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同乡的坎坷经历
在监狱里真是度日如年！1969年却蹒跚而至。
过了阳历年不久，号子里关进来一个满脸皱纹，举止畏葸的中年人，他在床上坐着，用惊恐的目光看看大家，木孔问他话，他也不说话。后来他跟老病鬼互相对视了一番，终于相互认了出来：原来彼此都是红旗牧场的职工！他叫王学明。
过了几天，王学明的话就多了起来；我是湖北支边来的。抗战时打过日本鬼子，左胳膊受伤成了残疾，现在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经常挨批斗。有人找我算命看相，干部说我这是宣扬封建迷信。前些日子苏联飞机侵入到我们县的牧区，还飞撒传单，我又多嘴说了几句，苏联是不是要打进来了……人家说是，刚回到队上的何森向干部汇报了，我就被抓进来了。
王学明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讲一口湖北方言，语速快，声音低，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他对人和善也很勤快，常常打扫过道和放尿罐的角落。
二月初，一位眼窝微陷，双目炯炯有神的瘦削青年被关了进来。我认识他，他是W县“农造司”的文攻负责人之一，同一派的战友，1967年W县“12.6”惨案后也逃到乌鲁木齐的黄开焕！
黄开焕一进号子就微笑着跟号子里的人一一握手打招呼，当我从暗中角落走到小窗下的亮光中跟他握手时，他得知我就是县拖拉机站的程技术员时，竟跌坐在床沿，双手拍着铺板失声大哭起来！可见我当时那副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浮肿苍白，衣衫褴褛的犯人模样，跟过去当技术员时的形象落差太大，已经使得过去相识、又才从社会进到监狱的人感到惊恐了！
我虽然诧异，却很感动！
我们过去交往并不多，他是W县某公社的社员，住处离县城较远。W县“12.6”惨案发生以后，他逃到乌鲁木齐同许多社员战友住在南门一带，而我们则住在老满城八农。
我们一交谈，才知道彼此竟然是近老乡！原来他老家是湖南永兴县的，他的母亲是我们桂阳县的。
黄开焕断断续续讲述了他的盲流经历：
我出生于1939年，已经30岁了！
1959年我毕业于合肥银行学校，参加了工作，每月工资只有29元。又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家乡也闹饥荒，我愤然离家出走当了盲流。
我先到青海，再到新疆石河子兵团某造纸厂找到一份工作，不久又被下放到农场了，于是，我盲流到了伊犁。
在伊犁，我先在南台子煤矿挖煤，后到海西挖贝母，还在水定掏过老鼠洞……
1961年冬天，我在南台子煤矿，下巷挖煤挣钱。每个星期一，大家从井口下巷，抡着十字镐拼命地挖煤。到了吃饭的时候，从井口吊下饭来，吃完饭继续挖，挖累了就休息，该睡觉就睡觉，总之，吃、喝、拉、撒、尿、睡全在巷下，星期六下午才从井口出巷。
不时还有事故发生……
同在巷下挖煤的还有许多维族老乡，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一边挖煤还一边唱歌！周末出巷后就跑到住在煤窑附近的女人那里去，把六天下巷挣的辛苦钱，除去喝酒的钱之外，通通给了那些女人们！星期一到了，又照样从井口下到巷里挖煤，一边挖一边唱……
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工作！
后来，因为我有文化，当上了司磅员，才从巷下上来……
1962年5月，我离开了南台子煤矿，跟着一伙盲流朋友到白杨沟挖贝母。每天可以挖到10公斤，再背回到指定的盲流村，那里有人专门替你晒干再卖……
到了7、8月份，我们又到海西去挖贝母，海西其实是指赛里木湖周边地区。赛里木湖是新疆海拨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它的四周都是高山。我们常到赛里木湖北边的白石山挖贝母，每天清晨，天刚刚亮，山上到处都是挖贝母的队伍，像游行似的，如果谁不结伴而行，单独行动，就有可能被人杀害，抢走贝母，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我每天可以挖到十多公斤，多的时候还可以挖到三十公斤！我们就地铺开晒干，三到五天下山背到三台去卖，湿贝母每公斤卖3、5元，干贝母每公斤可卖13元！挖贝母得风餐露宿，十分艰辛，但比起下煤窑来还是好得多！
八月底，贝母挖完了，我们就下山到水定的麦地掏老鼠洞。这时麦子已经收割完了，找到了老鼠洞，用砍土墁刨开，一窝就可以掏到十几个公斤好麦子呢！
1963年，我继续挖贝母攒钱。在水定的盲流村也混熟了，回到盲流村就像回到家里似的，这里有吃住的地方，有人帮你晒贝母，大家相处得也十分融洽。盲流村的核心人物是一位三十多岁风姿绰约的妇女，她跟当地的干部关系都很好，她摆酒席的时候，一些干部都来捧场，甚至公安局的某科长也常常光临……
有一回我们在盲流村休息，同伙的一个小伙子悄悄对我说，他跟一个丫头发生了关系，她竟然是一个处女，痛得叫出了声，还出了许多血！这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啊！
说到这里，黄开焕用右手掩着嘴呵呵地笑！
我说，从他讲话的口气，以及他一讲到要紧处就推说是别人，而且讲的那么知根知底来推断，他说的那个小伙子就是他本人呐！
他依然掩着嘴呵呵地笑，不置是否。
过了好一会儿，黄开焕才继续讲述他的盲流经历：
挖贝母挣到了钱，我就给家里汇去三百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一年的工资。
钱汇回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一封从老家寄到盲流村的信，原来是我的一位不公开的女友写来的。她在信中说，你给家里汇钱也不写封信，有人说这是你死了的善后费，你爸信以为真都急病了。叫我尽快回去一趟。我吓了一跳，赶紧搭车回家，回到家里，果然父亲病重不起，见到我回来这才好些。父亲一定要我结婚成亲，他才心安。于是我被媒人带着去相亲，一天走了好几家……后来就跟现在的妻子谈上了，她原在山里的军工企业工作，大饥荒的时候她回家了……她看我的手白白嫩嫩的，不像干重活的；我可是如实讲没有工作凭劳动吃饭……她以为我是谦虚，就同意结婚了……后来她来到新疆，才知我说的是实话，也就原谅我了。
