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一场十二级飓风袭来
天宇还剩下什么？
——拙作《早春交响曲》序曲
“喂喂，是团中央宣传部吗？我是高伐林。向你们借本书——《闪光的生活道路》，对，就是那本关于张海迪……什么，没有！你们编的，能没有？！”
撂下电话，抠抠头皮。再给中国青年报的朋友打。“……也没有？你们报社资料室总该……当时没买？！这……”
原以为举手之劳，居然成了难题。怪事！
这本书当年可是印了509万册，哪家书店橱窗柜台不摆得满满，哪个团委团支部不几十成百册的买？畅销书！记得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老黄，那位干干瘦瘦的南方人，颇为自得地告诉我：“创文革以后出书最高纪录啦！文革以前比这本书印得更多的也只有那一本《钢铁战士麦贤得》——900万册……”
再找别的朋友：宣传部。团委。报社。大学……
——没有。早没有了。当然没有。现在谁还有这本书。
听筒里还时而一迭声惊叹，时而一连串盘问：你老兄现在要这干什么！
好家伙！仅仅5年，一本重印了好几次的定价人民币4角的小册子，竟像殷商甲骨、周秦铜鼎一样罕见了！张海迪去年樱花时节还应邀东渡扶桑，讲演唱歌，颇为轰动。日本人记得她，我们这里倒把她忘诸脑后了？怎么搞的，太不像话—突然住口了。我像话么？
我当时不正在团中央宣传部办公、置身于宣传张海迪活动的第一线吗？不是在这本书编辑出版中也尽过力吗——对了，在窗下此伏彼起“收购旧家具、电视机”的吆喝声里，在街对过邮局推销奖券的震耳欲聋的流行曲中，我回忆起的真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出版社印了几百万册，只付给我们编辑费70元。交涉了好几次，那位老黄苦着脸咬咬牙：“这是财务上规定的呀……破个例，再给——70元！加一倍啦！”从高额利润上掰下个小零头，倒像倾家荡产了。
真的，我怎么也没有这本书！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供职的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团委书记小仲，顺手就丛书架上抽出本《闪光的生活道路》：“送你了！”
一片叶子。那场春天的大风过后，剩下的一片叶子……
第一章 北京春天刮大风
中国坐在荧光屏前
谛听她的歌声
凝视她的笑容
——拙作《早春交响曲》第一乐章
1
北京，千年巍巍皇都，泱泱大国的政治中枢文化重心，说来可叹：没有令人心驰神往的春天。
为什么？
风。北京春天刮大风！
风一刮起来，成千上万头怪兽一齐呜呜吼叫，这儿尖啸那儿狂嗥；风蛮横无理照准塔楼、大树、烟囱、电杆左右开弓一顿耳光，掀住胸口又推又搡，大有不摇塌不扫平誓不罢休之势。大风起兮沙飞扬，那沙铺天盖地而来，太阳怎么也睁不开铁锈色的眼睛，不论是大宾馆还是小胡同都在灰蒙蒙扑扑的混沌之中打施，使人莫辨身处远古洪荒还是戈壁大漠。
这样的大风，从早到晚，一刮一天，一刮三天五天。
1983年2月24日，北京倒还没刮起大风。
她是在这个早春的日子被共青团中央接到首都的。这位“中国的保尔”、“八十年代新雷锋”张海迪，当时在北京还鲜为人知。
凌晨4点，北京火车站月台昏暗而而又空旷。从济南开来的298次直快列车正点抵达。人们抬下了一辆轮椅。没有什么人驻足围观——一位外省瘫痪姑娘到首都来了，仅此而已——旅客们瞟一眼，匆匆在料峭春寒中赶自已的路。
当天，团中央一把手王兆国和他的同事、其他几位书记就去看望了张海迪。随后，安排了大夫为她进行详细的、全面的身体检查。
张海迪的在京日程，是一个宏伟的宣传活动计划的主干，在她到京之前已经由团中央宣传部精心推敲订出来，团中央书记处郑重其事地向党中央有关书记作过汇报。记得讨论活动方案时，团中央宣传部长魏久明可真让我大开眼界。老魏年近知天命，难得糊涂，挺严肃的会议，他一主持顿时严肃不起来。有一次开先进人物座谈会，他引导发言说：“嗯，刚才朱逢博同志讲得很精彩……”哄堂大笑！我赶紧提醒：“朱伯儒。”老魏面不改色：“……老朱的发言很有启发！”这次他一开口就气魄宏伟：把张海迪接到北京来参加全国学雷锋座谈会、纪念大会，给首都青年讲个十场八场；请中央领导接见，搞命名表彰开展全团学习活动；宣传上嘛，不仅共青团系统的喉舌像《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年》等等都要开专栏、专版，发照片发报道发社论；还要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联系，请他们配合造舆论……听得我一愣一愣。没曾想，后来居然绝大部分都实现了。别看老魏说话行事丢三落四颠七倒八，遇到工作上的大事，真不含糊。
这项雄心勃勃的宣传计划，其实就是要动用一切手段，高打强攻，全面开花，有声有文，出形出影，以求达到最广的覆盖面，造成最强的冲击波——用今天的话来说，要有最大的“轰动效应”！唉，推出青年典型时着眼于“轰动”，这应不应该算是一个误区呢？
春节刚过，团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和其它部们许多人便夜以继日忙开了。从安排住处到落实会场，从联系车辆（为轮椅上下方便，必须借到从后面开门的面包车）到组织观众——这里头有多少印制入场券准备录间等琐碎事儿！
万事具备。主角也准时接到了。
2
按照预定日程，张海迪于1983年2月28日下午正式在首都政治舞台登场了。
团中央的第二把手胡锦涛主持召开了首都新闻单位听取张海迪同志事迹介绍会。张海迪与团中央请来的2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见面，面对闪光灯、聚光灯、摄像机、录音话筒、采访本以及几十双职业性地审视自己的眼睛，她娓娓而叙，侃侃而谈、介绍自己成长经历与事迹，唱了三支歌：《生活多美好》——中文；《哆唻咪》——英语；《四季歌》——日语，随后又即席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那天我也在场，坐在门口负责请记者的提问。给他们发放材料。也怪，来的记者以中年女性记者居多，兼有热心侠肠与眼尖手疾两大特点，莫非因为采访起来又有老大姐之便又有女强人之利，能在竞争中占优势？见到一位熟人雷抒雁，那位因《小草在歌唱》这首悼念张志新烈士的诗而蜚声全国的诗人，《中国青年报》特地邀请他来听听，约他写一首歌颂张海迪的“力作”，“要有比《小草在歌唱》更大的影响！”
