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
六 初感政治风暴
刚解放时要数青年学生们最为激动，在重庆读大二的姐姐根本不征询父母的意见，参加了一个红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大会下来， 便与几个同学一起中断了学业，满怀激情地考进二野的“军政大学”，穿上了解放军军装。 这时候就听说她随12军进入了朝鲜， 正在冰天雪地中与美国鬼子作战。大妈也要改变资产阶级太太的生活，到重庆进了一所医药专科学校， 准备学成后参加工作，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父亲是著名的民生公司的监事会成员， 每年都要到重庆去参加一次监事会和分红。那一年春天，趁开会之便就带我上了重庆， 他说大妈在重庆很想我。我记得当时万县市还没正式的码头，轮船都泊在南岸江湾里， 旅客一律坐小划子“递漂”上船。第一次到重庆， 觉得那街道真宽楼房真高。 在万县市我从未坐过汽车，见到满街跑的公共汽车兴奋得不得了， 就要父亲带着我来来往往地坐公共汽车玩。父亲和大妈还带我到北陪去住了两天， 当时的北陪就象一座公园，房舍都在林荫之下，街道非常整洁。 我还在一个什么游乐园里坐过一次在园内跑圈子的小火车，回家后夸耀了好久。
1952年，政府要征收叶家大院改建卫生学校和附属医院， 我家便搬到胜利路智和巷，门前有一口水井的院子里。新家离永裕昌油号很近， 步行只需几分钟。在我家搬出才一个多月，改建工程尚未开始， 海青一个人又去坐木盆往岛上进发，我那儿时的伙伴不幸却翻船淹死在水塘里了。
以父亲的经济条件，早就应该有一所自家的宅院。 但由于早年四川军阀混战攻城掠地，抗战时日本人不断空袭，紧接着又是4年解放战争， 局势一直动荡不安，父亲没有象那时许多人一样有了钱就去买田地房产， 而是将资本在几个公司分散投资，还买了点黄金积蓄起来。 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他处事之谨慎。初解放那两年，天下太平一片长治久安的景象， 虽然姐姐还在朝鲜与美帝国主义作战，但报纸上天天是胜利消息， 战火绝对烧不进伟大的新中国。看到大局已定，父亲就想，应该买一座宅院了。
刚经历过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城里卖房子的人真多， 那价钱便宜得令现在的人难以想象。 一位绸缎商1949年初才在鞍子坝建成的花园别墅小楼，两楼一底十几个房间，玻窗外是百叶窗，花园角落还有厨房和佣人住的平房。刚解放时，那绸缎商很积极，曾被任命为棉布业的人民代表，因此政府对他比较客气，对那幢花园别墅小楼没有征用而是购买。卖了150块钱。那绸缎商后来成了我的岳父。那房子就是后来的万县市防疫站。
经过“三反五反”及公私合营后，岳父一家就沦落到只有一间房了。偏偏我的两任岳母一共生了9男2女，除了大舅兄参军到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外，岳父岳母二人再加上8个儿子两个女儿，12个人就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里，莫说家里没哪么多床，就是有也没法搁。幸亏当年岳父喜热闹爱办常宴席，伙房里备有一个巨大的柏木大碗柜。它就象现在常见的整壁大书柜一样，有天花板那么高，但由于是放餐具，自然就比书柜要宽得多。那大碗柜内分4格，侥幸未被没落的资本家当劈柴烧掉。将它去掉柜门靠墙而立，就成了二舅兄以下8个舅子的卧铺。每天晚饭后，岳父一声令下，我那8个身材都很瘦小的舅子便钻进碗柜，一格睡两个，据说还不太挤。麻烦的是那年头他家子女太多，岳母又没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就靠岳父那点工资，全家便三顿常吃稀饭肚内又没多少油水，舅子们就爱尿床。经常是“四楼”一直淋到“一楼”，半夜里吵成一锅粥。
