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不能再躲下去了
现在我们知道，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正是毛泽东向刘少奇摊牌，而以派工作组的问题为突破口的时候。如何评价工作组、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是不是坏人？成为当时斗争的焦点。地质学院反和保工作组的两派斗争那样激烈，我家被抄和世龙被绑架这些遭遇，可以说是池鱼之殃。清华是王光美公开参与，大家都知道是刘少奇抓的重点，更不可能平静，在清华大学学生雷蓉、王小平(王任重的女儿)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大字报後，两派斗争短兵相接，清华园内发生过多次牵动着全国的事件。我这时对外面的事少有了解，不过也在建筑系系馆的楼上，目睹了大批中学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造反歌，举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和高干子女领头组织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一起，把贴在大礼堂前针对王光美刘少奇的大字报统统撕掉，大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场面。还在抄家展览会上看到了陈乐迁父亲和其他人被抄走的财物，甚至梁思成这样的大师也未能幸免。
世龙在从红卫兵总部放出来後，又被地质学院来的学生带走过两次。不过这两次来的学生都是友善的，他们是听说那些保工作组的红卫兵又要来把世龙抓走，抢先一步将他藏起来。一次住在“东方红”的总部，一次在探矿工程系的学生宿舍，这个系大多数师生都是反对工作组，拥护高元贵的。因此这回我倒是放心了。就在世龙藏起来这些天，地质学院两派斗争激烈，一度达到接近武斗的程度，而後由於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和新任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去地质学院，公开支持反工作组的“东方红”。随後十月初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十三期上又发表社论，提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就是工作组执行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当前就得先批工作组。地质学院保工作组的组织，纷纷瓦解，“东方红”的头头成了学校的实际掌权者，那些来抄我家的红卫兵偃旗息鼓，许多人借“大串连”，跑到外地去造反了。我们把贴在书柜书架上的封条撕下，把那马粪纸作的黑牌子也烧掉了。世龙这时得到一定的自由，能到处去看大字报，对清华的运动也开始有些了解，世龙是个对政治敏感而且很投入的人，现在虽然对他没有什麽限制了，但工作组撤出时并未对整他的那些问题作过澄清，那些反对工作组的群众组织也不敢吸收他，他成了散兵游勇。
自工作组撤後，我是一早就带着孩子离开家，躲在系馆里，清华园里现在没有权威，东一拨西一拨红卫兵想干什麽就干什麽，我被这“红色恐怖”搞怕了，好象只能这样躲下去。这时外地来北京“串连”，等待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也多起来了，有一部分人被安排住在清华，有时让我去作一点接待工作，也就算参加文化大革命了。世龙对我躲避文革的态度十分不满，他说：你还是共产党员呢，怎麽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我说：我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做得对，我保蒋、保工作组都错了，方向错了，越使劲越糟。现在这样乱糟糟的，真是无所适从。世龙说：都因为你习惯了跟着上面走，自己不动脑筋，你应该学会独立思考，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地质学院的教师，已经自己组织起来，在反对工作组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你们为什麽不可以象地质学院红教联那样自己组织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经他一说，我想了许多。我想起我少年时代的理想，也是我後来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为人人都得到幸福而奋斗。然而，自从人党以後，那连续不断的党性教育，使我误认为只要听党的话，我的理想就能实现。那时人们是把一个党组织的领导人就当作党，而党的领导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听党的话就变成了听上级党委的话，入党十几年来我就是这样的。通过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我懂得了对错误的领导不仅不应服从，还应当坚决抵制；反对某个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也不等於反党。我想，在所谓的曹昌彬事件上，我开始的认识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反而听从刘冰的错误领导，为了所谓的党性，才错误地跟着去批判曹昌彬的。尤其是想到不久前听说曹昌彬一案的老同学宋元谨已自尽身亡的事，更感到自己当时不仅未能挺身出来和刘冰的错误领导作斗争，反而跟着干，内心无比愧疚。
