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第六章 故乡何谓之一（1）
故乡是什么？白蚂蚁说，故乡是他家棚子里隔年的蜘蛛网，上边扯着几只干化的苍蝇、蚊子和蠓虫；网子是固定和陈年不变的，苍蝇、蚊子和蠓虫是偶尔撞上去的；棚子是不变的，人就像网上的苍蝇、蚊子和蠓虫一样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罢了；遗忘和忽略是大部分的，留在心中和历史上的记忆是偶然的──谁是当年结下这干网的大蜘蛛呢？……说这话的时候，白蚂蚁嘴里叼着一支三炮台，腰里捆着一根草绳。三炮台只剩下一个烟屁，白蚂蚁边努力吸着这烟，边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这么一番议论。说完这个，还瞪着大眼珠看大家。大家当时觉得没什么。一个白蚂蚁，还能说出什么关于世界和人生的道理？于是不太在意。但过后想一想，觉得他说的还真与众不同。这时白蚂蚁就有些委屈了。说就是这句话，也只是他思想体系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是这部分，当时也没有展开讲；一方面是看众人狗眼看人低的模样，使他觉得这些人竖子不足与谋，精神上马上就懒了许多；同时他正在用指甲掐着一支烟屁，既想吸这支烟，又怕咄咄逼人的烟头烫了他的手，慌忙之中，只是说了对故乡看法的大意和整体思想的骨头和脉络，生动的肉和细节就忍痛割爱了。伟人们思想的发挥，总得有一个适当的场合和气氛。我在你们中间，被生活和你们磨的，同化的，异化的──思想的锐角，也早已钝了许多了。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初看都没什么，很简单嘛；但你要须知，伟大的思想都是朴素、生活化和平易近人的；但这个朴素和平易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它只是便于群众接受罢了。初看没有什么，但你一个人静处的时候，一个人面对世界和寥廓的时候，你再想这个道理，就觉得越想越有味，越想越有道理；就好象世界上那些漂亮的姐姐们吧，这些姐姐们有两种，一种刚一见就惊心动魄，但两天之后，就觉得味同嚼蜡，是一块鸡肋；还有一种人，刚看似也平常，但两天过后，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耐看，是一朵石榴花；我白蚂蚁就属于后一种。你们对我思想的吃惊，也就不奇怪了。平时你们看我像一个乞丐，见人就想蹭根烟抽，一根烟算个什么，就成了乞丐了吗？我就是从来不买烟和保险套的人，我对上边和下边都没有防备；这还不是最气人的──你们这么看我倒没什么──这也并不出我的意料，最使我生气的是当我离开你们回到家里时，老婆和白石头也这么看，这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无可救药了。别人狗眼看人低那是因为离我的思想远，你们俩人每天生活在我身边，眼窝子也这么浅吗？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你们也该学一个大概了，谁知到头来，世界并没有让我改变半分──原来我以为能改变整个世界，最后连一个地区也没有改变好。要说我在世界上有什么伤心的话，这就是让我最伤心的了。什么叫乞丐？我在外在物质上蹭点什么那没有什么，倒是你们这些人在精神上要乞求别人，活得不明不白，才让人看着可怜呢。我刚才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就如获至宝；如果我把我的思想体系给倒出来，恐怕咱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世界了吧？说到这里，六指，再给我一支“马包肉”（我的英语怎么样？小刘儿这人你们知道吗？