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68,北京,我进了看守所

1968年7月17日入夜,我从北京某派出所被公安人员用北京吉普带到朝阳分局看守所,送进满地睡着人的“号子”里。因为紧张奔波了一天,我躺在挤满了人的地板上,立刻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原来自己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了!

号子的三面是墙,一面是钢筋栅栏,跟动物园的格局是差不多的。

若干年后,我在写本《纪事》的草稿时,忽然想到《变形记》里,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1968年7月18日,一早醒来,我不也变成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了吗?

其实早在两年前,文革开始,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一帮戴着红袖章的“革命派”来查抄我的住处时,我就已变成“牛鬼”了!

更确切地说,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可教育子女”,是“先天的罪人”,天生的另类,蜕变成“牛鬼蛇神”是迟早的事!

卡夫卡真不愧是世界级大师呵!

言归纪事。朝阳分局看守所里约有十来个号子,每个号子约有十多平米,关十多个人。其中还有女号,号子之间相互隔开,放风上厕所时才可以看到一些其它号子的人。

号子外是一条走道,一名公安人员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几个号子的情况。

每个号子的顶棚上装有一只灯泡,整晚都亮着。

号子里的墙上贴着几条毛主席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同扫地一样,扫把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一切狡猾的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得计,其实都是最愚蠢的。”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开饭的时候,大家先大声背诵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后,一名犯人提着饭桶来到铁窗跟前,大家挨个到窗口用饭盒接过一勺稀稀拉拉的汤面条,或一个玉米窝头。

一个留着飞机头、皮肤黧黑的壮实小伙子对提着饭桶打饭的犯人说:“我是回族。”那打饭的犯人回问:“你什么时候是回族的?”答曰:“劈叉的时候。”果然不久给他另送来一份饭。

这个回族小伙子成天乐呵呵笑嘻嘻的,他说他叫马永安,是支边到新疆去的,在哈密被打的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了,就只剩下一口气了……可只要有机会,他就一定跑回北京来!

我心里想,他被人打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又被关了起来,仍然乐呵呵的,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他呢?而我却为什么如此悲观绝望呢!

号子里的北京小青年居多,他们个个满不在乎,用略带卷舌的地道的北京话,不停地谈论着“砸圈子”、“拍婆子”之类的事,有时也谈在少管所、或收审站(壮宾馆)的见闻,也可见他们是常进常出公安部门的。

一天晚上,号子里关进来一位三十来岁的瘦削男子,南方口音,我们相见如故。他说他大学毕业后在中科院搞古生物研究,到过全国许多山洞进行考察。还说在文革中打派仗,一些人贴大字报说XXX抄袭学生的论文,还有一条金裤带……说什么的都有。我简单轻声地讲述了自己因为找人被关进来的经过;他对我表示同情。他也不掩饰自己的问题:邻居没有大人,自己的妻子也不在家时,他企图搞邻居的小姑娘,但没搞成……他说可能要在单位上挨批斗,不会在这里呆多久。果然没几天他就被带走了。

不久,又关进来一个一米八的大高个,也姓马,长得高鼻凹眼颇像外国人,也近三十岁的年纪,他一副无所畏惧的姿态。北京小青年大多对一顿饭一个小窝头根本吃不饱挂在嘴边斤斤计较,而他却不屑置评,不放在心上。他长得牛高马大,身强力壮,又是地道的北京人,那些小青年自然对他敬畏有加,他却不屑于讲“砸圈子”、“拍婆子”之类的事,而爱给大家讲外国电影故事。他的口才极好,抑扬顿挫,条理分明;而且讲得绘声绘色紧张生动,很吸引人。他讲的法国电影《郁金香芳芳》、意大利电影《伪金币》、巴基斯坦电影《叛逆》、缅甸电影《人生》等等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么多的电影我都没看过!据他说这些电影都是文革前在外国电影周上看到的,到底是北京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呀!直到今天,有的电影我还是无缘看到,但是他讲述的电影故事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可见好的艺术作品的永久魅力!这位姓马的青年当时并不讳言,他家原是拥有企业的资本家,家被从北京“搬迁”出去了!但是他说:“只要有机会,我会不顾一切地回北京来,关我进来也不在话下!”同他一起进看守所的,还有他的女朋友,一位高挑瘦削的姑娘。

女号里有一名中年妇女,听说是位教师,精神失常了,有时不停地高声叫喊,细细一听多是革命口号,没有一句是“反动言论”!这就更令人凄然!每当她叫喊的时候,所有闹闹嚷嚷的号子都不约而同地静默下来,真是鸦雀无声地静默下来哟!仿佛人人为她伤感,也为自己伤感似的。

我进看守所后的第二天被叫出去问过一次话,之后就再也没有问过话,问话人还是那天赶到派出所问话的那位三十来岁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公安人员。

在北京看守所的号子里真是度日如年,天气炎热,号子拥挤,晚上电灯一直亮着,每顿饭就一个小窝头,更谈不上洗澡换衣之类的事!

这一个多月的日子真不知是怎样过来的!

然而,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我的思想深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来我一直自命正统清高,思想偏激,往往把人简单地分为好人坏人,而从此有了改变。同时我在被关进北京看守所前后,陷于绝望的痛苦之中,思想像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生命之车盲目地狂奔乱跑真不知会撞到什么地方,大有非死即疯的可能!然而,在北京看守所呆了一个多月,绷紧的思想之弦松弛了下来,狂奔的生命之车也煞了下来……

文革以来,我一如既往,基本上是按规矩行事的,我本没有大错,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这或许像发生了大地震一样,受伤害的是人类,可疯狂的不是人类啊!——我的心灵深处有了初步的觉醒!我应当像亚瑟(1)那样顽强地活下去!

1985年5月,我的父母到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看望全国政协委员、被称作“火凤凰”的秦德君女士。1948年,秦德君女士和她的丈夫郭春涛先生(2)介绍我的父母加入民革,并参加解放上海的地下革命工作。后来她被捕入狱,受尽酷刑,直到上海解放才解救出来。在文革中她也被捕入狱。年届八旬、气质高雅的秦德君女士对我的父母说,在文革期间,她关在北京秦城监狱整整八年,独自一人关在几平米的牢房里,真是又聋、又瞎、又哑。出狱时,她话都不会说了!……在狱中她被看守从楼梯上掀下来,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拷打受伤的腿这次被摔断了,一直没有康复……后来有人告诉她,原来是康生把她列入一长串“特嫌”名单中了,在劫难逃,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

是呵,文革期间,北京秦城监狱关过许多像秦德君女士这样的大人物,跟他们一生腥风血雨的磨难相比,我这点牢狱之灾又何足为奇呢?

