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搜身记
某日，下午，全校紧急集合。
数百名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七高八矮，依班次在大操场上站成一排。整队。点名。然后要学生们把自己衣兜、裤兜里的物品，点滴无遗地全掏出来，放在各自脚前的地上，等待班主任老师的检查。
这是个漫长的熬人过程。班主任老师不仅要躬下身去，翻检地上的一应零碎东西，必要时还得让学生将一个个衣兜翻出来，查看里面是否有什么残留物。
大操场上的气氛愈来愈紧张了。检查时有斩获；而班主任老师也仍在兢兢业业地一路检查下来，并不时在本子上记点什么。校领导们站在稍远处的高石阶上，掌握着眼前的局面。一些科任老师，则在操场四周逡巡……
我班班长突然提出要上厕所。
我班班长个子很高，比班主任老师还高。班长平时表现不错，深得老师信任，换了别人，是不会允许离开现场的。班长却被允许了。
但班长没有料到，一位科任老师跟在他的后面，也去了厕所。
少顷，这位科任老师跑回来，对着全班同学，兴奋而又神秘地说了一句：“才屙了一的的——尿！”他说的是班长。说时把左手小指拇举在脸前，那声调，那动作，那神态，在我的记忆里至今生动如昨。
按当会东语和普通话标准音，“尿”在这里读“虽”，即名词——小便。它和作动词的尿（溺）读音不同。“一的的”也是会东土话，意为很少的一点。
这位科任老师说，他早就看出，其中有诈，果然就在某墙角后面，目睹了我班班长将一块绿色饭牌，塞在了厕所附近某菜地里的某一棵白菜下面。
事情确实如此。那么，我班班长除自己的蓝色饭牌之外，就还多了一块绿色饭牌。也就是说，他吃着自己的一份口粮和小同学节省给他的每天二两（十六进位老秤）口粮而外，还吃着别的一份口粮……
但他的那块绿色饭牌是哪里来的呢？伪造的？这倒不难。可我当年怎么就没有想到也造一块呢？
这次突袭检查结果，学校有个不公开的统计，据说战果辉煌。比如有个同学，兜里分明揣着三毛钱，却就是不交该学期两毛班费。还有个同学，衣兜底上分明留有某一种糕点的残渣，“欠着食堂饭费却有钱吃零食”。如此等等。
我班班长出了这事，是没法在学校呆下去了，很快办了退学。
不久，国家实行精减压缩，被“大跃进浪潮”赶进校门的大同学们，被一一动员出了学校。热闹的校园一下子冷清下来，见不着那些高大、熟悉的身影，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5 老师们
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中国民间甚至把“天地君亲师”尊为“家神”予以供奉。初中时尽管懵懂，贪玩，甚至惹老师们生气，老师的音容笑貌，却留存于心，至今宛在，甚为感铭。
周龙年老师
上第一堂课，走进教室的老师身材魁伟，衣着整肃，铁青的脸盘上架一副无色眼镜——老师并没有“板起个脸”，此铁青缘于老师的肤色，更缘于我对他的印象，还缘于老师脸上的胡子从来刮得十分干净。
老师走进教室后一言不发，注视全班同学有顷，返身在黑板上赫然写下三个字：周龙年。字写得很大，竖排，“年”字收笔唰一声直穿黑板下缘，洒脱、流畅、有力，然后转过身来，右手一挥，说：“这是我的名字。”
初识周老师，确实很震撼。周老师教过我哥，早在入校前就听我哥说过，没有谁敢跟周老师对视，周老师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太威严，也太犀利了。四十多年后，邻居一女孩外地大学毕业，回西昌教本地大学，很担心上不好第一堂课——尤其是她身个太小，像个中学生，怕“镇不住堂子”。我对她讲了周龙年老师的故事，又说，你粉笔字写得也好，何不——？后来的情形果如我想象的那样，效果出奇地好。
这事儿说明，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对学生产生着影响。这影响有可能延续一代、两代，甚至永远。
我那时捣蛋，路遇一泡稀牛屎，必投石以溅之，不溅完还不罢手。有一回我正致力此一勾当，猛抬头，面前立着个周老师，顿时魂飞魄散……
其实周老师也不轻易批评谁，相反话很少，只是看上去比较严厉，所谓不言而威。
马玉琪老师和许伽老师
