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水何以汇聚成狂澜
她的身影 正闪现在
排山倒海而来的春潮的浪尖！
——拙作《早春交响曲》第四乐章
1
宣传机器重新上紧了弦，加速运转。
一整套程序在高一个层次上再来一遍。一个多月前，团委发出了通知，现在党委再发一个通知，把“团员青年”换成“党员和人民（职工、群众）”就行了。口气更为严肃和强硬：“×月底要对学习张海迪活动组织一次大检查”，“×月召开学习张海迪活动经验交流会”，还有要与改革结合起来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与别的什么什么结合起来。
唉，不久以后我们就体会到了：从“我要学习”变成“要我学习”，人们的心理、态度立刻发生了令我们瞠目结舌的变化！
团中央马上举行了座谈会，病情好转的张海迪也参加了这个纯属表态性、程序性的集会。老英雄吴运铎、青年英雄周怡（她在北京地铁舍己抢救被人推下站台的儿童身负重伤——高注）发言，德育家李燕杰施展口才，朗诵家殷之光抒发诗情，作曲家王立平放开歌喉，美术家赵士英挥动画笔……主题非常明确、集中：歌颂张海迪。
一切再来一遍。既然事迹内容不会再有新的，那么就在形式上花样翻新。我当时也算是有一定资历和经验的宣传干部吧，也被各种别出心裁的宣传手段弄得眼花缭乱——
好几家出版社竞相推出张海迪日记选、书信选和连环画、挂图；好几家工厂竞相制成幻灯片；好几个单位竞相录成张海迪报告盒式磁带“内部下发提供资料”，只收“成本费”；张海迪的事迹进入了中小学教材；张海迪事迹展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八一电影制片厂赶拍了纪录片；中央电视台组织赶写了三集电视剧剧本；宣传张海迪的报告团组成了，由张海迪的英语启蒙老师、古稀之年的王充允，她农村的小伙伴刘彪等人，从济南讲到北京……
我们就不必去缕述各地团委、少先队开展的各种诸如“我与海迪比青春”、“比童年”之类的活动了吧，上海最绝，团市委组织了一个张海迪事迹演讲报告团，报告员都是从上海业余文艺骨干中百里挑一选出的佼佼者，据说那位女青年是上海译制片厂的兼职配音演员，模仿张海迪的音色、语气不仅惟妙惟肖，甚至被听众评价为“更像张海迪”！——这倒使我们忆起喜剧电影大师查理·卓别麟去参加模仿卓别麟的比赛只得了第三名的外国笑话！
这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和精力一下爆发得那样淋漓酣畅，学习宣传张海迪的活动给多少人提供了一试身手、挖掘才华的机遇！北京军区总医院宣传科张干事就是其中的一个。试想，她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日常工作能干什么呢？编编简报，写写消息，给政委准备七一、八一大会的讲话稿，如此而已。张海迪住进这所医院，对她来说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好运气来了。
因为张海迪病重，团中央决定在一段时间内谢绝一切采访，把张海迪隔离保护起来了。多少硬笔杆子、摄影大师们只能在医院大门外跺脚、徘徊，不那么硬的笔杆子、摄影学徒倒有了天赐良机。这位从来没摆弄过照相机的张干事，借来机子，弄来一堆彩色胶卷、黑白胶卷，就开始学着干、干中学了。张海迪输液；张海迪读英语；张海迪与医护人员亲切交谈；张海迪在病床上顽强锻炼；张海迪关心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张海迪与孩子（那是哪位大夫或护士的孩子？）多么亲热……正面，侧面，顺光，逆光，俯拍，仰拍，中景，特写，光圈5.6、速度1/100，速度1/15、光圈11，一种姿势、一个场景来个3张5张！熟能生巧，天底下哪有学不会的事。还有文字报道：《来自首都的报告》、《春之曲——张海迪住院纪实》……
然后便投给报刊。这是真正的“独家新闻”、“独家照片”。可以想见，编辑们是如何如获至宝！何况她在稿件后的附信中还要有意无意地提到：学习张海迪的活动，党中央非常重视，即将掀起新的高潮云云……
后来张海迪的病情缓和，医生同意适当接受采访了，宣传舆论战线的正规军重新登场，记者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本来社会所期望于记者就是通过采访提供真实信息，美国有位记者不是诙谐地说过么：“耶稣基督是个谜，因为没有记者采访过他。”但是一旦失控，泛滥成灾，社会反响就开始逆转——哦，失控虽是事实，但问题似乎还不那么简单：西方电视广播报刊的“新闻战”的激烈程度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法律的界线不得逾越，似乎也无须谁去统一调控。可为什么在他们那儿绝少发生弄巧成拙、走向反面的事情？
或许原因在于：他们那儿读者是上帝——市场机制中的消费需求，就是最权威的调控力量；而在我们这儿，读者是羔羊！
舆论工具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信息还是向社会成员发出提令；是让人们自主选择还是代替人们决断——这二者的结果不可能不是天渊之别。
更何况我们的舆论工具背后，又都是某一级政治组织……
2
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过：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归口由团中央管，口径、内客均由团中央把关；团中央书记处明确过；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由宣传部管。而宣传部几个处各有业务，只有宣传处主管这项工作。题词之后新的洪峰便铺天盖地狠撞着宣传处这小小的闸门。
宣传处两部电话，宣传部10部电话，从清晨到深夜此伏彼起铃声不断。宣传处平均每人每天要接四五十个电话。团中央总机接线员包怨说：“外边打进来的电话，80％是要你们宣传处！”
这么多电话，什么事？异口同声——“我们要见张海迪”，请她座谈，邀她联欢，向她赠送礼品，请她签名题词，与她合影留念。每个电话都不是三言两语能打发的，10分钟，20分钟，30分钟。
更多的人找上门来。三个五个，十人八人，一拨接一拨，陈述，恳求，奉承，叱责，挖苦，威胁……
团中央书记处有令，严格控制此类活动，一般不得安排。看起来很严厉，实际上大有伸缩弹性。闸门有一条小缝可开，受到的冲击力就格外强大。苦了我们这些办事员，每天口焦舌燥地苦苦劝阻：张海迪大病未愈，身体虚弱……最近她要赶写文章、赶校清样……题词过多，签名太滥会引起青年反感，从大局出发，不要走向反面……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们得奉命行事……恨不能把这套车轱辘话录下音来从早到晚连续播放。我们此时的工作与我们的身份职责之间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矛盾：宣传张海迪的人，千方百计地阴挡宣传张海迪！
来联系的人一般都不是等闲之辈，精通公关、外交，如簧巧舌，天花乱坠，软硬兼施，他们可以可怜巴巴地把要求降到最低：“只见5分钟！5分钟——把礼品交给她就走，她都不必开口说话”！可以把张海迪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都信手拈来作理由，可以用乍听无懈可击细想破绽百出的逻辑向你证唯独对我们嘛，应该放行——