也是从咱们故乡出来的，大腕，我们有时晚上还要通一两次长途电话，共同讨论一个词的用法和一个单词的译法。）！这时六指还处在事业的鼎盛时期，还一月一次来往于京城和故乡之间，现在围着村头一个粪堆跟村里人说闲话，也是为了与民同乐，也是刚吃过饭，为了消消食；但就是这样牛×的人，听了白石头一番讲演，也突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人，一个土头土脑的村里的百姓，可怜地笑着，将自己在京城丽丽玛莲大酒店偷拿的“马包肉”，乖乖地给白蚂蚁递上一支。思想的威力就这么大。白蚂蚁满意地将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这次不怕烟屁烫手了。粪堆周围的一帮人，这时也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是在故乡的某月某日，村头的粪堆旁，所发生的再平常不过的事──本来很平常，但因为有白蚂蚁的加入，就变成了一次偶然和事故。日常之中，我们穿著黑棉袄，袖着手，站在粪堆旁一边晒太阳，一边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和翘耳倾听些什么？就听一些在村里占主流地位人的演讲。这是我们的思想中心，这是我们的营养来源，这是我们的新闻联播，这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当然，这是在我们故乡，还没有发生大事之前的时候。我和孬妗的专机，还没有到达故乡。人们袖手期待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在这种一切没有改变的平静的日子里，这一天也有些例外：这一天在议会发表演讲的，竟是白蚂蚁。本来在村里和议会、在粪堆上和人群中，都没有白蚂蚁说话和插足的份儿。他在村里算一个什么东西？吸烟还要向别人蹭，哪里有他拋头露面的机会？但这天纯粹出于大意和偶然，村中的主流人物碰巧都不在家，曹成、袁哨、甚至算上俺爹，都不约而同到县城赶集去了。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在，哪里还有白蚂蚁插嘴下脚的地方？他哪里能捡到这个巧宗？正因为他们不在，白蚂蚁就钻了这个空子和脱颖而出，让他思想的流水终于找到了一个渠道，让他压抑多年的情绪终于得到了爆发，让他对世界也谈了一些新鲜的看法。一开始我们没有在意，事后想起来让我们吃惊。这简直是一次政治事故，这简直是我们故乡历史上的一桩耻辱。曹大叔等人赶集回来，听说这件事，曹当时就对身边的袁哨说：
“看看，看看，我说不能掉以轻心，你还不信，现在信了吧？怎么我去赶集，你们也都去赶集了呢？就不能把时间岔开吗？别小看粪堆这个阵地，稍微有些粗心大意，我们不去占领，就有人钻这个空子。虽说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他的这点子毒水可都让他流出来了。看他流得多么畅快和舒服，你我竟都是吃干饭的。毒水流出并不可怕，但这点子流毒竟也在群众中造成了影响，这就不是一般的你管还是不管的问题了。何况他说的是对故乡的评价。这是什么言论？如果是胡说八道还好，可他也说得有板有眼哩。这就更加不能小觑了。我知道，我们在三国时候，都是做过大领导的，丞相的丞相，主公的主公，我们都是抓大不抓小的人；这是好事，作为一个领导，不能事无巨细，我们的共同朋友，孔明兄弟，后来是怎么死的？就是吃这个不会当领导的亏。但我们也不能不分地域和环境地把过去的经验乱用。毕竟时代不同了嘛。就是一块糕，吃来吃去，恐怕也该馊了吧？但我们就是这样保守和因循守旧。我承认，我也有放松自己的地方呢。我们现在不已经不是丞相和主公了吗？我们就是在村长猪蛋领导下的一个普通的村民。如果我们还拿着历史上的经验乱用，还拿出当年领导人的款子，还是那么抓大不抓小，问题肯定就出来了。过去我们不抓小事有人替我们抓，丞相要出门了，我们还在屋里喝茶聊天，和姐姐们调笑，外边已有多少人在为我们忙活。