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北戈壁劳改农场
马雪尘等九人在“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中被枪毙，这在北戈壁引起极大的震动！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劳改犯们的沉默，劳改队长达十多天死一般的沉寂。劳改犯们不约而同地变得寡言少语了，带着脚镣嘻嘻哈哈蹦蹦跳跳地打篮球的场面不见了！黑色的劳动队伍丁零当啷的脚镣声，和刷刷的脚步声在戈壁滩上回响，更显得死一般的沉寂！
我们继续排着黑色的长队到大田劳动，北戈壁的大田几乎被我们跑遍了，我们对北戈壁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北戈壁农场地处于戈壁滩中，四周空旷。这里对外称作“北戈壁农场”。在农场的周围已开垦数千亩土地，主要种植小麦，也种植了一些玉米和高梁。东边有一处三百亩地的苹果园，西边有一个养鸡场，还有几百亩菜地，和十几亩瓜地。对内则称作“新疆第N独立劳改大队”。有近千名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有近百名管教干部，另外还有干部职工的家属生活区。
北戈壁农场又分作几个队：我们所在的一队又叫“入监队”，主要在大田劳动；二队是民族队；三队是老弱病残，主要任务是种菜；机耕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机耕作业和维修工作；就业队由刑满人员组成，一部分在本农场所属的小红沟煤矿挖煤；其余的分散在机耕队、苹果园、养鸡场、猪圈、羊圈、马号、菜地、瓜地等地方干活，有的担任看场和浇水等工作。
在北戈壁农场的高墙大院里，正对大门的东面，北边是入监队的单独小院；南边是二队、三队、机耕队犯人住宿的小院；西面是管教办公室、医务室和大礼堂；北边大墙下是几座单独的小号。高墙大院对着东西公路的北面，是北戈壁农场的办公区。公路边是一排管教办公室。办公区周围是家属区。办公区对着南北公路的西面戈壁滩上有一座单独的小院，驻扎着担任警卫工作的解放军连队。办公区、家属区的东面，隔着便道是机耕队的院子和就业队的院子；再往东就是苹果园了。高墙大院外的东面和南面是工具房、豆腐坊、酱醋坊、猪圈和马号等。高墙大院外的西面有一座井房；井房边的南北公路可以通往外面的世界。
劳改队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犯人。北戈壁农场犯人的流动性很大，几乎每天都有判刑送来的，或刑满释放的犯人；有时还成批调往别的劳改队，或从别的劳改队成批调来。
“一打三反”运动以来，押送到北戈壁的犯人也特别多。
一天早晨大家站好队准备出工前，高股长站在队列前厉声宣布：“就业队的劳改释放犯张经林，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竟然背着猎枪到东山去打猎，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被当地派出所抓捕归案，现在宣布给张经林带上脚镣，收监继续劳动改造！”接着张经林被叫出队列，由董国大等带上脚镣，铆上铆钉……
张经林约四十岁的年纪，中等个儿，剑眉星眼，身体略有些虚胖。听犯人们说，张经林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当过志愿军的护士兵上过朝鲜前线；回国后保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成了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被判刑劳改；在劳改期间仍然当医生，主要给劳改犯们看病。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M县红卫兵司令部和M县工农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召开的批判走资派的大会，现在开始！”
半夜三更我突然听到高声叫喊，一下子就惊醒了。静静一听，并非梦幻，在阒寂的夜里，喊声一声比一声凄厉高昂，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第二天我们才得知是一个新来的“同犯”精神分裂了！他是一个才十多岁的中学生，是M县红卫兵的一个头头，因为牵连到武斗死人事件，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公判时陪过杀场，判刑15年到北戈壁农场后一直沉默不语，终于疯了！一连许多天，不分昼夜，他都是如此不停地喊口号，作演讲……派专人看管和送到医务室都无法制止他的不停的呼喊，他很快就消瘦了，渐渐失去人形，大家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细细听他呼喊，全都是十足的革命口号，没有一句出格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呀！
又过了几天，我们列队在大门口等待出工，听说这位精神分裂的年轻人被家人保外就医了，一位管教干部带着他走出大门，他还在高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口号；站在大门外的高股长，板着“康老式”的长脸，当着众人的面，走上前去，狠狠地抽了他两个耳光！这位身体孱弱得失去人形的年轻人，立刻抓住了高股长的胳膊，嘶哑地喊道：“把他的枪下掉！把他的枪下掉！他带着武器！”这时他那当驾驶员的哥哥忙从汽车旁走过来拉开他；他那十来岁的妹妹在汽车旁流着泪，无声地哭泣着……列队在他们身旁走过的几百名犯人都默默地目睹着这一幕。
那位跟“康老”极为相似的、盛气凌人的高股长，是否考虑过，他野蛮殴打病人的作法，对病人家属是什么感受？是否考虑过，数百名犯人对他野蛮殴打病人、及病人妹妹流泪哭泣又是什么感受？
15号号子来了一位从C县送来的犯人，已经四十开外，黑胖，总是笑眯眯的，他叫李存明，是个祖传中医，医术高明，远近闻名。我们在大田劳动时，公安厅还专门派小车接他去看病呢！他在C县医院当医生时，病人痊愈後，常有人给他送礼表示感谢，被人告发不当收受礼品，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到残酷批斗，判刑8年入狱。虽然他在白天总是笑眯眯的，说话慢条斯理的；可是一到夜晚睡觉，他总是噩梦难醒：惊恐地又嚎又叫，满炕乱滚乱爬，闹得同号的人都睡不着觉！邻号的同犯们也被他夜半惊恐的嚎叫吓得夜不能寐！
