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艰辛的家庭（一）
本节记述从1966年冬天与她相识、1967年成家到1978年冬天到阆中师范学校任教为止的十二年间（从30岁到42岁）的生活。
一、恋爱与结婚
从1966年冬天我们开始认识以来，每天收工后我都盼望着快快地回到家，匆匆地吃过晚饭，就望着门口，希望她的身影能够到来，有时一连两三天，她天天都会来，但也会有一连几天都不见她来，来时多数是她独自一人，也有时是她和同伴许永莲一道来玩，我们在一起多是谈谈个人的往事，也有时是讲些当时人们传说的街市新闻，都是我的话多，她的话少，这样我们一天一天互相了解了，我只感到她比较单纯、扑素，从不好吃穿，听说是因为在邮电局工作时，拿了包裹中寄的饼子而犯错误受处分的，在那时节生活紧张的年月拿点吃的东西，已是常事，共产党对轻罪重判，甚至无罪加判，都是尽人皆知的正常现象，老百姓对遇上了这种事只能自认倒霉了，有什么办法呢，有冤无处伸，不讲还稍好点，若讲了落个“给社会主义抹黑”之罪，谁受得了呀，只好“向前看”了，我不仅从不提这些事，而且尽力回避，只感到她十分忧郁，总是设法往好处想吧。她对我也是如此，因为在当年鸣放时，她也当过积极分子，去动员别人讲话，后来，她看到有人讲了买锅魁还得排队的话后竟被斗争的事，深感不安，便不愿去了。那时街上闹革命十分热闹，我有时也跟着去看过热闹，但她却从不去看。这个冬天修缮社革委会带领群众造反，获得批准招了一批男女青工，我小妹贺淑群也被招进来学木工，这一批青工非常单纯可爱，她们把我叫“贺师傅”，更多时叫为“贺孃”。1967年春天我俩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样我母亲才托了同街住的好友殷瑞兰（我们称她为马大孃，与子华的母亲同是丝厂退休工人）作媒正式向她家求亲，因为我方条件太差了，自然没有得到她母亲的同意，这使我十分伤心，但她却表示了同意，这又使我有了希望。我俩还是好了下去，并且更加密切地往来，开春后还常到江边去散步，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这年3月9日，是我们恋爱路上一个永远的纪念日，那万分激动的期盼、渴求、恐慌、惊奇与颤粟使我们终身难忘，从来也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在耳边听见她轻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从此，我灵魂深处时时都映着她的影子，次日，神情恍忽地等了她一天，傍晚见到她有一个异样地感觉，我们变得不可分离了。
后来在南门口供销社花26元买了一张三抽柏木条桌，工艺粗糙但却结实，将其暂寄放在修缮社（我们的家还没有地点呢），为我们的家置办的第一件“家产”（它一直保留到94年儿子结婚时），后来，抽休息时整修了旧街门，得了一点无用旧木，又东拼西凑一些，请同社木工谢秃子做了一个单门小衣柜，这就算是为我们的家置办的第二件“家产”（它一直保留到现在），这时我同何朝发一起正承接了文成东风社的工程在做，只有每半月才回城休假一次，趁休假时7月2日我们到城关镇民政领取了结婚证书（只付证书工本费一角七分，办理人是王国成），此后又花了52元在日用品木器社买了一张车棍子双人木床，这就是为我们的家置办的第三件“家产”了（它一直使用到96年以后）。
现在最犯愁的是四处找房子了，我家原有住房机房街的早卖了，上华街的被合营副食品商店占用了，现住的是李家的又被日用社换到这儿的两间住房也不够住，为此父亲去找过副食品商店，他们曾指过下新街马胖子酒店后一间公厕旁的小房，看了一下，实在不能住。后来，又去找了修缮社，修缮社有个石工叫孙绍正，两夫妇住的是妻子娘家马家留下的位于中新街的一间自有房，妻子在阆中丝厂工作，65年阆中丝厂支援云南曲晴，他们全家都去了，便将此房让给了修缮社，修缮社就安排了农村工人杨兆云住，此时文革中混乱，工程稀少，杨兆云早回了农村家里，此房便空着，我去向社里说后，社里便同意了租给我此房居住，但是这空房的开门钥匙还在杨兆云那儿，我们要用房子，就必须到距城六十多华里的朱镇的杨兆云家里去拿钥匙。
