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右派”加“特嫌”双加料的反动分子
我怎么被“加冕”为“苏修特嫌”啦？
话要从头说起。1966年8月，我的妻子安娜的舅父自苏联来到我家，当时安娜的母亲在我家住，是特意来兄妹相见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此时从国外来客人，又是从“修正主义”国家来的，更引人注目。舅舅从哈尔滨乘火车来吉林，安娜恐怕在吉林站接不到于是就由江北站上车，想在车厢里找。刚一上车，列车员就看出来是接外国人的，直接领到软席车厢，立刻找到。到家不到半小时，派出所的警察就来到家里，查看护照，盘问情况，并将护照拿走，告诉走时去取。不知是否原来上边早已通气，已被监控，防备外国人干坏事？
自此以后，安娜和我就被倍加注意和防范。“清理阶级队伍”时，安娜被怀疑是“苏修特务”，我也加码为“苏修特嫌”，成了双加料的反动分子。后来安娜还被立案称“511案件”专案调查。怀疑是舅舅来联络，交待特务任务，等等。纯属望风扑影。不，无风也扑影！
正是由于这层渊源，我长时间被抓住不放，反来复去地检查交代问题，就是过不了关。因为我不知道我被认为是“特嫌”，所以检查不到这方面的事。总是被认为避重就轻，不交待实际问题。一直到1969年冬天，我仍然被“挂”在那里，总是被监控着，整整一年。
1969年4月，有一次在同一个班里的一名叫邹明起的工人问我：“老马，你到底有什么问题没交待，怎么还不被解放？” 我回答说：“我是右派谁都知道的事，还有啥须要交待的。” 这时，邹明起说：“那为什么咱们连长支春禄说你是‘苏修特嫌’？” 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抓住我不放，不然我还真的被蒙在鼓里。
后来，到了5月份，我被检查出体内含汞量超高，汞中毒，不能再在有汞的环境中工作，于是我离开乙醛工段，被调到同一个营的丙烯氰车间合成工段泵房岗位继续倒班。——顺便说说，生产丙烯氰的原料氰化氢是剧毒物，在此工作的工人每人吃一等保健，每月给2斤白糖解毒，并发给注射用硫代硫酸钠以备急救；但是没有我的份，似乎我不会中毒。这就是当年对我的政策。——在此期间，我在班组的一次检查批斗会上，有意阐明关于舅舅来吉林的事，但并无作用。
不久，取消营连的建制，恢复原来各个车间的单位，醋酸车间与乙炔车间合为一体，我分到乙炔工段当加料工。在这里同班的一位暂时下放劳动的大学生王庆良对我说：“我问过咱们车间书记王延禄，为啥马吉卫还不解除专政？他回答说，你是‘苏修特嫌’。我又说，也看不出像特务呀。他说，那家伙很狡猾的，能让你看出来？”
实在没办法，这个重负我一直背负着。我难以理解，为什么普通群众看问题明明白白，谁是不是特务一目了然，而有些共产党的干部却咬着木棒当骨头，真是中了“阶级斗争论”的毒太深了！对他们来讲，真可谓“四面楚歌”呀！
毛泽东有三个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他的斗争哲学之精髓，其中“与人斗”作为他的人生主要目标和动力，总是给自己给共产党甚至给国家树立“假想敌”，于是就将一些民众。 友人，甚至同志，向敌人那边推；把斗争的心态带到现实生活中，结果反而给人民、给党、 给国家造成危害。
直到1970年1月10日，这一天我们班是上副班（不在岗位生产，而是干其它的零活），上班以后开会，班长（姓杨，忘记名字了）拿来一张具有车间书记王延禄签字的公文纸，宣读：“解除对马吉卫的专政”。
我是全单位最后一个被解除专政的。那时，被揪斗的人，几乎全已被解放。“解放”一词在我身上还都不适用哪。
如此结束了一年零五个月的被专政的生活。这要比戴着“右派”帽子改造的四年更漫长，更受折磨，对心灵的伤害更深。戴着帽子那时还期望着摘掉帽子会有未来，而此刻真的茫然了。
第三节 被谴送去农村
（一）下乡政策缘何而来？
1970年上半年，不知道是根据党中央的什么文件或是什么规定，吉林省出笼了一项“下放”政策，把城市里的“牛鬼蛇神”下放到农村去。当时电石厂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下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姓许，开始了下放、遣送行动。农村成了这些人的疏散地。依据当时吉林省的规定，这些人下放的地点之选择有三条原则：第一，远离城市；第二，远离边境；第三，远离铁路线。电石厂的指定“飞地”（下放地点）之一是蛟河县白石山公社，是属于山林区。被下放者本人和家属一起下去安家落户，每口人发给80元建房费，划拨给所在的生产队，由生产队负责给建房。
