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等。定居悉尼。

张镭是我师大女附中高中的同班同学。不仅同班,而且是同桌。不仅是同桌,还是我的入团联系人。她的名字直接用了居里夫人的发明,响亮地喊出了我们许多人的心声。

我和张镭都属于个性较强的女孩,一开始,我们俩好像还有点不对付。当我们俩被分配在一桌时,个子不高,微胖,梳着两条细细的小辫子长着一张天真的娃娃脸一双又大又黑眼睛的张镭笑着对我说:“咱们俩可别尴尬啊?!”还怕听不清我说什么,“你坐到我的右边吧,我的左耳朵有些不好。”

我前后一共有四个入团联系人,王丽娟、赵籍丰、朱冀涛、张镭。她们对我都使劲帮,到头来我也没混入共青团。文革开始后,我问张镭:“是不是不管我怎么表现,也入不了团。”张镭说:“不是吧,咱们班在毕业以前要成为共青团班的。”

二涛和张镭都是干部子弟,在文革中属于“红五类”,我的《毛主席语录》是二涛送给我的,那是那时候最时髦的书。

张镭数学在班里名列前茅,以致于1977年恢复高考后,她被北京首都医学院录取为研究生,数学免修。

1966年下半年老红卫兵红火了一阵,后来又遭到批判,班里红卫兵只有张镭痛哭流涕做了深刻检查。她最大的罪过,是在参与抄资本家家时,吃了一个梨。她上交五毛钱给银行,并对上缴方式(让春华同学代交)也进行了忏悔。

不用上课了,我们一起去逛颐和园。有一张照片,上面有外号“熊猫”的沈崇光、张宁、张森、张镭和我。

不上学了,有大把的时间,而且班级打乱,认识许多志趣相投的同学。梁思信是我们学校高一的同学,她家有录音机。张镭、我、我二弟陶江就去她家听。并由陶江用家里德文打字机打印了全部学习材料。听以前,思信的妈妈先对我们进行了思想教育,要先红后专,然后给我们放英文磁带。

张镭家在西城,我异想天开跟她借缝纫机。张镭就跟她妈妈说,她妈妈居然二话没说同意了。是初二同学保嘉的哥哥史康成帮我拎回来的。史康成当时自学德文,顺手从我家拎走沉重无比的德文打字机。

文革运动如火如荼,我因为参与宣传“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被学校掌权的“四四派”盯上。她们把我叫到一个屋子里问话,主审是男四中的寒门子弟傅得一,(后来听说他自认为有侦探才能,自行承担侦查任务的)我不明白他们有什么权力审我?我低头看书,一言不发。傅仗着人多势众威胁我说:“你看得下去书吗?”僵了一阵,他们把我放了。

张镭的处境当时比我还糟,她直接单枪匹马保学校被打成“走资派”的副校长胡志涛。

第一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后,胡志涛成为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有学生拿绳子捆住她的双手拽她去批斗,拽得她直摔跟头。“四四派”宣布不解放她。张镭和胡志涛一起哭泣,事后“四四派”还让张镭写检查。

据说当年师大女附中有“十大跳”一说,是运动正酣时外校红卫兵对女附中活跃人物的昵称。记得有人还对号入座了一番,大概不外乎戎雪兰、潘青萍、史保嘉、武家范(在美国出生)、梁思信、孔令姚、张镭、杨鸥、夏柳燕、李宝强和我等人吧,主要原因是这些同学在校内校外比较活跃,惹人注目。

好在不久,绝大部分中学生都得滚出北京了!张镭是我们这群人里第一个响应号召到农村插队的。临行之前,张镭请夏柳燕、潘青萍、史宝嘉、戎雪兰……我们一群人去她家吃馄饨。只有戎雪兰一个人会包,我们都跟她学。

我们问张镭为什么下乡,张镭说:“没有办法。”我给她即兴写了一首诗,说好儿女志在四方。张镭还很郑重地放在她即将背下乡的书包里。

张镭在山西插队时,听说邻村的女附中同学处有赵京兴写的《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就骑上自行车去借阅。事后她跟我说路很长,她第一次有些担心,想:“如果有人突然跳出来打我怎么办啊?”

我和赵京兴一起被西城区公安局拘留审查两年多后,无罪释放。张镭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我。我给她讲了些里面的见闻,提到章立凡、邢泓远屈打成招的冤案“马列主义青年党”。张镭说:“他们俩是那里面最优秀的人物吧!”

1972年有政策,大专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张镭因为在劳动中表现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成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有一次大家都在北京,我问张镭:“听说你有男朋友了,是彭辉。”张镭笑了,坦诚地说:“是。”又问我:“谁说的。”我如实相告:“史康成说的,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张镭和彭辉一起去了秦皇岛。”

我和赵京兴结婚不久,张镭和彭辉结婚,他俩的儿子彭成和我们的儿子松同岁。

1980年,张镭到我家找我,说她向社科院党委的吴叔叔推荐了赵京兴。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下,老一辈人死的死,伤的伤,老的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领导全国人民百废俱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带领中国人民奔小康。急需人才。

我和赵京兴按张镭给的地址,到百万庄一栋楼房里拜访吴叔叔。吴叔叔不在,他的夫人接待了我们。吴夫人烫着头发,是位清瘦秀丽的知识分子,和蔼可亲,她对我们说:“党现在对青年有个抢救运动,对真正的人才要放到适合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发挥才能。”

就这样,赵京兴从一个建筑行业的抹灰工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后来,我帮他补习高等数学,助他考上了西安财经大学研究生。

1985年我和赵京兴离婚。1987年7月我去澳大利亚自费留学。

张镭则早我几年去美国犹他大学读博士学位,研究如何攻克癌症。

张镭去美国后,彭辉带彭成来过我家几次,让两个小孩子玩。没多久,彭辉也去了美国。

我带松去看望彭妈妈,这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彭辉的父亲在文革初期自杀。彭妈妈对我说:“彭辉的头带得好。”又告诉我彭辉去美国后,在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成绩,得到某基金会的赞助。

彭辉的弟弟彭刚,文革中在北京中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名望,特立独行,是个先锋派人物。我只见过他一次,是在1975年夏天,赵振开(北岛)带一帮人到白洋淀玩,到了我所在的小岛邸庄。彭刚活泼好动,和彭辉的老成持重截然不同。相同的是兄弟俩人个子都很高。

几十年过去了,断断续续听到张镭的消息。

1989年,接到在美国伯克利分校读书的邢泓远来信,说在火车上碰见了张镭,她们都要去某地参加一个集会。

最新消息是今年4月份,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好友、在美国的心理学博士钱平来悉尼旅遊,特地到我家看我。谈到张镭,她说虽然没有联络,但知道张镭创造了一套快速简易的中文教学法,在美国很有名。

df3p1113-3 20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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