，仅往返的路途就用了近两个小时。
记得那是在春节前的一个星期日，天寒地冻。我同王飞、谢瑞和等人到青果去“赶场”。由于地上都结了“桐油凝”，溜溜滑滑地十分难走。出发前，我们都在鞋底拴上了生铁打造的“脚马子”，拄着用小指头粗细的圆钢做成的拐杖。为抄近路，在山头上我们看准方向，走了一条从未走过的小路。在寒风中走了十几里后，来到一个山洼处，我们突然眼睛一亮。一汪清碧碧的绿水温柔地躺在群山之中，面积约有三五亩大小。进山快一年了，除了在睡梦中，我们这些长江边长大的人从未见过这么多水。就经不住诱惑。在如刀的寒风中，几个人都脱光衣裤赤条条地跳下水去。我们都是在冬天下长江游过泳的，冬天的江水其实微暖，比地面上的温度略高，只要你有胆子咬牙猛跳下水，就能自由地在江中畅游。但那天我们忘了高原与丘陵的差别，犯了点经验主义。我们冒冒失失地跳进水里后，非但未感受到水的温暖，手脚却似被捆住了一样，挥舞不开。强撑着游了不到3、5公尺，寒冷剌骨的山水几乎把我们冻僵。就只好慌忙挣扎着爬上岸，赶紧穿上衣裳，就来一阵猛跑，驱散体内的寒气。
寨子里的男性彝胞们都能讲几句简单的常用汉语，对住进寨子的我们既不热情也不排斥。彝族比较开放，不似回族寨子，非但不让外族人进驻，还坚持着许多禁忌。有一次，我们队有几位伙计为抄近路，拎着一块在集市买来的猪肉从回族寨子里穿过，就差点引发了民族冲突。
我发现彝胞们的生产方式还很原始。春天到了，各家寻一个小山包，点一把火，将经冬的枯草烧个精光。那些起伏连绵的山包上都没有树林，甚至连灌木也稀少，就不担心发生森林火灾。待下了雨，就把包谷或洋芋种子撒下去。也不再施肥浇水和管理，就等着秋收了。写到这里，我就想到当地人的一句话：“汉人身外干净，身内不干净；我们身外不干净，身内干净。”因为当地少数民族们都不用人畜粪便作肥料，他们便自认为肚子里比我们干净。除了萝卜，我就没在山上看到有人种过任何蔬菜。在我们看来，彝胞们玩儿的时间比干活儿的时间要多得多。
每当天晴之日，晨曦初露之时，便有几个年青人带着一大群狗，在寨子外边的大石头上呜呜地吹起了牛角。各家各户的女人就将屋旁的畜栏打开，全寨的牛马猪羊都自觉地出去集合，然后被赶到山上去放牧。暮霭升起时，牛角又在寨外呜呜吹起，牛马猪羊的混合队伍便被狗群驱赶着踢踢踏踏地涌进了寨子。正在作晚饭的女人们就匆匆忙忙跑出来将畜栏打开，识路的牲畜们便离队而出，回到各自的家里。
官寨的最高领导人是李队长，30多岁，一位面黑体壮的彝胞。我们奇怪他为什么有一个汉人的姓？
李队长原来自然有个彝族的名字，早就不用了，也没人对我们说过。我们知道李队长从小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十几岁了，在寨子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也象那位著名的贫农一样，住土谷寺的角色。解放大军进山前，彝胞们听了土司头人“共产共妻”的宣传，吓得都跑到深山里躲藏起来，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寨子。这位彝家青年无产无妻，非但不怕，还真希望共产主义早日到来。他便留在寨子里，诚心诚意地等待着共产党。大军来了，只见到这一位欢迎革命的彝族青年。一问之下，便发现是位彻底的无产阶级，自然就成了依靠对象，干起了革命工作。他替大军带过路，送过信，天天和同志们在行军锅里舀白米饭吃。
李队长叭哒着两尺来长，前半截比手臂还粗的大烟棒自豪地对我们说：“大军的最高长官叫李指导员。那天吃肉喝庆功酒时，李指导员说，你那名字太难记了，不如就跟着我姓李吧。从此同志们就叫我小李了。”
当年那位姓李的指导员（李队长一直误将指导员三字当成那位最高长官的名字了）很可能是喝酒时开了个玩笑。但深山里的彝胞们便认为他是受到封赐，姓了汉人长官的姓，从此他便代表了一种力量。大军撤出后，革命的小李就成了队长。彝胞们认为队长就是头人，终身制，永远管理官寨。
李队长结婚后有了儿子。儿子只有个彝族名字，音译成汉语就是“虾爬”。当我问为何不子随父姓时，李队长很凛然地回答：“李指导员只封了我一个人姓李。”
山寨里没有学校，少年们就成天上窜下跳地玩。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影响，他们都畏惧汉人，见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虾爬当年还不到10岁，相当于寨子里的“王储”，胆子就大，爱跟我们厮混。那位动辄便将拳头伸到别人的鼻尖上，咬牙切齿地说：“你估刘大爷的锭子有几个立方。”的刘排骨不知是为了猎奇或为了满足窥视癖，时不时地给虾爬几块彝胞们称之为“甜石头”的水果糖，收买了这位少不更事的“王储”，要他带我们去看“落布的”。
