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
老爸常常感叹自己命途多桝。尤其是在23岁热血年华遭遇重挫，在监狱、农场度过了整整二十年的苦难生涯。这在今天的你们是难以想象的。
1964年的共和国，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基础十分脆弱，政治空气亦十分紧张，“左”的路线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稍有不慎就会惹来大祸。老爸的“不识时务”，导致了自己命运的急转直下，从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家庭的光荣与希望，一下子沦为阶下囚，我实在对不起我那白发苍苍、含辛茹苦生我育我的老娘！二十年的苦难是一场恶梦，被剥夺的青春与自由带着所有的悲苦与凄凉沉淀于岁月的深处，灵魂的深处……老爸唯一的庆幸，是自己竟然能挣扎着走过，只为长夜漫漫，有书相伴，它是爸爸的勇气，爸爸的安慰。
孩子，狱中的艰辛老爸不想一一述来。老爸还是同你谈谈书吧，感谢它陪伴着老爸，支撑着老爸，坚持到晨曦初露，朝霞微启的“天明”……
双重饥饿
1964年10月，我被羁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此时，我还是个未决犯。
我在监狱里，做的梦总是两个：一是梦到吃饭，一是梦到看书。
我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在监狱里，终日用干柴一般的手摸着自己一身的骨头。每当有饥饿感时，我就背诵《孟子·万章下》里的一段话：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我觉得饥饿对我不只是一种惩罚，而是对我的一种磨炼，也许还是造就我成为有用之材的一种考验。
我认为我在追求真理，而真理正在我这一边，我一定要坚持真理！我觉得将来有一天也许我的观点会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到那时，人们会觉得我是一个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为真理而献身的人。
我坐在班房里，脑海里常常会出现被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 ，这位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为了给人间带来光明，敢于从天庭偷火，甘于被锁在高加索山上，忍受老鹰啄其肝脏的巨大痛苦！
两斤糕点换《毛选》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跑书店。可进监狱后，我已经一年多没看书了，监狱里除了灰色的墙，令人窒息的铁窗和一张张忧郁、痛苦、使人压抑的脸以外，什么也没有。
同监房的一位青年有一套《毛泽东选集》（甲种本上下册），是他家里送来的。当他从包里拿出来看时，我的眼睛一亮，非常羡慕，他答应借给我看，我翻了两天感到此书很有味，为了防止犯人串通出事，这里经常换监房。我怕他或者我换监房，心里很想得到这两本书。
正好这时母亲给我带来两斤方糕，我和他商量想用两斤方糕换这两册书，经过两天的讨价还价，我终于战胜了自己的饥饿和强烈的食欲，他却挡不住食品的诱惑，最终同意了。为了防止他反悔，吃完东西后要回书，我对他说：“我们勾勾手吧！”我们两人伸出右手的小指勾了勾手，然后一手交书一手交糕。
我忍了几天没吃的糕，他一拿到手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我咽着不断涌出的口水，听着他嚼食时发出“咯嘣咯嘣”的声音，忽然觉得我的胃似乎也蠕动了起来。
看着他一口接一口地吃，我想起不久前有人为吃家里送来的炒面粉，胀得肚子要开刀的事，便提醒他：“方糕的胀性很大，你不要吃得太猛！”
他看着我的馋样，居然也动了恻隐之心，拿出了两小块给我，我说：“我还没尝过味道呢，谢谢！”
身边有了两本久违了的书，我感到特别的亲切，书里油墨散发着书香，每个方块宋体字，是那么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关在里面很空虚无聊，每天看着从铁窗外投射到监房里的阳光，根据墙上光线的移动来计算时间，真是度日如年，时间流得特别慢，肚子也饿得特别快。我的生命每天白白地流去，我感到很心疼。
此时，我感到非常充实，手捧书本，多自然啊！时间过得快多了，我慢慢地轻声地读着，包括注解，也是一字不漏仔仔细细地看，重要的文章反复读到几乎可以背出来的地步，其中的标点符号、句法、语法、修辞，我都做了研究。
我关在监狱里有两年，这部甲种本《毛选》解除了我许多烦闷。
一年读完《针灸学》
提篮桥监狱在文革前，是允许犯人看书的。
我因为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定为反革命，心想这一生是完了。想到未来的劳改生涯，如果有一技之长，能活下去也就不错了。我估计自己判刑后有两种可能，不是被送到劳改工厂就是被送到劳改农场。
我心下打算，如去农场，我可以学点针灸学，给人治病。如去工厂，我可以学点电工学，做个电工。我写信向我母亲要了上海中医学院编的一套《针灸学》教科书和一本《电工手册》，这回母亲满足了我的要求。
