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谋生计
本节记述从1963年7月（27岁）离开学校到1966年（30岁）冬天与她认识为止的一段开创自谋生计的日子。
一，如何离开重庆的
1963年7月初通知我回到学校，回去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叫我暂且住在图书室一个放旧书刊的搁楼上休息几天，到7月15日通知我到办公室，秘书殷智龄（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后来又在私下对她姐说：当年真委屈了贺老师啊！的那个人）找我谈话说，为压缩大城市人口，动员我退职回原籍阆中，我当即表示，拥护压缩大城市人口的政策，无论调我到那去工作均可，我不同意回阆中，因为我家一直在县城为非农业人口，无土地也无住房，况我离家十年已无往来，并坚决不同意退职。我一直坚持这个表态，后又找支书王秀琪、副支书沈仲多次表示，他们一再说明这不是处分，是精干，我又向任白戈市长、邓肯（教育）局长写信表态，坚决不同意退职，反映了十多天后，42中当局便采用欺骗手法，多次对我说，已与阆中方面联系好了，回到阆中安排工作，并答应派党员干部谌绪贵与我一道回阆中，保证安排好，这样我先把已不多的衣物书籍等邮寄回阆中，便与谌绪贵一道经成都（住了一天，我还去看望了两个姐姐），绵阳（在此又住一夜，转汽车）南部才到阆中，到阆中是7月31日，次日（1963年8月1日）谌绪贵与我一道到阆中县安置办报到，当时我说：重庆方面说已与阆中联系好了，阆中同意安排我才回来的，现请于以安排，接待的人回答说：我们还不了解是怎样联系的，要等另一个姓菜的人从南充开会回来后，问了才能回答，我只好暂回家等待，谌绪贵对我说现在你休息几天，等待安排，并给我发了六个月的生活费（后来，这就是退职费了）159元，然后他便回重庆去了，等到8月6日县安置办通知我去对我说：没有工作安排，事前重庆方面根本没有与我们联系过，我们也并没有向重庆方面答应过安排你的工作。这时我只好紧急向重庆42中反映，并说如不解决我只好立即又返回重庆了。重庆42中又才派了专人来阆中处理此事，来人是时任该校党支委兼副教导主任的姜渭宾，口称代表市教育局征求我的意见、并落实我的工作安排，我讲了并书面写了六条意见，当时他又与我一道去了阆中县、城关镇、城东街道等三级政权部门，当面介绍说我，表现很好，早已摘帽，退职不是处分，可以而且应当安排工作等等，叫我等待，我们家还专门买了鱼来招待了他，他回重庆前又来告诉我说他还要去联系，一再三叫我耐心等待，我信以为真，老实等待下去，等了许久，不说安排连理也没人理了，我却万般着急，生活无着呀！经我多次反映，重庆市教育局不能正面回答这一切诘问竟毫无根据地复信说：据了解当地政府曾两次给你安排工作你均未接受，你将要犯大错误！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毫无事实的指责，立即将原信退回，拒绝接受，并请指出事实来，同时又向重庆市委、四川省教厅写信反映，没有回答，又再三反映，写信，遍及中央、省市各级党、政、人大、教育、党报的领导与部门，最初是每周，后来是每半月，再后是每月或每数月写一次，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共写信两百多次，一直到十五年后拨乱反正后的1978年，我现在手边可查到的记录还有：1978年3月19日、22日，5月7日，7月28日，8月8日，五次写给重庆市委，8月9日，9月16日两次写信给四川省委，（省委10月13日复信说转重庆市委处理），同时我5月5日写信给市委统部，4月30日，5月7日两次写信给市委组织部，5月2日、23日、8月12日，10月2日四次写信给光明日报（该报复信说转市委组织部），9月19日组织部复信说转市教育局，5月4日、7日给重庆日报写信（该报5月22日复信转市教育局），其实我于4月27日，5月7日，8月11日三次写信给市教育局均无回答，等到12月8日才以渝教摘（78）字第30号复信通知转重庆42中支部处理，对42中来说，我早于4月27日、28日、29日，5月7日、31日，6月23日，8月10日，10月4日、15日，11月23日多次写信给42中反映，万万没有想到42中又复信说要待请示教育局后再作回答，我抄出这么详细具体的当时记录下的片断，来说明共产党这个各级严密组织是如何配合起来处理群众来信的，注意这个记录的时期还是在打到四人邦后拨乱反正时期，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高潮的1978年。