说到这里，黄开焕又掩着嘴呵呵地笑了起来。我问是想起了什么事情这么好笑？黄开焕说，那次我回到家里，邻里的一个结婚不久小伙子悄悄告诉我，他结婚那天晚上入了洞房，迫不急待，手忙脚乱，猛地一下把妻子的裤腰带扯断了，妻子嘤嘤地哭了起来，说那是她编织了好几年的裤带啊——
黄开焕又呵呵地笑。
我也笑了起来，说，扯断老婆裤带的正是你自己！
成天关在号子里十分单调乏味，说说笑话既消磨时光又浇愁解闷。
黄开焕继续讲自己的故事：
我在新疆盲流了好几年，来到W县后感到这里民风淳厚，而且地广人稀，比别的地方都好。正好这里接收盲流，于是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接着便把妻子从老家接来……
我们这个生产队的住处离大田很远，农忙时村里就没有人了。在妻子还没来之前，同队的一个小伙子悄悄告诉我，他的一次艳遇：两个妇女提着鸡蛋，把他哄骗到屋里，推他上床，一个跟他干，一个在旁边等着……呵呵呵。
我也笑道：“怎么好事都叫你遇上了！”
黄开焕接着讲道：
1966年春天，W县政府接收安排了我们这批盲流，对我们也不错，我把妻子也接来了。
没多久，父亲就在老家去世了。
说到这里，黄开焕哽咽了。沉默良久才又接着讲：
我的父亲一辈子就想盖一栋像样的房屋，这是老家的规矩。他奋斗了一生却没能如愿，只盖好了一半，就撒手人寰了！我以后一定要回老家替父亲盖好另一半，还要把新疆砌火墙的技术带回老家去……
于是，黄开焕饶有兴致地讲起砌火墙和砌房屋的技术来，以及如何规划，如何设计……
后来黄开焕叹道：
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到了1967年底，W县竟发生了打死了十多个人的“12.6”惨案！我和妻子逃到乌鲁木齐，跟战友们一起住在南门一带，儿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我们逃到乌鲁木齐去以后，家就被抄了，我的几本日记被他们扣了下来……
去年全疆搞大联合，我们就回来了。可是他们还是不停地找麻烦，这次就是因为日记问题抓我来审查的。
过了些日子，黄开焕被D队长叫到办公室提讯。提讯回来，黄开焕趴在床前写交待，一下子就写了十多张！
黄开焕把写好的交待材料递给我，说：“我还没写完，你看写的怎么样，帮我修改修改。”
我接过来一看，他竟然满纸满篇都称自己的日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出我的意料。我诚恳地对他说：你这样写不行！不要以为给自己扣上大帽子就是态度端正，你这样写叫做“供认不讳”，正好自己给自己定罪！你在日记里无非是写了南台子煤矿职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多么差，水定盲流村的种种现象多么不正常……你何不把这些怪现状都推到“走资派”的身上，正是他们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我在1963年左右听传达报告时，记得当时毛主席针对新疆水定县有一位书记在街上摆摊子卖东西这件事，批评说，新疆水定是最后一条资本主义道路。——正好可以联系起来。
他恍然大悟地说：正是这样啊！
由此可见，一个人虽然文化高，阅历多，也很精明，但不一定有法制观念；或者说走到“法”这个门槛上还是容场栽跟头的。——这也是我身陷囹圄半年多的心得体会吧！
黄开焕按照我的提示，重新写了十几张纸交给了队长。暂且不表。
第六章 “东突”小头目
1969年3月底，我们所在的西边大间一直空着的4号号子，关进来一个人，是木孔从门缝里听出来的。到了晚上，木孔分别用汉语、蒙语和维语从门缝向4号号子喊话，询问；又把耳朵贴向门缝倾听。之后，木孔告诉我们，在4号号子单独关了一个新来的维族人。其他情况还不知道。
一天，木孔被提讯回来，号子门哐啷一关，木孔立刻从裤兜里掏出好几个烟头把子和一小张纸，他把烟头把子撕开，将烟丝聚集在那张纸上，然后卷成一支烟；接着，掰下一根牙签似的小木棍，从棉被里取出一点棉花，撕得薄薄的，一层一层把小木棍紧紧包裹起来，约有一根一手指头那么粗，然后放在床板上，两手端着一块小木板压在上面，快速前后用力搓动这个棉花卷，约一两分钟，木孔拿起这个棉花卷，用手快速撕开，边撕边用嘴吹，竟然从棉花卷的中心部分冒出烟来！木孔紧接着加快撕棉花，用力吹向冒烟处，棉花卷的中心处就冒出火来！
木孔用火点着了烟，美美地吸了几口，然后传给吸烟的挨着吸，大家解解馋。
前面已经提到，木孔还能把碎玻璃砸出刃口当剃须刀刮胡子，竟然能把胡子刮的干干净净的！大家仿效他，他也乐于帮助别人。
到了4月份，我们6号号子也关进来一个维族人，他自己抱着一大包被褥放在床铺当中，正好同木孔相邻。他是县医院的副院长，叫艾沙江，他平日对待病人态度和善，工作认真，群众中口碑不错。他长得高大魁梧，穿的是考究的黑色毛料衣裤。进了号子，他依然举止大度随和，不卑不亢。他从不谈自己的案情，似乎入监坐牢也是平常的事。
艾沙江是新疆医学院毕业的，汉语讲得很好。我在乌市一中学过一年维文，现在时间充裕，我就向他学习维语，正好他随身带进来一本红塑料皮的64开的维语《老三篇》，他就送给我学习，还耐心地一句一句地读给我听，作出示范。
没用多长时间我就能用维语背诵《为人民服务》了。
同时，我还向艾沙江学习维语会话。
1969年4月中旬，我们6号号子又关进来一位蒙古族人，名叫巴特，长得一副典型的蒙古族人相貌：高颧骨，细长眼，高大壮实。他提着一大包被褥恰恰放在我的旁边，他是县畜牧局的干部，跟艾山江相识，一进来俩人就握手用维语互相问候；接着跟木孔握手用蒙语相互问候；接下来他笑眯眯地跟号子里的人一一握手。
巴特汉语讲得很流利，但话不多；维语讲得也很流利，平时常跟艾山江用维语交谈。
巴特跟我相邻，或许他看我满脸胡子，把我当作了同龄人；又听说我是政治犯——也就是“反革命”，话就多些，断断续续讲述了他当年参加“三区革命”的情形：
1944年冬天，我那时才十多岁，还在上学。起义军从伊犁越过赛里木湖沿山路来到我们W县，我也参加了起义军的骑兵部队，首长是蒙族人，政委是苏联人……攻打县城的时候，国民党驻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晚上苏联红军正规部队过来才消灭了国民党驻军，还屠杀了许多汉族老百姓，只留下一些小女孩交给维族老乡收养，以后都跟维族小伙子结婚了……白天，苏联红军都不出来……驻守在某镇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向B城、后向乌苏撤退……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控告苏军入侵，要求派代表团来新疆调查，苏联红军就连夜撤走了……
