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出生地——大塘沅
翻过蹉跎坡的后山樑，向西越过三条田垅和山丘，便到了大塘沅。这里有一条自北向南走向的小田垅，呈梯状排列的稻田展现出波浪式的横条。田垅两边的山丘是红色的偏酸性土壤，所以树木都不茂密。田垅的最北端有一口人工挖掘的大山塘，是灌溉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这田垅一带统称大塘沅。大塘沅聚居一支沈姓家族，系湖南浏北始迁祖远宁公之玄孙世晖字明显公（文齐房祖）之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族民称之为文齐房裔。
靠田垅西面的山丘边缘地段，鳞次栉比地建筑的土木农舍，就是文齐房族民聚居的中心地段，也是大塘沅人的生产生活中心和议事中心。大塘人有传统的家族观念，族约家规管束得很严，使他们有比较规范的行为，所以大塘人带有一种半封建性的团结。可喜大塘人也飞出了金凤凰，高教高职人才不断涌现。
然而大塘沅的传统色彩也在不断淡褪，不良的时尚使大塘人失去不少原色，蜕生了一些灰暗色调。幸有高龄的兆颂先生力挽狂澜，在法治德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使大塘人有厥振家声之举。祖坟补修了墓碑，阡陌变成了通途，办了小型企业，盖了新式楼房等等。近年成立了老年协会，维系了大塘人的心理空间和言行举止。
这是大塘人的新动向。先祖世晖公在九泉之下希望大塘人安居乐业，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世晖万万没想到，他的第二十二代裔孙由大塘沅逃出后竟遇上了沧桑多变的蹉跎岁月，引出一段坎坷磨难悲欢交集的往事。
大塘沅聚居最北一栋古老的四合院上栋西边的厢房里，1936年农历丙子岁十一月初一日，我就出生在这里。童年时代，我以为自己是养育我的祖母所生，别的大人们也逗我是祖母生。我不知道祖母能否生孙子，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爸爸妈妈！这样爸妈在我脑子里没什么印象。这样的问题一直是童年时代的疑团。
童年的春节，除打着灯笼火把辞岁以外，就是拜年兵团挨家串户打拱作揖持续半个月的节日活动，直到元宵节耍过龙灯以后才静静地宣告结束。当时的顺口溜是：初一崽初二郎（女婿）初三初四拜干娘。每逢大年的初三四上午，祖父就带我去大塘沅拜年。我穿上小长袍子，戴着六合小碗帽，还佩上银项圈、手圈脚圈，脚上穿着虎头合缝棉暖鞋。我这打扮俨然是富家孩童。
我无知地随祖父来到大塘沅最北一栋四合院，走进前栋西边那间客房时，第一印象是黑乎乎的空间和烟火呛鼻的气味。首先是祖父向各位长者拜年，接着是祖父领着我向双目失明的干爷干奶拜年，其余的干爸干叔等来看我。从来没有领我请干娘拜年，我也从来没问过祖父。爷爷奶奶每次都是把我从头摸到脚。最后说一声，“也罢，长得好！”
每次拜年都要在这里吃午饭。有一次午餐时我看到大碗的萝卜白菜和又大又粗的荞麦粑粑，我吓住了，以后再不肯吃午饭，甚至很久没有去过大塘沅。直到读师范时，才弄清这个家庭结构，往来关系逐渐密切。
这是个大佃户农家。祖父母虽然失明，但谈吐和思维都很灵敏，支配着这个家庭的生产生活。祖父叫国源，排行居长，有三子二女，在这二十余口人的大家庭，祖父起着主要的主宰和维系作用，于1950年去世，享年八十岁。祖母陈氏在妇道中起着调教的中坚作用，于1954年去世，享寿八十四岁。此后的大农户瓦解分家各立门户。