1967年夏天阆中特别热，7月份最热，这时我们正在文成东风社修厂房，工程正进行到屋面铺瓦，必须抢在大雨之前完成，每天冒着烈日在这东河口河滩地的屋顶上战斗，这并不小的工程，又只有我与何朝发两人（因为那时活不好找，不愿把人找多了，两个人干，可多干一些时间），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人都晒得又黑又瘦，但却很高兴，因为可以挣到点饭钱了，忙碌到7月底终于可以歇口气了，何朝发患眼疾，我脚生疮，从8月1日休假起，我们便停工了（一直停了二十天），在家休息。她母亲是坚决反对我们的婚姻，从7月31日起就不同意她在家吃饭了，她就交了钱粮暂且在我家吃饭。这使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安身之处，到8月12日我脚也早好了，于是我俩决定一道去杨兆云家里拿钥匙，天亮就出发，背上一个从她的朋友夏秀芬处借来的铝水壶过江往朱镇，沿途青山绿水，两人结伴快乐地前行，时而把水壶递过去她吸一口水后，又递过来给我吸，就这样不停步地走了六十多华里，中午时分便找到杨兆云家里，取了钥匙这后，稍事休息便告辞，出来之后才觉得该吃点东西了，便到朱镇场上，找了食店吃午餐，在这里还意外地吃上了久违了的香肠，饭后高兴地抓紧向回转，这太阳下山可真快啊，赶到马哮溪渡口天刚黑了下来，要是平时这时也还可以过江，可这天城内武斗激烈，早就封了渡，说好话也不行，我们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思，顺着河边向南津关渡口走去，这才感到了格外疲乏，到了南津关仍然过不了河，这时因武斗紧张，社会特乱，一男一女更不敢在外久留，在南津关街上一户户地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个唯一的旅店，是在一间理发铺的内间，这时理发铺内什么东西都收拾走了，只剩下两把木椅，从此间穿过，到后面半间就是旅店了，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大木床，床上草垫上铺着席子，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洗脸等只能到江边去进行，好在这是夏夜，我俩就在此过了一夜，付给住宿费四角。这可以说是我平生住过的最简陋的旅店了，次日天刚亮我们便到河边洗了脸就上船过江（这是当天过江第一船），待船一靠岸我俩上坡就到了中新街去开门，进门后把室内一张竹凉板打扫干净让她休息，我便回家去弄饭来吃，然后自然是忙着打扫、搬家、布置起来，东西不多，很快便搞好了。
次日，1967年8月14日我俩就在这儿结婚了，这天我母亲称病休息去了，她母亲一开始就不答应这门亲事，可以说已为此将她逐出家门，她只用一只背娄将她的被子和几件衣服背了出来，我家四弟帮我搬了家还去买了一张票的肉（那时肉是凭票供应的）来做了午餐，小妹淑群也同修缮社的青工们来表示祝贺，修缮社的干部和工人们也来了，还送了一些喜庆的画图，我们也只有一些烟茶、糖果招待，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条件下，这也是很可以了，不多的亲友们也送来了一些纪念礼物：马大孃送了花搪瓷汤钵，邵群华送了一对花搪瓷杯子，杨医生送了两对花玻璃茶杯，两个姐姐合送了被面，四弟还送了一床棉絮……，真是礼轻人义重。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自己的家
阆中城南门外，沿嘉陵江有一条民国时期商贩云集十分热闹的新街，从南门口向西叫上新街，向东叫下新街，在下新街中部有一条向南通江边的小巷，长不过五十米，宽不过两米，两边都是一间间密集小铺房，从前这些小店铺十分热闹，这就是中新街，到六十年代，这儿已没有一间店铺了，都一家家住着些穷家小户，我的刚成立的家就在此巷中间门面朝西，这原是马高德家一间铺面后由其女继承，其女迁云南后，此房便让给了女婿所在单位阆中房屋修缮社（该社就在中新街口的下新街上），我又从修缮社租来住的。这个家，只一间房，宽约三米，长约九米，隔为三段：前段靠街长三米多只放了一个水缸、水桶及杂物等；中段长三米多上面有木楼板，楼口处有一方孔安上两片亮瓦就是采光了，这就是我们的居室，刚好放下一张床，床上蚊帐架上有一张木板可放衣物，床下架有一张木板可放鞋子，床边放一三抽长桌子，这桌子靠床一端就当床头桌用，靠外一端正好在亮瓦下，就作餐桌用，站在这餐桌上刚好可拿取楼上放的引火柴禾，床的另一边即进门处便放着小衣柜，上面刚好重着放两只小箱，另外有一把椅子、一个长凳，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后段长不足两米，实际上是从原屋后接的一点作厨房用的小房，再出后门就是一个宽仅二尺的长长的可通江边的夹壁水沟，门口有一张石板在水沟上，各家在沟边自隔一个小坑作厕所（我家没有就权用邻居的）。