王飞较我们先到官寨，对彝家的事自然比我知道得多。他说寨子里的青年男女会在难得的月圆之夜于山坡上谈恋爱，这种活动说彝语是“落布的”，意译成汉语就是“晒月亮”。秋后，大山上经常是雨雾绵绵，月圆之夜而又天朗气清的天气真是很难一遇。如果碰上这样的夜晚，寨子里的青年男女们自然要去晒月亮了。他们的这种活动，外族人根本无法看到。
那天晚饭后，虾爬悄悄地溜进了我们住的地方。大家带上手电筒，我所在工班的年青人几乎是倾窠出动。
夜空青碧如洗，月亮从东山顶上升起来了。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圆圆的月儿晶莹清亮，将柔和清沏的光辉洒向大地。苍茫的群山都披上了洁白朦胧的轻纱薄绡，显得更加缥渺而神秘。看样子，那胆大妄为的虾爬还是有所顾忌，一路上他不让我们用手电，也不准说话。默默地将我们领到一个岩坎上，他就飞快地跑掉了。
伏在岩坎上，我们能看见下面的坡地上，有三三两两的彝族青年男女或站或坐，嘻嘻哈哈地大声说笑。一会儿，有几个小伙子弹起了月琴，下面便吱吱呀呀地响起了歌声。还有人伴随着歌声踢踢踏踏起跳起舞来。歌声和舞姿都比较单调，只有月琴的声音还好听。
就因为月琴的声音好听，我曾经花15元钱向彝胞买过一把他们自制的月琴。后来在帐篷内发生的一次斗殴中，我顺手抡起它向一个家伙头上砸去。不料对方的脑袋没开花，我的月琴倒碎成了小片。
夜色中，我们看不清下面的人。那在专业人士眼里应该是非常珍贵的原始歌舞，粗犷的筑路工们却不会欣赏。我们爬在高高的石岩上，吹着越来越冷的山风，渐渐就不耐烦了。这时就见有几对大概是情投意合的男女，牵着手钻进了旁边的树丛。看不见树丛里的男女在干什么，刘排骨就低声说出了他淫秽的想象。不知那个冒失鬼终于忍不住了，猛地打开了电筒，雪亮的光柱直射那些神秘的角落。一有人开头，大家的手电都亮了，十几条光柱就向下面乱晃乱射。还有人扔泥块，大叫：“不准搞腐化！”
下面一阵混乱，在女人们的尖叫声中，那些本应享受一个美好夜晚的青年们狼狈地奔回了寨子。
一个星期后，教导员带人来到我们工段召开大会，要处理破坏民族团结的人。大家却吼声震天：“有人乱搞男女关系，我们作为领导阶级的一员，义不容辞应当制止这种违反婚姻法的行为！”“难道搞腐化的有理，反对搞腐化的还有错？”
当时我们完全是横扯一通。但说到底，也不过是照了电筒扔了泥块。领导上通情达理，对长期与世隔绝的青工们的心态也能理解宽容。就没处理人。只不过让我们连续一个星期吃了晚饭后硬坐两小时学习民族政策。
九 谷子种在旱地里
入路后，由于充足的食物、体力劳动、新鲜空气、单纯而有规律的生活，我们的身体完成了“疯长”这一可喜的过程，一个个都从瘦弱的“社会青年”变成了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的铁路工人。
人到了一定年龄便会发育成熟，精力旺盛的年青人在身理上就自然地有了反映。最先出麻烦的是每天中饭后的午睡。上班的哨子将大家吹醒后，总有几个小青年坐在铺位上延宕着不敢下床。大家胯下那玩艺儿象根铁棍似的将内裤顶得象把伞，不管想什么法，它都不肯马上低下头来。说不出口，就只好脸红筋涨地坐等，结果就在考勤本上挨一个迟到。
后来，这事儿被工班长发现了。也曾经年青过的工班长很轻易地替大家解决了问题。他给不能下床的年青人每人发一根火柴，叫大家掏耳朵。我们将火柴棍伸进耳孔里一掏，下面立即就偃旗息鼓了。
铁路工人们在工地上虽然整天粗话不离口，但实际上我们满脑子真是稀里糊涂，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对性知识之愚昧无知，现在的人恐怕难以想象。
在工程队，由于年龄由于来自不同的地方，刚入路的青工与老工人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业余时间，爱扎堆的都是些老乡和同龄人。因为多读了些小说，我在伙伴们之间被称为“秀才”，好象是最有知识的人。有一次，队里处分了一个家伙，他与来工地探亲的另一个工友的女人“搞腐化”。在会上，大家听他检讨了所犯错误，就有些不正常的兴奋。晚上临睡前坐在床上喝酒时，就有伙伴趁着酒兴问我：“会上说，他与那胖子女人在山上一块大石头下面搞了两次，这男人和女人究竟是怎么搞？”我其实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却不懂装懂地将看到过的猪羊的性交方式告诉了大家。本来那姿势也没什么错，但我却不知道女性还有专门的生殖器官，不象男性的生殖器官还兼职小便的功能，就在伙伴们的细究之下信口开河。凑巧又被旁边打牌的老工人听到了，就被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家伙揶揄了好几天。
