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会东中学的出现，是会东这片广袤的、开化较晚的土地上的一件大事。
是这所学校，从最根本处，改善并提升了家乡的文化生态。
我哥和我，是会东中学的早期校友。我哥蔡应福，是会东中学建校时的首届学生，1956年入学，初五九.高六二级。我是会东中学第三届学生，1958年入学，初六一级。
我们是会东中学成立之初最早的受益者，同在一个学校受教育，一起接受现代文明的浸润和洗礼。
是这所学校，让我们有了不同于先辈的人生。
可惜那时懵懂，不记事，很多很珍贵的、应当记下来的东西，没记住，记住了的，倒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好在，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皆活在细节之中；“还原历史”，也只能靠一个个鲜活的细节……
1 简易房 大通铺
当年即有人说，我们这一届学生，是“被大跃进的浪潮赶进校门的”。这话有一半真。
1958年，全国大跃进，教育也要大跃进。大跃进的指标，就是多招收学生。有关方面乃翻山越岭，全县范围内去搜寻那些读完（？）小学便辍学在家的历届学生，并悉数动员出来，与我辈应届小学毕业生一道收入初中。因此我们这个年级，同学间年龄、身高差异极大，上体育课和出操，我这样的“小不点”便总是排在队尾。
由于一时人丁兴旺，又都住校，我们全都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睡大通铺。
睡大通铺的好处是热闹，晚自习一下，各方人马齐聚一处，吵吵嚷嚷，气氛热烈。可以想象，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家庭，与同龄人过吃住在一起的集体生活，又一夜之间升格为“中学生”了，兴奋情绪，需要宣泄嘛。自然，互相干扰，不免矛盾时出，甚至吵嘴打架。回过头看，吵嘴打架也不完全是坏事：学着过集体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训练”；发生在同学间的大多数矛盾和磨擦，都由当事者自己消弥、解决了，只有少数情况需要老师出面处理。
有两桩事情印象深刻。
其一是，我自制了一把“二胡”——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这东西实在简陋，首先是那个琴筒，以一个铁皮罐头瓶子充任，没有蟒皮，卡子就抵在瓶底的铁皮上，可以想见，奏出的乐音是何等尖锐刺耳。但这捞什子刚一做成，实在兴奋不过，杀鸡杀鸭停不下来，又正是午休时间，乃有一高年级同学冲过来朝我跺脚，扬言要将我这宝贝踩扁。我虽多有不甘，却也就此打住，这位同学也没真地下手，扔下两句狠话，然后悻悻离去。这事儿给我的教育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由着性子，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以不给他人带来不便为底线。
另一桩事情发生在熄灯铃响起时节。班上有个同学叫刘代茂（关于他后面还要专门提及），取其谐音，我们都叫他“牛戴帽”，与此相“配套”后面还跟上一句“马穿鞋”。这样的恶作剧刘同学大抵都能忍让。他系“外来人”，父亲是安岳县乡村木匠，1956年由政府征召到会东来参与县城建设，全家随之迁来，小学四年级时插到鱼山小学我们班上，两年后一起升入初中。外来身份加上拙于言表——还加上成绩拔尖，都容易成为我这类捣蛋鬼拿他寻开心的理由。然而这天晚上的玩笑实在是开得太过分了，忍无可忍之下，已经落枕的刘同学猛然拗起身来，抓起床头一个搪瓷盅子，连同满满一盅饭菜及其瓷盅盖子，隔着几个铺位就朝一个同学掷去！那盅子不偏不倚砸在该同学的额头上，血立即就出来了，那伤口上甚至还沾了些搪瓷碎屑，可见出手之狠。发生如许“流血事件”当然要惊动老师了，最后的结果却只能是“各打五十大板”。 刘代茂虽仍难免“牛戴帽”之嫌，“马穿鞋”却也没人再提了。