言归纪事。1968年8月27日,我被从号子里叫了出来,还是那位三十来岁的相貌堂堂的公安人员在办公室里等着。他在朝阳分局给我办了手续,把我的工作证﹑“三新”组织部的介绍信和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上访证明等都交给了我;还开具了这40天在朝阳分局看守所吃饭花去的钱和粮票的欠条,嘱咐我回新疆后把所欠的钱和粮票寄给朝阳分局。我当即表示,我不能回新疆,因为我是到北京来告状的,W县“12.6”惨案还没有人过问,杀人凶手还逍遥法外,回新疆W县我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他说,已经做工作了,保证没问题。于是,我们乘北京吉普离开了朝阳分局。他说把我送到收审站,成批回新疆。

到了戒备森严的北京市收审站,也就是那些北京小青年说的“壮宾馆”,首先,每个人都受到彻底的搜身,连裤头都得脱掉!这一招可真厉害:它警告每个进到此地的人,这里是非同一般的场所!自己已丧失了正常公民的身份!

白天,大家排着队坐在棚子底下,听北京小青年常提到的大名鼎鼎的“白站长”的训话。这位白站长是位头发灰白,穿着公安制服的很寻常的老头。他的训话像拉家常,苦口婆心地批评一些小青年的不法行为,既没有政治性的大帽子,也没有讽刺挖苦的口吻,但却给那些为非作歹的小青年留下了令人敬畏的长者形象。

坐在我附近的一位留着长须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四川老头悄悄对我说,他是因为在公园里和外国人用英语交谈而被收审的……

到了晚上,大家排队进号子在大通铺上睡觉,号子的墙上满是被掐死的臭虫的斑斑血迹!新来乍到的人莫不惊恐万状,而看管的公安人员却强调这里没有虱子,言下之意,这里有臭虫是正常的!

在北京收审站呆了三天之后,我们一些人被点名叫到外院,外院里满是公安人员和许多汽车,我们被戴上手铐后上了汽车,被押送到北京火车站。下车后站成一列长队,两边由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列队“护送”我们走出地下通道上了火车。真没想到离开北京还“享受”了这样一种“夹道欢送”的待遇!

上了火车,我们这列车厢还有一半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惊讶地朝着我们这些戴着手铐的特殊旅客们看过来。我这时的感觉是,仿佛自己已经死过一次,现在已经是另一个人了,对于生死荣辱都无所谓了,心境比较坦然。

火车走的是京包线,这条线路人烟稀少,除了戈壁就是荒漠,使人感到格外的落寞。

终于到了乌鲁木齐,下车时,车站挤满看热闹的人,大家争着看我们这样一群带着手铐的特殊旅客,那簇簇目光像看动物园里的猩猩似的。我低着满脸胡须长得很长的头,自我安慰反正无人相识。

注:
(1)小说《牛虻》的主人公。
(2)郭春涛(1898-1950),湖南炎陵县人。“民革”领导人之一。解放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等职,1950年病逝。

第二章 在新疆公安厅看守所的见闻

1968年9月初我们乘囚车到了新疆公安厅看守所,我和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被关进第一号号子,里面已经关着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号子有十多平米,光线暗淡,天花板上有一盏40W的灯泡长亮着。号子里面是一张民族式的木板通铺,约50厘米高,外面是可以活动的地方;屋角是一个尿壶。门上有一个可以开关的小窗口,公安人员可以从这里监视号子里的情况,打饭也在窗口进行,号子外是一个长长的走道,光线也暗。

跟我一起关进来的这位年轻人显得从容大方,他坦言是乌鲁木齐的一名在校中专生,在北京为王金波请命翻案,而被拘押遣返。王金波原是新疆的一名工人,某群众组织的头头,1967年初被打成“反革命”了。这位年轻人坚持认为他们组织和王金波是无罪的,一副大义凛然,绝不屈服的姿态。没过几天,这位中专生就被他们学校带走了。

接着又被关进来一位三十岁的中年人,眉清目秀,皮肤白中透黄,个儿不高。他自我介绍说是陕西汉中人,50年代在部队服役,后因政治问题被判刑到青海劳改服刑,成了职业政治犯了,以后又转到新疆劳改队。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公然声称自己是“职业政治犯”的人!他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信心,对生活乐观,待人和气,身体力行,总是把号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他只住了两天就被叫走了。

新疆公安厅看守所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十分频繁。不久又关进来一个广东青年,他是从伊犁押回广东的。他说,在文革中参加武斗,在广州抢银行,打死人了,逃到新疆伊犁以为没有事了,写信回去被发现而被抓了起来。他十分懊悔地说,如果能够再活一次,他绝不会跟着别人去干那些蠢事。他情绪好的时候,还给我们介绍在广州参加武斗队的情况:每个人每顿能吃五百克肥肉才被吸收为武斗队员;操练时,徒手倒立排着队在操场上行进。说着,他就毫不费力地徒手倒立在号子里走来走去。他又说,他们武斗队员都学了变脸,并当场变了几个脸给我们看:当进攻对方时,脸相十分凶恶,真令人害怕;接着他又变换成被打败时的嘴脸,垂头丧气叫人可怜!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那么一张平常的脸,可以变化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模样来!

这位广东青年没住两天就被带走了。

接着关进来一位五六十岁的胖大农民,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一口新疆话。他说,我是米泉县的户儿家(1),叫到这里来,可能是为了核对盛世才时期关押的共产党员是否有叛徒。因为那时候红卫兵一会儿说这个是叛徒,一会儿说那个是叛徒,燕儿窝烈士陵园里有的墓被说成是叛徒的墓竟被红卫兵炸掉了!他被叫出去提审回来,笑着给我们使眼色:“正是那么回事,我可不能说瞎话呀!”

