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
什么叫“拨云见日”？什么叫“久旱逢甘霖”？一般人只能从戏文中，从历史与文学的想象中触摸，而老爸明白，老爸这一代人明白，那是因为我们是在自己青春与生命的沉浮与寻觅中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
夏叔叔，哈姨，还有你妈妈，是你钦佩与喜爱的长辈。他们是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最初的几届大学生。你到过你妈妈插队八年的淮北乡村，你知道他们从十四五岁（初中）、十八九岁（高中）开始，被切断了学业，在白山黑水、黄土高原、淮北大地的“广阔天地”一干就是十年八年。岁月之舟沉重地漂移。当“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们又怎能不“漫卷诗书喜欲狂”！当他们以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的机率被录取，重进校园，成为满身沧桑的大学生，他们的心头又怎能没有一种“拨开乌云见太阳”“久旱逢甘霖”的感慨与激奋！他们来到美丽的师大校园，来到旖旎的丽娃河畔，来圆一个萦绕心头多年的大学梦，来开拓一片人生希望的田野……
那么老爸呢？
老爸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但是却毫无准备、难以想象地在铁窗中，在白茅幽谷度过了二十年屈辱无望的光阴。……从1976～1983年，老爸在希望与无望、努力与波折中彷徨。心怀“火种”，执著追求，一路风尘，遇到许多好人雪中送炭，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不啻于点点甘霖抚慰着老爸几近干涸的心田……直到1983年，四十多岁的老爸，重返大学，成为上海屈指可数的美丽的师大园中幸运的一员。
孩子，就听老爸讲完，讲完这段重返大学前的岁月时光吧！
申诉平反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那年冬天，我回上海探亲，在母亲住的董家渡小普陀街一间石库门房子里，写了一份材料，以母亲的名义向法院提出申诉：
我是孔祥骅的母亲，孔祥骅一九六四年被打成反革命，当时判决书上说他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今天拨乱反正，对这些问题已经重新认识，彭德怀也平反了，孔祥骅的许多观点与彭德怀的观点相同，讲了真话，他只有一些思想、言论，并没有干反革命事情，希望政府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使他能得到平反的机会，他自从逮捕进去至今已十五年了，我希望党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也能落实到我儿子身上，我现在年纪大了，经常生病，希望他回来照顾我。
路瑞凤
我诚惶诚恐，只能投石问路，生怕给我戴上翻案的帽子。
不久，法院复查组回信通知我们：“依次等待复查结论。”
报考研究生
这时的社会，给人以希望和光明。我弟弟孔祥骝重新考回西安交大读研究生。
小妹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报考研究生呢？”我说：“这怎么可能，我帽子还没有摘掉。”她说：“公安部长赵昌璧不是说要摘帽么？你死马当活马医，可以试试看嘛。”
回白茅岭农场后，弟弟给我来信，支持我报考研究生：“你从小就爱文科，在劳改农场里，还继续读书，你的根底是深厚的。”
三月正是农忙时，六队的管教毛队长把我叫到队部。
他说：“你母亲来信了。提起你考研究生的事。你打算考什么？”
我说：“我对文史哲都很感兴趣。”
他说：“你大学是读理工科的，考文科的研究生行吗？”我说：“我虽读理工科，但那么多年，我一直在看马列主义著作和文史哲方面的书。”
他说：“你母亲有这个要求，我们可以打个报告试试看，现在不是讲解放思想，广开才路吗？右派已摘帽子了，你们这些人就是不能平反，帽子也会很快摘掉的，说不定上了考场，你能对答如流，有希望考上呢。”
我交了报考研究生的申请报告，由他交给分场，之后又转到总场，一直报到上海市劳改局。
一天中午，毛队长把我叫去，他坐在办公桌旁的凳子上，我坐在他面前一张小板凳上，在这里，坐的凳子有高低之分。
他告诉我：“上海劳改局打来长途电话，同意你考研究生。”
我查阅复旦大学文科各个专业的考试科目，看选哪个专业把握最大。
我想，报考马列主义研究，国际政治研究，这些专业对考生的政治表现一定要求很高。我还是挑选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较好。
复旦中文系陈子展、蒋天枢两位老教授招收先秦两汉文学专业研究生。考试的科目是：政治、外语、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文艺理论、古文阅读。
