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十年的改革,永远安居昆明了

我不懂机械,不知道螺钉螺帽的分别,我以为它们都是螺丝钉,但是我用了16年功夫,用血、汗、泪为它们工作。一个简单的原因,我要帮助云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做一点有用的工作。

这真是像个神话,我怎么会到云南农业机械研究所来工作的。1973年6月13日,一个红头文件是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发的,还有参考号码11号,关于我在景东县革命委员会的事情,内容如下: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了解了向景云(他是曾交给景东县政府监视、看守的),不应该判为历史反革命,他的案情是属于人民内部的,所以他就被决定转到云南省机械工业厅工作。

请办理他转移的必需的手续。

这真是一个特赦啊!我非常高兴、兴奋。我马上离开景东,充满了热情的向云南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报到,要分配工作。

特赦和新的任务

我去全权政治部门以前,我决定把我的情况说出来,要求要一个在大学教英文的工作。因为我一点也不懂机械,接待我的是年青的干部,他告诉我到机械工业厅去报到,要一个工作,他说了这句话后再也不听我多讲一个字了。

我就提高声音向他说:“根据规定一个干部有权在没有决定任务以前表示他的意见。”

“也有条例规定无条件地服从任务,是最后的决定,是绝对的。”他带着怒气回答。他把文件向我一扔就走了,我的头晕了一下,一股冷气冲过脊背。这是一个军式的服从和似是而非的民主,当这个政权还没得权时,而且武力的斗争正在流行时就这样。还有一个军式的命令是必须的,“党指挥你到哪里,你就去哪里”。在太平的环境中,不管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做,瞎眼的命令名义上是为革命需要,结果是浪费几千万个人力的资源,但是主权就是威力,这个年青的干部与其他数不清的人是一样的,他们有权就让我走开。

这个机械工业厅的政治部门的头是女的,有个男人的名字,当她在办公室看见我,我告诉她我是在等她的头,她就笑了。

她很有礼貌,好奇地问:“你怎么这么大的年纪还想工作?”

我回答说:“我的身体很健康,我还想做工作。”

她就说第11号机械工具工厂最近进口了一些铣床机器,他们需要一个翻译者来翻译使用方法。我就说:“这样的情形下,我就要工厂给我一个在黑龙潭住的地方。”黑龙潭是工厂所在地,我就可以把我的家也迁到那里,它离昆明太远了,我不能从昆明天天坐公共汽车,尤其是在下班高峰坐汽车赶来赶去是不可能的。她就问我的家住在什么地方,我说:“在武成路铁局巷。”

她就说:“我就把你派到云南机械研究所去工作,这个所在小西门,离你的家不远。”她就这样决定了。

我高兴得不知所措,在这个省政治部门一切事情应该都很严肃,但这个厅里,一切都很讲理。她甚至于考虑到我的工作要挨近我的住处。我与她素不相识,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工作。几年以后我才明白,省委员会赵守义定了一封信关于我,所以她照赵守义的意见派我的工作。第二天我就到云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报到,那时我64岁。人们悄悄说我是一个女人的男人,在中国你要奋斗得很厉害才能得到一个工作,肯定的不能靠才能表现资格和公平的竞争,每一个人要用勾勾搭搭的方法悄悄地铺一条路去找工作。

我在我的生命之中没有一分钟忘记,我在云南农业机械研究所的早期所忍受的那种屈辱和轻视,这种情绪冲过骨头到骨髓里,一直刺到心里,伤害了我的自尊。

我被派到去资料室翻译科学的文件,这个组的代理主任是一个女人。当我头一天到办公室时,她给了我一个文件,文件是美国农业机械会的,讲牵引机的运行,要我翻成中文。很明显她是来试试我的能力,我没有犁地的基础经验,我完全呆了,我就在词汇上迷惑了。

各种科学都有术语,我就把那篇文章读了几遍知道大概的意思,但不懂基础在那篇文章是与犁有什么关系,就不能很正确地翻成中文,但文章里都谈到犁地和两个四个基础,我不晓得怎么翻,我知道绝对不是平常所翻“基础”的意思。但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没有农业机械的英汉词典。几年以后出了一本这样的字典,那是我编译的,我编译时开头脸变红了,出汗又变白了。