这位胖大的户儿家用新疆土话说:“解放前,我是迪化市第一监狱的监狱长,第一监狱就在大小十字和大西门之间的巷子里。我的前任和后任都在解放后被枪毙了。我因为对被关押的犯人态度好而没有被追究。我当监狱长的时候,鲍尔汉也关在那里,那时鲍尔汉已经56岁了,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他成天写书,《汉俄维辞典》就是那时写成的。我每天三次给鲍尔汉送科长一级的饭。监狱里还关了许多共产党人,都是大知识分子,鲍尔汉经常给他们讲授俄语。鲍尔汉每天要站在院子里做扩胸运动,”说着,他站起来比划给我们看,两手握拳,两臂平肩前伸,然后用力向后,同时臂肘弯曲到腋下,然后再双臂向前平伸,“这样重复不断地做,要做两个小时!”隔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解放后鲍尔汉当了新疆的主席,还记得我这个早已回乡当‘户儿家’的监狱长,写了张纸条叫我当米泉县的民政科长,我推辞说没有文化,还是回米泉县老家务农直到今天……”

这位“户儿家”被连续提审几天后就走了。

1967年底,年近八旬,须眉皆白的鲍尔汉被挂上“三反分子”的黑牌子,跟一批“黑帮分子”一起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被批斗。198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鲍尔汉和陶峙岳这两位新疆和平解放前夕的新疆军政首脑,都到乌鲁木齐市参加了庆典,此时两人都已是年逾9旬的老人,真是阅遍人间沧海桑田的种种变故了!鲍尔汉在《新疆五十年》的回忆录中,对“三区革命”期间残杀汉族老百姓的暴行还说了几句公道话,比起那些对此讳莫如深的人来说总要强些吧!

进进出出的人就像走马灯似的。唯有那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是常客。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了!

老的叫阿里夫,阿图什人,是塞福鼎的同乡,也参加过“三区革命”。阿里夫说他曾任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因曾同赛福鼎等人参加过伊犁81人叛国会议,被赛福鼎检举并亲自签署逮捕令被捕的。

阿里夫的长相跟一位普通维族老头没有什么不同:圆脑袋,满脸胡髭,一双深陷的大眼睛。只是有时他的眼里会闪烁出困兽的目光,使人感到恐怖。他在情绪好的时候,会回忆当副厅长时到内地参观访问春风得意的时节:在大连吃到最可口的抓饭;在人民大会堂一顿饭就花了一百二十元!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对他们谦恭有礼服务周到……真是津津有味,他的目光也变得和善多了。他说他有七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是铁匠了,这里不许跟妻儿见面,说到这里他就显得烦躁起来,目光也变得阴森了……他对赛福鼎出尔反尔十分痛恨。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调任新疆畜牧厅副厅长了,60年代初就被逮捕了,直到现在1968年9月还没做处理,一直关在这看守所。他悲愤的说,这简直是活活地把人折磨死呀!

那位年轻的维族小伙子,中等个儿,目光犀利,皮肤苍白,显然是在看守所关的时间太长了。他不懂汉语,可见不是乌鲁木齐市的。他对我们汉族人并无敌意,但对阿里夫却像狗和猫不相容,总是相互恶语相加,恶脸相向,令人不解。有时隔壁号子敲墙,这小伙子立刻回敲,并且向我们示意,隔壁又进了几个人,或走了几个人。

一天上午放风回来不久,一位身材壮实、红领章映得满面红光的青年军人把我叫出号子,带到办公室,二话没说,突然挥拳向我脸上、身上打来。我的眼镜当场被打碎在地!从此直到六年多后平反,我再没戴从1960年大三开始戴的近视眼镜!

接着这位青年军人把我的右胳膊从脖颈拧到背后,把我的左胳膊从后腰拧到背后,戴上手铐,送回号子。那维族小伙子看我背上了手铐,用简单的汉语示意我马上哀嚎求饶才会较快解开手铐。但是我发不出声来。

这位长得端端正正红光满面的青年军人,始终没有开口说一句话。我立刻想到苏联电影《第六纵队》中那位成了盖世太保一员的小伙子,啊,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正如汉娜.阿伦特说过的:“……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

我发不出求饶的声音来,我不愿向这些法西斯分子求饶!

怪不得每天上午都从号子的过道传来哀嚎的声音,有时像宰猪一般!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军人的恶作剧叫“苏秦背剑”!

文革期间,这些军人(说明公安厅也被军管了)以“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为借口,对“犯人”施刑时不需要任何理由,不作任何解释,甚至不说一句话,他们哪里还是按照毛主席教导“优待俘虏”的解放军战士?

在新疆公安厅看守所,我被提审过两次。在第二次,那位有些发福的威严的老公安还出示了孙子清同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女郎的合影,——可见我按照在W县流行的传言,到北京法国使馆所找的孙子清的确出了问题,并已被关押!以后好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受到孙子清的牵连而遭牢狱之灾!

直到1980年4月,也就是我平反出狱五年多了,在W县A公社任农机站长时,W县A公社塔书记还陪同两名公安人员到我家询问孙子清是否来过?我当场反问他们:这么多年了,你们尚且不知道孙子清的下落,我怎么会知道?——这是后话。也可见孙子清一直是个迷!

1968年10月初的一天早晨,我被叫出号子,那位在提审时做过记录的瘦削矮小的公安人员等在外面,他递给我一件军大衣,说送我回B州。我立刻提出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他说已经安排好了。于是我们一同步行到碾子沟客运站搭乘班车,我突然一下子像平常人一样来到嘈杂的人间!清新的空气,轰鸣的汽车,熙攘的人群都使我倍感亲切!两个多月的囚禁生活真恍如隔世一般!

这位瘦削矮小的公安人员也穿一件军大衣,并不多说话。他问起过我的大学生活,说他自己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在途中我们跟大家一块儿下车进饭馆吃饭,他买了两份炒面,一人一盘……

汽车飞驰在我熟悉的西行之路,天色是阴霾的,虽然我像个自由人似的坐在班车里,沿途城镇街墙上的“打倒XXX”、“打倒黑XX”之类的大标语已被“革命委员会好”取代,但我感到前景并不乐观,心情也并不舒畅……

到了B州公安处,我随他一同进了办公室,他办完了有关手续,B州公安处的工作人员问他:“人呢?”他朝我指了指,他们又到另一个办公室去了一趟。之后,他又来跟我寒暄了几句,说我提出来的问题已经向他们交代了,接着他要回皮大衣就走了。

从离开北京朝阳分局看守所,办案人员嘱咐我寄回粮票和钱;到离开新疆公安厅看守所我近乎自由的处境,都证明我在法国使门口询问寻找孙子清并未触犯刑律,这至少是在军管条件下那些科班出身的公安人员给我不约而同的暗示!

