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奋斗与抗争（一）
本节记述从1978年11月到阆中师范学校任教起，到1986年11月调离该校为止的八年奋斗与抗争（从42岁到50岁）。
这八年中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迅速恢复业务，在教学与事业上奋斗；另一条是努力与恶权抗争讨个说法以争取作为一个公民而活着。所以本节标题是奋斗与抗争，下面也就分这两项来写，中间插记一些记忆杂事。
一、奋斗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逝世，不到一月，10月6日打到四人帮，又过了半年，1977年4月，邓小平带头，开始突破两个凡是，9月从教育战线上开始拨乱反正，12月胡耀帮当了中央组织部长，半年后，1978年6月，开始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来在激烈的是否平反的争论中决定了采取改正一法，1978年9月17日发了中共中央55号文件，但传达与落实到县上尚有一个过程。
1978年10月当时在阆中师范学校任教的张克刚老师来到家里找到我，问我是否同意去该校任教，若同意就写个申请，手续由校方去办。张克刚老师是张夔石老师的大女儿，他们祖藉是河北定县人，抗日战争时随国立四中内迁来阆中，抗战胜利后便留在了阆中，张夔石老师在阆中中学教地理课，张克刚老师是渝女师（西师的前身）数学系毕业，父女俩在我们读高中时都教过我们，深受学生们欢迎，我中学与大学时又与张克刚老师的四弟张克已是同班好同学，张克已当年与我一起被错划为右派，张克刚老师的丈夫李大成在银行工作当年也被错划为右派。1963年我回阆中后，见到张夔石老师时，他为我没有去学校教书，还深感挽惜与不平，竟天真地去向县文教局长讲，（因为当时他是个县政协委员，他还竟把这政协委员当回事了）。1972年我摔了个半死，睡在床上，张克已与李元镜（我们也是西师同班同学）来家看到我后，真以为我快死去了，竟凄然泪下。当时阆中师范学校是办两年制中师专业班，招高中毕业生，分语专、数理、数化班，培养初中师资，急需人上高等数学课，所以很快就办好了手续，11月我就去报到，安排我上梁绍鸿编的高师教材《初等数学复习与研究－－平面几何》，考虑到我离开教学岗位已整整二十年，可以给我一月的备课时间，我只要了一周时间，便走上讲台，第一节课上后，竟引起很好的反映，学校领导又分别来突击听课，确实不错，消息传到阆中社会上，在阆中城乡到处都做过活，已是干了15年的泥水匠，那年在工地上曾摔得半死，小小县城全城皆知，如今突然出现在县城最高学府的讲台上，竟把在这县城的课堂上算最高深的一门课上得如此地好，这又引起了全城轰动。接着我又上《高等代数》课，采用北大数学系编教材，常用两个班上大课的方式。79届、80届专业班毕业后，81、82、83届仍是招高中毕业生，不分专业，要面向小学，我又转向开算术基础理论课，还编写了许多补充教材与小学数学教学法课并指导实习，写了一些文章在《数学教学通讯》、《小学教师》、《四川教育》等刊物上发表，到附小上了一次低年级的公开课，在老观指导实习时，又应邀到各乡给小学教师开了讲座，应聘给阆中驻军的文化教员作辅导，担任南充师院、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的辅导教师。当时同组教师几乎全去参加函授辅导与学习时，在校同年级六个班的数学课由我一个人上，千分之二的调资也给了我，（1978年到阆中师范时工资为22级，到1985年已调为18级了）。1981年学校首次组织了职称评定，考了外语（我参考的英语，翻译了Van Der Waerden:一书的一节），展出了教学成果，组织了听课与评议，我与另外九人被评为该校首批讲师，（当时规定讲师相当于县团级）。