宋元谨带着右派帽子回到天津大学後，经过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已摘掉右派帽子，他曾写信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还要我向清华党组织转致他的谢意。看来他是真正被“改造”了，但尽管他是这样夹着尾巴做人，仍改变不了他这一入另册便终身成为贱民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开始後，仅仅因为他和老同学林兆龙打了一次乒乓球便被拉出来批斗，说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挑衅；林兆龙也因身为党支部书记竟和摘帽右派划不清界限而受到批判。当天晚上，宋元谨就在单身宿舍（因为他被打成右派沈天行已和他离了婚）自己的房间里上吊了。过了一段时间，林兆龙在和学生一起作长途行军的途中也自尽身亡了！人们一直弄不清他的死因。我想，“老糊涂”(同学们给林取的外号)是一个很憨厚和重友情的人，他不怕牵累，心胸坦荡地和一个受人歧视的老同学打打球，想让他和普通人一样生活，但是连这样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起码的尊严与一点点友谊都不能有，他怎麽会想得通呢？他和我一样，都是在一九五○年夏天从香港的中学毕业後，选择了回国上大学的道路。他的家庭很富裕，学习成绩又很好，是完全有条件在香港读大学的。在中学时代我们都已唱开了“山那边，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些歌，向往着在“讲民主，爱地方”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也不会有人受苦受难了。当时我们想像的前景和听到的允诺，都是那样美好，我们都天真地以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能把中国变成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国家，所以我们总是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努力工作和改造自己。他和我还有宋元谨，成为班上最早入党的几个人。现在眼看林兆龙这样离去了，他可能带着比宋元谨更多的失望而离开了人世。活着的我，应该怎样做？
我是不应回避这文化大革命的。何况正当世龙即将被打成反革命的千钧一发之际，是毛泽东扭转方向才把他救了出来，我们此时对毛的崇敬与信任都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他正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怎能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呢！的确，不能再这样躲下去了。
47.组织红教联
说干就干，我约林贤光（从津沽大学并入天津大学的同班同学）一起去地质学院红教联“取经”，这时是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下旬，秋意已深。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教师，她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个组织的发展情况，她说现在地质学院大部分教师都已参加了这个组织，那些学生组织对他们也很尊重，教师们对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也有发言权，不再是低人一等了。她在谈话中留给我们最深刻的一点是，教师们应该挺起腰干，自己解放自己。
在清华大学，教师们由於大多不是所谓红五类出身，年纪大的教师又多有较为复杂的经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早已成惊弓之鸟，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多是小心翼翼跟着上面走，就这样，许多人仍未能躲过去，被批判斗争和抄家的人中许多是教师。清华大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还曾到教职工食堂去对正在吃饭的人训话，骂他们是一群混蛋，教师无人敢说话；有些温和一点的学生认为教师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但又把他们比作惰性气体，看不到他们也有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其实我和林贤光都清楚，教师们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长期以来他们实际上已无法行使自己的政治上的发言权。文化大革命开始後，上面说大家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出大字报的自由，现在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出现，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了，教师们心里也热了，按照地质学院的经验，他们的积极性可高哩，在清华建立一个教师自己的组织也应该是有希望的。
回校後，我和林贤光又找了徐莹光一起商量，徐是民用建筑 设计教研组的年轻教师，他也同意建立一个清华的红教联，并说他已组成了一个“战斗队”，其成员包括我的同班同学何重义和教研组中几位老教师，他们经过商量，全体都愿意加入红教联。於是我们三人参照地质学院红教联的经验，起草了一个清华大学红教联的章程，凡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清华大学教师都可报名参加。
这个章程刚贴出去，就有好些人来了解情况，几天中有八、九十人报名参加。土木建筑系最多，约有四十来人，其他还有外语、物理、化学等教研组，每个教研组七、八人或三、四人不等，政治课、音乐室、机械系、精密仪器系、工程化学系也有人参加。大家都很兴奋，因为现在有条件和学生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了。经过选举，我和俞善乐、张家廉、侯虞铿、徐莹光、林贤光、徐文起作为核心组成员，我们这个群众组织就正式建立了。不过，徐文起随即退出，还有人放风，说红教联是“神仙会”，这神仙会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发生後，共产党邀集一些党外有影响的社会人士（在高等学校主要是那些不是党员的教授），让他们海阔天空地发表意见的一种座谈会，标榜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即说什麽都可以，与会者也就得了个“神仙”的美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神仙”成了“杂七杂八”的人，和牛鬼蛇神混杂在一起不好分了。所以这次参加红教联的教授们都特别激动，因为过去他们虽貌似得到尊崇，但在政治上被另眼相看，低人一等，现在这红教联不排斥他们，而且大家相处都是平等待人，他们在精神上有一种解放感。