祖父的长子叫赏求，即我的生父，是个憨厚的农民，农闲时喜欢做点小挑卖。他性格比较随和，言行也不急躁，生活得很平淡凄苦。生母去世时，他才四十四岁，到1956年病逝时，度过了十八年的独身生涯，也是可怜可悲的晚景，享年六十二岁，病逝时住在大哥淮溪家云雾寺。
记得当时没做道场，一个音乐师吹打两天就下葬了。我们几个人守了最后一晚丧，只是静坐，连夜歌也没人唱。直到1995年把生父母合冢修墓时，才晓得时也命也注定了他们的归宿。我们四男二女六姐弟当然很内疚。
当时的薄养薄葬都是家境的制约。那时大哥祧继给祖父的侄儿（祖父弟开沅之子，无嗣）为子，家境贫困，虽然极简朴地治丧，也只能由他承担。因为二哥阳希祧继给大叔讲求为儿。三哥湘溪在志愿军中服役，我是婴儿时有偿出继的。现在的修墓也只是个一般规模，对亡者只是个名义上的虚幻补偿，对后人徒然是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母亲生下我来就已染上疾病，没有奶水无法养育我，就以十二块大洋的礼金出继给后来养我的祖父母为孙儿，由我的大嫂付氏抱着送去的。这时我才一百一十三天的年龄，祖母才三十六岁。
母亲在我脑海里没什么印象，我从族谱上查知，母亲叫陈珍秀，1938年秋病逝时，年仅三十八岁。听老人说，她是瘦高个子，脸型有点像大姐仁香，生孩子时得了月宫痨而致病故。按现代医学应该是子宫出血感染而演变致癌。她生下四男二女都长大成家，可她都没得到一点回报，仅仅只是那块墓碑。
大姐叫仁香，二姐叫瓜香，都出嫁到贫苦农家，其夫嬉于赌博，其子不力，至今还处于农村平均生活水平之下。大哥淮希是大家庭中的中坚劳动力，人民公社时有名的生产队长。大嫂生下二女一男，可悲的是儿子英年早逝，大哥自己晚年中风瘫痪，1999年3月18日子夜去世，寿终八十岁。我写的挽联足可见其生平缩影。其联曰：
梳花击埌六十载，砍樵瘫痪又五春，顶金乌玉兔，採卷耳蓼莪，影照弓背白头，熬到灯干油尽，落得一纸讣文哭灵柩；
育子教孙三代人，婚嫁操持完七偶，睦亲眷毗邻，交高朋益友，胸怀良心热血，而今愿了家齐，忍听几声羌笛动阳关。
二哥阳溪过继大叔讲求为嗣，自幼学徒，青壮年打铁为生，二嫂无育，祧子为嗣，晚年二嫂去世后，靠赡粮度日。三哥湘溪农民出身，参加志愿军二七三二部队空军地勤兵，转业于浙江衢州机场，娶黄氏生女二，因复员归农后家境不景，与其妻离异后再娶喻氏生二男二女，性质憨柔，在世俗交往中颇能谈吐，好唱挽歌，卷入二号绅士行列。农闲时做点串户小生意，略有积蓄。
二叔银海是偏诙谐平易的农民，农闲忙于弹花；二婶生男二个，她在我印象中有很多良好的记忆，她特别痛爱后人，生活特别俭朴，为人特别仁慈，虽然一家日子过得不算好，但很和睦。地方人对她的评价很高。我生下来的四个月里，母亲生病无奶，全靠她煮来粉糊来喂我，刚两岁的三哥老是围在她跟前叫嚷，等待用舌头舔到那钵子里剩下的稀糊。我不能忘记她的慈恩大德，我必须记下这“仁爱”的一滴甘露。
这个大家庭只维持到土改时期，即双目失明的祖父去世之时。大跃进的狂涛席卷全国，他们不免进入了人民公社这个所谓的天堂。那栋古老的四合院随着公共食堂的建立和作业队的分流自然都拆烂了，后来又分居各地，这里只剩下断垣墙断基了。2004年，我到那里拍了一张照片，那些砖块堆积的地方，就是我降临人间的地方。那四合院只是记忆中难忘的印象，那瘦高个儿的母亲也是老人们传给我的可悲的印象。
2、张家源（妻戴氏陵鱼北冥贞祖地）