18岁的我连恋爱都没谈过，混混噩噩地不知男女之事当属正常。偏偏就还有结了婚都还不明白的人。
队里有个姓唐的师傅，红脸膛上满是颗粒，他是川西某县大山沟里的人，修宝成路参加的工作。在梅子关时他当有30多岁，已婚，有个5岁多的儿子，还有个两岁多的女儿。但师傅们一开玩笑就叫他“认错门”。
唐师傅在家里是三代单传。他父母双亡，一结婚便想要个儿子。但一年过后，妻子的肚子还是平平的。老工人们就帮他参谋，说可能是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两口子在一起的时间太短。唐师傅就让妻子在农村人民公社请了假，专门来工地住着制造后代。不料他俩口子努力奋斗了两个月，还是没见丝毫动静。又有人帮他分析，可能是夫妻一方谁有病，不能生育。夫妻俩一听之下就急了，唐师傅第二天便请了假，带着妻子到处医院去检查。结果这一查，就查出了笑料：那位壮实的女社员竟还是个处女。医生一盘问，才知道两个性盲在云雨时认错了门。为了教育他俩，医生当时就深入浅出地问：“谷子种在旱地里，你还想收成？”在医生的教导下，夫妻俩就回来正确施工，很快便有了成果。
前几年在饥饿面前，人的一切欲望都退居食欲之后了。但当人们天天都能吃饱后，另外的需求便出现了。古人说：“饱暖思淫欲”，这话也不全对。因为象我们这批可称为精壮的年青人，在那特殊的年代里，虽然生理上已有了性的反映，竟还真没有去“思”过。
当时神州大地真是干干净净，没有吸毒没有卖淫嫖娼。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不但没有一家发廊、夜总会，可以说没有一处娱乐交际的场所。除了宣传主旋律的作品外，看不到一本黄色书籍，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更别提什么“毛片”了。连偶尔一见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故事片中，如果出现了亲吻的情节，指导员便会扑过去迅速用手掩住镜头，说：“这儿有毒！”然后小心翼翼地松开一个指头，看那接吻的过程完结没有。他要等到这一段过去了，才会试探着收回手掌。全社会都将正常的男女之事视为不正常的丑陋现象，书上不写、学校不讲。总之，没有任何正规的渠道让新成长起来的年青人了解天经地义的事儿。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成为一颗社会主义的镙丝钉，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那儿需要便拧在那儿。
就连制定探亲制度的领导们大概也真将人们当成了镙丝钉，对分居各地的千百万男女极正常的生理需求，没给予认真考虑。每年一次的探亲假，夫妻只可团聚12天，如果出了省，就只能两年探一次亲了。即使两口子在不同的单位都是国家正式职工，每年也只能是一个人有权获准请假探亲。胡斑长探亲回来就抱怨过好久：“妈的，我事先写信问好了才回去的，谁知刚到家两天，她的例假就提前来了，白白浪费了一半的时间……”那年头，只有官做到一定的级别，才可以将夫妻俩调到一起。同一件事，发生在下面就叫“搞腐化”，要受到严肃处理。如果发生在内部掌握的那个级别之上，就叫“生活小节”，非但不会被处分，还不准人议论。直至今日，轰轰烈烈的“扫黄”也只清查歌舞厅、发廊，旅店和一般宾馆，上了某个星级的宾馆便不准警察进去，因为能住这类宾馆的绝非一般平民，钱多了官大了大概道德水准就高，那些人就不会涉黄。在男女之事上，我们还是有点“州官逻辑”的味道。
那时纪律严明处理果断，没人敢超一天假。全国实行的低工资制，也没人有钱在路上多跑两次。在短促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里，旷男怨女们就只有夜夜孤寂地忍受着煎熬。那些结过婚而又身强力壮的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欲望，真是对灵魂的折磨，是生命被套上了粗壮的锁链，是正常人难耐的惩罚。