巴特还说，1944年11月，起义军在伊宁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头头艾力汗.吐烈是苏联派来的……
巴特说的有关“三区革命”的这些情况，我过去从没认真倾听和思考过！
我们从在学校起就一直被告知，“三区革命”同内地各革命根据地人民革命起义相同，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而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是，“三区革命”时，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的汉族老百姓遭到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掩尸埋骨的“万人坑”随处可见，现在还不时发现……
包尔汉在他的《新疆五十年》里，对此也有所披露和反思。
那么，“三区革命”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三区革命”的标志是，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苏联克格勃间谍艾力汗．吐烈当上了临时政府主席！他公然叫嚣：“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在我们这块圣洁的大地上没有黑大爷（1）的份……”
艾力汉．吐烈们对汉族老百姓的血腥屠杀连包尔汉也看不过去。
艾力汉．吐烈的克格勃间谍身份，表明“三区革命”的总导演正是拒不执行列宁“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斯大林！
历史的真相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然而，人为的掩饰，扭曲了历史；时光的无情，湮没着历史！
应当尽快搜集整理有关原始资料，使“三区革命”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告慰冤魂，祭典亡灵！彻底清算罪魁祸首和一切罪犯，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当时对巴特讲述亲身经历的“三区革命”感到震惊！这跟书上描述的“三区革命”大相径庭！直到1998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新疆两千年》还声称，1944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分裂祖国的宣言“有严重错误”！
分裂祖国，屠杀人民，——仅仅是“错误”啊！
此后，我收集，记录了一些有关“三区革命”的传闻，并借此表达对扭曲、湮灭这些历史的反抗：
1963年5月，我们到伊犁参加大学毕业实习，路过一处地方，人称那里原是埋着“三区革命”死难者的“万人坑”……
上世纪70年代，W县中学操场发现了许多人的骸骨，人称那里原是埋骨“三区革命”死难者的“万人坑”……
21世纪初W县A乡农民在耕作时，挖出了许多被捆绑但却呈反抗姿态的汉族人的骸骨，人称他们就是“三区革命”的死难者，——从伊犁来的苏联军队正是先到这里再到W县的！
本人大学同学戴xx的父亲就是“三区革命”时，在伊犁被杀害的。
W县H镇原手工业联社主任齐XX就是“三区革命”时当地唯一侥幸逃生的人，当地其他汉族人基本上都被杀害了。
W县A乡原县拖拉机站维族职工朱XX的岳母就是“三区革命”时幸存的汉族小女孩，她的父母兄弟当场全部被暴徒们用大头棒，狼牙棒很残忍地打死了，她因为是小女孩，被交给维族老乡收养。朱XX的挑担买某曾任自治区某厅长。
本人在州技校任教时的同事哈XX，也是“三区革命”时在伊犁幸存的汉族小女孩，她的父母也在“三区革命“时在伊犁被活活打死了，她被维族老乡收养长大成人。
本人在W县拖拉机站工作时的同事江布尔和库瓦都曾说过，“三区革命”时，暴徒们往往用大头棒狼牙棒马刀砍刀很残忍地集体屠杀汉族老百姓。
德国二战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警示世人：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
却说我当时在狱中一边向艾沙江学习维语，一边想向巴特学习蒙语，谁知巴特一口回绝，说蒙语不好学，我说就学字母也行，他依然一口回绝，不知是何道理，我只得作罢。
20世纪60年代在北疆地区汉人居多，各少数民族群众都会一些汉语，汉族群众会少数民族语言的就很少。维语和哈语都属突厥语系，是相通的，维族和哈族群众都会讲一些汉语，但却不会蒙语；蒙族群众人数较少，不仅会讲汉语，还会讲维语，但不懂人数较少的锡伯族语；人数更少的锡伯族、达翰尔族群众一般都会讲汉、维、哈、蒙各种语言，尤其是锡伯族，大多担任翻译工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在监狱里也是如此。
巴特继续讲他的经历：
解放后我转业到地方当上了干部。自治州成立时，我原所在的骑兵部队的蒙族首长当上了州长，我也调到州畜牧局工作。反右前后，我的老上级被打成“地方民族注意分子”，撤销了州长职务，下到某牧场监督劳动，我也被整下去了。60年代初我被调到县畜牧局工作，文革开始，我一直是批斗的对象……
1967年12月，自治区副主席伊敏诺夫被逮捕，据说是跟东突问题有关。1968年5月，新疆大学星火燎原红三连预订于5月27日，召开有数万名少数民族人员参加的打倒王恩茂大汉族主义的群众大会，虽被中央制止，但却表明“东突”势力在文革的混乱中重新抬头。
此后，新大、新医、新工等各大学的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到各地串连宣传，“东突”势力向全疆各地蔓延。我们这些“三区革命”的老干部，大多在“文革”中挨整，自然成了……
我们这里是“三区革命”的老区，又是边境地区，像我们县的哈族副县长帕孜尔，也参加过“三区革命”，也有亲戚在苏联，“文革”初期批判他“里通外国”，又有“外逃嫌疑”，被迫自杀了！跟他情况类似的M公社的哈族副社长朱马别克也逃苏了……听说农X师的赵参谋和一些汉族人也逃苏了……这样的人不少，听说他们还组织了还乡团准备打回来呢！苏联也趁此加强了反华活动，甚至派飞机到边境挑衅，撒传单，还派“西飘”（2）过来。
