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街政治宣传
1958年8月下旬，我刚进敬业中学高一（6）班，学校领导叫我们上街向市民宣传国内外形势。
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万炮齐轰蒋军阵地金门岛。台湾海峡局势紧张。9月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为了宣传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抗议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我们都走上了街头。同学们还演小型的文艺节目，向上海市民宣传，向美蒋示威。
我扮演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我们用浆糊糊了一顶画上星条旗的西洋高帽子，也不知是哪位同学从家里找来了一件陈旧的黑色燕尾服，又弄来一根手杖。
我戴上这顶高帽子，又穿上燕尾服，脸上再涂些白色的油彩，用橡皮胶布贴成一只隆起的高鼻子。
我拿着一根手杖，走在班级的队伍前，摇摇晃晃地走在马路上，嘴里叽哩咕噜地讲着连我自己也听不懂的“美国话”，这话中又夹杂着一些自我谩骂的上海普通话：“我是杜勒斯，人家叫我老不死，我要和‘蒋该死’一起去死！我已经在全世界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我怎么能放过台湾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我野心勃勃，我要派兵占领台湾！我要霸占全世界！”
这个节目主要是配合宣传毛主席的讲话精神：“美帝国主义每占领一个地方，等于在自己脖子上套一根绞索，他占领的地方越多，套上的绞索也就越多，他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我在马路上东冲西撞，行人驻脚围观着我，同学把手中的绳子一根根地套在我的脖子上，我叫着、喊着、跳着，口里还说：“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以此博得马路上行人的注意。
全班同学扮演世界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把绳子抽紧，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
最后，我在众人高呼的口号声中倒在地上浑身发抖，伸出舌头装死。
我扮演自己也不愿扮演的丑角，而且表演得那么投入，引得行人观众哈哈大笑，确实起到了宣传的效果。
我感到只有在这种场面中，我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我才从另册中解放出来，才像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
那天，班主任和班干部对我的表现，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眼神很奇怪。这是一种以反派的丑来表现自己的进步呢？还是一个出身反动的人从台下跳到台上公开暴露自己呢？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来也觉得好笑，这种宣传形式，如果换个角度看，如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与被揪出戴高帽子游街的反面人物有何两样？想到这里，我愈发悲哀了：我就是在积极表现自己的时候，也还是一个反面教员。
那天，回到破烂的家里，我依然兴致未尽，万分激动，又是一夜没睡，连夜编写出一部活报剧剧本，题作：《孙悟空大闹白宫》。
这个剧中的人物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有蒋介石、宋美龄还有孙悟空。
此剧首先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出来独白，他派美国的太平洋第六和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蒋介石、宋美龄随后出场，蒋的头上包着白纱布，一只手臂也绑着白纱布，宋美龄穿旗袍、高跟鞋，紧跟着。一声呼喊，孙悟空上场，他手拿金箍棒，不断舞动，追打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齐天大圣孙悟空代表中国人民，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从台湾打到美国的白宫，把整个西方世界打得稀里哗啦……
这时游行队伍出场，高举“打倒美帝！”“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
最后，这几个反面角色在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前跪下来发抖投降。
这个剧本被接受了。我们马上投入了排演。艾森豪威尔由我们的班长扮演，他的鼻子高而钩，戴上星条旗帽，很引人注目。宋美龄由班上的文艺委员扮演，她人长得挺秀气，皮肤很白，个性天真活泼，笑声爽朗，又很大方，喜欢蹦蹦跳跳。孙悟空由体育课代表扮演，他个子高大，演孙悟空最能体现中国人民的形象。
我们每天下午放学后在教室里排练，为了正式演出，我与几位同学一起去大世界天蟾舞台，向那里的演员请教怎么演孙悟空，一位演员在舞台上给我们示范表演了孙悟空的眼神、动作、神态，还借给我们一套孙悟空的服装，一根金箍棒。