调车的、调专机的、捧痰盂的、装马桶的；说十点五分走，十点四分车到了屋门口；跨上车，一溜车队，就到了车站月台上或飞机的舷梯旁；人一上车，专车立刻就开了；人一上机，飞机马上就滑向了跑道，呼啸一声，就到了蓝天和白云之间；这时空姐给你递上一块热毛巾，擦把脸，喝口麦爹利，看着机窗外，旁边有沈姓小寡妇捶腿，这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到一个地方视察，也是前呼后拥，吃饭，睡觉，撒尿，拉屎，都不用操心，自有小的们替你安排；到古迹去参观，到草地上去散步，前呼后拥的人虽然多，但你走在中间，你一走步，别人纷纷往两边撤，使你行走前后，都有一个从容和不感到紧迫的空间；但他们也懂事到不离你太远，不使你感到孤独和脱离群众。但这已是英雄当年，早已不堪回首了。想起这些事，只会使我们黯然神伤。现在已经是刘老孬和小麻子的天下了。我们只是人家天下的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蠓虫。这时我们还要摆过去的架子吗？我们还不该放下我们的穷大架吗？我们还以为我们身边有许多秘书、随从和姐姐吗？我们现在上牛市屯赶集，不都是夹杂在一群土头土脑百姓中的一员吗？千人一面，大家都是一个表情，你说哪里还可以看出我们的当年？早已被同化喽。一出村，我们还不是像所有的人一样，赶紧把鞋脱下搭在肩上，用肉脚在土路上走，藉以省一些鞋底；等望见集市再把鞋穿上。想想我都伤心哪。但我们却在我们的身份上出了问题。我们没有认清我们的现实。就剩下一个村庄了，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地盘给弄丢了，我们到将来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大意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身边这些土头土脑百姓的危险。他们也有篡权之心呢。你看看这个白蚂蚁，我们过去就当他是一个脑子像浆糊的没嘴葫芦，他的存在对于我们可有可无，见面都懒得理他；现在明白，竟是我们大意了。他还是颇有些思想哩。如果是一个傻帽，哪里来的对故乡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没这些想法，我们倒不觉得可怕；他有这些想法，我们倒真食寝难安呢。他成了我们一个对手和敌人了。主公，当年你也是个有主见的，你说。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袁哨搔了搔脑袋，嘿嘿笑了两声，先说：“娘的，倒真成了一个事了哩。”
又说：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据平时观察，白蚂蚁不像一个能成大器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像一个积累了多年的思想家到了井喷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料到，突然就产生出这么多稀奇古怪对世界发生冲击力的思想呢？这些思想产生以后，别人都欢呼了，拿过去运用了，按照这思想去改造世界了，他一个人倒是对着自己的思想和思想的容器发生了怀疑：这是我的思想吗？我产生过这些想法吗？倒是梦和非梦，自己和蝴蝶，在那里真假难辨。当然，这是人生的一个哲学境界。你想么老曹，这种境界在你我的历史上还不多见，怎么会突然反映到白蚂蚁身上呢？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吗？可在咱这故乡，别说三日，就是３０日，３０年，３００年，又怎样呢？也没见发生什么大变化呀。何况，白蚂蚁每天的行踪我们都看在眼里呀。不就是五更鸡叫，起来背一个箩头拾粪；白天在大田里干活，倒粪；晚上回家里还得喂牛──哪里是他哲学家思考的时候呢？