当晚我又被送到B州公安处看守所一个空单间号子过夜。第二天就被叫出号子,跟从另一个号子里叫出来的周某同戴一副手铐,乘北京吉普回W县。周某也是因为“12.6惨案”逃到乌鲁木齐的。他曾在1967年12月底,竭力劝住在南门的战友加入王金波余党,进驻山西巷食品公司大楼据点,因为据点里有被褥有吃的,许多农民战友为生活条件所迫,还是去了……

北京吉普驰过W县田野,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极力朝窗外望去:在这片边疆的田野上,我曾驾驶铁牛耕耘播种;在这片丰腴的大地上,我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然而文革一开始我却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来又被武斗强迫逃离这里!今天竟被戴着手铐回到这里……在远处奔腾的B河还流淌过战友们的鲜血……

注:
(1)新疆方言:农民。

第三章 狱中噩梦

1968年10月初,回到W县,我就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

W县公安局看守所设在县公安局大院后的一个小院落里,咋一看,如同一处大门上锁的仓库,只是房顶有一个岗哨亭,有一名军人挎着枪站岗。办公室的两名军人带我和周某来到看守所小院,打开锁推开门,小院里有几颗高大的榆树,小院里面的东南边角落是一座厕所,小院南边一排高大的仓库似的房屋分做两个大间,每个大间的双开铁皮们也总是挂着锁,周某被关进西边的大间,我被关进了东边的大间。

东边大间一进门是一个小走道,里面又分三个号子,每个号子也是挂着锁的,我被关进中间的号子。号子一进门是宽约1米、长2米的活动空间,和2米见方、约40厘米高的民族式的木板通铺床。屋角放着一个带盖的尿桶。

号子里就关着我一个人。

在W县,10月份天气已经很凉了。我只穿着7月份从陕西去北京时的白衬衫,两个多月来一直粘在身上,已经肮脏不堪!晚上睡在没有被褥的床板上,我冻得卷缩成一团……

一天深夜,我正在昏睡朦胧中,三弟忽然来到号子里,离地四五十厘米腾空站着,浑身鲜血,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完冉冉飞升而去……

我惊醒了,心扑扑跳个不停,鼻子发酸,泪流不止,我默默地念叨着:现在我们兄弟俩的心在我一个人的胸膛里跳动了,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好一阵我才平静下来。

我在黑黝黝的号子里的床板上辗转反侧……

五个月前,也就是1968年5月初,因为W县1967年12月6日打死了十多个人的“12.6”惨案,依然没有人过问和处理,我们逃亡在乌鲁木齐半年多仍不能返回W县,我受群众组织委托去北京上访时路过哈密,特地去看望六年没见面的三弟。在壁垒森严的哈密专员公署的据点里,我见到了也过着逃亡生活的三弟,他还不满26岁,却已是满脸沧桑!三弟告诉我,因为父亲是右派,他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当小学教员也当不成了。1967年11月铁路上的暴徒竟然跑到农村,在黑夜里对他下毒手,他当场被打得昏死过去……后来寒风吹醒了他,发现自己躺在血泊里,急忙自己包扎了一下受伤的头,连夜跑了七十多里地来到哈密才捡了一条命!他说,现在只在宣传队里充当小角色,演奏乐器混碗饭吃。文革后期准备组建小家庭……此后我上访北京,落难陕西,目睹了文革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灾难……

其时我已身陷囹圄快三个月了,从北京朝阳分局看守所转到乌鲁木齐新疆公安厅看守所,又转到W县公安局看守所,在号子里什么噩梦都做过,当时只认为,这不过是又一个噩梦而已!

直到三年后,也就是1971年11月,因为我恰恰跟在反右时被判刑的父亲在同一个劳改农场,又恰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找到了我,我才得知,三弟于1968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哈密某小学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的炮弹袭击而遇难!

原来我在号子里做的这个噩梦竟是真实的事:三弟灵魂飞升来与我诀别!

一天傍晚,我住的号子关进来一位花白胡子的维族老头,他一进来就低头坐在床沿,摆弄自己的一双大手,并不开口,他的脸上还留着被抓破的伤痕。他会一些汉语,说他叫阿吉,但不说自己是为啥被关进来的,却总是一副低头认罪的模样。没多会儿,军人把他家送来的一套厚实的被褥甩了进来。

翌日,我向军人要了纸笔写了便条,索要在县拖拉机站的被褥。没过几天,军人就甩进来两床网套两床线毯,和一套旧棉衣,——都是我因躲避武斗离开W县前留在拖拉机站的衣物。从此我就不再挨冻了。

这天号子里又关进来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维族青年,他上身穿了件民族式的黑棉袄,里面却是件单衣,下身是单裤。他惊魂甫定,一副心神不安的模样。他的汉语讲得不错,他说他的爸爸是个大阿訇,到沙特阿拉伯朝过圣,文革以来被整得死去活来,一家人都跟着倒霉……他从伊犁朝慕士塔格(1)跑,想逃到苏联去,山上河水冰冷刺骨,他变得像狼一样凶狠,还是被牧民抓住了……说到这里,他摇着头皱着眉连声叹息:“咽阿拉,咽阿拉!呼达爷脱凡!(2)”不久,他就被押送回伊犁了。

军人突然哐啷一声打开门,叫阿吉抱上被褥出去,花白胡子的维族老头很麻利地抱上被褥走了。接着就关进来一位身穿黑色条绒皮衣的高个儿,他长得高颧骨像蒙古人,但能讲流利的维语。他说,他是达乎尔人,叫亚西卡,在某大队水磨上干活,跟一个洋缸子麻搭上了(3),经常挨批斗受不了啦。他表弟瓦斯卡是粮站干部,也犯了男女作风的错误,怕挨斗,两人决定逃到苏联去,每人骑了一匹马,还带了许多馕,但在北山被抓了……