石柱峰的东麓是枫林峡谷，峡谷的山溪叫枫林河，也是捞刀河水系的重要源头。峡谷的中段较为开阔叫中院塅，是孔氏家族聚居的地方，我的岳祖母就是孔氏秀才门第的闺秀。自这里被马尾漕水库淹没后，孔氏族人都作为移民迁到几十里外的受益灌区，孔氏家庙也成了龙王庙，“太和元气”和“金声玉振”只能留在极少数孔门后代的记忆中。
溯峡谷而上至源头地段有一个叫张家源的地方，聚居着一支戴氏家族。这个家族由主人戴斐吾及其三个儿子红畴、青畴、兰畴三个分房组成，拥有大量的山林旱土和山外的稻田，靠收租营生，雇有长工女佣，过着濒临破落的地主生活。当山区被苏维埃占领的时候，打土豪分田地的暴风骤雨使这个家族摇摇欲坠，没有任何驻足的可能，被迫迁到数十里外的国统区——山田小镇。张家源的老宅逐渐变成荒地，偶尔能见到那些房屋基石和古树残桩。现在，由旁系房族在原屋基上修复了部分老屋，但仍是寥寂僻处，当年的殷实富豪气派荡然无存。
当戴氏三畴在山田落脚未稳而重建家园的时候，国统区化为零，已近解放前夕了。战事的风潮使空气万分紧张，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这种改朝换代的紧张关头，三房中的两房匆忙建起的新房，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任何装饰就迎来了解放。
戴氏三房由破落走向没落，土改时均划上了地主成分。他们的子孙也受此牵连，“地主子弟”的鄙称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他们没有忘却大门石框上的对联：“双柑风味，二礼家声”，没有走戴禹清高自赏的路，而是潜意识地继承着戴德戴圣的学风。
到他们第三代中，有少数人参加了文教工作；到第四代人中，就有不少青年考入高校。不过，他们只知道父母是村民是教师，也不管什么张家源，什么三畴二戴，而是在拼搏奋进，做有所作为的炎黄子孙。
张家源戴氏三房长辈中，其中二房名叫青畴，就是我的岳祖父。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叫湘圃树圃，戴树圃就是我的岳父。岳祖母孔月圆是秀才孔秉烛的女儿；岳母易依庭是路口绅士易应龙的女儿；岳祖母是岳母的嫡亲姨妈。
解放前提倡门当户对龙凤相佩，地主绅士家庭之间连环联姻结眷，不管血缘远近，只讲木根水源，这种连环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给后人带来了无穷隐患和悲剧。老者相继去世，壮者受监督压制，少者皆为地主子弟。他们在政治上被敌视，文化经济等方面处于底层地位。
岳父一家三代人在土改时派住在保寿山——神仙老爷庙里东侧的一间破房子里。他们并没有当神仙，而是过着濒临绝境的生活。岳母虽然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也是一个要强和刻苦的妇人，但她支撑着这风雨飘摇的破船不可能到达彼岸，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去世，年仅四十八岁，留下婆婆、多病的丈夫和十二岁的儿子。
而岳父是个性格耿直而固执的旧文人，既经受不住苦力和风雨的摧残，又不愿短志求援，做一点肩挑生意和修补也力不能及。他根本不可能带这八口之家闯过饥饿关头，在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呻吟，体质每况愈下，磨得光滑如镜的水烟袋陪伴着他的暮年，在五十六岁的时候也抛下高龄母亲和孩子去世了。
