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苦读的大学四年（一）
我们入学后便住杏园二幢，一住就是四年没有变过，最初五人一室，均用平床，后来换成双层床，则八人一室，窗明几净，伙食为每月11元（当时中学每月才5元），八人一桌，均有坐凳，早上稀饭馒头，三菜一汤，见荤开饭，这样的生活真上了天了，更不必讲学习了（下面还要讲），哪一个不是欢天喜地，摸着良心讲，压根儿也没有哪个会想要反党的，拥护都还来不及呢（现在冷静地回想起来，当年如果不搞那些运动，不必大量地自树敌人，齐心建国，有什么不好呢）。
再说学习，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大多是有名的教授，如上数学分析是留美的，曾在华西大学任教，这次刚回国不久的张孝礼教授，他的夫人彭毓淑副教授任解析几何课，上高等代数的是知名的严栋开教授，上高等几何的是著名的李孝传教授，上复变函数的是我国数学界老前辈，当时任系主任的郭坚白教授，上教材教法的是王秀泉教授和汪欧教授，上数的分折是陈重穆（当时还是讲师，后为著名群论专家，西南师大校长），辅导教学的助教有王道、金民勇、罗四维等，上心理学的是李长河教授，上教育学的是秦仲实教授，上俄语课的是韦东晨与苏籍女教师娜列，上普通物理学的是闫**，上理论力学的是留德的袁柄南教授，教教育史的是罗容梓教授，辅导是董时光，政治课是讲中国革命史（即中共党史）与马列主义基础（即联共党史）均由马列主义教研室派教师上大课（上课都是在上面按讲稿一字一句读，为了准确理解，精辟的内容，连语句与提法也不得有误！）。当时一般大学都还没有招收研究生，各系的名教授都要到第一线上课，相对而言那时教授还比较多，而且学术水平较高，（从那时以后，一个又一个的专整知识分子的运动，把本来就不多的教授几乎都整光了，剩下来的并能站到讲台上去的又是以“政治”条件为第一而选上去的）。那时上课特别认真，都渗透着老师们的真知灼见与对学科的巨大热情，这是最感人的了！那一幕幕声情并茂、幽默风趣、深刻独到的讲授，与执着认真、敢于讲话的教授风格，体现出的那种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那种令人起敬的一股子骨气、傲气与才气，真的，使人终身难忘！这么多年了，一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我深切地感到中学与大学的根本不同就在这里。不知为什么后来我们的大学越办似乎越像中学了（仅仅是课程有点不同），细数起来究竟有那些地方不该像中学而像了中学也说不上来，这么多年也只是一种说不清的感受而已，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用一句话来概括说，那就是没有了真正的大学教授。
那时学院一直还是实行像中学那样的班级式的年级制，学生要编成固定的班级，按学年考试进级，修满四年毕业，名义上每学年前有个学生选课，实际上教务处已将课程排好了，只叫各班去个代表形式上签个字了事。我们数学系新生较多，一共分了甲乙两个班，我们从阆中去的五个男生张克已、秦承俊、赵文荧、张洪德和我都分在乙班，我的学号编为5305089。全班共有四十多人（大约是42人，中途有休学的，毕业时为40人），我们班有云南来的，有贵州来的，大多数是四川的，男生比女生略多些，大部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部份带薪学习的调干生，入学年龄最大的有25岁，最小的不满21岁。班上选有班委会：有班长与学习、生活、劳动、文体等委员，唐天银任班长，全院有学生会。班上有青年团支部（那时还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才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曾任班上团支书，组织委员是黄世明，宣传委员是龚斌武，后来系上有团总支部，我曾任总支委员，全院有团委会，我曾被团委派往重庆市团校（在石桥铺）四期学习。最初系上还给各班派有一位青年教师（助教）任辅导员。57年运动中班上才公开有党小组，苟仪表任党小组长。
这四面八方的同学走到一起来了，进校之初非常兴奋。同学们课外活动非常热闹：义务劳动去修路，开荒种向日葵，排节目表演午蹈在学院演出还得了奖，组织文娱兴趣小组有乐器组、川戏组、京戏组、绘画组、午蹈组等，人人都订了锻炼身体计划，经过锻炼都达到了劳卫制一级或二级，我在中学体育成绩不太好，但这时经过努力也达到了劳卫制一级，长跑项目我还参加了校运动会，班上张克已被选进校男子兰球队，胡秉阳被选进校女子排球队，赵文荧被选进校男子足球队，赵文荧还被选进校乐队，姜开荣业余器械体操超过了专业水平。在学习方面我班组织了广泛的学习经验交流，人人都订了学习计划，有好几个同学被学院授予甲级或乙级优秀学生称号（其中就有我，有秦承俊等），56年三年级时，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组织了学生代数学科研小组，我被选为组长，参加的人有廖远平、李元镜、张克已等，这个小组在严栋开教授与金民勇老师的指导下，采取轮流报告的方式自学了“近世代数学”（张禾瑞著）与“群与代数方程式论”（严栋开著），还参加了学院举办的学生科研成果展，我也被选为全院学生科研活动组组长。课余，也全班组织去缙云山，北温泉玩，常去北温泉游泳时，在池中一泡就是几小时，（岸边小麦蚊太多，只好呆在水中），饿了就在岸边啃带的冷馒头，也有时上北泉餐厅去买二两米饭（三分钱），再买一碗小面（八分钱）当菜，吃饱后就去竹楼或乳花洞玩，穷学生过着这毫不觉其穷的快乐的日子，这是我终身永远怀念的岁月。