一天号子里只剩下我和彭成刚两个人时，他忽然变了一张笑脸对我说：“我原来是中南工学院的学生，成天演算别尔曼特的《高等数学》题……后来反右时受到只专不红的批判……我知道你也是大学生，但到了这里必须要适应这里的情况……”
老于事故的彭成刚，一改平日总是横眉冷目的态度是我始料不及的，从这件事也可见我虽然进了劳改队却依然书生气十足！劳改队的恶劣环境并没能改变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循规蹈矩，严于律己的品质！——这也标志着我已闯过了极为艰难困苦的一关！
入监队的生活虽然单调乏味沉闷窒息，但有时却很清闲，遇到刮风下雨的日子就不出工，因为担任警卫工作的军人担心犯人趁机逃跑。
入监队的卫生也搞得不错，号子、伙房、会议室、球场、院子都得打扫干净，每晚都由值日到伙房提来热水洗脸洗脚。
在吃的方面，虽然不像在看守所那样成天饿得发慌，可饭菜的质量实在太差：一星期只吃三顿细粮，其余都是粗粮，菜里顶多只有一点油花，或者干脆就是白水煮菜。所以劳改犯个个脸色都是青黄色的。在社会上的时候，我的衣领脏得最快，白衬衫的衣领往往一天就污渍斑斑了；可是到了劳改队，发的那件白平布内衣，穿上一个多月，衣领竟没有污渍，也可见饮食里油水之少了！
我在W县被判刑之后立即写了上诉，几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回应。
进了劳改队，首先受到的就是“认罪服法”的高压！
高股长经常在大会上讲，马雪尘等九名罪犯，就是因为不认罪服法，顽抗到底，才得到被判死刑的下场！
二队的库尔巴依，也是B州送来的，因为不服判决，在劳改队直接给中央写信申述，被加刑6年！还有类似一些不认罪而被加刑同犯，常在大会上被点名示众！
——这些对于我这个一直寄希望于上诉的人来说，真是当头一棒！
身陷囹圄近两年来，我如同掉进了深井里似的，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但又必须活下去，咬着牙活下去！
在入监队，管教部门经常不断地要求犯人在口头上和书面上作认罪服法的表态。无论多么大的压力，无论多么严酷的实例，我都只谈守法，从不谈认罪，也就是从不认为自己有罪！当然，这在当时并不起什么作用，但这对于我沿着自己认定的自救的道路走下去，却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走这条路十分艰难，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却必须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1970年5月，我向管教干部要了纸笔，又写了上诉递了上去。
我下了决心，今后如果上诉得不到回应的话，每三个月再写一次递上去。我用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说的话，“人必须自强不息，然后可借天助”，来勉励自己。
在北戈壁偶尔也放映电影，就在宽敞、简陋的大礼堂里放映。大礼堂就在一队小院外的西面。说它简陋，是因为他只砌了个框架，上了屋顶，没有装修，也没有座椅，空空如也。放映电影的时候，在墙上拉起幕布，劳改犯们拿着小板凳、排着队，按照各个队、各个号子的顺序入场就坐。前面留着一大片空地，是给管教干部和家属留的，他们也各自拿着小板凳来看电影。
放映电影那天劳改犯们自然很高兴。管教干部和家属们来看电影也很踊跃。那年月在中国除了看电影，其它娱乐活动很少开展，放映的电影其实也很单调，当时流行的一段顺口溜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新闻简报
越南的飞机大炮
朝鲜的又哭又笑
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
电影放映之前，天色已暗了下来，劳改犯由杨洪领头唱歌，或由杨洪指挥各队之间互相拉歌，气氛一下子就炒热了。杨洪长得高个儿、大颧骨，细长眼，讲一口四川话，曾是西南某艺术院校的学生，言谈举止谨小慎微，不知为何也进了劳改队。
杨洪站在劳改犯队列的前面，挥起胳膊指挥，并领头唱起来：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
直至灭亡，直至灭亡！
……
这天放映的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描述朝鲜一个革命家庭的悲壮历程。电影拍的不错，观众看的很专心，很投入。场面静肃，秩序井然。我一面看电影，一边联想我们程家在“文革”中的遭遇，真是比电影里的主人公一家的遭遇还惨呢！我虽然逃过了打死了十多个人的W县“12.6”惨案，却还是进了监狱！当教员的大哥和三弟都被迫过着逃亡的生活。四弟因家庭出身不好不准升高中，下乡插队当了农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挣工分，只能挣到五角钱！五弟高中毕业恰逢“文化大革命”，升不了学，就不了业，就连当农民挣工分都办不到，还随时可能遭到群众组织的抓捕！小妹初中毕业也同样升不了学，就不了业，只能在生产队年复一年地打零工，挣工分……自从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被捕、母亲因为替右派丈夫辩护而被开除公职后，如同母亲说的，我们家的饭碗被端掉了，永远被打入另册了！
放映电影《卖花姑娘》后的第二天，就听说有两名同犯化装成管教干部和戴着头巾的家属，随着看完电影的管教干部和家属们出了大院，逃跑了！
劳改队看管得再严，越狱逃跑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然而，逃跑的犯人，绝大多数迟早会抓捕归案的。因为全国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就如一张天罗地网……
相邻号子新来的王正英，就是几年以前从这里逃跑的。