我倒是不懂了。他家离大英博物馆也有一段距离呀。据此分析，我看这思想未必就是他发明的。说不定在拾粪的时候，累了，要抽一支烟，在那卷烟时，从废纸上看到几个字，于是记在心中；拾粪回来，正好村人们在村头粪堆旁聊天，他扎了进去，将刚才在书上看到的不知是哪一位哲人的话给重复出来，大言不惭地当作了自己的思想，也未必可知。我倒劝你，我们虽然不是贵族了，但也不能因此而对世界发生惊慌和弄得草木皆兵。过去贵族的大而化之的习惯，有时候还是要保持的。如果我们遇到事情就惊慌，不是和白蚂蚁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吗？一个村庄，弹丸之地，要照过去，大军一到，像抹稀泥一样也就把它抹掉了；现在上边就一个猪蛋，遇事还要请教你我，粪堆这样的阵地，怎么会说丢就丢呢？”
曹成听了袁哨的话，也为难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也像袁哨一样搔了搔头说：
“话是这么说，但到底叫人放心不下。”
最后两人达成协议，既不打草惊蛇，又不能掉以轻心；既不立即发动攻势提出新的思想将白蚂蚁打下去，又委托村丁小路对此事展开秘密调查，看白蚂蚁这段出口成章的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决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才是万全之策。果然，事情最后调查清楚了，这思想不是白蚂蚁的发明，而是从别人的书中背下来的。与袁哨预料不同的地方是，袁哨说是拾粪时卷烟看到的，而白蚂蚁是在粪拾着拾着自己想出粪，出粪时看那擦屁股纸，正好看到了这么一段思想。这张擦屁股纸是从哪本书上扯下来的呢？却是从写字大腕小刘儿的书上扯下来的；因小刘儿有这样一个张狂的毛病，写了一本书，就慌着到处送人，生怕别人不知道；故乡的乡亲呢？更是人手一册，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白蚂蚁也得到这么一册，于是有了关于故乡看法的这么一段小小的风波。事情有了结果，曹成和袁哨都放心了；原来自己在故乡的地位并没受到威胁。但在雇小路这个私家侦探，两人在分担侦探费上，你多了我少了，闹了一些个人纠纷；最后意气用事，两人半个月没有说话，弄得谁也不对故乡负责，这也在历史上常见，暂时撂下不提；倒是白蚂蚁正为自己的新思想和新发现兴头，想借此在故乡发展自己，从此在粪堆前当一个新闻发言人，再搞上一个小蜜──初步选定了村西头的女兔唇，还觉得一下选上她是不是太便宜了那个婊子？现在一下被人揭了老底，原来一切都是偷来的，一下被人抓住了黑手，也只好羞愧满面，偃旗息鼓，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笑料，这也不提。弄得事情过去半年之后，我回村中去走姥娘家，他碰到我，还有些不好意思，满面羞愧地说：
“贤甥，我也是一时过于想出人头地，剽窃了你的思想，你就原谅我这次，别扩大事态，故意打官司，到法庭上长你的志气和灭我的威风了。”
这时我倒宽宏大量：
“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不打官司。如果这样的官司打起来，我还打得过来吗？我还干不干别的了？就算你是以我的思想，运用到村里的实践中吧。”
倒弄得白蚂蚁有些目瞪口呆。当然，这都是在村里还没有发生大事之前日常所发生的一地鸡毛的事情。在发生大事之前，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白蚂蚁抑或是小刘儿的概括是准确的吗？那些往事、青春、闺女出嫁的眼泪、麦苗地里飞舞的斑鸠、暮色中割草孩子归来的说话声，到底在我们的蜘蛛网上，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呢？大树在风中飘动。一到春天，柳树吐出了嫩黄的芽尖；正午的阳光，晒在翻起的黄色泥土上；汉子们的头上，冒出密麻的汗珠；一声吶喊，棉袄被甩到了犁耙上。