“马上快过六一了，海迪不是最惦记孩子们吗？她在农村就爱跟孩子滚在一块儿……孩子们也格外牵挂她，看电视哭天抹泪的，说一定要给海迪献了心意。一个班才推选了一个标兵，百里挑一呀……”
“海迪永远上不了大学，可我们民族学院同学们说：海迪是我们的排头，无论如何要把她请来参加联欢会。同志，这里面可还有个民族政策问题呀……”
“咱们的乒乓球健儿这次在世界锦标赛上又拿了6个大贡，他们的王牌是什么？是海迪精神，敢拼！回国来马上要回各地了，他们一连声嚷嚷要当面向海迪道谢……”
“工读学生信服过谁呀？嘿，这回说了：哥们儿，张海迪不含糊，我服！教育失足青少年真难哪，你们就给‘特殊’一回吧，让张海迪出面讲句话——‘一句顶一万句’！”
“我们是环卫局的，青年人扫马路，见人矮三分，谁也不安心！这次说了：‘看人家海迪瘫痪了也比咱腰杆挺得直！’请她题几个字……”
“……”
辽宁朝阳一位哑吧姑娘千里迢迢孤身上京，安排不安排？京秦电气化铁路建设者专程来馈赠艰苦施工的照片，安不安排？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亲手在院子里摘了一束花去看望海迪，安不安排？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以海迪的同乡的身份要去探视，安不安排？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与张海迪相识的南斯拉夫留学生要去看她，安不安排？还有的手持海迪某年某月回复他或她的信，指点着其中“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和朋友面谈”的话，安不安排？还有新疆来的西藏来的，大包小包，到京第一件事就是摸到团中央来：“天安门广场非去不可，张海迪姑娘非见不可！”安不安排？
渴望的眼神，良苦的用心。要求不高，确实不高。但是一滴又一滴清水汇聚到一起，就是狂涛巨澜！
而且，在这种众口一词的要求背后，我仿佛直感到那么一丝令人悲又不是怒又不是的情绪——可我没有闲暇停下来思忖片刻。
他们旁边往往跟着一个背或者不背照相机的记者。记者，又是记者！他们请记者来的，还是记者请他们来的？
多数时候，我们狠下心来，摇头，送他们怏怏而去。
人们很难明白：通往张海迪之路何以要有雄关重兵！张海迪不是最愿意与青年、少年、儿童交朋友吗？她怎么会抽不出10分钟、5分钟与我们见个面！她怎么就不能为我们一挥而就题签三个字！都是你们有意刁难、阻拦，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们这帮人手里！有些人找我们碰了壁，转而走上层路线达到了目的，更是对我们投以白眼。有一位过去与我关系还不错的摄影记者，后来却重重地从鼻子里哼出一声：“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狂澜猛涨，闸门又只挤得开一条小缝，势必要从别的地方漫溢、泛溢。而在中国，监狱的高墙都不是铁板一块，遑论其它？要见张海迪，有的是阳关道，何必非走你团中央这独木桥！大夫，护士，宣传科张干事……都可以帮忙向张海迪约个时间嘛！
3
她的确是个开朗的、爱交朋友的姑娘。“朋友”这个词现在用滥了。广义上说，她周围人人是朋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她周围极少朋友。一拨又一拨口口声声称你为“榜样”，表白“多少人次听了你的报告、学了你的事迹”，列队敬队礼，递过来礼品并递过来题词本，周围还有话筒、闪光灯……她很难把他们当成贴心的朋友！
她没有时间放松，没有办法放松。而朋友不正是你在他面前可以放松、可以不修边幅、不讲礼仪、随心所欲、信口胡说、可以把脚中跷到茶几上、用他的毛巾擦嘴、把你的茶壶递给他的那种人吗？
张海迪尝到了成为名人的快感，也尝到了成为名人的苦头。她得到了很多机会，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也受到了很多的束缚。也许比别的名人有更多的限制，因为她是残疾人，她没有独自摆脱束缚的能力。住在医院里，处于医护人员监管之下，更仿佛是24小时都呆在玻璃房间里，无可逃遁也无可隐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
真累。得笑，得快快活活地抢先与来访者，与见到的人打招呼。得谦逊羞怯地微笑着倾听别人的仰慕之辞或垂顾之言，不能走神分心更不能打哈欠。得极为乐意地接过题词本一句潇洒的话签上名。必须笑。如果说在成名之前成名之初，一批又一批人来见自己，采访、合影，使自己觉得新鲜而充实，因此满面春风；那么，此时不一样了。笑，是责任感的体现，是对别人善良的体谅，或许其中还混杂有塑造好保持好自己形象的考虑——党和人民把我举到这个高度，是为了鼓舞别人，那么我就要尽到责任。既然是工作，就没有什么自己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见一百拨人，与其中某一拨见面时赶上自己心里不痛快，板起了脸，从自己这方面讲“未笑率”只是1％，但从这一拨人看来，“未笑率”则是100％，唯一一次见到张海迪，她冷若冰霜，嗤！
得笑。不论身体好坏心情好坏，脸上的表情必须恒温。即使察觉某些人搞小动作利用自己，她还是不敢怠慢他们。真累！
这对于张海迪这样一个活跃型的人来说，尤其像受难。她像被固定在一个规范的标本盒里，固定她的是无数道视线，最脆弱的线又是最坚韧的线，她不敢扯断这些线，只好一动也不动。
好几次，张海迪晚上打电话给王兆国、胡锦涛，请求少安排会见这一类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已基本关闸。洪水却从四处泛滥，汇集到她那儿！
为了让海迪精神上能松弛一下，有一次，团中央安排让她游览颐和园，即便是这种活动，也还是浩浩荡荡，至少得有六七个人同行吧：大夫，护士，团中央一官一兵、颐和园管理处的头头，司机，等等。事先与颐和园管理处协商过，精心选择了游人少的时间和路线。下午5点，面包车到达颐和园一个不对游人打开的边门。安排先到昆明湖泛舟，这一段很顺利，摆脱了三三两两游人的注意，上了船。“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围绕着绿树红墙……”海迪情不自禁地哼起了这支优美的歌曲。夕晖在无数的碧波上跳跃闪烁，清风吹散了恼人的思绪和已悄然袭来的燠热。一方澄明的天地，一个宁静的世界。远离了喧嚣，远离了躁动，可以不说不笑静静沉吟一阵，也可以又唱又喊尽情疯闹一阵……难得的瞬间！只是一瞬间——船到岸边，几乎是在她的轮椅被抬下船的同时，眼尖的游客就发现了她：“张海迪！”顿时呼啦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握手，拍照，签名……她和陪同者越往前走围的人越多，哪是逛长廊？分明是穿越人墙！这哪里还有游览的兴致！只得急急出园上车返回医院……
