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分别记述我从1957年10月大学毕业（21岁）开始，她从小开始，两个大龄青年的风雨人生，到1966年秋我们相识时（我30岁过，她25岁不到）为止。
第一节 苦难的开始（一）
本节记述1957年10月（21岁）从西师毕业分配到重庆42中学工作到1963年8月（27岁）被迫离开该校为止的一段生活。
一、一年多的教学工作（1957年10月到1958年冬，21－22岁）
1957年10月我从西师大学毕业了，四年的苦读、优异的成绩，满腔对党的热爱与听话，换来的不是毕业证书（正式的毕业证书是在二十二年之后才发给我的），而是一纸分配工作考查两年的决定，这一切我也认了，不就两年时光嘛，这时我才21岁（那时万万没有想到这黑字写在白纸上的两年却是二十一年还没完，这就是共产党的诚信么？我写此文时－－2002年3月，窗外正高喊着重诚信呢！），我们一行数人到重庆市教育局报到（后来才知道，分配方案我原订是留校的，运动后只好就近改发到重庆了），在那等着办事人员电话联系后，我随即被派到距两路口市教育局不远的重庆42中学，地址就在观音岩重庆第二人民医院（后来的重庆外科医院）下面，校门在人和街，外面就是人民路，旁边是41中学（即著名的巴蜀中学），这儿原是国民党中央财政部旧址，原前面是一所初级中学，后面是重庆市教师进修学院（迁走后把地点全给了42中），从本期起才开始招高中班，只有高中一年级，急需增加高中教师。党支书兼校长是瞿作阶（后调重庆六中任校长），副校长唐从古（非党人士），教导主任付世屿，我在数学教研组，组长靳朝班，原在银行工作，不是学数学专业的，（那时组里还没有数学专业毕业的），我俩同教一样的课：初三四个班的几何我俩各任两班，高一四个班的几何我俩又各任两班，我们一起备课，我的备课本常常给他抄阅，作业是全批全改，我还常常帮他改作业，我还做了很多几何教具，那时工作真是拼命卖力，每天都是要到深夜一、二点才睡。我那时分在教职工宿舍楼三楼（其实是位于两层木楼房青瓦屋顶内的搁楼）单身宿舍，一间小屋，有一双扇小窗开在瓦面上，室内有一木床、一木椅、一小桌、一竹书架、一木凳、一木洗脸架，过道头有一处安有自来水龙头，我去后第一月，连工资介绍也没有，只叫我暂借些钱，后来才通知我，按规定每月生活费（不叫工资）26元5角，公费医疗是一样的，（就这个265元，我一直拿了五年多，后来干脆一分也不给了）。当时对这一切我毫不在意，只说是作为处罚（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处罚竟会是层层无端地没完没了地加码！），已十分地好了，我甚至是欣喜若狂了，我上街卖了热水瓶、面盆等日用品，后来又陆续买了胶领衬衫，米色防雨卡中山服，天兰色毛衣，冬天还添了棉短外衣，也算是一个人的家了。从学校后门出去就是枣子岚垭。这是一条坡路小巷，沿石级而上就是观音岩重庆第二人民医院（后来的重庆外科医院）大门，这儿有中二路公共汽－－观音岩站，向下即到文化宫、两路口、上清寺，向上即到七星岗、解放碑。休息时、假节日，我也出去看看电影，或上文化宫、大众游艺园走走，也曾第一次进西餐厅（不敢吃什么贵东西，只要了一杯咖啡，但不会吃，把桌上的白糖加光了还是苦的），也进过一次高级理发厅（随服务员把头式做得光亮，一走出门，真不好意思，连忙用双手把头发揉乱后才走路），更多是去市图书馆或上枇杷山公园、鹅岭公园读书，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我早已习惯了。我把一切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上，主动争取作很多事。如：帮助改本子、做教具，抄写，做清洁，帮助别人学高等数学，记得当时高一上园周率一课，我还据此写了有关园周率教学的一篇论文，寄到《数学通报》杂志去，后来收到复信，要我对其中几处作点小补充，然后加盖公章后寄回，修改补充并不难，要盖公章，这可使我为难了，你是右派，会给你盖章吗，再说，右派还可以发表文字吗，从此我再也不写文字了，想不到这一禁就是长达二十三年，一直到1980年我又才开始发表文章，（从此我对有关个人的事务，动不动就要你加盖公章一事，就甚为反感）。当时我对严格要求自己甚为重视，每周（三年之后改为每半月）都要向党支部交一份书面的思想汇报，一直坚持到1962年终摘帽时为止，长达五年多之久，可见我对党的迷信。更有趣的是在1959年冬，我满了两年考查期之后，我不仅向党支部写了总结，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呈上去呢，自然是得到了不予理会的结果，以后还是依然处分你，但我总还是把这一切看做是党对我的考验。