当年，会东中学女老师不多，好像就只有这么两位？马玉琪老师年轻，漂亮，活泼，轻盈，教我们地理课。印象中马老师光光的额头上总是充满了阳光，没见她愁过，也没见她发过脾气。地理课很多时候有挂图配合，指着挂图讲解，老师的肢体语言生动多了，便直见马老师将两根细长的辫子往身后一甩。我知道很多同学喜欢地理课是缘于马老师的这一份生动气韵。
许伽老师就不一样了。许伽老师瘦小，枯槁，眼睛高度近视，年龄也大得多，俨然一沧桑老人，其实许伽老师当年也就三十几岁吧？最感念的，是许伽老师为我们改作业之认真；并且，非常惊奇的是，学生作业，字写得再潦草、再烂，她也能辨认。她似乎从不在我们的字迹上计较，但似乎是在我们的作业本上批字最多的人，感觉本子都被她写红了。成年后来体会老师的这一番心血，真是感慨良多。而最令我感佩莫名的地方，还这在于这里：因为穷，我们去捡印刷厂切下来的边角废料当本子用——那时鲹鱼街有家印刷厂，常把切下的废料倒在下栅子门外的垃圾堆上——那通常是尺子般一二指宽的纸条，纸质雪白，一端以胶水粘结成册，一侧切得很齐整，另一侧则宽窄不一。我们用这样的纸条做作业，交上去，许伽老师竟不嫌弃，批改如仪，认真如一，始终如一……
很多年后才知道，我们当年，其实是得到了一颗温软诗心的照耀；而许伽老师，似乎是因为某场政治运动被“发配”到会东的，不免愀然，并且觉得，连许伽老师这样温煦善良的人也不放过的政治，未免荒唐、残忍。许伽老师晚年在都江堰市与数位同好成立有一个“玉垒诗社”，诗社不时出一本小册子，在小册子上见到许伽老师的名字，自感十分亲切。
梅清华老师
梅清华老师幽默、风趣，数学课教得特别好。令人惋叹的是，梅老师历经三次不幸，最后竟不得“善终”。第一次是，有一天傍晚，梅老师躺在校办公室一张马札子（一种躺椅）上休息，一个炸雷，竟把他从椅子上扯起来打翻在地。原来那马札子旁就是电话机，而当年的电话，使用的是茶杯粗的筒状甲乙电池和裸体导线，正是这劳什子把雷电引来，造成了对梅老师的伤害。所幸抢救即时，并无大碍。第二次，是梅老师下乡支农，住在农户楼上，夜间起夜，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而受重伤。第三次劫难，梅老师竟撒手西去了。这次是吃川乌草乌中毒。川乌草乌乃剧毒草药，但经过连续十六个小时异常独特又严格的煎制程序与猪肉一道炖出来后，虽然味道极苦，食之却有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的效用。梅老师这次所食，大约程序上出了问题，何其令人哀痛！不过此时我已离开会东到西昌高中，因对梅老师特别敬重，一有机会，便要问起，梅老师后面遭遇的这两次劫难，就都是听说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确切。
李载阳老师
李载阳老师曾给我们上过一堂让我终生难忘的政治课。他走进教室，将两棵白菜放在讲桌上，一棵是嫩汪汪的小白菜秧，另一棵，则因为“冲苔”而变成了毛线签一般细长的菜秆且显然已经开始枯败。李载阳老师拿这两棵植物讲辩证法，以前者比喻新生事物，并以后者比喻腐朽事物，形象又直观。李老师为讲好这堂课显然做过精心准备。这是一堂公开课，校领导在教室后排靠墙坐着呢。此后一段时间，李老师似乎很“红”，在积极争取入党，看上去是马玉琪老师的众多追求者中最具实力的一个。有天傍晚，在操场上，老师们轻松地开着玩笑。在别的老师起哄下李载阳老师突然去抱马玉琪老师的腿，此景被喜欢摄影的林刚华老师一下抓入相机，并因此而在校园里传为笑谈。然而，一夜之间，不知什么原因，李老师像是犯了什么大错，声名一落千丈，数日闭门不出，再见到他时，精神十分萎靡，双眼红肿畏葸，宛若换了个人。
老师群中这样剧烈的“惊变”常使我们惊骇不已又错愕不置，细想那年头，无非政治原因，或所谓生活作风原因。但一个人的命运，如此大起又大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坏尽然仅那一念之想？我辈尽管幼稚，也觉总归不太正常。
邓生富老师
按规定，我们其实是不能称他为“老师”的，我们喊他“邓先生”，以示跟其他老师相区别。原因是，邓老师头上戴着顶“右派”帽子。
这真是一个侮辱人的规定。不是根据学识、能力，而是根据某种荒唐的政治标准把老师划分为“正册中人”“另册中人”，这不仅对老师的精神是一种撕裂，对学生的精神，也是一种撕裂。毛主席要知识分子“夹起尾巴做人”，邓老师就更应当夹起尾巴过日子了。但一个“夹起尾巴”的人怎样登台授课呢？至今觉得难以想象。