我从早到晚看这几本书，大学四年学的《针灸学》课程，我几乎在一年里就背出来了。小监房里是没有灯的，监房外面走廊上的灯通宵达旦都亮着，我钻在被窝里，靠着走廊上投射过来的昏暗的灯光看书，一直看到饿得发慌时才睡觉。
用读书来消磨时间，这是拘留所里怎么也享受不到的待遇，日子似乎好过些了。
狂背古诗文
1964年冬，我和光明中学的杜老师关在一间小监房里，他是高中物理教师，因为写信攻击“三面红旗”关了进来，当他知道我也是同样罪行被捕入狱时，便引我为同道。他和我都是山东人，我们无话不谈。
杜老师看到我抄了许多古诗，他也跟着我每天抄，每天背，他还要我给他讲解曹操的诗《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蟣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我讲解这首诗时，还讲了东汉末年的历史，讲了董卓之乱，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沉重地念着曹操诗的最后几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我想，从1960年到1962年，中国的农村不也是这一番景象吗？古人的诗虽是说古代的事，但是诗中所描绘的景象确实令人想到当代中国的大饥荒，这种心中的共鸣是必然的。杜老师听我讲到这里时，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也许和我一样也是在想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中国吧！
他靠在铁门前，拿着我抄的古诗，反复背诵《蒿里行》，嘴里呼出的热气透过白色口罩，在他那稀疏的眉毛上结成两道白霜。
监狱里的冬天特别冷，我还给杜老师讲解曹操的《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读着这些古诗，我们感叹眼前的生活和诗里的情景是何其相似啊！
古代豪杰面对人生的苦难、世道的坎坷、民生的疾苦，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激情，确实给囹圄中的我增强了许多求生的信心和力量。
我还给杜老师讲解了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和苏东坡的《赤壁赋》。
我在监狱里收集了许多古诗，先抄在草纸上，后誊写在厚厚的练习本上，时间长了，我抄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古代诗文集》，也背了大量的古诗、古词和古文。
1965年11月，我从提篮桥监狱调回南市分局看守所，被关在一间单人小监房里。
监房的四壁是灰色的水泥墙，透过铁窗，只能看到一块很小的方块大的天，周围是死一般的静寂。这里原本是不许看书的，我异想天开写信给科长，提出要求看《毛选》。没想到他答应了，给了我第四卷《毛泽东选集》。
在一个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只要能拿到一本书就会消忧，我捧着毛主席著作，闻闻油墨铅印的香气，看看仿宋体方块字的每一笔的笔划点横竖勾，感到是一种莫大的美的享受。
监狱里有一句名言：“无钱买肉吃，睡觉养精神。”如今，我得出了另一句修身养性的话：“无钱买肉吃，读书养精神。”
邮购古医书
1966年2月的一天，法院按现行反革命罪判我三年刑，罪行主要是攻击“三面红旗”。当天中午我又进了提篮桥监狱。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那天凌晨，我和一大批犯人从上海市监狱押解到安徽白茅岭监狱。
1967年1月，我刑满释放继续留在劳改农场改造。外间风传红卫兵烧书，古今中外的许多书都成了禁书，只许看马恩列斯毛林的书，报纸电台天天宣传要彻底批判封、资、修、大、洋、古。
我实在有点搞不懂，这样一来，岂不是全盘否定历史遗产了吗？
毛主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此当作何解？
为什么眼前的一切全变了呢？我困惑了。
1967年3月，我又调到杨村中队劳改。
因为没书看，我心里不踏实。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发现北京有一个邮购书店。
我想，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对医书、农书、占卜书、植物书，还是不烧的，我估计《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的书是买不到了，也许还可以买几本古代的医书。
我把身边仅有的两元钱寄往北京邮购书店，定购了一部中医理论书籍，叫《黄帝内经素问》。这已经是1967年4月的事了。北京早经过红卫兵的冲击，看来在此时此刻，此书是难买到的。
谁知不久，邮购书店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办事人从北京给我寄来了这本书，只花了一元七角，余下的钱换成邮票夹在书里寄还给我，见到此书，我很高兴，这是一本先秦的医学书，语言文字都是古文，我感叹地想：“现在要看也就只能看这本医学书了。”