３０年代的土路上，俺青春的姥爷，赶着地主家漆黑骡子拉的轿车，“啪”地一声，甩了一个鞭花。庄稼贪长，把枝叶伸到了窄窄的土路上，牲口停住了脚步，要吃这枝叶，被俺姥爷宽宏大量地将辔头拉了回来。谁不想吃路边探出来的东西呢？俺姥爷笑了。接着一声鞭响，车铃“叮呤当啷”地急速响了起来。东家还得到机场去迎接麦克道思跨国集团的总裁呢。到了机场，东家跟外宾在那里握手，俺姥爷怀抱系着红布条的一杆大鞭，立在轿车旁抽他的哈德门香烟。俺姥爷有一个做客的经验，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家族流传。他说，待客上了几个肉碗，肉上的毛拔得干净不干净，肉煮得烂不烂，是衡量这家人是不是贵族、是老贵族还是新生暴发户、这贵族上没上档次和有没有素质的最起码和最容易判断的标准。如不是贵族呢，这肉碗就上得特别少；如是新贵族呢，这肉碗就上得特别多，但这肉肯定炖得仓促，筋肉连扯，嚼咬不烂；他连把肉煮烂还来不及呢；这又是赶轿车回去的路上，被东家和俺姥爷嘲笑的一个话题；如是老贵族呢？一招一式，都显出古朴和游刃有余的大家风度；哪怕这家子已经破落了几辈子，再见到这家的少奶奶，家里清贫得只剩下一张椅子，但她往这椅子上一坐，把那打了许多补丁的旗袍往上一提──就知道往上数几辈她家繁华的历史和后来破落的辛酸。那么她家鼎盛时是怎么待客的呢？肉既不多，又不少，但炖得稀烂，到口就化。这样的肉，你是要吃得仔细的。一片肉夹起，先将汤水抖落下──能像暴发户家吃饭，汤汁抖落得一桌吗？──送到口中，先让肉化掉，留下烧得红红的一条肉皮再有滋有味地慢慢嚼着，送到胃里。肉吃完了，如果是在别的人家，吃这么多，已经是十成饱了，但在这里还有两成呢；人逢知已千杯少，知已的肉也吃得特别多。没饱而肉无，怎么办呢？这就是在大家吃饭的学问了。看你姥爷没上过私塾，焉知我也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呢。这时你手边不是还有馒头吗。那好，你将一碗无肉的汤汁拉到自己面前──这时拉汤碗是不招别人笑话的，恰恰相反，这是你懂得贵族规矩、通向贵族道路的一张通行证，桌上的其它贵族，脸上都露出会心地微笑；你将汤汁拉到自己面前，把馒头一块块掰着放进去，滚烫的肉汤马上就将这馍粉掉，这时你连汤带馍一呼噜喝掉，才是这顿饭的高xdx潮和极致呢。一切都圆满结束了。世界上再不存在可或不可的事情了。我有了这么一个给地主赶过轿车的前辈，直到现在，我还得益匪浅呢。到了丽丽玛莲大酒店去做客，我就如此办理。可是，有谁知道，世界竟变得如此肤浅了呢？我用肉汤泡馍的举动，受到了一些新生资产阶级挤眉弄眼的嘲笑。我由此得知，这个民族要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呢。后来我在欧洲碰到过俺姥爷，前一辈子不识字的老刘，这辈子人模狗样地蜕变成了伦敦大学的终身教授。我问他过得怎么样，如不如过去给亚洲的地主赶大车。他思索一阵，以欧洲人的严谨，推了推夹鼻眼镜，竟说：
“这怎么好比较呢？你牵涉到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问题哩。”
说完，做出跟我没什么好说的样子，耸了耸肩不再理我。我倒对他大惑不解。前生的因缘，今生好不容易见了面，怎么连我姥娘也不问一声呢？如果做人这么薄情，人做来做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倒是最后在我要告别蔚蓝色的欧洲时，他突然开着他中产阶级的汽车，到机场送我来了。这时他说：
“这辈子好是好，但就是再也见不到滚烫的肉汤泡些雪白柔软的蒸馍了。”
又说：“啊，大车；啊，鞭子；贤甥，再见了。”