2 那时候的教育方针
那时候的教育方针，叫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它用大字写在学校多处及各个教室的墙上，异常醒目，深入人心。这样的方针明显有违教育规律，因其非科学性和含有太多的功利目标而贻害无穷，其对整个国民教育系统及其各教育要素（教学、教材、学校、师生等等）的扭曲和危害，既是全面的和颠覆性的，又是细微的和影响深远的。学校被随时要求“配合中心工作”，并被随时要求动员全校力量，去完成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政治任务”、“中心工作”。教学秩序被随时打断，教学计划难以实施。课本发在手里，到期末了，差不多还是新的。
我们一进校门便被弄去长新乡“扫盲”。背着背包走路去。一去十天半月。扫什么盲呢？连我们自己还只是多少能认俩字的半文盲呢，到了乡下却被人称作“小教师”，白天下田劳动，夜里教人认字。又听说那地方土匪厉害，水田里蚂蟥又多……好歹“完成任务”回来，实际效果怎样却只有天知道。
之后还到更远的戛吉区去支农。这次时间更长，做到原定时间该返校了，一个通知下来，还要延长，国庆、中秋都在那里度过，熬到回校，个个毛长嘴尖，脱了人形……
支农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左”倾冒进严重摧毁了农村劳动力，秋种秋收，便只好组织学生去突击。学校附近的一些田块甚至干脆由学校包干，负责种植和收割，成果交给公社。
记得上面一度迷信深耕能够增产，乃采取类似于挖壕沟的办法，挖地三尺进行深翻，背工费力又要赶季节、抢进度，只好挑灯夜战，煤汽灯下，如蚁如蝼的“人海战术”，场面很是壮观……我的印象却只是累，人站着就睡着了。这般蛮干的结果，是破坏了地力，最终导致减产。
学校一度实行“一一五制”，即一个星期七天中，一天休息、一天劳动、五天上课。那一天劳动，很多时候是上山找柴。学校烧柴靠师生上山去找。有时却是到热水塘去挑石灰，或者，到堵格、野租去背洋芋和干四季豆，还有就是积肥。
积肥之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山上铲下草皮，再将草皮累积成堆，覆以泥土，任其沤烂发酵，以为肥用。实在是因为需要提高粮食产量，这种明显破坏植被的做法却在当年全国推广。我们这一代，甚至干过采摘山上树叶用脚逐一踩压到谷秧根部以增加地力之类的事情。积肥的另一法，就是在野外去到处捡粪。主要就是牛粪。公社的牛早出晚归吆上山去放养，牛们边吃边屙，那粪留在山上也能肥土的，却需捡回来，让它变出粮食。
有一天班上安排捡粪，我约了同班的一个同学回鲹鱼街去玩，自觉心里有数，一点也不着急。直到玩够了，才背着背篮到下栅子门外的小云盘山顶上去捡粪。印象中这地方时有牛群放牧，想来牛粪很多，却不料反复搜索，也没捡到多少。这牛粪捡回学校是要过秤的。结果，诚惶诚恐回到学校，狠吃一顿批评不说，还得向全班同学做检讨。
但其实每周劳动岂止一天，随时都有很多即时性和突击性的劳动发生，哨子一响，就得离开教室。毕竟学校处于创业初期，而更直接和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经济已被折腾得万般凋敝，物资极度匮乏，国、民都太穷了，很多劳动乃系生产自救之必须。
那个时候，每个班级都有分片负责的蔬菜地，用以生产蔬菜；还有工具房，用以存放锄头、钉耙、粪桶一应农具；有劳动委员，由其思虑并带动全班人的劳动，以便不误农时。譬如烈日炎炎的5月，海椒秧移栽了，天亮就得去浇水，为避免秧子被晒死，还去后山上摘树枝树叶来逐窝地遮蔽。而天黑前还得浇一次水，且须将遮蔽物移开，好让它“扯露水”。做这些事情很耗时，“影响学习”，似乎少有人考虑。