对常识的封锁，使得那几代青年人对性和异性，真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这些已经饱暖的青年，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思淫欲”。在这样的环境中，唯独我们这些从未接触过异性，对男女之事愚昧无知的小青年还没感觉到多大痛苦，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人对于不知道的东西是不会产生欲望的。
十 欲火难耐
由于工作性质和生活条件，筑路大军里的女人很少。在处机关里，还有几个女干部，到大队一级就没有了。设在二甲隧道出口旁边的处医院里，有些女医生和护士，但距一般职工太遥远，能在各工程队医务室解决的伤病，就不会转到那儿去。能转到处医院去的伤病号，多半也没精力胡思乱想了。有老工人就嫉火难耐地乱说：“那些白白嫩嫩的女人，都是给当官的用的。”
大队里唯一可能有女性的地方就是医务室。我在梅子关出口打隧道时，医务室有两位女“医生”。其实应该是护士，都是从铁道卫校毕业的姑娘，据说各自在成都有男友。平心而论，她俩都个子矮小相貌平平。万县老乡付大憨曾刻薄地在暗中命名为“爱（矮）小姐甲”，“爱（矮）小姐乙”便可见一般。但她俩在梅子关可真比熊猫还珍贵，因为珍贵，就矜持高傲态度冷漠，经常是拉下眼皮看人。现在想来，也可能是这两支小羊在那饿狼成群之处的一种自我保护方法。
不管她俩做出一脸多么冰清玉洁的样子，每天早上只要医务室一开门，里面绝对是人满为患。方圆几公里之内，只有那两间小屋里闻得到女人味。那些泡病假的、轮休的、还有些不知疲倦上三班倒的，都是医务室的常客。什么打开水、做清洁这类天天要做的杂事，非但不用她俩动手，甚至不用开口，全都有人抢着干了。有些她俩看得顺眼的，还能荣幸地得到裹棉纤、折纱条的活儿。大家众星捧月一般，挤在那小小的医务室里没话找话，眼珠子都滴溜溜地围着那两个女人转。弄得我们这些偶尔真去看病打针的人，连个方凳都不容易坐得到。队领导也去驱赶过，但他们就象六月里叮在鲜肉上的苍蝇，被人驱赶时，飞起来，但转了一圈，又嗡嗡地飞了回去。
在队里，大家都称那些人为“口水娃”。你如果到处找不到某人，便会有人告诉你：“多半是去医务室流口水了；说不定他的口水把脚背砸肿了，走不动路。”
由于自尊自爱，更主要的是她俩只要一开门，便整日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身边心怀叵测的家伙太多，互相监视警惕，私生活的透明度就很高，她俩的贞操反而得到了保障。即使她俩暗中看上了什么人，也不敢有丝毫的流露。身边的人个个目光如炬。因此，不怕那些口水娃有着愚翁移山的精神，医务室里都没出过任何绯闻，也就是没任何人得过手。口水娃们都只能在精神上满足一番。
口水娃们追求的是精神满足，还有些家伙就没那么浪漫，身强体壮而又长期与异性隔绝的汉子们粗暴地寻求着原始本能的宣泄。
以手淫进行自慰，在成年光棍中是很普遍的事儿。也听说过工地上有同性发生性行为的，那不是同性恋，纯粹是强者在弱者身上的发泄，或物资引诱。但一经暴露，惩罚极严，绝对会以流氓罪判刑劳改。所以这类事儿就少，即使有也很隐蔽。
因为偶尔有已婚者的妻子来工地探亲，便发生过同乡、朋友勾引那些“嫂子”“兄弟媳妇”在山坡上野合的事。一经发现，便相互打得头破血流，肇事者还要受到处分，或记过，或降工资。结果双方在工地上很久都抬不起头来：被称为“尖脑壳”的，虽然受人嘲笑，也还能得到点怜悯；另一个被叫做“吃窝边草的”，就少有人同他交往，怕他寻机又同自己的妻子来这么一下。
有欲火难耐的人就不辞辛劳地往深山里那些村寨里钻，代价不过是一包水果糖或一块香皂，却是山里女人们从未见过的稀罕物件。更主要的是，她们根本没有汉民族那些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观念，未将男女之间的那点事看得有多重。再加上对汉人的新奇感，据说很容易得手。但麻烦的是情妹妹们没保密意识，有了那种关系，就爱当作成就四处张扬，还带着姐妹们到工地上来嘻嘻哈哈地指认性伙伴。结果就送了一顶破坏“民族政策”的帽子给那家伙。
反正在那时期，一般人要发生点婚外情，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克服自己本能的冲动。但本能又常常是不受自我意识控制的，人们都容易受到本能的支配。
这些人都成了欲望的奴隶。没经受过长期性压抑的人，很难想象得到这些人的痛苦。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