说到这里，巴特长叹一口气之后接着说：
我只要用抽一支烟的功夫就能说服他们（3）跟我走！可是一旦被政府抓住，他们就会向政府老实交待，连肠子、肚子都会吐出来！唉！所以，我们的人成不了大事！
巴特还悄悄告诉我，通过木孔传话后知道，4号号子单独关着的，就是从乌鲁木齐来的一位新大红三连的学生，叫伊玛木，他是专门来联络的，他的父亲就是我们县联社的吐尔逊.上海……
巴特讲到这里，忽听得号子里大声吵闹起来，只见黄开焕站在床当中，甩掉了外衣，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侧过身来对着老郑，大声说：“……你想打架吗？大家都不要拉，打死也别拉！谁怕谁！”
黄开焕的脸显得瘦削，但身上的肌肉却很发达。老郑在远处侧着头朝黄开焕看了看，终于没有出手，这大出众人所料，因为平日老郑总是先下手为强的。
入夜，号子里的灯泡一直是坏的，一片漆黑。大家除了有时跟卢医生唱唱歌之外，总要唧唧咕咕说一阵话。
一天晚上，王学明大谈他在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的国宴上，饱尝了平生最丰盛的美味佳肴的情况。那时他所在的国军某团某营正在河南某地。
王学明津津有味地讲述国宴上有一道菜是一个特别硕大的蛋，令人称奇！这个蛋比鹅蛋大好几倍，大家切开来吃，蛋白包着蛋黄，是一个完整的蛋呀！那么这是什么鸟下的蛋呢？谁也不知道，后来他才打听到，原来是把十几个鸡蛋打烂後倒在一个猪尿泡里，加上一种添加剂，蛋黄和蛋白就会分开 ，变成了一个硕大的蛋！
接着，王学明又介绍他自己发明的一种做烤肉的方法，连骨头都能烤得又香又酥，办法却很简单：炉灶里留着能过夜的细小煤火，菜锅里抹一层清油，切成大块的羊肋巴条肉上也抹上清油，外加一些调料，均匀贴在锅里，盖上锅盖，细火慢烤一整夜，第二天锅里的羊肉又香又酥，连骨头都可以吃掉……
在看守所里，每人每天早饭一碗玉米糊糊，晚饭一个窝头，总共四百二十多克粮食，成天饥肠辘辘，——真是折磨人的好办法！何况稀里糊涂进了看守所，至少也得关上半年案情才有眉目！——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因此，在号子里有人谈吃的，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洗耳恭听，甚至也参与进来，或许这就是“精神会餐”吧！
王学明刚讲完，艾沙江也大讲维族人吃羊肉的种种烹调方法，其中一法是把整只羊的肉都可以装进该羊的肚子里……尤其是艾沙江对羊肉抓饭的做法讲得很细致：先把切好的羊肉块放在炼好的清油里炒得七成熟，放适量的盐和调料，再倒入切好的胡萝卜颗颗，炒一炒，然后把洗好的米放下锅，添适量的水，把大一些的羊肉块翻到米的上面，盖上锅盖，小火蒸煮20分钟就做好一锅香喷喷的抓饭了！
我当时听得很仔细，不仅方法步骤，就连肉、油、米的比例也记清了，这就不只是精神会餐，还是学习烹饪呢！
艾沙江讲完，卢医生又讲了一番川菜，像东坡肉，炒腊肉，麻婆豆腐，如何讲究，吃起来如何可口。
木孔接过来大声说：你们汉族人这个菜那个菜样子多的很，我们蒙族一只羊腿把子撂在锅里炖熟就够了……哈哈……
在黑夜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精神会餐，其乐也融融。
六年后，我平反出狱，结婚成家，按照艾沙江的做抓饭的方法，亲自试做，一举成功，在妻子面前露了一手！然而，王学明讲的做烤肉的方法却一直没有尝试过。这是后话。
注：
（1）对汉族人的蔑称。
（2）即特务。
（3）指少数民族群众。
第七章 逃苏一家人
1969年5月初的一天，我们号子关进来一位身穿呢子大衣和高统皮靴的哈萨克族中年男子，他长得中等个儿，肩宽背阔，嘴上边留着一行整齐的胡髭，两道浓眉深锁，脸色有些发白，但依然显得沉着冷静。他叫塔瓦别克。他的入狱引起一阵轰动，分外引人注目，原来他是带领妻儿全家逃苏，在北山山上被牧民民兵抓到的。
放风时，我们见到了塔瓦别克的妻子，她穿着藏青色的毛布衣裙和高统皮靴，是一位高大丰满的漂亮女人，竟有些像阿克西尼亚！（1）她和四个孩子就拘留在公安局的大院内。她看到我们在看守所小院内排着队放风，故意走进看守所小院的大门去上厕所。房顶上站岗的军人朝她厉声喝道：你干什么？她用汉语答道：上厕所。还外加一句，女人的事你不知道吗？便径直朝厕所走去，一副无所畏惧的姿态。
过了些日子，塔瓦别克紧锁的双眉展开了，脸上也有了笑容。他告诉大家，红旗牧场的一批从自治区下来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中包括当秘书、掌握公章的那名大学生，十多个人集体骑着马跑到苏联去了，红旗牧场的公章也带跑了……还有县武装部刘干事几个汉族干部也逃苏了……
塔瓦别克像讲故事似的，讲述了他们全家逃苏被抓的经过：
1962年伊犁“5．29”边民外逃事件时，W县也有不少人逃往苏联，政府认为我跟边民逃苏事件有关，判我劳改5年。我刑满回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我这个“劳改释放犯”自然是专政的对象。我老婆的哥哥是苏联红军军官，亲戚间又有来往，我老婆成了“里通外国分子”，戴上帽子，下到农村，经常挨批斗。天天挨批斗，我们活不下去了，决定全家跑苏联去！我们准备了馕和肉，还请了老婆的一个表弟来帮忙带四个孩子一起跑，大丫头才13岁，小儿子才7岁……我们半夜就动身，走到北山天就亮了……我们全家拼命地爬山，我在前面探路，老婆和他表弟带着孩子走在后面……我在山腰看到老婆孩子都被民兵抓了，我就从山上下来了……
是呀，丈夫是劳改释放犯，妻子是里通外国分子，都是黑七类了，一家人还有什么好果子吃！
半年后，塔瓦别克被判15年徒刑，其妻被判5年徒刑，监外执行。
直到1978年，他们夫妻才被平反，恢复了工作和国家干部的身份！此后，他们全家在W县生活得很好。
回过头来细细想想，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这个接受过党和国家正规教育的学子，满脑子突出政治、阶级斗争、改造世界观；背着出身不好的包袱，相信“道路可选择”；甘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努力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吃着大锅饭，穿着工作服，到边疆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只有一次，在看了苏联电影《红帆》之后，才突然心血来潮模仿红帆船长的打扮，买了一件皮夹克和一双高统皮靴，招摇过市了一番！平日除了穿工作服之外，最多也就是一身兰华达呢（其实就是一种比平布，斜纹布好一些的布料）夹克衫！