当年有个口号叫“大种南瓜山”，也就是在学校背后的山上广种南瓜以裹腹。南瓜之外，校园里的所有空地都辟来种了蔬菜，种得最多的，则是包包白（即莲花白）和牛皮菜。包包白这东西产量高，当年也没有这么多的病虫害。现在吃包包白只吃心心里头白色的部分，那时是连最外面的灰黑叶子一起吃，没油少盐地煮做一锅而成了黄绿色，吃着既涩口还满嘴猪食味。
还有就是托土基。托土基需要将泥土兑上水、掺进铡成寸许长的干谷草后以脚将它们拌匀、踩绒，然后，用模具铸成一个一个矩形立方块，再晾干，以砌墙用。有时刚上完早操，大冬天的，地上铺着白头霜，泥塘里尚结着冰，人就得站进去和那泥水。这事儿至今想来，犹心里发紧。由于学校建设，土基需求量大，学生可于假期里托些土基以为补充，学校付给报酬。记得某年暑假，我参加一个托土基小组几乎干满一个假期，所得报酬一块五毛钱。系那种半义务性质的勤工俭学。
很多人可能忽略了，当年那样低水平的劳动，竟也出了一件“科研成果”。这成果好像就出在我哥他们班上：是在两株毗邻而植的南瓜和金瓜上动手脚，具体做法是：将两根粗细相当而长势旺盛的南瓜藤和金瓜藤的某个部位各削去一半，然后将削口对齐合拢，包扎固定，即成。因削口有分泌物，很容易就能愈合、长好。这其实是对两种瓜行嫁接术。其结果是，瓜结得大，结得多，长得快，一天一个样，效果非常明显，结出的瓜成了青绿色而在瓜蒂附近带金丝状，既好看，也好吃。
人生在世，发明创造几多难！我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成果，比起“亩产万斤”之类画饼充饥的神话来，实在多了，很奇怪竟没有人总结、推广，留来做种的瓜籽，放在工具房里竟也被老鼠吃了个颗粒不剩。能无憾乎！
当年那种违背科学的教育方针之外，教育思路上，则是照搬苏联的“精英教育”模式，走的是“精英教育”路子。这有现实原因：1949年，政权易手，各方各面的建设人才奇缺，国家亟须一大批各种各类的高级人才，因而着力于从小学到大学这一路径的人才培养，对中专、师范、职校、技校方面的教育则比较忽略。举例来说，大约初二的时候，曾在我们这个年级中挑选了一批成绩、品行各方面的差生去西昌读中师和财校。这样做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降低了未来师资及财经工作者的质量，另一方面，则助长了我辈的“精英意识”——初中毕业填志愿，我竟牛气冲天地填写道：“考得起就读高中，考不起就回家当农民”，对是否愿意读师范、中专之类，一律不予考虑。其实我哪来“家”，在鲹鱼街上我家不是农业户而是工商户，父母过世，我们上学，家就只剩了几间空房，“回家当农民”，谁要你啊。
很多年后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只可惜说是这样说了，却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检讨，至今弊端重重。
3 贫穷、饥饿和无所不在的政治
穷，饿，还有政治，是那个时代的标签。这三样东西，严重左右、影响着社会、学校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
先说穷。
那是一种普遍的和深度的穷。学生多穿草鞋，极少有学生穿过袜子。草鞋靠自己上山去扯蓑衣草来打。我们班的王兴钰等一些学生从家里带来了打草鞋的工具，得空就干这营生，且看上去手艺娴熟，可见在家里即训练有素。自己穿而外，有时也拿上街去卖。还有连草鞋也没得穿的，就打赤脚。上面曾强调对学生进行“四红锻炼”，哪“四红”，至今不甚了了，反正那时各种口号层出不穷，一天一个样。只记得大冬天的，天不亮学生就得到公路上去跑步。可怜那路面刚铺上碎石，一个打赤脚的高个子同学跑不快，硬被两个比他更高的同学架着跑，一场“锻炼”下来，那同学的脚上已满是血……
很多学生就只有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并且补疤摞补疤。天冷了无以御寒，一些学生甚至将床上的毡子揭来披在身上。做法是，将长方形的毡子的两条长边往中间对齐了折拢来，然后将中部往起一抬对折，其中的一半就可以套在身上了，颈部卡在中间的折缝里，肩头是标准的方形，另一半，则任其背在身后，既不巴身，还随着走路一跷一打的，看上去颇为滑稽。