我们几个具体参加张海迪宣传的干部今天第一次见到她本人。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八、三十出头，宣传典型的事以前在基层工作时也没少干。但我们毕竟刚从大学毕业来团中央，在机关这部大机器里磕磕碰碰了一年，辣味退了不少，本闻不太惯的酸气却沾上若干；出京当大爷，回京当孙子，日子过得日益腻味。这交第一回参加这样的全国性重大典型的宣传，心里又是好奇又是得意：以前只能在教室里端坐听政治辅导员宣读先进典型的事迹，这回却由我们来把一个先进人物推出去，让全国成千上万名辅导员组织成十万上百万的大学生和其他青年学习，这就像从观众席一下窜进了后台，从那儿看幕前幕后，甚至居然也能影响剧情的进展！
扯远了，还是谈张海迪。她穿着乳白高领毛衣，外套一件西服上装。刚开口流露出一丝拘谨惶惑，很快就消散了，显得自信而从容，不忸怩作态，不一本正经，这赢得了常与官员打交道的记者们的好感。原来不少记者也多少听说过一些她的事迹，毕竟不能与听她坐在面前自我介绍的感受相比：顽强抗争高位截瘫的命运……死神的阴影笼罩着自己，却医治了上万上次的伤病号……自学英语、日语、德语、世界语，翻译了十几万字的小说、资料……有血有肉，动心动情！
会场始而鸦雀无声，继则泪光闪烁，终于掌声如潮。
团中央书记、部长们一直悬着心在听。虽说会前一再对海迪提示过：哪些重点应该突出，哪些分寸如何把握，哪些口径必须守牢，但到底会不会砸锅，心里直打鼓。张海迪是党中央认可进行宣传的先进典型，上版面上镜头是没问题的，可是记者本人对张海迪有没有兴趣，至关重要：只有当记者是被激情驱使而不只是被指令调动，才有可能达到最佳宣传效果。张海迪讲得这样生动又这样得体，使他们喜出望外！看到记者们一个个悄悄掏出手绢，听到一散会记者们争先恐后围到海迪轮椅边预订进一步采访的时间，他们悄悄吁了一口长气，露出了笑容——今天，张海迪的事迹与魅力征服了这几十位记者，明天，不，今天晚上，他们就会着手去征服成千上万的读者、观众和听众！
估计得一点儿没错。当天晚上就有好几位记者散了会没有离去。怕夜长梦多，便先下手为强，软磨硬缠从张海迪口里掏材料。以后几天，张海迪住的房间门口总是围着一二十名挎着照相机或者提着录音机的记者。团中央不得不派宣传部干部卢山到这儿把门，要见海迪的记者得到小卢这里挂号。你要排队，我要加塞，说好进去拍两张照片结果赖了半小时……为此还生出不少闲气。
一部杰作能造就千百位教授专家，同样，一个先进典型也能造就千百名宣传干才。有不少记者是深谙此道的，他们一眼看出来自己建功的契机在于张海迪的出名——这个典型已经过了“人以文传”的阶段，眼下倒是“文以人传”之际。于是便使出浑身解数在张海迪报道中拔得头筹。两位记者——一位某报小有名气的女记者和一位某社不那么有名的男记者——千方百计征得了团中央同意，住进了万年青宾馆，毗邻而居，与张海迪的房间也近在咫尺。同行是冤家，冤家路窄。这两位都铆足了劲，自然见面分外眼红。男性记者仗着与海迪同乡，过去材料较熟，一个劲地盘根究底；女性记者却有性别之便，不论海迪在干什么都可以排闼直入，采访的机会便多出许多。凡听到新鲜一点的材料，必再三叮咛曰：“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了，尤其是那些蹩脚记者——他们只会糟蹋这么好的材料！”
对这种状况，团中央是很满意的。魏久明后来对我们踌躇满志地说：“我说吧！把张海迪请到北京这着棋就是高！先开记者招待会这又一着棋就是高！”
3
一进3月，北京的老百姓，不，中国的老百姓面前呼地下刮起了大风！
3月1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刊登了昨天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并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反映张海迪的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
3月3日。《中国青年报》整版配图发表雷抒雁的长诗《第五根弦上的强音》；
3月5日。首都各界集会隆重纪念学习雷锋20周年，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报告，万里、习仲勋、王震等领导人会前接见了张海迪等人，张海迪随后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就座；
3月7日。共青团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命名大会，王震、陈丕显等人出席并讲话；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向命运挑战》；
3月9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张海迪、朱伯儒事迹万人报告会；
3月11日。首都8000青年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听张海迪作报告；
3月17日晚。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向全国播放张海迪报告实况录像——本来计划是制作20-30分钟的专题节目，但拍摄人员被张海迪报告深深感动了，纷纷要求播放整场报告的实况，才升了格；
3月中旬开始，各报还以大量篇幅发表有关张海迪的社论、照片、连环画、读者来信，哦，对了，还有张海迪自己的日记和书信——中国的英雄模范自雷锋以降都有记日记的好习惯；
几个出版社竞相加紧编纂关于张海迪的事迹文章汇集，抢着搜集整理出版她的书信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写一首长诗——“写出80年代的《雷锋之歌》，我们出单行本！”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金星》，第一版印数就高达60万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人民画报》、《民族画报》、《中国建设》、《中国报道》……汉语、英语、日语、世界语、维吾尔文、蒙文、藏文、满文……