——就这样，还是落了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技术权威”、“黑帮分子”、“国民党的孝子贤孙”而身败名裂的下场！
再看看塔瓦别克两口子，人家穿毛布着呢子，身体保养得很好，在不堪批斗的凌辱时，选择了全家逃亡，——显然思想上没有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生来懂得个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进了看守所，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见闻，结果就如同《天方夜谭》，总有听不完的一个接一个的故事。
塔瓦别克也如同讲故事似的，讲述了他的传奇经历；
我在1927年生于W县，从小跟在W县的俄罗斯人师傅学 擀毡子，做毡筒。后来师父去世了。18岁那年我跟师父的儿子一同参加“三区革命”……我们民族军的政委都是苏联红军军官；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都是拿转盘枪的苏联红军……国民党要求联合国来调查，苏军就只在晚上出来作战，后来才撤走……
我们转战到塔城，师父的儿子战死了，我就回来跟师父的女儿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妻子病故了……以后我又跟一位巴依的女儿谈恋爱，巴依不同意这门亲事，我就同巴依的女儿骑马经过赛里木湖逃到伊犁结婚……但是不久，妻子又病亡了。
解放后，我随民族军到南疆，在那里搞土改，跟一位维族姑娘结了婚。我调回乌鲁木齐时，妻子的父母坚决不准女儿跟我走……
我转业分配工作回到W县才跟现在的妻子结婚的，我妻子现在29岁。
我一直保留着苏联国籍，订着苏联报刊，直到1962年“5.29”事件后我被捕判刑。
塔瓦别克进来没几天，我们号子进来一位穿着一身旧军服的瘦高个儿。号子们一关，他猛地一窜跳到床板上，朝小窗户和房顶四周瞧了又瞧，笑嘻嘻地说：这里能不能跑出去呀！
他成天有说有笑乐呵呵的，还常常唱一些他所说的“天才盲流歌唱家”改词的歌曲，比如：
……
夏季到来柳丝长
大姑娘脱了裤子上了炕
叫声小伙子你别害怕
鸡巴再大又何妨
可是当他讲起自己的经历时，却是满脸严肃没有了笑容。
我是山东人，名叫王一兵，当过志愿军，上过朝鲜前线。1959年归国时，回到老家一看，家里人都饿着肚子，跟宣传中讲得相差太远！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一气之下我就离家出走了……破罐子破摔呗！这次进来是因为在门市部涂改了发票。
我在朝鲜时当通讯员。有一名志愿军战士跟踪并强奸了一名朝鲜妇女，谁知那位朝鲜妇女竟是地方上的一名领导干部……这件事查出来后，部队立即召开大会，要把那名战士执行枪决！那位朝鲜妇女没想到会这样，亲自来说情要求赦免也没有用。
朝鲜男子战死太多，志愿军归国时，许多战士被朝鲜妇女藏起来了。后来，金日成允许这些志愿军战士加入朝鲜国籍。
有一回军警检查号子结束，大家回到号子。王一兵说：“你们太把查号当回事了，站的那么笔直！要知道，在部队里，手帖裤缝线站得笔直的兵是最没有用的！”
有一次不知为啥王一兵和郑华争执起来，郑华骂道“我X你妈！”王一兵回敬道：“你X你妈？我不X，我嫌脏！”说时迟那时快，郑华挥拳打得王一兵嘴鼻流血！恰好这时小队长开门放风，大家鱼贯而出，小队长站在一旁问王一兵：“你的脸上怎么破了？”王一兵答道：“是昨晚看不见不小心碰的。”
事后大家都认为王一兵讲义气，是条汉子。
一天早饭後，小队长打开号子门，挥手示意叫王木匠、卢医生、王一兵、木孔、郑华和我出号子，在院里还有几名其他号子的人，总共十来个人，由麻脸大师傅一人发一个馒头，由三名背抢的军人押着走出大门，走过冷冷清清的街道，来到城北县中队的一片菜地拔草。
一路上春风吹拂，新鲜的空气沁人心脾，阳光洒满绿色的田野，远处是逶迤的山峦，整个世界是如此静谧！——我身陷囹圄快一年了，突然回到大自然的怀抱，真是无比的亲切，无比的眷恋啊！
休息的时候，我躺在田野里，静静地凝望着天空，苍天是多么辽远，多么深邃，多么浩渺啊！但愿我的灵魂乘风归去，遨游金碧辉煌的诗歌城（2）！肉体就静静地躺在这大地上，融入大自然，享受永恒的阳光、春风、宁静……
中午休息的时候，领队的高个儿维族班长，带我们到附近的一家维族老乡家喝水。
常在外面干活的王木匠几个悄悄说道：这就是单独关在4号号子那名新大学生依玛木的家，他的哥哥逃苏了。就是前些天发生的、红旗牧场十多名受再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集体骑马逃苏事件中，当秘书持有公章的那位。依马木的爸爸是县上有名的吐尔逊．上海，据说他年轻时在上海做生意，解放后公私合营的时候，他把商店交给了国家，现在是县联社的干部。他的儿女都上汉语学校，老大是新疆医学院毕业的，老二依马木是新大的，小儿子还在上中学，女儿是新疆广播学校毕业的，在县广播站工作，我们从小窗口常听到她的播音的……
正说着，一位皮肤稍黑，身体矫健的大眼睛维族姑娘，提着一壶水抱着一摞细瓷碗，笑嘻嘻地走出院门，用维语招呼两名持枪的维族军人也进院子喝水抽烟；然后朝我们走来，把碗放下，一边给我们倒水，一边压低声音悄悄地问：“我二哥身体怎么样？没有病吧？”王木匠几个答道：“你哥身体好的呢，没有病，放风时活蹦乱跳的。”
两名军人喝完水走出院门，一边抽烟一边跟依马木的妹妹说笑，从院内又走到门口两位花枝招展却不苟言笑的维族姑娘：都是大眼睛高鼻梁，个头都比依马木妹妹高，皮肤也白，穿的是很洋气的碎花连衣裙！
王木匠几个说：“这两位姑娘就是依马木和他哥哥的未婚妻，专程从乌鲁木齐来的……”
我们不由得都为她们叹息：一个逃苏是回不来了；一个被关也不会轻判！可怜这两位做着美梦的如花似玉的姑娘啊！
我们也看到了在自家院内紧蹙双眉，佝偻着腰，踽踽独行的吐尔逊．上海，他在思考什么呢？他见过大世面，跟着共产党走，让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孩子们也都上大学，读中专，很争气，有出息！这在20世纪60年代偏远的W县也是绝无仅有的呀！可是却天有不测风云！
不久，我们也听不到从小窗户传来的依马木妹妹播音的声音了，——显然，她也被从这个敏感的岗位上撤下来了。