邓老师看上去又瘦又小，身子异常单薄，战战兢兢，终年穿一件不变的老蓝布中山装，教我们语文，课堂上下，觉得他失血的薄嘴唇随时都在颤抖。回想起来，对于出现于老师群中的这么一个被叫做“先生”的“政治异教徒”，我们除了同情和感觉异样之外，并没有什么不恭的举动，这使我在写到邓老师时，灵魂稍觉安慰。
侯校长
校长在我少年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侯校长因是女性，丈夫又是县委组织部长，这在我看来是很大的官了，因而崇高之外还多了一层神秘。
侯校长又白又胖，其福泰相常令我联想到“国母”宋庆龄。但侯校长的身体似乎并不怎么好，也比较娇气，说话绵软。侯校长不大出现在我们面前，似乎是怕风吹，怕晒太阳，出现时总见她皱着眉头，撑着病体。
侯校长蹙着眉头很认真的给我们讲过几堂全校性的大课，讲“三面红旗”，讲“一大二公”，讲“战胜困难”。印象中尤其是“一大二公”讲得多，天气燠热，内容枯燥，却一条一款写满了一黑板又一黑板，要我们做很多笔记。
是的，就个人说，因为父母去世早（在我几岁时父母即殁于鲹鱼街上一场短暂的伤寒疫情），一位“国母”模样的女校长，会让我在精神上感到依恋和温暖——尽管，作为一个太阳，对于我她过于眩目，也过于遥远，且在客观上未必能给我个人以多少实际的照耀。
张有光老师
张有光老师没教过我，却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张有光老师是我哥的班主任。我哥高我两个年级，形象点说，我这是跟在他后面两步远的地方，亦步亦趋，朝前面赶。我哥及他们班上的一切——他的老师，同学，甚至他学过的课程、课本，在我眼里都显得神秘，且都对我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我哥曾给我讲，大炼钢铁时清早起来没水洗脸，大伙便站到树下去，抱着树子仰脸一摇，落得一脸的露水再双手一抹，就算把脸洗了。这事当年听着有趣，后来想起却很心酸。还有，我哥班上有个刘顺才，人称“刘老笨”，老街人。其实他一点也不笨，还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哩，使一支烙铁，下课就鼓捣他的一堆电子元件，要造台收音机。有一夜弄了个通宵，到天快亮时，耳机里终于传来了隐约的广播信号，很了不起。我哥喜欢朝我讲他们班上的事情，讲得最多的，是张有光老师。我哥讲过的一些事情，连他自己都忘记了，我还记得。譬如，张有光老师朴素至极，一年里很多时候跟学生一样，穿草鞋。张老师曾经对我哥他们说过，一个人有了棉衣再有毛衣，就是浪费。这话现在听来突兀而不可思意，但在苏联人笑我们三个人才有一条裤子穿（每人每年发1尺8寸布票，三个人的凑拢才能做一条裤子）的穷过渡年头，这话却有它的合理性。那时候无论校内校外，也无论大人孩子，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分四季，只有一身衣裳，即民间所说“叫化子开米店——只有这一升（身）”。
最直观的是，张老师眼睛近视，却拒绝戴眼镜。这很了不得。当年会东，戴眼镜的人少，凡戴有眼镜的人，我都十分佩服，哪怕他戴平光眼镜。张老师有理由戴眼镜却不戴，宁肯很吃力地眯缝起眼睛看人，这就很不简单。
什么时候都激情澎湃的张有光老师很对我口味。讲好恶，我一辈子不喜欢“温吞水”和只冒烟不冒火的所谓“老湿柴”性格。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溜到我哥的教室外面，去看张老师讲课和主持班会的风采。张老师讲话，形象，生动，犀利，雄辩，抑扬顿挫，一针见血，辅之以大幅度的肢体动作，而抓心、抓人。
有一次学生食堂打牙祭，也就是说要吃肉了，这可是桩大事情，学生会须派人去帮厨。谁都明白，帮厨是假，监督原本有限却人人垂涎的那点肉分配不公或暗中流失是真。我哥他们班的班长是校学生会主席，这是个已经有了家小的成熟男人，一表人才，做事稳重，深得学校各方信任。这次是由他去帮厨。谁也没有想到，一念之差，他会偷食堂的油。是使一搪瓷盅子，油装在下面，上面盖些米汤。事情败露后，嫉恶如仇、于道德上要求很高的张有光老师在班会上批评这个学生：站在妻子面前，是堂堂的丈夫了，站在孩子面前，是堂堂的父亲了，还、在、当“偷油婆”！可以想见，出了这事，这位学生脸面全无，不久就辍学了。