1981年恹复民主党派活动时，安排我参加了民盟（当时两位校长都是民盟的）。1984年又增补我担任阆中县第九届政协委员。还出席了阆中县各界人士为四化建设、祖国统一服务经验交流会并作了轰动的大会发言，在发言中我高呼反右与文革所带来的损害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个人的，对个人的冤屈算不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带来的万世灾难，“个人得失随风散，民族悲歌越千年”！我讲了我十余年生活在缺少文化的工农中的切身感受，大声疾呼，我们的民族多么需要文化与教育啊，我作为一个数学教师面对贫穷孩子为学点木工技能而苦于无钱无门、面对干活的工人由于没有文化而受愚弄，在内心深处有多痛心啊，我用“百折不回，为祖国教育事业，燃尽生命之烛”为题作了这个引起阵阵掌声的发言，这里我没有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党的教育事业”一词，（我从不用这个词，因为我一直以为教育是全民的事决不是哪个党派的教育事业，我的此类看法，一直影响了我的入党一事）。我在学校担任了数学教研组长，又担任了南充地区中等师范学校联合数学教研组组长，当时学术与教研活动，虽然水平不高，但却很认真。五年来，我写了十四本教案，共1300多页，约52万字，结合教学业务进修写了进修笔记七本，共400多页，近20万字，结合教学写了杂记等300多页，十万多字，编写补充教材、参考资料12种，约21万字，其中九种付印过一至三次，还作了校际交流，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啊！何况，这还是在后面所述的命运下完成的呢。1985年我又被四川省教育厅师范处借调去，参加编写全省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小学教师使用的数学教材：《算术基础理论》、《几何》、《代数与初等函数》、《小学数学教学法》等，我担任了全过程书的统稿，也写了一些章节，还主编了配套的不定期出版的《辅导资料》。我选择了教育事业，我热爱教育事业，教育不同于事实体系而展开的纯现实，它是一种灌注着和体现着人的理想的活动，它本身就有一种令人激动的理想性质，我喜欢上课，我喜欢讲演，我也喜欢说话、议论，（这样的人命中注定在任何带有专制色彩的制度下都是难以生存的），我一走上讲台，那就是我的天地、是我思想翱翔地方，我可以讲出自己的见解用真诚与热情同学生们交流，这是何等快乐的时光啊！我讨厌照本宣科，学生能自己看明白的你又何必去唱一遍呢，可是，我们的现实又是如此地残酷，教育被管制得太死，不得不去应付各式各样的现实，只能努力将它降低到最小。这个时期，70年代末拨乱反正初期（邓小平、胡耀邦重新上台的初期），正是我国近半个多世纪来思想解放、教育解放的短暂的最好时机。虽然它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百废待兴，更谈不上完善，后来才体会到还只是一个昙花一现，但它对我来说却是很难忘的一个时期。当时任阆中师范支书兼校长的是王世璜，在党内组织生活时，出了这样一道题考党员：“是党管宪法呢，还是宪法管党？”只举出这一个例子，即可见当时思想解放之状态。
二、一些杂忆
命运，即指一生的遭遇，这既由大的社会环境所左右，也包含众多的偶然际遇，对此而言，幸福只是奇迹，不幸才是常规。
听来的故事：阆中师范学校是50年代建成的一所老中师，我去的时侯刚刚结束文革的浩劫，文革的遗迹处处可见，文革的故事广为传说，兹举几件：
