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

一 高级点心高级糖

上个世纪的58年,因为有人想要在15年内“超英赶美”,便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了“大跃进”。这场举世罕见的浪漫经济运动搞了不到两年,无数的工矿企业就被搞得纷纷“下马”,学校机关“精简压缩”……虽然报纸广播上还在“芙蓉国里尽朝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巨大危机已明显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最高层一些比较务实的人就制定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当年那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能记住这八个字,完全是因了当时满街的大标语,甚至连火柴盒上都是这八个字的缘故。可见那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方式还是有作用的。

我在日常生活中也逐渐感受到了八字方针带来的可喜变化:允许将粮票从公共食堂退回去自家买米煮饭吃;只要用钞票加上粮票就可以在饭馆里吃到面条或米面盐菜糊糊,而不再象以前一样,除了钱和粮票外还要单位证明。没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很难相信,那几年,你即使手中有了粮票和人民币,还要在所属单位,没有工作的就在居委会开一张:“兹证明,今有×××同志因×××故,不能回公共食堂用餐,特退给粮票×两,准予在饭店使用。”才能在饭馆吃到东西……

那些年社会治安很好,很少有逃犯,这大慨也是个重要原因。

后来更发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在我们这个连肥皂火柴等一切物资都要计划分配的国度,居然能不凭政府发给的票证而仅用钞票便能合法地买到能吃的东西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似乎有了缓解的苗头。

是在1962年的某一天,那些连续数年都空荡荡一无所有的糖果店里,突然出现了“高级糖”、“高级点心”之类只收人民币的稀罕之物。这不凭票供应便能买到食品的政策一经宣布,其轰动效应在全国人民心中无异于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人们欢呼雀跃,感恩戴德。手里有点钱的就兴高采烈地奔向糖果店,规规距距地排队购买。

所谓高级,并非商品的质量,而是价格。“高级糖”就是一般的奶糖,定价8角钱一两,“高级点心”也就是月饼之类的点心,小孩巴掌那么大一块,定价1元6角。糖果店是国家的,价格据说是中央政府定的,全国同价,没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当时在建筑工地上挑土方,每天能挣8角钱,如果碰上下雨或因病不出工,就一分钱没有。也可以说,城市里的一个劳动力干一整天,还必需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可换回一两糖果。干上两天,可换回一块点心,但这两天也必需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

要享受这“高级”,你还必需是城里人。那些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即使是最强的劳力,一天也只挣得到价值一两角钱的工分。我妻子1964年由重庆下乡到丰都,直到8年后返城,每天在人民公社就只挣到相当于8分钱的工分。她还是涪陵地区的先进模范。因此,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无力品尝到这些高级食品的。但人们不嫌它贵,糖果店里生意兴隆。有存款的就去银行,没存款的就凑血汗钱,还有人为了吃到这“高级”就去偷去抢、有少女为一块“高级点心”付出了贞操,布告上就出现过这类案例。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还记得,“高级点心”还有个具体的名字-蟹黄饼。并非真有什么蟹黄,不过是点心上有一层黄色肉松似的东西而已。难忘的蟹黄饼!我见过因一次吃了十几个蟹黄饼被撑死的富人。当然这不过是主流下的支流。连我这仅靠打临工为唯一经济来源的人,也豪情万丈地去买过一两“高级糖”。后来,还吃过一块“高级点心”蟹黄饼。

据说这项政策是为了“货币回笼”。

在那个特殊时期,人民政府就用这种“高级”食品,将人民手中的现金“回笼”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不是有些经济学家在担忧那高达多少万亿元的储蓄额吗?还说那是什么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我觉得是杞人忧天。早在几十年前,人民政府就有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了。

二 招工曲折

也就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不少奄奄一息的企业终于开工了。已停顿数年之久的招工活动,也慢慢地恢复了。只不过万县市没什么大企业,这厂招几个,那厂招几十个,都被家庭成份好的人占去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根本就没半点机会。在我们这个以商业立市的城市,家庭成份不好的人也真多,且不说那些父辈在前政权当过官当过兵的还有沾个商字买过地的,就连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在街边架一块凉板卖过水果,也是剥削阶级。

全中国数年之中没一个企业招过工,城市里一年年成长起来的大批年青人便没有职业,加上这几年从各企事业单位精减压缩回家的人员,满城都是闲荡着的家伙。但由于我们制度的优越,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失业,所以我们不是失业人员,都被中国特色地称为“社会青年”。暂时没有工作,闲散在社会上的年青人的意思。反正不是失业。我们更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失业救济金之类资本主义的大锅饭。

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都被牢牢地钉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没有公社的证明,他们不能走出所属公社的范围。否则便是“盲流”,要被收容遣送。这政策一直执行了数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我的三舅兄是在1964年被街道送下乡当农民的,第一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因为他会理发的手艺,不甘心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人民公社挣那不到一角钱的工分,就经常跑出来四处流浪,走村窜乡地替乡民理发。多少年后我还听岳母念叨:“那几年,只要一听有人喊‘来看遣送的坏人’,我们开门一望,就会见到遣送站用棕绳象拴蚱蜢一样,十几个人拴住胳膊被押着从街上走过,里面多半就有老三。”