还是说回来，当年的房子确实便宜得令人难以想象，父亲就四处选择。还要我这继承人跟着他去看过几处独立的小院。 我最喜欢的是西山路边的一个院子， 里面有很宽的空地有花坛还有鱼池。 但尚未等父亲将那处院落买下，政治运动的雷霆便突然轰进了我家。
1951年12月，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万县市发动。 1952年元旦刚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 反偷工减 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运动也紧跟着开始。春节过后，这被简称为“三反五反”的运动就轰轰烈烈了。
先是房东张伯父下班后没有回来， 听说是偷税被关进了什么学习队。 张家的子女都整天闷在屋里也不下楼来玩了。 没几天张家就来了许多人， 恶狠狠地几乎将他们家的东西都搬光了。晚上我就听见父亲念叨：“他是雷打慌了往树上指，啥时候把钱存在我这儿的嘛！”
第二天，父亲突然就没回家。晚上， 我只好一个人睡在那张有四根大铜柱和许多小铜球和镜子的大床上。两天后，一群穿中山装板着脸的“工作同志”带着父亲回到家里，翻箱倒柜地不知在找什么东西。父亲当时穿一件藏青色的长衫，坐在小屋里握着我的手抚着我的头默默地泪流满面，一句话也不说。折腾了半天，他们最后带走了父亲和许多皮箱， 印象最深的是我那张大铜床也被搬走了。晚上，母亲照常带着二弟在她房里睡， 我就只好到佣人房间里，同那被称为什么嫂的女人挤在一张床上。
好在没两天大妈便急匆匆赶回了万县市，第二天就带我上了重庆。 刚上重庆时，还在她那学校的集体宿舍住了几天。后来就在外面租了一套房， 又把我送进了附近一所什么小学，让我在那里读书。
我除了记得当时的课本分国语和算术外，还是糊里糊涂地在学校瞎混。 记忆中我还交过两个朋友，是两兄弟，都在我一个班， 我们天天上学放学都在一起走，仅此而已。
几个月后，大妈就满面春风地说收到电报，父亲没事了， 她托一位姓喻的叔叔将我送回了万县市。父亲果然在家， 还是那么高大挺拔，还在永裕昌作经理，只是我家的铜床和许多值钱的家具再也没有了，买房的计划自然也付之东流。父亲见到我很高兴。他说，没查出我有任何违法乱纪的事，仅凭那一个人乱咬，说有钱存在我这儿就要我赔，还把我关起来！我真是想不开，受不了这份冤屈。 那次押我回来路过大桥时，我真想翻过栏杆跳下去。后来又想到你两兄弟还小， 我如果死了你们怎么办？才打消了以死抗争的念头。 父亲平时不苟言笑自尊心很强，30多年后，他因白内瘴动手术后双眼缠上了绷带。在生活不能自理时，父亲不愿拖累后人，也生出过从医院楼上跳下去的念头。
写到父亲想跳下去的往事，突然联想到我长大后， 经常在身临高处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向下跳，因此就不敢在悬崖边久站。有人说， 内心深处有想从高处往下跳的情绪，表示心灵保守并担心遭受失败。 但我在青年时代曾做过那么多不计后果的冒失事，怎么是个心灵保守怕遭受失败的人？
祸兮福兮。这次打击只把父亲在学习班关了几十天， 最后不过使家里蚀了些财，但却使我的长辈们从此产生了对政治的敬畏， 也包括我那曾经短暂地对政治狂热过的生母，长辈们从此便对变幻莫测的政治敬而远之。
七 美妙的娃娃书