现在想来，共产党员在那个时代还是颇有威信的。老师中我知道的党员有两个，一个是张有光老师，另一个是饶大华老师。张老师激情似火，饶老师稳重如山，二位老师既是昔日同学，又都对己要求十分严格，处处显示出道德楷模的样子。我还听我哥说，张老师曾对他们讲过，张、饶二位老师读书时，曾有过于大雪封山的天气里打着赤脚去学校上课的经历。你看，仅仅由我哥以一句话转述的这么一件事情，也让我铭记至今。我意识里甚至无数次地出现过，漫天风雪的野地里，两个光脚打杆的黑瘦孩子相扶着艰难前行的动人画面……
想不到的是，初中三年，跟张老师唯一一次接触，竟是向他借钱。我因患腮腺炎，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寸耳癀”，腮脖处烧乎乎地肿得很厉害，再不收拾，就灌脓需要开刀了。然而无钱就医。我去找我的班主任老师借钱。班主任老师说，班上哪里有钱？很多人的班费都还没交哩。我想对他解释，我不是向班上借，是向您借，却又实在说不出口，并且看出来老师他不是真的听错，便不再说什么。我转而去找我哥。我哥便带我去找他的班主任张有光老师。记得那是晚饭后，张老师正在伏案写着什么，抬头车身，听明白是找他借钱，哗一声拉开抽屉，找出张叁元面额的纸币，就递给了我们。
“快去医院！”张老师说。
叁元面额的纸币当年才有，后来取消了。
因是一生中第一次使用青霉素，一针下去，效果立显，到走出医院大门时，肿胀的腮脖处竟觉得蔫了许多，烧灼感亦明显淡下去了。
欠张老师的三元钱，是拖到放暑假，我们两弟兄上山去找柴卖了，才还上的。
没想到数年后，在西昌高中后面的古城墙上，我跟张有光老师有过一次十分意外的会面。
高考在即，这天清晨，我在城墙上复习功课。抬头间，有光老师踏着草上露水走来了。我至今想不明白，会在这里遇见他，并且这样早。他好像只是打这里经过并且头晚就住在一墙之隔的民干校里。我迎上前去，唤了声“张老师”。有光老师站下，微侧了头看我有顷，然后问我毕业后作何打算。
后来明白，张老师这样问其实是有所指的。这就是刘代茂我俩因为“友谊社”事件（此事件后面即将讲到），事实上已经没有可能跨入大学校门了。我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却又不愿放弃努力，至少不愿因学业不行而被关在大学校门外。也就是说，对毕业即辍学，我还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我说，能升学就去读，不能升学，就下乡去当农民，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此时此地对张老师说这话，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因“友谊社”事件而经受的种种歧视和打击，让我对校园生活一度产生了厌倦，我向往田野上自由的风，此其一。其二，半年前，我曾热血沸腾地参与迎接成都市首批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不能升学即循此路去的念头，那会儿就有了的。听我这样说，有光老师似乎舒出来一口气，且以他一惯的剀切口气说：对！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再次见到张有光老师，是在某一年全西昌专区的团代会上。这个时候，我已到安宁河边当了七八年农民，又到国营西昌专区第一砖瓦厂当工人也已经两三年了。那次团代会规模颇大，由各县代表团组成，我属地级单位代表团。有光老师任会东代表团团长兼领队。整个会期，会东代表团似乎特别耀眼，特别精神。在这里，我再一次地领略了张有光老师的风采，真是太具魅力了……会后，我请张老师到西昌南街49号我岳父家的老屋小酌。
隔一小几，面对面坐着，我说起有光老师脚上曾经的草鞋，说起有光老师“著名”的毛衣棉袄论，内心的崇仰之情难以言表。却未料，有光老师大手一挥，让我别再说了，他对以往的一切，似乎大有悔意而持明显的否定态度。这让我非常吃惊，且有某种长期矗立于心里的偶像轰然倒塌的错愕与不适……
其后才知道，有光老师后来去了县委，且以他走到哪里也是一团火的性格，“文革”中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头——老师身上的这种变化，以及再后来之倾力建庙，一心向佛，或许皆与此有关吧。