1963年初,春节刚过完,我们便听说了铁道部西南铁路局隧道工程处。他们是1958年“大跃进”之后第一个从外地来万县市招工的企业,说是去挖隧道,只招清一色的男青年,还要身强力壮。虽然招工名额高达300人之多,但较之求职者来说,仍是僧多粥少。

那年头,一切社会活动都在各级组织的管理下进行,招工也是由居民委员会到街道办事处,再到劳动局来实施。我当时已年满17周岁,虽然从未见过铁路隧道,更不知隧道工要干些什么,但想要一份正式工作的心是十分迫切的,就兴冲冲地跑到“居委会”去报名。

却没能登上记:“这次招工必需是年满18周岁的人,你不够条件。”

但有人私下告诉我:“你年龄不够是个原因,但没满18岁报上名的还是有;关键是你的家庭出身不好,在学校里又挨过批斗。”

我就心酸失望,无计可施。眼巴巴地看着街道上与我经常厮混在一起的谢瑞和、王飞、许蛮子等人经过居委会初选,再到街道办事处去报到体检。心里是既羡且忌。

这时,市面上就有了流言。说打隧道长年生活在大山里,就跟挖煤一样,天天在黑沉沉的地底下打炮炸石头,苦和累不说,那人就等于埋了还没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又知道了工地在贵州省水城县,贵州历来便是有名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的瘴疠蛮荒之地……等等,便有些家庭被吓倒了,不敢让自家的儿子去那穷山恶水冒生命危险。虽然街道干部们大力辟谣,说是阶级敌人在进行破坏,但还是有人坚决不去了。再加上刚经历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有些人的身体不好,通不过体检关,就缺了额,完不成上面下达的招工任务。

我记得那是2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有工作的人们都上班去了,学生们也还没放学,院子里空荡荡的。那些天我正无活儿可干,就在家里的煤炉上替3个上学的弟妹蒸罐罐饭。居委会的吴主任突然天使般出现在天井里,她叫我下午带上户口本到东城办事处去报名。

当时我真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只觉得那位整天板着一副阶级斗争面孔的吴主任原来还年轻而美丽。现在推算,她当时也不过才30来岁。

中午,当弟妹们放学回家吃罐罐饭时,我大声地向他们宣告:“大哥要去当铁路工人了。”

面对这等大事,我非但没去报告父母,征求意见,甚至连想都没想去请示他们。一来是这些年我辍学、打工,完全是自作主张,他们从未过问。二来我认为,这等求之不得的好事落到了我的头上,他们的态度还用问么?

我自然想到了年龄这个问题。由于不再经过居委会了,而街道办事处并不熟悉我,就有了办法。我收拾完碗筷,便伏在桌上,用小刀仔仔细细地将户口本上我出生的1945年的那个阿拉伯数字5刮掉,自己改写成了4.这样一来,我在3个月前就满18岁了。

没想到当年那大胆地将户口一改,不光解决了报名的的问题,数十年后我还得到了一次好处。报完名我虽然又将户口改了回来,以后的一切表格证件和身份证上填的出生日期依然是1945年,但最原始的裆案上就记录着我当年大胆的一改。可能是近些年因各种原因去乱改户口的太多,政策就规定,退休年龄不依户口和身份证,完全以裆案上最早的记载为准。2001年企业破产我提前退休,依那1944年的记录,若是在机关或事业单位就亏了,吃皇粮的人提前退休时,距法定年龄差一年便能多加一级的工资。而对工人阶级则相反,不足法定年龄的每差一年倒扣2%.我也去申明过,自己确是户口本上的年代出身的,但答复是:政策规定,办理退休时只认原始裆案上纪录的年龄。既然如此,我的退休金就每月少扣了一个2%,十几块钱。

报名很顺利。补充者们被告之3天后体检。

长这么大我还从未经历过体检,心中没底。但当年我已经在书桌的玻板下压了个字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我便找已经过了这一关的谢瑞和、王飞们打听了许多注意事项。然后去了家医院,自费作了个体检。所有项目没问题。但我当时身高虽已有1.68米,体重却不足45公斤,竹竿一般,距合格的体重还差两公斤。

真是“凡事预则立”。正式体检那天下午,我预先在贴身处藏了两个磅秤的秤砣。当快临到量体重时,我还偷偷溜到一边去灌了几缸子开水,体重就超过了要求的45公斤。

体检过关的青年们就等待“政审”。那几十天,我们这批备选人真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大家心中都或多或少地有点鬼。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的在学校里又因“思想反动”挨过斗,都是瞒不住的事。我是“双料货”,两项都占,心中更是忐忑,几乎天天都到与我同病相怜的许蛮子家去打听消息,分析形势。

说到许盛学,认识的人可能不多;若提到拉二胡的“蛮子”,真算得上斗方名士,老万州人不知道他的就很少了。蛮子6岁学琴,半个世纪,风雨坎坷。细细的琴弦,在他的手下绵绵长长,从未中断。

我们是小学的校友。蛮子瘦小精干,在那他家临江的小木屋内,我经常看见他凝神操琴,窗外江水清澈沙滩洁白。一马路小学的球场上,打小皮球的蛮子矫健欢乐,湛蓝的天空上阳光灿烂……