我并不是生自己的气,我气是因为要我做我不能做的事。两种不同训练的人的区别就是两个人隔着山在讲话,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困难的选择中,这是谁的错,更糟糕的是尖舌女人跑到办公室偷看我、检查我,她看见我脸色苍白,她就说:“你是不是有困难?”我没有答复她,就走到走廊上散步。在那个地方散步,她跑来一再打招呼,她就问我:“为什么不退休?当你回家时,你可以到所里去找吴主任,要她为你调工作,你的工资比所长的工资还高些,甚至于比副省长还高,你为什么不舒舒服服住在家里,而要到这受苦?”我一句也不回答她。假设不是不公平的政治结论压在我的头上把我的灵魂压到膝盖上,假设不是一个很强的要工作的要求,我就会吼她一句。我就与几千万个知识分子一样忍气吞声没说什么。吃饭时,她又跑来了,我没做多少工作,她就笑了。

她说:“你有个博士学位,你一定是出国吃过太平洋的水,又知道一些英文,但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我听说英文的语言现在改变了许多了,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你一定忘记了许多。每个英文字有它相对的中文字,你要做的只是把每个相对的中文字写出来就完了。因为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应重新想一下找个别的事情给你做,你不需要每天下午坐在这。”

她极端的愚蠢,使我哑口无言,她说她是农业学校毕业的,我工作的头一天是我一生中所受的耻辱最多的一天,我就掉进埋没的坑里去了。

一天早上大家都站在大厅前面吃早饭,一个女同事很小心地来问我:“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而不回家睡觉?”

我就说:“不是,我没有。为什么这样问?”

她说:“当我早上醒来就看见你办公室的灯是亮着的,我只是好奇地想知道,你是不是日日夜夜在办公室?”

我笑了,也改变了话题,不久以后传言就说我有点疯,不然我不可能那么奇怪。我儿子凯凯的上司有个侄女在农业机械所工作,问我的儿子:“你爸爸脑子里是不是有点毛病?”她又以为我在运动中受麻烦,因为我的行为在别人眼里是不同的。有的人说一清早或很晚,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像个鬼。又有人说我必定是与所的政治部门的头有关系,她逼着农业机械所接收我,给我一份很肥的工资而不做事。人们都在谈论我这么大年纪拿这么高薪水,而只是等着我的丧葬的事到。

1973年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领袖气质渐渐败了、减弱了,他必须被扶起来接待新加坡总理,总理周恩来带着癌症努力地去把他在政府结构中放下来没办的事办完。毛与周两人明显地知道老干部是否缺少的,知识分子使政府结构革命委员会能够正常地工作,老干部多半是受批评现在很孤独,现在必须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自由。因此我的特赦就来了,毛甚至于很聪明地说把那些人从牛棚里放出来(我也是其中一个),并告诉他们现在这个形势,因为他们几乎被孤独了十年,我也是这样。这种流行的情况是向坏走的,人们说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人都表现了他自己动物、禽兽低下的性情,那本小小的红书——《毛主席语录》,假装是这本书的领导之下,人们公开表示他们的政治意见,但实际上根据他个人利益他们的兴趣分了小派别,结果是在道德上有个大的落后,在生活各方面,尤其是在政府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迟滞,没有人真正地好好做工作。

但是那些从牛棚中放出来的,又在办公室恢复原职,我们眼前是黑的,因为关在牛棚时报纸上外面的事都不知道。我们成天只晓得读《毛主席语录》,我也是很勤快地钻研语录。

当我从被埋没中伸出来以后,我充满了精神去工作,在农业机械研究所早期的日子里,给我泼上的那瓢冷水没妨碍我,也没有影响我对工作的热忱。从那时起背负着一些耻辱,我把我全身的力量都放在农业机械工程方面,我进行得很困难,但是没有回头的余地,从早到晚我一直坚持这样工作。