这个活报剧后来在敬业中学舞台上演出了，还在区里、市里公演了。我是一个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的人，可是从那以后，我学会了“一身绝技”，就是会跳猴舞。
向党汇报交心
我的班主任储老师，四十多岁，满脸胡子，头顶微秃，但人很精神，是一个很好的物理老师。他讲课条理分明，从来是慢条斯理，把物理公式的推导过程讲得很透彻。班上年龄小、脑子聪明的同学，一听就明白。就是我这个反应迟钝的人，也能听懂学会，后来在高考中还考到九十分以上（那时是百分制）的成绩。但这位班主任不大喜欢我，因为我还是偏爱文科，数理化成绩居中，平时我对他也敬而远之。
我有点怕他，因为他认真，也因为他很革命，而且是发自真心的。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我的物理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从进敬业中学后，我就一直把他当作党代表看，他也俨然以此自居。说来也奇怪，其实他并不是共产党员，但只要他一出现，我就感到神圣而庄严，顿时对他肃然起敬，我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罪恶感，一种悔罪感（因为我的出身有问题）。
我在敬业中学两年里，总是既定期又随时向他汇报思想，向他交心，每次交心后，他就代表党对我进行教育。
后来我才听说，他也有问题，有的同学背后告诉我，他是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我想他一定是背叛了自己原有的阶级，他会给我指出一条路的，他也会随时把我的思想和苦闷及要求进步的愿望向学校党团组织汇报的。
可是我总觉得他对我有歧视。在安排班上许多重要活动时，总是把我和几个出身有问题的同学排除在外。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越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在政治表现上越是更激进更革命也更做作。或许，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后来我也如此。
那什么叫交心呢？交心就是要向组织，向领导坦白自己内心的思想。
我不是团员，不能向团交心，与我同桌的同学是团员，但他对我缺少真心。我觉得交心的大前提是以心换心！我把真心掏给你，你却假惺惺的，还把我看成落后分子，或者反动分子，我这颗心怎么交得出来？
我考虑下来还是向班主任交心好，因为他是老师，自然有权威，也符合尊师重道的精神。于是我定期找班主任做思想汇报，讲自己的痛苦、悲观、失望，常常痛哭流涕，当然这是真心的，然后表决心，表示自己坚决与父亲划清界限。
班主任的回答是：“思想的转变是长期的，痛苦的，你要接受考验。”
这就是说，我得从痛苦中振作起来，继续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我一次次地积极表现，一次次遭遇班主任的批评，挨了批评还得积极起来。
我终于明白了思想改造的长期性，也体会了鲁迅所讲的韧性的战斗……
下乡学农养猪
那个时候，学校经常配合形势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
1958年12月我们下乡学农。班主任根据我的特长，给了我一本练习本，叫我每天将班上的好人好事记下来。我对这件工作是很认真的，除了担任语文课代表外，我又当上了班上的“太史公”。
我们到市郊浦东严桥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天天敲锣打鼓，乡下处处热火朝天。墙上写着“张开肚子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标语口号，墙上画的猪比象还大，水稻亩产量要达到万斤。
我在农村的这些日子，最高兴的事是，我能吃饱饭了。
我真的享受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为了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去公社养猪场养猪。养猪的饲养员是一个盲人，他虽然双目失明，但是个劳动模范。我向班主任表示希望通过与他同吃同住，总结这个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班主任同意后，我搬到猪圈里，白天晚上和他生活劳动在一起。这个饲养员年纪很轻，没结婚，养猪完全是凭着感觉走。凭着感觉到河边挑水，凭着感觉烧山芋，凭着感觉喂猪食。
我钻进猪棚，只见猪吃的是白花花的大米，一大锅一大锅的热气腾腾的软绵绵的红心山芋。
啊！我在家里还吃不到这些好东西呢！妹妹每天早上三分钱只买一只小山芋。
我从锅里取出一只山芋，品尝品尝。心想：“1958年的猪真是很有福气的！”
人民公社确实是好，人和猪都能吃这么好的东西而且不花钱，的确是史无前例啊！
有一天半夜，我在给农民扫盲后回我们营房，在田间小路交叉处听到路边粪坑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周围是一片漆黑，我的心突然紧张起来，趁着月色，我睁大眼睛仔细地看，发现粪坑里有个东西在动。我大叫：“救命！有人掉到粪坑里去了！救命！有人掉到粪坑里去了！”可是没有人答应。我再向四周一看，到处是水稻田，只有远处有几点灯光。我明白就是叫得再响，也不会有人听见。我得设法去救这个落入粪坑的人，我担心自己拉不动他，反而被他拉下去，就全身趴在粪坑边，用手伸到粪坑里拉。我的手突然拉到一样东西，我发现是一条毛腿，心里吓了一大跳，这才知道是一头猪落入粪坑。可是这头猪很重，我无法把它拉上来，我想了许多办法还是没用。正当我束手无策时，一位农民叔叔从路边走过，他的力气大多了，他走到粪坑边，用猛力一拉就把猪救上来了。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一身全是粪水，很臭很臭，但心里感到很高兴，我觉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衣服虽然臭了，但我的思想是香的。