本来，早在2月5日，《工人日报》就登载了一批关于张海迪事迹的文章，有本人自述，有言论，有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苏毅然的署名文章。这也算一个精心设计掀起的宣传浪头吧？但与3月份这排山倒海而来的巨澜大潮相比，简直只能算一波袖珍涟漪！如果说典型也有“级别”的话，《工人日报》眼中的张海迪是“年度级”，而团中央眼中的张海迪是“年代级”、“雷锋级”——是80年代青年的代表，与60年代青年的代表雷锋双峰并峙。这或许与当时正值学雷锋活动20周年、报刊上纪念学雷锋气氛很浓不无关系？我们在宣传张海迪活动中，总是野心勃勃地以宣传雷锋为参照系……
大风，大风，北京春天刮大风！
反馈来了，势头也那么猛。这好像回旋加速器，风力加倍地剧增——仅仅几天之内，就引来了上千封给张海迪的信件，很快突破了一万，又激增到两万、三万、四万……张海迪已经出名到这种程度：信封上什么地址都不用写，只写“张海迪收”，居然也一帆风顺的到了团中央。
信件一袋一袋地往九层宣传部扛。堂皇考究的信封和旧报纸粘糊的信壳，叠出花来的信笺与巴掌大的烟盒纸，工整的遒劲的潇洒的妩媚的笔迹与直楞楞歪斜斜的字体……每一封信都能抖出一簇炭火，烫手灼心。“万分激动”、“热泪盈眶”之类的词句比比皆是。他们佩服张海迪拚命钻研，在一片荆莽之中踏出了一条小径。他们觉得那仿佛在对他们招呼：“嗨，朋友，只要你走就有路，快呀！”于是他们清理书本，安排时间，尽力打消“我是这块料吗”、“就是学了又有什么用”之类的疑虑，摆开阵势要搏他一搏。
我不怀疑写信人的真诚，但是如果我是张海迪，整天读这样的词句，成千上万次，我非烦透了、发疯了不可。有的小学大队辅导员让少先队员每人写一封给张海迪大姐姐的信，这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倒无可非议，但这些信一古脑儿全投进了邮筒，乖乖！每一封都是以“敬爱的海迪姐姐”开头，满篇全是“以你为榜样，刻苦学习，实现四化”，末尾一律“致以少先队的敬礼”。工读学校、监狱、少管所也成沓地寄来信件。还有自告奋勇要来、或者盛情邀请张海迪去，口气满有把握能治截瘫，让海迪霍然而愈。更有一些碰过壁跌过跤的青年来函，耸人听闻：“我已做好自杀的一切准备，最后写这封信请你解答上面的问题。10天以内（或“7天以内”，“5天以内”甚至“3天以内”！）收不到你亲笔回信，我就与人世永别了！”他们把张海迪当成谁了？观音菩萨还是圣母玛丽亚？写信人莫非以为张海迪坐在邮政传送带的另一头，随收随拆随复信简？实际上，张海迪不可能一一拆阅，更别说一一回复了。4万封！一封就算只读3分钟，每天8小时不错眼珠地读也得9个月以上。这一类最后通牒式的信何止一封两封！想其中总会有人真的兑现，结束自己年轻脆弱的生命。该为之叹息还是该为之庆幸呢——虽然这样说未免显得残忍？
还有包裹，洋洋大观！上千条红领巾，还有哈达、维吾尔族花帽、坐垫、领章帽徽、英语教材、雨花石、海螺贝壳、人参、磁带、大大小小的辞典、笔记本、影集、校徽、儿童蜡笔画铅笔画水彩画、花籽树种、中外纪念邮票、罐头、洋娃娃、花生米、药品、红枣、桂圆、纪念章、各种陶瓷的玻璃的石膏的金属的木头的工艺品……
上海、贵州等地一些工厂的职工专门为张海迪设计特制了多功能轮椅、橡皮床垫和多用图书架，派专人送来……
东西实在太多了，团中央只好抽调好几位干部来代张海迪拆阅、登记、分类，择其要者作覆，忙得不亦乐乎！
这种热情，在那会儿只有外国人对球星、影星、歌星的崇拜迷狂庶几近之。
在中国，这种情况难得发生。张海迪引发的这种狂热，不是仅见也属罕见。团中央头头们兴奋不已：看来起初的估计是对的，张海迪，是一列七色俱全的光谱，七音齐备的音阶，这个典型“老少咸宜”！但毕竟没料到反响强烈到如此程度，又不免有点茫然无措……
4
细心的读者却发现：3月11日张海迪作了报告之后再没有露面。她仿佛一下消失了。
是的，她差一点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真是只差一点儿，和死神擦身而过！
团中央接受了总政的好意，把张海迪迁到条件好得多的总参第一招待所居住。这个招待所接近市中心，而且和中国青年报社门对门，团中央要采访和组织什么活动，正好“近水楼台先得月”。
事后人们庆幸：亏得搬了这次家，才避免了发布张海迪的讣告。
3月11日下午，张海迪作完报告，离开了开了锅般沸腾的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被视作“中国最高讲坛”，老百姓心目中最神圣的殿堂，海迪这次报告更动情感，更显得激情磅礴，观众的反应也就格外强烈。加上报告作完后，与那位激动地跳上台来的南斯拉夫女留学生阿尔玛一齐高歌，为无数递过来的笔记本签字题词，与挤开人流通过来的好几位残疾青年握手、哽咽、拥抱……一回招待所，她就让人抬上床躺下了。中饭没吃几口，晚饭更一口也不想吃。没多久，她忽然急促地喘息起来，一阵接一阵痉挛，片刻之后，头一歪，停止了呼吸。
“海迪！海迪！”“玲玲！玲玲！”
陪同她来京服侍她的小姑娘吓得嚎啕大哭，护送她回招待所的团中央干部卢山、徐南正准备告辞回家吃饭，也一下惊呆了。回过神来，卢山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叫大夫，徐南一把抓起氧气袋，笨手笨脚凑近海迪鼻孔又挤又捏……
张海迪停止呼吸了？！快！
快，卢山扛着鱼雷似的氧气瓶，招待所医务室人员抱着急救器械，气喘吁吁地奔上了五楼；
快，无数只手抓起电话，向周围的部队和地方医院呼救求援……
10分钟后，第一辆急救车赶到；半小时之内，张海迪住的这个不大的套间和走廊上挤满了穿白大褂的大夫、护士。要是还住在那偏僻的万年青宾馆，咽气的张海迪恐怕就永远咽气了。团中央导演的这一场活剧就要以主人公殉职结尾，命名表彰会后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开追悼会！