傍晚，我们排着队由三名持枪的军人押送回看守所。
在公安局大院内，我们看到了塔瓦别克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塔瓦别克的女儿和大儿子在井边摇漉辘提水，小小年纪都脸色阴沉，目光暗淡，说话都压低了声音！就连在母亲身旁的两个小孩也神色黯然，没有一点孩子们天生的欢乐气息！
他们也成了“先天的罪人”！
这次出去劳动，我还听说：在塔瓦别克劳改期间，他的妻子跟哈族生产队长麻搭（3）上了，又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在北山逃亡途中，塔瓦别克的妻子和孩子们及其表弟，被牧民民兵抓到後，塔瓦别克的妻子向民兵告发说，塔瓦别克就躲在前面的山坡上，民兵们才又上山，把藏在山里的塔瓦别克抓回来的……
在号子里各民族的同号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在号子里的维、哈、蒙等各民族同号之间交谈时，都用维语。我每天都坚持学习维语会话，渐渐对于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听懂一些了。他们得知我是大学生，对我一直很尊重，常常跟我交谈一些社会和历史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我忘乎所以地讲到全国大规模武斗，实际上是从江青在1967年7月对河南“二七公社”讲话时，说你们要“文攻武卫”嘛，引发起来的……到了下午放风时，塔瓦别克留在最后，直到天黑才被送回号子。
第二天一早，我被叫到办公室，满脸阴云的D队长突然问我：你说全国武斗是谁挑起来的？我急中生智，回答说：“我过去在一张传单上看到，说是四川的一个走资派为了保自己而首先挑起武斗的。”
这才搪塞过去，躲过了一劫。
我立刻意识到，显然是塔瓦别克想要立功赎罪告发我了——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我回到号子也装得若无其事，从此提高了警觉。
塔瓦别克经历如此复杂，心地如此阴暗，为了自救，他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一天下午，担负看守所警卫工作的县中队的军人突然来查号子，十几个军人手里拿着树枝条，喝令各个号子的人通通把被褥抱出来放在地上，把口袋里的东西也掏出来，站成一排接受检查。
大家很快就都抱着被褥走到院子，甩下被褥，站成一排。
几个脸色红扑扑的矮壮的军人，提着或夹着树枝条，对我们一个个地搜身检查，当搜查到离我不远的一位身材魁伟，身穿兰色制服的维族青年时，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搜查出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军人侧脸厉声问：手帕为啥不掏出来！
那维族青年高声答道：没有听清你说的话！
“没听清？打得叫你听清呢！”这军人一口甘肃话，一边往前走，一边对另一个军人笑道：“这狗日的是苏修特务呢！”
——我这才认识了一直被单独关在4号号子的依马木！他长的浓眉大眼，四方脸庞，皮肤稍黑，一副凛然的态度。
后来，依马木被判了15年重刑，送到塔里木某劳改农场服刑。
几年后，依马木奇迹般地从戈壁沙漠深处的劳改农场逃跑出来，躲过了茫茫荒漠上的层层哨卡的拦截，潜入到一个煤矿冒充煤矿工人在坑下挖了几个月煤，差点丧命，九死一生，终于伺机逃回跟劳改农场相距两千公里的W县家里，和家人团聚！
当他得知父亲吐尔逊．上海已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日子很不好过，而追捕他的通缉令早已到W县，他随时可能落网时，他毅然要求父亲主动带他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果然，他父亲因此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还受到了表扬！他本人则被押送回塔里木原劳改农场，继续劳改。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得到平反，回到新大工作。
20世纪90年代，我在一位从事边贸工作的友人家中，不期遇到依马木，我们谈到文革中身陷囹圄的日子，感叹唏嘘不已！他证实了我在上面的记述基本属实，只是过于简略了。
依马木还告诉我，他的哥哥1969年跑到苏联后，已在那里成家，现在在吉国经商。
注：
（1）指《静静的顿河》的女主人公。
（2）借用朗费罗诗句。
（3）见第3章的(1）。
第八章 1969，监狱都关不下了
1969年5月，我们号子在先后进来塔瓦别克、王一兵之后，又进来一名回族壮年马定有，他是因为争水浇地，和哥哥马定清一起打死了另一位回族青年，而同哥哥一起双双被捕的。
马氏兄弟进看守所不久，一天上午放风，院内榆树下又捆着一个抬头挺胸、横眉怒目的汉子，真是不知又抓来了哪路豪杰！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这是一位湖北支边青年，因为怀疑妻子与人有染，就残忍地用菜刀把瘦小的妻子的头砍下了，只剩一层皮连着……
看他那被捆绑的英勇不屈的模样，却原来只是个杀害弱小无辜的妻子的罪犯！
后来在提审中，这杀人犯又说她妻子是特务，眼睛里有发报机。公安人员又将其妻的尸体挖出来，再将眼珠挖出来作了检查，结果证实又是一派胡言，罪上加罪！
——从这个角度看，看守所也真是藏垢纳污的地方，还充满血腥味呢！
1969年6月，州、县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后改称“斗、批、改”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从兵团团场抽调300多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县各基层单位，开展“斗、批、改”。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1）
六月的一天我们号子一下子就关进来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少数民族，他们一进号子，放下被褥，就跟号子里的几个少数民族难友，又是握手，又是问候，象是老朋友聚会似的。另一个汉族老头儿，进了号子就坐在墙根一言不发。