囚禁久了，不可能不冒出抗争的念头。张海迪有一次故意失了一次约。上海市职工振兴中华读书演讲团在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一位老太太的率领下进京，通过我们定好下午去与张海迪见面，到了时间，一行人来到病房，张海迪却不见影——熟悉的大夫帮忙给她弄了个车，她出外了。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上海的演说家们无奈，只好在走廊里久久伫立等候，一等就是一两个钟头。怨气清清楚楚地写在他们脸上。5点钟，她才回到医院。原来她到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副主席胡祖荣那儿要枪打靶去了。胡祖荣，曾是我国和亚洲最优秀的撑竿跳高运动员，在他从事体育的黄金时节，病魔迫使他也坐在轮椅上。他不甘示弱，到处为发展残疾人体育事业而奔波，而游说。上次，他见到张海迪时，极力撺掇海迪学射击，争取参加残疾人奥运会。张海迪心动了：学会耍笔杆子再学会攥枪杆子，能文能武不是更可以为国争光吗？张海迪这次失约当然不尽妥当，可张海迪当时正处在见谁与不见都不由自主的境况，才使了一次性子……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人能多坚强的神经、多冷静的头脑，经得起这种大剂量、超大剂量的颂扬？这种环境这种地位，该不会摧毁她的纯朴踏实，使她目标变形、手段变味吧？
被这一连串事儿弄得焦头烂额的我们，不时相对苦笑，私下感叹不已：“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过去老是树那些已经死去的英雄典型！”不是么！对于当事人，对于宣传者，都可以少多少折腾，也少多少风险！
我总记得有一次与张海迪的交谈，那是在两拨人进来进行礼仪会见的短暂间隙。我说；“你现在面临的问题与两年前的问题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仍然是：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海迪完全明白我之所指——这也正是她自己心头索绕多日的念头。她谈起了一个似乎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我马上要回山东，听说到济南后要安排我住南郊宾馆，我想表示坚决不住——张海迪还是一个普通的黄河女儿，我进了北京回来就住山东最好的宾馆，乡亲们会怎么说我呀，老高，你看呢？”
我无言。作为一个人，我理解他，同意她；作为一个团中央干部，我又不能对她讲出我的态度……咳，我内心深处的这种两重性！何止是她，我又岂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已经告辞退出的和即将进来的这些又岂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一滴滴清水……却都无法避免汇聚成洪流！
也许只有纵身一跳，溅到岸上？即便很快干涸了，也毕竟自主选择了一次。再说，干涸，一定比聚成洪流糟糕么？
后来我听说张海迪回济南后终于还是住进了南郊宾馆。她的力量没有拗过那些好心的人。
4
张海迪离京回山东的日子定在5月24日，她2月24日到京，在北京整整呆了3个月。
行前，她和父母、团中央工作人员一起清点了天南海北寄来、送来的纪念品，大多数她要分赠给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和北京残疾青年俱乐部。
张海迪要亲自去，这也是向孩子们、向残疾青年朋友告别。要了一辆大轿车，装上捆扎好的各种纪念品，我们工作人员和记者也去了不少。
两处都组织了欢迎，气氛却不一样。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里情绪热烈，负责人和孩子们致感谢辞，激昂、高亢、嘹亮；残疾青年俱乐部气氛真挚，又带有几分凄惋、压抑。这个俱乐部在西四附近一条胡同内一个大杂院，大客车驶不进去，我们把转赠的礼品抬下来，曲里拐弯好一会儿才找到。这是一位残疾青年的家，本不算宽敞，辟出了十来平方米的一间房作活动室，摆着挂着残疾青年朋友的画、书法条幅和工艺品。院子里本来没多少空地，十来位残疾青年在这里迎接已经显得壅塞，我们一来更是挤得水泄不通。我不知道读者诸君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体验：当你置身于一群缺胳膊少腿、盲聋哑瘫的残疾人当中，是否觉得很不自在，甚至会为自己五官齐全、四肢完好、活蹦乱跳而愧疚——尽管愧疚得毫无道理。你很想为他们干点什么又小心翼翼地不敢动手，怕你的同情伤害他们本已十分敏感的自尊心……
张海迪与俱乐部负责人孙恂的手紧紧相握，轮椅紧紧相挨。这却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对比：张海迪看上去气色红润舒泰，说话流利响亮；而孙恂则憔悴、赢弱，声音嘶哑无力，眼皮总是沉重地耷拉着，费很大的劲儿才睁大一霎那，脸部隔一会儿便不由自主的掠过一阵痉挛，看上去真令人难受。她俩的轮椅也显出了差别：一部崭新、宽大，明光锃亮；另一部又破旧又狭窄，喷漆脱落了，色彩晦黯……
这种差异自然绝不能怪罪海迪。我也不能说命运有什么不公。可我的心确实被这幅对比强烈的景象刺疼了，很疼很疼……机遇是多么重要！孙恂也是与不幸的命运抗争的强者，她艰难的岁月中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搏斗，她也与张海迪一样渴望生活、不懈地追求进取和乐开施予。我听说过她的事情：19岁时患上不治之症重症肌无力，那全身所有的运动肌肉都松弛了。正是这可怕的病，使她甚至无力睁大眼睑，放开嗓门，更别说举手投足转头翻身了。22年来她一直倔强地与病魔搏斗。别的不说，就说她执拗地搬到这个大杂院里独立生活，就得克服多少困难！又开办这个俱乐部，用一腔真诚温暖着、鼓舞着其他许许多多残疾青年朋友……
然而，毕竟还是张海迪、而不是孙恂被树为全国闻名的典型……毕竟任何一个组织或一部宣传机器都不可能把所有人的事迹普查一遍，再输入电脑来权衡、挑选。
即便挑选为典型，是喜剧还是悲剧呢？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的人生与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孰幸孰不幸？
我尽顾胡思乱想，没注意海迪与孙恂都说了些什么，一行人簇拥着张海迪的轮椅出了大杂院，残疾青年朋友们沉默着送我们上了大客车……
5
张海迪离京了，团中央宣传部长魏久明对我们几个疲惫不堪的干部活动了恻隐之心，说：“你们休整一下吧。各人自己选点，下去调查基层青年学习张海迪的思想反映。”
我选了武汉。那是我的家乡，母校在那儿，朋友多，听到真心话比较容易。
团省委宣传部、团市委宣传部，这两座土地庙是必去不可的。他们介绍的是：举行了巡回报告多少场，组织了海迪精神宣传队多少支，举办了海迪事迹报告员培训班多少期……黑板报比赛、小论文比赛、专题讨论会……呀呀，我是回到了楚国，“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古贤哲早说过！
我再往下面跑。武汉大学，毛麻丝公司，武汉商场，省图书馆……直接找团员、青年。他们的调子明显不同了：青年对张海迪的热情已经急剧冷却！一支本来深挚奋发的女声独唱的旋律，加上小号长号定音鼓，一变为雄壮的进行曲，齐奏合奏变奏了无数次之后，青年们的心弦难以引起共鸣了。
他们依旧崇敬张海迪，但是敬而远之……
我翻开当时的记录本，座谈会和个别交谈时他们那直率、尖刻话语又回响在我耳边：