王正英是河北人，六十年代初期因为老家闹饥荒跑到新疆来，在乌市郊区找到一份工作，后来犯事判了五年刑到北戈壁劳改。王正英长了个罗锅背，脸上总是挂着谦卑的微笑，说话点头哈腰的。管教干部看他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就派他去浇水，浇水可是“自由劳改犯”干的活，他找到机会就逃跑了。他逃跑的时候正是“文革”混乱时期，管教干部到他原来所在的乌市郊区的单位调查，竟不得要领。原来王正英逃跑后回到了河北老家，老家也没人过问他。王正英家是几代贫农，他又能说会道，还当上了贫协主任呢！“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他才被清查出来，送回了北戈壁。
这天，从我们13号和14号两个号子抽了些人在大院内修补房屋，王正英和我们几个当小工和泥、递砖；14号的陈道海提着瓦刀站在架子上砌房檐。
王正英一边向站在架子上的陈道海甩砖，一边笑呵呵地自我调侃：“我是新老犯，老小工啦，砖甩得还有水平吧！”陈道海在架子上接过砖，说：“到底是老小工了，砖甩得果然有水平！”
陈道海长得高挑个儿，眉清目秀，也是大学生，学建筑的，当大工挺得心应手、干净利落的，他是因为在“文革”中说“毛泽东思想也不是绝对真理”而被判三年徒刑，从T县送来的。在批判马雪尘反革命集团案时常常发言的。
时光随着黑色队伍丁零当啷的脚镣声和刷刷的脚步声艰难地流逝着。我们在大田干活已是中耕除草了。分配任务和验收耕作质量的除了舒冰外，就是17号的值星员韩震亚，他长得黑瘦精干，大家都叫他“垫窝”（我问人，为什么叫韩震亚“垫窝”呢？答曰：他是河南人，河南人把最小的孩子叫“垫窝”）。
韩震亚手提公叉，总是乐呵呵的快步跑着，喊着：“不要伤着苗，13号的到这边来，14号的跟着……”
我一面快步向前，一面小心翼翼地挥着锄铲，怕锄伤玉米苗，晚上韩雨平等又要对我进行批判……韩震亚看我锄地的动作生疏，进度缓慢，知道我是个干农活的生手，笑着说道：“别慌，跟上，一说就有了！”
这天带队的是王场长。王场长已经五十开外了，斑白头发、古铜色的方脸庞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他穿一身褪了色的蓝制服，坐在地头一面抽烟，一面絮絮叨叨地对大家讲：“锄头上有水也有火，锄掉野草，松了土就给苗保墒了……”态度平易近人，像个老农民，挺有人情味的。听说他资格老，是个老八路，在公安厅当了许多年管理员。调到北戈壁当场长以来，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训过人，这在管教干部中是少见的。
这片玉米地的北头，也就是苹果园南边的戈壁荒滩上，是一片坟地，劳改犯死了就埋在这里，马雪尘等九个人被枪毙后也埋在这里了：在戈壁荒滩上挖个坑，用板皮钉个简陋的棺材，用戈壁石子堆个小坟堆，用木板立了个墓碑，上面写着“劳改犯XXX”就了结了。——人死了，还是个“劳改犯”！
我们排着队从这片坟地经过，我默默地凝望着戈壁荒滩上那一座座小小的坟堆，和一块块窄窄木板的墓碑，心中骤然透过一阵悲凉：像郭家俊，杨佛山那样一些生机勃勃的年轻人，转瞬间已变作一座座小小的坟堆，永远地留在那荒寂的戈壁……
生命毕竟是可贵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呀！
是呀，监狱、劳改队真是人治人的好办法，——它可以彻底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然而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自由！
人的头脑真是造物主创造的奇迹！在高墙大院内，在枪杆子之下，人的思想仍可海阔天空地飞扬，不受时空的限制！当然，死神可以彻底剥夺人的一切，像马雪尘、张士昌、郭家俊等许许多多被枪杀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的人，他们作为人的一切都被剥夺了！然而，作为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却不是那么容易被剥夺、被消灭的，它还会传播下去，流传下去……
夏收了，头发斑白、面带微笑的王场长亲自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在收割期间，表现好的可以开脚镣；超额完成任务的可以减刑。可见夏收割麦在北戈壁农场是一件大事。
我们天不亮就起来，吃了早饭整队出发，天还只有蒙蒙亮，到了大田，各组立即散开，挥镰割麦。
我虽然学习的是农机专业，在农村也工作了多年，但从大学夏收实习开始，在夏收中一直在康拜因机组上工作，还从来没有用镰刀割过麦子，只得弯腰埋头，左手抓住麦秆，右手用镰刀一点点地割着……其他人割了一趟又超过了我，我只得尽量快一些地往前割……王场长在地头看了又看，走过来问我：“他们超过你一趟了，是吗？”我不停地割着麦子，点头说是的。他问了我的姓名，说：“你是个知识分子吧？”我又点了点头。他也微微点点头，依然面带慈祥的笑容，慢慢走开了。彭成刚在一旁全看在眼里，他也不再因嫌我慢，而催促我了。
中午就在地头吃饭。伙房炊事员用马车送饭到地头，每个人除了一个大窝头，还给一大马勺葫芦瓜菜，又管饱又解渴！葫芦瓜竟有如此神奇的功能，也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
收割的场面十分热烈。劳改犯们在广阔的麦田里，一字排开挥舞镰刀你追我赶，在夕照下分外壮观！
也是从W县来的郑华跟我邻组，他挥舞提镰也很老练，可是他目光呆滞，沉默寡言，并不卖力割。我既羡慕又奇怪，因为大会上讲了，割麦成绩突出的可减半年或一年刑呢！
我虽然很快也学会了打么子，提镰，但速度还是不快，拼命割了一天也只能割一亩多一点，彭成刚也不再点名批评我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走式小麦联合收割机就在全新疆普及了。1970年在北戈壁用镰刀割麦子的经历，竟成了我平生仅有的一次体验！而那位慈祥宽厚的王场长，却在1975年北戈壁农场的一次特大交通事故中丧生了，可见好人也不见得就能“一生平安”呀！
第十七章 命悬一线的工地
1970年8月，夏收结束，北戈壁农场从各个队、各个号子抽调了数百人，用汽车拉到一个荒山沟里，修筑铁路的路基，据说这条铁路是用于运输煤的。
一队13号的彭成刚、陈清文等一些人都没到铁路工地来；即使抽调来修铁路的韩雨平、吴本生等也分在不同的小组了。也就是说，我从此脱离了入监队的13号号子！也可以说，我曾呆过的入监队的13号号子已不复存在了！就是在北戈壁这个入监队13号号子，我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初进劳改队的高压、恐怖的日子。
我们来到荒山沟，住在山腰上几个搭建好的地窝子里。每个地窝子里可以住几十个人，分成几个小组，我们小组的值星员叫杨胜举，四川人，五官端正，身强力壮。据说曾是复原军人，因参加了盗卖汽车的团伙而被判刑8年的。