当时的政治认为从事商品交换没有创造财富，流通领域不过是雁过拔毛是罪恶的剥削。早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之前，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已逐渐接受了新政权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不允许剥削，许多资本家就认为做生意在新社会没有前途。父亲和几个朋友已在着手转向办厂，谨慎的商人不敢轻易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他们还是盯着桐油。
桐油属于干性油，具有防腐、防锈、耐温、耐酸、耐磨的特点，特别是弹性强，不受遇热膨胀，遇冷收缩的影响。用它炼制的涂料，在高温下也不致发生龟裂现象，因此很适合国防工业、机械工业、造船工业。万县地区在临解放时，桐油的年出口量已达两万吨之多。但当时将树上采下的桐子榨成桐油，还完全靠遍布城乡的无数个小榨坊，几个打油匠，一柄古代攻城锤般的大油锤，光着上身嘿哧嘿哧地从早干到晚，产量极低质量亦不稳定，工艺原始效率低下。油榨出来后又全靠挑夫用油篓子运到城里，交给油号后再灌进大油桶，漏损严重很不方便费用又高。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便盯准了这个项目。
在当时的体制下，没后来这么多繁琐的论证审批程序和机关，企业转向只需几个股东一举手便开始运作。他们在钟鼓楼买了几十亩地，开始修建厂房。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幸存下来的资产阶级们更加快了商业转向工业的步伐，他们从上海购回了当时最先进的榨油机器，建成了万县地区第一家用蒸气和电力榨油的工厂。那效率在现在看来真是惊人，从动议到投产不到两年的时间，永裕昌油号就变成了建新榨油厂，厂名寓意建设新中国。1953年1月，在城东的钟鼓楼，建新榨油厂高高的烟囱里冒出了滚滚浓烟。
工厂投产了，就在各区县大批收购桐子，直接运回来榨油。桐子季节过后，还榨米糠花生棉籽。竞争中，大机器消灭了那些存在了千百年的手工作坊，建新厂的业务蒸蒸日上，利润滚滚而来。
1952年夏，我6岁多了，才正正规规地进了石佛寺小学，就是现在的胜利路小学。那一年全中国的小学校都要学习苏联老大哥，因为苏联的中、小学实行的9年制。我们就开设了什么“五年一贯制”，就是从我们那一年开始，小学只要5年就毕业，初、高中再各学两年，也就和苏联人一样，用9年时间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我们一开学，“国文”便改成了“语文”，“数学”也改成了“算数”。上语文课时便学习汉字注音符号“波坡摸否得铁拿呢”，第二年又不用了，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拚音，所以我至今翻字典都只能用部首，很麻烦。
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我们不学苏修了，“五年一贯制”自然也不搞了，又恢复了6年制，至今我们的小学还是要读6年。
这一年，我的妹妹若明出生了。
我记得在读二册班时，斯大林逝世了，全中国都下半旗哀掉，政府还严令3天之内全国停止一切宴饮娱乐活动。那天下午我正放学回家，突然听到汽笛长鸣，满街的人都按事先的规定原地不动，低头默哀3分钟。我身旁一位白须齐胸的老头儿虽然低着头却在轻声咕噜：“中国的皇帝死了都没这样搞过，他还是个外国皇帝！”我觉得这有点象老师分析过的反动言论，回家后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却第一次对我板着面孔说：“你若不想害人，就别再说第二遍。”我当然不想害人，就没再告诉别人。
不久，大妈学成回到万县市，懒散贯了的大妈并没感觉到生活的压力，到一个西药店里上了几天班，觉得不习惯，就辞职回到了家里，还是得过且过地当她的太太。经过新社会几年的教育，这时我生母已有了些独立意识，能对父亲说不了。她不愿再和大妈住在一个院里，就带着弟妹，搬到了离建新榨油厂不远的柑子园居住。我同大妈还留在智和巷，父亲就在两个家里一处住几天。