傍晚，王木匠回号子说，今天各派出所一下子送进来了几十号人，看守所塞满了，公安局的一些房子甚至办公室都腾出来当作临时看守所，公安局都快关不下了！这次抓进来的主要是跟“东突”有牵连的民族人（2）；还有“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出来的人。听说各地都一样，监狱都关不下了！
新来的进了号子，安顿下来，自然少不了自报家门：
“我叫依登加甫，M公社二大队的，我们那个队离北山近，好多人都跑苏联了。我的哥哥也跑苏联了。我的哥哥不像我没文化，他上过师范，当过教员，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劳改回来以后，光挨批斗，他就跑了，” 依登加甫也是高颧骨、细长眼，穿着黑条绒棉衣，面带轻松的微笑，似乎对被抓了进来并不以为然。“我哥从苏联过来了好几次，要我和妈也过去，我和妈都不走，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为什么要走？”他笑态可掬地，“派出所的人说，你哥哥过来了，为什么不报告我们！我回答说，他是我的哥哥，我怎么能够报告你们？——这就把我抓来了，抓就抓吧，反正我没有错！”
果然，依登加甫不久就出去了，是关押时间最短的人之一。
新来的哈萨克族大高个儿名叫哈斯木，长方脸、白皮肤，言谈举止总是彬彬有礼，显得与众不同。他在县体委工作。
哈斯木在回忆非同寻常的往事时，一付自我陶醉的神态：
“1959年全运会，我作为新疆代表队的摔跤运动员到过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我跟郑凤荣、陈镜开他们同在一桌，共同举杯敬酒……国庆那天，天不亮我们早早就到天安门广场站队等待毛主席检阅。——十年过去了，可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另一个皮肤黎黑的哈萨克族汗子名叫阿拉木江，他是A公社的马车夫，他的一些亲戚跑到苏联去了，他进号子以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两只深陷的大眼睛总显得惊恐不安。
那位汉族老头儿，中等个儿，光头，瘦削，虽然穿一身破烂的制服，却神态安详，举止从容，看来他对于关押审查、批判斗争都习以为常了。果然他开口说道：我年老孤独，投奔来M公社某生产队女儿家。这几年恰恰遇到文化大革命，我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挨批斗已是家常便饭，就是抓起来审查也好几次了……
然而，他对于自己的光荣历史却颇为自豪：
我今年69岁了，1937年“7.7”卢沟桥事变时，我是国民政府军队最前线的代理营长，我现在还能背诵上级命令我们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部队抵抗日军的文件。
接着，这位瘦削的老头慎重其事地背诵了那份《命令》。并且，他又重复背诵了一次。
只可惜我当时没能把这份《命令》记录下来，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啊！
原来这位瘦削的老头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自然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对象啦！
当这位抗日老军人得知我是大学生时，语重心长地勉励我：“我们那年代当团长的都很少有大学生，你们应该继续努力学习，待到用时，知识就嫌不够了，你们会有施展才能的时候的！”
啊！我能在这么偏僻的W县看守所里，邂逅这样一位曾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7.7”卢沟桥事变的爱国军人，并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匪浅，真是不幸中的一幸也！
王学明跟这位瘦削的抗日时的营长一见如故，到底是抗过日的，两人有说不完的话。
一天上午王一兵被小队长叫出去，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他回到号子，喜形于色，号子门一关，就窜到床板上，笑嘻嘻地说：“要是能出去就好啦！”
接着王一兵盘腿而坐，像往常一样大谈他的盲流心得：“老公安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盲流说胡话——这是因为盲流一句胡话，公安得外调几个月，花钱花时间还没有结果！”
卢医生笑道：“你关了这么多天还是红头花色的，真是有一套经验啊！”
王一兵也笑着说：“四海为家，乐观第一。更要善于总结经验。有道是：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一点不假呀！”
后来王一兵低声对我说：“刚才提审我，我可能快出去了，要不要我给你家里带信？”我答：“谢谢，不用了。”他又悄悄说：“那我就先说后会有期了，怕放我出去的时候来不及说了。”
果然，不久，小队长叫王一兵出去，王一兵向我们告别，他眨巴着眼，什么也没说出来，却差点要流泪了……
“后会有期”是不可能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没过几天，那位曾在卢沟桥抗日的69岁的老人也出去了。遗憾的是，我连他的姓名，住址都没打听清楚！
一天，我正在向艾沙江学习维语《纪念白求恩》，忽然号子里一阵混乱，只见马定有拉开了郑华，木孔拉开了哈斯木。哈斯木用手按着嘴鼻流出来的血，坐了下来，跟木孔说着什么，并不跟郑华计较，号子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入夜，卢医生跟哈斯木用哈语交谈了一阵之后，卢医生唱了一首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
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
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风暴不会永远不住
啊——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的笑脸
乌云笼罩着冰山
风暴横扫戈壁滩