有时候下午放风时,所有号子的二十多个人都被叫出来,在院子里站成一排,互相见了面,还悄悄地互通案情。

我们隔壁西边号子也关了三个人,总带着脚镣的大个子叫张全林,江苏人,皮肤白里透青,说明关的时间不短了。他带着贝母铲和理发推子到山上挖贝母,越境到了苏联,在苏联生活了一段时间,又被抓起来审查后遣送回来了。在提审中问他,在苏联审查时问了他什么问题,他如实回答说,问过边境上有多少解放军。其实他又怎么能知道边境上有多少解放军呢?但仅就这一条,在当时他就够判死刑了,——这已是“叛国罪”而不仅仅是“外逃罪”了!所以他被戴上了脚镣。

“逃苏”的人被抓回来,一般都会判十年以上的重刑!可是当时“逃苏”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隔壁3号号子有一位白得微肿,个头不高的河南小伙子,一副拘谨畏葸的模样,是某公社的社员。夜里跟新婚不久的老婆吵架,他顺手抄起床下的一个榆树木墩朝床那头的老婆摔去,他老婆当场昏死过去;他吓坏了,连夜把老婆背到戈壁干沟里撂下,自己逃回家来,第二天他老婆果然死在戈壁干沟里了。人命关天,他已经被关了一年多了。他的岳母带了小姨子到公安局来要求释放他,说是他女儿的错,让他回去和他小姨子再结婚。——人间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啊!

隔壁3号号子的第三位“同犯”也是最近才关进来的,中等个儿、方脸庞大额头,四川人,据说是在山上牧区私自行医,行迹可疑被抓的。

东边隔壁号子关的是两名妇女。一位是红旗牧场的江苏妇女,因为两个姘夫争风吃醋,年老体弱的姘夫把年轻力壮的那个杀死了而被关。另一位是某公社的甘肃妇女,因为跟亲弟弟通奸乱伦被丈夫抓到而被关。放风时虽然看不到她们,她们的案情却跟其他人的案情一样不胫而走。

西边大间的十来个人我只认识杨连生和王凤歧两个(周某已不在)。他俩在1967年时画毛主席巨幅画像,在W县颇有名气。那时各派群众组织游行都要扛出巨幅毛主席画像以表示忠心,所以他们很受欢迎,从县城一路画到各公社、牧场。他们是以伊犁某工艺美术社的名义来进行这项受人尊重又十分热门的活动的。杨连生负责绘画,他是开封美专毕业的;王凤歧则负责业务联系。

他们倆在看守所也显得与众不同,毛料制服,呢子大衣,整整齐齐,神态自若。杨连生高挑个儿,眉清目秀。王凤歧中等个儿,举止潇洒。

他两在M公社作画时,杨连生勾引了一位当售货员的哈萨克姑娘;王凤歧则勾引了一位蒙古族少妇。恣意作乐之后,他俩想甩掉她们回伊犁去。谁知这两个女人都鬼迷心窍,以为是真遇到了白马王子,结伴弃家骑马来追他们,欲与他们共赴朝思暮想的花花世界!被她们的家人发现并告发了,这两个骗子才双双落网!“诈骗案”才败露出来。许多单位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也被收到公安局来了。

轮到他们上厕所从我们身旁走过时,杨连生向我点头微笑。王凤歧则悄声对我说:“保重身体!”我的内心顿时感到热呼呼的!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还有什么话比“保重身体”更简单扼要,含义深刻的呢!

西边大间的十来个人中也有一个人带着脚镣,显然是不久前跟那位江苏女人一起关进来的杀人犯!他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身体瘦弱,深陷的双眼闪着凶光,从他例行向在房顶上站岗的军人高喊“报告班长,我解手去!”可以听出也是江苏口音。

看守所每周都要大检查一次,这时十来个军人如临大敌般来到院内,有的站在墙边,有的顺手劈几根榆树条提在手上。由值班的队长挨着号子开门高喊:“抱着被子出来!”大家跌跌撞撞出来,二十来个人站成一排,被褥甩在自己脚下,军人们过来挨个儿搜身,踢开被子检查。一位甘肃口音的军人问那位白得微肿、个头不高的河南小伙子:“你是什么犯?”河南小伙战战兢兢地回答:“把老婆打死了!”那军人抡起手上的榆树条,朝他劈头劈脸边打边骂:“打死你个杀人犯!”一位蒙古族军人对一位矮个儿四川人搜身时问:“结婚了没有?”答:“结了。”这位蒙古族军人劈头盖脸打了他几巴掌……

每周大检查时,人人自危,保不定就要挨一顿毒打!

在一次大检查时,大家都按口令立正站着。一位军人发现西边大间新来的宋平福,歪着头,叉开左腿,满不在乎作稍息状,快步走到宋的跟前,问:“你是什么犯?”答:“男女关系。”那军人朝宋左腿猛踢两脚,吼道:“站好!流氓犯!”宋平福狠狠地瞪着军人,左腿收拢了,右腿又叉开了,仍作稍息状。军人只得走开了——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震动!这名普通社员的行为给我这个从小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书生以很大的启发:在逆境中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也不要吃眼前亏;在严酷的条件下,要保持冷眼看世界的心态。

宋平福也曾从公社生产队抽调到县拖拉机站当学徒。文革初期我遭到批斗时,他曾站出来说:“不能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是牛鬼蛇神。”……后来他同另外几名学徒被送回公社生产队了。

宋平福在看守所没呆多久就走了。

早在1968年8月份的时候,W县公、检、法机关全面实行了军事管制。在1968年11月下旬,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决了一批犯人。其中张全林以“叛国罪”判了二十年徒刑;亚希卡以“外逃罪”判了十五年徒刑;瓦斯卡以“外逃罪”判了十年徒刑;杨连生以“诈骗罪”判了五年徒刑;王凤歧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八年徒刑,因为他除了“诈骗罪”外,在伊犁还是反革命组织劳动党的成员。

20世纪60年代初就听说有个劳动党,因不满现行制度,在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中间发展着,活动范围很广。杨连生因为告发王凤歧是劳动党骨干分子有功,被从轻发落了。

注:
(1)维语:“冰山”。
(2)老天爷保佑之意。
(3)新疆民间约定俗成的混合语言,意为“跟一位妇女有了不正当的关系”。

第四章 盲流医生的悲歌

1968年12月初的一个下午,我被调换到西边大间最西头一间号子,这是看守所唯一的大号子,约有20多平米,有两排民族式的木板通铺床,中间是一个走道,安放着一只可以烧柴禾的长方形的铁皮火炉。东面墙的高处是一扇小玻璃窗户,外面有铁栏杆,可以听到军人沿着台阶上下房顶换岗的声响。房子中间的顶篷上有一只灯泡,但经常不亮。