在这以前，在这以后，就更没人理了，后来改右时到处找不到我的挡案，几经周折才在阆中公安派出所找到，这时才明白还是当年（1963年）42中把我作为处理五类分子回原籍来办的，就是说表面上给你摘帽，暗中仍把你作右派，甚至（不明说地）开除公职，当然，这种卑鄙的见不得人的作法，揭穿后，他们自然是绝不会承认的，所以才一方面像上面那样推和拖，另一方面教导你要往前看，同时作好工作安置，让人们都失去记忆，让时光快点过去！1979年42中又派了一位姓杨的女副校长来阆中请我回去任教时，我的态度是，不说清楚当时的事，我不会回去的，他们永远也不会说清楚的，我当然也永远不会回去的。
二，当时的阆中与家庭
自从1953年我中学毕业离开阆中后，家里也不断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因政历问题关进了教育所，全家五口生活没有了任何来源，经母亲再三要求才得以作为从业人员进了合营商店（这商店就是上华街2号，我家原有的商店，这时我们还在后面住家呢），但给他的工资很低，只好又在门外摆个小摊卖落花生，去买一砣（四斤）生花生果，拿回炒熟后，一堆堆地摆好出售，由小妹淑群（不过才七、八岁）照看，每堆卖1－2分钱，对这样大的孩子来说，守着这馋嘴的花生，要一粒也不动，把卖来的钱一分一分地收藏好，到收摊时交给妈妈，可真不容易啊，后来父亲放回来后，母亲又去求工商联，以她回到家里再把父亲又换进商店，她回到家里后，还可以再接些手工针线活来做，后来又参加了工商联和街道服务组。另外一个经济来源就是靠在成都工作的大姐不定期接济，同时给在成都工作的二姐带个小孩（送到阆中来带，先是二娃黄望东，后是四妹黄亚林），二姐每月都寄钱来。二弟承祖5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四川大学化学系，60年毕业分配到东北工作。三弟承德高中毕业后考入大跃进中新办的南充高工校（大专），在三舅父的经济资助下读书，中途遇调整下马，学校停办，他们还没毕业便分回阆中教小学，他分到文成区双山小学。四弟承训小学毕业后就只进了个民办工农中学，然后安排到合作饮食店当学工。小妹，我53年离家时才进幼儿园，63年正在东风中学读初三。
1963年我回到扩别十年后的阆中，真大变了样，街道特别冷清，店铺多数都关着门，街上行人稀少，所有的工商业，经合营与合作后，全城都按行业归口，成了百货、粮食、糖酒（副食）、餐饮（服务）、食品（肉食）、医药、土产（日杂）、煤建等几大公司，在城东、南、西、北分设合营与合作两种商店，分别按1、2、3……编号命名，无人不有组织与单位，居民也有街道与段组，原来的各公用地（庙宇等）以及较大的居住院落全成了各局、公司、厂、社、会、所的所在，全城几乎没有建什么新住房，人口多了，住房反少了许多，一般居住则出奇地拥挤，稍有一、两间住房若租给了他人住，就要被以“私改”之名充公，“先治坡，后治窝”是当时的革命口号，县城是为农村服务的，有一点新楼房那就是东门内的县委、政府办公楼，及后面大礼堂和开会的广场，大礼堂又兼作电影院，另外新修了一个川剧院，天天上演革命剧“夺印”，那时实际上已没有了节日，连春节也是要“革命化”了的，城外的风景名胜地也破败不堪，林木被砍，山体滑坡，无人问津，刚经过了大办钢铁、大办食堂的动乱退了回来，百姓们回到了虽然破旧拥挤但总算是家的屋子里，收拾出一个个小炉灶，打扫着那曾经燃烧过家中一切可燃物（包括自己睡着的床上的架子与床脚，去掉床脚后就用石块垫着睡）的灰烬，排着长队去购买配售的燃煤（阆中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县城，几万人烧煤要靠木船从广元运回，居民实行定量供应，一家三口每月90斤，四口120斤，每餐约一斤，过期不补），每日菜蔬要靠几个定点店定量配售，到63年秋也有了一个农民进城卖菜的市场了，生活又在艰难地慢慢好了起来，百姓对生活总是充满着希望。