是的，张有光老师的每一次“华丽转身”，都可能引起我心灵的某种震动，尽管我们咫尺天涯，从没有过联系。
我想说的是，老师就是老师。老师对后学的影响，往往异乎寻常。这种影响，老师本身未必察觉和认可，客观上却是一个广泛而又现实的存在。就这个意义上说，老师的素质（品格和心智）怎样，对一个国家、民族，实在是关系重大。日本人通过各种政策将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教师群里来的做法，何其高明！这是从根子上、从骨子里铸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未来。可惜我们至今没能明白这一点而热衷于什么“形象工程”，上上下下苦心孤意忙的，是“展示”什么，这既令我百思不解，又令我深深忧虑。
6 刘代茂和“友谊社”事件
关于后来发生在刘代茂和我两人身上的事情，写还是不写，我曾有过数日的踌蹰。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事说来实在活长，也过于沉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事与本书主旨、与初中母校似乎有关，却又无关。后来决定还是写它，则是因为觉得，这毕竟是震动当年西昌专区教育界——当然也包括母校会东中学——的一个事件，四十五年过去，我本人作为当事人之一，或该对它有个交待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悲剧。这悲剧既是刘代茂本人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而刘代茂，作为这一悲剧事件的核心主角，一颗看上去原本可能有大作为的少年之星，终而至于日渐暗淡并寂灭难寻了……
——这样吧，由于话题过于沉重，不妨先扯扯闲篇。
近读流沙河新出《含笑录》一书，内有《并趾与歧指》一文，是讲《庄子.骈拇》篇的。沙河先生对庄子此文推崇备至，说它堪称个性至上者的宣言，且直捣儒家老招牌——仁义礼乐。两千多年前的这篇奇文，开篇从“骈拇”、“枝指”说起。脚趾畸形，如大趾二趾并一趾的，即为“骈拇”，也就是并趾；手指畸形，如大指前端分开成二指，即是“枝指”，也叫“歧指”。并趾歧指，世俗多以异类视之，嘴虽不言而心存疑焉。刘代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并趾”，不过不是大趾二趾并一起，而是右脚（或者左脚？）第二趾的前端分蘖成两趾，却又没有分开而成了铲状。庄子说，此自然也，非过失也，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老先生这是在为个性争取存在的权利哩，“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认为儒家以仁义礼乐为规范，要求整齐划一，是违反自然的。
可怜我辈并不如两千多年前的这位老先生更懂得尊重人，对刘代茂之“并趾”，就曾视为“异类”而取笑过。
我甚至不知道，“非我族类”的刘代茂之遭“拔白旗”，是否与此有关。
刘代茂小学六年级即开始自学哲学，尽管仅限于最初等的名词解释之类，但如此“早慧”，亦属罕见。据他自己说，当他于阅读中知道恩格斯三十岁时已精通二十几种语言之后，既非常震惊也非常钦佩，立志于自己四十岁时要精通四十种语言。我认为，能不能成是一回事，能有这种想法，也不简单。我们初中学英语，入西昌高中后改学俄语，代茂双语并学，并一直与初中教英语的李定与老师保持英语通信。到1962年，全国性的三年大饥馑开始过去，受形势鼓舞，刘代茂我俩觉得该为社会作点贡献——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踏出学校后才能为社会作贡献？从何着手呢？我们想到了农村“五风”。出于对农村“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打骂风、命令风、瞎指挥生产风）的痛恨，却幼稚地认为，是下面的人在乱整，党中央和毛主席并不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检查省以下各级领导的工作，直接向党中央报告”。现在看来，这想法是多么的可笑。