在东门口那间狭窄肮脏的铁匠铺,浑汗如雨的蛮子放下了沉重的铁锤,他伸曲着左手五指对我喊:“今后怎么拉二胡呵!”那时是1961年,正读初三的蛮子因为在放学后骂了一句他不喜欢的老师,被同学举报。不幸那老师是教政治课的,那一骂便上纲为反党。蛮子在学校受到了多次批判,虽然他的家庭成份是无产阶级,最终还是被学校开除。

在云贵高原的铁路工地上,蛮子的琴声成了我们唯一的业余文化享受……他只在铁路上干了半年,便耐不住大山里的寂寞返回了家乡。

后来在万州的各种舞台上,都能见到蛮子活跃的身影。蛮子多才多艺,不光是二胡,亦擅琵琶小提琴,在演出时他不光伴奏独奏,还作过舞蹈队的领舞合唱队的指挥,还当过领唱……蛮子的一生曲折而坎坷,他吃过许多苦流过不少泪。

1994年,刚过50岁的蛮子便从粮食局离岗了,每月领200多元生活费。

我看蛮子生活过得太拮据,就背着他给一个开歌舞厅的朋友谈,让蛮子去他那儿放音乐。当老板朋友安排好以后,我去叫蛮子上班,说每月能挣500元钱。他却不领情,瞪着我说:“我现在自由自在地多舒服,不去!”

有音乐相伴,他也确实活得自在充实,不时还有绯闻在朋友间流传。

茫茫人海中,蛮子那羚羊般敏感的双眼和普希金似的长鬓角,还是那么生气勃勃引人注目。

大慨是因为挖隧道不算什么美差,想去的人本来就不多的原因,我和蛮子都幸运地过了政审这一关。

但那位后来在监狱里几进几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搞得举世闻名的牟其中;还有一把二胡拉得来专业人士都自叹不如,蛮子也向他学过艺的辜声远等,他们当时也是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都很想参加工作,但街道设置的政审关却将他们死死地卡住了,铁路局没招收他们。其实他们的家庭出身、在学校的遭遇几乎完全与我一样,虽然我们都同属于一个街道办事处,但他们不幸遇上了更左的管段干部和居委会主任。当我们幸高彩烈地成了铁路工人后,他们却还在居委会的管理下参加义务劳动,每周三个晚上参加政治学习。那时“社会青年”中有个术语叫“挣表现”,要挣得街道上那些小脚委员们都认为你“表现”好了,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工作的机会。

1963年4月26日,被西南铁路局隧道工程处录用的300名青年将在晚上乘轮船出发。

中国当时的铁路运输还很不发达,整个四川与外省相连的仅有一条宝成路。由万县市到贵州,最近的走法是乘上水船到重庆,再坐3天长途汽车到贵阳。两年后我探亲坐长途汽车走过那条路,狭窄的黄土碎石路面,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盘旋,车轮边那陡峭的悬岩令人惊心动魄,车上的硬木座真能抖得人骨头都散了架。晚上,旅客们只能在路边的乡镇旅店住宿,棉被油腻冷硬还爬满了虱子。

这次,我们的路线是乘下水船到武汉,然后改坐火车,经湖南、广西再到贵阳。虽然这样走绕了一大圈,英明的带队者考虑的却是乘汽车要现金购票,铁道职工坐火车却不付钱;而火车与长途汽车相比,也要舒适和安全一些。虽然当年还没公款旅游一说,但在那种封闭的环境,这一绕道不只对绝大多数从未出过远门的年青人,就是对当时很少流动的城里人来说,没干一天活儿就免费去逛几个省,都很兴奋和羡慕。街道干部就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

出发的当天上午,我和晚上便要出发的王飞、谢瑞和、梁玉清一共4人,邀约上那未能入路的好朋友徐春生,一起到照相馆去合了个影。一本正经地拍完照后,我提笔还在上面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和63,4,26的字样。

下午,我到三马路大妈那儿去辞行。前几年,姐夫已从云南释放回重庆。劳教获释的姐夫不光身体变坏,脾气也很不好,与那在最困难的几年帮助他拉扯儿女的岳母就关系不融洽。大妈便负气返回了万县市,与她的姐姐我的大姨住在一起。

那时候由于交通不发达,贵州在大妈心中便遥远而恐怖。“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的传言使她将那地方想象成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太阳,湿漉漉阴森森的荒山野谷。而我这瘦弱干枯的孩子还要整天钻进大山肚子里的岩石下去打石头放炮,她就拉着我的手流泪,说:“真没想到你还没有长成人,便要去吃那样的苦!”我就安慰她说:“那么多人一起去,别人受得了,我就过得去。”

前几年,为了帮“遭难”的姐姐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妈的首饰积蓄几乎告罄,没有工作的大妈现在只靠父亲每月给她的6块钱生活费度日,非常拮据。想到我要远行却没钱给,她就很难过,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支银壳老怀表给我。那表不知是什么年代制造的,打开后盖能看到里面的机芯全是日月星辰的形式,用一把小钥匙伸进去扭紧发条,便滴滴答答地走了起来。在新参加工作的300人当中,我就成了两三个有表的人之一。自然有人说:“资产阶级的后人。”