老校长王世璜文革中靠边站，长期安排打钟，每天打几次钟，可他每天工资约四元，这样算来每响一次钟声竟值上了几角，每听见一次钟响，大家就说声：“又是两角！”，当时一个社员每个工才合一角八分呢！
历史教员闫习昭，黄浦十一期毕业，曾参加国民党，各种政治运动中均是“老运动员”了，文革时发工资竟像从事地下工作那样得秘密进行，有一次由他小儿子闫五偷偷去领了工资，正向家走，在河坝被造反派抓住后，没收了全部钱财。住学习班时，他说了一句“好久没有吃回锅肉了”，竟挨了一次狠斗，回锅就是重来，重来就是复辟，说此话就是想国民党复辟。要他交待出最重的罪行，他说了很多都不够重大，只好说“我想杀人”，群众欢呼阶级斗争的新胜利，追问“你想杀谁？”他答“我想杀毛主席”，这更引起了全场惊呼，冷静下来才发觉他在乱说，再追问要说具体可行的，他又说“我想杀校长王世璜”，问他目的何在？他答“我好当校长”，尽人皆知，这仍然是不可能地，实属乱说。我去时，他仍在图书室管图书。
数学教员李瑞臣，因政历问题进学习班，一日观别人下象棋在旁边说了一句“红棋要输”，当晚开大会要他交待新的罪行，斗了一夜也不知犯了何事，最后才有人提醒说：“你为什么说红旗要败！”后来落实政策补发工资时，要先补发当了政协委员的，他去问刘学官：“你是怎么当上政协委员的？我也想当一天政协委员”，原来各级政协委员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名曰协商批准实为指定的，这一做法一直保持到今天。我去阆师时，他已退休。
语文教员刘学官，上课解释“家天下”时，举例子说汉时皇帝姓刘，就是刘家的天下，于是便说他想当皇帝，这就是大罪了，成了牛鬼蛇神，成天低着头渡日，有一天上班前在校门口迂上了革委会主任王某某，王喊了一声：“刘学官！”刘连忙立正低头检查自己有什么不对，总觉得没有做错什么，急得满头大汗，他以为要骂他迟到了，连看了几次手表，才慑慑地说“我是赶上了的呀”，这时王说：“赶上了就有理了吗？” “赶上了就有理了吗？？” “赶上了就有理了吗？？？”真狠狠地训了一场。我去阆师时，他还当工会副主席，和我一起首批评为讲师。
就是这个王主任，原是县检察院院长，当年在阆中师范当革委会主任时，与驻校工宣队长李（女）关系不正常，有关绯闻不少，80年代初恢复县人大时，阆师数学教员王描江当了县人大常委，开会时讨论委任这位王主任再任县检察院院长，王描江在常委会上一一揭露了王主任当年在阆师的事，任命几次讨论虽都没有通过，但王主任仍当着代检察长，等到有一次王描江因出外未能到会时，突然来一个讨论通过了。
9.13事件后教员们去听传达文件，县上派的干部李玉顺在会上读文件时，把“草菅人命”读成了“草管人命”，在下面听的人中，有一个小声地提醒说：“是草菅人命，不是草管人命”，李听见后，稍停片刻，便大骂道：“无怪乎你们这些叫臭老九，连读一个字都是酸溜溜的，什么要读菅，不读管，…”把臭老九反复大骂一通，那时一开会干部一上台就是骂人：“自己是啥娃子，自己知道”，“自己的小名叫什么，自己还不知道”？“要把尾巴夹起来！还要夹紧些！
这个时代是过去了，但似乎又没有完全过去。
孩子们的欢乐天地：1978年冬天，我到阆中师范去时，嘉松正在附小上五年级，雪梅上三年级，常能到师范山上来玩耍，有时我在操场边的音乐教室上大课，他们偷偷地在门外做着鬼脸，引得坐在第一排的同学悄悄发笑，待我发觉时，跋脚就跑，童年真可爱啊，特别是每年六一儿童节阆中师范都要组织大型的与儿童联欢活动，全校是儿童欢乐的海洋，各班都有游戏活动，孩子们也早盼着与他们的实习老师见面，每到这一天，我们的两个孩子与他们的堂弟妹嘉梅和益民，四个孩子一块上师范山有玩又有吃，该有多高兴啊！