在监狱里我曾学过中医，我知道从这本书里可以学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可以提高阅读先秦古籍的水平，也可以学到古代的中医理论。
没想到小组里的“密探”很快就把我买书的事报告了王队长。
王队长把我喊去：“现在已经打倒帝王将相，你怎么还在看‘皇帝’的书呀？”
我向他解释：这个“黄”是“黄帝”的“黄“，不是“皇帝”的“皇”，它是一本医学书。
他说：“我不管你什么医学书不医学书，你交给我，我替你保管。”
《黄帝内经素问》被没收了。
我想，大概只有最新出版的供赤脚医生用的医书不在没收之列吧。
于是，我又买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只要下雨不出工呆在室内时，我就坐在床边琢磨这本书。
果然，王队长不再来没收这本书了，这本书给了我不少医学知识。
1967年9月，我从上海带来一批书。又有人汇报我躲在蚊帐里看书。王队长把我喊去审问：“你带来什么书？”
我说：“带来《列宁选集》。”
他说：“还有什么书？”
我说：“有陈伯达的几本书。”
他说：“你拿来，统统由我们保存。”
我说：“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
他说：“这个我不管，你还有什么书？”
我说：“还有陈毅的几本书。”
他说：“都拿来，还有吗？”
“还有《裴多斐的诗选》《海涅的诗选》。”
他不耐烦地说：“全拿出来，由我们保管！”
我说：“你怎么能全收掉呢？海涅是马克思的朋友。”
“我管你什么马克思不马克思。”
这些书被农场干部统统没收了。不可思议的是，他把我的《列宁选集》四大卷也收了去，大约过了两周又重新发还给我。一直到这位王队长调走，在我离开杨村中队时，我乘机大胆提出要求，才从一位有点文化的中队长那里要回了《黄帝内经素问》。
1970年初，我被调到凌笪分场。
那年春天，我回上海买了《马恩选集》四大卷，从此在我的床头上，不仅有《列宁选集》，还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文革初期，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期，我是在放马场和杨村度过的，特别是杨村的王队长，我几乎被他折磨成精神病患者，他总把我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好像随时要抓我去枪毙。
1970年春，我被调到凌笪分场六队，这里地多人少，生产第一。队长不是总搞阶级斗争了，但这里的劳动很苦，时间很长。我想，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再苦也是可以的，除了劳动外，我开始有了“比较正常”的读书生活。
平时，在大田劳动时，我口袋里总揣着书，一叫休息，我就“放下扁担，坐地读书。”
1971年上半年，毛主席的指示下达了：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时，全国都在批判“天才论”。丁队长在队里作报告时说：“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我感到很奇怪，毛主席是天才，已经讲了许多年了，这已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普通常识，怎么忽然要批“天才论”了呢？报上也在不指名地批判马列主义骗子，这是指谁呢？我不清楚。
大概在这时，中央又提出读马列的六本书，我把这六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为什么在这时提出读这六本书，我也不明白。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陈伯达出事了。
这时，我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共产主义原理》，我又看了《列宁选集》一至四卷中的很多文章，还看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至四卷。
我身边还有苏联哲学研究所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纲要》，还有一本上、下两册《世界历史》。我还认真看了《法国大革命史》和《澳大利亚简史》。
在六队，劳动越累，我看《资本论》就越仔细，体会也越深，感想也越多。
我尤其喜欢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在此书的扉页上，我抄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我用滚滚的热泪，拥抱着你，你是我心中战胜黑暗的旗帜！”
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它的题目是：《历史的逻辑》。
后来我带到上海，被母亲烧掉了。
我说：“这是我学习的心得体会，将来要看的。”
母亲回答我：“你过去就是因为写东西才犯罪的，现在还写什么？你不要命啦？！”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