我来到6号号子的时候,里面只有五个人,显得很宽敞。南面那排通铺床的东边挨墙角落处正好空着,可能原来在此处睡的人离开不久,我抱着被褥往墙角一摊,坐下来休息。只见北面那排通铺床的中间,坐着那位带脚镣的杀人犯。他那双深陷的眼睛朝我不停地打量,大家叫他“老病鬼”。和我正对的北面通铺床墙角睡的四川老乡,也是才从3号号子调换过来的。他穿着一件黑条绒棉袄,留着背头,略有些秃顶,浓眉大眼,直鼻方腮,连鬓胡子,双手拿着一块手帕搓来搓去,琐琐碎碎忙个不停。南面通铺床上一位光头青年背着手昂着头在通铺上度来度去。还有一位高个儿蒙古青年正专心致志地用玻璃刮脸。

“听说你是县拖拉机站的技术员,还是大学生呢?”在中间走道那位有些发黄发肿的四川青年笑嘻嘻地向我打招呼。他的四方脸上眉眼端正,身材也壮实。

“你怎么知道的?”

“是王凤歧、杨连生讲的。他们判了刑才离开这里去劳改队了,可以吃上饱饭了。”接着,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何森,是县红旗牧场的职工。”停了一会儿,他慢条斯理地说:“王凤歧他们是军管组判的第一批犯人,县公安局从8月份就军管了,G局长他们都进学习班了,只留用了三个人:侦缉股的田股长,小翻译李奋一和女收发员。现在军管组的组长是军分区派来的 苟干事,就是在查号子时背着手站在一边的一位矮小的年过五十的军人。他来了以后让所有的犯人都去澡堂洗过澡,不过也就那么一次。他还让犯人按号子到院子来理发,我当理发师,由伙房供应洗头水……”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会心地笑着说:“苟干事是信任我的,这以后我就常被叫出去干活了。”

何森还说,军管组的成员都是从驻军中抽调的排级干部,我们都得叫队长,听口音多是河南人,或湖北人,个个长的年轻英俊。负责开门叫人的那位喳喳呼呼的队长本性李,因为个头小,背后人都叫他小队长,他嗓门大爱喳呼,可从没动手打人。有位姓D的队长,平常很少开口,负责提讯,据说很有能力……”

下午四点钟开饭,照例由“小队长”挨着号子开门,所有号子的人都出去在院子里排成一行,把饭碗也排成一行放在地上,由那位面目很凶的麻脸大师傅给每只碗里舀上一勺有一些油花的菜汤。按号子去厕所方便后,由大师傅从筐里给每个人发一个玉米窝头,再端上自己的饭碗回号子。然后每个号子出来一个人,在院内抱几块劈好的木柴,回号子烧火过夜。

傍晚的时候,号子门一响,一名“同号”进来,走到对着门的南面通铺的西边墙角,坐在铺上。他白天出去给公安局干活,可以吃饱肚子,晚上回号子睡觉。他就是H公社的木匠王培增。他的长子曾是我站下乡代耕的拖拉机上的农民农具手。当他得知我就是当年机耕时,在他家吃住过的程技术员时,当场流下两行清泪,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可见我被关押几个月后蓬头垢面,面色青黄,大变样了!

入夜,高个儿蒙古青年木孔把木柴塞进长形铁皮炉里点着后,高声说:“卢医生,唱‘好酒’吧!”

和我正对的北面通铺床墙角睡的四川老乡,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就用四川腔唱起来:

好久没到这方来
这里的树木长成材
青山绿水依然在哟
凉风悠悠噻,吹哟过来——

何森跟着轻声唱了起来。

那位总是背着手昂着头度来度去,一言不发、傲视一切的光头青年,也跟着轻声唱起来,原来他也是四川人,叫郑华,大家叫他老郑。

大家唱完《好久没到这方来》,何森又提议:卢医生,唱《江南之恋》。

卢医生接着唱了起来,大家也轻声跟着唱:

我家在江南
门前的小河绕着村庄
在那繁花绿叶的城池
我懂得怎样笑怎样歌唱
啊——江南……

炉火在漆黑的号子里闪烁,大家唱得那样认真,那样投入,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身陷囵圄,失去了自由……

这首优美的歌让我想起了童年时在青山绿水的湖南故乡的日子,想起了解放前后全家在繁华热闹的上海的生活,想起了在乌鲁木齐读中学念大学的黄金时光……而今,却莫名其妙地成了阶下囚!

在暗夜里,大家可以听到房顶上站岗军人的脚步声,也可以听到换岗军人从墙角上房的脚步声和交谈声,但是军人似乎并不理会号子里的歌声。尽管这号子是由很厚的土块砌成的,但那扇小小的窗子或许还是可以透出歌声的。

早上九点左右是第一次放风,由管教队长挨着号子开门,值班员提着尿罐倒尿,其余的人拿着饭盆走出号子,把饭盆按次序摆在地上,站好队,按号子轮流上厕所,由麻脸大师傅负责打好饭,再端饭回号子。王木匠放风出去就到外面吃饭、干活去了。

早饭是一盆玉米糊糊,大家吃饭时很专心,往往吧饭盆都舔得干干净净的。只有老郑对舔饭表示不屑,显得与众不同。

何森把饭盆舔的干干净净之后,对我说:“国家规定,看守所的犯人每天只给425克粮食。多吃不行,吃饱了你就不考虑自己的问题了;少吃可以;不吃不行!你不吃就是绝食,就是对抗政府,要撬开嘴巴,灌!”他那被关得发黄发肿的方脸上显露出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

大约十一点左右,喳喳呼呼的小队长“哐啷”一声打开号子后,叫老郑出去;老郑出去后,号子的门立刻“哐啷”一声挂上了锁。

何森立刻告诉大家,现在叫人出去是提讯。接着又介绍老郑的案情:老郑是红旗牧场五队的农工,也是前几年盲流到新疆来的,是造反派的头头,仗着出身好,有点文化,嚣张得很!有人揭发他,几年前他曾说过江青过去在上海是二流演员,名叫兰苹,——公然侮辱敬爱的江青同志,沾上了政治问题,这下子够他喝一壶的!不比我们……

卢医生很认真地说:“江青过去是演员噻!”