79年冬天儿子跌成重伤：1979年初冬儿子嘉松正读小学六年级时，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和小朋友们在毛家巷东头一个堆放着条石的空处玩耍，不慎从石条上跌下，痛得直哭一时起不来了，小朋友们早都吓跑了，后来县医院一个工作人员从这儿经过，发现后连忙把他抱到医院，并通知了我们，当我们赶到医院时，孩子身上还背着书包，躺在地上不能动，直喊着痛，住院检查，为右股骨颈骨折，需用钢钉内固定，当时县医院没有童用钢钉，只好用车送到成都市川医附院，住外儿科病房，腿上拉着牵引，仰睡着读从大姑那借来的《李自成》，不时从床头袋中摸一个红桔来吃，他住院后当妈妈的又得赶回阆中照顾雪梅，只留下我在医院伴着，为了节省伙食费，我常常只是买个烧饼充饥，孩子跌伤后，岳母还给了二百元，在成都的大姑、二姑、三舅爷都来看望，送了钱和东西，在医疗上又多承他么姑父赵元全大力关照，约半月多作了钢针固定后，打上石膏，她妈妈又赶到成都来，我们一道把孩子乘火车经广元转汽车才回阆中，在家养了三个月，取了石膏后，才去上学，后来取了钢钉，经一个时期的锻炼，才慢慢恢复正常，1980年秋天开始在东风中学上初中，一、二年级时遇上个班主任刘义凯是一位“左兄”，用成见主观看儿童，常罚孩子不许进教室，当时左风还甚烈，仅举一例，一位姓郑的女教师上地理课时，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台湾省地图，问学生们：“这像个什么？”学生中有回答说像树叶，有回答说像鞋底，……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孩子脱口说像尿泡，引起了大笑，该教师竟然骂这位学生是流氓。三年级时转到阆中中学，学习大有进步，参加全校数学竞赛得了第三名，常常是第一个把作业做完，就得到允许出教室去玩。1983年初中毕业后又到东风中学上高中，1986年夏高中毕业，考大学没有预选上，只好复习。雪梅是1982年在东风中学上初中的，1985年又开始在该校上高中，她在班上表现好、守纪律，班主任总要她经常去汇报（背地检举）同学们的情况，她就是从来不这样做。
关于两位张老师：79年拨乱反正后阆中中学给文革中已死的张夔石老师补开追悼会，会上他大女儿张克刚老师的发言稿都要先送有关领导审查，会场横幅上还不能写“张夔石同志”，要写成“张夔石先生”，李瑞臣送付花圈，偏偏要写上“同志”二字，但却只能放在背处。79年冬张克刚老师还正热情高涨地上着课，同时还努力学着集合论，与好友菜松商议，待退休后还想上一次北京呢，就患了癌症，百般治疗无效，于80年6月逝世，终年56岁，学校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我代表教研组在会上作了感人的悼念发言，表达了我们的衰思。
81年夏天大水淹了家园：1981年7月初学期刚结束，连降数日暴雨，嘉陵江水猛涨，开始在黄桷树脚，后来涨上了沙河街，有人搬家了，我们住的院子还有人搬来，这是常见的水位，很快河水上了机房街，这已是很少见的，大约还是1956年到达过的水位，老百姓们纷纷拥来看水，我们街门外十分热闹，大雨仍然下着，黄昏时水位还在沙河街，半夜已到了我们院子门口，估计该会停止上涨吧，我们忐忑不安地刚睡下，一阵大雨，一股大水冲进屋子了，孩子们叫了起来，我们连忙收拾东西冒雨外逃，一家四口先逃到马王庙街四弟家，立即大水又涌到这街门口了，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河水，我们又从后门再逃，四弟背着东西抱着孩子拉着弟媳，子华也牵着弟媳，嘉松已13岁了，背着东西涉着水还牵着妈妈呢，我背着雪梅，就这一行七人冒着雨涉水向高处阆中师范山逃，到山脚下东风中学门口时，公路边水沟已通了大江，公路已淹断了，当地驻军出动了许多战士站在水中，掺扶群众，我们暂住在教研室过夜，次日回家一看，大水已将家淹了一米五深，这沿江一带从来都是住的穷家小户，百姓们的家园就这样在毫不知情、毫无防备的情形下被大水冲毁，这时当地政府在作什么？