但当时却不这样认为，相反自我感觉神圣得不得了——起眼一看身边同学，觉得他们啥也不懂，我们却在为国家操着这么大的心了！怎么“检查”呢？于是想到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友谊社”，还要有什么“纲领”、“组织法”，以及“中枢委员会”什么的。甚至编造出“九月柳林会议记要”（柳林是北方靠近铁路的一个小城，地图上找的），及“友谊社”某负责人“答记者问”之类。我们睡集体宿舍上铺，课余时间就趴在铺上写各种“文件”。又频繁发信给会东初中时的两个在我们看来十分优秀的同学王祥和杨光寿，“发展”他们，要他们注意发展人并搞台油印机。我们秘密干着这一切是因为觉得“检查省以下各级领导的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再说想要做出点成绩后才让别人知道，还担心老早让人知道结果却什么也没干成遭人耻笑，却没想到这是在玩火，在从事一场多么危险的游戏……
数年后在西昌农专见到王祥，后来又在川师和他住过几天，他告诉我，其实收到我们的第一封信，他即给了时任会东县文教科长的他父亲。一个“秘密组织”，“把子”又扯得很大，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年头，王父深感事情重大，便报告了县委书记，此信乃顺理成章到了公安机关手里，此后的通信，则完全按照公安方面的安排，意图套取我们的“情报”。但王祥说，他并不乐于这样，他在信中某处反常地用了“披露”一词，以期我们能够从中看出端倪。我们哪里有这眼光，自是懵然不觉。其实就代茂我俩利用课余那点时间一阵瞎鼓捣，哪来什么“情报”。很快，“三分钟热情”一过，连我自己也蔫气了。加上分散了学习精力，而我每期成绩单都要寄给我哥过目的，当期成绩下降，令我自责和不安，对“友谊社”一事便显消极。代茂拿我没辙，独脚戏唱不下去，终于宣告此一实验失败。我俩乃选了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去到李俊刚校长寝室，将“友谊社”一事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讲给校长，并上交了所有“文件”，希望就此丢开这事，一身轻松地回到学业中来。
我们不会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只能依其“时代逻辑”向前运动，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我们、学校、甚至公安机关，都只能循此逻辑而行了。我俩很快被隔离，反复的审问、批斗和写材料，并由此而理出来一条“线索”：刘代茂因入不了团而心怀不满，而“受个别落后教师唆使”（指李定与老师，李老师好像是民盟盟员？）而意图新建一个“民主党派”，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平分秋色”，“想要人大席位”、“想要文化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最后是西昌专区公安处报经省公安厅批复的结论：刘、蔡二人“组织‘友谊社’落后小集团，从事落后活动”，“发展下去有可能走上反革命道路或被反革命所利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期末我因屈辱不公的劳动成绩而与班主任老师发生激烈冲突后，我的学期通知书上，所有四个“落后”字眼全变成了“反动”，且在修改处盖上了“校对”二字的红色方章。
之后是在校园内贴“友谊社”事件的处理牌告和对我们的处分：刘代茂开除留校察看一年，我是严重警告。
我俩“准予毕业”，但升大学的机会由此丧失；我们的命运，也由此而急转直下……
为我们平反，则已经是18年后的1981年7月。
西昌高中，我们的另一个母校！尽管她是我们人生苦旅中的“滑铁卢”和伤心地，但她更是我们莘莘学子少年儿郎立报国志、增济世才的地方。那样浓厚的学习风气，那样严明的组织纪律，那样昂杨的精神风貌，那样奋发的群体意识。听校长那纵横捭阖极富鼓动性的政治报告，每每令我们热血沸腾，并抽直了身板……是的，她培养、教育了我们，但同时也惩罚了我们——学校是那样殷殷切切地唤醒着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当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如此猛烈的形式又如此不合时宜地展现在她面前时，她，委实被吓坏了！能不教人心里油煎醋滚，百味杂陈……