我的小舅子戴乐民，十二岁就撤了学，与祖母相依为命，形影相吊。保寿山的对联是“保民保国，寿世寿身”，由于它没有“保”和“寿”的灵验，信士们对神仙老爷完全失去信仰，香火灭迹。当小舅子成年后，择址迁建家园，神仙老爷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保寿山就成了废墟，后来被开掘为菜园。
小舅子是个聪明能干的年青人，血气方刚，凭着一身久经磨炼的筋骨和善于图谋的计划，加之侠义好交的社会活动能力，终于在对门山坡上建了房子，娶了一个勤劳贤惠的妻子，生了三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他现在还是苦力干活，但在苦中看到了光辉灿烂的曙光——三个孩子都先后考上了大学，大女儿更在上海攻读博士研究生。
他在苦中拼搏是为了甜美的希望，不是保寿山上的神仙老爷保佑了他，因为神仙老爷不是戴乐民一个人的，而是“二礼家声”的先祖叔侄们在潜移默化，而是列祖的基因种子在优良环境里才能萌发、成长、开花结果。他的晚年也会像戴禹一样：两个柑子一壶酒，多么怡然自乐呀！孩子们不是像戴德戴圣叔侄那样删注礼记，而是写着专着。
老妻是岳家的二闺女。自嫁到蹉跎坡作为主妇以来，我称她为难友、伙伴和师父，也可以说是我的衣食恩人。并非是在“张家源”一文中避而不谈，而是另立文题，专叙“同舟共济人”。
3、宝乔宗祠
沿着桃美洞老宅南侧的小山嘴向东延伸到一百米，尽头叫团山嘴，山嘴下的平地上有一栋三开两进的建筑叫宝山宗祠。这个祠堂是四十一世浏阳北乡始迁祖远宁公（字介繁）的四十五世玄孙世诚公、世海公后裔所建的一个支祠。世诚公字纯一，居其长称宝公房，由车田迁至桃美洞。世海公字团明，居其弟称乔公房，亦由车田迁至岭背。故宝乔宗祠是宝公和乔公的合祠。其老二世讚公仍留车田，与世聪公合称周讚房。
远宁公的长子诗南公的十九个曾孙中只有九个有后裔，分合为先房、吉房、椒房、彬安房，文齐房、文秀房、文兴房。次子诗再公的曾孙世远公称汉宇房。三子诗兴公的六个曾孙中只有世诚、世海、世讚、世聪有后裔，分合为两房。这样就把三十个世字辈中的十四个有后裔的合分为十四个大房。完满地得了一个十全其美的整数，为建造十份祠堂——沈氏宗祠奠定了一个前提。
在这十大支房中，以文秀房的财势最大，建了较有规模的文秀宗祠，有“文魁”、“进士”的牌匾，楹联为“所敬在此，聚族于斯”。宝乔宗祠规模居其次，无楹联，但祖堂悬有“玉树联芳”的匾额。其他各房没有宗祠只有公祠或公屋，其中以椒生二房的“祀兴公祠”像样一点，前门楼上有“风敦古处”四字，也挂有“文魁”、“进士”牌匾。
十大支房的合祠叫沈氏宗祠，通称十份祠堂。它建在龙伏镇新开市，与新开村沈家大屋隔河相对。沈氏宗祠的规模虽然只五开两进，但有两厢两院，门楼一字排开两边八字舒展，屋脊宝顶歇山，大门联为“修其祖庙，教以人伦”。门楣上方的“沈氏宗祠”四个大字无甚特色，只有圆润的赵体感觉，而“宝乔宗祠”就有筋骨铮然的气势。
沈氏宗祠门楣两边的“文魁”、“进士”两块牌匾，不知是光宗耀祖的褒奖，还是殷切激励的期望。祖堂正上方的“耼季宏猷”才有一定的渊源特色和文墨分量。至于宝乔宗祠的“玉树联芳”，听起来响亮悦耳，只作为“群芳竞秀玉树盈庭”的期望而已。