我们进校后学院里肃反、三反等运动刚刚搞过了，接着又搞批判胡风集团，但与我们刚入校的理科同学直接关系不大。我们总是深信党是伟大、正确的，运动中被整的都是该整的坏人，我们是党正在培养的红色接班人，只要听党的话，全心全意地学习就是。我争分夺秒地学习，四年来我连寒暑假也没有回过阆中，一年365天，每天都有详细安排，上课时是细致到每节课听课或自习什么，不上课时是细致到每天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真是一分秒都不愿虚度。当时完全想不到，在57年平白蒙难之后，白白荒废的时光何止是以小时或以天日计，而是以年月计，甚至是以十年、二十年计，那时在漫长的生命被无端荒废的日月里，一想当年读书时的争分夺秒的情形，我的内心就流血啊！这荒废竟长达二十多年，也可以说是荒废了终身，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是谁扼杀了我们的青春？是谁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康乾盛世约占世界GDP的15％，而到20世纪初已降到1％-2％，中国便从一个世界强国跌落为一个落后挨打的弱国。这一变化主要是与封建和封闭有关，积弱的局面至今未改变，我国的GDP总量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而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3％”（引自《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4月刊，仲大军文）。
二年级时秦仲实老师带我们到附属工农速中去进行教育见习，我深深地被学员们的学习文化渴求知识的热情所感动，掌握了政权的工农，最需要的就是文化科学知识，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决心作一个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和普及者，当时我这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记入了见习心得，秦老师还公开作了评折，加以表扬支持，（万没有想到后来，竟是我多么崇敬的党扼杀了我这个愿望）。后来教育实习时，甲乙班混合编组，我们到化龙桥二中实习的有廖玉仙、赵文荧、冯国光、莫中培、秦承俊、周圻瑞、吴永福和我，指导老师本校有陈重穆、刘利挥、罗四维，二中是江岚、胡世荣等。大约是56年，我有一次机会进重庆城，是学校开车送一些同学到重庆人民大礼堂听从苏联来访的卫国战争的英雄母亲——卓娅的妈妈作报告，宏伟的大厅坐无虚席，她是用俄语讲的，十分亲切感人，开句就称呼我们为：“我的，有着黑眼睛的孩子们！”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那是一个崇敬英雄的年代。入校以后从四面八方来的男女同学在一起十分友好快乐，周末举行舞会，跳国际舞（即交谊舞），我们县分上来的还要从头学呢，叫做扫除舞盲，（学院团委还专门组织一些女同学到邻居部队去跳舞联欢，这个部队驻地就在西师与后来的西农之间，我大表姐闫惠书当时曾在这儿，她还约我去玩过，送给了我一些青年读物）。也有不少同学谈恋爱，理科要少一些，我班更少（到毕业时多些）。入校不久我也与班上一女生好过，曾拉过手，很短便散了。56年的除夕舞会跳到中途，新年钟声响了，突然灯光一灭，与我正跳舞的女同学L，本能地紧紧拉我双手，距离很近，第一次与女生站这么近，既神秘又紧张，我内心也曾深深地想过班上一位女生H（后来不知为什么她也被划成了右派），那时仅仅是一种内心的单恋而已，当时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读不完的好书与解不完的趣题（那知毕业后竟被贬为贱民，更与爱情无缘了）。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在紧张的课业学习中，政治思想学习与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除正规的政治课外，每周星期三全校师生还有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另外还有不定期的政治时事大报告，（大约是1956年贯彻中央保障知识分子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后，集中政治学习曾稍少一些）。至于日常班会、民主生活会、党团组织生活、个别谈话、交心等等则更经常化。其内容大约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①红与专大讨论，树立又红又专，以红为先的思想，而且这个红，就是要看是不是听话，是不是紧跟领导，标志就是看是不是党团员，家庭成份如何，社会关系如何，政历如何。②专业思想问题，就是看是否安心去作中学教员，不能想去当数学家，批判专业学得深了的，是否无条件服从工作分配。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是不是爱穿好的、爱吃好的，是不是谈恋爱影响政治进步或影响学习。④批判个人主义，是不是有名利思想、风头主义、自由散漫、劳动不积极等。⑤批判崇洋（主要是美英帝国主义）思想，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不学英语改学俄语，一律用苏联教材，联共党史就是马列主义基础课教材。⑥高举批判大旗，批判杜威、批判胡适、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批判丁玲。