“张海迪上得高了，离得远了。本来以为张海迪是我们的人，看到后来才‘醒了黄’（武汉方言，恍然大悟之意），她还是官方的人！”（江汉丝织厂团干部转述某青年的看法）
“打个比方，我觉得3月份的宣传是火上架着锅烧水，上面的宣传热得开锅，是因为下南的青年情绪火力旺；到5月份，上面成了火，宣传的火头子三丈高，下面倒成了水，你那火挨不着他，一点一点凉下去……”（《武汉青年报》某编辑）
“有人说后期宣传过了‘度’，本来可以把握好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过‘度’是必然的——我们这种社会机制、民族心理决定的嘛：上面下面都需要神，没有神就去找神、造神，拜了半天才发现不是神。‘度’在哪里过的？不是在装扮神过了头露出了破绽之际，而是把好好一个人装扮成神之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某青年研究人员）
“什么时候学先进不搞成‘活动’就好了！一搞成‘活动’，不管什么事都把张海迪挂上，黑板报是她，广播稿是她，开电视是她，看节目是她，厂里搞卫生、抓质量、叫安全都说‘学张海迪’‘学张海迪’，烦不烦人，乏不乏味？”（武汉青山麻纺厂某团干部）
“张海迪的道路是中国当代青年的唯一道路吗？我们的时代正走向多元化，青年面前出现了多种选择的机会，张海迪是典型‘之一’，不是让我们无所选择的‘难一’。由‘之一’变成‘难一’，我对她就由钦佩变成了抵触。哦，这说得不太准确，应该这样说：我钦佩典型之一的张海迪，我反感把她吹成唯一黄型的宣传！”（某图书馆青年管理人员）
“整个社会的大趋势是呼唤改革，促进改革，农村动了好几年，商业战线最近也已经开始迈步。历史的进步往往要以道德的部分沦丧为代价。在这种大趋势中，你们一个劲地宣扬张海迪的高尚品质，是不是会以历史的停滞为代价呢？”（武汉大学哲学系某研究生）
“……”
听到青年们七嘴八舌地发言，我常常引起不着边际的联想。我想起三个月前我在调查张海迪事迹期间，为了解张海迪的丈夫王佐良的经历、表现，与山东省委调查组成员、《大众日报》记者李遵伟从济南到安徽巢湖去。中途在兖州中转时有半天空闲，于是我提议到曲阜去看看孔庙，兖州到曲阜，坐汽车才半小时路程。
孔庙，那是怎样一组巍峨恢弘的建筑群呵！金碧辉煌的雕梁画栋，葱郁虬劲的苍松古柏，这些且不说，我在大成殿的龙柱下深深感到了震慑。28根巨形龙柱，中间10根尤其壮观：下面翻涌山海波涛。上面飘扬连翩浮云，中间一律是深浮雕双龙戏珠。那龙，盘旋而下，张牙舞爪；又戛然而止，瞠目结舌，浑身都是逼人的动感气势，又浑身都是坠心的静态份量。它就是儒家圣教的全部奥义，就是历史车辙的神秘显示。转过身来再绕杏坛漫步一周，遥想当年的情景，“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庄子·渔父篇》）其时杏花已经绽苞，三三两两缀于枝头。可我心里却想：崇垣厚壁之内的新花，装点的也只能是崇垣厚壁呀！
也巧，我们从安徽回到济南集中时，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某位领导同志最近讲话说：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孔子是圣人，张海迪是新时代的新圣人！
听着青年发言，我又想起前不久，我刚脱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早春交响曲》。从张海迪写到一代青年的这部长诗中有这样一段：“一个残废姑娘”代表中国青年发出宣言：“灵魂在思想与社会的汪洋上/各个港口间漂泊流浪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没有触礁沉没/或者被台风裹胁而去/正校准我们的航线/全速——向前！”
唉……这调子是不是太高，高到缥缈云端去了？
尾声 下结论尚嫌太早
今天是二重奏……
斧头与枷锁构成了对比
冲角与坚冰结成了矛盾
纸钱与奶瓶织成了混乱
——拙作《早春交响曲》尾声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后来对张海迪的行踪就不甚了然了。第二年收到她寄赠的一本新译英国儿童小说《丽贝卡在新学校》，我也把我那本《早春交响曲》给她寄了一本。再后来，在北京又见到她两次。
一次是1984年夏天，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她去韶山写一本给少年儿童的书信集，类似冰心《寄小读者》那样的一本书，路过北京转车。湖南少儿出版社的同志与张海迪本人都没打算告诉团中央，但我们却接到了山东团省委的电话，得知他们来京。打听到张海迪住在京西宾馆，魏久明便带着我去看她。那天晚上北京遇上罕见的狂风暴雨，我俩都淋得像落汤鸡。到她房间里，恰巧李燕杰与他的助手小郭也在，他们是下午来的，一直谈到晚上。没坐一会儿，温元凯领着两位台湾商人也来看张海迪。温元凯是头天晚上与张海迪同一次列车来京，在软卧车厢里认识的。张海迪房间里这下热闹了。几位都是大侃家（我暗笑：李燕杰是82届演说明星，张海迪是83届明星，温元凯是84届明星——三届明星喜相逢！），争先恐后地侃，从女强人的时间观念到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从台湾民俗土风到美国的性犯罪，一直谈到11点钟雨声渐消。可惜因人多，我没来得及细问她的近况。
第二次，是1985年5月17日。她的那本书出版了，书名叫《鸿雁快快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开座谈会，为这本书造舆论。海迪被接到北京参加这个会，中宣部顾问廖井丹、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和全国妇联的负责人等也都出席。这个会，本来没我什么事，但湖南少儿出版社来京筹备这会的有一位是我大学同窗好友，拉着我要我帮他与《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接上头，又一定要我参加这个座谈会——“会后宴请！300大洋一桌，你一定得来！”如此，便叨陪末座。这天张海迪要应酬的人极多，我也不可能与她细谈，看上去她与以前没有大变化。我提起我的女儿上了二年级，海迪眼睛一亮——那年在万年青宾馆开会时，星期天女儿没人照管，我只得带到座谈会会场去，她在边上自个儿扇动胳膊转圈作盘旋飞翔状，引得张海迪不错眼珠地盯住她看，又是艳羡又是怅惘。张海迪说：“那这本书正好算我送给她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在《鸿雁快快飞》的扉页上，她题下：“送高歌 祝你‘六·一’快乐 张海迪”。
匆匆而晤，匆匆而别。后来我看过两份材料，了解到她到某些情况。一份是《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写的内参，大意说：张海迪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苦于应付、接待来访。看望的、求教的、求治的、告状的……络绎不绝。不像在北京可以由我们来挡驾，在聊城出面挡驾的只能是其父母、妹妹和王佐良。要么拦不住，要么得罪人。这位记者是那天去见张海迪的第80人，他还未告辞，第81人进来了，是从外地专程来找张海迪的。有些人对张海迪的好奇心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她住地那间平房，白天晚上都时时有人趴上窗台窥探；都时时有人不打招呼就掀开门帘进来瞄一眼；还居然有人把小录音机偷偷放进窗户，不知要干些什么。