穷既是普遍的，便有一个只适合那个时代的说法，叫做“笑脏不笑烂”。这是说，身上衣服脏了，得洗。没有换的，便选个风和日丽的休息日，跑到横滩河边上，把身上的衣服剐下来，洗。多没肥皂，是用皂角或草灰，或甚么都不用，就按在石头上一阵揉，和踩，太脏处就抓把砂砂搓。总之把脏水水挤掉、漂清，就成。洗好了就铺在石包上晒。石包是烫的，两面烘烤，但见袅袅白汽升腾，即便胳肢窝和补疤厚的地方尚湿着，也可焕然一个人样穿回学校了。
顺便提及，横滩河现在叫参鱼河了。但我记得鲹鱼街背后那条河才叫这名字（并且是“鲹”而非“参”），故我给学校五十周年校庆写的歌词中写的是“横滩河畔，鲁南山下”。上世纪五十年代，鲹鱼街的下栅子门头上悬一古老匾额，上书“鳝鱼街”三个字，估计是以街的细长如鳝鱼而得名。又估计因街背后的小河里盛产鲹鱼而在人们的口语中称它为“鲹（音苍）鱼街”。公社化后，鲹鱼街日渐凋敝、萎顿，连下栅子门头上的那块匾牌，也不知去了哪里。由于卫生极差，苍蝇成群，故有人称它为“苍蝇街”。而随着新建县城崛起，现在，人们则愈来愈习惯称它为“老街”了。
我补裢衣服有一手，自己穿的而外，有时还给我哥补。前提是要有大小、颜色、质地都比较合适的块状补疤布。这样的补疤布难寻，只好凑合。我就曾用巴掌大一块土白布补在我的蓝色——当然已经败色得很厉害了——火汗褟的右前襟上，并且这衣服从会东中学一直穿进西昌高中。而所谓“火汗褟”，经细节上的若干改造，已演变成眼下“有文化品味”的国人所追捧的“国服”唐装了。
学校曾组织太极拳表演赛，在县文化馆后面的球场上，要求统一穿白衬衣。我哥好歹借到一件，却烟熏过般一点也不白，且大而不合身，让我在场边上干着急。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每打太极拳总会想到这事。
星期天，我就尾在我哥身后，上山找柴。柴是剔湿的松毛桠枝，挑下山来卖给鲹鱼街上的酿造厂，四毛钱一百斤。我记得我最重的一挑柴有六十二斤，卖了二毛四分钱。
有一回，在上栅子门外的龙井磨好刀，开始爬山，山很陡，我走前面，我哥紧跟在我身后，上一石坎时我握柴刀的右手往后一甩，刀竟砍在我哥额心上。幸而刀尖没有磨快，我哥好像本能地朝后躲了一下，只在他额心上砍出道白色的棱痕……
发生这事，我哥该训我几句的，却没有。我哥对我一向放任，从小到大，我哥重话都没说过我一句；甚至希望你怎样、你应当怎样、你该注意点什么之类的话也没见他说过。这事儿当年不觉怎样，花甲之后来看，不免要欷歔感叹。
我和我哥有段时间没住校，从学校下晚自习后，回到鲹鱼街，已经夜里十点过，我还跟着我哥和李福祥（李是街坊，又是我哥同班同学），沐着皎皎月色，出上栅子门去找过柴。挑回柴来，已是半夜过了，眯一会儿眼睛，鸡叫起床，将柴挑到县城卖了，再奔学校赶早自习。县食品公司我有个干爹在那当炊事员，极不好烧的罗汉松棒棒（所谓“搓搓柴”，相互搓一下才冒点火星），他也收。
星期天不上山找柴便下河钓鱼，反正没什么学习压力，也没别的事情可做。钓鱼是钓红尾巴钢鳅。这种鱼一指来粗，两指来长，尾巴是红的。钓法是，拔一棵沙地蒿枝，将若干鱼虫拴在根须上，杵到没膝深的水里用手稳住，感觉钢鳅来咬鱼虫了，迅速提出水面用筲箕接住，钢鳅嘴巴一松，即落在筲箕里。钓回来，我哥我俩捡小的吃，以补充体内蛋白质，大的则留着，晒干成一包，请家在大桥的同学捎给我姐。我姐大我两岁小我哥一岁，在大桥缝纫铺当学徒。后来知道，我姐并没收到那鱼，问那位同学，伊一阵搪塞，终没说清楚那鱼去了哪里。
当年，政府也发助学金。但由于普遍的穷，助学金有限，落到头上，便成了“毛毛雨”，我每月可得一块五毛的伙食费补助。家庭勉强有一点收入来源的，还轮不到哩。入西昌高中，写助学金申请，我“麻起胆子”填了个四块五毛，结果给我评为七块。当时每月伙食费，月大七块四毛四，月小七块二毛，也就是说，每月需要补交的，是那点零头，直到我哥高中毕业参加工作。论原因，西昌高中是省重点高中，助学金标准可能高一点，西昌学生的家庭条件，恐怕也要好一些，很多不用吃助学金。