即使是在礼拜天,我也在办公室里研究生产的工具和机器,那就是当时为什么不可想象的甚至于鬼的故事都传出来了。对我来讲是很正常的,仅仅是一个很努力的工作者而已,那些年青的工程师五十年代从大学毕业的,知道我的困难坚持要称呼我老师。

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专家,毛泽东令我失业,他创办了公社,定出了生产的定额,驾驶车从黄河到扬子江,他甚至于做了农业的八个规定,成为铁一般的法律。

我无法求救,只能对毛泽东的非专家而难以预料的指挥服从,把英文、英语、作为帮助我的一个工具来免除饥饿,英文原来对我只是一种研究工作的工具,现在英文除要被用来作为学问的目的,现在真的变成了这个目的证实了这个工具的有用。千万个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在那些说英语的国家留学过的,多半是在美国、英国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这些人不得不丢掉他们的专业,把英文当作终生职业,英文成了一把刀插在他们心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浪费。结果八十年代初期,在社会科学中,一个很严肃的对年青一代的才能的缺乏也是社会科学院需要成立的必要。

当我派到农业机械所来工作,我很高兴地想最少也能做点有关农业的事,我以为至少我的农业经济的梦想最后能实现我的终生事业。我以为在农业方面的实际工作,说明我的农业经济,能最后成为我一生事业的梦想。

但是我是大大的错了,对于一个翻译新手来讲,一个工厂的机器工具例如一个车床或一个模子,它只能够制造一种机器,而且是固定在一种生产技术理论的进行中,换句话说它是不能移动的,它必定是与钢铁和制造一种工具的材料有关。因此这是很容易了解它的制造和工作的主要原理,因此很容易把它的部分和作用翻成中文的。

但是农业机器有千百个样式和结构,这些机器为不同耕种方法,但有相关的目的。这些机器有些部分相同,这些农业机器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它有不同的术语,所以几百种不同的农业机器很难翻译。所以中文的词汇又要不同又要适当。所以在一个不能克服的,不可能的工作中没有特殊训练的人是难以用中文来翻译成英文的,所以我忍耐着一步步前进,有时有年青工程人员来帮助我,这个工作的进行是很慢的,我常常承认我是在一个无望的令人失望的很委屈的,用同一个中文名词来适应一个英文名词。在机构的构造上,我是完全无知的,但是我用在中学学的物理、化学、数学那一点普通常识、判断力,在一个我完全无知的学问中,有时油印纸上中英文的农业的名称对我也有些帮助,这些模糊的帮助给我很微弱的亮光来应付我的工作,作为一个座右铭,我用笔和墨水在一张纸上写下歌德的一首诗,贴在床铺旁边的墙上。

“悠闲地失去这一天,明天又是同样的故事,跟随来的更是散漫的,不决定带来的是拖延,为失去的时间而叹息,更是失去了一些光阴,你诚恳地悲哀吗?那就及时抓住这一分钟,你能够干什么,你梦想什么,你就开始干它,勇敢有天才、威力和魔术在他中间,这样干你的脑筋会发热,只要你一开始,你的工作就能完成。

我相信做研究工作,假设没有一个或更好的两三个外国语,一个人的想象力就会受限制,在1974年在云南农业机械研究所,没有一个懂英文的人,虽然有1958年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但农业机械研究所不是没一个真正说英文的人。1958年是一个学术和不完整的正式学习的分水点。在那一年以后政治运动、动乱、大风暴的群众斗争中断了所有的正常学习,农业机械研究所的外国语情况,在中国是一个在大学毕业生不幸运的情况。