关于沈氏宗祠文秀宗祠的两首门联就可说是空洞无物平淡乏味，不能体现沈氏代表性典故，能适用于其他姓氏的门联，所以只有普遍性，没有唯一性，让人既羞愧又愤然。我估计可能当时没有采取征联筛选的运作和评委公决的设置——请当时的有权之士能原谅我这个六十二世裔孙的冒昧之言。
不过总祠也好，支祠也好，公屋也好，它们都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被拆了，成了建学校和办猪场的建材来源，在族氏的印象中已随时代冲洗得荡然无存。写这节文字时我打电话请问八十二岁高龄的族叔沈兆颂先生，是否记得文秀宗祠的对联，他说没有一点印象。
近几年的修谱风气复起，而我沈氏一族无人问津，其原因是智能之士不想承担这个不必要的大麻烦，有兴趣者则承担不起这个大麻烦。我只好在写宝乔宗祠一节文字中，简要地纵横两面描述一下浏阳北乡始迁祖远宁公世系的大略，留下一点墨迹而已。
我退休闲居蹉跎坡快十五年了。既是闲人，有时也做过忙人，最忙的一次是为龙伏“沈家大屋”（现已列入长沙市文物保护景点）做测绘平面图和写测绘报告时，为了某种文字资料的需要，查阅了1942年修的浏北三房七修谱中的十序二跋，发现都是浮光掠影地重复沈氏源流，对家、族、国三者的关系描述甚少，并且白话文与文言文夹杂使用，使人有五味涩苦的感觉。
再看了清道光八年二十四年、光绪五年及民国三年的原序，及明正德十一年、嘉靖三十四年、清顺治十一年、康熙五十三年的老序，仍未发现连贯可循的源流脉络，谨知周文王第十子司空耼季食采于沈（即河南沈丘）以国封姓，传至炎汉荣昌公为一世南迁始祖。远宁公为四十一世祖，由粤迁湘始，世诚公为四十五世再迁浏阳北乡桃美洞祖。
我本想顺其藤摸到每个节上的瓜，但原序老序两种文字都很老练规范，有较稳的八股文风，所以其迁徙过程是个含糊不清的疑团。承族人沈绍尧先生所嘱托“追本溯源”之使命，遍查私藏谱牍，沈氏确系轩辕后裔，自沈子国被蔡所灭之后，大举南迁于闽浙的建宁、上杭、杭苏及广东潮汕地区。现已查清沈氏世系的藤是怎样衍的，瓜是怎样绵的，另列六项表格详载，分段记为下：
表甲 自黄帝轩辕氏公元前2707年至姬昌卒前1135年，计历时1572年。
表乙 自周文王第十子季载1135年至周赧王前255年（耼季公至宏广公六十代），计历时880年。
表丙 自秦始皇15年已巳岁（前232年）至西汉阳朔四年庚子岁（前21年）（昇公至发公十代），历时211年。
表丁 自西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岁（前5年）至宋度崇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荣昌公至流申公四十代），历时1275年
表戊 自元大德五年辛酉岁（1301）至明景泰五年甲戌（1454）（远崇公至世诚公五代），历时153年。
表已 自明景泰五年（1454）至2004年（传华公至今十八代），历时550年。
以上在写这一节文字时演绎了一段宗谱问题，只是一个不成章体的记载而已。
乔祠在我的记忆中有很深的印象，引起我童年时代很多难忘的美好的回忆。宝乔祠南侧附设的大房子是众姓合建的淳化初级小学，我在这里受到了启蒙教育，度过了三年半的光阴。
难忘而痛苦受屈的事是打屁股。我读初小一年级那年，启蒙老师叫陈操存，他经常参与地方的社会活动和应酬场合，学生在无先生管束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自觉规矩的自我学习。