说来惭愧，离开会东中学时，我还欠着学校一笔伙食费。尽管，欠费者众，我还是不能一走了之。我哥去见总务主任刘绍训老师，依习惯仍称他刘校长。他是我们读鱼山小学时的校长，后来调到会东中学搞总务。刘校长对我们兄弟俩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说，考取了，就去读，伙食费，等它欠着。
学校这般开恩，我却心里惴惴。令我稍觉宽心的是，我一生爱包谷，爱包谷的一身，爱它的颗粒、它的苗苗、它的杆杆、它的须须、它的棒棒，爱它的生长过程——这一年，我正好在校园内的厕所旁边种有一块包谷，这包谷长势良好且已成熟，我很多时候都在打它的主意，可谓垂涎三尺，但因严格的纪律管着无从下手，这倒好，它可以完好无损地留给母校了。
从刘校长处出来，我哥去了姜州，找亲戚为我筹措路费。能不能借到钱，也没把握。记得那天上午，我和几个赴昌同学，背了各自的行李卷，在学校前面孤零零的长途汽车站前等车。那时每天只有一班车由会理跑会东，我们就等这班车来，并且我哥就在这班车上。车拢，我哥下车替我买好票后，让我把剩下的一点钱揣好，好像也没嘱咐什么，我们就上路了……
再说饿。
那真是饿啊！所谓“整日里睁着双饥饿的眼睛”，或“空着半截肠子上课”。
举个例子。学生食堂曾经失盗，一夜之间有十四碗饭不翼而飞。就都判断，是集体作案而非一人所为。结果呢，出人所料，作案者就一个瘦高个学生，我们班的。他一人将十四碗饭一次偷出来吃了，将碗扔进了学校后面的水库里。十四碗饭就是十四个学生一顿的口粮，你可以不相信他能一次吃完，但能将它藏匿在哪里又分批次去吃？实在不好想象。
那碗系浅浅的土巴碗，炊事员将这些碗摆放在两个人方能抬起的方形木制蒸格里，右手执一固定小盅子撮米，撮一盅，以左手所执竹片刮一下，依次倒入碗内，动作极快。米是花红颜色的老糙米。很快一格笼屉撮好米，然后使一大瓢，逐一掺水。因为那米实在太脏，又没淘过，水一掺进去，泛着泡沫的米灰和谷糠便漂起来一层。饥饿年头，掌握着他人吃饭命脉的炊事员一般都脾气不好少有耐心。那一小盅米很多时候并没舀满，也装模作样刮一下，学生看着却不敢开腔。掺水也极马虎，掺得多，蒸出的那碗饭就稀点看上去也多点。若遇汽汗水滴这一只碗里，则滴汽汗水的这一块玉兰花一般白惨惨地鼓胀起来，吃进嘴里如吃汽汗水全没了饭味——但即便有汽汗水加入，那饭也只有半碗。加上很多碗于蒸屉里并没摆正，歪着侧着，存不住多少水，蒸出的饭更只是歪在碗沿的小半碗，所以那同学可以将十四碗饭摞起来一次偷出。
当年学校日吃二餐，每人每餐可吃老秤（十六进位）六两米。严重缺油的情况下，这点米如何吃得饱！何况，又都正在长身体。又尤其是学生年龄、个头差异很大，大块头的更吃不饱。学校乃出一策：小的每顿省出一两，加给大的。这样，学生吃饭标准便分成了七两、六两、五两三个等级，且做成拇指大的小木牌，涂上不同颜色的油漆，七两的为蓝色，六两的为黄色，五两的为红色，根据年龄、个头大小，每人发给一块固定颜色的牌子，开饭时分别到食堂不同窗口，去换取不同份量的一碗饭吃。吃完饭，洗完碗，再到各自的窗口去，以碗换回牌子，作为下一餐的凭据。我这样的“幺尾巴”，自然吃最少定量，五两，红牌子。姑不论这样的土政策有什么“法理根据”，是否侵犯了我这类小同学的个人权利，但那个时候，小同学们都能服从，也没见谁提出异议，而到了今天，我尤能体会到学校当局为带领学生共渡难关，所付出的那一片苦心。
所不幸者，是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我竟找不到自己的那块红牌，怎么找也找不到。向老师反映也没用。一个萝卜一个坑，网开一面，岂不乱套。只好干饿一顿。问题是，饿过一顿，二顿咋办？幸好，那宝贝牌子在自己左侧衣襟的兜里找到了——它原来就夹在一本小画册里！虽说想到一个疏忽让自己干饿一顿实在冤枉，但当见到它的那一瞬间，我真还是喜极而泣了……
米饭之外，也曾吃过洋芋和四季豆，师生出动去堵格背来的。由食堂煮熟，一人分得一碗半碗。譬如洋芋，个数多，份量少，盖因为那洋芋实在小个，甚至仅手指头大，本地人称“纽子洋芋”，也就是只有纽扣大。也许是地瘦、种劣，长不大；但也许是正待长就等不及而提前挖来吃了。