另一份，是湖北省妇联的刊物《知音》1988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说：张海迪又写了长篇自传体小说《黄河的女儿》。宣传她以来，她共收到了中外来信15万多封，王佐良现在在一所师范学院从事英文和德文翻译，也成了海迪的秘书：收信、拆信、复信。他俩还一起回上海拜望了公婆。是呵，能够静下心来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呢？一个活生生的人，总不愿意被人为地隔离，哪怕是好心地保护和崇敬地疏远。每一个英模，我相信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作回到普通人生活中去的努力。我祝她成功。
最近，我在《青年参考》上读到一则调查，值得在这里介绍。
这项由日本青少年研究所主办的调查，问卷的对象是日本15所的1303人，美国13所高中的1052人，中国大陆21所高中的1220人。
回答“最受尊敬的人物是谁”这一询问的结果如下：
日本：1、父亲；2、母亲；3、坂本龙马（江户时代历史人物）。
美国：1、父亲；2、麦克·乔丹（篮球运动员）；3、母亲。
中国：1、周恩来；2、邓小平；3、鲁迅。再依次往下排列是：刘晓庆、撒切尔夫人、爱因斯坦、张海迪、马克思、武则天。
张海迪是最受中国高中学生尊敬的人物的第七名，位列爱因斯坦之后，却在马克思之前。
看来，大风刮过剩下的不只是一片叶子。
1987年-1989年
附录一 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
2001年5月8日，我和妻子从北京回到美国家中。一个多月没有机会上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电子邮箱简直都被铺天盖地的邮件挤爆了。最上面的一封首先跳入眼帘——
“张海迪发来了一封邮件！”
我一声叫，将正在忙着收拣东西、打扫卫生的妻子吓了一跳。
这真是惊喜！真巧，就是此刻刚刚收到，张海迪猜到我们今天进家门？我与她，已经17年没有见面，也未通音问了。
邮件并不长，她还拿不准能否寄到呢。但就一封投石问路的信来看，也够长的了。她说：“前些天搬家收拾东西看到你那时送我的一本小书，很有感慨”，“昨天张炜来我家玩，要我上博库看看他的《外省书》的一些评论，没想到看见你的专栏了。世界真大，也真小。”
信中说的“博库”，是我曾经任职的中文电子图书网站，网站一度非常红火，买下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好几百位作家的几千部作品的电子版权，后来风险投资钱烧光了，网站奄奄一息，那年元旦，我也下了岗。幸亏我的书评专栏那时还保留在网站上，就被海迪看到了。
邮件字里行间充满了人生的感慨：“时间过得真快，那时候我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让你们，让所有的人把我忘掉，一晃就要二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你的女儿，跳起舞来像小燕子，现在她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大姑娘了。我已经老了，就要46岁了，我有时还会想起一些往事，其中包括你。我什么都经过了，心越来越沉静，只觉得活着就好，能读书和写作，对于我这就是快乐……”
这封邮件，打开了我脑海中往事的闸门——她说的“那时候”，指的是团中央将她接到北京进行宣传的那段岁月，我在团中央工作，就认识了她；这封邮件，也唤起我很多疑问：“那时候我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让你们，让所有的人把我忘掉”——为什么？“有时还会想起一些往事，其中包括你”——想到我什么呢？
我也正有不少话急着要告诉她呢。顾不得时差反应，别的来信先顾不上看了，立即给她回信。一天以后，又收到她的回信，这封可不短，其中许多话显然是对我许多问题和看法的回应。
奇怪，我居然没有保留给她回信的底稿，此刻也记不得我给她都写了些什么了，只能根据她的回信推测。
一定对她讲到了我女儿——海迪信上说：“知道她就要毕业了，我祝贺她，亲爱的孩子！今天的孩子比我们这一代幸运，他们不用再像我们那时承受太多的东西了。”
看来我还提到了她当年送给我和我女儿的书我们都珍藏着，也问到她现在的创作——来信说：“《丽贝卡在新学校》等现在看来多么幼稚，那都是我在一股股巨浪的冲击下完成的，那时小船随时都会被掀翻呢。”“我的散文集《生命的追问》已经第九次印刷了”，“现在我的又一本新长篇快写完了”……
我一定用了不少篇幅，对她直言相告：我不同意她那年三月在全国政协会上与别的委员联名提出的提案：鉴于网吧的副作用太大，为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建议最终取消营业性网吧。在我看来，碰到自己所看不顺眼的言论或行动，首先想到去禁止、去取消，这是非常要不得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还不可能让青少年都在自己家里上网的情况下，不论营业性网吧出现多少问题，都不应取消，而应通过加强管理和规范的方式来解决。
（张海迪等委员的这一提案引起青少年网民狂暴反弹，有人竟建了一个叫作“万炮齐轰张海迪”的论坛，辱骂张是“轮椅上的爬虫”，我还看过一个帖子说：“全国人民每人给张海迪一块钱，让她闭嘴！”对此我也非常反感：对听不顺耳的言论，就让之“闭嘴”，这遵循的岂不仍是同样的逻辑！？她的提案正确与否，都可以讨论，为什么要人身攻击和侮辱？）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兹事体大，顾不得与她是在17年音讯隔绝之后第一次联系上，竟然马上就跟她谈起这些来了。她的回信说：“你说起网络，这真是一个非常复杂问题，我有我的观点，发给你一个网页，你可看看。”
她发给我的实际上是两个正在争论网吧问题的网页。此处且按下不提，或许今后有时间再写。
回信的这一段是关键——
“你说的《天上一个太阳，水中一个月亮》我看了，信件依然铺天盖地，当时一些人觉得我就像一个骗子，我偷偷地哭过，可我没让任何人看见我的眼泪，因我相信自己，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我并不是一个先知者，但是我会忍耐！你不必内疚，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很多梦想。”
对了，这谈的正是我最急切要与她交流的一件事，是我十多年的一个心结，不，心病。
“天上一个太阳，水中一个月亮”，她打错了两个字，应该是“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是电视连续剧《雪城》主题歌的两句歌词，刘欢唱的，我拿过来做我的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这篇将近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中国大陆《报告文学》杂志1989年6月号的头题，发表时，还有一个副标题：“关于张海迪的‘成名’始末”。