我在乡下经过和农民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又经过和猪的同吃同住，终于写出了一份《劳动模范养猪先进事迹的调查报告》。
从乡下回校后，我又继续进图书馆查阅资料，还看了许多养猪的书籍，完成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调查报告》，总结了如何培养大猪肥猪的经验，我研究了猪的生长全过程，在调查报告中，我还研究了英国的养猪业（以约克夏猪的饲养为例），苏联的养猪业（以乌克兰大白猪的饲养为例），同时我又研究了中国浙江金华“两头乌”喂养的经验。
在大跃进的岁月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激励下，我凭着年轻人的激情和爆发力，在两周完成了这篇《养猪报告》，我把这篇报告作为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语文作业交给黄铁崖老师，黄老师表扬了我。
勤工俭学军训
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下半年，学校里对劳动课也很重视，我们从农村回来后，每星期六又下求新造船厂劳动。工人看到我们下厂都很欢迎。
当时我曾到过做模子的翻砂车间，轧铁钉的金工车间，也到过浇铸车间做小工，我们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劳动，他们对我们很关心，我想如果考不上大学进工厂也行。
当上海的“大跃进”进入高潮时，工厂要求每个工人要写一定数量的大字报，工人们不要我们干活，要我们帮助他们大鸣大放，代他们写大字报，提合理化建议，白天来不及写就加晚班，这样我还可以吃到家里吃不到的夜点心。
1959年暑假，班主任储凤刚老师知道我家生活困难，介绍我去一家胶木厂劳动，可以挣些钱缴书费。
我的工作是把胶木粉装进一只钢模里，然后用螺丝将模子拧紧，通过电炉的高温高压，制成电话机配件。
我做夜班，每天晚上要干到十二点钟。夏夜天气很热，车间里电炉比火炉的温度更高。但是到了半夜十二点钟下班时，可以吃到夜点心，如面条、馒头，还有荤菜，有时是两只茶叶蛋，有时是一只红烧乌贼鱼，有时有红烧肉。
一个暑假的夜班，我吃到了许多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我干了二十多天，拿了三十几块钱，这些钱派了大用处，缴了学杂书费，也改善了一家人的伙食。
1958年，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社会上发生什么事，学校里也要跟着动作。台海局势一紧张，毛主席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平时的体育课也变成军训课，学校提出了：“思想战斗化，行动军事化，组织纪律化”的口号，老师给我们上军事知识课，天天在操场上做步行操练，人趴在水泥地上，匍匐前进，甩手榴弹。因为敬业中学的操场小，我们还到大同中学去打靶，用的是小口径步枪。
学校大炼钢铁
1959年6月30日，学校发动学生在一夜之间炼出钢铁，向第二天党的生日献礼，也向即将到来的建国十周年献礼。
那天，在文庙路敬业高中部靠大门的操场上，砌了一个土高炉，那砌土高炉的耐火砖是从我家弄堂对过的恒昌星玻璃厂门外堆的垃圾里捡来的。我叫了几个同班同学，向恒昌星玻璃厂借了劳动车，把厂里用过的耐火砖一车车拉往学校。一路上只见上海的大街小巷很多里弄里，都设有土法上马的炼钢炉，炉火熊熊燃烧，老人孩子在一旁欢呼雀跃，许多家庭把家里的废铁都当成炼钢的材料，家家户户的铁门都拆掉送进火炉里去炼钢了。
傍晚时候，学校里的高炉砌成了。一群人围着，有人拉风箱，有人加煤，校党支部书记陈德英老师拿着长长的铁钎在炉子里拨弄着，将一只坩埚塞进炉火中，坩埚里存着一点碎铁。那么多学生从来也没有在学校里见到这种光景，大家都围在那里激动而兴奋地观看着。到零点的钟声敲响时，全校学生欢呼了，我们从坩埚里倒出了第一炉通红的只有一碗水容积的“钢水”！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为此，我专门写了一首长诗：讴歌党，讴歌社会主义，向“七一”献钢！献诗！献礼！
孩子：
讲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同你说上几句。在那个年代里，老爸当时文化课程的学习的确不饱和，许多时间花在参加社会活动和下乡学农上，这是为了贯彻 “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教育方针。虽说当时政治运动冲击了教育，教育上有大的偏颇，但反过来讲，对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活动也使我们得到了锻炼，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国情。
一个人的知识和学问，不能光从书本出发，除了书本以外，社会是更大的课堂，是没有围墙的大学。
无奈再入另册
