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妮致徐晓：
九十年代初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读过你的《永远的五月》，你的文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就产生要和你对话的愿望，却又往后推迟了十年。最近又重读你的文章，忽然觉得是站在一面镜子前：两个爱文学的女子，在中国起步的环境和历史大同小异，一个勇敢，一个胆怯；一个经历过和走过的，是另一个刻意逃避和摆脱的。然而谁也没有走出生死与荣辱，过去与现在，情与爱。与你倾谈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谈些什么呢？你在中国的首都生活了半辈子，是标准的北京人。我这半辈子的前一半是彻头彻尾的广东人，后一半是美国人。虽然现在“定居”美国的首都，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在北美任何一个地方住长过。你这半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生命和对文学的尊重和喜爱安排在一起,我却是做了很多与此无关的事情。你写到自己办地下刊物和坐牢经历时的那种平实和不夸张，让我无法假设我自己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我肯定不敢冒坐牢的险，如果是年轻不知深浅被抓进去过，我的平常心恐怕已经被折磨掉，或者精神萎缩变形、利欲膨胀。
我们是这么不一样。一样的，可能就是我们共同的关注。就像我们纽约的台湾朋友王瑜所说：“你们这些大陆生活过来的人，经历的事情太多太严峻，”她后面的话是，“短篇都装不下，只好写长篇。”比如我的小说，今天写到一个孩子，他在“文革”中遇到一次死亡,在描写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自然就回到“文革”，想到我做中国人的痛苦经历，便走出了写作的世界。因为这种经历，我一直对要不要孩子有太多的怀疑。孩子来了，他的小小表现，又让我心惊肉跳，担心那是遗传中带来的文化毒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虚伪和残忍。我无力和有这么强大背景的文化去抗争。免疫注射或者隔离，我选择后者，利用远离中国的地理条件，让我的孩子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隔离。但是你在中国生活的孩子，可以读有关他父亲的文章，可以为他父亲和母亲的抗争骄傲。当然，你比我付出的代价，要更大，更长久。
我们会在下一代身上看到什么结果？他们的是非感和正义感，会被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压制和扭曲吗？因为没有经过我们经过的苦难，他们是否会变得浅薄和虚弱？
坚妮
二○○三年十二月
徐晓致坚妮：
从偶尔收到的海外《今天》上读到你的文章。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是广东人。直到两年以前我们在华盛顿见面，以及此后的通信和通话，使我不得不承认，认为广东人缺乏激情与浪漫是我的偏见。
正如你在信中所说，情与爱对于女人，过去与现在对于人，生死与荣辱对于中国人，恐怕是怎样挣扎都摆脱不了的。但是，我们的不同绝不在于勇敢或者胆怯。在一个个性无法正常伸展的社会中生活，有几人能坦然地谈论勇敢？在一个以物质主义为主导的时代，又有谁能超越平庸？如果恰好我们过着不同的生活，只能说那是命运使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肯定地说，如果可能我也会做出与你同样的选择，尽管有人说那是逃避我也不会在乎；但同样肯定地说，逃避了社会的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否则，你，以及像你一样生活在另一片蓝天下的同一代人，就不再会有深刻的精神痛苦。
前不久看了纪录片《寻找林昭》，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片子，面对美丽、多情而英勇的林昭，没有谁能够忍得住不流下眼泪。了解了林昭的生与死，就不难想象一个原本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女性是如何被推向了一条不归之路。回想我的一些超出常轨的经历，其实都有点儿身不由己。和那些在政治上勇敢地做出选择的人相比，我常常感到惭愧；和那些在平庸的现实中敢于自由表达的人相比，我常常生出羡慕。中国当代有林昭在，有王申酉在，有遇罗克在，有顾准在，谁还有资格夸张？虽然疼痛对于肉体是一样真实的，精神痛苦的程度，也不与肉体被打压的轻重成正比。不管是当年给我思想启蒙的赵一凡，还是给过我重大影响的史铁生，以及创办了《今天》杂志的北岛，都是既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的人。至少对于我来说，从不敢标榜有何等政治理想。崇高与神圣就像纽约上岛富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奢侈而遥远。如果说我们在言行上还有一点儿自律的话，无非是向自己证明还有一点儿诚实和善意存在。
然而，在一个不需要诚实与善意也能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的社会，诚实和善意的意义何在呢？现在常听到有人喜欢自我标榜“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以此显示自己的超脱与潇洒，讽刺那些不识时物的“傻瓜”，就像十几二十年前喜欢自我标榜“有使命感有责任心”一样。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如今的赤裸裸和以往的信誓旦旦一样，都是真实的。之所以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在于这种人从未有过被一种精神的魅力诱惑和感召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在一个人相对纯真时被开启的，有点儿像跳芭蕾和弹钢琴，躯体的柔韧是童子功，品性一旦形成便成了习惯。