万幸，这么多专家会诊、抢救，张海迪终于睁开了眼睛。离讯赶到的王兆国、魏久明才松口气，想起擦一擦额头上满布的汗珠。这一晚上，张海迪不断地（被称作“间歇性”）停止呼吸，抬下楼这么一会儿工夫就断了四回气！
团中央到场的领导紧急研究决定：张海迪马上到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停止其一切活动，也停止接受一切采访：立即从山东聊城接来张海迪的父母亲照顾她；其它已安排好的宣传报道，则照计划进行——哦，向新闻单位招呼，不要报道张海迪病危住院，过一段时间再由新华社发个短消息。
连日来一浪高一浪的活动以这种猝不及防的方式突然告一段落，本来还要安排的几场报告取消了。团中央的头头们意外地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可以冷静下来考虑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第二章 从病榻通向讲台的轮椅
当顶灯、脚灯与侧灯
一齐集中在她
自信中带有腼腆的笑颜
我却想起一束追光
——拙作《早春交响曲》第二乐章
1
张海迪上次病危，濒临死亡边缘，是1981年10月下旬的事。
因为长年服用大量止疼片，她药物中毒，间揭性停止呼吸1小时50分钟，昏迷不醒达五天五夜。第五天醒过来一会儿又昏迷过去，断断续续说胡话。张海迪的父母、妹妹流着眼泪守着她，朋友们抹着眼泪来看她。谁都不忍说出可谁都这么以为：这怕是最后的见面了！
生活中却有这样凑巧的机遇：正是她这次病危，成了她被发现、被树立为典型的最初契机。
到那时为止，海迪没有受到任何一级官方和新闻单位的青睐。这说起来难以置信，却是事实。原因自然很复杂，我们在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张海迪的父亲张坦夫，原是济南市文联负责人，1970年受命带领知识青年插队，带着全家来到莘县。后来在这里安排了工作，1981年时他是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而这个县，官场内部矛盾错综复杂。
《山东画报》的女记者李霞到莘县来采访、拍照时，县委宣传部、报道组没有谁向她提到过这位26岁的瘫痪姑娘。
这天，李霞在县招待所门外见几位姑娘满脸紧张地窃窃私语，刮进耳朵来的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却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次发得不轻……”“看来怕是……”“她怎么就治不了自己的病！”“去晚了许是再也见不上玲玲姐了……”谁病危，牵动这些姑娘的心绪？李霞上前打听，她们七嘴八舌地介绍说：“玲玲姐可是个好人！”
半个月后，山东省引黄济津工程潘家闸起闸仪式在东阿县举行，省委书记去参加，还去了一车新闻记者。李霞带着她的摄影器材也去了。记者们聚到一辆车上，李霞谈起了玲玲。同车的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本来凝望窗外秋后空旷而岑寂的苍茫原野，这时一下坐直，侧过了耳朵。
后来老宋对我们回忆了当时情况：
……起闸仪式完了……就告李霞说找找这个玲玲去。我停留在聊城，是带文艺队来地区参加调演。
第二天张坦夫和毕江桥两口子来了，谈时不那么开放，只谈具体事，像治病呀、读书呀，都是客观介绍，主观评论、评价一律没有。
一听我就更感兴趣了。我直觉感到搞这个人物报道，生命力比较强。人物立不立得住，不是看事迹大小，揭示思想基础很重要。所以我很想接着去莘县找玲玲本人。张坦夫、毕江桥说：她病危刚强救过来，你去了她也没法跟你谈。我就说那还是以后去吧。
回济南后过了几天，忙完别的杂事，李霞打来电话问我去不去，我说去！一齐去！这次见到海迪，他还底烧38度。采访十天，翻阅了日记书信，访问她的朋友、父母，与她本人谈了两天，感到这确实是个很全面很不错的典型——但也没到今天这个高度。
当时发大通讯很难，我就想用一千多字的短通讯写其主要精彩的侧面。我写了她的精神素质，拼搏性格，实际上写的革命英雄主义。我安的标题是《只要你能昂起头》，《人民日报》改了个标题《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1981年12月29日头版头条给登上出来了。
张海迪一跃而上了全国第一家大报的头版头条！
2
中国有大小报纸多少家？总发行量有多少万份？每天都向读者推出多少人物？
中国又有多少人每天读报？有多少人读了标题一定接着读正文？有多少人读完之后在心里念叨两句？
把一个人物推到版面上并不难，推进读者的心里可就难了。这成功的比率该是百分之零点几呢？
《人民日报》这篇报道也许对张海迪本人的意义最为重大。党中央机关报的报道不啻是对她存在方式、人生道路的正式认可。
这篇报道使张海迪的交往圈一下急剧扩大并改变了主要方式——过去靠面对面的直接接触，现在是心连心的方信往来。张海迪的名字不再只是口口相传，而借助印刷机和现代发行系统一下四海传播了。
在这篇报道的读者中，还有两个人受到了震动。并反过来对玲玲的命运起了重大影响。
一个是王佐良。不，不是那位老翻译家、教授王佐良。这位是个年轻小伙子，但他自学了英语和德语。王佐良初中毕业后从上海下放到安徽庐江县插队，后来招工进了巢湖泵嘴厂当一名计量工。小伙子有内秀，踏实、刻苦，两次救火，平时却不显山不露水，腼腆木讷，沉默寡言，一有空闲就捧起本书——常常还是洋字码的书。1981年12月29日这一天，他下班后照例到厂图书室翻翻报刊，一下被《人民日报》上这篇报道吸引住了，心里埋藏已久的热情火焰一下点着了。玲玲，这才是与自己“共振度相同，燃烧点相同”的人！这以后一连几天，他天天去图书室读这篇报道，张海迪喜爱的诗句“只要你能昂起头，苦水也能化美酒”在他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回答。1982年元旦过后第5天，王佐良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仰慕之情，下决心提笔给千里之外的张海迪写下第一封信。
此后便是鲁皖两地羽信联翩往返。切磋翻译技巧。探寻人生真谛。真心真意的剖白。有情有爱的回绝。直截了当。转弯抹角。欲说还休。急不择言……其间王佐良数度千里迢迢赴莘县看望张海迪。王佐良的不少同事泼冷水，张海迪的不少朋友鼓热风。而莘县妇联的老大姐们比当事人热心百倍，焦急百倍。半是劝诱半是逼迫，半是怜悯心半是使命感，着力撮合好事……