我心里琢磨着，先秦文学与政治无关，陈子展、蒋天枢教授都是真正的学者名家，他们不会在政治上苛求于人，录取可能性大些。而且，《中国文学史》《唐诗》《宋诗》《诗经》，我也熟，考古代史和古文阅读问题不大。
我终于报了名，能不能拿到《准考证》，只有天知道了。
一天，我收到一封牛皮纸信件，落款是：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办。拆开一看，是一张“准考证”。
啊！我真的发呆了，想不到我可以进考场了！复旦大学允许我进考场了！
1979年春天，我跑遍上海所有的书店，找不到复旦大学研究生考试指定的书本。
尽管我平时积累的书不少，但与考试相关的还是不多，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四大册，我有，多年来我一直在读。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我没有，到淮海路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没有借到。
我去福州路旧书店找，依然没有，我发急了，在书店里逢人就问，人人都摇头。
在古籍书店我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胡道静先生，他在文革中被关，才平反出来。
在老西门书店里，我碰到一个青年人，他高中才毕业，叫卢俊，他住在小南门，离我家很近，我与他攀谈起来，他说他有我要的书，他借给我的是第一册《中国文学史》，另外两册怎么也搞不到了。卢俊为人真诚，爱好文学，在书法上颇有造诣，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
5月17日，我去复旦，这是我第一次拜见朱东润老教授，他住在复旦一舍六号。
早在1973年，我在农场读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时，朱先生曾指导我如何读《左传》。
此时，我按信址摸到朱先生家，按了门铃，一位老先生自己出来开门，我向他鞠躬，自我介绍：“我是孔祥骅，这次是为考复旦研究生来上海的。”
朱先生在书房里接待我，鼓励我考研究生。
那天，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也来拜访他。朱先生的寓所是一套日本式的小洋房，一大群人挤在二楼的书房里，书房四壁是书，朝南摆着一张书桌。
我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即向朱先生告别，朱先生对我说：“你也坐在这里，不要走。”
朱先生谈笑风生，他的博学和风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天，朱先生心情特别好。《解放日报》《文汇报》上，都登了记者采访他入党的报导。
朱先生对山东大学很有感情，他说了许多话。
过了两天，我又去复旦大学，想找老师求教。
此刻，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我的政治身份是可怕的，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居然也跨进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我的心在怦怦地跳，我看见大门外两个穿着白色制服的警察，由于多年劳改生活的积习，我只要一见到警察，就会发抖，我点头哈腰地把“准考证”拿给他们看，他们放我进去了。
走进大门，两旁画廊里正在举办书法展览，橱窗内有周谷城、朱东润的题字，朱先生题的是龚自珍的一首诗：
科以人重科益重，
人以科传人可知。
我背着草绿色的书包，走在校内林荫大道上。离开大学十多年了，心中非常感慨，到底是大学，非常干净，宁静。此刻我要去中文系，但不知方向。
路上行人很少，只见对面走来一位老先生，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他个子不高，面目清瘦，两个凹进去的眼睛大大的，我上去向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向他打听去中文系的路。
老先生说：“什么事？”
“我要考研究生，想找老师请教。”
老先生又问：“你想找谁呀？”
“想找陈子展先生、蒋天枢先生。我报考了他们的研究生，想问问复习的事情。”
他说：“陈子展先生不住在校内，你有什么事可以问我。”
我懵住了，心想：“你怎么能代表陈子展、蒋天枢先生呢？”
我又想，问比不问好，我说：“我想问问考试以哪几本书为主。”
他皱着眉头批评我：“考什么书，读什么书，你的读书态度不对。”
我连忙解释说：“老先生，我是劳改农场来的，在那里我只有偷偷地挤出休息时间读书，如果考上了，我就可以放下扁担，跳出苦海，读一辈子书了。”