一个四个头的复式班，年龄差距很大，四年级的是接近成年的大学生。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两个社会青年和我班的大同学在室外的草坪里打了一场热闹的架。第二天老师上课时板着脸孔来处理这桩打架事端，大家都怕得要命，不知老师要如何处理法，只能哆嗦着身子听候发落。于是老师从讲台里拿出一根四尺长的没有抛光的竹片条和一条板凳，这就宣判了打屁股的处罚。
挨打次序是从肇事参打的大同学到观看呐喊的小同学。都是自己脱下裤子光着屁股，俯卧在板凳上，两手抱住板凳的木脚，两腿分开夹住板凳。老师没有宣布谁该打多少板，也没宣布该打到什么程度。当打到老师认为可以收手的时候，白嫩的屁股当然也就皮开肉绽了，至少也红肿得很厉害了，或者是“哎哟”的叫哭声慢慢微弱了。总之老师不想打你就不挨打了。老师自知失职，当然以“打个满堂红”来出气。我也没能幸免于打屁股，一个多月才长好结疤。
此后，我们视老师如老虎，但“严”师并未出高徒，只有陈赞黄、陈意龙、陈凡宋三个人学了铁匠，成了本地有较好技术的打铁师父。可事情很凑巧，到土改时陈老师因是当权派被关进了土改法庭里，审讯时也是惯用打屁股的刑罚，当年挨打屁股的大个子学生中，有的当了民兵，充当了打屁股的行刑手。陈老师被打屁股的程度比他的学生要严重得多，不只是红肿皮烂，而是死去活来，直到招供认罪盖上指膜为止。我想也许不是学生长大了有意去报复老师，而是在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青年民兵行使阶级斗争积极行动的一种表现。
1945年抗日胜利后，我家住在宝乔宗祠，开了一家染坊。经营这个染坊是相当原始的染印方法。染料取材于植物的色素，例如捣取栽培一年生的蓼蓝植物的叶汁可染青兰两色；蒸煮桦木果球的液体可染棕色；山毛榉的叶子浸在黄泥水里能染灰色等。利用发酵的淘米水和米饭汤等含淀粉废液来脱脂去污等；用倒八字形的石灰岩石料压在卷着染色布料的木滚上来回辗动来抛光出色等。
至于染印花布就更复杂一些。一种是用刻穿花纹的油纸板压在白布上，用豆浆石灰糊在雕孔部位，待干染色后再刮掉石灰浆块，清洗后现出白色花纹叫印花布。另一种简便方法就是在白布上四方连续结扎死结，染色后解除绳结，清洗后露出菊花状的白色花纹，这是很廉价的印花布。
祖父这几年没有赚到钱，还要靠喂猪种田来辅助基本生活。土改前搬回了附近的老宅，正当解放前夕，风潮紧张，人心惶惶，社会上一片萧条景象。住在宝乔宗祠的最后一年，我读四年级，换了一个叫焦梅生的老先生。他是个很憨厚老实的先生，同学们上课不是专心听他讲课，而是专心看他那个向左边歪斜的鼻子。我在上课时偷着雕刻皮影人物和画各种脸谱，可是他也不怎么批评我。
他还在课余时间教我学了一些关于丧礼的应酬。因此我常与几个同学在三善祠里练习祭奠仪式。城隍庙里有口庞大的吊钟和大鼓，还有铁磬。把神位当灵位，把香炉当香案，把蒲团当拜席，这样很实践的练习，我们学会了家祭、客祭、成服和夕奠、绕棺等丧仪。大人们也认为这是正经的行举，于是每逢正式参加丧礼时，我就成了一个小礼生。住在宝乔祠的住户必须负责三善祠的敲钟击鼓和焚香点灯，因此我在这里也朝三暮四地管了几年香火。其实是敲钟打鼓吸引了我，纯粹是好玩，并非一个虔诚的信士。
第三个难忘的印象是宝乔祠前面的跨渠木亭子。因为亭子中的几块大青石又光滑又平坦，是我们经常在这里驻足的地方。青石板上练习圈空心字、画画、下六子棋和五子飞，最原始的棋是牛角棋和裤脚棋。下棋时发生争执，就脸红耳赤打闹一通不欢而散。六二年我回到老家时，宝乔宗祠改建成猪场，三善祠夷为平地，青石板搬走做了桥板……留下的是童年的依稀印象。为什么这么难忘而清晰呢？因为大多童年时代是围绕这个地方为中心而度过的！