说到这里，从他的眼睛后边，竟流出了两点蓝色的泪。让我心中稍稍有些安慰。说过俺姥爷，该说说俺姥娘了。俺姥娘这个人，注定要在我人生的岁月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前导作用。我对俺姥娘的崇拜，超过了蔚蓝色的俺姥爷。不了解她，就很难了解我。我所以在世界上这么懂事，被身边的朋友有口皆碑，说：小刘儿这孩子虽然笨些，但还是很懂事和很知进退呀。曹成袁哨，福克纳和克里丝蒂娜，都这么说过。但他们也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是横着把这看成了我的日常品质，其实我是竖着有历史的血液流传。这一切都来源于俺姥娘。你们对我的表扬和恭维并没有打到点子上起码缺乏历史感。俺姥娘的名字叫郭秀明──在二十世纪初的黑暗年代，能起出这样透亮的名字，也是有些不一般哪。她六岁的时候，清早起来，就能爬八棵大榆树，捋榆钱回家让娘做饭。冬天了，榆钱没有了，家里不起炊烟，她袖着手，吸着鼻涕一个人到后园子里的墙根底下晒太阳。她娘寻她到墙根，抚着这小女孩锈着的头发说：
“还是俺妮好，看着娘作难，饿也不说饿。”
我长大以后，就是这样的人。凡是跟我相处过的人都说，我是一个饱也不说饱、饿也不说饿的人。喜怒不形于色，好歹都藏在心里，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说来也有些可怕呢。后来，俺姥娘跟着她的几个嫂子到外村拾麦穗，曾经到过县城的城门楼子；那门楼之大，凉爽的过堂风，一个戴毡帽的毛头子在铁鏊上烙滚烫的肉盒子，喷香的肉味，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她长大以后最后也是我长大以后爱吃肉盒子的根本原因。还有一次，她跟她的伙伴们到地里割草，太阳就要落山了，一个一大筐草，草已经没过头顶，背着往遥远的村里走。这时，邻村大叔的马车“叮铃叮铃”从身后赶过来，赶车的大叔“吁”地一声，将车站住，让她们把草筐搁到大车上。接着又让她们上了大车。他要把她们往村里捎上一程。赶车的大叔，你现在在哪里？“唧哩呱啦”谈笑的大车，在空中划过一道欢快的弧线。你让我们和世界有许多想念。我们靠什么活着？不是靠别的，就是靠你的“吁”的一声记忆。你喊的是马车吗？不，你喊得使地球停止了转动。你比俺姥爷深刻多了。后来，俺姥娘出嫁了。回来看娘。住了三天，娘到村头去送她。送了一程，又送了一程。娘，回去吧。妮儿，你啥时候再来看我？这是１９９３或１９９４年左右，俺姥娘屡次向我说起的几段往事。在写这些往事的时候我从容不迫，当我修改这段文字的时候，谁知道在那叙说的短短一两年之后，我就永远见不着我的姥娘了呢？一个农家小院的枣树下，站立着慈祥微笑的你。你的去世使我措手不及。谁说我们这些下贱的贫民像一群浑浑噩噩的牛羊一样没有感情呢？我们单薄的生活，就靠这些感情丝线的编织──编得是多么地丝丝入扣呀──来维持了。这是我们的可怜之处。但就是这点可怜也被你们忽略了。后来轮到我了。在我八个月的时候，俺姥娘把我抱到了乡下。抱我往乡下走的时候，我趴在姥娘的肩头上，嘴里啃着一团硬似铁蛋的红糖。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清晨，俺娘从县城来看我。到了下午，俺姥娘抱着我去送娘。送了三里，到了一个村庄旁。俺姥娘说：妮儿，你走吧；４０里路，再不走，走到半路可就天黑了。这时俺娘看我的一个扣子快掉了，说：我把孩孩的扣子缀好就走。到村头人家借了针线，就坐在村头的麦秸垛旁缀上了扣子。扣子缀好了，起风了，俺娘走了。后来俺娘说，她把一个头巾，丢在了打麦场上。１５年之后，我要告别故乡了。俺姥娘带着两个弟弟送我到公路上去等班车。我们在桥洞下乘凉。车，你不要来。姥娘，我不愿意离开你。我还记得，我们相互让着吃了一块熟红薯。终于，汽车从远处拐着弯来了。我就这么走了。故乡，你在我心中的印象模糊呢。故乡只是一个背景，前边是一个活动的巨大的姥娘。和蔼可亲，慈眉善目。你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后来我和姥娘的这种情形，又到了我的孩子身上。在一个特殊的岁月里，我把孩子送给村中的我娘。我三月不归，两岁的孩子，常常一个人跑到打麦场上，在那里等父亲的归来。她对着空旷的世界喊：