叫什么话呢，这个副标题？！“成名”还加上引号，这标题的整个口气，好像我要揭黑幕，披露张海迪的真实面目似的！
这绝非我的原意。我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的，是对中共宣传机制的反思：如何将一个可亲可敬的活生生的残疾姑娘，宣传成一个人见人烦的政治典型。作为当时参与这一先进人物宣传的工作人员，我是在反省，矛头是冲着整个宣传体系和指导思想去的，并不是冲着参与宣传的人，更绝不是冲着宣传对象张海迪。
当然，《报告文学》杂志加上这么个副标题，可能出于当时政治环境下自我保护和在期刊市场上突出卖点这双重考虑，这也可以理解，只是这个副标题的措辞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太离谱。如果一定要加副标题，写成“宣传张海迪始末”，才说得过去嘛。
放在当时来看，这篇东西算有点锋芒，披露了一些团中央、甚至中南海宣传策划过程中的内幕，也写到张海迪这个真实丰富的人的言行，写到她被官方高调推到电视屏幕和大小报纸头版时的内心矛盾，尤其是写到她或许并不想曝露在公众面前，但毕竟掩饰不住的某些性格侧面。
这正是我多年的心病所在：我的本意是批判中共的宣传机制，无意伤害这位残疾姑娘，但我的文笔真的就像巡航导弹那么精准么？读者会不会被我的叙述所误导？张海迪本人是否会被我误伤？这么多年来她已经受到那么多非议甚至詈骂，她是否能理解我的苦心？
这篇东西发表的时机，也十分不凑巧：正赶上“六四”——卡特丽娜飓风来临之际，哪有人会多看一眼某个消防龙头漏水呢？——举国、举世谁还有心思来关注“张海迪宣传始末”！《报告文学》杂志“六四”后也受到整肃，被迫停刊，这一期也就成了终刊号。
多少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不少媒体还是注意到了这篇东西，我看到的有几十家摘录或者摘要介绍，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光明日报社《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报刊文摘》等等。不过，统统只是猎奇，回避作品中批判当局宣传机制的锋芒，摘的并非“要”而是“次要”。这么一摘，让我更担心对张海迪本人造成冲击。如果那样，我可真是太内疚了。
这次与她联系上，我当然最着急的就是问她是否看过那篇长文，是否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并急着将我的初衷对她解释。
读到她的来信，放心了。不，何止放心，更油然而生钦佩之情：她看过了我那篇东西，不仅让我“不必内疚”，而且她剖白了她当年的心情，“你们宣传我时，我才28岁……那一切永远打破了我本来宁静的生活。当然我天生的叛逆也让很多人失望”——那是与我，与所有朋友、所有青年相通的感受，张海迪是一个具有独立品格、“一直我走自己的路，心里很踏实”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甘心情愿被摆布、被塑造的政治偶像，更不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投机者！
“一个人能多坚强的神经、多冷静的头脑，经得起这种大剂量、超大剂量的颂扬？”我想起我那篇长稿中的这句话。而她，经受住了！
我就收到她这两封信。我给她又回信，写了些什么？记不清了——没有再收到来信以提醒我的记忆。不过，肯定主要篇幅放在对她这番话的回应上：“这部长篇将是我最后的作品，之后，我想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在病重时给大家添麻烦，我也不愿让人们看见一个不漂亮的海迪……”
老天，这是什么意思？！这番话包含的意味太让我悬心了。她的身体怎么样了？她要干什么？
她的这番话，让我再次深切感受到她作为一个残疾人生存的艰难，她每日每时要面对的煎熬——那是正常人很难想象的挑战。她的所有作品，所有文字，都是在多么艰辛痛苦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就是给我打这么一封信，她都得付出比常人多多少倍的努力——我亲眼看到过；我也从多种信息渠道得到过印证。人们都知道她从五岁时患脊髓血管瘤就高位截瘫，但不是每人都知道1991年她鼻部患有黑色素癌，动了这一生第六次大手术——一次极其痛苦的手术……
她收到我的再次回信了吗？或者，她又回了信，而我没有收到？
今年我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访谈节目里看到了她：一个比80年代的张海迪还要清秀，还要飘逸，还要有书卷气和风度，甚至还要年轻的张海迪。岁月之水在她身上是倒流的么？
当今网络大行于世，要联系到她，可以说是举手之劳。这里就是她的博客，图文并茂，还有音乐：http://blog.sina.com.cn/m/haidi
她还爱画画，这里是中华美术网上她的油画作品：
http://www.ieshu.com/zhuanti.asp?id=64
不过，我不想去打扰她，宁愿只是静静地去浏览，默默地去聆听，远远地去凝视。
我知道，她的名字已经、并且正在招致无数讥讽、谩骂、嘲弄、丑化。
我不由得反问自己：
1983年将她推到全国青年和人民面前，对她到底是福还是祸？
对中国的青年、民众呢，是好还是坏？
或许，我应该在我的博客上重新刊载当年我的纪实文学《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吧，能帮助读者从新的角度去理解当年的“宣传战役”、去端详她。
她在给我的第二封信的结尾说：“山高路远，多多保重你自己，有朋友想念你呢。”
我也正想这么跟她说：海迪，多多保重你自己，有朋友想念你呢。
【附：张海迪的成果和荣誉】
在很多人看来：张海迪什么都有了，被共产党、共青团捧出来，现在有名气，有地位，有成果……但海迪对很多人（例如对凤凰卫视的陈鲁豫）说过：她愿意放弃所有这一切，只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正常的身体。
我们这些健康人、正常人，能真正理解她这个希望，并不是“矫情”“漂亮话”吗？
张海迪1991年做过癌症手术后，发奋攻读哲学研究生课程，写出了论文《文化哲学视野里的残疾人问题》。1993年她在吉林大学哲学系通过答辩，被授予了哲学硕士学位。
她是山东省作家协会创作室一级作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出版有：
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绝顶》。《轮椅上的梦》翻译成日文、韩文在日本、韩国出版。
散文集《鸿雁快快飞》、《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
翻译作品《海边诊所》，《丽贝卡在新学校》、《小米勒旅行记》，《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等。