我家因公私合营店扩大业务，再动员下同意让出店后住房，迁到母亲娘家李家院去住，后来街道组织起的万品厂（后叫日用品生产合作社，做木器、棉絮、蚊香等）扩大，便换了几处地方去住，63年我回去时正住在管星街李家小院里，从一个小街门进去，经一个小菜园，再一道小门就是一排向南三间房，房主谭家祥（当年在阆中中学的同学，在县新华书店工作，爱人邵群华丝厂工人）自住西头一间，中间一间租给别人（先是一个姓尹的老头，后是丝厂女工朱光芬住），东头一间卖给了宋文星（老泥瓦工，老伴在家每天早起给奶牛场打青草，有一个男孩十多岁时，下河游水不慎给淹死了），西边还有东向的两间小房，是属于万品厂的，就换给了母亲们住，后面接了个厨房，就这小小的接的偏屋我们做厨房还只用了一半呢，另一半隔出去还住着一家人呢（男的杜正朝泥瓦工，女的吴秀珍做临时工，还有三个小孩子），那时一般一家人只要有一间住房便可，至于厨房根本不用考虑，在屋前屋后安个炉子即成，当时父在副食品商店，曾下乡到思依去了几年，回城后又要守店，吃住都在店里，四弟在饮食店，吃饭在家里，但常在店里住宿，三弟在双山小学，假期才回来，只有母亲和小妹常在家，开始还有四妹（二姐的小女孩），我回阆中后，也只好暂住家中。
三，当上了泥瓦匠学徒
如前所述，1963年7月31日回到阆中，为工作问题反复多次交涉、等待，我四处奔走，那时到处都在下马，压缩，回到阆中的人不少，根本没有哪儿要人，也有不少实在找不到工作的人渐渐形成了一些单干或合伙的临时工，但一方面我不愿随便交往人，另一方面我以为非长远之策，只有发疯似地写信反映，一直拖了整整两月毫无指望，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我二十七岁的男子汉，怎能不着急呢，下定决心，拜同院居住的老泥瓦匠宋文星为师，他不识字，一直以干泥瓦活为生，也带过不少学徒，对老式泥瓦活很熟悉，因为不大会新式的如砌砖等活，年纪大点，合作化时，便从建筑社出来搞单干，后又由城南街道把他们组织起来，名义上成立了个城南修缮合作组，实仍为单干，揽点私人旧房修缮活干，据我观察这家人很好，平时我也常替他们读写个什么的，我们相处很好，他家作为工人，在社会上也很吃香，我一说要拜他为师，他开始还不相信，后来见我真心，他才同意了，拜师后跟着他去干活就是，每干一天他给我8角钱，没活时就在家休息，当然也没钱拿。记得1963年10月2日跟着师父第一天干活就是到毛家巷刘先生私宅给修筑后园垮了的土围墙，那时能保有较宽一点私宅的人家很少，刘老先生因为是基督教人员，受宗教政策保护，所以才保有这宅子，休息时他还请我们吃了园子里摘下的名柚，多年来我也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劳作，那总是作为一种屈辱地惩罚，只有今天是作为一个工人的身份受到尊重地干活，心情大不相同，不过，仔细一想这也是暂时在人们尚不知道我曾是右派（虽然已摘帽，党中央也明文说了不再视为右派份子，但背地里却另搞一套）的情形下发生的阿Q式地自慰吧！
此后总是东家西处地干活，泥瓦匠这一套活，如筑土墙、砌石墙、竹编壁、粉刷墙面、做地坪、翻盖瓦屋面……等等，很快就能独立操作了，每月总有二十多元收入，维持一月生活，当无问题，和工人们混熟了，人们都叫我贺师傅、贺师哥、老贺、贺肥（那时还真长胖了），也学会了坐茶馆和抽烟（当然是抽价廉的，如8分钱一包经济牌），所在的合作组，也变成了阆中县房屋修缮合作社，地点就在下新街一个宅院里，这原是宪家开干货铺的，后归了城南街道，大跃进时办了合作社，下马后给了城南修缮合作组，现在自然给了这阆中县房屋修缮合作社，属于阆中县手工业联合社，主管部门是阆中县手工业管理局，由局里派了党