斯大林写了一篇文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在五十年代初期广泛地传播,语言阶级区别……”但是当时英语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语言,被排除在大学教授的语言之外,而俄文是欢迎老大哥的语言,而在1956年以后又被排除了,因为是修正主义的语言。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在高中有过三年的英语学习,不得不放弃英语而作为一个俄语学习的启蒙生,非外国语言主修者多半只读了两年。这两种不稳当的语言基础毕业以后都没有用,很快地都被忘记了,这两种因政治原因而废除的外国语言工具在语言交流和学问研究产生了很悲哀的情况。五十后代晚期,大学毕业生渐渐恢复了多一点的责任,在七十年代晚期八十年代初期提高了他们学习的权力,在那个时候,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政府机构的有规则的责任也恢复了,特别是中国被世界家庭承认了,国际交往不同模式的交换,学习研究都需要外国语言的知识,口头翻译者和笔墨翻译者都很需要,但是这类人是很有限了。

这个情况从坏走到更坏,因为政治原因语言变更给后一代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先在中学学俄文,那时我 们与苏联很亲热,到了大学又要他们学英文,在外国语考试中,无情的不诚实的这种行为要给予初级和高级技术职业的资格,令我们即使到今天也很可笑。这不仅仅是人的资格的等级的规定,也是与其它许多事情一样,是国格的规定。

第六章:一切都好,结果也好

1979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在颐和园散步,挨近我弟弟的家,颐和园被荒芜了,在世界上臭名的野蛮的文化大革命后,颐和园被荒芜冷落了,毁坏了,一个死气沉沉的重重地压着人的天,像一个灰色的盖子压在我的头上,一阵风,带着一些土沙吹在我的脸上,我弯着身低着头走过去了。

自从我离开了南京食品工业学院校长的职位到现在有二十年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攻击了党,到现在为止仍然让我疑惑,我们的国家已经充满了50万个已改正的右派分子包括我倒霉的妻子珍珠(刘德伟),有四五个右派分子被毛泽东亲自划为右派的是不可能改变的,假设我划为右派分子也一定有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在工作中被免职了,只跟一个错误混淆在一起的免职,那就永远只能忍受了。在头十年之内,我把身心都放在工作之中,也是在委屈之下,在随之而来的二十年中即1959年到1979年,我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些酷刑和痛苦,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我脑子里是一个混乱的旋涡。

忽然间从远处有个声音在喊我的名字,他是从前食品工业学校的同事,这个学校在我离开后就解散了。

“南京市共产党委员会一直都在找你,要改正对你所做的错误。”我以前的同事这样说,这种一个好消息,但是他要我写一个申请说明我被告的那些行为都不是事实。我就根本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违反党的事,我只记得我曾经埋怨一个党员没有做很多工作,同时也举了个例子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吃。我的目的只是要求调换一个工作。

1973年4月3日从南京市共产党来了一个公文说我没有说攻击党的话,撤消我的职务是个错误的决定,必定要撤消。另外一个合适的任命即将在考虑中。当我要坚持正确地知道我对党的攻击是什么,我就看了原来的报告,哎呀!令我非常的惊慌,最严重的控告说我与农业部部长罗隆机在一个黑屋子里暗中合谋要放火烧与之意见不合的人,控告书是一个全中国都知道的毛主席的社论,是控告右派分子的社论,这里逐字逐句照毛主席的社论写下来的,这个控告的信是悲剧的喜剧,罗隆机我一生中从来未见过,当时应是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当时我是在南京,我们俩要见面就要跑到太平洋中间浮起来的黑屋子里见面。不管怎么样这个坏事是做了。我一生最好的年华50岁—70岁之间被践踏了,这个损失不是我一个人的,全国一百万知识分子中超过五十万的知识分子都是被压迫的,其余的五十万都被恐吓得不敢说想说的话,沉默统治了一切。后二十年这个国家投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的混乱之中。当我回到昆明后有几个食品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写信来说,他们将要联名告到北京去申诉反对对我的不公平,我违背我的志愿和感情劝他们不要这样做,这样一个陈情书会得到一个适得其反的判决。这件事意味着一个革命的姿态可以化为是造反,而我就成了鼓动者,他们的前途也会被毁了,在一个没有民主法律的制度之下,你越是申诉你越是要被判刑,我一个人倒霉就够了,为什么我要把那些有前途的年青人也连在一起。这是当发现我被诬告了,学生们想要为我申诉。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之中,无疑地是人为的灾难,饥饿传遍了中国,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早期说的“要吃多少就吃多少”还有别的幻想的政策的结果,食品工业学校的一些学生把粮票寄来给我让我渡过难关,这是他们对我的不幸运的关心的表示,一连串的好感和相互的关怀把我们连在一起,我是他们从前被正式免职的校长。