4、壮丁与 “粮子”
我的童年，是一个兵荒马乱的童年，也是一个颠沛流离的童年，更是一个恐怖的童年，还是一个常做噩梦的童年……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我追随祖父母流离过好几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偏僻的山区。我祖父挑着一担篾皮萝，一头放着一床被盖，另一头放少量油米之类的东西，祖母是小脚，只能提着一个索头布袋子，牵着我上路，这种行动叫“躲兵”。
那时的小孩都怕 “粮子”，小孩不听话或者哭的时候，大人就说：“‘粮子’来了！”这是吓住孩子的一句很灵验的话。因为那时的青壮年都怕去吃粮，也即是怕去当兵。因此当兵叫“吃粮”，兵叫 “粮子”， “粮子”来了就是兵来了，因为出门碰到兵，有礼讲不清。 “粮子”抢东西，掳夫子的原因，因为吃粮是一种苦差事，谁也不想去吃粮，待遇差、生活苦，当然喜欢抢。其实 “粮子”也是老百姓穿上黄军装变的，老百姓不要怕 “粮子”， “粮子”也不应侵害老百姓，军民是一家。
“抽壮丁”就是三丁抽二，两丁抽一，即三兄弟必须抽两人去当兵，两兄弟必抽一人去当兵，究竟谁去，就得抽签而定。如果壮丁逃跑外迁就叫“躲壮丁”；如果出钱请别人抵名额就叫“买壮丁”，也有一些胆大有鬼主意的调皮人，专门替别人去吃粮，叫做当“卖兵”。喜欢当“卖兵”的人，大多好赌，当一次卖兵不但能得一笔卖兵现金，还能就此逃掉所欠的赌债。石江陂陈清汉就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卖兵”，他每次被抽走，总是有本事很快就跑回来，但家里的事情完全赖在妻子身上，个人的日子过得很潇洒。这种当职业“卖兵”的人，后来在土改时都划了兵痞的个人成分。
自己不愿去当兵，又出不起买兵的钱，政府就派公丁（乡政府的公差）来抓人，这叫“抓壮丁”。如果三兄弟中老二去吃粮，那么老大老三也得出些光洋给老二。老实的头脑不灵的人，去吃粮的结果自然是“古人征战几人回”。只要交了兵，乡保就脱了干系，有本事逃回家的，地方政府也不追究。
如果部队捉到开小差的兵，叫“捉逃兵”，服役时捉到的逃兵都是就地正法，不过后来对国军离散出来的军人统称逃兵，例如我所记得的董学富、黄昆、张林等，都是国军散落在本地的外省逃兵，土改时安家落户了。
每次抽壮丁派征人数少于被征人数，因为多征的壮丁可以用钱抵代。乡保官员与地方乡绅把这笔钱私分，叫“吃壮丁”。除了血债外，“吃壮丁”也是土改时清算伪乡保长等的一条重要罪行。
关于“吃粮”、“粮子”、“抽壮丁”、“抓壮丁”、“吃壮丁”、“当卖兵”等说法，都是大人口里传来的，我小时候也是很怕 “粮子”的，看到穿黄衣服的人来了，就以为是 “粮子”来了。那些还专事抢劫的 “粮子”，大人称是西兵 “粮子”。孩子们捣蛋干坏事时，大人们总是骂一句：你们真是一群西兵来了！
我72岁这年，读到陈忠实写的《白鹿原》，同样写抽壮丁当卖兵的事情，也称兵为 “粮子”等……。觉得陈写的很忠实，看来那时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关中湖湘一样同。