不到一个钟头,老郑回来了。他还是一句话不说,背着手在走道里度来度去。

何森跟老病鬼交谈着什么,老病鬼的生硬江苏话很不好懂,只得听何森对“老病鬼”说:我可是打心眼里看不起红二司(1)观点的人……

话声末落,老郑正好度到何森跟前,老郑伸出右手,用食指指到何森脸前:说话干净点,红二司观点的人怎么你了?

何森伸手一挡,说时迟,那时快,老郑一拳打到何森的脸上,把何森打倒在床上……何森伸手一摸,嘴角流出血来。何森坐了起来,一边擦嘴角的血,一边喃喃道“好!你打得好!大家作证,我没有还手。”

老郑背着手,依然在走道里度来度去……

卢医生知道我是大学生、技术员后,主动跟我搭话。他自我介绍说:

我姓卢,虎头卢,名叫先林,四川人。1954年重庆医专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县当医生。因为解放前出身名门望族,自然是“家庭出身不好”噻!恰恰在“反右”期间,我又出了一次小医疗事故,单位上要批斗我,给我戴“右派”帽子,我就跑到新疆来了……
在新疆当盲流,我多次被四川老乡“坑”了,真是老乡“坑”老乡,两眼泪汪汪!
再说,我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医生,怎么能到生产队跟农民一起去抡砍土墁挣工分呢?……
于是我就跑到山上牧区给少数民族牧民看病。山区牧民淳朴善良,我在那里行医如鱼得水,还学会了哈萨克族语言……
文革以来逃苏事件增多:W县哈族副县长帕孜尔因为被指里通外国有逃苏嫌疑遭到批判而自杀了;M公社哈族副社长朱马别克也因遭到怀疑而逃苏了;还有一些汉族老乡也逃苏了……我作为一名汉族盲流医生竟然在边境山区牧业队非法行医,自然受到怀疑;今年春天我就被派出所关起来审查过,多亏牧民们联名签字把我保了出去。

说着,卢医生从黑条绒棉衣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牛皮纸,展开来,上面签满了歪歪扭扭的蒙文名字和哈文名字!

过了一会儿,卢医生习惯性地掏出一块手帕来,双手搓来搓去接着说:社会上把我们这些人叫盲流,维语和哈语叫做“卡尔努甫斯”(2)。可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旅行者,一名旅行的知识分子,一名旅行的医生。
十多年来,我在山上牧区独自行医,这里根本就没有医疗设施和医疗人员,打针、司药、简单的手术、接生婴儿、甚至治疗癌症,全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随叫随到,服务到家。因此,牧民老乡对我也很好……
有一次牧区的一位蒙古族妇女难产,正在危急的时候,我刚好赶到那里,把婴儿顺利地接生下来。婴儿的祖母非常感动,在一次他们大家庭聚会时,庄重地说:“卢医生是我的汉族儿子,以后他到我们牧区来,你们都要给他饭吃!”
少数民族同志热情好客,很讲义气的。比我那些盲流老乡强多了!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位蒙古老奶奶的另一个孙子当上了B市市长,他遵照老奶奶的教诲,热情款待从重庆来B州故地重游的卢医生一家。两家人来往如同亲戚一般。这是后话。

卢医生深深叹一口气,继续说:我独自一人,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十多年了!从没回过四川老家,也没能给老母亲什么帮助,唉,实在惭愧得很!像我们这“卡尔努甫斯”的身份,连找对象,组建家庭的事想都不敢想!

卢医生说到这里,勾起了各自的心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还是卢医生接着讲他的经历:

在医专毕业前夕,一位女同学向我表达爱慕之情,我却言不由衷地说,另一个女同学也对自己有意思……结果是鸡飞蛋打……
在上医专时,自己是学校歌咏队的成员,经常登台表演的,现在嗓子不行了,唱的老歌也不合时宜了……
我从中学时就开始写诗,不过都是写给自己看的也不大合韵律的,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我在牧区行医时,骑着自行车,独自驶行在赛里木湖畔,湖光山色,风景如画,我会忘记自己是孑然一身的“盲流”,我会忘掉人世间的愁烦,也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我记得是:

哦,赛里木湖
一个温馨的梦
一个绿色的梦
松林如墨
草原如茵
远远近近的牛羊
融入了绿色的风景
唯有山风徐徐,波光粼粼

哦,赛里木湖
一首恬静的诗
一首蓝色的诗
长天如洗
湖面如镜
背井离乡的旅人
沉浸在兰色的梦境
唯见天山巍巍,湖浪轻轻

下午放风的时候,大家端着碗回到号子;过了好一会儿,何森才端着碗回来。

大家吃完晚饭,老郑被队长叫出号子,过了很长时间,他被带着手铐回到号子。

大家都认为是何森向队长告了老郑的状。

当晚谁也没有心思叫卢医生唱歌了。

老郑被拷了几天,手腕被拷烂了,以后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单调而又乏味地在号子里流逝。

木孔是县食品公司的牧工,也是因为平日犯了些生活上的错误,文革以来常挨批斗,打算逃苏而被抓进来的。

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木孔也跟老郑打了起来。木孔也只二十来岁,高个儿,身体壮,交手没几下,他就被只有一米六几、精瘦的老郑打得鼻嘴流血!大家把他们拉开了。木孔一边用手擦脸上的血,一边“耶啊拉”、“耶啊拉”地叹息,斜眼看了看老郑,没有再还手;也没有在放风的时候报告队长。因为在号子里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同号之间发生矛盾,甚至打架,是不能报告队长的,这叫江湖义气。木孔虽然是蒙古族,汉语也会得不多,却遵守了这个规矩。

到了晚上,还是木孔要求卢医生唱“好酒”。

卢医生很爽快地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就用四川腔调唱起来;

好久没到这方来也——
这里的姑娘长成材……

大家也不约而同地跟着他一起唱。

唱完《好久没到这方来》,卢医生说,这回我唱几首苏联老歌,好多年没唱了,歌词都快记不得了,清了清嗓子,他又唱了起来:

野火在迷雾中闪烁
火星熄灭在空中
临别时请你把我的围巾
打一个结
……
明天那个雄鹰来
把我胸前的结打开
明天总有一个姑娘
爱上你这亲爱的人…
接着,卢医生又唱了一首苏联老歌:
顿河的哥萨克
饮马在河流上
有一个少年痴痴地站立在门旁
因为他在想着怎样去杀死他的妻子…

号子里一片漆黑,只有炉火闪闪烁烁,大家都静悄悄地听卢医生唱歌。

这几首苏联歌触动了我麻木已久的神经,使我想起了女人,想起了在疯狂的1967年我遭遇的桃花运,以及我这个“先天的罪人”的必然的悲剧结果!想起了女人的多情和绝情……

一天早晨,小队长哐啷一声打开门,叫王木匠出去干活,同时示意何森也出去。老病鬼趁机用难懂拗口的江苏话,报告队长,要求看病,接着叮叮当当挪动脚镣,转过身来,脱下棉衣,给小队长看他背中间的一个脓包,小队长没有做声,哐啷一声扣上了门。

老病鬼骨瘦如柴,两眼深陷,面色青黄。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一来就请求看病,就那次大检查,向苟股长报告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我得了骨结核,脓包慢慢向下发展,已开始流脓了。”

老郑知道我也是“三新”(3)观点的,立刻跟我亲近起来。他对我说,自W县1967年“12、6”惨案后,老保仗着当权派撑腰,打压围攻我们造反派,大会小会批斗我,把我打的死去活来,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会跟他们拼到底!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后来他们借口有人揭发我在几年前说过“江青就是二流演员兰苹”,把我抓到这里来了……前两天,那个姓D的晚上提审我,硬要说我还有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罪行没有交代,态度极不老实,并用手铐铐了我几天……

傍晚,何森和王木匠回到号子,何森眉飞色舞地对“老病鬼”说,今天县中队会餐,他们在外面干活也吃到了羊杂碎。还说,原公安局的G局长到州上去学习之后,回来也参加了军管组的工作,他可是从北京下放的能力很强的公安干部呀!

入夜,木孔站在门边朝着门缝跟5号号子里的人对话,接着,他对卢医生说,5号请他唱“好酒”。同时,5号的人又是敲墙,又是敲门表示欢迎。

卢医生爽快地站在门边,对着门缝大声唱了起来:

好久没到这方来吔——

卢医生唱完,5号也有人唱了一首歌,但是听不清楚,效果不佳,只得作罢。

何森叫卢医生唱《江南之恋》,大家都跟着唱起来:

啊,江南
春二三月 莺飞草长
牧女的春恋在草原荡漾
啊,江南
仲夏的微风吹醒了大草原
殷红的渔火烛照江滩
啊,江南
秋水呀共长天一色
晓风残月轻拂着杨柳岸
啊,江南
阵阵的西风带来鹅毛雪
冬日的晚上围炉叙谈
……
别离时我们都还青春年少
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

唱罢,黑魆魆的号子里,大家又沉寂了许久,或许是歌声触动了每个人的心弦,让人想起了家乡,想起了美好的岁月……

老郑悄悄地对我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老家:草长莺飞,渔火殷红,长天秋水,晓风残月……家乡好是好呀,可是“三年困难时期”却饿死了那么多人!我的弟弟和奶奶就在哪时候饿死了……七岁的弟弟临死之前,说:“阿婆(4),我想喝口米汤……”家里那时哪里有米呢?弟弟说完就死了。现在想来真叫人心疼哪!不久,奶奶也饿死了……那时在田头地里,东倒一个,西歪一个,都是饿死的呀!我跟着一帮年轻人盲流到新疆来才捡了条命!我盲流到新疆七年多了也没有回去过。自己成了家,也很少给家里汇钱……

1968年12月下旬,我到W县公安局看守所近三个月了,总算被提审了一次,就是那位身着军装,红光满面,横眉冷目的D队长提讯的。

D队长走过场似地问了一遍:到北京的经过,跟孙子清的关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老实交代等等。

我又如实重复了一遍。

我抓住难得的机会说:都五个多月了,我的问题也该调查清楚了,怎么还不处理呀!

我看到G局长在里间办公室。

D队长横眉冷目,一声不吭地把我送回了号子 。

一天,何森又被“小队长”叫出去干活了,我向“老病鬼”打听,何森是因为什么被关进来的,他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呀,不但知道每个人的案情,就连公安局的内部情况他也知道似的!

“老病鬼”用江苏方言诘屈贅牙地说:何森在外面也是这样,就是爱打听,会分析,能说会道,食堂麻子大师傅也是我们红旗牧场调来的,他们谈得来。何森这小伙子见啥人说啥话,不吃亏,就是有“三只手”的毛病,这回是偷了场部俱乐部的幕布被抓进来的……

傍晚,王木匠和何森干完活回到号子,何森对“老病鬼”大声说:“今天队长们打牙祭,我和王木匠也吃到了羊蹄子!”他看我跟老郑正谈得投机没有理会他的得意,故意更大声地说:“我打听到一些情况——”

说到这里,何森突然不说了,卖个关子,果然大家也都安静下来,“老病鬼”追问道:打听到什么情况啦!

何森故作神秘地说: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和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分析,像我们这些一般问题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关些日子也就放了;如果沾了政治问题的就没那么简单,不关死在牢里,也难得出去了!

何森的这番话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刻薄和恶毒的,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一气之下,也非常刻薄地用当时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中常被引用的斯大林的话,回敬他:“鹰飞得再低也是鹰,鸡飞得再高也是鸡”呀!

这一招还真灵:何森当场气得脸色惨白,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何森被关了半年多之后释放了;我和老郑这些“政治犯”,在W县公安局看守所被浑浑噩噩关了一年多之后都被判了重刑:老郑因“恶意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被判刑15年,我更被冠以“叛国投敌”罪判刑13年!

若干年后,我们这些“政治犯”又都陆陆续续平反了,恢复工作了……听说何森依然在红旗牧场,我们却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或许他也不好意思再见到我们这些注定要被关死在狱中的“政治犯”吧!这是后话。

注:
(1)即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全疆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绝大多数属于该组织。
(2)直译为“黑户”。
(3)即新疆红二司、新疆工总司、新疆农总司的统称。
(4)四川话“奶奶”。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