蒸碗碗饭之外，学生食堂还尝试过蒸盆盆饭。八个人一盆，自愿组合，一旦组合，即固定下来不再变动。八个人蹲在地上，围着那盆饭——其实是浅浅的小半盆。怎样分，可是个问题。我们的做法是，八个人，分两组，这四个对那四个；四个人中再分为两组，这两个对那两个；两个人再分，成了一对一。具体分饭则按三步走：第一步，这四个操刀（多为自备竹片）将饭逢中一分为二后，由另四个选取一半，剩下一半归这四个。第二步，这四个中的两人操刀将半块饭一分为二后，由另二人先行选取。第三步，再由一人操刀将四分之一块平分为二，由另一个选取。操刀与选饭，轮流对调，互不吃亏。不能不承认这办法非常科学，即便饭分不匀，但因为程序正义、公平，且机会均等，谁也没话说，记忆中没发生过一起分饭纠纷，原因也正在这里。
饥饿的人喜欢幻想食物，所谓“精神会餐”，或者叫“打精神牙祭”。这并不是谁有多馋，而是生物体的本能反应，是肚皮在一遍遍提醒中枢神经、同时也提醒你：它还饿着哩。光“精神”不行，也还会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别紧张，可不是去偷去抢，而是花心思去制作用餐工具。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会餐”。盆盆饭分饭用的竹刀，就是各桌学生自己做的，型制各异且制作精美。连筷子也各不相同，有长有短，有的将它削尖，以便更精细地划拉碗中有限的饭粒；有的在筷身上雕刻花纹；有的在两支筷头上拴一段连线，以便回寝室就将它挂在墙上。还有仿西餐用具有模有样做成叉子的。
更有甚者，有人搜集若干牙膏皮，土法熔化后铸造调羹，也就是汤匙的。也不知是哪个开的头，总之是一时里纷纷效尤，学校后面某一处废弃不用的破房子里，一度成了人头攒动铸造调羹、叉子的手工作坊。
……实在饿不过，很多同学便上山去弄些火草绒绒来做火草馍馍吃。火草是一种灰白色的低矮植物，只能长到几寸高。火草绒绒柔和、绵韧，山民们以火镰撞击火石溅出火星引燃火绒取火，其“火绒”便是这东西。
为改善师生生活，学校想尽了种种办法。大种蔬菜而外，学校办过养猪场，养过由上面一度推行的小球藻，还曾到横滩河里筑鱼坝猎鱼。所谓农、牧、渔业都有涉足，效果虽不理想，也算是尽到自己的努力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吃一点、吃饱一点，学校还仿照外地“经验”加工过“火炒米”。也就是将大米煮过又炒，炒过又蒸，使其反复膨胀，变得十分蓬松，“一碗变三碗”，看上去“堆头”大了，吃着却已没了饭味，也不经饱。而更主要的是，反复加工使米的营养大量丧失，食之反而加大了患水肿病的机率。这一“一碗变三碗”而名噪一时的“大跃进经验”，很快便弃之一边了。
这个时候，农村已开始大量死人，到西昌开会回来的老师说，连西昌某中学的体育老师，都已患上水肿病。体育老师的口粮标准高于其他。这是个令人心悸的讯号。学校乃组织全校师生到金家湾子接受“蒸汽治疗”，以防治水肿病。“蒸汽治疗”也算那一时代的一大发明，类似今天的桑拿浴，当然设备异常简陋：一小间密闭如蒸笼的小屋子，下面架着木条，再下面烧口大锅，锅里开水滚沸，人逐一放进去，蒸。
脚下滚水嘶吼，小屋四围密闭，那情景颇为吓人，因为虚弱，人人都很紧张，进去一会就得赶紧出来，晚了怕出人命……
令人宽慰的是，在那长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困难年头，尽管整个会东中学无论学生、老师，人人一脸菜色，个个目光无神，却没有饿死一个人，也没有酿成太大悲剧，算是熬过来了。
最后说政治。