这次母校会东中学征集校友回忆文字，却没能跟代茂联系上，我乃将他后来的情况粗略记述如次：
1964年9月刘代茂回到家乡农村，即组织青年学毛著，搞改土，破除农村封建迷信，和向灾区捐款。是年底，当地人武部门便推荐他入了空军，在福建军区服役。很快入党，提拔，并在解放军报、福建日报发表文章。倘照此发展下去，说不准百年之后，会有人把他回乡那几个月的作为，称为是他的“初期革命活动”的。当然这是在开玩笑了。之所以要开这样的玩笑，是因为，接下来的话题，就不那么轻松了。这就是，原西昌高中的一位“革命同学”，获悉刘代茂已“混入”军队，且是空军，又在福建前线，深感问题严重，立即飞函部队，揭发其“反革命”身份。代茂就此复员回到了原籍种田。而他的妹妹，一个全县有名的高材生，就此失学在家；他的母亲，则就此精神失常。“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代茂报考新闻研究生，连考两年未中，第三年，因超龄而被卡在了门槛外面。1982年秋，我于省作协讲习班学习结束专程去安岳县乡下看他，他一家四口住着石板房子，所谓家徒四壁，他本人却在反复向中央写信，称“建三北防护林”、“南水北调”、“全国建四十个大庆”之类脱离了当年实际，使不得……后来一家人的情况是，种蚕桑遭哄抢他被打伤（桑叶也有人哄抢！）开个小卖部则被赊欠而拖垮——他哪是做生意的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拖着自己年过半百之身，举家迁往贵州安顺，投靠外出打工的妻弟。去安顺后的最初两年我们还有电话和书信往来，后来就断了，近日打电话去，接电话的已不姓刘，询问代茂一家去向，也说不知……
后来知道，公元1962年前后，中国大陆曾掀起一波“结社热”。为什么呢？代茂曾建议中国社科院就此问题做个课题研究，可惜没有人理这个喳。而按照“左先生”们的说法则是，“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内阶级敌人蠢蠢欲动”之类。真相怎样，后人也许能给出答案。我呢，我没法不深感惋惜，为我的一个颇具才气和抱负的同学，最终竟沦落到了这步田地。
7 初六一级毕业
初六一级毕业后的中考为全西昌专区统考。那阵仗可谓严肃，教室里有监考老师外，教室外的四个房角也站有岗哨。印象中考题却并不很难。
考试出来，我哥选了几道容易出错的题跟我核对答案，见都没做错，不免喜形于色。
想想也是，我这人少小顽劣，混帐到初三，才开始晓得努力，幸而为时不算太晚。
统考下来，会东中学成绩不俗，一举有八个学生考入省重点高中——西昌高中。这八个学生是：程治宇、陈朝聪、彭昌文、肖才英、肖才智、刘代茂、李祖学（？）和我。
这次统考，是对母校办学五年来教学成果的一个检验。成绩超过预期，算是一种突破，学校为此大庆三天。
当然，“大庆三天”只是当时的一个说法，事实没有这么夸张，无非全校上下喜气洋洋，且狠狠吃了一回肉。另外就是，老师们连着举办了几场跳舞晚会，晚会结束，地上瓜子壳壳铺了一层。而那瓜子（向日葵）原也是学校自产的。
考入西昌高中的八个学生，末了只有七个赴昌就读，彭昌文因为家庭原因留下了。但即使赴昌就读的七个，也没有全都读到高中毕业，陈朝聪等，读到中途，实在难以坚持，而提前离校了。
8 感谢母校
最后，想要留点笔墨，叙说一下我的一件比较难以启齿的事情。
我自小尿床，直到初中毕业。
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上一个同学偶然尿了一次床，第二天他当小学老师的妈妈立即领他去看医生，直让我羡慕死了。所谓“有妈的孩子是块宝，无妈的孩子像根草”。
后来知道，尿床确实是一种病。而生病无所谓耻辱，因为这不是我的错，我患的不是什么“花柳病”。但尿床又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可以拿出来“晒晒”的事情。
不能“晒”，就只能让它捂着。这其中的苦楚，就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了……