那时由于工作特别努力，对学生和同事也特别好，以致还有女学生（初三的M，高一的S）与一个女教员D向我暗示好感，例如请我到她家过节、帮我洗衣被、常来我房间玩、甚至在作业本中夹张纸条等等，对这一切好意，我以高度的警觉加以回避，我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一万个不敢啊！这时光不长，到58年秋，有一天我进教室上课时，突然学生不呼“起立”了，后来学生偷偷告诉我，校方已向他们宣布了我是右派，要学生们好好监督，看得出来学生们很同情我，课堂秩序仍然很好，甚至更好，这种情形继续不久，学校又办展出，把学校原（我没有去以前）划的几个右派（我去时他们已下放到市办广阳坝农场去了）以及我的右派罪行材料用漫画和大字报形式展出，内容有些什么，我从未看过，也无人告诉过我，我至今也不知道，原来是重庆市文教系统统一处理所有右派，分六种处理办法：一，送劳动教养；二，送工厂农村劳动；三，留校劳动查看；四，撤销原工作，另行分配工作；五，保留原工作降级处分；六，免于行政处分，42中处理的全部六人中，对我还算最轻的，按第四种处分，便通知我，调到教务处作职员工作。（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处理了，这还算是公开的，以后还有多次不公开的处置呢，即使对于罪犯，正式判决后，只要他老老实实服刑，既没有发现原有判决不当又没有发现新的罪行，也不能随时想处理就处理呀！这都是始料未及的，当时只好认倒霉，并主动接受了）。
二、两年多职员工作（58年冬到61年春，22－24岁）
开始分在教导处作职员，教导主任是付世屿，我分担刻写和排课工作，一天到晚有刻不完的东西，还要挤时间刻套色油印的“跃进报”，专门担任油印的工人老曾都常说，太多了，另外排总课表的工作，全校高初中六个年级，共30个班的课表，还要安排每班每周一天停课劳动，与每个教研组每周半天业务活动，还有个别教师的特殊要求等，那时政治活动又多，每期要排几次课表，这真是一个多元、多条件的排列组合，出不得半点差错，累得喘不过气来，只一个劲地挣表现，我干了一年多，中途，换来了王秀琪担任党支书兼校长，后来，从重庆市区党委机关又下放一个干部，要我先与他一起工作，待他熟悉后，就调我到总务处工作。
在总务处，我的工作反而经松多了，实际上用不着要那么多职员的，那时人事并没有严格编制，在不断的瞬息万变运动中，上面要下放来，内部要调节，只好因人安事了，总务主任叶汉，广东人，先让我跟着一个姓邓的老职员管管家具，清理课桌等，后又让我跟一个从巴县政府调来的洪旗，搞大炼钢铁的物资采购供应，没事做也得要不停地忙忙碌碌，不能坐下来，否则就不是大跃进了，在土炼钢炉前，瞎忙乎也得要三天三夜不睡觉，写喜报，敲锣鼓，做好后勤保障，每天晚上夜战，我们要去守候着，统计人数，把加餐送到人头，（有很多本不需加班熬夜，但为了表现积极，也为了熬过12点才可吃加餐）。对这种无端地疯狂，眼看着人力物力白白地浪费（教学秩序大乱，公物被破坏，例如好端端地不上课，把本可以修好的桌椅弄来烧掉炼钢铁，甚至把好端端的桌椅打烂无人敢过问，为了炼钢铁发了疯地购买大批雨衣发放，等等），真使人痛心，只能认为是自已觉悟不高，认识跟不上时代。后来又大办农场，人人争先恐后地写申请到农场去改造自己。我是60年冬天或61年春到农场去的。
以上只讲了这两年多的职员工作，这只能说是十分表面的事，如果说仅仅是如此而已，那就算不了什么，与此同时必需设法让你时时、处处体现出“贱民”的身份，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除了正常工作以外，对我还有两项格外的安排，以示逞戒：其一，是担开水，每天从开水房担开水送到教学楼过道上的茶水桶内，（有一次正在掺开水时，茶水桶倾钭，正有学生经过，我怕烫伤学生，便用腿去挡住了它，这样虽未出事，但却将我一支腿大面积烫伤，被送到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有时每天一次，有时两次或三次；其二，是打扫厕所，家属楼后面有一幢平房教室，共用一个建在坡边的旱厕，我就是打扫这个厕所，打扫厕所本也没有什么，问题是还要打扫女厕，又不规范时间和制度，家属区时时都有人使用，每次打扫前先要高声问几遍：里面有人没有？就有人她也不便回答，只好站在外面多等候一会，待确判里面无人后，才能进去，常常是正要进去时，突然跑进去一个人，这又只好在外面候着了，进去后，满是污秽，特别是血污的废物，真令人发呕，也有时正在打扫时，门口也放有扫帚、水桶之物作标示，但总也有女人不注意地冲了进来忙不及地要解带子，好不尴尬！不知道是谁想出的这个逞罚和侮辱一个未婚男子的“好主意”。这么具体的办法，总不会是党中央毛主席订的吧。（二十多年之后，我参加了四川省初中数学教材编著工作与重庆市教科所董安东共事，有时到他家去作客，闲谈中得知他夫人的妹妹就是当年在42中作办公室秘书的殷智龄，她说在谈及我时她妹妹曾对她说：当年真委屈了贺老师啊）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