1945年前后，能经常碰到“粮子”，国军 “粮子”来去匆匆，如果 “粮子”驻扎一段时期，我最喜欢去捡子弹壳，我们叫炮子筒，把这个炮子筒做成鸟铳是我们最喜欢玩的危险玩具。在弹壳底座的侧向，用钉子打一个油菜籽大小的孔，插上一根从爆竹上取下来的火引，再从子弹壳口灌点黑硝，然后用泥土筑紧。最后把这个弹壳固定在一块7字型的木头上，就成了一根短火（手枪）。左手握紧伸出，右手点燃火引，就听到砰的一声，这是当时孩子们最流行的玩具。
5、短暂的难民营——新塘冲
我每晚都是和祖母睡在一起，睡房就是靠老屋后面的一间，窗子和后门都正朝着山墈。墈壁有三米高，长满了勾藤。墈顶是长满了灌木的后山岭，有条茅草丛生的野鸡路可通往山外的山冲。
上床后老是睡不着觉，心里记念着外出的祖父。祖母说祖父是放哨去了，我很疑惑放哨是干什么？一直以为是把热乎乎的猪潲浇在地上，阻止坏人走近我们的屋子。
有一个漆黑的晚上，祖父回家了，把我从梦中叫醒，把装上衣被和盐米的篾皮萝吊到墈上，然后把门窗关闭，粮仓和木柜都上了锁，悄悄从后门口登上靠在土墈上的楼梯，祖母提灯，祖父挑担，我揉着眼皮，沿着那条野鸡路向西面而去，越过几个山丘和田垅之后，进入一条森林茂密道路曲折的山冲。山冲的尽头，是一栋三合院土砖房，这个地方就是近房家族住着的新塘冲。
这个院子坐西向东，西面是正厅，南北两厅相对，地坪的东面是一堵围墙。我们就住在北厅后面的侧屋里，用晒簟开地铺，一间屋子里睡好几户人家。做饭烧菜都是由三块土砖架的地灶，小锅小瓶罐都放在土砖上。人多挤窄杂乱无章，小孩哭哭打打，男人有的外出找蔬菜，有的爬到山头上看风，屋里是妇女和小孩的世界。在这晕晕沉沉、嘈嘈杂杂的环境里，过着惶惶恐恐简单之极的生活，其实就是难民的生活。
我们这些孩子们还觉得新奇好玩，在大地铺上最好打架，我也和一个姓凌的男孩打过很认真的一架。而大人们的情绪总是紧张的，每天总要发几次风潮，或说日本鬼子杀了贺婆婆的丈夫沈奇珍，或说日本鬼子用刀杀省见瞎子时，省见瞎子还骂不要开玩笑，有的说鬼子来了杜公塘，女人都被赶进薯窖里……
在这山冲里住了一个短期之后，似乎气氛平静下来了，有的胆子大的男人偷偷试探着回家看看，果然是日本鬼子走了，只是杀了人宰了猪，打烂门窗抢劫一空而去。这样，这些逃难的人们才陆陆续续先先后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我的家被打得最烂，因为祖父把门窗粮仓和衣柜都上了锁。被抢劫的现场是满目狼藉，牲猪鸡犬全被宰掉。祖父母痛心疾首，枉然叹息之后，只好清理残局，重整家园。从此我们并未平静地生活，紧接着是西兵“粮子”和张生匪部的侵扰。
据《浏阳县志》载，1938年日军轰炸浏城后，1939年9月29日，日军侵犯永安、跃龙、柏嘉、镇头等乡镇，1941年12月21日军再犯浏阳西北23个乡镇，1944年6月日军犯社港直逼浏城，6月5日浏城失守。自此，浏阳四十多个乡镇被日军侵犯，只有张坊镇幸免。
我们这里的日军，是1944年6月由江西九岺经平江侵入社港、龙伏、山田、沙市的。来势很凶，我家近邻中就杀了病弱老者沈奇珍，老妇佳老大，瞎子沈省见等，沈夫见（外号夫谈子）被掳去做挑夫，命丧北盛仓地段。
日军最后在社港镇长驻下来，由喻祥茂任社港维持会会长，把钢炮（平射炮）架在社港镇莲溪寺的大枫树上，时刻威胁着周边的村落。
但日军一般不进入山冲，怕游击队和八路军。当地也组织了青年自卫队，常去偷袭日军。另因本地有喻尾龙、陈振湘、陈歧凤等小武装组织，日本人也不敢随便侵扰，由此也保了一方平安。不过这些头目或有欺压百姓的行为，存在民愤，或有打探子的血债等，在土改时都被镇压了，维持会长喻祥茂也在土改时自缢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