那年头的口号是“政治挂帅”。无论老师学生，稍有不慎即成“反面教材”，就辩论，就斗争。说辩论又不让人申辩，政治帽子一扣，你还不屈服啊？再比方说饿，再饿也不准说饿，不能说吃不饱。说了，便是对粮食政策不满、对社会主义不满。政治实在是太强大了，“政治之手”豪强而粗暴，扭曲了校园应有的宁静，更扭曲了人性。尖锐的哨音不时在校园里响起，跟着便有“全体教师学习喽！”的喊声往复回荡。学习是政治学习非业务学习。学生则被随时集中起来，听政治报告。而报告的内容，无非是讲阶级斗争，讲“又红又专”，讲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如何英明正确，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一磅牛奶，两个面包”的美好前景。报告会后再分班级反复学习、领会和讨论。要求的就是要每个人都能紧跟形势，不要落伍，不要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关于“又红又专”，当年一个著名的说法，似乎引用的是周总理的一次谈话，说一个飞行员，技术再好，倘立场有问题，会把飞机开到敌人方面去；只有政治立场正确、过硬，才能保证不会发生此类事情。所以，政治立场比学习成绩比业务能力重要，政治立场决定一切。云云。
这说法在学生中影响极大，似乎很具说服力。于是力避成绩冒尖，力争政治正确。
不过即便这样，也还不行。为了使这一思想深入人心，上面要求在学生中抓典型，即开展所谓“拔白旗运动”。
这“白旗”别的班级怎样“拔”，已了无印象，我们班，却一下子瞅上了面色苍白体质单薄成绩最好却不善发言，且一有空便钻进校阅览室的学生刘代茂。其“拔”法，就是组织全班有时是全年级学生反复开会，反复批判和讨论，指出其有可能将“飞机”开到敌人方面去的潜在危险性。刘代茂终于经不住这种“修理”，而一度“疯”了——他表情木然，不看任何人，也不吭一句腔，对所有来自各方的批评、教育和“帮助”一概充耳不闻。批判会上他站起来就走，一任数名老师、同学跟在后面，且直端端去了校阅览室，摊开印有列宁图片的画报，反复端详，拒绝释手……如此等等。后来一起考入西昌高中，我跟他离得近了，有一次我问他那次的“疯”，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不置可否。其实，一个人要装疯装得像还真不容易。刘代茂那次，虽不算像，但也可以看出他受到的压力，确实很大，是万不得已的逃避之策。幸好，这场政治旋风没有刮得太久，便偃旗息鼓了。
那时候的人确实单纯，提倡“大公无私”，便觉得自私可耻，不能原谅。班上有个同学，因为有人说他自私，便气得脸白嘴白，认为遭了奇耻大辱，很多天后提起犹出气不匀。
政治无孔不入，谁都怕犯政治错误，人人谨小慎微。举个例子：陈文明老师给我们念中央整社文件《十二条》时，那种战战兢兢、脸上冒着油汗、生怕念错一个字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之后，整社运动就开始了。我们被赶到鱼山小学去上课，学校让出来开全县五级干部会（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这次整社之狠，不少干部被昼夜吊打，其惨叫声离老远的公路上都能听到……是啊，饿死了那样多的人（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透露，“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之巨，见《南方周末》03年7月10日），得让人出气，还得要有替罪羊嘛。
还有林刚华老师，到西昌一趟后回校，说起西昌某中学，将学校菜地分给学生个人包干种植，收获的蔬菜交到食堂，并由食堂按所交数量发给菜票，认为这做法颇能调动学生的种菜积极性。希望参考这一做法作些改进。不料此说一出，即遭批判，认为是鼓吹单干，开倒车。林老师一度弄去天天挑一担粪桶种菜，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
（待续）
来源：《会东中学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