“爹，娘，来抱抱臭臭。”
一声炮响，我们又回到了故乡的过去。杏子熟了。麦子金黄了。一望无际的麦子。三里长的麦趟子，俺姥娘甩着头上的热汗，手握镰刀，从地的这头割到地的那头，连腰都不直。人生的舞台就这么搭就了，俺姥爷和俺姥娘，都成长为这块土地上的大明星。我就是这样一个大明星的后代。那时俺的姥娘是多么地青春和年轻呀。太后家这时成了大地主，老人家手握水烟袋，站在地头，看着看着就看呆了。叫着俺娘的名字说：
“看着郭秀明割麦子，我就像回到了大清王朝的金銮殿，那是多么地投入和驾轻就熟啊。”
说着说着就伤心起来。又想起当年她大权在握的时候，在京城如何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后来回到故乡，在青青的麦苗地，为了她和六指的爱情，发动全县人民一块捉斑鸠。你还想起了你的小弟。春风扑面，一个一个小瓶子，在那里追着上下飞舞的斑鸠，这是多么好的一幅奔走呼号图啊。俱往矣，我的柿饼脸姑娘。现在麦子已经长高了，该割麦子了。地主婆柿饼脸太后吹了吹烟灰，又大而化之对着我顺头流汗的姥娘说：子在麦前曰，逝者如斯夫。这就没有多大的涵盖力了。俺姥娘割麦子动作的层次和情感走向，并不在这个方向呢。我们再一次被太后给扭曲了。俺姥娘身体健康，故乡就长存不衰。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故乡的一只狗，或一只蚂蚱，或一只蠓虫，多少年过去了，你回去，仍是这狗，这蚂蚱，这蠓虫，但你要明白，这已经不是那狗，那蚂蚱和那蠓虫了。连暮色中的一股炊烟，也不是那股炊烟了。那么那股炊烟哪里去了呢？瓜园中多少孩子的欢笑声，现在一切都沉寂了，只剩下一两只蛤蟆，在那里“呱呱”地叫两声；你走在这样的故乡的土路上，你心里觉得特别没底呢。故乡死了多少人？地里的坟头，已经排满了。陌生的坟头你素不相识，问题是你认识的许多人，现在也人去屋空和物在人亡；上次你回来还在跟你说话，已经衰老的赶车大叔──虽然他并不是当年喊“吁──”声的大叔──眼睛里还在乞求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破破烂烂衣衫中丑陋的身体，还在徒劳地要保持一下自己的尊严；这次你再去，他果真就不见了。他又给刘老孬和小麻子的阴谋，留出了一个空间──那么故乡是谁的呢？说来说去，原来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不是俺姥爷或俺姥娘的，也不是赶车大叔的，竟是这些一出走就永远不想回故乡的流氓们的。当我说出这一点时，过去的贵族曹成、袁哨又频频点头，说，这比白蚂蚁所剽窃的那段理论，显然又进了一步。故乡并不是呆在和生活在故乡的人们的，而是那些一去不回头并不在故乡呆着和生活着的人的。我和你袁大叔吃亏，就在于历史上我们留恋了故乡。这是一个悖论。当然，这也是极而言之。故乡出去的，就没有那些牵人心肠、又戛然而止的人间故事吗？找一找，恐怕还是有的。孔雀东南飞是怎么回事？十里一徘徊又是怎么回事？同时，故乡也是一处催人泪下的相思之地呢。曹成颤巍巍对袁哨说，当年我们和沈姓小寡妇的一段风流案，并因此引起了一场官渡之战，不也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吗？接着又点着我说，你们在想着爬榆树、拾麦穗、送女儿和缀扣子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哩。它们都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这是问题的关键。你们那些人情冷暖的依依不舍之情，和我们的刀光剑影交叉在一起。稍不留神，你们就把这一点给忽视了──说是我们忽略你们的情感，你们也容易陷在情感的泥淖里而忽略历史上的大事和刀光剑影呢。这才是你们情感的背景呢。我们不与出走的人计较，当我们在留下来的人群中进行区分的时候，我们之间也有高下和大小之别的。