父亲一贯早睡早起，他多年来一起床就将两个生鸡蛋放进大瓷盅子里，冲满一盅子开水烫着后便去洗漱，然后便将蛋壳敲个洞，把温热的蛋液喝下肚，接着再吃早点。他说生鸡蛋营养丰富也让我喝，我却觉得腥气太重难以下咽，不肯继承他的养生之道。当时家里已没有佣人了，再加上做惯家务的生母搬走后，自幼养尊处优的大妈不惯早起，我和父亲的早餐便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家喝过两个生鸡蛋就到外面去用早点。我要上学不能也跟着睡懒觉，大妈便给钱让我也到外面去吃。那时人民币的基数大得吓人，现在的1分钱当时是100元，1角是1000元，1元是1万元。还有50元的小票子，相当于现在1分钱的二分之一。解放初震惊全国，被毛主席挥泪枪毙的老革命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金额高达数亿元，币制改革后其实不过几万元。
每天早上我能拿到500元，也就是现在的5分钱，一张赭红色的大票子。50元就能买一大块甜软的发糕，100元能买个又香又辣的萝卜丝油钱，就是现在街上已卖到1块钱一个的萝卜丝油钱。起床后在家喝点奶粉之类的东西，出门再化300元便能吃饱了。剩下的200元钱，下午放学后就可以在路边的书摊上看4本“娃娃书”，也就是现在的连环画。那时的娃娃书多是石印线装，书中人物对话都是框起来一个尖角指向说话者的嘴，心理活动便在脑后画上由小到大气泡似的圆圈，然后在最大的圆圈里写出来。除了《封神榜》《西游记》《说岳全传》等，书中内容多是剑仙侠客的故事。当时我在书摊前的小木凳上一坐几个钟头，身后常常还蹲着几个没钱租书而又想看的小孩，大家一起随着书里的情节叹气或惊叫，而翻书的快慢全随我的意，因为是我租的书。我很容易便进入了故事之中，真是乐而忘返。常常是在天黑下来看不清楚了才想起要回家吃饭，反正家要里等我回去了才开饭，也没人会因此而骂我。
初小一年级认不得几个字，对娃娃书就很着迷。除了早点省下的钱外，当时我的财源不少。逢年过节要收各种红包压岁钱，平时有些长辈也常给点钱让我买糖吃。家里各种糖果根本吃不完，不用我掏钱去买。大妈爱打麻将，她们战得正酣时，我偶尔也会去献殷勤端茶递水，或替夫人太太们吹煤子点丝烟。到牌局收场时，我就一定会别有用心地去问谁赢了？赢家一般都大方地给我抽点头。我是谢家的长子，自小便感受到锦上添花，所以口袋里从不缺钱。吃穿不用操心，我没任何消费，只有到处寻娃娃书看， 星期天节假日都往书摊跑。父母都知道，他们认为这嗜好不坏，也从不干涉。附近几条街摆娃娃书摊的老人都认识我这个瘦猴般看书速度很快的小孩，一见我去便热情招呼，忙着给我递板凳。偶尔我身上没带钱，摊主也肯赊帐。初小一、二年级时，我几乎将附近几条街书摊上的娃娃书都翻遍了。
我认识了几百个汉字后，就觉得娃娃书看起来不过瘾了，便开始读童话和少儿读物。
八 长江边是我的乐园
我还在石佛寺读小学时，姐姐和她的男友童少鹤同时复员了。他俩戴着大盖帽系着武装带回到了智和巷的家中，居委会组织了晚会，欢迎刚从异国归来的“最可爱的人”。他俩全身戎装还佩着勋章，在热烈的掌声中上台唱了好几首歌，有一首是用朝鲜语唱的，歌词中反复出现能听懂的三个字：金、日、成，是在歌颂那位英明伟大战无不胜的朝鲜领袖。就象我们的《东方红》。两位年青的前志愿军军官不光唱得好，在台上举手投足就象演员一样，掌声便更加热烈。
第二天，同院子的大哥哥大姐姐扭着他俩上公园去玩，听他俩讲在朝鲜炒面合雪咽，躲空袭急行军，在大炮射击的间隙冲过封锁线的故事，才知道姐姐和姐夫在部队不是当教员就是作干事，跟本没同美国鬼子真刀实弹地厮杀过。在少男少女们的眼中，他俩头上的英雄光辉就减少了许多。