支书兼主任孙凤其，副主任黄义兴，原有一个城南街道派来的老先生马炳臻作会计，又从学工中找了一个青年人刘兴元作出纳，这真像一个正式单位了，为什么发展起来呢，一方面是经济复苏，三线建设中，上海一家绸厂要内迁到阆中，组建省属阆中绸厂，主体建筑虽由省、地公司承担，但附属工程由地方承担，同时阆中丝厂扩建，又组建专为上两厂提供动力的丝绸电厂，加之全城房屋维修等，只有一个两百多人的县房屋建筑合作社实在是不够，另一方面是党的集体化、合作化政策，一定要把所有单干的劳动者组织起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组织起来之后，社里接有活时就由社里统一安排，没有活时还是要自找，工资都来自雇工一方，大部用计件制，按管理部门制定的定额计算，少部份用计时制，按工人级别计收，我那时定为一级（每月24元5角）二级（每月28元5角），另外再加收17﹪作为社里收益，没有活干时，就没有任何工资或补助，当时县建筑社，城东、城西、城南三个居民委员会所办的（供应临时工的）服务社，都是这种办法，只不过管理费收的多少不同而已，服务社收的管理费要少些，这种时时要操心着找活干的营生慢慢也就习惯了，我把这种营生叫做自谋生计。
这种自谋生计，我一干就是一十五年（从1963年10月27岁时到1978年11月42岁），那时夏日收工回来，坐在院子里纳凉，四妹（二姐的四女儿，正在上幼儿园，每天与同院邵群华的女儿谭莉一道去上幼儿园）总要缠着大舅给讲故事，讲完了还总不愿结束，那天我说：今天我给讲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院子里大人、小孩都静静地听我讲，我讲道：“从前有一座很大很大的森林，林子里有一座很大很大的粮仓，仓库内有很多很多米粮，林子里有很多很多麻雀，于是，有一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二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三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四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五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六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七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八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我就这样不停地说了下去，竟不知说了多少只了，听的人实在耐不住了，才恍然大悟地笑起来，可见这愉快的夏夜啊！
由于总是人多事少，时时还是担心着没有活干，由于我多少有点文化，常肯帮忙，在文化不多的工人中还是受到欢迎，即使他们知道了我曾当过右派时，也并不介意，甚至还有几分同情呢，他们从没有歧视过。安心要以此为生，我又去买了一些有关的技术图书来读，这样不时还可以派上一些用场，如收方计算、看看图纸、配料出个主意等，更不说早就常做的算账、分配等事了，所以日渐受到了重视，县建筑社任设计施工的吕维成（木工出身的土工程师，当时阆中县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权威之一）常找我问这问那，我还教给他认会了英文字母呢，他就劝我先要学好木工，并答应认我为徒，不仅今后决不会缺活干，而且能挣大钱的，他送我全套木工工具，安排我立即跟一伙人去广元一处工地，那儿是木材出产之地，有的是木料学手，一切都准备好了，修缮社的领导黄义兴出面阻挡，说建筑社挖了他们的人，因此我就没有走成，于是吕维成又建议我跟毛文泉（技术比较好会砌砖等新活的四级技工，童工出身，从建筑社出来在外单干，当时名义上也在了修缮社，其父毛俊解放前当过宪兵小队长，当时也在修缮社作泥瓦工）学砌砖，这样我才跟着他去学起了修建新房子，先在县运输社，后又去苍溪印刷厂，那时与何朝发（也是毛文泉的学徒，早年读过商职校，后从木材公司压缩回来）一同做活，一同住在毛文泉的岳父赵老汉开的小旅店楼上，每天在印刷厂吃饭，记得有一次端上了一盆回锅肉，就我们俩人吃，我们就来比赛吃肉，一人一片地吃，最后还是我认输了。