每天清晨，我们匆匆起床吃完早饭列队走上山坡工地时，太阳还没有出山，总是朝霞伴随我们沉重的步履。每顿饭一个大玉米面窝头，一大马勺水煮萝卜洋芋，可以填饱肚子。但是由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当日落西山，我们在山坡工地上闻到伙房做饭炝油锅的香味，特别敏感，特别兴奋！因为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我们的任务是在山坡上挖土方，再用拉拉车推到山沟里垫路基。
起先，杨胜举分配我用十字镐挖土方。
我穿着统一发的劳改式的白褂子、黑裤子，戴着夏收时统一发的破草帽，弯着瘦弱的腰身，在山坡上挥着十字镐，认认真真地挖着山土碎石。
郑华恰恰又在邻组，他干起活来姿势很特别，脸朝着山下看，双手却挥着铁锹朝相反的方向往拉拉车上装土，慢慢腾腾，心不在焉。他看看我依然踏踏实实地干活，总是不言不语。——我很久以后才明白，他那时是对的，那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多数人都是用磨洋工的办法来自我保护身体的！只有极少数像我这样呆板的人，才老老实实地拼着自己的体力干活！
担任警卫工作的军人的警戒线离得很远。
其他组的几个人趁带队的孙干事下山坡去了，到山腰拐弯处来抽烟，休息。
“看你这个样子，原应该是个小职员。”坐在拐弯处抽烟的一个“同犯”用熟悉的乌鲁木齐话向我搭讪。
“你怎么看得出来？”我放下十字镐，好奇地反问。
“从你那自觉地干活的模样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微笑着回答，“我叫于文富，会看面相。在乌鲁木齐南梁一带也是小有名气的！”接着做了个鬼脸，转身跟坐在背山处抽烟的张经林闲聊起来。那张经林在夏收开始就开了脚镣了。
于文富：听说你上过朝鲜战场？
张经林一口东北腔：是呀。每打完一仗，连长就说，在这里现在哪里还有感冒头痛？叫我把药箱里的药通通倒掉，装满美国香烟。
于文富：你是老革命了，怎么又成了右派？
张金林：战争结束，我从朝鲜回来，组织上派我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当了医生，反右时，我提了些意见，就成右派了。
于文富：听说北戈壁过去也有女犯队，你当“劳改医生”可能遇到不少好事吧？
张金林：遇到好事也不敢呀！常有女犯来看病说小肚子疼，没人时还叫你搞一下，你敢吗？
于文富呵呵冷笑道：你的胆子那么小呀！那位干部女医生为了你，星期六都不回家了，又是怎么回事呢？
张金林：你来北戈壁时间不长，知道的还真不少呀！我那时已经就业了，还是低人一等！结果是我又“二进宫”了。那位女医生也受了处分，调走了。
于文富：那你这次收监已是“三回头了！”
他们几个看孙队长上了山坡朝这边走来，就分散走开了。
第二天他们几个又来山腰拐弯处抽烟，闲聊。这回是张经林大谈其在天山上猎熊的经过，于文富几个听得津津有味。
我站在山坡上放眼眼远眺，西边山坡下的平坦处是兵团单位修筑铁路的地段，一些兵团职工也在平整路基，其中有许多戴着花头巾、身着花衣的女职工，隐隐约约还能听到清脆悦耳的女声在空中飘荡，一一唤起了我那么遥远的记忆，那才是人世呀！我离开人间已多么久远了！女人的温柔、爱情的甜蜜、家庭的温馨都恍如隔世一般！唯有远处的花头巾闪动着久远的诱惑，唯有悦耳动听的女声飘荡着破碎的记忆……对面山坡的大路上，一个青年骑自行车驶过，半导体收音机里“……海兰江畔歌声飞扬……”的女高音的歌声也随着飘过，——那短暂的、令人神往的歌声，那飞驶而过的小小的骑车人，传递着遥远的人世间的信息……
虽然我每天都竭尽努力，兢兢业业地挥着十字镐挖土方，但值星员杨胜举还是嫌我工效低，改派我去推车运土垫路基。
“快点！快点！”年轻矮小的孙干事背着手瞪着眼站在山坡下吼着。我推着拉拉车从陡峭的山坡上往山沟的路基上垫土石。不，应该说是装满土石的拉拉车拖着我从山坡上飞奔到山沟底！其速度肯定已大大超过跑百米的世界记录！更何况拉拉车行的跑道很狭窄，我们十几辆拉拉车飞下推上真像耍杂技般惊险，稍有不慎就会摔到沟底，不粉身碎骨，也得车毁人亡！
即使是我们如此高速度、极为惊险地飞车而下，那位分头打了油、脸刮得很光的孙干事还要圆睁怪眼高喊：“快点！快点！”其心态真是怪异呀！
轮到高股长带工，他总要把犯人们集合在路基上开个批斗会，这回批斗的是洪彦生。只见身材高大、邋邋遢遢、大大咧咧的洪彦生抱着破破烂烂的被子站在队列前面。
戴着黑框眼镜酷似康老的高股长横眉怒目、厉声喝道：大家注意了，反改造分子洪彦生屡教不改，故意尿在床上，把整个地窝子搞得臭气熏天！今天罚他站在太阳底下，看他改不改。批斗会到此结束，大家各就各位，干活！
大家按号子走到各自的工位。
邋邋遢遢的洪彦生顶着破破烂烂的被子，被罚站在路基上示众。
烈日当头，洪彦生晒得满身大汗……
当天下午，洪彦生被停止罚站，继续推车运土，没有推上几车，洪彦生就连人带车甩到深沟里了！奄奄一息的洪彦生被同犯抢救上来，送走了……
到了国庆节，按照王场长的指示，犯人们也休息一天，每个犯人还发了400克水果糖和3个小甜瓜。带班的队长们也都放假回家了，整个工地就王场长一个人值班，由于王场长平日把犯人当人看，从不训斥和处罚犯人，在犯人中间口碑很好，劳改犯们很听他的话，他带工时反而不会出什么问题，真可谓“无为而治”也！
那小甜瓜是北戈壁劳改犯自己种的，其香甜可口竟是我平生从末尝到过的！怪不得听说八楼（1）开会常点名要北戈壁的甜瓜呢！
至于那400克水果糖，约五六十颗，我坐在地窝子里的铺上，一颗接一颗地咬食，一口气全部吃完了，——这也是我平生从来没有如此过的！
由于长期的饥饿和劳累，在国庆节休息这一天我什么也懒得去想，什么也懒得去做，蒙着头睡了一整天！
国庆节后，我们这个小组被派到相邻的山头去拉土，劳改犯们在这个山头一面放炮、一面推土。分给劳改队干的活，当然是地形复杂，劳动强度大的地段：不是需要大垫方的山沟，就是需要大挖方的山头！
我和王明清两个人承包一辆拉拉车，自铲自拉。王明清是位四十多岁的农民，身材壮硕，皮肤稍黑，长脸庞，小眼睛，平常走路总是一拐一拐的，自称腰腿有风湿关节炎，干起活儿来总是慢慢腾腾有病的样子。当我们两个铲土时，他稍稍使劲，大铲大铲的土石就装满了车，我鼓足劲也差他许多。然后他对我说：不要拼着体力干活，要细水长流保住身体，这活儿干得完吗？我想，他说得对。于是我们不紧不慢地铲土运土，既减少体力消耗，又不叫值星员杨胜举点名批评，配合得很好。
值星员杨胜举一边自己踏踏实实地干活，一边又用冷冰冰的、不信任的眼神扫视大家，不时大声喊道：快点！抓紧时间！