对于这些政治思想工作，当时对同学们来说，绝大多数都是认同的，都是欣然接受这种革命的价值观，特别是百分之百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从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推翻旧政权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后使社会焕然一新的事实上，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当作大恩人、大救星的神来敬仰。即使有个别同学因家庭出生，家庭变故，甚至亲属受了镇压，但对自己在条件这样好的学校里享受着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全是公费（包括高标准伙食，发放衣物用品，公费医疗，有的还带薪水），毕业全包分工作，终身有保障，真是在福堆里过日子了，能不怀感激之情吗？完全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希望也相信祖国会更好，这是主流。但也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党推行的这套价值观与理念，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了一些具体矛盾与问题：如爱美是人的天性，有些女生穿得好些，有的特娇柔些，青年男女要恋爱也是自然的事，在交往中相好后又分手便被视为不道德的陈世美，这些都属于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如有些同学就是原想学工或理，而被分到师范来了，有些不安心，便被视为专业思想不巩固而受批判，有些因家庭出身，无论怎样表现也不好，有些因入团入党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有些因业余爱好而被认为不务正业，……等等矛盾。另一方面在工作实践中干部工作作风问题、谋私利、言行不一，甚至有乱整、错整的事，而组织上总是为维护威信而坦护干部。当然这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按此本可以用说服教育的办法解决，但认真进行起来却又遇到了麻烦，党当时批判的某些事洽巧与共产党所宣传的彻底解放全人类实现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相矛盾，党当年号召人民推翻国民党政权时，就广泛以反封建、争民主自由为口号，而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又反而害怕人民起来反封建、争民主自由了，这怎么好完全说服呢，于是就只好运用权力，采取专政了。说穿了就是企图把一个个活的人按模式压制成一个个驯服的工具，这就注定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人间悲剧。这是现在细想起来才说的这些话，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只是一个劲地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从53年入学以后，班上建立团支部时就被选为团支书，虽然家庭成份不大好（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在我入学后不久又得知我父亲因政历问题（解放前担任过县参议员及代理过国民党县商会区分部书记）被关进教育所审查，但我一直是坚决划清界限，没有任何联系与往来，甚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对此，我深感终身有愧），我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后又被院团委（书记是晏国珍）送到石桥铺重庆市团校四期学习，在学习中着重研讨了根据青年特点、使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思想工作，后系上建立团总支时，我又担任了总支委员，虽有这些表现，但对我的申请入党又总是被无言地搁了起来，我很纳闷，只一门心思地争分夺秒地学习。确实，数学对我的吸引与诱惑力是那样地强大，我这一生最大的意愿、最高的快乐、愿以身相许的就是潜入那深邃的、奇妙的数学天地之间，内心深处有一个不敢告人的罪恶想法，就是作梦也想当一个数学家，当时非常后悔没有报考理科数学系，那时很强调专业思想巩固，每个专业都有很具体的目标，进入了这个专业就必须安心于这个目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服从于组织上（实际上是可以代表组织的任何一个人）的任何时候的分配与安排，稍有异议均为大逆不道，即会受到周围的非议，而我却不能理解想当数学家为什么不对，（为此我还写信给团中央提出了我的看法，后来此信转到院团委，团委书记晏国珍还给我谈过话，鼓励我并希望我正确对待批评，此后又安排我任团总支委员），对于当时的有声和无声的种种批评我有个人主义、骄傲情绪，自己深处有些不服气，又不好讲，只能沉默，读了鲁迅的“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后，便在日记本中曾写道：“忍耐够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一句话，（后来查收日记时，这话更被上升为反党证据）。到56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之后，更沉迷于学习中去了，后来就搞起了学生科研活动，组织了学生代数学科研小组，我被选为组长，参加的人有廖远平、李元镜、张克已等，这个小组在严栋开教授与金民勇老师的指导下，采取轮流报告的方式自学了“近世代数学”（张禾瑞著）与“群与代数方程式论”（严栋开著），还参加了学院举办的学生科研成果展，我也被选为全院学生科研活动组组长。后又被评为甲级优秀学生，还发了奖状呢，在数学学习上是分秒必争惜时如金，可是同是时间，在政治学习中对一个文件就要反复传达、讨论，冷场也要重复，雷打不动地一次一次领会其精神实质。这种情形一直到1957春天，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这与后来在报上正式发表的内容有很重大的不同，到收入毛选五卷时又多处作了重大改动）与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与后来正式发表的有很大不同），宣传贯彻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课余同学们也看看每天张贴在宿舍过道里的报纸（人民、光明、文汇），多数时是一个同学看了后，来和大家说起，谈论报上一些鸣放的发言，十分热闹，特别是揭发出一些如贵族学校，如历次运动中无辜逼死人命等等，都很自然地引起大家的气愤。