大通铺时代结束，改睡高低床，上下铺。我死活要睡上铺，好遮掩呀。
好遮掩，却又怕尿湿了睡下铺的同学……
但最怕的是检查卫生……
倒回去看，我都不知道是怎样对付过来的。
但有一点：学校、老师、同学，都没有为难过我。甚至，没让我有过哪怕一次尴尬，或者难堪。这正是我要在这里特别提及、并特别觉得需要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的地方。
并且说来也怪，初中毕业入西昌高中，我的尿床毛病，竟不治而愈，被人拿掉般突然就好了。
告别故土，负笈他乡，某夜，我曾那样强烈地思念起初中母校，思念起她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础；甚至思念起某一次在教室外的某处阶沿上拌了一跤。眼泪紧随而出，止不住地顺眼角奔涌流淌，濡湿了枕头……我多想在那阶沿上再拌一跤，以便让自己灼热的身子，再一次地，紧贴一回那片土地！
1958年到1961年，我们这届学生的初中三年，以及此前的1957年和此后的“文革”十年，等等，是中国当代史上的“痛年”和非常年份。非常年份只能用非常文字来记述。当然不是指技巧、手法，而是指所记述的社会内容。其特点就是，狂热表象下的阴冷和非理性。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记录这些东西，也仍然感觉心里沉重。
没法，历史就是这样，记述历史的文字，便也只能这样了。
只希望别的校友和老师在记述别的年份时，字里行间，充溢着多一点的温暖和阳光。
2008年4月1日－5月26日于邛海之滨
（初中片忆续完）
永远的母校
——在会东中学五十年校庆上的发言（06-11-11）
母校是学生永远的母校。
学生是母校永远的学生。
尽管数十载天各一方。哪怕几十年音讯阻隔。母校一声召唤，我们就会奔她而来。
我哥哥是会东中学建校时的首届学生，1956年入学，初五九级。我是会东中学第三届学生，1958年入学，初六一级。
我们是会东中学成立之初，最早的受益者，同在一个学校受教育，一起接受现代文明的浸润和洗礼。
兄弟二人皆住校，学校犹如家。
在我们几岁的时候，父母就去逝了，没有这所中学，很有可能，我们只能读到小学毕业。而事实上，我哥哥在这个校园里，读完初中升高中，高中毕业参加了工作；我则于初中毕业后考入西昌高中，并从此离开家乡，迈出了人生中具决定意义的一步……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学校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每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人进步的阶梯。
我想说的是，从我哥进校的第二年起，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已开始脱出正常轨道，并开始向不可知的危险境地一步步滑去。国运不昌，则学校教育亦受影响，教学秩序、教学计划被随时打断。大炼钢铁，支农，扫盲，一去一月半月，人人破衣烂衫，个个饥肠辘辘。即便这样，老师们仍能尽职尽责，倾力教学，并与学生一道，共渡难关。老师们带我们上山找柴，带我们去热水塘挑石灰，带我们去去野租、堵格挑洋芋和四季豆……几乎可以说，啼饥号寒的学生们，其实是在学校、老师们的“卵翼”下，渡过那段岁月的。
我还想说的是，中学时代，是人一生中立报国志、增济世才的重要阶段。我们因为能够进入这样一所中学学习和生活，从而渡过了我们一生中极重要的几个年头，而深以为幸，也深以为荣。
业精为师，德高为范。正是一些老师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立身于世，既为改善我们立身的这个世界，尽一份力，也为人类自身的完善，提供我们的判断和思考。
母校，是我们人生精神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地。
一如人身上的脐带，脐带断了，血脉犹存。
地老天荒，心不会走远。
岁月无痕，血却是热的。
谢谢母校！
谢谢大家！
初六一级
（待续）
来源：《会东中学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