爆破手张明德是位个头矮小、动作敏捷的老头，当他装好炸药、雷管，拉着导火线喊准备好了后，值星员垫窝韩震亚就挥着红旗、吹着哨子，喊道：“要放炮了，离远一点！”
每次放炮炸山石时，碎石总是漫天乱飞，毫无规律！因此，当我们听到吹哨子警告要放炮的时候，就推着拉拉车走到离放炮现场较远的伙房附近。炮响时，碎石果然又漫天乱飞，令人心悸！放完炮，我和王明清推车过去干活，杨胜举用冷冰冰的眼神，训斥我们道：“不要走那么远，要抓紧时间干活！”
然而，没过多久，垫窝韩震亚再次挥动红旗，吹着号子，喊道：“要放炮了，离远一点！”我和王明清没有理会杨胜举的训斥，依旧推着拉拉车走到伙房附近躲避。
炮声才落，就听得有人高声呼喊：石头砸着人了！
接着几个“同犯”抬着被砸的人匆匆来到伙房跟前来等汽车，躺在简陋担架上的正是杨胜举！凌空而下的碎石正砸在他的后心窝，劳动布工作服都砸碎了！运粮的汽车立刻把杨胜举拉下山去了。
此后，我们小组并入了邻组，由邻组的值星员范金生兼任我们小组的值星员。范金生，中等个儿，肤黑，穿一件已经褪色发白的兰制服。据说他曾是T县公安局的干部，也是因为政治问题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判刑入狱的。他刚到北戈壁的那天，曾经被他提审过的陈道海看到了，立刻迎了上去，挖苦地说：“范提审员，你也进来了？”但他能直面现实，不卑不亢，踏踏实实干活，认认真真当值星员，也像杨胜举似的不时催促大家：“快点！抓紧时间！”同犯也多有微词，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果然，他仅服刑两年多，就得到平反了，——他是北戈壁第一个因政治问题得到平反的人，——这给了我一个“希望”的信号，这是后话。
天气渐渐冷下来了，活儿依然很重。在洪彦生、杨胜举之后，飞石和塌方又伤了几个人。我对于自己的生命也感到担忧：我能从这荒山野岭的工地上挣扎出来吗？这繁重而又没有安全保障的苦役犯的劳动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呀！
“程晓龙！程晓龙！”值星员“垫窝”韩震亚在施着工的路基上，左手拿着一张纸，右手对着嘴作喇叭状，一边走一边高声喊着。
就是这位精干，乐观，笑口常开的“垫窝”韩震亚给我们带来了福音：我和于文富、张青等6人被从铁路路基施工工地上叫了出来，打上行李，在伙房门口乘车回到了北戈壁！
这时已经是11月了，我在这地形复杂、劳动沉重、危险性大、离完工还遥遥无期的铁路路基工地已整整干了三个月！没想到完全出于偶然，我竟离开了这个有时简直是命悬一线的工地！
后来才知道，我们6个人之所以调回北戈壁是因为机耕队需要人，我们几个懂技术，于文富、张青几个或会开车，或会修车；我则在判决书上明明写着，原是W县拖拉机站技术员。
可是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垫窝”韩震亚，不久却死在修筑铁路路基的工地上了！据说他因跟伙房丢失馍馍的事件有关而被戴上了脚镣，他在用十字镐挖土方时，突然大塌方，他因戴着脚镣逃跑不及被压死了！——这样一位笑口常开，乐观，精干，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依然生命力旺盛，依然用乐观感染旁人的年轻人就这样走了！他那远在河南家乡的亲人再也见不到他了！劳改犯的生命真如草芥呀！
注：
（1）乌鲁木齐开重要会议的场所。
第十八章 “自由劳改犯”
1970年11月，我同于文富、张青等6人从修筑铁路路基的工地调回北戈壁农场，住在机耕队宿舍的3号号子。他们5个人分配到机耕队去修汽车了，我却分配在伙房干活。
机耕队伙房原有两名炊事员（当然都是“同犯”），或许是队上的人增多了，派我去当下手的。我从上中学后就在公共食堂搭伙，从来没有自己做过饭，自然只能当下手：从早上起火，添煤、削洋芋皮、拉水……到开完晚饭掏炉灰，从早到晚活儿竟然干不完！
尤其是拉水，我拉着水车走到大门口要高喊：“报告班长，拉水去！”要得到门楼上背枪的军人“走！”的允许，才能走出大院；到了井旁，要从5、6米深的水井里用大桶一桶一桶地提上来，灌满汽油桶改装的水车；在拉回伙房的路上稍有上坡，我得拼命尽全力才拉得动；到了大门口又要站住高喊：“报告班长，回去！”得到军人“走！”的允许才能进大门。不过，这时我已可以自由出入大院大门，不经意间竟已成了一名“自由劳改犯”！精神压力轻多了，干起活儿来劲头也大了！
不久，我学会了用模子扣玉米窝头；洋芋汤里只须放一点酱油，这当然也不难，——这样，早饭就由我包了。到开早饭时，叫来得早的人帮忙打开笼盖，把窝头下笼；然后分别给4个号子的值日舀洋芋汤，发窝头；值日们自己再舀一桶开水，——早饭就算打发了。
午饭和晚饭就以杨文义和刘士武为主了，他俩就住在食堂边的一间小屋里，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刑期也都是15年；都长得身材高大，面色苍白，又都老气横秋，寡言少语。只是个头更高的杨文义是回族。或许是我的勤奋和本分，他们改变了劳改犯之间常有的警觉和冷漠的态度，尤其是在食堂这个敏感的岗位上，相互警惕和猜忌更在所难免。一天闲了，杨文义露出了难得一见的微笑跟我拉起家常来，问长问短东拉西扯之后，他心情沉重地谈起了自己的案情：他开车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朋友，他很难受，认罪服法。他说，明年刑期就满了，妻子儿女就在油运司……
刘士武的经历就复杂多了：他曾在二战期间参加国民党的远征军，驾车到过印度；解放战争期间给贺龙开过车；朝鲜战争又到过朝鲜前线；转业后在克拉玛依当车队队长；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饿肚子打熬不住，驾车带着全家想从南疆越境去印度而被捕……
晚上回到3号号子，有两个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红宝书的时间，由值星员张青坐在用水泥砌的红宝书台旁，组织大家念毛主席著作或《新疆日报》。
张青长得个头瘦小，才三十来岁却是满脸皱纹！他性格开朗，一口河北话，爱咋咋呼呼的，也当过汽车兵，跟杨胜举是同案，只判了三年刑。
每天晚上，往往是张青开头一本正经地组织大家学习，念报纸，可是一篇短文还没有念完，他就放下报纸跟人闲聊起来。这时号子里就像赶集似的，三三两两，唧唧喳喳，好不热闹！
估计学习时间结束了，于文富抱着吉它弹起来。跟我邻铺的黄春生也从小提琴盒里取出小提琴拉起来。