欢乐被压在冰山下
啊——
哈斯木接着先用哈语、后用汉语唱了一首委婉动听的哈萨克族情歌：
在河对岸一望无际的草原
盛开的红樱花儿像那朝霞一般
每天早晨总有一位姑娘到河边
用那金黄的缠绳把那淘气的马儿拴
……
美妙的歌声使我想起了女人，从小我就对女人敬畏如神，及至青春来临，伴随着幻想，女人在我心中就更加神秘。在现实中我终于品尝到了女人妩媚，同时心灵却屡遭重创……
半夜我梦遗了。
清晨，小队长打开号子门，挥手示意让王木匠、卢医生、黄开焕、郑华和我出号子。
当我走出号子门，呼吸到新鲜空气，两眼一黑，两腿一软，就失去了知觉……在迷迷糊糊中，我听到王木匠说：“不要动他，让他躺一会儿。”我慢慢睁开眼，同号们都站在我的周围。我清醒过来，原来刚才我昏倒在看守所的院里了。
小队长叫我躺到榆树底下休息。其他人排着队出去干活去了。
我虚弱无力地躺在榆树底下，对面屋顶上有一个木制岗哨亭，一名军人挎着带三绫刺刀的半自动步枪在屋顶上来回度着。
如果没有那名军人在房顶上来回地巡视，如果没有那个岗哨亭，这个小院的铁门常锁，小院里这栋高大的建筑也铁门紧锁，悄无人声，岂不象座库房？谁能知道里面还关着几十个大活人呢？有的甚至已经关了两三年了，关上一年半载那是常见的事！就是库房里存放的东西也早就发霉了！
更何况看守所里早饭只是一碗糊糊，晚饭只是一个窝头，一天只有四百多克粮食，略有油花的菜都难得吃到！甚至洗脸、洗澡的条件都不提供！——这哪里是囚禁尚未定罪的人，就是围圈牲畜也不能如此对待呀！
朝北望去，远处逶迤山峦的高端还有积雪，闪着冷冷的白光。塔瓦别克一家拖儿带女，背井离乡，铤而走险，就是想要翻过这座山，到陌生的山那边去寻找自由：每一个人都向往的起码的自由，起码的尊严啊！
新疆1962年“5.29”逃苏事件和深圳1962的“大逃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时间点上重合，不是偶然的！
在文革期间，“外逃”就是“叛国”，就是“反革命”，打击严厉，量刑极重！——跟朝鲜、古巴很相似！但在新疆小小的B州逃苏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为什么这么多“大逃苏”的人，跟“大逃港”的人一样，“用脚投票”呢？
谁又能料到，十多年后中国竟出现了出国潮！高干子女和明星们以在外国置产和获得外国公民身份为荣！——他们这也是“用脚投票”呵！
我仰望蓝天、白云、绿叶，阳光普照大地，微风徐徐吹来，使我忘乎所以，感到格外惬意。我又一次凝望深邃的蓝天，碧蓝的天空依然那么辽远，那么空灵，那么飘渺，那么深奥，那么神秘！童年时光的梦幻，学生时代的热情，书香世界的温馨，现实环境的严酷……都在我的眼前纷纷闪过，难道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与世隔绝的阴暗的角落里吗？
突然三只鸟出现在蓝天，一只鸽狐盘旋着朝上飞，两只喜鹊嘶哑地叫着，扇动着翅膀也盘旋着朝上追，仿佛天空中有一架盘旋而上的梯子似的，显然是鸽狐伤害了喜鹊的孩子，小喜鹊的父母不顾一切地为孩子复仇来了……他们吃力地越飞越高、越飞越高……
大千世界到处是弱肉强食，无情的斗争啊！
我昏昏然地睡着了。
翌日，号子门“哐啷”一声打开後，小队长示意“老病鬼”出去，又挥手示意叫我也出去，我们来到院里，关了两年多的小董已在院里站着，我们三人站成一排。小队长说，今天带你们去医院看病。说完，叫我们站成一队走出看守所小院，穿过公安局大院，现在大院边的房屋里甚至办公室都关满了人，可是大院里还是冷清清、静悄悄的，只有塔瓦别克的几个小孩停下了玩耍，直勾勾地望着我们。
走出公安局的大门，上了大街，小董在前，我在中间，老病鬼拖着脚镣丁零当啷地走在后面，小队长就在老病鬼的左侧后方跟着我们，引起街头行人驻足观看。我们走在前面，又穿的是普通衣服，反而不被人注意，幸亏也没遇到熟悉的人。
到了医院门诊部，只见早就靠边站的县委许书记也在看病，他不象过去在位时那样，总是穿一身笔挺的藏青色毛料中山服，而是穿一身普通的兰华达呢制服；分头也不像过去那样梳得油光水亮的；脸虽然还是刮得干干净净的，但却是一副怅然若失的表情，——全然没有原先威严持重的县领导的仪态！
许书记看到小队长带我们一行进来看病，朝我看了一阵，似乎认出了我，竟显得惶恐不安，匆匆走了。
许书记认出我来了吗？
1966年春天，许书记同州党委宣传部饶部长率领春耕检查现场评比会的成员，来到A公社检查时，我正驾驶拖拉机牵引着我们自己革新改装的“耕地——筑埂——播种——镇压”复式作业机组进行作业，许书记认出了我，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站去年在自治区获得先进站的称号，很好，要继续努力！”饶部长也过来和我握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许书记讲，你是农学院毕业的，边疆的农村天地多广阔呀！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你们是大有作为的！小伙子好好干！”……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饶部长就被当作全州第一名黑帮分子揪了出来，不久，许书记也靠边站了。
我还在恍恍惚惚地回首往事时，我们都已看完病，拿到药，往回走了。
我们回来的一路上，街上的行人依然只注意戴着丁零当啷响着的脚镣、瘦骨嶙峋的“老病鬼”，也没有遇到熟悉的人。
在看守所关押而能去医院看病是极为难得的。不过，“老病鬼”比较特殊，他患的是骨结核，脊椎骨上长了个脓包，逐渐膨大，隔些日子就需要到医院去抽脓，同时那脓包又沿着脊椎骨逐渐向下蔓延。
“老病鬼”那拗口的江苏方言别人很难听懂，所以他平时说话也不多；只是他那双深陷在眼窝的眼睛总是闪着瘮人的凶光！
“老病鬼”五十岁左右，本来已骨瘦如柴，骨结核又不断加重，渐渐形销骨立，只剩下骷髅架子了。即使这样，他的脚镣也没有被取掉！或许是犯案时，他杀死那江苏女人的另一个年轻力壮的姘夫时，手段过于残忍，给公安人员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否则，那小董也致死了人命，怎么没带脚镣呢？后来听说，小董判了二十年徒刑；“老病鬼”还是病死在看守所了。
注：
（1）摘自《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1969年”。
（2）少数民族人士的通俗称谓。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