后来又去苍溪冬青干活，我们又在一个食店里比吃馒头，刚出笼的二两一个的热馒头，我一口气竞吃下了十个，这次是我胜了，这一看，我还真是个饭桶呢！），那时我身体真好，红光满面，又很壮实，挑上满满一担灰浆（都是用大粪桶，每担在百十斤以上）要沿木梯层层爬上晃动着的高高的脚手架上去，若砌砖每天至少在一千块以上，回忆起这年轻时劳动的日子，还真快乐啊！可是时光一去不再来。
在苍溪县城（当时还只是一个仅有沿江一条主街的小县城）偶然还与西师时的老同学张洪德相遇，不得已匆匆地说上两句话后我连忙逃走，看得出来他还想问这问那地多聊几句，作了贱民不愿见熟人，更不愿连累别人，这就是所谓的贱民心态吧，若没有这种心态，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划贱民的政策又如何会有无比的威力呢！后来又跟着到冬青去修旅店以及给农家打灶，那时节从烧木材改为烧煤，家家户户都要砌个烧煤的灶，这灶要作到发火快、好烧，又要省煤，关键在炉膛内泥抹的那个不规则的空腔，这不仅与所用的锅的形状有不同，也与烟囱的方位大小有关，还因使用者的习惯与要求而异，这可不好掌握，学会了这个技能，还真吃得开，给人家打灶，主人家要作上宾来招待，专门置办酒菜，当然活要作好。
在苍溪冬青修旅店时，就住在该店旧木楼上，一个大屋子，只放有若干铺着蔑席子的大木床，每天睡觉时要到楼下保管室去领被子，不许多拿，同干活的几个农村来的木工青年，常常多混一床被子来作垫用，这时那位女保管员就要上楼来清查，她只把盖着的被子拖上就走，弄得几个“戏睡”的小伙赤条条地惊叫着无处躲藏。这些农家的小徒工真可爱，他们当三年学徒不拿工钱，给师父干活只管饭吃，三年满了要出师时，还得给师父缝一套衣服并办酒席谢师，否则师父总要保留一个绝活不传。有一个小伙就告诉我说，他家很穷，实在没有财力办谢师，师父也就保留有一个绝活不传，早已满了三年还不能出外挣钱。我问他这绝活是什么？他说是打方墨，原来不就是画墨线把给定的园周几等分吗，这是几何学中的小知识。我告诉他说：我可以教会你这活，不要你谢师；并开玩笑说：只要你请我吃炒花生米就是，很快我就教会了他，他十分高兴，没想到晚上还真的买来了一斤炒花生米，大家一起吃了。我深深地感到一般老百姓是何等地需要数学知识啊！还有一件小事也是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人一起干完活，拿到了钱后，需要分钱时，不用除法算账，即使算了也不易能使众人相信，于是还使用着一种很原始的办法，把抄票按面额大小，从大到小，一张一张地照人头分发，这真有趣，但也使我悲哀，面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么需要数学知识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人民用公费培养到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负有普及数学教育天职的人民数学教师却无能为力，只能在一旁干望着，只能让青春和精力连同所学的数学知识白白逝去！这是何等地心痛啊！