童少鹤出身于重庆一个颇为著名的资产阶级家庭，很英俊潇洒的一个青年。他俩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后，便回到童的老家重庆，两人都安排在一个兵工厂工作。他俩婚后不久便有了小孩，便将姐姐的生母我那大妈接上重庆去带外孙。我就只得回到柑子园的母亲身边，转学到一马路小学，当时正念二年级。
从此，我被骄生惯养的时代结束了。
万州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较大的建筑都是依山而建逐级上升。一马路小学是一座大庙改建的，逐级向上共有三层庭院，廊柱门窗到处都是旧时的痕迹。当时班上同学年龄相差很大，好几个女同学都有17、8岁，还有个别更年长嫁了人的，下课时还有人抱婴儿来吃奶。想来她们是解放前家庭困难或是重男轻女误了学业，直到社会发生了变化才有机会走进学校。
我念五年级时，同桌是一位姓张的女生，当时可能已14、5岁了，比我高半个脑袋。她身材窈窕一张瓜子脸，两根漆黑油亮的长辫子直拖到腰下。同桌的父亲是个搬运工人，她的衣服上还常见补丁，但任何时候浑身上下却显得很干净整洁。在那没有时装和化装品的年代，整洁就是女性最好的妆饰。我当时真认为她是天下最漂亮的姑娘，心里就朦朦胧胧地升起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那时男女界限很严，上学放学男女生不能走在一起，平时也不敢说话，课桌中间都划着三八线。但写字时她的手肘偶尔无意越界过来与我相触，我却不象以前对别的女生一样，鲁莽地将其用手拐子撞回去。我爱偷看她，有时还装作无意碰一碰她的辫梢。我也幻想下学期还是与她一个班坐一张桌子。最高企求便止于此，可见我当时之纯洁或是想象力贫乏。
我俩只同过一学期桌。六年级时，根据家庭住址从新编班，我便同她分开了。不久我们班又调到新成立的法院街小学，连见面的机会都没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很自然地将她忘却。直到20多年后， 我俩偶然在一次会议上相遇，我才发现她其实身材瘦小长相一般，就想到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词。便对她说：“同桌时我怎么觉得你那么高？”她笑呤呤地答：“你那时才多大？一个小猴儿。”
我家在柑子园所住的院子是父亲的掉把兄长李汉才的。李伯伯是永裕昌的董事长。这宅院修得中西合壁， 有门楼天井太平池和楹扇雕花的大堂屋及厢房，后面却是三楼一底带晒楼的西式楼房。我家搬去时院里还住了4家人，除了李伯伯家外，其余几家都是在建新榨油厂供职的亲友。 每家都有几个小孩，院里平时便很热闹，一到放学后，天井里踢键子跳房子打弹子的少男少女笑闹喧天。这宅院的大门楼上有两个斗大的浮雕字“远村”，院里的堂柱上还有很多匾额对联。多年后我才从书法杂志的文章里得知，那些文字均是解放初作四川省第一任文史馆长的著名书法家刘孟伉之手迹。李汉才和刘孟伉都是云阳县人，解放前，中共党员刘孟伉从事地下活动时，曾得到过李汉才的大力资助，还在这院子里住过一段时间。可惜这些墨宝都毁于文化大革命之中。
我还住在智和巷时，小弟声远便在柑子园出世了。和二弟一样，他生下来便肥肥壮壮的，不似我和妹妹，出生时瘦得象猴。我过来后，天天同两弟一妹在一起，很快便由生疏而亲热。而我此时才改口喊“妈”的生母，在感情上却一直同我保持着距离，虽然在吃穿上没有区别，但我很明显地感觉得出来，她待我总不如弟妹们慈爱。
到柑子园不几天，我便尝到了“笋子炒肉”的滋味。在此以前我从未挨过打，不管撞了多大的祸，父亲和大妈从未打过我，记忆中连骂也未挨过。到生母身边后，只要我一犯错，必定有楠竹片落到身上。特别是我无意中若流露出对大妈的思念，更犯了母亲的忌。我是她亲生的儿子，但直到9岁时，才不呼她“奶子”而改口叫妈。虽然这责任并不全在我，但她不能去打父亲和大妈，父债子还也情有可原。那两长二指宽的楠竹片只是我一人专用，她不打弟妹们。