王佐良与张海迪的大红结婚证书上的日期，是1982年7月23日。
另一位是中共山东聊城地委某书记。他注意到这篇报道，与其说是被玲玲的事迹感动，不如说是被莘县这个地名吸引。自己治下的地区这么一位先进人物，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本地区的宣传部、报社和工青妇居然从未提起过！官僚主义！太不敏感！他下令各个部门好好宣传，推动本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张海迪红了，张海迪忙了。今天被地区妇联接到冠县呀、聊城县呀巡回报告，明天应邀参加团地委的座谈，整材料的笔杆子也络绎不绝地上门了。
3
张海迪这个名字顺着不同的渠道向上流动。
她是莘县广播局的职工，她是女性，她刚满27岁——这就使她有条件成为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的典型。工会主席、妇联主任、团委书记的眼光果然都盯住了这位轮椅上的姑娘。抓出了一个叫得响的大典型，对自己所领导的组织、所代表的群众该是多大的贡献、多大的功劳！一级级工青妇组织都大张旗鼓地命名表彰，一是让本组织的群众有活生生的、近在咫尺的楷模，二是互相之间较着劲争这个典型的“所有权”，三也是力图引起上级的重视。他们也竭力向各自的报纸——《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推荐，要求给更多的版面……
共青团这个渠道流动得比较畅快。
1982年11月，共青团中央十届四中全会上，山东省团委书记林廷生在分组讨论中介绍：他们接到聊城团地委整理上报的材料，认准了张海迪这个典型，准备命名为“模范共青团员”。他郑重地向团中央推荐：这个典型完全够得全国级、中央级！
但是团中央领导层此时却无力顾及树立青年典型。8月，党中央把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王兆国调到团中央当第一书记，接替韩英。
这个时候，山东省某个还叫不上名儿的偏僻县城里某位半身不遂的姑娘学了几门外语、给多少老乡针治病……这些事儿怎么挤得进新老交替的团中央书记外会议桌上！除了王兆国和韩英，谁去谁留都还是未知数哩。虽说党中央对韩英在位几年没有抓出叫得响的青年典型相当不快，但该走的已没时间抓，该留的反正时间还有的是……
一直到1983年元旦过后，共青团十一大落下帷幕，新的书记处座次排定、新的各部部长们各就各位，才把目光转到树典型上。
王兆国确有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作风。吸取前任的教训，他决心尽快抓出典型来。他督促干部们翻报刊，翻了中央的翻各省市的，从中发现线索；他要求各部门把手头掌握的典型人头好好摸一摸捋一捋；他催策各部赶紧要下面也行动，拣最出色的报来……
他们记起了山东林廷生等人的再三推荐。那个玲玲——张海迪怎么样？
当代青年需要什么样的榜样？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党需要为青年树立什么样的榜样？
企业家？道德家？学问家？锐意改革奋力开拓的，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刻苦攻读求知成才的……借用一位青年伦理学家的说法：树立的青年榜样，该是“君子型”还是“强者型？”
别忘了，这是1983年。1983年，人们对开放搞活、商品经济、观念更新这类提法还陌生得很哩。1983年，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局面刚刚松动，大一统的意识还坚如磐石；1983年，知识精英们还大多未出茅庐或者未露头角，石破天惊的见解还只在小圈而被当局与民众目为“异端邪说”；1983年，历史的聚光灯才刚开始打在舞台一隅的西服笔挺的厂长经理和身着牛仔裤的个体户身上……
不妨把视野再拉开一点：从西单民主墙到校园罢课游行风潮，从潘晓人生观讨论到张华救老农是否值得的争鸣，从邓丽君流行曲《今天》、星星画展、四月影会……年轻的心灵在各个层面都开始了觉醒、躁动、挣扎。青年心乱如麻，老人心忧如焚，对话、引导又颇为困难：他佩服的，你不欣赏；你欣赏的，他又不佩服。青年中本事拔尖的品行不一定超群，品行超群的本事不一定拔尖。“君子”与“强者”，熊掌与鱼难以兼得呵！
共青团中央的书记们执着地寻找君子与强者集于一身的青年典型，换用一个标准化的提法，即“既有传统美德又有时代精神”的青年典型。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希图弥合冲突愈演愈烈的两个时代……
把从各条渠道摸到手的各种典型掂量来权衡去，团中央的领导人觉得还得数张海迪为最佳。她多么全面！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全有——四有！她是弱者，却坚忍不拔地成为强者；她是强者，却无私忘我地帮助弱者。这真是既值得弱者仿效，也值提强者学习，拿到各部分青年面前能耀眼，拿到党中央、老一辈那里也能闪亮！
王兆国的视线久久地在张海迪事迹材料的这一段上么复盘旋缠绕：张海迪在山东大学作报告，整个会场为之轰动，数千名大学生的心产生强烈共鸣，他们发出由衷的掌声和欢呼……唔，这位瘫痪姑娘使大学生们心服口服，这可是难能可贵——高层次青年挑剔得很啊，对以前宣传的许多典型不是不屑一顾，就是吹毛求疵哩！
这无疑是使决策者们心里的天平倾向于张海迪的一颗重重的砝码。考虑再三，为慎重起见，团中央决定派宣传部干部卢山和《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王燕生赶赴山东，模一模情况。
他俩倾向于同意山东省团委意见，在全团宣传这个典型。在调查期间，他们又听说《工人日报》正在抓她的宣传。果然，2月5日报了，社论中说：张海迪是“优秀青年工人，是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典型。她的事迹感人至深，很值得学习，希望引起全国广大职工的重视”。这是一个信号：工会系统要先下手为强！