令人难以捉摸的是，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没有个准。在下放到农村之后得知，指定被下放到农村的有三种人：一是刑满释放人员，二是保外就医人员，三是监外执刑人员。而像我们这些人，即不是“五七战士”；也够不上“下放干部”资格，带着工资下农村，吃供应粮，干活所得的工分给生产队；连社队干部都不知道这帮人算个啥人。有些社员说，反正“屁股没粑巴”不下放。倒是也有政治水平高的明白人，说这是战备的需要，像这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一旦战争爆发，在城市里他们会成为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云云。是啊，按毛泽东的说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人；当时全国有七亿人口，余下的这百分之五可是一个庞大的“第五纵队”呀！
难道这就是下放政策之依据乎？
（二）落户农村
1970年6月9这天我是上四点班，上班以后，在开班前会时，车间主任支春禄来到班里，对时任班长李炳兰说：“马吉卫下放去农村，别让他上这个班了，让他回去吧”。他同时还与我个别谈了此事。于是，我便离开了车间。
本来，下放之说早已听到，染料厂开始的最早，电石厂有的人在3月初也有的人已下去。据知，在4月份时，电石厂就已与染料厂沟通，让通知我的妻子安娜与我一起下，但染料厂说，我妻子的“苏修特务”问题尚无结果，暂时不放。故而推迟到此时。
我的下放场所是蛟河县白石山公社宏胜大队第一生产队。当时电石厂的被遣送到吉林省蛟河县白石山公社的人员名单中，共有“牛鬼蛇神”15名，其中“摘帽右派”5名：洪钱林、张家驹、马吉卫、齐正文（以后改去别处，他是在摘帽后调来电石厂的）、吴仲簿（后因患重病没去）。这是我在白石山公社办理手续时看到的名单。洪钱林和张家驹下到富强大队。与我同到宏盛大队下放的是有其它“问题” 的两个人：一个姓王，在第五生产队；一个姓孝，在第三生产队。
早在1970年4月24日（记得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那天），我母亲患心脏病住进吉化职工医院，为了照顾母亲，我的二姐姐于五一节时来吉林在医院护理。老人患心脏病是个慢性病，以后又得了尿毒症，长时间出不了院。通知我下乡时，我就已将下放搬家的事准备了，打算只要妈妈稍好，我们马上就走。
有一件很不人道的事，使我难以不永记在心。电石厂下放办公室姓许的主任，命醋酸车间的专政组的人去医院找医院的负责人说：“内科住院的老马太太是下乡遣送对象，不管病好不好，撵她出院”。 内科病房大夫姓未，办出院手续时，他对我说：“老太太的病挺重，出院有危险，上边让你们走，没办法，回去多加护理吧”。1970年7月19日妈妈出院，21日一大早就把我们全家送走，年已78岁的病老太太经不住如此折腾，到了白石山妈妈就立刻住进了白石山公社医院，幸亏有我二姐姐陪同住院照料。我们家人被送往山沟里宏盛大队第一生产队。当时押送我们去的群众专政组的人一个叫王东，另一个叫王凤国。因为山沟里汽车进不去，他们把东西卸到沟口的一位“五七战士”家的门前，就回去了。待了两天，没办法我们只好自己找牛车往沟里运。幸好我家穷，没有值钱的东西，放心。
妈妈在白石山公社医院一直住到深秋。在山区道路崎岖，连牛车都难行走，颠簸不停，为了让妈妈不受更多的折难，一位姓曹的社员，用独轮手推车把妈妈由医院接回来。独轮车的两侧各放一个圆筐用绳子绑牢，妈妈坐在一侧的筐里，另一侧放物品保持平衡。推车的人要有力气又要有技巧，否则倾倒了就要伤着人。从医院到我们住的沟里相距15华里，整整走了一个下午，难为推车人社员曹大哥的坚持，也难为坐车人的煎熬。我当时作为一个中年人跟着走，都心惊胆颤。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万分感谢这位社员曹大哥。
这位社员曹大哥的友善，与让撵妈妈出院的那个许主任，两下相比，什么是人道主义？让我感激谁？
（三）农业劳动
到了宏胜第一生产队，我家被安排暂借住在一位叫马福厚的社员的房子，是他家的一个小偏厦，一间房，大约有14平方米，一半作卧室，一半作厨房，中间间壁起来。卧室有一铺炕，长2.5米左右。大家挤着住。妈妈自白石山医院出院后，住不下，没几天二姐就带着我的第二个孩子去黑龙江克山县她家了。二姐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侍候妈妈的病，又为我带大了孩子，直到上学才回来。到下一年，即1971年的秋天，生产队给我家盖的新房子盖好了，我们搬入新居。新房子共两间：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很感谢我们的生产队。