我经常被评为“没记性”，打骂一结束我便全忘了，依然兴高采烈地照自己的一套办，既不改正也不记恨。我那儿子大概也继承了这脾气，他念初中时，因逃学被我狠揍了一顿，然后又罚他跪一个钟头。时间到了我气还未消，大声叫他滚起来去吃晚饭，不料他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揉着膝盖却一边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爸，你昨天说想找个指南针测我家的方位，我替你买了个回来。”正忙着给他舀饭的妻忍不住骂：“真是没记性的家伙。”我接过那还带着儿子体温的指南针，就想到了自己小时候，一股温情从心里升起来，拍了拍他的脸蛋叫他快去吃饭。
我经常挨打，直到念六年级，那时候我已长得与母亲一样高了。 由于游泳挑水常在沙滩上同野孩子厮混，我就有了些体力和野性。 那天在堂屋外，不知为了点什么小事，母亲边骂边抄起笤帚疙瘩朝我头上打来， 我本来已习惯性地双手护头背过身去， 却看见正在天井里玩的少男少女们都众目暌睽。 我便恼羞成怒，一把夺过笤帚顺手扔上了隔壁院子的房顶， 然后咬牙切齿对她怒目而视。母亲当即愣住了，她一言不发转身便进了房间。 因了这次反抗，我在家里挨打的日子便永远结束了。由此我便知道了反抗的意义。
母亲多年来虽然头上顶着“资产阶级的小老婆”帽子， 但她毕竟是出身农家，自幼参加劳动，身体很好也很能干。母亲做得一手好菜， 特别是她做的咸菜，真是下饭的佳肴。很多年后，她远在北京的孙子我的儿子在回答家里的问询时，常在电话里说：“这儿什么都买得到，就把奶奶做的咸菜寄些来。”他还在电话中告诉家里，去年他刚收到奶奶做的干榨菜，忍不住就在办公室里打开了与同事们品尝。不料总栽牟其中突然出现在门口，刚才还嘻嘻哈哈的人们都僵住了。当时南德集团正处于成功的辉煌之中，内部管理很严格，上班时间在办公室吃东西的人都要罚款，而且这次不光是全体参与，又直接撞到在下属面前从来不苟言笑的总裁手中了。全办公室的人都呆立着，等待暴风骤雨的降临。儿子说牟总板着脸走进来，但当他看见那一包青翠雪白还拌有鲜红的辣椒面的干榨菜时，立即走上前拈起一砣放进嘴里，一边脆生生地嚼着一边指着我儿子说，肯定是你奶奶做的，给我分点。不等我儿子答话，他便笑着自己动手包了一半扬长而去。旁边的北京同事说：老板什么没吃过？竟抢你的咸菜？从此，母亲每当给孙子寄咸菜时，都要给牟其中一份。
那时母亲一个人负责全家人的吃喝浆洗缝补还要做鞋，大人小孩身上的毛衣也都是她一针针织成的。每逢挑水卖的人因病或因事没给家里送水，她便自己下河去，从河里挑起一百多斤重的两桶水来， 能一口气爬上那百多步石梯从不在半途歇气，她健步如飞腰不弯水不溅，挑水的男女无人能追得上她。
母亲生性勤俭不爱多话，毕生无任何嗜好， 就是执拗倔犟认准了的事不肯转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她将妹妹和小弟送进幼儿园， 进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作了工人。数十年来，她没请过一天病假， 在工人岗位上直干到退休。然后又带我们三兄弟的子女。 有次她带二弟那肥硕无比的儿子回家时跌过一跤，爬起来还是把两岁多却有40几斤重的孙子背回了家。 回家后她只说胸膛有点疼，还是给继续大家作饭洗碗。第二天， 由于疼痛加剧，才在妹妹的催促下到医院作了检查，原来她当时就跌断了一根肋骨。 母亲从不参加什么锻练又不爱吃药，70几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手脚麻利， 头上的白发比我还少。
一马路是条临江蜿蜒的街道，柑子园的家就离长江很近，一过马路就下河。那年头城里人口少工业不发达，沙滩还没被利用，就显得洁白而宽广。清洁的江水宽广的沙滩，便成了沿街少年们嬉戏的乐园。