放这种风，无非是说红教联的参加者多是政治上不清的人，那些本来想参加红教联的教师，听到这个风声，自然要裹足不前了，因为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都是要“清”这些人。这股风出自一个取名为“万山红”的战斗队，其成员主要是我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党员，实际上仍受原来的党支部书记陈乐迁所控制。红教联的总部设在系馆的二楼，“万山红”的活动场所在楼下，大概在他们的眼里，让这些“神仙”也和他们一样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太不象话。这时他们的认识，可能还未达到不久後张春桥指出的“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来夺权”的高度，但这楼上楼下的分歧，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当时，全校都在进行军训，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楼下又放出风来，说红教联有二百块的教授。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的原则，阶级是跟据其经济地位来划分的，这意思很清楚，教授的收入高，不能属於无产阶级，我们这个组织教授多，也自然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是在说不许右派翻天，不过表现方法不同而已。
我们红教联确实有一位每月工资在二百元以上的教授宋镜瀛，当时能拿到每月二百元以上的教授人数不多，他们的收入比一般人一个月只有几十元收入高不少，但和他们过去的待遇相比，则下降了许多。在一次军训学习会上，我从四清及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结合这篇毛的文章谈了我的学习体会：现在的中国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人收入的工资就算多一点，也已不能用来剥削他人，在知识分子中，如援用过去在农村的作法，按其工资收入多少来划分阶级，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有些人工资外实际得到的好处，可以比工资更多；政治上的权力能使人得到这些好处，如果这个人不是用政治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话，那这就成了他的特权，政治地位越高，他能得到的好处越多。对这种搞特权的人来说，可以认为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决定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在今天，一个拿四十元工资的干部，如果也以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即也有一定的特权，而又坚持不改，那他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不会比一个拿二百元工资的教授更拥护文化大革命。”红教联的成员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都能正确对待参加红教联的教授们，这些教授也感到红教联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刻钢板，油印，装订……什麽具体工作都争着干，人都变得年轻了，他们一边工作还一边哼小曲呢。
由於“万山红”放的风，可能还有别的什麽力量的干预，教师中虽仍有不少人赞成红教联，但不再申请加入红教联这个组织。但是土建系车间及校设备工厂的工人却要求参加，建议我们从单纯的教师组织改为教职工的组织，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十一月底将红教联改为红教工，除土建系外，机械厂等单位的工人也来参加，成员一下子增加到近二百人。
48.枪打出头鸟
在红教联建立起来并发展成为红教工後，一天晚上，陈乐迁找我去谈话，我们在二校门外的小河边散步，边走边谈。她问我为什麽要组织红教联？我提醒她已改为红教工了。她说那都一样。我也不再和她争辩，因为她曾长期是支部的负责人，按照党员向领导汇报工作的习惯，向她汇报了成立红教联的经过，说到世龙批评我不该躲避文革，并给我介绍了地质学院红教联的情况，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组织很好，系里也有人支持，所以就搞起来了。她批评我说：“你是个党员，做什麽事都应该听党的安排，不应把爱人（即丈夫）放在党之上。”听了她这话，我很惊讶，我说：“清华的党组织不是都瘫痪了吗，你说的党在那里呢？”她说：“当然有党的组织在，你要很好想一想，你是否还要做一个党员，难道你从反右还没有吸取到足够的教训！”原来她还是从前那样，用代表着党的身份在向我作最後的警告，但我已不是从前的我了。我说：“我们是听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为了吸引更多的教师参加文化大革命才组织起来的，我觉得并无什麽不妥之处。”她说：“那好吧，你既然不听劝告，今後就只有你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在陈乐迁和我谈话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到建筑系系馆去，只见附近的大字报区，贴满了我的大字报，从组织红教联是为了打击党的基层干部，到发表反动言论，污蔑党员，耍弄阴谋等等都有，把我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万山红”出的一份大字报，把我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言，按其所需摘出几句话，截头去尾後再拼起来，概括成为我提出了“政治地位决论”，即主张跟据政治地位的高低来划分阶级。