大妈还给了我一个黄色的羊皮手提箱,长仅一尺半,上面的铜件作得很精致。大妈流着泪说:“我没什么给你了,这两样小东西,你出门还用得着。”

知道我今晚要出发,一直住厂里集体宿舍的父亲提前在食堂吃过晚饭回家来了。他破例地对我说了很多话,无非是些“家庭出身不好,更要夹着尾巴做人。”“多出力,少说话。”之类。我根本听不进去。已在社会上浪荡了好几年的我谁也不怕。最后,他悄悄塞给我一块钱。父亲的工资在当时还算比较高的,每月45元。发薪后他给大妈6元,我们4兄妹加上已在上班的母亲,也是人均6元,他就只剩下9块钱吃饭和零用了。

我和弟妹们围坐着吃了我最后在家按定量给他们蒸的一次饭。每人3两米,菜是胡豆办。因了离别,弟妹们都主动从各自的土陶罐里舀了一勺饭,默默地放进了我的陶罐里。他们用自已都不能吃饱的口粮给我饯行。那年头一勺饭的价值,比现在馆子里请人吃一顿还要珍贵。为了一勺饭,我目睹过有亲兄弟曾打得头破血流,后来形同路人。那临别的一勺饭,我记了一辈子。

母亲从棉织厂下班后,也在厂里吃了自己的定量才回来,她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我与生母的关系一直不太亲密。看着她那沉默不语的样子,我还在想,她巴不得我早点滚出这个家。

家里没有为我这次远行添置任何东西。那时年青,不用穿棉衣,我将冬天穿的绒衣裤塞进一个空枕头套,将平时使用的被子和床单一卷,外面包上一张油布,再使综绳打成背包,然后将几件单衣装进小羊皮箱。叮嘱了弟妹几句就出了家门。

年青时我头脑简单感情粗糙,对离别没有半点伤感半点依恋。我背着背包拎着小皮箱和装洗漱用具的网子,一出院门就兴高彩烈地向集合地飞奔。

在东城办事处的院子里,150名兴奋的年青人站队点名。然后,办事处的干部便将我们交给了招工人员。

晚8点整,我们在穿铁道制服的招工人员率领下列队向码头行进。两边伴随着很多送行的亲属和朋友,使队列变成了一股臃肿的人流。在路灯昏暗的石板街道上,杂乱的脚步声和队伍内外的呼叫声交织在一起,使静谧的小城之夜变得嘈杂而兴奋。

在杨家街口码头与西城的150人汇合后,我们依次上船。由于是本市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多年青人集体外出,码头上就挤满了送行与看热闹的人。我同谢瑞和并排着跨上跳板,正说着:“我俩都没人送……”偶一回头,就发现我的两位母亲分别站在江边的人群中,她俩相互虽然隔得很远,但目光却都注视着我。我心里就一热,与生母的疏离感一下子便消失了。

上船的当晚,我在船仓里认识了宋光国。

三 此身原系三峡石

光国面容清癯,瘦骨嶙峋。他曾在重庆教过中专。船上初识时,他已25岁,在我们那群小青年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大知识,我便一直以师友待之。后来我们各奔人生之旅,世事烟波,联系却一直未曾中断。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故事,最终都回到了家乡。他不爱交际,与我却保持着如水的友谊。相交几十年中,我也曾有过一点小权,光国就没求我办过一件事。亲友间的人情礼仪,仰贺俯吊,他全不参与。他素来不重衣着,服装只求遮羞御寒,却性喜读书;不爱吃鸡鱼肉蛋,粗茶淡饭只求果腹;却终生好喝浓茶,连上床前都要饮一杯其酽如汤的茶,否则睡不着觉。光国朋友不多,象我这样的老友更少,但也不过每年有那么两三次,突然来到我家。他落坐后从不动水果点心,那怕正逢吃饭,也绝不上桌。问问我的起居,谈谈他的行止,从不议论时事他人。真是”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坐上几十分钟,起身便走。

他一生坎坷,乃”咎由自取”。1959年,在重庆煤矿学校留校教书不满一年的宋光国突发奇想,觉得钢筋水泥的楼群是人性的桎梏,每天从宿舍到办公室到教室那三点一线的生活太单调枯燥,自己应该到青山绿水中去与大自然交融,让灵魂在蓝天白云间自由翱翔。于是他不听劝阻,主动辞去教职。殊料离校不久,便碰上越来越严重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面临崩溃的经济和严格的定量供应粉碎了他浪漫的理想。

上个世纪70年代,宋光国利用一切时间跑遍了大江南北。那时他是云南省建筑公司一个收入微薄的工人,还要养家活口。每次出行,多数时间都是吃干粮喝凉水,住最便宜的鸡毛小店;至于车船,那样省钱坐那样,从不计较舒服与否。