还有迹象表明全国妇联也注意到了张海迪……
是不是这此信息多多少少促使团中央加速下定决心：抓住张海迪进行共青团最高规格的宣传？
也许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把工会、妇联作为竞争对手这样的潜意识一直在我们心底作崇。后来在宣传中也是这样，我们对这两家总有些戒备心理。全国总工会与《工人日报》记者要求采访或安排与张海迪会面举行活动，我们这方面往往有意无意地冷落，或久或暂地拖延。《工人日报》记者也有他们的高招：他们请吴运铎这位老英雄出山，以他的名义要求与张海迪见面……那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垄断与反垄断”、“限制与反限制”的交锋。最后，还是团组织占了上风，在海迪荣获的各种称号中，毕竟还是“优秀共青团员”最为人熟知。
顺便说一句，团中央与总政的合作最为默契。总政打算宣传的头号典型是朱伯儒。张海迪不是军人，朱伯儒不是青年，团中央与总政没有典型所有权之争，相反，倒可以互为补充。于是团中央在为张海迪大造声势的同时也给朱伯儒第二小提琴的位置；总政则全力支持团中央，组织学习张海迪的活动，把学习朱伯儒与张海迪的宣传高潮拉开时间差……
张海迪在19岁的时候曾经对她的一位朋友说过：“我要不就死了拉倒，要不就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从报纸上第一次报道她到团中央命名表彰，只有一年三个月。张海迪绝想不到：突然有无数双手伸过来把自己的轮椅推得滴溜飞转，一直推向讲台，推向令人头晕自眩的高度——惊人，确实惊人！
第三章 决策圈内外
我未来的子孙们哪
但愿你们永远、永远难以体会我们的辛酸！
——拙作《早春交响曲》第三乐章
1
宣传热度的水银柱上升的势头放慢乃至停止了。不，看上去开始徐徐下降——1983年3月下旬到4月底，名报刊没有怎么发出有份量的文章。有些人已经在说：这项活动的集中宣传已到了尾声，洪峰过后将转为细水长流了。
张海迪静静地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的病床上。
根据当时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出一个小组，联合调查、全面核实张海迪的经历、事迹和家庭等各方面情况。团中央这个9人小组，由第一书记王兆国亲自挂帅，具体负责的担子落到宣传部副部长江洪和《中国青年报》总编室主任丁钢的肩上。我也是团中央这个调查组的成员，足迹遍及山东济南聊城、莘县和安徽巢湖。这段岁月所见所闻真可以用“惊心动魂”来形容，大惊接着大喜，大悟伴着大惑。我们心里有数：第一个洪峰过后还有第二个洪峰，眼前的沉寂不过是暂时的。这是宣传艺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华彩乐段之前要铺垫要蓄势，要给大家的瞳仁与耳廓一个小憩的时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调查有了结果向党中央报告之前，张海迪宣传向何处去，举棋难定。
对于一个先进人物的宣传，声势之大，篇幅之广，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首屈一指。张海迪的事迹，青年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
在宣传机器的震天轰鸣中，已经冒出了一些在团中央领导听来不能容忍的杂音、噪音。新华社记者居然上书对张海迪提出质疑，就是一例。这件事的起因还得从张海迪住在万年青宾馆时说起。新华社某位记者夤夜造访，把刚写出的一篇通讯交本人过目。张海迪提出，不要披露她的入党经过——“我自己没那么高觉悟，别人要我申请我也就申请，很快就通过了，这要是写出来，人家不说我是‘突击入党’呀？”弄得记者很下不来台。还有一次，记者与张海迪一起进餐，海迪聊得兴起，忘乎所以，竟议论起王震同志说话不利落，还学王震的口音腔调，逗得大伙儿好一哄笑。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最后就成了记者笔下的一份书面材料。这本来也属正常，海迪是个活人，记者也是个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未见得对。但这份材料出自新华社记者之手，不能不令团中央神经紧张：新华社记者的文章上可通九天、下可达四海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0日，张海迪乘电梯上楼时，有人忽地递给她一封匿名信，语气尖刻地指责某些事迹失实——后来我们在重新调查张海迪事迹时证实，以前宣传报道的个别细节确实有出入，这封匿名信作者看来是比较掌握情况的。但是，当时张海迪既不知是谁写的，不了解他的动机目的，一时也无从核实是否确有依据。她进自己房间读完这封信，没给别人看就销毁了，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魏久明。张海迪自己反复考虑后决定：在没有确凿地证明自己讲法有误之前，还是得相信自己的记忆，相信县、地、省几笔杆子一遍遍倾注心血修改出的讲稿。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也是致使那一两天她烦躁郁闷，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格外激动、傍晚终于支持不住的重要原因。
有些称颂张海迪的文章，团中央有些头头读起来也不免皱眉。例如那位以“暴露阴暗面”著称的刘宾雁，这次采访张海迪交谈了40分钟，又阅读了一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报告文学《向命运挑战》：
雅典式的自由怎么会训练出斯巴达式的坚忍呢？是个谜。……爱，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火热的感情转化为冰冷的意志。
凡是玲玲接受了，储入大脑的，都是经过她思索的，而不是什么权威灌输的。