张海迪的头衔、奖励、荣誉，可以洋洋洒洒列出一大长串，不过，这里我就不列了，我们这里的网友多数都知道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我也不认为那些东西能给她增加什么，我更相信那些东西多是不由分说就非要她接受不可的。我只列一两条：
1992年度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
1999年全国第四届外国文学作品优秀图书奖
我觉得，更重要的倒是这些记录：张海迪多年来经常去福利院，特教学校，残疾人家庭，看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近年来她为年轻时生活过的村里建了一所小学，还为灾区孩子捐献了自己的稿酬六万余元。张海迪曾三次应邀出访过日本，韩国，举办演讲音乐会，1995年她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7年她被日本NHK电视台评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之一。
附录二 答《南方都市报》问：回忆张海迪事迹调查
《南方都市报》记者钟刚先生越洋提出了一些关于1983年张海迪宣传及后来典型宣传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我因出国太久，不太了解，无法回答；有些问题，在我写过的文字中已经谈到，我没有新话补充。只回答了其中部分问题。今天在贴出之前，文字上略作推敲，并增补了重要的一段。
这位记者之所以会采访我，我想是因为他读到过我在《报告文学》杂志1989年6月号头条发表的《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和2006年8月20日的博客文章《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两年前分九篇贴上了我的博客。有兴趣的读者请见我的博客2006年8月到9月文章，或者从我的博客类别的“史”进入；
《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请见：http://blog.dwnews.com/?p=14838
昨天贴出《张海迪怎样成为改革开放后头号全国典型》后，有朋友问张的近况。近几年情况我并不很了解，在《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中，我介绍了她到2006年8月的简况。
下面是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钟刚问——
http://image2.sina.com.cn/IT/i/2005-10-14/U853P2T1D740228F13DT20051014145048.jpg
1、在张海迪于1983年2月24日到京之前，你从媒体上获知的她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在此之前，我读到的媒体对她的宣传不多，除了《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9日头版头条那篇只有一千来字的人物特写，就只有《工人日报》1983年2 月上旬的一个专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条：一条是自强不息，一条是热心助人。这两条，都围绕当时青年包括我自己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如何在为社会所需要中实现自我价值？
2、后来在万年青宾馆会议室，当你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当时她的身体状态如何？
在我的报告文学中已经写到了，请参看。补充一点，感到她谈吐、气质，与一般追求美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她是完全靠自学的残疾青年。当时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讲了一个多小时，又回答了约大半个小时的提问。
3、在1981年12月29日之前从来没有被媒体注意过的张海迪，一上报，她就一跃而上中国第一大报的头版头条。我就此询问过宋熙文（该报道的作者，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高注），他也不知道缘由，你对此有没有试图去了解其中内情？
没有。当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当没有国内外时事大事的时候，一個能体现当局提倡的道德风尚的普通残疾女孩登上中国第一大报的头版头条，虽不常见，也不算太破格。你采访过李霞（最先发现张海迪报导线索的山东画报社记者——高注）和宋熙文，想必知道，当时发现这个典型是有相当偶然性的。连聊城地委书记都是看到《人民日报》才知道自己辖下出了这么一号人物。
4、在你的报告文学中提到：“根据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出一个‘宣传调查小组’，联合调查、全面核实张海迪的经历、事迹和家庭等各方面情况。”当时你到山东调查的情形是怎样的？
1983年3月到4月，团中央派出宣传调查小组共9人（组长由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亲任，但他因病住院，实际上是8人），山东省委从省委宣传部和团省委抽调7人组成山东省委宣传调查小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给这次调查规定的任务是，调查核实张海迪的全部经历、事迹和家人。此前一段宣传张海迪的过程当中，听到一些对宣传失实的批评，我们也受命要一一搞清。
两个调查组成员搭配，济南市、聊城地区和莘县也派了官员参与和协助。按照张海迪人生经历的几个阶段的地点，分成个人经历，自学成才，学医治病等几个专题，分组调查。除了查找原始档案，还要找到当事人和知情人取证，前后有20多天。张海迪本人在北京住院，她的父母当时主要在北京，中间回到山东，我们也见过面，向他们了解线索。但是我们调查的情况在没有对团中央和山东省委汇报，进而对党中央汇报之前，对他们也是保密的。
我当时与山东省委宣传调查小组的一位老李（他是山东大众日报社的一位老记者）两个人一组，先在济南主要调查海迪童年上学情况；后来去莘县调查在海迪随父母下放期间的情况；因为我们组完成得较早，我们两人还在聊城协助别的组找了一些当事人取证，又接受任务跑了一趟安徽巢湖，详细调查了海迪的丈夫王佐良的情况。
调查并不容易。我在报告文学中说：“这段岁月所见所闻，真可以用‘惊心动魂’来形容，大惊接着大喜，大悟伴着大惑”。这主要是指：虽然时间过去不久，但是许多人记忆已经模糊，知情人的说法很有出入。例如，我参予协助调查过张海迪1974年自杀的经过，从 1974年到我们去调查的1983年，仅仅过了九年时间，但是众多在场者对当时经过的说法大相径庭：她服药自杀时是否锁了门？她是否在即将陷入昏迷时呼救？谁第一个发觉情况异常？谁第一个进去，进去之后看到张海迪是怎么个状况，完全昏迷还是略有知觉？等等，都有不同说法。