上泰山观日出、到天津去尝过腥咸的海水、探索过滇池的源头。宋光国绝不走马观花,他丈量过八达岭长城砖的尺寸、细数过孔子墓碑曾在“文革”中被砸碎为18块……新到一个大城市,他都要步行着从南走到北,再从东走到西。他用自已的双脚,丈量过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在偏僻古老的胡同小巷,察访民俗风情。当时,多数国人还认为旅游只是老外的事,一个穷工人爱旅游探奇更是稀奇。也为此,那时的旅游花费便很低,如八达岭长城、巫山小三峡、云南石林……这些举世闻名的景点,当地政府都还不知道收门票。

宋光国旅游探奇,都是独来独往绝不结伴。不管在什么名山大川古迹胜景,他从不摄影留念。他说感觉到了,就行了。2002年,我写了一篇他捡石头的文章,要他提供几幅有关照片。才发现他这一生,除了办证件的大头标准象外,竟从未照过一张生活照。

1981年,宋光国右脚工伤骨折,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胃窦炎和胃溃疡等一大堆慢性病,便从云南省建筑公司病休,时年43岁。

宋光国身患多种疾病,每月退休金不足54元,子女幼小,生活困难。为了维持生计,他在街道上办过油漆厂、机械厂,也还经过商。据我所知,没挣到钱。光国的性格,注定了在市场经济中挣不来钱。

这段时间,光国竟把我书架上那套繁体竖排的《诸子集成》一本本地借去细读了一遍。每当来换书时,都会对我谈一番孔孟老庄韩非荀况,还有什么”浮云出处元无定,得似浮云也自由”。惭愧的是我数十年来,对这套书总共还没翻过10次,每次未超过两页。

宋光国的家在城东临江的马路边,真是”开窗放入大江来”。房子是先人旧业,傍岩为屋。他家地势偏僻,却从不防盗,也未失过盗。他说盗贼还没提高到会偷书和石头的水平。他不防小偷却怕朋友,特别是老朋友。前几年,我带一位从欧洲回家探亲的画家朋友去宋光国家赏石,他却只让我俩看了些较普通的奇石。宋光国怕我见到佳品之后便爱不释手。他本来朋友不多,拒绝吧,抹不下脸面;割爱吧,又心痛;干脆不拿出来。我理解。

某一天下午,正在看报的妻突地惊呼起来:“快来看,宋光国竟成了百万富翁。”

本地的《三峡都市报》上有条消息说:云南一家企业的老总,带了两名收藏专业人员专程来到万州,花了一周的功夫,仔细鉴赏了宋光国的三峡奇石,出价180万元,欲全部购走;宋却不卖。妻自语:“他穷得象个‘扁担’,怎么不肯要钱?”所谓“扁担”,就是农村进城下散力的农民,与重庆的“棒棒”一样。

宋光国是听着亘古不息的江涛声长大的,对母亲河自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在三峡工程论争最激烈的1992年,一直关注此事的宋光国便断定:不管有多少专家学者反对,三峡工程肯定要上。他知道当库区蓄水后,从三斗坪到重庆的碛坝将不复存在,那些遍布江畔,纪录着中华民族生成发展史的纤夫石、三峡石便会永沈水底。宋光国立志将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地球上最古老的艺术品抢救回来,永久陈列,传之后世。

宋光国不是收藏家,收藏家有能力购买别人手中的石头,遇到沉重的奇石可以雇人搬运。他只是一个病残贫穷的退休工人,除了时间,什么都没有。但这些难不倒执着的光国,他认为该干的事,就会尽力干到底。

上个世纪的92年,一个曙光曦微的早晨,宋光国迎着清洌的江风,走进了万州城东的红砂碛。他从这幼年时经常打着赤脚奔跑的碛坝,开始了漫长的觅石之路。从此,他便自觉地进行了一种文化积淀深厚的艺术活动,跨上了生命旅程中最有意义的一个阶梯。

当今举世闻名的三峡石,自古以来俗称为鹅卵石。滔滔长江从西南方呼啸而来,在万州城下拐了一个线条优美的大弯,再滚滚东去。由亿万颗大小形色各异的鹅卵石堆积而成的红砂碛,号称长7里宽7里,广袤辽阔地铺展在城东江畔。在爱石者眼里,碛坝里蕴藏的那些精美的鹅卵石,是大自然的缩影,无声的诗,不朽的画,独特而不可复制的无价之宝。而在历届全国石展中夺得过十几个大奖的三峡石,都出自红砂碛。

每年春秋冬三季,宋光国的全部时间都是在各处碛坝上渡过的。雪雨天他都要戴着斗笠出去,他说经过雪雨的淋洗,更能发现好石头。宋光国捡石头也是独来独往,即使远行几百里,也从不结伴。

从宜昌葛州坝到重庆朝天门,沿江的石碛上,就常年出没着一个头戴破草帽,脚穿解放鞋,寻寻觅觅的老人。他目光专注,神态安祥,不急不燥,怡然自得。捡到了佳品,他高兴;一无所获,也泰然。在整个峡江的捡石人士中,只有宋光国一个人最先用扁担。时有在江边运沙石的驾驶员见其年老负重,主动请他搭乘便车,而从不愿受惠于人的宋光国均摇头婉谢。12年来,他挑坏了十几根扁担,用破了100多条编织袋,磨烂了几十双解放鞋。也有例外,寻到了特别喜爱而又较大的奇石,他就豪迈地奢侈一次,兴高彩烈抱着石头打的归家。