我和邻居的崽儿们一有空就往河边跑，夏天脱得赤条条地下水“洗澡”，先学“狗扒”后打 “凉水”。在长江里游泳的主要姿势是打凉水，有点象自由泳，区别是头不埋下去，便于观察江里复杂的水势。只要凉水打好了，什么蝶泳蛙泳自由泳都无师自通。沙滩下面有一盘两、三亩大巨石叫桥马滩，滩头怪石耸立水流湍急，簸箕大的漩涡一个接着一个。“洗澡”的崽儿们为了表现水性，就爱去“放滩”，被称为“水耳巴”的浪头打得我们口鼻呛水。还顺流而下去冲散小漩涡，或深吸一口气让大旋涡卷下去，然后胸有成竹地在江底用力一蹬，斜着离开漩涡再冒起来。我们还故意去钻那些泊在江边的驳船底。顺流游到船头，深吸一口气便潜入水中，估摸潜出了相当距离才冒上来。那时长江内的轮船还少，水上航行的多是木船。每当有轮船通过，便会激起大浪直扑江边，我们就大呼小叫地迎着波浪打凉水，这叫“斗浪”，很是剌激。特别是放了暑假后，从早到晚，江边一群群都是10岁上下的崽儿，游累了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晒疼了便将浑身涂上湿沙。在烈日暴晒下，一会儿就干了， 全身象包着一层硬壳。一个夏天过去，我们都晒得浑身油黑闪亮，从江里上来只要抖一抖，除了头发是湿的，全身都滴水不留。
当时没有自来水，上半城用井水，下半城用水则全由长江里挑，有许多人就从早到晚挑水卖以此为业。经济不大宽裕的人家，不管是男孩女孩，很小便要下河挑水。下午放学后，全市各条下河的石梯上，都是一队队挑水的少男少女，你追我赶大呼小叫很是热闹壮观。
我刚满10岁便主动要求放学后去挑水。以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还不用我那么小便去挑水，也绝非是我自幼便热爱劳动，只是为了能合法地天天下河去玩。在我讲了一通新社会劳动光荣的大道理后， 母亲便给我置备了一对能装3、50斤的小木桶，那种小桶被挑水的同伴们称为“尿包桶儿” 。大人也没指望我每天挑的水能保证家用，还是继续包人送水，给我置备水桶，也是让我锻炼的意思。当时小学生没现在这么重的负担，半小时内肯定能将家庭作业做完。从此我放学后，匆匆做完作业便挑起水桶往河边跑，下河后脱光衣裤便赤条条往水里跳，游累了就将扁担绑在木桶的弧形提手上，把一对空桶反扣过来坐在扁担上当船划。这样就经常玩得忘了时间，母亲便手执楠竹条站在下河的石梯半腰大叫：“个砍脑壳的， 还不把水挑回来吃饭呀！” 一听见母亲的叫骂，我便如闻警报般连忙跳上岸穿好衣裤，挑着水桶在楠竹条的押送下往家里跑。
长江里水势复杂变幻莫测，因此桥马滩旁年年就有人淹死，多是同一条街的少年。但年年“洗澡”的崽儿都置生死于度外前赴后继。我亦无例外地也到鬼门关去闯过几遭，拚命挣扎上岸后，象扔在沙滩上的鱼一样，只会张着嘴喘息，半天才能站起身来。但那时候年幼无知，无知便无畏，第二天照旧下水不误。
学校就严格禁止下河洗澡，还形成了校规并要求家庭配合。老师也不辞辛劳地牺牲休息下河去巡视，如果发现了自己的学生，便将他们放在岸边的书包或衣服提回学校，通知家长去取，还警告、记过给于处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后来，我们一下河便将脱下的衣服或者书包都打成个包袱，顶在头上踩水运到大驳船尾部，将其藏在舵上的空裆里。母亲也试图配合学校，对我的违禁行为进行过制裁。当她发现制裁非但不起作用，我还偷偷把憨厚的二弟也带下了河时，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要我保证不教她偏爱的二弟游泳，就不再管我。我履行了协议，不再怂恿二弟下河也不再教他。可过不了多久，我就看见二弟和些同他一般大小的崽儿，在另一处河湾游得蛮起劲。虽然年年都有不少中小学生因下河洗澡而受到处分，但要生活在江边的少年不下河，比现在要求公仆们不参与公款吃喝还难见效。