就在我积极复习准备迎接高考的关键时刻，公安局通知父亲回监狱。我的心头顿时笼起一层乌云。
1959年春，西藏叛乱见报。1959年5月28日，父亲接到通知，叫他回提篮桥监狱。
那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家一上楼，父亲悲哀地对我说：“现在形势紧张，我要进监狱了，可能哪天会被枪毙，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要对母亲好，你们两个儿子要争口气早日成人，要把妹妹带大。”我没有流眼泪，只是低着头帮父亲整理好包，把他送到派出所，心里真是非常难受。
这一夜全家都没睡好，但也都没有情绪的冲动。也许对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一家人都有心理准备。
我决定明天赶快向学校汇报，什么叫站稳立场？什么叫划清政治界限？什么叫向党交心？这正是向党、向组织证明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把父亲入狱的事告诉了班主任老师，我向他表示：“我是拿人民助学金的，我是共产党培养的青年学生，我要跟共产党走，我一定按照党的教导，把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班主任对我说：“不要悲观，要看到自己是有光明前途的，只要从反动家庭背叛出来，就是好学生。”他这么一说，我心上的石头落了下来。
班主任还说：“在我们革命队伍里，也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经过党长期考验，他们都成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人的政治表现，你能及时将家庭情况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向党交真心的，你没有向组织隐瞒什么，这是好的，希望你安心学习，好好争取！”
听了他的话，我掉下了眼泪，我想共产党的胸怀真是宽大无比，党是给我关怀与教育的。我向他表示：“我要以实际行动说明我与我的家庭划清了界限！”“在我们革命队伍里，也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经过党长期考验，他们都成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许，这也是班主任自己的经历？
进高中后，我在思想上是很要求进步的，但我从未打过入团报告，并不是我不想加入团组织，而是因为我在初中打了报告后，有人说我动机不纯，我担心此时再打入团报告，别人会说我是为上大学捞取政治资本。
我虽然没有打入团报告，但是班主任还是派人接近我。
他是班上的积极分子，也是我的同桌。他是一个政治上绝对早熟的青年。我感到，与其说他在接近我，不如说是时时事事在监视我，我与他坐在一起，心里的距离却很远。
班上还有位同学，我感到他也在监视着我。他是团员中的积极分子，还常常参加市里的团干部大会，对此我是有警惕的，我一直提防着。因为在初中，我吃过班长的亏。到快要毕业时，我忧心很重，几乎精神快要失常，我就像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描写的狂人，连一条狗的眼神，都会使我胆战心惊！
我心里暗想，他们为什么老是盯着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我既然不想入团了，他们为什么还是要接近我？
尽管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在学校里，那些团干部，都是有成分论者，唯成分论者，他们一向把我看成反革命子弟，反动官僚家庭出身的异己分子。
我越积极地表现自己，他们就越把我看成政治上的投机分子。
我很痛苦，我与别的同学一样，希望能得到校方与党团组织对我的公平看法，不要歧视我。我希望在学习、工作上有公平的待遇，与大家同享政治平等，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终于发现自己的积极是徒劳的。
1959年秋，学校要组织中学生到机场欢迎一位外国的贵宾来上海访问，就像初中时苏加诺访华来沪。学校将此事当成一次政治活动，还作了专门的动员。我也兴致勃勃地准备参加这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可是，又是一样的结局：班主任让团支部书记通知我不能参加，我的心里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当班里的同学们穿着白衬衫、蓝长裤，举着红旗去机场时，教室里只坐着稀稀落落三五个人，其中有我，我们都在默默地承受着难言的痛苦。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满腔热情处处努力，积极争取进步，到这时却把我打入另册呢？为什么取消我去飞机场欢迎外宾的资格呢？
我感到自己始终是受歧视的，我的心里阴云密布，悲观失望。
我又陷入孤独和自卑的痛苦中，为了摆脱痛苦，我只能更加奋发图强，埋头攻读，为考大学做充分准备。
我已经做好高考落榜的准备，但我并不放弃最后的努力。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父亲重回监狱前对我说过一句话：“希望成功，准备失败”“只要有一分成功的希望，就要用一百分的力量去努力！”
父亲在狱中仍惦记着我的高考。每次寄来的明信片，都提到我考大学的事，他叫我选择无人报考的冷门专业，这样录取的可能性就大些。我停掉了所有的课外阅读，把一切精力全集中到高考准备上，特别是全力钻研数理化。