为什么毫无水情预报？这样的问题，百姓们还不敢问呢。这个暑假我们就住在阆师的学生宿舍，一间房四张双层单人床，刚好我们全家四口各用一个下床，上床用来放东西，对面一间就暂作了厨房，住在放了假的学校里，地方这么宽敞。不大懂事的孩子们还感到很好玩呢，对于我俩来说，水退后便每天回老家去清理淤泥，修复破损的房屋、家具，每天疲惫不已，同事张伯宇笑我说：“你真比冉.阿让还冉.阿让啊！”累了一个暑假，开学前才搬回原家，学校里青年教师马凯还带了学生来邦忙。
82年地区现场会：南充地区教育局在阆师召开了教改现场会，对学校近几年教改的成绩作了全面总结与肯定，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就像农民迎来了秋收一样。
83年乔迁新居：82年学校开始修建第一幢教职工宿舍，这也是全县第一次给教师修住房，我被派为校方代表监理工程，到83年春完工，我家分到了三单元三楼一套住房，于是便离开了居住达十一年之久的管星街，这时嘉松在阆中中学上初三，雪梅在东风中学上初一，从地面刚好上39级台阶就到了家门口，进门是一个小客厅兼饭厅，旁边是小厨房，主要仍是用蜂窝煤，后来县上给县团以上干部配液化气时，我家也配了一个，厨房外通阳台到厕所，虽是一个干厕，但可端水进去洗澡，只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大间住我俩，再放张小床女儿住，小间就是儿子住，一家人住了新居十分高兴，一直到86年底，我们在这儿住了三年多。
第一次“上公堂”：还是儿时看见过戏台上大老爷审案的场面，后来也只是在小说或电影里知道了现代法庭，从没有亲历过实况，为了子华那一件冤案的申诉，从1977年开始就与号称“人民”的法院打上了交道，渐渐使我感受到它有多么不公与多么不讲道理，1983年受母亲的委托全权代她上了一次法庭，记述如下：当时阆中落实房改政策，归还非法占有的私房，我家50年代初原住自有的上华2号，前面开铺面后面住家，铺面为三人合夥的联益茶店，经理初为我父亲，后为杨利清，公私合营后商店属于县糖业烟酒公司副食品店，后由于扩大业务动员我们支持，我们便把后面住房也让给商店使用，而搬到李家去住。现在理应归还我们的住房，这时父亲已死，由我母亲出面提出向县糖业烟酒公司要房屋，弟弟们代表母亲多次交涉无结果，才告到阆中县人民法院，1983年开庭审理此案，母亲因病托我代为出庭，地点在东街县法院临街的审判厅，公开审理，自由旁听，对方找来了公私合营时任联益茶店经理的杨利清与原商店店员马玉生为证人，这两人当时都是对方工作人员了。由我方起诉后，对方发言说该房已在公私合营时投资了，我方指出公私合营时我家还在该房居住，并未投资，有当时居民委员证明，并挂有“光荣军属”牌子，对方说：是由我父亲投资的，我方要求提出我父亲投资的依据，对方提出说有杨利清了签字，我方问杨利清有什么权可以处理我家私产？对方说杨利清是联益茶店经理，我方指出联益茶店经理只能代表联益茶店，而无权代表并不属于联益茶店的我家私有住房，当场证人杨利清无言以对时，法庭就宣布“休庭！”，我们的人民法庭就是这样“公正司法”的，我当场提出抗议，不允许发言，只同意我把意见写入庭审记录，当时我即写了满满七、八页，早已过了下班时间才离开法院。从此再也没有开庭审理过此案了，后来听说作了调解处理，由对方补了一点钱给弟弟们，详情我也不知了。这时期我也为子华那一件冤案的申诉（详见后面所述），我真想去报考一个律师去与这些不讲道理的法官们论论理。
83年学校被评为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单位：我们每个教职工都得到了一枚全国教育工会发的“为人师表”纪念章。