她付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却并不是愁眉苦脸、清心寡欲的苦行主义者，而是享有着生活的美和她特有的欢乐。
这些话里有些说不清的锋芒，发出些可疑的气味。尽管刘宾雁再三写道：“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才能生长出如此的奇人！”“她又看到光明在如何战胜阴影，那正是她和无数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奋力以求的事。”尽管张海迪自己认为在这么多写她的报告文学、通讯中，这是她最喜欢的一篇，它写出了真实的有活力的自己；但是在团中央宣传部编那本《闪光的生活道路》，辑录关于张海迪的资料时，没有选入这一篇。
还有另一方面。尽管不少采访过张海迪的记者都产生过这种感觉：张海迪的事迹，目前披露出来的只是少部分，还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材料。但事实并不如愿：众多的笔杆子横着耧过来，直着篦过去，三遍五遍，十遍八遍，最典型、最动人、最翔实的事例已经公布得差不多了，其它闪光的言行肯定有，但一定更为零碎更为平淡。而被吊起了胃口的读者，还趴在餐桌旁眼巴巴地等着下一道菜哩！
一方面是对海迪有七嘴八舌，另一方面材料已基本抛出，决策者们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用一句我们社会中的八股套话来说，“要把学习张海迪的活动引向深入，引导青年正确认识张海迪精神”。
上，还要上。
在共青团系统已经上到了顶，再上，得上到党中央，上到中南海了。
2
4月上旬，团中央和山东省委的两个小组结束全部调查取证，在济南集中。要拿出若干意见和方案，先就近向山东省委汇报，再回京向团中央汇报。
泉城正是垂杨绿丝摇曳之时。“山东人服装潮流比北京慢一个八拍”！小组中的女性在评头品足。瞟一眼街头，又赶紧把思绪收回来。谁有心欣赏春景！蜷缩在豪华而宁静的南郊宾馆各自的房间，绞尽脑汁起草文件。有人写《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的报告》，有人起草附件：《张海迪主要事迹的核实情况》……我则承担了一个显得颇为奇特的文件起草任务：《中共中央给张海迪同志的一封信》（代拟稿）。
两个小组商定：拟两个方案供党中央挑。一个是请党中央出面写信给张海迪——当然是公开信——表彰她的精神，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她学习；第二个是请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为张海迪题词。20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领袖为学习雷锋题词，不是一下子就把全国点燃了么？这次照此办理，让历史在新的年代再版一次。不管是哪个方案，公开信也好，题词也好，都得体现最高决策者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统一全党全民的认识：学张海迪学什么？
我还没有当过这么高规格的笔杆子，怎么也无法调整感觉，进入党中央发言者的角色。思想观点且不说，那种俯瞰神州、高屋建瓴的口吻我就学不像。这注定是西绪弗斯那块永远推不上山顶的巨石。写出来，枪毙；再写出来，再枪毙；第三次写出来……直写得所有的字都在纸上扭起来、飞起来，我把笔发狠地甩到墙旮旯，筋疲力尽瘫倒在桌前。
第二年春天，我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新上演的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不知怎么老是回忆起头一年顾不得注意街上流行什么裙子的春天。剧作家马中骏、贾鸿源这个剧本的初稿脱稿日期是1983年9月，正是张海迪宣传洪峰刚刚过去之时。他们的创作冲动是否也多多少少源于这个洪峰的冲击呢？不得而知。剧中那位女主角、劳模陶星儿，当然不是张海迪，经历、思想、性格，都不是。各自的领导对他们的期望，却毫无二敌。那位值班长——为集体好也为陶星儿好而苦心塑造这个年轻劳模、用无形的网罗有形的模子罩住她的值班长，身上有多少人的影子？我不就是生活中的“值班长”中的一个？哦，头上没街，只能算“值班员”……
笔还得我自己捡回来。党中央给张海迪的公开信代拟稿我却还是拟不出。最后小组负责人不得不另换强手来接过这一任务并亲自动笔修改，勉强弄出个初稿，和其它草拟的文件一起呈山东省委员领导过目，算有了个交代，回京。
团中央书记处又讨论，又修改。4月15日，报告初稿报到了党中央书记处。5天以后，胡启立批示：“报告和请示没有分开。对中央的要求和对下的指示混在一起写了。”“请中央领导同志题词应专题请示，五百字即可。由中央写信，规格也太高了一点，可不再提。”
好，指示明确，马上照办。由党中央写信“可不再提”，以前我绞尽脑汁全算无效劳动——谢天谢地，总算解脱了！
3
但我又受命协助拟定题词。
题词。谁题？题什么？何时发表？
何时发表？此时已是4月下旬，赶“五四”青年节是赶不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们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不会等我们随请随题。更何况他们还要留出充裕的时间斟酌挑选，还得蓄精养神，从容凝思，再布局运笔——毕竟是要上头版，与其他领导人的墨宝摆在一起，经亿万军民瞻卯仰品评的。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建议5月12日见报。那么中央领导题词最晚的期限应该定在5月10日。
谁题？原则上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选，地位越高越好。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本来都在名单上。上下商量几次，找机会探他们的口风，赵紫阳的意见是：请老一辈革命家题吧。最后确定了请八位领导人题词：86岁的叶剑英、79岁的邓小平、74岁的李先念、78岁的陈云、81岁的彭真、79岁的邓颖超、82岁的徐向前、84岁的聂荣臻。