当我收到改正的信以后,一封联合的信,1980年从上海寄来,有两百多个学生联合签名,现在我把信的一部分写在下面:

“我们敬爱的向校长:

这些年过去了,您两鬓的头发变成灰白了,这些年过去了,我们已从天真的孩子变成了天真孩子的父母了,哎呀!您和我们分别了二十年了,这些年过去了,您在我们的心灵中是一个我们爱慕、不能从我们心中埋没的好校长,一个有制度的引导我们的好校长,有耐心、有技巧教育我们。我们非常忧愁,1957年那个可恨的变化和十年来异常的灾难的暴力把我们苦苦地分离了。

对往事的回忆令我们充满了蜜一般的甜蜜,同时又有一些别的事情让我们强烈地痛苦,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同学聚会谈到我们的老校长,充满了好运气和甜蜜的快乐,自然地混和了一些悲哀同叹息。

过去的时候,你建立了南京食品工业学校,在一块荒芜的土地上,在中山门里面用了您大量的精力,在那美丽的园地上,你是一位忙碌的园丁,忠于党的教育工作,用“三好”(好思想、好学习、好工作)来培养我们心眼,你工作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又像一位严肃的父亲那样要求我们,二十年过去了,一件一件的事情在我们眼前走过,就像是前天或昨天的事一样。

在午餐时,您夹起的那些冬瓜片是我们同学们扔在饭桌上的,您一点都不嫌脏吃了它们,也没有责怪任何人,这个行动超过了一千倍任何大声叫喊的责备,这件事刻画在我们的脑子里一直到今天。当时医疗蛇热和瘟疫,你同时是我们的好校长也是我们医院的院长,您的行为比一个家长还好,找医生和药给我们,让我们都痊愈了。你早早晚晚站在我们身边,当我们痊愈的时候,您强壮的身材憔悴了,在平常时,你从这个教室走到那个教室,从这个寝室走到那个寝室,关心我们的思想、学习、健康,所有这些事还有更多的都清楚地像白天一样在我们眼前显现,也是普遍都知道的,但是,哎呀!雨和雷降临在您的身上,你被霜打了,被冰雹打了,也就凋零了,没有人能说出您经过的那些痛苦,当您离别的时候,我们连看您一眼,跟您说一句话来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风暴过去了,天又蓝了,有温和的风和暖和的太阳,春天又到了,山变绿了,地上开满了紫罗兰。

自从您转移到昆明二十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已年过七十了,我们忠诚地希望假设你的健康和工作允许的话,请您到上海来我们重聚谈一谈我们分别后的情况,请您来看一看您从前的孩子们已是孩子们的父母了,也让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父母看看如父慈祥的校长,我们愿我们的希望能够实现,那么我们将如何地快乐。”

我在中国西南的边缘上,离北京、上海、新疆几千里路,我多半的学生都在这几个地方工作。我实在是住在闭塞的昆明。我自由的消息带到他们中间,散布到全中国,我被关闭的事是一个女学生头一个发现的,她姓费名春囡,她在上海的肥皂厂工作,肥皂厂里有我的几个学生在那里工作,她是出差到四川重庆的,当她要离开重庆时,她的经理对她说,要她绕路经过昆明来看我,他说:“我常常听到你们这些人谈到你们的老校长,一个二十年以后你们还如此记得的人值得你们去看看他。”

然后高希清也来了,他是上海每日化学工业研究所所长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多次接受政府所颁发的勋章,因为他的贡献很大,他这次特别旅行的目的,是要知道二十年苦难日子里,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也是要来看看我退休以后的安排。他说:“假设你没有把我的蛇热病治好,我哪能活到今天,我们整个村子都死亡了,更重要的是您教训了我如何做一个人。