有时走远了,10天半月也没个音讯。家人从不为宋光国的安全担心,他就象个拾破烂的老头。身无长物,自然就没风险。

宋光国曾路过一个叫观音堂的地方,有农妇在晒场上高声喊他:“补锅的,快来快来,我们几家的锑锅都破了好久了。”

在盛产榨菜的太阳溪,宋光国正在饭铺前张望,便有人问他:“打短工不?我正需人踩榨菜。”

那年12月,晒网坝江边冷雨霏霏,寒风呼啸。年近六旬的光国不慎掉进了江水之中,他只好半裸着身,小跑数公里才回到家里。引得路人侧目。

在”爆竹声中一岁除旧岁”的节日。宋光国却扛着扁担,在空旷无人的碛坝上引吭作歌:

天崩地裂出深山
千磋万磨留江边
我伴石兄滩头舞
人间烟火正过年。

在沿江的许多乡村客店,老板连宋光国的身份证都不看,便会给他安排床位。老板说:“捡乖石头的老头又来了。”

什么是他心中的乖石头?宋光国说:“对奇石的鉴赏,虽然见仁见智,各有所好,但均离不开一个”奇”字,一般讲究”色、质、形、纹”;前几年我也追求过形似,图纹和形态象什么;这就象稀饭馒头,虽然普通,毕竟多数人是靠它生存的。但人的审美观在不断变化,古人就曾以大羊为美;我现在赏石,重在‘取其势’,主要欣赏它内在的‘韵’,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能感觉到的东西,有点象禅。”

我在他家见过一套十几枚三峡石,上面的图纹精妙地显示了自混沌初开、刀耕火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至抗日烽火、红旗插遍全中国。整整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大概就是他所谓“稀饭馒头”。

洪水季节,碛坝尽沉水底。宋光国就在家收拾石头,动手给那些宝贝做座子。更多时间,他独自观赏奇石。那些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富于变幻而非定型的呈象,充分调动了他的审美情趣和想象力。它的天籁美能使人日夜寻味,感动至深。令他觉得虽然身处陋室,也能亲近大自然,体会到青年时代登山远足的乐趣。充分领悟到古人“卧游”、“握游”之心态。

到了2002年,因为三峡工程,宋光国被移民到新城区,住上了崭新的楼房。这时子女均已成家。他独自居住的两室一厅宽敞明亮,却满屋尘埃。整幢楼都烧煤气,唯他还是蜂窝煤炉子。世人眼里,宋光国还真穷。当时他最体面的衣服仅一件涤卡中山装,最值钱的是一柜子旧书和那台屏幕仅画报大的黑白电视机。仅有的一把竹靠椅,让我坐了,他便只能坐小木凳。我说该换台电视了。他答:“我只看真实的节目,这机器够了”。我问:“那些节目是真实的?”他答:“天气预报和体育比赛”。我指着那张破旧的木板床说:“买张好点的床吧。”他答:“木板床睡着舒服。”

政府同时偿还了宋光国两间临街的门面,他拉开卷帘门,我见到屋内堆满成箱的奇石。就经济地建议他将这极具商机的门面租出去,另到僻静处租一处廉价的房子收藏石头。他却说现在还要忙着下河,待库区蓄水后江边捡不到石头了,再考虑这些事。我看到过北京一家出版社将他的三峡奇石印制成挂历的漂亮样本,还知道有几家颇具实力的公司主动来联系过,愿意提供优越条件,助其将奇石展出。但当时距大坝蓄水只有几个月了,宋光国太珍惜这最后的捡石机会,一切关乎名利之事,都被他推到了以后。

近几年,奇石热一浪高过一浪。碛坝河滩上,随时可见形形色色的捡石人群。但象宋光国这样”专业”的捡石者,却也鲜见。仅靠微薄退休金生活的光国,除了支出,没从奇石上收入过一分钱。他不管一切身外之事,粗食草寝,爱石如痴如癫。那份执着,即使与历史上以癖石着称的苏东坡、米芾相较,恐也无出其右。

宋光国知足,在2003年6月1日三峡大坝蓄水时,他不光已收藏了50多吨大大小小的奇石,还有收获在石外。

人若亲近大自然,大自然也会亲近你。洁净的沙滩,象茸茸的纯毛地毯;硌脚的鹅卵石,是大地在为其进行足疗按摩;清冽的江风,是免费的氧吧。12年觅石,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宋光国的身体非但未受损,那些陈年的病痛,竟奇迹般地全都消失了。他现在神清目明,身轻体健,整日挑着沉重的担子在碛坝上转悠,亦不觉得累。偶尔在家患了感冒,只要一下河,便无药而自愈。

是人都有烦恼。但每当宋光国走近石碛,便有一种走进了大自然“安检口”的感觉,世俗的贪嗔痴统统被当作违禁品留在了外面。他宠辱皆忘,全身心进入到一个充满了美的世界。碛坝里没有人间烟火,独自用心灵与石头对话,他觉得天地间只氤氲着圣洁与永恒。奇石的欣赏,不仅需要观赏者的慧眼才情和想象力,还需要清静的心境和氛围,摒绝杂念,凝神观照,远观近取,美学意义上说就是“审美静观”。长期地观赏奇石,能使人坐生清思,尘念皆消。这种不求功利的审美活动,无疑起着陶冶情操的积极作用。

