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她的遭遇
她也是阆中人，她的家族与家庭已在第一章2、3节中有了介绍。她于1941年12月25日（阴历辛巳年冬月初八）出生。这时家住阆中机房街通江边的小巷内属于沙河街的自有小院，院内有三间茅屋一块小园。出生时家中只有父母和外祖母三人，全家靠自做小吃油茶，每天早晚挑担子到太平寺卖为生，父亲原名陈兴财，抱到贺家后改名为贺兴海，外祖母贺陈氏只养下两个女儿，大女儿贺秀云出嫁到沙溪乡刘家，二女儿贺清贞就是她的母亲，从小学缫丝，没上过学，当时在鸿泰丝厂做工。她六岁多时，1948年，父亲在鸿泰丝厂做工，压茧筋时跌成内伤吐血致死，母亲为照料父亲也失业在家，1949年冬天阆中解放，解放后母亲做临活，后来招失业工人，又才进了国营阆中丝厂，却是地道的工人家庭。1953年外祖母病逝，她与其母相依为命。她在机房街张六卿处上过私塾，这时除读旧书外也读新课本。后来，她又上了城东小学（即后来的阆师附小，一度叫过东方红小学），对她印象较深的是班主任李朝棣老师（不知为什么原因这位好老师后来就没有在学校了），她语文成绩较好，不喜欢算术课。母亲没文化，不支持她读书，常常不让她去上学，但她却很想读书。1958年母亲把住的草房卖了，添上省吃俭用的钱，在管星街买了任寿之家的靠街三间瓦房住（后来，我们结婚后也在此住，再后来母亲把此房产给了她一半，1987年我们到德阳后，将此房卖了6500元，又花8000元在德阳买了现在西小区的住房，此房还要留给下一代呢）。后来听说办了工农中学，不交钱也可去上学工学农，以后还从这儿招工呢，母亲便送她进了这工农中学，分在农业班，在她的印象中每天就是下地去给棉花打芽。1958年召兵时，她热情地去应征，什么都合格，仅仅因为身高差了半公分，没有去成。不久，阆中县邮电局来召工，党的通讯事业需要接班人，当然要选成份最红，表现最好的，这就选中了她，于是，她还未满十七岁，1958年10月就进了阆中县邮电局，1959年2月转正，这在当时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啊。
她到阆中邮电局便分在机要室工作，热情肯学，认真负责，谁都喜欢，（还有几个小伙子追她呢，实话说她都没看起），当时担任邮政组长的王桂珍（是不脱产的，她在邮件封发室），首先就羡慕她这个工作，王千方百计巴结领导，事情得从一件小事说起，这位姓王的小姐，年龄比她大些，是从农村供销社调来的，文化不高，是少数民族（回族），长于心计，善逢迎，颇奸滑，又与当时当实权的领导黄兴贤（收编的国民党部队投降人员，后在解放军部队时混入共产党，后转业才到阆中邮电局的，其妻是丝厂工人）关系暧昧，有次她冲进领导黄的房间（当时都是办公室兼寝室）问事，正撞上此二人密切接近，二人一惊松手，她立即退出，（谁知这就会大祸从天降呢！）此后什么也没有说，事发后不到一周吧，就把王换进了机要室，把她换到封发室工作，封发室的工作虽然要脏要累一些，但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由于家中只有一个母亲又在丝厂当工人（这在当时的阆中更是头等好工作），生活也好，无忧无虑地过着日子，，仍然努力工作，并且还入了团，对人处事，毫不设防，谁知这就在无意中闯下了大祸。过了许久趁局里主要负责人（局长和书记）都外出，局里全权由黄（职务是工会主席）负责时，王在黄的支持下一手编造了一个假案，利用了她年青、文化不高、家中无人说话，趁党国不讲法纪、昏官太多之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于1961年4月，平白无故地，把（时仅十九岁的）她送进了监狱，这真是当代的“六月雪”。（详见《民间历史》网刊：《一份材料——一个女工的申诉》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11&tid=189）
就这样她就平白无故地进了监狱，并且一去就是五年，（1961年4月到1966年4月）在社会主义的文明的中华大地（还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不因什么运动）的光天化日下，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孩，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工，一个刚入团的共青团员、从十九岁多到二十四岁多的宝贵岁月竟在冤狱中渡过。平心而论，妇女间出于忌妒、防范、猜疑，互相计较、加骗、陷害是不足为奇的，但这么容易地得到了组织、领导、甚至政法机关的纵容，闪电般地草率地从重处理，却发人深思，这样地草菅人命，只说明这个党、这个制度和政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实质，只说明中国当时的人权状况。
服刑期间她先在苍溪五龙山劳改农场劳动，在这大山深处采药、制药，后来又转到南充大北街劳改工厂织布。1966年叫她回阆中时，考虑到回来后没有了工作，生活无着，她宁肯留厂就业，也不愿回家的，但领导不同意，说要表现不够好的才留下就业，你回去后属于人民群众，可以在当地就业的。没有办法，她只好于1966年4月回到了阆中。
回阆中后住在家里，这时她母亲早已退休每月只有十一元退休金，还要替别人带孩子补贴家用，她只能先在居民组织内作义务服务或劳动，搞了几个月后，见她表现好，才介绍去参加城东服务社，这也是一个居民的临时工组织，有人雇用时便去干活，女工每天挣一元，服务社提成一分，自己得九角九分，没活时在家休息，没有收入，平时吃每月25市斤口粮，干活时按天数补口粮。就是这时候，1966年秋冬，她被派在我家院墙外做红海洋干活，我们认识了。
遭迂这样严重的致命地打击，致使她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并且这种伤害时时还将继续着发生，以致与她终身相伴。俗话说：“一次遭蛇咬，终身怕井绳”，从此她对人际交往总心存余悸，深感人世险恶，只好将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文化大革命闹得那么凶，她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参与，只说埋头干活，找碗饭吃，可这无情的现实是，连活也不好找呀，正式工作自然是没有的，咱也不去想它，只求有点临活干，这临活就多是卖劳力的活，她劳力又不强，更不愿、也从不会去巴结或逢迎人，所以仍然是时时没活做，有一天自带工具到砖厂去背砖胚，从下面料场背上坡窑上，每块（六市斤以上）一厘钱，她不停地背了半天（四小时），到中午结帐时，才二角八分钱，（另一个男工叫张学川的，原作过小学教员，还教过她，同样背了半天，得钱五角六分），那时在街上吃一碗（二两）面条也要一角五分，这活只干了半天便另找了。一般地，她每天若有活做可得九角九分，每月给母亲交28元，若能有活没休息地干上三十天或三十一天，这月便可以余下二元多自己支配。经济上是如此，在生活上还得过着让那些长舌妇人说三道四的日子。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