这两个人,我仅仅记得年青时候的样子,但是当高站在我面前时,他几乎是六尺高的人。

1956年在南京8月底的一天早上我早早起来,并且散步到没有建好的学校大门,一个小男孩也在那里,很明显他穿着改过了的衣服,十分不合身。

我就说:“嗨,小家伙,你在这干嘛?为什么不上学去啊?”开玩笑的样子我用手掌摸着他的头。

他回答说:“我上的就是这个学校。”

我就说:“哦,是这样的吗?我们这里不收小学学生,你睡在哪里啊?”

他说:“我经过了考试,睡在大门口房间里的一堆草上。”

从那时起我们成了朋友,25年以后他就成了上海咖啡厂的经理,是中国第一家咖啡厂第一个经理。去年1992年他从一个国家在上海办的国营企业转到集体城镇的联合企业,他是张家港从前的一个二把手,张家港是江苏的一个海口,他从国营企业转到集体城镇企业引起全国震动和争论,那是邓小平南巡以后,上海浦东忽然间变得很兴旺的时候。这个企业花费了两个亿把姓王的搞到集体城镇企业,还有我另外一个女学生顾玲玉和另外的两个技术人员连根拔走。这个企业买了两套公寓给他们每一个人,一套在上海一套在张家港,而且给他们每一个家庭一大笔存款——二十万元银行存款,另外每个月的工资是非常漂亮的,这不是要把政府办的企业打倒吗?对保守派来说,这不等于是从根割断社会主义,这是从一个跳板跳到拿更多的工资存更多的钱,然后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准许自由选择,表现自我才能的?这是一个对技术和学问的尊重,这是一个真正的表现?政府对这件事不干预,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日子,“党指挥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这种日子过去了,中国正在改变得好一些。

一个长的时间后,我学生对我的尊崇达到最高峰,送给我同我的妻子到上海、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和这些地方周围去看他们,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三十年的分别后,我们是多么地盼望能彼此相见。

我们1984年4月底到了北京,正是时候,我们参加了清华大学我的毕业班的55周年记念,然后就参加了跟我们学生的重聚联欢会,在国家首都城市服务制度要求高而且严厉,同时也有很多官僚主义加进来,这使我们的学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找能共同参加的日子,而且做了三次日期的改变,每次当张秀成骑一张单车来与我商量,要三个钟头才能找到我,汗从背上滴下来,我很感动,她是轻工业部一个司的领导,但是没有给她一张汽车,这是一个节日的聚会是1984年5月9日,这是一个啤酒会,主持人是食品工业学校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要告诉我,而且在这群人,每个人都要和我与我的爱人照相,有的人是坐火车或汽车从几百公里以外来的。这个人叫陆芬南,她是烟台肥皂厂的经理,她讲话时眼泪含在眼里,喉咙被哭声卡住了,她走过来与我谈:“以前在南京的日子里,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只有两年半,您就很不运气的没有解释地离开了我们,您告诉过我人生是应该如何,假如您跟我们一同过了四年,我们今天一定能更好些。”她只能对我说这些了。因为悲哀让她卡住了喉咙,因为在1984年情况之下,她的这些话也就够了。

我的学生送我很美丽的绣花桌布,作为记念,也是他们对我的爱的表示,他们又举行了一个啤酒会,在啤酒厂里,大家举杯彼此庆祝狂欢大笑,这是我从儿童时候起就没享受过的那样的快乐。