回到阆中后又由社里统一安排我跟赵世玺（也是砖瓦工，家庭成份好）当学工，到丝厂修屏江街宿舍，那时大搞“干打垒”（学大寨来的，就是用土块砖砌墙壁，不几年这些不行的墙壁，又是请我们全去给换掉的，反正，作为工人两次我们都是拿了工资的，作为统计两次都计入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我们成天努力地砌着土块。秋天，县手管局布置下来要各社派人轮流下乡支农，这时农村正当四清运动后生产大忙时，我们社有一次就安排了我和汤映维两人下去，地点在江南七里公社群英大队，住在农民家里，队长先安排我到妇女组，干收稻草的活，背着一背架子稻草摇摇晃晃地走在水田间小道上，风一吹来站不稳也不敢动步，引得两边的妇女拍手大笑，我好不狼狈，后来又把我安排到娃儿队，成天在棉花地里摘棉挑，孩子们老缠着要给他们讲故事，晚上天黑了才收工，生火作饭，吃完饭后才到晒场上去开会，要呼叫、等候很久才会有人慢慢地到来，书记、队长不厌其烦地讲着，听众们有的谈话、有的做着手上的活、有的在开玩笑、更多的在打瞌睡，会完后已下半夜了，待天刚亮就又要出工了，农村就是这样不计效率地旋转着，我算领略了这公社化的农业生产，半月后我们便回城了，这半月的工资由原单位发，这就是工业（包括手工业）支援农业。
后来又到文成修东风运输社，河溪修医院，工作一天天多了起来，与工人老老少少相处都很融洽、愉快，我深有所感（与这以前及以后在知识份子中相处比较）与工人相处要好处多了，我满师后定为一级技工，现在又升为二级技工了，日子过得比较顺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正当而立之年，伟大领袖的号召激动人心，我决心斗私批修，不计个人的一切，作一个建筑工人投入这伟大的革命运动，参加了工人红卫兵“二二五”，热情地读红宝书（语录本和诗词本），确实为其中许多语句而激动万分，满有兴致地戴着语录章和像章，还学着模仿写毛体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破四旧闹得十分火热，阆中却搞得又快又左，旧的名称要改，阆师附小改名为东方红小学，城东中学改名为东风中学…等，街道的名称都全改为革命化了的如反帝路（朗家拐街）、反修路（大东街）、红星路（管星街）、上游路（沙河街）……等，农村区、乡、公社的名称也全革命化了，连不少个人也纷纷改名，一切旧的痕迹都不许存在，居民家里不说家具杂物所体现的旧意识要消掉，就是屋脊上有了“福禄寿禧”等字样也得搬掉，连木门窗上的浮雕花饰也要削平，更不说寺庙佛像，那更是要被扫荡到干干净净才会罢手的，举一件事说吧，在县城东门原有一古铁塔寺，寺院早废，旧址在民国时为一小学，后小学迁走了，文革前为县人武部所在地，寺内原有一个不大的古铁塔尚在，此塔为八根方石柱构成之八角亭所覆盖，塔高一丈四尺一寸，生铁铸成，塔身满铸八分体阳文《佛顶尊圣陀罗尼经》全文，天宝四年（公元745年）铸造，国内罕有，属于国家级保护文物，文革初红卫兵对此造了一次反，尔后便将它用砖墙密封起来，对外已无任何防碍，红卫兵对此仍发起了数次冲击，县人武部保护多次无效，最后还是被红卫兵砸碎，连这毫不碍事的、生铁铸就的、千载风雨都过来了的、还是国家明令保护的古董、密封在县人武部眼皮下，也未能幸免，一座两千多年前的文化古城，就这样被文化革命革光了。可是这运动却疯狂地发展着，县城也疯狂起来了，大串联、大字报热闹了街头，中学生赵文介一张大字报开始炮轰县委，斗争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上街了，人们蜂拥着去看“八块八”（一个当地叫“梭叶子”（带暗娼意）的女人取的浑名）门外的漫画、大字报，又日日夜夜潮水般地拥去看王家（据说家中藏有枪支）挖出了枪支没有（还动用了推土机呢），到处是红卫兵，到处都可以随意去抄家，抄家时都可以随意拿走东西。我家理所当然地也被抄了一次家，名义上到不是因为我（在运动中我还不算是五类份子，还承认摘帽后已不再是右派份子）而是因为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来抄家的红卫兵是白果树街居委干部带来的，我母亲满面堆笑地表示欢迎，我家早已是破破烂烂地，什么也没有抄到，总不至空手而去吧，于是便要把我的一个久未用过的旧的精装日记本拿去看看，因为当场都看不懂它，再允诺若查不出什么就立即归还后我只好同意了，第二天我到毛家巷陈代表（就是她拿走的）家里去把这本子要回来了，其实这是上大学时的一个读书笔记本，里面还夹了一些写满字的小纸条，内容全是数学，有中文也有外文，更多的是数学符号与图形，字很小，密密麻麻地，一般人自然看不懂它，这个本子我放在书架上一直未动过它，作为荒诞的物证、文革的纪念。