84年母亲病故前时的风波：1984年母亲生病在家，我们也常去看望的，有一次去时，洽遇三弟也在那儿，坐了一会之后，他离开时突然对我吩咐说：明天该你来守了。我想这是什么时侯在什么地点有什么人参加商议的呢？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况且当时母亲一直与四弟住在一起，家里还有一个小保姆，当时病情也还远没有达到需要24小时看护。我没有理会这突然的吩咐。第二天也正好要上课，过了一天又才去看望母亲，病情基本稳定，又过了一些日子，成都两个姐姐及二弟回来看望母亲，我们知道后也去了，次日我因有课没去，特由子华上市去买了鲜鱼送去，又过一天，突然他们三人不知听到什么言语，连问也不问一声，便跑到师范学校我的住房下面，大骂了一场，骂劳改犯之类的话。我一言不发，我只深深感到这是文革遗风再现，我生性软弱，最怕吵骂，对任何人我只能与他说理，绝不与之吵架，久而久之竟成了习惯。我寻找一切机会想与之坐下来说说，可他们竟无任何人来与我见见面。而我不能去看母亲，因为在病中的母亲面前他们再一闹骂，使母亲病情加重后，正好又是我的罪行了。从此，我不去看母亲，他们也从不来告诉我母亲病情及冶疗情况，却一次次只向亲友宣传说我如何不孝，竟然到母亲病故时也不来通知我一声，却四处张贴讣告，甚至贴到师范学校来了，意欲何为呢？他们竟像文革中那样四处宣传我的罪过，听说还把病中的母亲作遗言录音，以备斗争我时使用，母亲病重时，我还时时惦记着，请她能理解我为什么不能来，盼她好起来，现在母亲一死，我更没什么必要去吵架了，母亲死后处理后事、安葬、遗产处理等等从无人告诉过我，从来也没有把我当作这家庭的一员，什么事也从没有要我知道过，更不说听我的意见，我也从不过问，（只有一件事，就是父亲死时，只有我与四弟去料理，他们近在咫尺，也不露面，他们这样并不算不孝），从此也就自然断了往来，我当时也作过许多努力详细写过信给大姐……，这样一个大家庭，承袭了封建家庭传统，解放后一次一次，太政治化了，这就是悲剧的根源。
退职费购洗衣机：子华的冤案长期申诉不得解决，我又再要求调走，阆师为了留人，83年便同意安排子华到校办厂干活，只希望我就会留下来，并停止申诉，我们一方面表示感谢，也接受了去校办厂干活，但并不放弃申诉，所以到年终校办厂活也完了，84年初又只能回城关橡胶厂，但这时橡胶厂一天一天订不到货，没有多少活做，到了秋天，我们只好在橡胶厂办了退职，用二百多元退职费买了一台新乐单缸洗衣机，这是我们家第一件大点的家用电器。到85年1月县上正式安排子华到阆中师范工作，想以此使我们停止申诉，可我们没有停止申诉。直到85年9月26日得到了平反为止。
全家出去旅游：85年子华已在阆中师范工作，我又被借调到省教厅师范处编教材，这年暑假利用师范处在都江堰市开会之便，我们全家被邀到那儿去旅游，临走时托对门住的任杰家代为照看家里，我们放心地外出，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外出，这时嘉松刚巧17岁，雪梅不到15岁，正是快乐的年月，到了灌县住在高级的柳河宾馆，看了南桥、离堆公园，晚上有录像看，然后又过索桥去了二王庙，最后是爬青城山，一层层上到了山顶，回到成都后，又去游了武候祠，回阆中时先乘火车到广元，四个人在车上玩扑克、吃大西瓜，多么开心的日子啊！回阆中后不久，秋天，子华又得到了盼望和奋争了二十四年的平反决定书，她拿回这通知时，我刚巧那天从成都回来，两个孩子见到后，欢乐地都跳了起来。这真是家庭的永远难忘快乐。这快乐真来之不易啊！这年冬天我用编写教材的稿费在成都从朋友处购回了一台16寸福日彩电，我家才开始有电视机，全家又有多么高兴啊！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