亲爱的坚妮，我的这番感慨，既是对于你关于我们之间异同的回应，也是对于你信中关于“我们的经历会在下一代身上延伸出什么结果”这一话题的展开。同为母亲，我非常理解你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焦虑。我本来以为，这焦虑只是我们有，因为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确严峻。我没想到生活在美国的你，经历着比我更深的焦虑。想到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那个道德堕落之中虚伪和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把儿子从地域到语言都与中国隔绝开，我很为你难过。我能体会到那背后是怎样的绝望与无奈。
所以，我愿意与你分享在儿子成长中我自己的故事。
一年多前，十四岁的儿子突然迷上了摇滚，弹琴影响学习不说，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吸毒的自杀的乐手，我越发地紧张，但是我不敢公然地反对，生怕刺激起他的逆反心理。一次我受宠若惊地被他邀请一起看一个摇滚乐队现场演出的光碟，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边看边流泪，他说：“我不只是喜欢他们的音乐，更欣赏的是他们的精神。”他还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乐队和乐手的故事。儿子的执着和投入让我联想到了自己曾经的浪漫与激情，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年轻的时候，抗争也许只是为了伸张个性。你一定听说过北京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被全市最可称道的品学兼优的女学生打死的事件，而学毛选和搞大批判则是我中学时代的全部生活。这说明，我们的个性曾经被摧残被扭曲，我们的精神品质都向着不正常不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赵一凡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俄罗斯和西方名著，七十年代初这些书还都是禁书，为此我被党支部书记找去谈话，但那已经阻止不了我了。那情形就像是在一间黑暗空旷乏味的房子里待久了，无意间发现了一扇尘封的窗子，推开来一看，窗外居然有如此这般的风光！然而，你还来不及对那景色发出一声赞叹，那扇窗却被关闭了。北京有句俗话，叫作“看到眼里拨不出来”。它无比神秘让你无限向往，它如此奇异让你魂牵梦绕，你情不自禁地追寻而去，就像一个偷食禁果的初恋少女。生活就是这样被改变了！为了那一束光亮，一幅风景，我们付出了不是正常人生该付的代价。我不后悔，不是因为后悔没用而不后悔，而是因为我觉得值得而不后悔。虽然单纯不再，执着不再，只有决绝。用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如果你爱过，你是该为自己终究不是老处女或者终究没有为生存所迫去卖淫而欣慰而庆幸呢，还是该为你失去了所谓贞洁而遗憾而悲泣呢？
人生的坎坷与平坦，生命的精彩与黯淡，就在那扇窗子一开一合之间。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吸引他的与当年吸引我的固然不同，相同的是，我们两代人在相似的年龄都被一种精神感召着。我深知那是一种怎样巨大的力量啊！毁掉了学业与初恋都在所不惜。且不说我该不该拉住他，恐怕我想拉住他也不可能了。我所能做的，是让他渐渐地学会识别表面的与本质的，学会欣赏美的与不美的。
从那一刻起，对于他的迷恋摇滚，我忽然变得坦然了，甚至生出了感动。毕竟，我们母子不只是生命的延续，不只是物质上情感上相依为命，在精神追求的轨迹上也曾经相遇。等他长到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年纪，他也会感到欣慰吧？
十年以前，在记述了我的牢狱之灾的《无题往事》一文中，我曾表达过与你同样的忧虑：“对于识字却还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也会坐牢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被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不知道怎样能让他既了解真相又不滋生仇恨。
在他上初二的时候，因为老师偷看同学的日记，学生与老师发生了冲突。他回到家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如何带领同学向老师发难，要求老师向同学道歉。当时我的心理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害怕他与老师对立，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老师的关系好坏决定着他成绩的好坏，一个被老师看成眼中钉的学生将再也得不到鼓励和重视，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心智不可能成熟到可以与冷落抗衡；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让他认为人应该漠视自己的权利，特别是，这一次他是在为别人仗义执言，这是一个男孩子应该具备的起码的品质，我不能给他灌输“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市侩哲学。事实上这种尴尬经常出现，如果在孩子愿意与你交流、听取你的意见时，如果你不能诚实地面对他，而是向他展示出双重标准，你会从此失去他的信任和尊重，他会向你关闭他的内心。最终，我选择了诚实。我提醒他：第一，一定会有人向老师报告是你在鼓动；第二，老师一定会向你报复。“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他回答得很肯定也很从容。他已经了解世故，但还没变得世故；他已经看到了真相，但还没有被真相吓住。