我住的这个屯子，有两个生产队：宏胜一队和五队，总计有百来户人家，多半是外来户，没有户口或是临时户口的，那时被称之为“盲流”，多来自山东。我们一队的生产队长姓象，忘记了名字，是关里来的“盲流”；生产队的副队长，人们称作“打头的”，姓王，叫王普乐，是从江苏赣榆来的也是“盲流”；都没有户口。这些人，在一个地方看好了就干，不好了干到年底，算完帐拍屁股就走。生产队会计叫李凤池，是当地人，也是关里来的，只是时间长了，有户口的。大队部也设在这个村里，在村的入口处；当时的两名大队干部是：书记姓孙（后来换个姓王的），会计姓孟。
到了生产队的第二天我就上工干活。 在农村，社员有句话：“一天三顿饭，围着太阳转”。只要日头出来，就上工；太阳不落山，不能从地里回来。我刚到乡下时，正是大暑季节，白天开始逐渐地短，但仍然是昼长夜短，一天15个多小时的劳动，还真有点不习惯。看来农民比城里人辛苦多啦。难怪“被改造者”动不动就往农村放。但这里的劳动时间虽长，效率并不高，在焅时间。时常听到社员提到以前分田到户的事如何如何。
我们生产队有两家“五七战士”，一位是吉林市龙潭区原副区长娄振声同志——后来回城后任龙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4年我当政协常委时与他常有接触）；另一位是龙潭区卫生大队队长姓沈，不知名字，其妻子原是龙潭区某小学教师，到这儿也在小学校当老师，人称隋老师。“五七战士”也参加队里的劳动，工分归生产队。但不经常干，有时还在公社干事，他们不参与队里的任何官方事务。
生产队有一个集体户，有下乡知识青年十人，五名男生，五名女生。都是吉林市第十六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到这“广阔的天地”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刚到宏胜大队时全队还没有电灯，直到这一年的入冬时，才给拉上电杆和电线到各个村的村口，村里的线杆和电线由村屯自己负责。这年冬季有了电灯。
农活我能干，我是在农村长大的。1947年11月，刚解放的家乡开始土地改革，那时我家分得土地八亩八分三厘。我在考入沈阳工科高级职业学校前，曾在家兼种地二年（1948年和1949年），那时，我边读书（在海城第一中学，现为海城同泽中学），边帮家里做庄稼活。因此我对农业劳动不陌生也不惧怕。
七月正是铲二遍地的时候，玉米已经长到一人多高，钻到里面，又闷又热。铲二遍地比较容易，不用分苗，只锄草和搂地。在挂锄之后，就开始间秋菜，铲秋菜地。到了9月开始割烟叶、编烟叶辫子、晒烟。蛟河的晒烟很有名。实际是指漂河烟，后来全蛟河县的烟都出名了。接着是种冬麦、白露种小葱。中秋节一过，先要收秋葱，因为有一种说法：“八月葱九月空（指农历）”，意思是大葱到了农历9月如果不起出来在地里就空心啦。紧接着就开镰啦：先割稻子，再割高粱和玉米，最后是割豆子；轻劳力掰玉米棒子，掐高粱穗。上冻前要把秋菜收集完。秋天的活一个紧挨一个，所说的“三春不如一秋忙”，正是这个道理。
到了打场的时候，就比较缓气了。一般的是，先打稻子，因为稻子在秸上容易“捂”，怕出芽子。至于高粱、大豆等，可以到上冻后打“冻场”，缓空。农活忙完，整个冬天搞副业：打草帘子，上山拉木头，割条子，打柴，等等。
我在生产队干活，比不上壮劳力，但也能顶上“个儿”，每天下工后评工分，得不到满分。我去的第一年，得了不到一千五百分，五个月的时间，相当于每天平均得9分。一天满分是10分，那年（1970）的工分值是7分5厘，相当于每个壮劳力一天赚7角5分钱，这是中下等水平；好的生产队一个工2元多；有孬的生产队一个工只得三两毛钱，听说有的队一个工才2分5厘；更有甚者要倒找钱的，上工干活不如在家闲着——这只是听说，不知在那儿。
年底算账分粮 .农村就这手好，生活上有保障，饿不死，也撑不着。有句话说，“够不够三百六”，意思是说，农村人口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年360市斤粮食。生产队给送到家。队里打的粮不够分时，就吃返销粮，个人拿钱，按收购量价。——正是因为这样，农村人对于生孩子放心，多一口人多一份粮，补贴一下大人的肚子。