这道不准下河游泳的禁令在各学校一直执行了十几年，直到毛泽东畅游长江，并在全国传达了“要到大江大河去游泳”的最高指示后才废止。
到柑子园后我结识的少年便多了起来，由于经常在河边同不上学的野孩子们混，便逐渐学会了打架骂人。当然那些劣行仅限于河边沙滩上，在院子里和学校我还是不敢撒野。
秋冬两季枯水季节，江边的的沙滩全退出来了，更显得洁白宽阔柔软丰富。天太冷就不敢下水，洗澡的人也没有了。但我还是一有空就往江边跑，我爱坐在桥马滩洁净的大石头上看满江的白帆，看大船上数十名摇橹船夫那整齐有力的动作，听响彻云天的川江号子。最有趣的是上水船过滩时，那些古铜色雕塑一般的纤夫，他们不分冬夏赤裸着全身只在腰间围一条帕子，弓着身躯手足着地高喊着下流的号子一步一步向前挣扎。此时在滩边洗衣的妇女们便埋着头停止了嘻笑，一个个目不斜视好象都变得又聋又哑。后来轮船和机动船越来越多，木船便越来越少，那些健壮粗犷的船工纤夫们便逐渐从江上消失了。
我还爱坐在滩头上看舀鱼，他们使用的工具恰似扑蝴蝶用的那种尖形网，只是巨大了许多。网竿是小碗粗的楠竹，一人多长，那楠竹竿由于常年摩挲都变得金黄透亮。舀鱼者站在江边的岩石上，将网竿顺水伸下去又舀起来，机械地抡着圆圈，一下又一下，不停地起起落落。根椐不同季节的水位，舀鱼者总是只站在岩石边上某几个水流最湍急之处，其它地方都不去。有时多来了几个舀鱼人，也都只认那固定的地方，轮流着每人上去舀一百下，轮空者就坐在一旁抽烟喝茶。最初我还想，这种舀鱼法跟守株待兔差不多，偌大一条长江，鱼恰恰就从你脚下经过，又还必需在你将网伸进水里之际撞进来？这概率有多小？却不料这些人却常有所获，舀起来的都是些银鳞闪烁活蹦乱跳的大鲤鱼。看着在网里活蹦乱跳的生命，我就说这都是些该死的笨鱼。后来我才知道，江中的鲤鱼爱寻最急的水流处逆水上行，好象这是一种娱乐这样才能展示自己的勇气。不幸这习惯却被人类了解并加以利用，鲤鱼们便一次次地自投罗网。我坐在滩头也曾见过舀鱼人的不幸。那次，不知有一条多大的鱼撞进了网中，不过是几秒钟的搏斗，它便将舍不得弃网的家伙拖下滩头的急流，再不见他爬起来。
那时在江边钓鱼的人也多，鲫壳、鳊块子、黄古头，毫无经验的小孩在竹条上拴根丝线都能有所收获，河里的鱼真是钓之不尽。现在城下肮脏嘈杂的江边，鱼和钓鱼的人都没有了。才短短几十年，不肖子孙已将千万年都那么丰腴美丽的母亲河榨取摧残得丑陋而衰弱。
玩伴多时便打沙仗，沙滩宽广柔软任人驰骋， 用湿沙做成炮弹相互投掷，打得嘴和耳朵还有内衣鞋子里都是沙。我们还常在从两层桥流下来横贯沙滩的小水沟里“筑塘塘”，用沙建一座微型水坝将溪水拦住，然后就在干涸了的溪沟里用石块建一条小小的“洋船”，待塘中水满溃坝时，站在洋船上欢呼呐喊，承受奔腾而下的激流冲击，常常是湿了鞋袜回家后便暴露出又下过河。便挨骂。
在沙滩上我们还玩出了许多名堂。象现在有些人搞沙雕一样。
两层桥下来的小溪将沙滩冲出一条丈多高的深沟，沟壁的沙坎因含水分和上面的重压便凝结在一起，它不散不硬可供任意切割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我们便常将自己头脑里的东西表现在沙坎上。1956年春节，那几天阳光灿烂。因为过节，沙滩上更显得特别空旷，连洗衣的女人都没一个。初三那天，我一早便下了河，除了中午匆匆回家草草地吃过一顿饭，我独自在沙滩上工作了整整一天。我在高高的沙坎半腰用刀铲开挖出一座大山的浮雕，然后在山上修起栈道寺院。又将水边的湿沙捏紧了一点点地挤出沙浆来，滴叠起精致的宝塔和亭台。我还在岩壁上挖曲曲折折的暗道机关，把满脑袋武侠书中的场景塑造在沙坎上。40多年后，听一位旅欧回来的画家朋友讲新兴的“行为艺术”。我就想，我10来岁时便搞过这玩艺。
那桥马滩的流水沙滩真是我儿时的乐园。那怕只有一个人，我常常也玩得乐而忘返。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