谁是推动历史和故乡发展的真正动力呢？说着说着两人又有些自大起来，连出走的人也有些看不上了。什么刘老孬，什么小麻子，看他们在外边很牛气，一到故乡，到了我和你袁大舅面前，他们还是些无知的孩子。──故乡的孩子们是什么样呢？他们个个理着像篮球美国职业球员一样的月牙型板寸，个个患着永久性鼻窦炎，一人怀揣一个玻璃瓶子。这个瓶子做什么用？还捉斑鸠吗？NO，他们手中的这只瓶子，就像刘老孬和小麻子手中的麦爹利杯子一样──无非他们坐在丽丽玛莲大酒店，我们坐在小河边；当他们的酒杯被倒满的时候，我们一弯腰，下河就灌了一瓶麦爹利，麦爹利里有上下翻滚的气泡和跟斗虫，一扬脖子，这一瓶就下去了。我们向往刘老孬，我们向往小麻子，但我们更向往路小秃的土匪生涯。要打仗，找老尚，要吃苦，找老楚，要养膘子找小秃。这是流传在故乡孩子们口头的儿歌。小秃在哪里？小秃在大荒洼。小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小秃不能犯疟疾。小秃一犯疟疾就要下夜。小秃一下夜就要抓阄，抓着谁家就该谁家倒霉。小秃抓人不留俘虏，也不毙人砍人，就挖一个和这人身高胖瘦体积相等的深坑，将这个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笑着拍拍手就离去了。路小秃不见了，这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损失。我们这时说一声没劲，肯定比从已经成为欧洲教授的俺姥爷嘴里说出来后现代多了。我举一举这些孩子的名字吧。他们都是我儿时的伙伴。屎根，剩余，（这两个名字够后现代的吧？），银贵，不经，长兴，长富，恩庆，贾祥，留聚，知了，蛤蟆，虾米，蠓虫……我们生不逢时。我们只好坐在河边唱怀旧的歌曲。生长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我们怎么能会不偷瓜摸枣和偷鸡摸狗呢？这个天下就永远是成年人的了吗？满腹心事的成年人，可比我们恶毒多了。他们把自己的为非作歹全部都合法化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着我们在阴暗的角落里所干的勾当。他们也不剃月牙型板寸。人们都不剃月牙型板寸，世界还能好到哪里去呢？这时我们倒有些无奈。喝过跟斗虫，唱过歌，畅想过世界，我们拍着肚皮乘着暮色回家。大人们早已吃过饭了。他们竟忘记了给我们留饭。入娘的。他们也忘记了给我们留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足轻重，我们无足轻重首先不反映在别人身上，就反映在爹娘对待我们的态度上。看看世界多么危险和无可救药。我们只好苦笑一下，自己把门端开半扇，挤进去躺在他们中间睡下了。你们培养了我们的无脸无皮，我们也就对这个世界无所畏惧。当然，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成年人都无所畏惧──像白蚂蚁、六指、女兔唇、女地包天……这些和我们地位相等的成年人我们不在乎，但是真到了我们向往的政治流氓和大资产阶级如刘老孬和小麻子面前，我们虽然嘴上说“没劲”心里还是有些发怵。我们也就是欺负和我们地位相同的人罢了。这是我们当年和成年人打交道的另一个特点。有一次我们在粪堆旁吃白薯，女兔唇在一旁非常嘴馋，就让我们欺负了一回──这是我成年之后还常常想起和后悔的一桩往事。当然这时已经加上了一些回忆的虚伪的温暖的灰尘了。──她手中无薯，又爱面子不说，最后看众人都吃完了，就我手中还剩下最后半块，她有些着急了。一开始拿出跟我很知心很随便的样子，用大大咧咧来掩饰她的心虚：
“小刘儿，就剩下这半块了，该照顾一下女孩子了吧？刚才你们吃的时候，我不想吃，胃里有些发酸。现在不发酸了，我也尝一尝今天烤的白薯怎么样！”
（未完待续）
（华艺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