于文富约二十七、八岁，一米八左右，圆脸庞，大眼睛，五官端正，身材魁梧。他专心致志地弹吉他，或自弹自唱，有板有眼，旁若无人。我细细一听，他弹唱的《划船歌》、《西波涅》、《鸽子》、《桑塔.露琪亚》、《梅娘曲》、《黑色的眼睛》和《吉尔拉》等都很有水平！这些歌曲直到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流行开来！而黄春生则总是拉一支我曾在大学里听到过、但不知名的曲子，拉得也不太好。
黄春生四十来岁了，东北人，身材魁梧，脸上长有横肉，也曾当过汽车兵，转业后在乌市某运输公司工作。
黄春生对我说，他不久就要刑满了，回单位吧，妻子已经嫁人又有孩子了；不回单位又到哪里去呢？他最想的就是孩子！他说，我趁修车试车的空儿去看过孩子和改嫁了的妻子，看到孩子可怜的模样，我的心就像锥子扎似的痛苦呀！
后来，他又悄悄地说，我就要出狱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这把小提琴是我的好朋友马雪尘送给我的。人被枪毙了，琴留给我了……说到这里，这位东北壮汉长有横肉的脸上竟然老泪纵横，说不下去了……
黄春生每晚照例要拉一阵小提琴，总是拉那首低沉悲怆的曲子，又总是拉得不那么流畅。……他说，是马雪尘教他拉小提琴的；马雪尘最爱这首曲子，这首歌曲名叫《荒城月夜》。
有时他也一边拉，一边低声哼唱：
“…………
浩渺太空临千古 千古此月亮
人世枯荣与兴亡 瞬息化沧桑
云烟过眼朝复暮 残梦已渺茫
呜呼荒城明月光 照我独彷徨”
没过几天，黄春生刑满出狱了，还是回到某运输公司去了。
由于北戈壁修理汽车有了名气，公安厅和其他单位送来修理的汽车骆驿不绝，修理任务加大，杨文义和刘士武也下修理车间干活去了。伙房另外派了人来，我也被派到豆腐坊去了。
豆腐坊就任捍理一个人，我去当帮手，天不亮我就得起床去拉几车水；任捍理则套上一头蒙着眼睛的驴，让它绕着磨盘转；我们忙忙碌碌一刻不停，直到天亮，总算把豆腐磨好了。平常是那么诱人的白嫩嫩的豆腐，到这时我们却一口都不想吃！上小学时课本里讲的“磨豆腐，真辛苦，”现在竟然亲身体验到了！
我在豆腐坊干了十多天，任捍理就刑满出狱回单位了。
任捍理长得高大，白净，三十来岁左右，原来是乌市某单位的干部。“文革”期间有人举报说他唱《东方红》时总也不唱第三段，上纲上线，罗列罪名判刑三年。其妻也是一名干部，在他服刑期间并末提出离婚，待他一出狱，妻子就跟他离婚了，四岁的儿子也撇给他了。当时我们对其妻的做法还颇感奇怪，但细细一想并不奇怪，一个年轻女人为什么要跟一个毫无前途的刑满释放犯生活在一起呢？类似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呀！
豆腐坊关门，我又被派到相邻的酱醋坊帮何老头做酱油。
何老头已经60多岁了，头发胡子都白了，讲一口难懂的山西话。大家都知道，何老头是因为在吃饭的时候，端着碗玉米糊糊给毛主席像喂了一勺，说，你也尝尝！被人汇报上去而判刑的。
何老头已刑满一个多月了，不知是家里没人来接，还是这里抽不出人遣送，他也无可如何。
我在酱醋坊其实没有干什么活儿，何老头焦急地等待回老家，已没有心思再做酱油醋了，我俩除了在摆满坛坛罐罐的工坊里闲聊，就是在屋外晒太阳。
这天我看相邻工具房的刘道元正在收拾一大堆工具，我走过去帮他往房里拿。
刘道元长得瘦削、文弱，相貌平平，已经新生了，却还总是穿一身劳改服。
服刑期间刘道元就管着工具房，是个经常受表扬还减过三个月刑的“模范犯人”。刘道元给人的印象是老实巴交，认认真真，唯唯诺诺。据说他曾是北大政法系的学生，却因“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对于刘道元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文弱书生，竟然是“反革命”，我颇疑惑。趁工具房没人，我悄悄问他，看你这么老实认真，怎么是“反革命”呢？
刘道元毫不掩饰地对我说，1960年暑假，我们在北京和外地上学的大学生回到安徽老家探亲，看到整村整村的人大多饿死了，大学生们震惊悲痛不已，纷纷议论宣泄不满……结果被人告发，大学生们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集团”，统统判刑了……
我当即就说，你为什么不上诉，要求平反呢？
刘道元摇摇头，闭口不言。
我告诉他，1962年下半年，我读大五时，有一位叫吴方乐的同学插班，恰恰安排在我们宿舍。他是湖北人，高个儿，总是寡言少语闷闷不乐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原是比我们高两届的同学。他的父亲1960在家乡饿死了，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无比悲愤，发了一通牢骚！有人汇报上去，他便被扣上“对现实不满”的帽子，开除了学籍，遣返回原籍。两年后，他得到“甄别”，恢复了学籍。当年跟吴方乐同学情况类似的，我们学院就有几十名！——你也可以要求平反呵！
刘道元摇摇头，惨淡地一笑。
晚上两个小时“雷打不动”学习红宝书的时间，早就流于形式了。值星员张青坐在红宝书台旁，手里拿着《新疆日报》带头闲聊起来。他说，当兵几年复原回到老家，家乡太穷了，他撇下家小来到新疆想挣点钱，结果却进了劳改队！唉，家里小孩太可怜了！……这时号子里三三两两，各说各的，大家忘乎所以，人声鼎沸……
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于文富和刘士武谈女人。
于文富每当谈起女人来，总是津津有味旁若无人：有一回在公共汽车站等车，跟一个陌生女人搭话相识，当晚就把她搞到手了……还有一回，我把亨德利眼镜铺的一个女人搞完后，用自行车驮她回去，她在后座上娇滴滴地说，看你年纪不大，玩起来还真有一套啊！……我有个朋友是摔跤运动员，在大家闲聊的时候，为了做个示范表演，一个背挎把我放了一跤；我感到很没面子，但还是装着笑脸，过后我就给这摔跤运动员戴了一顶绿帽子……
当于文富讲得告一段落时，刘士武轻言细语不以为然地问道，那你知道女人的弱点在哪儿吗？刘士武故意停顿一下，等大家全神贯注鸦雀无声时，继续说，只要抓到女人的弱点，再贞洁的女人也得乖乖地顺从！于文富十分诧异，说，我不知还有这个窍门，你说说看！刘士武只淡淡一笑，说，你不知道了吧，小伙子你还差的远呢！一向很自负的于文富这一下可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了，他缠着刘士武，要他讲出答案来。刘士武偏不着急，顾左右而言它，说，一九四四年我在印度新德里的街上闲逛，看见许多人排着队，我以为是排队买什么好东西，也跟着排上了，结果挨到自己了，原来是，——刘士武卖个关子：你猜怎么了？于文富答，我当然不知道啦！刘士武苍白的脸上带着微笑，轻言细语慢慢腾腾地说，原来是走进一个暗室，透过一个小观察孔，观看真人性交表演！于文富大惊，说，哦哟，到底是前辈见多识广，我甘拜下风啦！