1984年5月24日的一个晚上,我们回到上海,我很惊奇我的学生们真正送了一大队代表来飞机跑道,将一大把花请一个姑娘送给我,她悄悄地在我耳边说:“我们欢迎您来到上海。”就好像欢迎一位市长一样,在欢呼和鼓掌之中,我们真是像一位高贵的人进入跑道,一个他们爱的人回来了。在王龙云的咖啡厂举行了一个茶会,我很多学生都是工厂的领导人,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边欢迎我,王确实把这个地方装扮得尽是花,有一些美丽的年青女孩很郑重仪式地参加了这个会。我们喝了很多咖啡,尝了不同产品的味道,都是那个工厂出厂的,除了他们出产的牙膏和香皂外,其它的我们都尝过了。他们送给了我们这些香皂,我们用了十多年都没用完,还送了我咖啡、可可、巧克力、糖果等等,今日的中国很少的朋友不因为什么像这样彼此送礼,我们当然地也还礼,但是我们的友谊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住在上海肥皂制造工厂,现在是和英国的一个公司合营,这个工厂有7000个工人,中国最大的一个工厂,他们有18个厂间,厂间主任都是食品工业学校毕业生,除此之外他们的总经理张金月也是食品工业学校学生,他们请我们在一家餐馆的宴会厅吃了一顿很豪华的宴席,而200个人一起照了一张大相片(200个人是毕业生的1/3还多),当宴会过了以后就有一串的拜访,我们就看见了以前在上海的同事、学生、亲戚。汪道涵我从前的顶头上司,现在是大华东地区的轻工业部部长,听到我的来到请我们去住在他们市一级的宾馆里,我很有礼貌地谢绝了, 我说这一个官员的宾馆有太多的规矩对我的许多来访者,他们都是社会上一般的人物。接着后来的两个星期之内,代表他的书记叫伟明先生,请我两次到他家里去,来打听我是不是还愿意与汪道涵工作。我呢,在市大厅给他一个客气的拜访,我就谢绝了他的邀请。我现在和当时都有一些保留。1993年汪道涵作为中国头一个代表去和台湾联系,这个联系很有希望在将来带来对人民有利改变,一个对两岸人民真正民主的必需的改变。

从上海我们去了南京,1959年8月,我离开过这个地方,很忧愁的离开这个地方,这次回来给我一种感受是胜利地归来。顾简杜是从前食品工业学校学生会的成员,现在是个有名的书法家,很细心地照顾我们。食品工业学校现在不存在了,所有的职员和几个学生都留在新的学校里,新学校叫化学和电器技术学校,学校占领了食品工业学校一半的地盘,顾让我坐在以前用我的名义买的梅塞德斯.奔驰车上,又让我坐在以前的书桌旁的椅子上,在欢迎开始做的事都做完后,在南京的日子就花费在和学生同他们的家庭对过去快乐时光的回忆。

最后一个启示来自陆毛珍是个党员,也是我从前的秘书,有一天晚上她和顾到我的宿舍来看我,她说:“我早就想来看您,但你有太多的学生和其他人在周围,我现在是管个人的档案,我要您去看看您的档案,您的档案是非常清楚的,你没有做过任何可以责难的事情,责难您真是可耻。她说这件事时眼睛里含着泪,喉咙里被什么塞住了,我能说什么,总而言之,我们终于享受了一个快乐的重聚。最近1993年5月23日,她在一封信里说作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她对我受了这些错误的待遇感到非常悲愤。

从南京我们去了苏州、无锡、杭州去会见我们那里工作的一些学生,同时也去观赏了那些有名的风景区,就是有名的“地下天堂”。七月的后期我们才回到上海,1984年8月早期我才回到昆明,我真是好运气看见了我的学生的80%,但是除掉在新疆的过去的一些学生之外,这种行为无疑地也是反映了封建主义分而制之。1989年8月我的八十岁生日那天,他们就送了一队代表,他们代表所有中国南方的校友们来向我和妻子庆祝,很多电报从中国四面八方飞来庆祝我。1992年10月26日,一封很正式的信是食品工业学校第55届校友会,所有学生来告诉我,他们在会上非常快乐,这封信的一部分我写在下面。