当今社会,由于商品大潮的兴起,经济原则、市场原则成为各领域的主导灵魂。传统的一切美好事物,理想、道德、人格、友谊等,全都在金钱面前变得软弱而苍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人生倾向的角度来看,这无可指责,也无所谓善恶。但10多年的与石相伴,却使光国意识到欲望没有止境,由于这个无止境,不仅会给个人带来诸多焦虑烦恼和痛苦,也可能给别人,给社会造成危害。光国说:人心的欲富贵而轻贫贱,以富贵为此生的最大幸福和快乐,其实暴露出了人心的某种缺失,即缺乏对生命归宿的终极关怀,缺乏使生命超越的理想。他勘透了富贵荣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因而对它的求取,绝对不能离开正道。他经常告诫自己,“少欲最欢乐,知足大富贵。”所以宋光国尽管生活清贫,却不卖石头。

富贵如烟,唯真善美永存。

宋光国已撩开了过眼云烟,他追求的是更真实更美好的价值。

四 大山深处

一路车船劳顿,经过了湖北、湖南、广西,就到了目的地贵州省水城县。

水城县位于贵州省西部,东邻六枝县和纳雍县,西接威宁县和云南省的宣威县,南抵盘县和普安县,北与赫章县毗邻。许多年后,改成了六盘水市,想必是与六枝县、盘县合并了。

县境内有属于长江水系的三岔河与珠江水系的北盘江两大水系。乌蒙山的支脉从西边插入,横贯中部,境内峰峦重叠,悬岩对峙,就成了三岔河与北盘江的分水岭。县境内有支流17条,应该是河道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才名为水城。但在铁道线经过之处,也就是我们工作和生活了3年的地方,我不但没看见过一条河,连那偶尔一见的小溪,都是一下雨便山洪暴发,只要雨一停,溪沟里便没水了。原因是这儿喀斯特地貌发育,到处都是千姿百态的奇峰异洞。溶洞、溶斗、石林随处可见。

有一天,我们在山坡上架高压线。伙伴们在齐腰的茅草中拉着铝线向后倒退,突然一声惊叫,刚才还在说笑的苏胖儿就从地面上消失了。由于是倒退着掉下溶洞去的,他面朝洞壁双手不停地攀抓而没有头朝下栽将下去。也是他运气极好,在离溶洞口两米多的地方有一块突出的石笋,他不偏不倚地落下去就正好骑坐在上面了。苏胖儿在下面大叫救命,我们便连忙找绳子救人。当我们把他拉上来后,才发现他除了手脸和大腿内侧有些擦伤外,竟无大碍。然后就有几个人推了桌面大小一块石头,说是代表苏胖儿,往那黑黝黝深不见底的溶洞内掀将下去。那石头撞得洞壁轰隆隆地直响了两三分钟才到底。

水城县多民族杂居,除了汉族,还有苗族、彝族、布依族、水族等20多个民族,皆在山上结寨而居。全县的少数民族中苗族人最多,族内又分小花苗、歪梳苗、喇叭苗、大花苗及白苗共5支,头型和服饰各不相同。彝族人次之,在全县分布于9个彝族自治乡,5个苗族彝族自治乡,3个布衣族彝族自治乡。

我们进山之时,乡镇间非但没有公路,连类似机耕道的路也没有。其闭塞落后,超出了我的想象。

星期天休息,我们常常不惜跑几十里山路去“赶场”,在山间的十字路口,曾不止一次发现过横陈在路口的死婴幼儿。他(她)浑身赤裸,因此无法从服饰上判断是那个民族的。死者的四肢都被砍断,只剩一层皮肉将手脚与身体连在一起,又被开膛破肚,腹肉红色白色黄色的内脏都流淌出来,堆在肚皮上,似一朵丑得难以形容的肉花。初见这惨不忍睹的小尸体,我们惊惶失措,继而愤怒无比,就有许多恐怖的推测,以为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案。马上就留人保护现场,飞奔回去报案。但后来却被告知,这是深山里某个民族落后愚昧的习俗。自古以来,他们没有医生,不管大人小孩生了病,就在山上找些草药治疗。若无效,便认为是恶鬼付体,只有请巫师来作法驱鬼。对婴幼儿身上的恶鬼,巫师认为若驱不走,待这小孩死后,便又会付到其他小孩身上。因此,经作法后还不好转的婴幼儿,便要在他断气之前,趁恶鬼还未及离开之时,便斩断四肢破开肚腹,杀掉恶鬼。然后就放置于有人经过的路上,让路人诅咒,那恶鬼便再不能害人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有感于这残酷的陈规陋习,我们的医务人员便自发地一有机会就免费村寨里的老乡服务,对他们大力宣传医学常识。在铁路经过的地方,真正代表了先进文化的人们不知为老乡们解除了多少病痛,挽救了多少生命。就连我们偶尔窜到寨子里去买东西,也有老乡向我们讨药。事实证明,那怕是厚重的传统和千年积习,也抵挡不了真善美的新鲜事物。凡是真正先进美好的东西,不需强制,都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即使是所谓素质极低从未接触过现代文明的人群。因为是人都会比较,真正先进的东西就不怕而欢迎比较。现在想来,幸亏那时节医药都是公费,从不讲经济效益。假若当年的医疗也象现在一样唯利是图,铁路上的医务人员们就作不了那么多功德无量的善事。