后来我就索兴搬到下新街修缮社去住，与青年石工谢邦喜（后来才知道，他上小学时还与子华同过学，他从小缀学后便学了石匠，成天干活也只能糊口，后来与一个学工李四妹结婚，还生有两个小孩，文革混乱中，没有多少活干，生活十分困难，他仅仅因为，在社里公用的收音机中偶然听到了境外的声音，向工人们说了，便无限上纲，反复批斗后，竟以收听敌台罪送去劳教，后死在劳教中，家中妻儿生活无着，后改嫁给一落实政策后才结婚的老人。）合住一室，工人宿舍，还会有抄家吗。我多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啊。
四，要想有个家
从干泥瓦工以来，工作生活安心了下来，自然早就想有个家了，已经是二十七、八岁的大龄青年怎能不着急呢，母亲也为此事操心，托亲友四处打听、说媒，得到的反馈都是嫌我们家庭成份不好（土改时我家划的成份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按政策规定，交出土地后，就应该是工商业，可是写在户口本上的不仅不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而且还改为了工商业兼地主，加上我父亲又因政历问题受群众管制），并嫌我是摘帽右派，不仅稍有一个工作的城里姑娘绝不会答应，就连农村姑娘也不好找。宋师娘（宋文星的老婆）出于关心在她常去割草的姜家拐坝里（属于乡下了），给我介绍了一位姑娘，她家提出条件是要男方改名换姓，上门作抱干儿，我不愿改名换姓，故未成。后来同院的邻居，父亲的同行邓云，还有一些街坊也介绍过一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大龄女子，但都未成，大多是对方不同意，对我来说已将条件降到了最低了，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不少已有家庭的都破裂了，纷纷离婚了，何况这未婚的青年呢，那一个正常的人愿嫁给右派呢，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呀，这就是贱民的悲惨，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封建主义实质，据我所知，当年我们一道被划为右派的未婚男生中除我以外的三人（赵文荧与秦承俊是与我同班，候远贵是化学系的后与我在德阳教育学院同事）都是改右后四十多岁时才结婚，（只有张克已比较幸运，与划右前就相恋的李元镜在艰苦中结了婚），另外当年划右中不同级只同系的曾业安（后来在德阳教师进修校任教）到现在（67岁）仍是未婚大龄“青年”。
1966年秋天大搞“红海洋”时，我们工作很忙，争着请去粉刷墙壁，有的还要在大门上方做字，内东街被服社大楼前与下新街航运社大门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大字就是赵世玺带着我去一点一点用灰泥糊成的。那时街道上也不例外，也要粉刷墙壁大写语录，在我家街门旁正是一段土墙，大约是1966年10月份吧，居委会派了两个人来整修粉刷，一个技工还有一个小工，天天在这干活，出出进进我也就有机会与他们说上几句话，这个干小工活的姑娘，就在同一条街住，我原也听妈说起过，知道的老年人都说，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可是却遇到了很大的不幸，不久前刚服刑满回来，在居段上服务，可我从无缘认识她，第一眼看到她，就感到她清秀端庄，不苟言笑，着一件老式青布衣，我很希望和她认识并交往，便借故借给她报纸，盼她还报纸时好来我家再相见。从此，我们认识了，而且不知不觉地还恋爱起来。
她后来就是我的妻子，下一节再从头记述她的一些事。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