多年以前在新中国成立后,您不怕疲劳地建筑了中国第一个食品工业技术学校。我们这些毕业生很运气地在那里成长读书。您的坚强的精神,您对艰难、费力的事情的严格管理和您在学校忠实朴素的行为,这一切还有更多的都成了我们人生中的榜样,食品工业学校是我们今日成功的摇篮。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间有些人成为模范工作者,被轻工业部嘉奖,也接受了有些省市的嘉奖。我们有些人成了企业家、成了技术专家,还成了不同工作战线的前方的骨干。我们都抱着乡愁怀念我们的母校。我们珍惜对您和老师们的回忆,对您辛苦教学和对我们的培养的回忆,也是对我们之间互相友谊的回忆。不,我们不可能忘记,从来也不会忘记我们的年代,我们经常向往在学校的经常去的地方。

1993年3月6日又有一封信是从前的一个女生叫李燕萍的,她是一个讲习会的工程师,她现在是一个北京中国食品工业联合会关于酒发酵的顾问,在这封信里说:“我去年九月在上海的校友会看见了您和您家里人的录像带,您看见了没有?我在台上向同学读您给我们的信,当我读您的信时,从前有些领导中有些人,他们在您的后面感觉不舒服。在您之后,没有人能赢得像我们对您那样的感情,怪谁呢?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即使在1984的我们的旅游会见了以前和以后的学生,只要他们来到西南方的城市,就会来给我尊崇的拜访,有时门上一敲走进来一个他、她或者是他们,我高兴地惊喜地对他们说:“你是某某吗?你变得太多了,但我仍然能够模糊地回忆你年青的样子,有些痕迹和有代表性的表情仍然存在着。”我写到这里时,忽然间又有人敲门,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在门外了。所以一切好的事情,终归是好的。

最后的日子(刘德伟)

我很遗憾我的丈夫没有完成这一章,1993年6月6日他停止了写作,这是他去医院的头两天,他的腿肿了,而且他没有精神,他即使在床上都没有力气翻身,但他不愿意看医生,他怕医生坚持让他住院。6月9日我坚持他必须看医生,而且雇好了汽车,车等在门外。医生一看他就命令他即刻住院,第二天是10号,他的情况变得更坏,但是11号他的情况好些,他看起来很好,而且和我谈话,我很高兴,忽然间他说他感到神经错乱,他的脸变紫了,眼光呆滞了,他再也不能说话了,医生说他失去了知觉了,我叫他,他的眼睛也不动了,四个医生立即一同来到给他紧急治疗,一直到6月12日凌晨3点,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呼吸也停止了。世界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好人。

在这里我们关上了记录向景云一生的书,一个知识分子他有服务他祖国的热忱,服务他爱的人民的真诚,也爱他自己选择的政府,他仅仅是千万个同样的在新的老的中国里第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爱国主义者,悲惨地死去了,但是中国有句古语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今日还深深地为威斯康森的教授,他为中国培养出一个虔诚的土地经济学家,一个国家不知道如何用他,践踏他,糟蹋了他整个的一生,我也为中国深深地感到遗憾,他的学生们是他最大的安慰,即使他的灵魂,也大大受到了安慰。他最后的一声呼吸是在凌晨三点,我一清早就打电话给袁锡宝,他是他在中国学生的总代表,告诉了他这个不幸的消息。袁锡宝非常诚恳接受了这个责任,好好的担心他们老校长,这个责任是他们同学会委托给他的,每当天气一变,无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家里,他总是第一个来到我们的房门口来寻问他们校长的健康情况。袁锡宝即刻就打电话给北京、上海、苏州、无锡、广西、广东和别的城市、云南的县份告诉他们同学这个不幸的消息。当天上午八点,回电就说学生会的代表们要飞到昆明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会和火化。这是1993年6月18日要举行的事,那一天只与他离世的日子相隔六天,这些学生代表都带着鲜花从四面八方赶到了,我想他一定在他们之中微笑着,因为他们证明了他对祖国的伟大贡献。

解放前夕共产党军代表应许向景云保留他的职称和工资待遇,以感谢他为革命所做的贡献,然而四十年来向景云没犯过任何错误,工资却没涨过一分钱,职称没升过一级,死后职称却连降四级从副部长降到副厅长。这是为什么?希望你们的良心能做回答。

(完)

来源:《向景云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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