谁题和何时发表，自有团中央头头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磋商去，不归我们操心，但与我们“题什么”有关。为了代揣摸题词稿少返工少受累，送审一次成功，就得揣摸题词者的心理特征、职务身份、语言习惯。虽然题词代拟稿并不会限定哪位元老选题哪一条，而是由他们自已选定，然而我们起草时对谁有可能选题哪一条，还是有所考虑的。
题词不好拟。要简明扼要。要通俗易懂。要高瞻远瞩。要亲切平易。要有文采。要少雕饰。要有气势。要少教训。要每条能独立，能被单抽出来引用。要合在一起能互相补充。夜以继日，字斟句酌，推而又敲，敲而复推——“的”字删去为妥。“的”字增加为宜。“奋斗”改成“进取”。“进取”改成“拼搏”。“拼搏”改成“献身”。“献身”改成“奋斗”。
最后拟定了11条——8位元老，我们多拟了3条备选。
另外一支人马重新起草给党中央的报告并代拟党中央批复，成大功告成。重校正了口径，在报告与批复中都写上了一模一样的一段话：“要围绕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个问题，学习她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学习她渴求知识、刻苦自励的顽强毅力；学习她对社会尽责、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像“五讲四美三热爱”、“四个坚持”、“双百”、“二为”等有中国特色的简称一样，这段话被归纳为“一个围绕三个要”。只要中央认可了，就是上方宝剑！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锦涛签署：“同意报送中央。”时为1983年4月22日。
然后便是——等待。
4
5月。坐落在前门东边一箭之遥的共青团中央淡黄色12层大楼，又一次成为新闻单位瞩目之处。五四青年节刚过，5月9日，中共中央发了19号文件，向全国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报告。同一天，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公开发表。第二天，全国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批复和报告。
题词也陆续来了。
那天，团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收到部分题词后，通报了宣传部。我们几个年轻人好奇心盛，一起涌去瞻仰真迹。不料秘书们已经把手迹锁进了机要档案保险柜：“兆国同志交待了，发表之前一律不外传。”
“外传？我们参加题词拟稿，还是‘外’？”
“对不起，反正兆国指示不能给秘书处以外的人看。”
“那……我们要请新闻单位发稿呀！”
“好办”，秘书处副处长早有考虑，“到公布的那一天，你们领摄影记者来拍手迹，文字记者嘛，我们给准备题词打印件，由你们去散发。”
“……”我们面面相觑好一会儿，才又不满地问，“搞这么神秘干嘛？”
他们倒是耐心解释：“有历史教训呀！1983年那次毛主席为学雷锋题词，本来定好了公开发表的日子，不知怎么控制不严，让一家小报抢先把照片发出来了！”
哦……不知真耶假耶？没想到这活剧的后台也“内外有别”。不得一睹真迹，只好悻悻而归。
5月10日，军委办公厅通知团中央：叶帅今天题词了。八位元老的墨宝总算都齐了。很好，一切可以按预定计划进行，我们马上通知新闻记者明天来。
第二天，团中央宣传部熙熙攘攘，记者们来催要题词了。我们却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叶帅题词尚未送到，秘书处暂时无法打印散发。
怎么回事？团中央赶紧打电话催问军委办公厅。他们也着急了：叶帅正在广东休养，只知道昨天他题了词，至于题词在哪儿……我们马上去电话找他的秘书和警卫参谋要！
广东方面回话：题词不是昨天与别的东西一齐空运回京了？你们在卸下的东西中仔细找找。
仔细找找，没有。肯定还在广东。再打电话！
京广两地，热线往来，折腾了好一气，终于还是在广东那边找到了。空运过来来不及，那就电传发过来赶上记者发稿吧，原件随后再发来。
我们这帮工作人员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电传倒是快，一得知叶帅题词的内容，我们又傻眼：他与邓颖超写的是同一条——我们代拟稿中的第六条：“青年先锋，时代楷模”！
两位老革命家不约而同选中这条最短的题词，给我们宣传上出了个大难题！读者、观众肯定大惑不解：叶帅与邓大姐的思路和用词怎么绝对雷同？莫非事先商量过？不，真商量就不会撞车了。那么，是有人导演的？导演到老一辈革命家头上了？！
从团中央书记到我们跑腿打杂的紧急开动脑筋，相熟的记者也你一言我一语帮着出主意：怎么解决这个难题？请他们中哪一位赶紧改题？不行，来不及。实在无奈，王兆国拍板了：就这么发稿，有副作用就让他有副作用吧！
事隔许久，才有一个小伙子说，他当时还想起一个注意：把这两句话八个字一分为二，叶帅与邓大姐各取一半，一位留下“时代楷模”前一句题词，一位留下“青年先锋”后一句题词，不就避免了雷同？但他当时“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竟没献出这锦囊妙计！
记者拿到赶印出来的题词打印件，赶回来发稿，我们几个人心力交瘁，一屁股坐下来审视题词——当然，是打印件。邓小平选的是我们代拟稿中二条：“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最近一年，他讲了好几次“三有一守”，这一条正是为他准备的。除了邓小平、叶剑英和邓颖超是一字未改地选用代拟稿，其他元老都作了些改动，却都未超出代拟稿的内容范围。
一个多月的沉寂结束了。新的宣传洪峰隆隆而至，这个典型上到了中国政治宣传的最高一档。
（待续）
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