结婚后三天我就不得不去文成上工了，我走后我母亲就不同意子华在她那儿吃饭，好在后面有现成的厨房，我们去买了锅碗，她从文成背回些柴禾，就开起伙食来，为了节省我走后她常每天作一次饭分两餐吃。文成的工程完工后，67年冬天，何朝发、陈兆勋和我三人又在文成前面的东兴包了一个小工程，这时她在城里也没活了，便和我们一道到东兴去做工，这是位于清澈的东河边上的一个风景秀丽的水码头，我们在工棚里住，她就只好借住在场上一个大娘家里，在公社食堂吃饭，每餐虽是酸菜红苕，但却有米饭萝卜，吃得很香的，有一天下大雨了，没办法干活，我俩竟一鼓劲冒雨跑了近四十华里回到中新街家里，这是我俩的家啊！这年冬天她怀孕了，过年前我俩去看望她母亲，她母亲也接纳了我们。双方的母亲都高兴地盼着她们的第一个孙儿呢，新年过后实在不好找活做，只得到西门外去修河堤，这多是石匠活，我们就是去背水泥，从城内张飞庙把一代50公斤水泥背出西门外河堤工地约一公里多路，途中无处停歇，对一个孕妇来说实在太吃力了，没有干多久，我们只好离开，后来我找到了丝绸电厂的计时工活，五月端阳节过后阴历五月初十，1968年6月5日中午我下班回来她就腹痛不已，连忙送到县人民医院，就住院了，到下午8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便出世了，是个声音洪亮的男孩，早就给他取下了名字贺嘉松，嘉陵江边的劲松，这是父母对他的祝愿与期望。
这时文革中双方打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我只忙着上班，下班回家快乐地忙家务，两边的母亲也多多照顾我们，中新街的邻居们也很好，我家对门住着李书隆俩老，老头在船厂作保管员，老太还与子华有远亲，我们叫她为表婶，她很关心我们，忙不过来时还帮着抱一下小孩，他家隔壁住着刘开林（在皮革厂作厂长）家，有一个孙儿叫刘洪娃那时才两岁多，常在一起玩，我家下面住着史桂兰家，她们母女原与子华母女在河边王爷庙住是老邻居，再下一家住着曹家，父亲是铁匠，母亲是丝厂工人，子女多，我家上面邻居是李家老俩口，老汉在制线社老伴在家给别人带个小孩，他俩有个小儿在上中学，再上一家是吴家二婆，大儿是军官，儿媳是丝厂工人，有一个小孙子，这些邻里我们相处都很好，常常是各自坐在门口，就等于是在一个院落摆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比起后来我们在管星街住的院子大不一样，居民也开个会或吃忆苦饭什么的，有时她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走一天，忘了锁门也不要紧，邻里会照应的。那时生活用水都是到江边去担，洗衣等也很方便到江边去洗，江边有一个沙窝水井，井边还有洗衣台，只是燃料比较紧张，每月按定量配供燃煤，当然粮油、肉食、糖果、豆腐等也都凭票定量供应，连蔬菜也要凭证买，我若全作计时工，每月不到三十元收入，支持家用，仅可勉强渡日，好在我们非常节省，有时当月配的肉票都无钱去买，她吃得很差，还要支持着给孩子喂奶，有时只有回娘家吃一点，为了节省燃料，每天下工我都从厂里提两瓶开水回来，常常是每月的钱用不到月终，但是孩子却十分可爱，吸着母乳常会突然放开小嘴给妈妈大笑，也不顾奶汁外泄，有一次站在门口的小人竹椅内玩，就连人带椅子滚到街中央去了，抱起来时还冲着你大笑呢，我们也常把他放在唯一的桌子前的椅子上站着玩，他就这样把全家仅有的两本书一点点地撕得粉碎，还开心地笑，有一次把大便也给拉在椅子上了，还下河去冲洗。
1969年春武斗太凶，厂里也没有多少活做了，管工的倪辅臣也是出于朋友每天给我们找点活做，那天我正在厂外河边码头作混凝土，突然河对岸枪声响起，即远处有人跑动，武斗打起来了，厂门已闭，我们也回不了厂，我只好收拾回家，当时街上也没人了，当晚我们早早地闭门休息，紧张了一夜，几天都没活干，偏偏在这时子华又发现怀孕了，实在没办法，她去开了一付堕胎的中药，那知服后反映很大，我一气之下把药给倒掉了，养就养下吧，尽力去找活干，我不信我们会生活不下去，后来又找些零活，冬天被派到老观修茧站，这时传来口信说社里一派（红派）头目扬言要抓我去斗争，当时两派对立分红派与黄派，每个单位都有两派，斗争很凶，我社当时派了一批工人去重庆一工厂做工，我小妹也在其中，我给她写信时告诉她不要参与武斗，此信被他们发现后，认为是破坏了他们革命，所以要斗争我，母亲听到后非常着急，连忙叫子华把小孩寄在她那里，专程到老观来告诉我，话说完后马上又随车回去，大冷的冬天，她又晕车，连续乘车真够苦了有孕的她，我听到消息后，心中有个准备，处处提防着点。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