熄灯前，于文富常在水泥砌的炕沿上做一番即兴表演：
他先学公交车女售票员娇滴滴地用普通话报站名“山西巷（XIANG）到了，请下车！”有人问：“啥站？”售票员立刻拉下脸来，变成了乌鲁木齐土话：“山西巷（HANG）子！”
惹得大家满堂大笑，连平日不苟言笑的杨文义，睡在被窝里也笑得浑身抖动，不停地咳喘！
于文富在炕沿上作大步大行状，说：有一回我们三个好朋友在商业厅大院，正有说有笑往前走，突然出现了一个漂亮姑娘，那五官，那身材，那皮肤，那头发，那衣着，都绝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走过去了，渐渐走远了……这才回过神来，看我那两个朋友，竟也跟我一样，盯着那姑娘行注目礼，愣在那儿了！我狠狠“呸”地一声吐了一口，他俩才一惊，我说，没出息！大家才又甩开胳膊大步走开了。
于文富不只是吉它弹唱有相当的水平，能作滑稽表演，爱谈风流韵事，据“同犯”们说，他修车技术也不错，既能吃苦，又能动脑筋，受到机耕队马队长的赏识。
然而，于文富一谈起自己的身世和案情来，就情绪低落黯然神伤：
我的爷爷在解放前当过库车县县长。母亲是维族人，年轻时就被人吓死了。父亲在食品公司工作，我跟继母关系不好，少年时就进入了少管所，在少管所学会了修汽车。后来，我跟一位回族姑娘结婚了，以后又离了。这次是因为“窝赃”判了7年刑，真是太冤枉了！因为我跟偷盗集团早就没有关系了！
在1965年的一次文艺汇演中，我出演维吾尔歌舞剧《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主角，演出获得了好评，都说我已经被来招收学员的某文工团的导演挑上了，结果却没被录取，有人说是因为我在舞台上吐了一口痰，被指“台风不正”而未被录取。实际上，我自己也明白，“少管”过就一辈子都完了，谁还敢重用你！
1971年3月春耕开始了。一天下午快收工了，机耕组的李学进，一个身体健壮、相貌端正的年轻人，把我从酱醋坊叫到机耕队大院的农机修理车间，叫我在那儿等着，说，一会儿拖拉机回队后，马队长叫你去开拖拉机犁地。
农机修理车间的组长叫柳哲夫，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身材瘦高，一口江苏话。修理工“锅刷子”二十七、八岁，性格开朗，一口陕西话咋咋呼呼的，他们两个都劝我，不要上拖拉机，留在农机修理车间最保险，冯善禄马上就要刑满走了，这里也需要人；李学进也说留在农机修理车间好，机耕组的人勾心斗角……
我说，既然是马队长叫我去开拖拉机，我先去试试看。
不一会儿，一辆拖拉机拖着五铧犁开到机耕队大院门口，从拖拉机上跳下来一位瘦削的中年人，身着满是油污的工作服，他那瘦长的脸，尤其是那一双眼睛，竟然酷似捷尔仁斯基（1）！他直奔农机修理车间而来，李学进给我们互作介绍：“这就是北戈壁有名的玄师傅！这是书呆子。”
成了“自由劳改犯”后，我已能找到一些书看，不知何时得此绰号。
玄师傅倒很干脆：那就上拖拉机吧。
我们快步登上了拖拉机。
五铧犁上坐着一位两眼发呆的年轻人，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玄师傅驾驶着拖拉机朝大田奔去，拖拉机的突突轰鸣使我倍感亲切：我回忆起大学时在某农场的驾驶实习；回忆起在边疆原野垦荒的日日夜夜……
来到地头已是傍晚。我们跳下拖拉机，玄师傅给我指出地头插有标杆，并做有标记的犁地标线，叫我驾驶。又朝一直坐在犁上不言不语的年轻人喝道：“三棱木头，准备降犁！”
我们两个互换了位置，我驾驶拖拉机对正了犁地标线，回头从后窗朝五桦犁上看，“三棱木头”毫无表情地降下了犁铧，我加大油门，拖拉机缓缓行进，倒也顺利；可是到了地头，拖拉机竟拐不过弯来！我回头从后窗朝五铧犁上看，“三棱木头”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原来他根本就没把五铧犁升起来，犁铧几乎全都埋在土里了……我只得狼狈地停下拖拉机来。
我当时就对玄师傅说，我眼睛不好，晚上更看不清，开不了拖拉机了。
玄师傅一直没有说话。
后来李学进告诉我，那次叫你去开拖拉机是对你的一次考察。王发贤，——就是那个“三棱木头”，早就想开拖拉机了，嫉妒你这个“科班出身”的抢了那个位置，于是耍花招，地头拐弯反而把五铧犁往深里打，叫你拐不过弯来，想让你难看……
我问李学进，王发贤为什么叫“三棱木头”呢？
李学进答，“三棱木头”就是“不成材”的意思嘛！你想，“三棱木头”能干什么用呢？这王发贤还特爱吹牛皮，他妈妈和妹妹来探望他，别人问是他的什么人，他竟说自己的妹妹是老婆！这个牛皮吹得全北戈壁都出了名！
我又问李学进，玄师傅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李学进说，玄师傅叫玄国清。接着摇摇头说，这个人一言难尽。玄国清当年是“四野”战车团的战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批农机工作者。马队长从八农专科班毕业后，玄师傅给他当过师傅。马队长是回族人，很重礼仪的，现在还是叫他“玄师傅”，对他客客气气的。于是玄国清狐假虎威，在1号号子称王称霸，叫我们这几个农具手给他“找油水”或给他“借钱”……王发贤几个为了能开上拖拉机就尽量巴结他，常常在猪圈羊圈杀猪宰羊时搞点杂碎啦、油啦、肉啦的送给他，甚至在远处犁地时还给他搞酒回来……玄国清的口头禅是：“到时候数你的折折子，叫你吃不了兜着！”大家都怕他向马队长汇报。别看玄国清现在总是穿一身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前几年武斗时，他还是乌鲁木齐某个据点的“草头王”呢！全身披挂着盒子枪、指挥刀、武装带，很出了一阵风头！
我那天试开了一次拖拉机以后，就暂时在农机修理组了，我不知道玄国清是怎样向马队长汇报的；不过，没过几天，马队长又派人来叫我去开轮式拖拉机，我还是推说眼睛不好，没有去。于是，我就正式留在农机修理组了。
农机修理组的主要任务是检修播种机、中耕机、拖拉机等，农忙时也要到大田去排除机具故障，工作单纯，又是我的专长；共事的柳哲夫、冯善禄为人也比较随和，——这在劳改队里算是混上了一个美差了！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971年4月的一天，播种机等其实早已检修好了，车间工作台上还摆放着几个拆装着的园盘开沟器，不过是应付马队长们的检查的。