再如，当时有报导说，张海迪“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但有人说（我忘了是海迪本人还是她父母），她去上过半天小学，无法坚持，下午就回来了，再也没有上。就为上的这半天小学，我们在济南调查起来，非常艰难：二十多年，学校几经变迁，经过“文革”的混乱，学生登记册档案也已散失。当时的老师基本上找不着，找着了几位校长和老师，他们对一个六十年代初仅参加了开学典礼、刚坐进教室半天，就没有再来的小女孩，很难有印象，都无法证实或证伪。
但我们调查到的张海迪的主要经历和基本事迹，是属实的。那次调查给我的教育很深，我深切地体会到调查的必要性和艰巨性。（高按：在钟刚先生的报导稿见报之后的今天，我继续回忆当时情况，感觉当时调查之所以遇到不少困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自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省长梁步庭，到省委宣传部、团省委，下面聊城地委、莘县县委，对我们调查的意图一度不摸虚实，甚至有相当的误解；下面有的部门和机构对调查持暗中抵制态度，甚至搞了些小动作。——2008年11月7日）
5、听说当时宣传报道的个别细节有假，比如她的高考分数。
她的高考分数确实不对，但我不愿名之为“有假”，宁愿称之为“失实”。当时报导她高考考了436分，她自己演讲也这么说。但是后来查到高考成绩登记表，并没有这么高（我忘了是多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失实？我们调查了很多人，联合调查组内部也反覆讨论分析。不止一位当事人对我们回忆过海迪向他们报告 “436分”喜讯的经过，她的家庭里还为此聚餐庆祝。我的感觉是，当时海迪对自己考了436分是信以为真的。
我们分析，这很可能是家人或者她的某位、某几位朋友对她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他们看到她为参加高考费了很大劲，身体受到很大影响；按她的要强性格，如果得知考得不好，第二年肯定要再折腾一趟，一定要达到录取分数线才罢休。但以她的身体情况，就算考了高分，在当时，大学也是不可能录取的。家人或朋友就编造了这个分数来安慰和鼓舞她，以避免她当时情绪受打击，也阻止了她第二年身体又遭罪。
他们撒这个“善意的谎言”时，张海迪其人还默默无闻，亲友不可能想到她数年后会被树为全国青年的榜样，所以不存在人为造假拔高、欺世盗名的动机，他们当时要“骗”的，只是她一人而已。当然，后来宣传工作者采写到这一分数时确有疏忽，应该去翻查一下高考成绩档案记录。
在我们调查之后的宣传中，就再也不提她高考“考了436分”了，但也没有公开澄清。在我们调查之前出炉的一些资料包括图书，还继续将这个不实成绩流传了一阵。
类似失实细节还有一些。当时许多记者难以采访到她，只能采访亲友或朋友熟人，他们的回忆很难准确，彼此难免有出入。
6、张海迪接受《面对面》节目采访时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在更大的场合下愿意去讲述，当时只把它当成一种迫不得已的任务。但是当时想得挺简单，我到北京去开会，一定去的话，那我很快就回来。”当时回山东，是张海迪执意要走？听说“1983年的宣传以后，组织上曾经对你有一个选择，让你去担任某一个职务”，是这样吗？
团中央将海迪接到北京来做宣传，本来就是个阶段性的任务，如果不是因为她1983年3月11日突然在京病危，或许会更早离京。回山东是海迪的愿望，而到那一年5月，团中央也没有更多任务非留她在北京不可，便同意了，安排她1983年5月24日返回山东。
山东方面是否安排她担任某一个职务的设想，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团中央领导是否有这样的考虑。即使团中央提出安排职务，根据她的身体和本人愿望，也不可能是任何实质性的职务（何况，团中央对山东也没有人事权），而只能是名誉性的头衔。
7、你曾经谈到你那篇报告文学的写作目的。你现在如何看？
我在2006年博客文章《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中说过写作目的，文字没有推敲得很准确。现在我会这么表述：“通过这部作品表达的，是对中共宣传机制的反思：如何将一个活生生的可亲可敬的残疾姑娘，宣传成一个人们看到报纸上她的名字就烦的政治典型。”
8、1983年之后，关于张海迪的报道开始大幅度减少，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中共的工作重点、全国民众和青年的兴奋点已经转移；张海迪本人刻意保持低调；团中央虽然没有忘记这个青年榜样，但是也没有合适的宣传契机。
9、对于塑造典型，在张海迪之后相继有了孔繁森、李素丽，你认为对张海迪这个典型的塑造和他们是否有些不同？
对孔繁森、李素丽的典型宣传我所知甚少，所以无法与宣传张海迪做比较。
10、当时怎样想到写作那篇报告文学《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这篇文章在现在看来也是大胆的。
在宣传张海迪的过程当中，亲身感受到对她的宣传规格越来越高，但是所宣传的典型离青年越来越远，使我这个参与宣传者陷入困惑和矛盾之中——张海迪本人也在困惑和矛盾之中，这一效果出乎所有抱有良好愿望的相关人士（包括张海迪）的意外。我感到我们的宣传机制有问题。
后来文坛掀起报告文学热，我认识的几位报告文学作家鼓励我，我便将这段经历和感受写了出来。
11、尽管当时的典型人物报道现在依然是新闻系学生的教材，但是塑造典型人物已经越来越难，你认为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对具体情况我了解不多，谈不出什么。从总体上看，官方宣传机器和媒体的公信力急剧衰减，塑造典型人物越来越难是必然的。
12、听说张海迪也看过你这篇作品，她的反应是怎样的？
我这篇近三万字的文稿发表不久就遇到“六四”，《报告文学》杂志被整肃停刊。海迪是否看到，看到后是否会因此文在精神上受到冲击，也成了我的悬念和心病，因为虽然我的反思并不是针对她本人，而是针对宣传机制，但不可能不波及她本人。在文中，我对她的某些言行（例如，在会见上海演讲团时失约迟到）也有微辞；在将她与另一位残疾姑娘孙恂的对比描写中，我将同情更多地给予了孙恂。那么，海迪看后是否能理解我的本意，是否会受到伤害，情绪产生波动？我是惴惴不安的。
从她1983年5月回山东之后，我除了有限的几次见面，基本上没有跟她联系过，因为我深知她被人打扰之苦，我不想自己也成为打扰她的人。这样，我没有试图去探知她的看法。加之我1991年来到美国，就更联络不便了。
2001年春天喜出望外地收到海迪的电子邮件，我才部分解除了这个心病。她告诉我，她看过我的那篇报告文学；让我感到欣慰并由衷地对她感到钦佩的是，她说：“宣传我时，我才28岁……那一切永远打破了我本来宁静的生活。当然我天生的叛逆也让很多人失望”；“你不必内疚，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很多梦想。”
（完）
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