他听后想了想，没有再批评我了。
我和老先生站在路上说话，只见一辆卡车向大路急速地开来，我迅速伸手把老先生拉到路旁，大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速开去。
老先生看了看开走的大卡车，又回头对我说：“有什么问题，你说吧！”
我从书包里取出一本绿封面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对他说：“这套书我只有第一册，另两册我到处借不到，怎么办呢？”
老先生说：“既然那两本没有弄到，你就看这本吧！”
他又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心想，这老人怎么这么自信？我真的糊涂了起来。
我想，我还是要找到指导老师才是，陈子展先生不在，也要找蒋先生。
我说：“谢谢老师！”我朝着他鞠了一个躬。
我又到了朱先生家，告诉朱先生，找中文系的陈子展、蒋天枢教授不遇，这才到这儿来的。我从书包取出一网袋书，朱先生坐在书房藤椅上笑着对我说：“出题目容易考试难，只能碰碰运气。”
他又说：“蒋公这个人很古板。”他告诉我蒋先生就住在附近另一幢房子里。
我去找蒋先生家，没想到开门的正是刚才在校园里遇到的老先生，我心里一惊，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您就是蒋先生，真没想到路上碰到的就是您。”
他说：“你怎么摸到这里来了？你回去好好复习吧，录取学生要学校里说了算的，我不能说录取谁就录取谁，你好好考吧。”
我后来才知道，蒋天枢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他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
陈子展先生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据说他是船山学社的成员，是毛泽东早年的朋友，马日事变时，陈子展和徐特立、谢觉哉同案，被通缉悬赏的价格与毛泽东一样。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后，就把自己的书送给小贩包花生米，要去乡下隐居钓鱼，他住在上海苏州河南岸，留了长胡子，发誓不平反不过苏州河，他多年不接触学生，只招过一个研究生。
这些年来，我在监狱和农场一直在偷看古书，古文阅读只有凭自己的基础了；至于《中国古代史》我觉得也可以考好；《文艺理论》我不打算多看了，主要考的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巴人的《文学论稿》，以群的《文学理论》，我都看过，这门学科本身就有内在的逻辑，很好理解和记忆；《中国文学史》过去没读过，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我是读了一些的，许多作品我还能背出来，主要是要了解文学史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源流关系，考前我主要集中精力看《中国文学史》，一边看一边记，至于俄语，我是无可奈何了。
我开始在家复习，白天看，晚上看，有时几乎看到天亮，听到马桶车从远处的石子路上开过。我把重要的材料抄下来贴满了墙面，随时供我背诵。
我像是上足马力的马达，发疯地运转。到后来，我已经茶饭不思，心里非常烦躁，一听到噪音就发脾气。
到最后几天，我已经看得精疲力尽了，感到头昏眼花，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由我妹妹读，我躺在床上闭目听记。
1979年5月20日，我接到朱先生来信：
祥骅同志：
奉赐示敬悉。闻今年报考人数极多，至时各有所长，发挥尽致，此后人才鼎出，不胜为国家庆幸也。马未必皆能识途，何堪已老，管仲之言，或传者之讹耳。考前望在充分准备中，同时注意适当休息，否则临场之时反有无从下手之苦，此事不可不知，此其一。
其次，真正宿学之士，不必尽从考场中来。杜甫、梅尧臣、陆游皆未能成进士，个人不以此菲薄杜、梅及陆游也。近代王闓运通才宿学，始终亦未能成进士，事后告人，并非不能入选，以考官皆自己学生，录取后不便称呼。此固湘绮老人解嘲之语，然亦可知录取与否，事前无从预知也。
此复顺祝健康
东润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日
收到朱先生和我弟弟的信后，我心里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注意休息了，临到要考试时，我回到了农场。
1979年6月2日、3日、4日是全国考研究生的日子。
郎溪县当时是三级县城，只有十字交叉两条大街。考场设在城关西门县财政局五楼。
我带的钱不够借旅馆住，城关小学朱老师叫我住在他家。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