从元旦到春节，农村该搞运动啦，这年冬天搞的叫什么“社教”。都是离不开“阶级斗争”那一套。农村搞运动更有其特点，都是家族式的，这一伙对那一伙；坐地户对外来户。根本没有谁错或谁对，最后哪伙人多，那伙就赢。“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勾心斗角。
咱们生产队里还真有个“坏人”，是从吉林市监狱放到这的监外执行人员，人们称他叫“小劳改”。谁也不叫他真名实姓，我也没打听，说不出。他原来是个唱什么戏的，因为强暴女人进的监狱，来到这里，他应当是正牌的“三种人”下来的。但在他的身上并不能反映出什么“阶级斗争”的迹象。
“算盘响，换队长”，这是农村的一句常嗑，前任姓象的生产队长人走家搬蹽竿子了。这种无长远机制的生产单元是不会有发展的。“社教”后产生了新队长，姓孙，啥名忘了。
第二年，1971年春，开始新的一年农业生产。犁地、坺地用牛拉黎，这些要使用牲畜的劳动有专人干，一般人不会使牲畜；其它的活，那时全是人工干，生产队里没有农业机械，全大队连一台拖拉机都没有。解放二十多年，农村变化未见明显。
那些须要农业技术的活咱干不了，只能干耙地、播种等非技术性的活。踏窝子、撒种子、上粪，这些活较为容易，只要用心认真做，一会儿就学会。不过撒种要找准了，多啦浪费少啦保不住苗，一窝玉米三四粒，一窝大豆六七粒。有句农嗑说：“豆豆四五六，一撒手七八九”。掌握不好就浪费了。
各种农活项目与前一年差不多。这一年的收益比上一年好。
这年，也给我家一块自留地，种蔬菜用。讲起这块自留地还有点说道。事情是这样的：队里一位叫孔繁福的社员要迁移到蛟河县天北公社，这年的年初他妻子对我妻子说，“我们要搬走啦，我家这块自留地给你家种吧，反正队里也得分给你家地，我们这块地离家近还挺肥沃的”。就这样，双方默契。在开春时，我向生产队孙队长说这件事时，这位新上任的队长发火说：“他有什么权力把地给你？土地归生产队所有，他走了应当把地交还给生产队。至于你家的菜地，生产队会给你的，给你啥算啥。”此话确实有道理。我回答说：“我听从队里安排，反正现在也没开始春耕，来得及。” 但是到后来，这块地还是分给我家种了。
后来，从社员中了解到，并非这位队长对我有什么意见，而是姓孔的与姓孙的之间的事。
据了解，这位姓孔的原籍河南，是抗日战争期间便参加革命的小八路，以后并入了党，而且是负过伤的轻微的残疾军人，在1970年那个时候，每个月政府发给他残疾补助金12元，由公社按时发放。他在解放初期，因为与家乡的一位姑娘的爱情关系，未通过组织两个人便私奔了，结果党籍也丢了，这真是一位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人。后来辗转来到东北，落脚到了此地，算是外来户，也曾当过生产队的干部。（他的儿子叫孔祥义，是那时村里唯一的一个中学生，老孔还让我给他做过学习辅导，每天晚上到我家学习，直至“社教”开始后就不好意思来了，是个很上进的孩子）。此外，还有一位姓杨的（夫妻二人无子女）党员，原籍山东，也算是外来户吧，也曾当过生产队干部。孔杨二人较为接近。在“文革”期间，算是同一个观点的，属于一个“派”。另外还有一位姓于的老汉也是党员，山东人，外来户，三个人是一伙的，代表着一派人，但这位姓于的后来“杀了回马枪”，算是“反戈一击”有功，与那一派和好了（也有人说这位老于头并非“观点”改变了，而是因为与另一派的人有姻缘关系；他的养女，即后老伴的女儿嫁给了另一派的人）。
另一派人就是新任队长这一伙，这位队长的亲哥哥就是当时的大队书记，他们的同母异父哥哥姓高叫高宝德，是前任大队书记，老者为人忠厚，当时在队里做木匠活（那时给我家盖房子的一切木工活都是他做的）。在“文革”期间他们是代表着另一派，但此时高老头已不参与这些派系争斗了，直接出面与对方交锋的是那位现任书记，因为他领导搞“社教”呀。
对这年冬天队里的“社教”活动我没有参加，咱是外来人，不便于参予，人家也不想让咱知道内情。侧面了解到，得势的那一派还把老孔关起来圈在大队部里，由下乡的知青看管，还挨打——时至1971年1月农村还这样搞，在城里，这是1968年正时兴的，看来农村滞后两年。偶尔一次我去听了一回会，听到孙书记在说老孔：“老孔，不要以为你是参加抗日的，我告诉你，老的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不改变态度是不行的。”——不知这是林彪的观点还是“四人帮”的语言，我想不会是他老人家的教导吧。对此我不加述说。
或许是因为“社教”后的形势致使老孔离开了这里，搬到天北公社去啦，不得而知。那位姓杨的老党员也离开了，但不知去向。
到1971年的夏季，大队书记也换了，从外地调来一个姓王的。
（待续）
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