为了修铁路,必须先修“便道”,也就是简便公路,以便将工程机械和施工材料运进工地。

当便道修进深山,运机械和材料的汽车便开进来了。这成了轰动村村寨寨的一件大事。汽车初进山的几天,那些深山里的少数民族,不分男女老少,都从各自的山寨里专程来看这些不吃不喝,而比牛马力气大得多的钢铁怪物。有一个背弓箭挎腰刀的苗族青年,牵一匹大青马,驮着他白须齐胸的爷爷,饥食干粮,夜宿岩洞,整整走了两天,就为让那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钢铁怪物的老人亲眼一睹汽车的尊容。

工地上缺少文娱生活,上面就每个月给我们安排一场露天电影,由处宣传科的两个放映员轮流到各工点放映。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几年前城里放过的老片子,但对缺少文化生活的我们来说,看电影就象过节一样。

每逢有电影的日子,附近山寨上的人也带着火把蜂涌而至。他们规规矩矩地席地坐在我们后面,其肃穆庄敬,就象进了神殿一般。虽然大多数老乡听不懂普通话,但从头至尾,他们都是安安静静地观看。那天放映《大闹天宫》,当银幕上出现了腾云驾雾的神仙时,老乡们便一齐拜倒在地,用各自的语言大声念颂起来,哄笑劝阻都不为所动。

现在,每当我听到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就会想起看这场电影的情景。

那是在1965年4月的一天。还在下午上班的时候,全队的人就在兴奋地传说:“今天要放一部新片子,又打仗又爱情,好看得很。”

吃过晚饭,大家都早早地提着小木凳到工地前面那块空地上占位子。天黑后,果真开始放映去年刚出厂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这部新片子不光没人看过,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内容也确实算得上精彩,大家都看得聚精会神。不料才放了不到一半,天上突然下起雨来,还越下越大。但铁路工人们都整整齐齐地坐着,没一个人跑去躲雨。指导员就在扩音器里叫:“同志们,是坚持将它看完呢,还是这就算了?”

我们都知道,一部电影每个工点只能得到一天,当天不看完,放映员第二天也要走。而待他们下个月再来时,便看不到这一部了。我们就齐声吼:“看完,就是下刀子也要看完。”可能是队里的干部们也跟大家一样的心思,指导员在扩音器里也吼道:“咱们工人阶级硬骨头,这点雨水算个逑!”就找来一件雨衣撑在放映机上面,叫放映员继续放。

为了不错过情节,我们没一个人跑回工棚去拿雨具,硬挺挺地坐在小木凳上,顶着如注的豪雨,两眼紧盯着在雨帘后越来越模糊的屏幕。

高原上的4月,晚上还很冷,我们去看电影时都还穿着绒衣绒裤,肩上披着棉衣。当看完这部片子回到工棚里,大家不光是外面的衣服全都湿透,连内裤也湿得能扭出水来。

水城的汉人多定居于城镇和平坝上的村庄,但大山上也有极少的汉族。少数民族都是结寨而居,你只要看见山坡上有孤零零的土房子,里面的主人肯定便是汉人。

那年冬天,我们在山上架高压线。我和两个伙伴被指派到果洛寨后山上一家农户借宿。土屋柴扉,迎门的火圹还有矮木凳,就连那一对年轻男女主人的衣服和肤色,都与下面寨子内的彝胞毫无区别。当我们背着行军床一进门,就发现迎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红纸,上面用繁体汉字写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在彝山上发现连汉地也少见了的神主牌位,当时真令我们惊诧不已。

男主人是个矮壮的青年汉子,他一边热情地帮我们将行军床支在神主下面,一边作自我介绍。好象姓郭。他当时满脸自豪地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指着妻子说:“我们也是大汉人。”

风雪夜,溯风寒。围着火圹喝茶抽烟时,主人说:“我们的老祖宗也是内地的汉人,当年洪武帝南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将我们的祖宗抽去当兵了。然后打到了这儿,就留下来驻守。”他不知道明清,也不知道洪武帝姓朱,但他牢记着自己的祖先是汉族的军人。

这些明代军人的后裔,几百年来,就在蓝色的大山深处繁衍生息。我问了一个问题:“本地汉人都过春节,但为什么不都是在正月初一?”

主人答:“我们这座山上的汉人都是在腊月28过大年;因为祖宗们当年都是军人,随时有调动。那一年的腊月28,眼看就要过年了,一个命令下来,有几十个生死与共的弟兄要调走,大家就提前把年过了。第二年春节快到时,留在这里的弟兄就想到,去年腊月28,谁谁谁都还在这儿,现在却互相不知死活,就还是这一天过春节吧。这习惯就一代代传了下来。其它那些山上的汉人过春节也要提前几天,都是这么一回事。祖宗传下来的,纪念节前突然调动的弟兄。”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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