1957年6月3日学校开始停课鸣放，在这以前学校已有许多鸣放的大字报及漫画，我们有时也去看看热闹，有一次我看见一张漫画上画了个张永青（院党委书记）头像，我说了一句：画得还很像（就这一句，后来成为我罪状之一），当时功课很忙，根本不关心运动，这下停课后，强行要参加，以班为单位在教室里开会，要大家帮党整风，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给党提意见，大家发了许多言，我也有一次发言，初稿写在一个小纸上，题目是“学会尊重人，把人当做人”，内容大意是说：“……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阶级斗争学说，但也发现了辨证法，并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就一定不好，不应歧视他们，都还是青年学生嘛，更不应把他们都当作敌人，听说肃反运动中逼死了同学跳了李园渔溏，这就更不应该了，……报上揭发说，现在还有贵族学校，如重庆的人民小学就是专收高干子弟的贵族学校，学习教育学时就曾批判过资本主义的双轨制教育，我们是社会主义，怎能还搞双轨制呢，……”后来又一次补充发言，我又给政治学习提了意见，我说：“……短短的一篇文章（指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一文）要反反复复地学和读，难道还要背得不成，真浪费时间…”，（这些发言后来就被列为我的罪状之二）。那一响，天天开会，只有那么些人，只有那么些话，早已没话可讲了，还要不许缺席地坐起开会，就只好冷场，但班上几个党员（这时班上的党员与党小组也公开了，苟仪表是党小组长）又不甘心，非要反复要大家发言不可，把同学们逼急了，于是便反问：为什么你们党员不发言呢？都要求党员发言揭发党内三害，我说：“党内的这些丑事，你们党员知道的还要多些，为什么党号召揭发党内的问题时你们一言不发呢”？（这些后来，被上升为“逼党员发言，追党的秘密”罪，成为许多人的罪，也是我的罪状之三）。当时我们正是四年级毕业班，学院举办毕业生论坛，要求每个毕业班派一个代表收集大家的意见去发言，我们班上经同学们推举，由武祖厚（云南腾冲人，家庭从事汽车运输，本人曾开汽车，爱人在百货公司，来读书时已26岁，为班上最年长者，非党团员，）和我两人收集整理了班上意见，武祖厚一条条写好了，由我去发言，地点在当时棚房大礼堂，发言中批评了当时毕业生分配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分配工作完全是神秘的暗箱操作，不尊重本人意愿，党团员就可按排好工作，分配者不管做得对不对，都成了祖国的代表，有了意见就是不服从祖国分配，我把它比喻为“如像封建包办婚姻”，分配者“盗用祖国的名义”（就这样的发言与用语，便是我后来的罪状之四）。众所周知，当年信誓旦旦，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不打棍子，不揪辫子，给党提意见，原来才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在北京是1957年2月27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3月12日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了讲话，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4日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5月8日开始座谈鸣放，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毛主席已决心反右了，知识分子政策有了重大变化，只是没有公开，还在鸣放，）我校就是在6月3日开始停课鸣放的，一开始就是在引蛇出洞，难怪班上所有党员都不发言，只骗我们发言，6月8日北京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开始了反右，报纸传到学校，使人们感到了问题严重，大家都是拥护中央的决策，学校也转入了反右运动，在教师中揭发出“罗董右派集团”（罗榕梓教授，教过我们教育史，用他写的专著作教材，上大课，语辞精练、生动，特别是讲到卢梭、爱弥尔、教育诗篇时，声情并茂。董时光讲师，据说因同情中共反美刚从美国被逐回国，担任该课辅导）等，在数学系被划为右派的教授有袁炳南（时任我班理论力学，上课时用一本德文教材，我们都没有书，后在同学们要求下，给我们编印了一个讲授提纲，据说鸣放中他说，共产党强奸民意，还要人自已脱裤子，还提出按价售货原则等），那时教师与学生除课堂上课外，平时基本没有接触，政治学习与运动都是分开进行，只有听大报告在一起听，也是分开坐的，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文澄到我校作了反右运动报告后不几天，重庆日报上就登出了“党内大右派张文澄”，运动严重地扩大化了，全校共划师生右派612人（占全院总人数5855人的10.6％），“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虽然是全国性的，但西师比较突出”（见《西南师范大学史稿》）。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