生活在继续。生活的自然展开能教会他们我们无法教给他们的一切。我不能刻意地向他隐瞒什么，也没有刻意地非让他知道什么。他的父亲不在了，他从父亲的朋友那里、从我的文章中感知他的父亲。他告诉我：“如果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不缺少父爱，就不会成为这么独立的孩子。”你看，他已经学会从不好的事情中得到益处了。
当然他也会有困惑。十二岁那年，得知父亲的死最初是由于一次误诊造成，他哭了很久。他问我：“倒霉的为什么是爸爸。”我咬咬牙告诉他：“很多时候生活是不公平的，轮到谁谁就得承受。”这样回答使我不安，但是我不能用“大灰狼”来代替一桩人为的医疗事故，更不能保证未来生活对他一定是公平的。
不久前，我们一起看美国电视连续剧《兄弟连》，从他的议论中，我发现他看待人与事和我们十五岁时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能够宽容一个英勇的士兵表现出的怯懦，懂得尊重一个战俘投降时的尊严，欣赏一个军官哪怕砸冰取水也要刮胡子的细节，也可以对反派人物来点儿幽默。教条不再属于他们，仇恨也不再属于他们。
我有一个朋友，“文革”中因为说“谁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不例外”而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三年牢，前不久他患癌症做手术，他妻子告诉我，出现幻觉后他不停喊叫：“别让警察来抓我！”碰巧另一个朋友的弟弟患同样的病，在同一个医院里做手术，术后昏迷时说的是：“姐姐，‘文革’结束了！”这两个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故事使我震惊。他们的，还有你的，对于这段经历至今的耿耿于怀，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历史的废墟，也走不出心灵的阴影。亦如你为了让儿子摆脱“虚伪与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从语言到地域彻底把他与父亲及其中国背景隔绝开来一样，我的那个并不缺少才华与豪情的朋友，宁愿在他乡抑郁而死，也不愿回故乡苟且偷生。
曾经与不止一个朋友有过共同的读书体验，书中的故事常常会惹我们哭。回想起来，几乎没有让我不哭的小说，托尔斯泰使我激动而哭，陀斯妥耶夫斯基使我悲伤而哭，车尔尼雪夫斯基使我感动而哭。《红字》《牛虻》都无不让我哭得昏天黑地。同时，我们也都觉得奇怪，现在的孩子不哭。儿子让我意外地卒读了罗曼.罗兰的四卷本巨著，但是他不兴奋也不感动，而是考证主人公与贝多芬的异同，然后总结性地宣布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革命说教过时了！”但是，他会为另外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而动容，比如披头士或X-Japan的音乐。他宁愿花几百元到现场挥动闪光棒直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而我们不管多么反叛，当SARS这样的灾难降临之时，却还有去当志愿者的冲动。
我不知道你和你儿子父亲的故事，但是可以肯定，你的儿子也会慢慢长大，从你为他蔽荫的房子里走出去。也许有一天，正是因为你的封锁给他造成的好奇，使他神差鬼使地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权知道真相，也一定能够知道真相。你希望他像牛虻一样遭受致命的打击而破碎，还是希望他在真实中慢慢成熟？吃着巧克力、穿着耐克、玩儿着电脑游戏、看着动画片、听着披头士长大的儿子们，也许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反右”与“文革”，不需要学习如何写“检举信”与“检讨书”，也不需要分辨政治上的正确与不正确，以及道德上的是与非。但是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不能不面对生活中的美与丑。毫无疑问，专制腐败草菅人命的制度是丑行，“虚伪与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是丑行。但我相信，美国也不是一块净土。相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标准来说，审美是更稳定更恒久的标准，只是它也许比任何标准都更高更完美，因而更加难以企及。
前几天，我和儿子一起去观看美国《国家地理》图片展，我惊奇地发现，一百多年来，这个非盈利性机构（而不是私营公司）的领导人，由一个家庭（而不是家族）的四代人接连担任。其中有一幅黑白图片，画面是发明电话的老贝尔拉着孙子的手。这个七八岁大的男孩儿，正是现任董事长的父亲。这是一种怎样的延续与传承啊！正是这种超越了政治与社会的、由精神与审美连缀而成的链条，使得一本貌似科普的杂志，充满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瑰丽的审美色彩，成为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它能让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着迷；所以，才会有一个中国母亲和她的儿子一起，在那些图片前流连忘返，对一本异国的杂志赞叹不已。
自私地说，一个不想失去儿子的母亲，一个想拥有儿子的母亲，在审美层面上的沟通，几乎就是惟一的途径了。当然，这也是冒险。人与人是如此的不同，DNA又是如此的神秘。我们得有支付代价的心理准备。
感谢你的来信，特别感谢你的问题，让我静下来想关于我和儿子共同成长的经历。
徐晓
二○○四年元旦
（待续）
来源：《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