这些大字报使用了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种种手法，无足为奇。值得注意的倒是，按照他们出的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和他们的内心，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後面还应加上“右派”二字，但是没有写出来，大字报也就是针对着我而不及这些教授，看来都是出於策略的考虑，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要算账也只好等到秋後。
将某人的言论摘出几句，便将它抽象为什麽“论”，是多年来罗织罪名，致人於死地的惯用手法。因为在命名为某种论後，便可以就这几个字推演出去，把本来不是你的东西都加到你的身上去。
当时我的直觉使我想到，这是在枪打出头鸟了。在我登上二楼，走进红教工总部时，许多人已等在那里，问我该怎样办，我笑了笑说：“不值一驳，大家该干什麽还干什麽吧。”但是我想最好不当红教工的第一把手，当时的群众组织都是找那些出身“红五类”的来当头，以避免人家来抓辫子；便向大家提出改选的要求，经过酝酿，召开了红教工的全体大会，会上许多人热情地挽留我， 我坚持还是换人为好，结果改选俞善乐为第一把手，我仍为核心组成员。但是俞善乐可能是又听见了什麽风声，没有告知我们就到外地去了，结果红教工的工作仍旧是我在主持。
世龙也去看过那些大字报，他认为来者是不善的，就是应该 揭露他们。我当时不想让大家把精力花在我个人的事上，同时也以为他们这些大字报不过是摘取我的片言只字拿来做文章，而我发言时都有其他人在场，他们想歪曲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用心不良。因此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实际上他这意见用在清华也是无效的。因为，对方显然不只是陈乐迁或是“万山红”这十几个人，而且也不是澄清事实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取名为“向党负责”的战斗队，曾在红教联初创时贴出的大字报上注上小字，说他们也想出大字报，因他们都是干部，怕群众对他们不谅解，不敢自己出来贴大字报。我认为清华的干部大多数也应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支持他们，便在他们的批语後再加批语说为了支持他们参加文革，我愿代他们贴大字报。果然不久就收到他们的电话，说大字报在一个宿舍的楼梯底下，我去取大字报时，他们大概躲在什麽地方看得见我，而我则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帮他们贴过多次大字报，每次他们在电话中都对我表示感谢，如果不是受到某些人的指使，怎麽会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湾，把大字报贴到建筑系系馆门口，说我替他们贴大字报是阴谋，意在引蛇出洞呢。
还有一份大字报指责我赞成“党员为何保皇多？”，认为党员就是心眼坏。“党员为何保皇多？”是一篇地质学院附属中学的共产党员张海涛等四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写出的大字报，结合这次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为什麽有那麽多党员跟着工作组跑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他们认为是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包括党对党员的教育，和党员本身应该反思的问题，有好多条，这“心眼坏”是其中的一条。这份大字报许多问题谈的很符合我在清华接触到党内生活的实际，但我恰恰就是对“心眼坏”这一条不以为然，因为我也是一个犯了保皇错误的党员，扪心自问，确有怕重蹈反右时的覆辙这个原因，如说我有私心，是能接受的，但还不是心眼坏。记得我正在看这大字报时，一个并不认识的人过来问我对这大字报的看法，我就把上述看法告诉了他。因为事出偶然，此後我也没给别人谈起有关这篇大字报的事。为什麽这位素不相识的人把已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事，偏偏选择现在这个时间，又不惜颠倒黑白来出我的大字报呢？
还有“万山红”这些人，他(她)们是和我一起参加军训学习的，明明知道我谈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体会的全部内容，为什麽要如此挖空心思地编造我的反动言论，等到此时才拿出来呢？
一夜之间就能有那样多从不同角度针对我的大字报，除非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是不可能如此巧合的，不能不使人深思，我不由得不想到了陈乐迁最後的警告，但是我正是吸取了反右的教训，为了不背叛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才决定这样作的，大字报对我的围攻，虽然一时成为一种压力，但我认为这正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阻力，我还是按照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走去。
（待续）
来源：《风雨人生——陶德坚回忆录》（https://taodejian.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