这一天是“锅刷子”——冯善禄，刑满出狱的日子。
冯善禄的父亲，一位白发银须、戴着回族小白帽的老者，特地乘车到机耕队来接他回去。
冯善禄去办手续取行李的时候，其父在车间跟我们拉起家常来：
我今年70岁了，是某运输公司的退休工人。年轻时我开商车常跑新疆到苏联，有一回，正遇到苏联跟中国“文化大革命”差不多的境况，到处打砸抢一片混乱，我差点被人打死，多亏一位苏联朋友救了一命……形势缓和下来，我在苏联跟一位俄罗斯妇女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带回伊宁定居。后来陕西原配妻子带着长女到新疆来找我，我安排住在乌鲁木齐，又生下这小儿子善禄。俄籍妻子得知我有原配，撇下儿女，只身从伊宁回苏联了。我在伊宁还有一位当地回族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后就去世了……1962年俄籍妻子的弟弟受其姐姐之托还从苏联绕道北京到伊宁看望过他姐姐的孩子……
我心理想，这位白发银须的老者的一生经历也真够复杂的，写成小说肯定精彩！
冯善禄——“锅刷子”办完手续，高高兴兴、咋咋乎乎地跟他的老父亲乘车走了。
柳哲夫对我说，“锅刷子”人勤快，性格也开朗，也是某运输公司的驾驶员。到北戈壁后马队长也叫他开拖拉机，是我叫他留在农机修理车间的，这五年他过的多么轻松，多么太平！
我问，为什么大家叫他“锅刷子”呢？
柳哲夫很惊奇：哦，你还不知道啥叫“锅刷子”呀！“锅刷子”就是指轮奸妇女犯罪时最后上的那位！冯善禄的同案犯都判了十多年呢！
还是在1971年4月，北戈壁的一批犯人被调到新生机械厂去了。彭成刚、彭达如、李新献等就在其中，从此不知他们的下落。
在铁路工地上同我一起铲土推车的王明清，从铁路工地回到场部后就调到三队种菜去了。
陈清文也早就从一队调到三队去跟马车了，他明年就刑满了。
机耕队院子隔着宽阔便道的西边是北戈壁办公区和家属区，东边是苹果园，北边是就业队院子，机耕队院子的大门开在南边，大门外是一片空地，东面停放着播种机，中耕机，园盘耙等。
机耕队院子内是一个可以进出和停放许多辆车的场地，院子北边是一排朝南的车间，最东边那个车间就是农机修理车间，接着是6个汽车修理车间。院子西边是一排门窗朝东的车间，从北向南是车工车间、钣金工车间、焊接车间、和锻工车间。东边的南端是铸造车间，车间门是朝东开在院外的，门外是一座化铁炉，化铁浇铸就在这里进行。大门西侧是一排门朝北，窗朝南的房子，最西边的一间是马队长的办公室，接着是电工车间，钳工车间，库房和门卫室。不过这里的门卫是刑满就业的人员，或“自由劳改犯”。
机耕队成员（除刑满就业人员外）的住处在高墙大院内，跟二队、三队在同一个小院内，从南到北四间号子，门窗朝东。1号号子住的是机耕组的人员，2号号子住的是车、钳、焊、电工车间的成员；3号号子住的是汽车修理工；4号号子住的是锻工和木工车间的人员。
我到农机修理车间工作后，住处就从3号号子调到2号号子了。
在农机修理组的工作果然比较轻松：春播时我们有时也背着工具袋到地头检修播种机或拖拉机；在春播期间我们又检修好中耕机，中耕开始时交给轮式拖拉机驾驶员陶绪斌和许尔明；接着我们又检修脱谷机，麦收结束又把检修好的脱谷机交给陶绪斌和许尔明。
陶绪斌，三十来岁，豹头环眼，身体壮实，总是扯着嗓门咋咋呼呼的。他是某农场的职工，湖北支边来新疆的。因为驾驶轮式拖拉机撞死了一个耳聋的老头而获刑7年，他没有什么文化，但经常把“自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挂在嘴边。
许尔明还不到30岁，却沉稳寡言。是某牧场的职工，江苏支边来的。据说是在“文革”中参加了武斗被判刑的。
他们两个原来都是驾驶轮式拖拉机的，技术熟练，认真负责，这样，我们农机检修工作就更加轻松了。
1971年9月，拖拉机进入麦场开始工作不久，管教股通知柳哲夫，不日将遣返他回江苏原籍。
柳哲夫得知自己快要被遣送回江苏老家了，十分兴奋，坐立不安。平日他的话不多，更很少谈自己，这些天他一反常态，再也没有心思干活了，坐在车间，大谈起来：
1956年肃反时，因为我在解放前当过村公所的文书而受到审查，到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判了我10年刑，刑满后我就提出要回原籍，直到现在才算实现我的愿望。
在“三年困难”时期，妻子跟了别人，那时候为了吃饱肚子，为了孩子们能活下去，我不怪她。现在听说我要回去了，妻子又要回来，可是儿子不同意她回来。儿子写信来说，现在妈妈要下山来摘桃子了，不行！孩子们在“三年困难时期”中挣扎长大了，有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反对妻子回来破镜重圆……
不久，柳哲夫就被遣送回江苏原籍了。
1971年9月下旬，在劳改队里我们就已听说林彪出事了，消息的来源无从查考。
接着，北戈壁农场场部派人把大墙上的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等林彪的语录粉刷掉了，大墙周围场部各地的毛主席语录也都被粉刷干净了！——这真是欲盖弥彰呀！
我还发现，在国庆後的《新疆日报》上，毛主席接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时没有林彪那一帮人了！那年月中国报纸上大人物的名字出现与否和座次排列就像是政治寒暑表似的灵验！——林彪出事了已昭然若揭！
到了1971年10月中旬，也就是“9.13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管教干部终于集合全体犯人，宣布了“林彪事件”这个举国震惊的消息！因为“文革”以来，林彪简直红得发紫了，甚至他的接班人资格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
自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彭、罗、陆、杨，刘、邓、陶，杨、余、傅，王、关、戚……一波一波的大人物像走马灯似地被打倒，中国老百姓对此从震惊逐渐变得麻木了；然而“林彪事件”的出现再度使中国老百姓感到巨大的震惊！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老百姓普遍对“政治”的冷漠……
注：
（1）捷尔仁斯基（1877-1926），前苏联党和国家早期领导人之一，克格勃的创始人。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