每天一早我就赶到学校，在敬业中学大礼堂后面的一条狭长冷僻的弄堂里看书，天太热时，我坐在大礼堂的长椅上看书，读累了，就躺在长椅上睡一觉，爬起来之后，再继续看书。
高中将要毕业时，我又一次在报考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上陷入彷徨，我很想报考北京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朋友、老师劝我说：“你已读完了理科，如果要考文科，有些课程你要自学，时间是来不及的，还是考理科大学希望大。”最后，我还是决定报理工科的学校。
高中毕业前夕，学校常常教育毕业生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服从党的挑选。参加1960年高考的学生每人可以填写两张志愿表：《第一志愿表》可以填写十二所全国重点院校的十二个专业，《第二志愿表》可以填写十二所非重点或地方院校的十二个专业。
有同学说：“除了第一志愿是自己的真正志愿外，其余的院校大都是充充数的。讲讲是尊重每个人的志愿，但其实还是一切服从分配。”
我在《第一志愿表》里选择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数学系。
我那时心中十分敬重周恩来，当年他读过南开。我觉得南开大学是我心中向往的大学，但一般上海学生很少报南开，我选择报南开，也是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的父亲的建议。
填好《第一志愿表》的第一志愿后，我按自己的兴趣，又填了其他十一个学校，最后一个学校我选了南京林学院木材学专业。
我看到《招生简章》上说，这个专业是培养研究人员的，毕业后在研究所工作，研究木材的细胞结构及其工业应用。此专业在世界上只有德国、苏联设立，我国也要开始设立这一高精尖的专业，《简章》上的介绍是十分诱人的，于是我就填写了。至于《第二志愿表》大都是上海、北京、南京的地方院校，我也如数填写交了上去。
我心里想，说起来是我们在选学校，其实是学校在选我们。
不久，班主任又给我们每人发一张毕业生《家庭情况调查表》，在20世纪50、60年代，学校里给我们学生发的表上，总有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一档，也有“家中成员、父母、兄弟是否有人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处理，是否有人参加过国民党等反动党团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是否受到人民政府判刑处理”等相关内容。
老师叫我们一定要重点填写这些内容，如果谁向组织隐瞒了，一旦查出来，就是欺骗党和人民，就不予录取。这一档主要是看我们是不是向党交心，是不是相信党与人民，也是对我们政治上的考验！
每当填到这种表格时，我内心就沉重痛苦。要考大学了，我该怎么填？
我战战兢兢地对班主任说：“我母亲是工人，她有工会会员证，我们已经与父亲划清界限了，我从十二岁就由母亲负担生活，由政府工会给我们补助，我是党培养的，我能否在出身成分上跟我母亲，填写工人出身？”
班主任老师问我：“你父亲过去在国民党里担任什么职务？”
我说：“他在北平警察局担任人事室主任。”
班主任说：“我向学校汇报一下，去征求一下上面的意见。”
不久，班主任把我叫去，对我说“你就填旧官僚出身”。我想官僚帽子大，官吏帽子小。如果要按父亲的情况，应该填“旧官吏”，有什么比“官僚”更严重的呢？但我不敢照自己的想法填写。
我把这情况告诉母亲，母亲也紧张起来。灯下，母子俩对着这张表格发愁。
母亲说：“叫你填官僚，你就填吧，其实你父亲一辈子是文职人员，是无权的。”忽然，她心里一亮，对我说：“你可以填反动官僚，在官僚前面加个反动的帽子。这就表示你已经与你父亲划清界限了。”
我想了想，感到母亲的话有道理，“旧官僚”是个中性的词，如果用“反动官僚”，就表示我从自己的反动家庭中背叛出来了，说明我有革命的认识。也许对我进行政审的人从这张填写表格的用词中，可以看出我的政治觉悟，或许能对我考上大学增添一点希望。
就这样，我把表格交了上去，不知道命运将如何待我？
孩子：
这就是老爸的中学时代。充满了动荡，承受着那个时代所给予的风雨雷电。我们和新生的共和国一起长大，跌打摸爬，有眼泪有悲伤也有欢乐。那时，我们的祖国从一个旧世界刚刚迈进一个新世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一切的秩序都要重新建立，一切的今天都要以与昨天决裂为起始。难免矫枉过正，难免多有弯曲。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呈现了共和国在曲折中行进的历程。作为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即使委屈受难也要勇于承受。我们无法回避历史，只有参与历史，书写历史，这也是一种幸运，一种使命。
是啊，爸爸大学以前的学生生涯，是从三牌楼路小学、从第十六中学、从上海最古老的学堂之一敬业中学走来的。那里留下了爸爸青少年时代无数的回忆，红黄蓝绿，杂色纷呈，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由于当时“左”的政治路线，爸爸一直“负重”而行，体味了生存的酸苦，体察了人性的微澜。另册的人生与挫折，倒也是一笔财富，它像一块铁砂纸打磨着老爸的性格，开凿着一个丰富而强健的心灵的原野。或许，正是这别样的经历，让老爸有所准备，为了以后的岁月……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