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湖南之行
准备下午三点钟离开学校去长沙。
舒国良有一个亲戚在湖南师范学院，两位老人住一个大单元，吃住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正岳麓山下，环境又好，闲了还可以到山上走走。
燕妮丹是早饭后才听说昨晚发生的事，她赶来说早就想回湖南老家看看父母，正好顺路，要和我们一道走。
中午，三十三中钢二司的头头居国威来了，还有舒国良的哥哥舒国同。三十三中就在御碑楼，离傅强家不远。
一见面居国威就快人快语：“早上还没走到学校就看到那里堆满了人，说是一群人昨晚涌到一家屋里开枪打死了二十二中的一个流氓。一听说这事，就猜想十有八九是你们干的。我和舒国同就说一定要赶过来看看你们。你们没得事吧？有没什么要帮忙的？我想你们现在肯定差武器，给你带把枪来了。”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我由衷地感谢他。
听说我们几个要去长沙，居国威执意要护送到车站。
细心的燕妮丹建议：先去李乾家一趟吧？他要多带些东西。
正准备走时水运工程学院送枪枝的车来了，柳英发要我们坐车出去，说这样安全些，何儒非送我们上车，几个人握手告别。谁也没想到此一别再聚首时，已是人到中年。
我们一行六人就这样离开了学校。本来只有五个人，多出一个小屈伟，他死磨硬缠一定要送。一路上全是居国威在安排，我们没有直接去中华路码头坐轮渡，而是绕道大东门再上电车过江。他还不让六个人走在一起，说这样目标大。他说小屈伟机灵，燕妮丹细心，他俩走在前面，有异常情况及时发出信号；我和他走在中间，他负责我的安全；舒家俩兄弟负责殿后。我们手里几支枪都是上了膛的，很有点如临大敌的味道。
过了江，大家放松多了。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意外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马路边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平时我回家通常是坐轮渡，是在另一个方向的，未必她有什么预感？
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我就没有让母亲过一天安心的日子。
我家住在汉口民生路临街的三楼，离发生“6.17武斗”的铜人像很近，那天的武斗一直打到我家的凉台下。母亲几次向我说起她看到的一幕：一队彪形大汉手握长矛，追杀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而那几个年轻人满身是血没命地跑，被抓到的就往车上一扔，后来也不知是死是活。她说她腿子都吓软了，想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外面心里就更加发慌。
碰巧的是那天晚饭前后因为要拿伙食费我从水利电力学院回到了家里，母亲坚决不让我再出门。见好说不听，她搬把椅子坐在房门口说：“乖乖，你要出去就先把妈杀了，妈不要你死在前面要妈给你收尸。”
娘儿俩从五点多钟一直僵到晚上九点多钟。
最后我说：“妈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儿子，只要他拿定了主意的事，什么时候改变过？你不可能不眨眼地一直守到天明，晚上总要打个盹吧？你是愿意我现在坐电车平平安安地过去呢？还是让我半夜趁你打瞌睡时溜出去一个人走过江呢？”
我的话击中了她的软肋，两害相权取其轻，她无奈地作了让步。
不知是我们的神色透露了某种信息，还是一次带这多同学到家里来的少有情况引起了她的警觉，母亲看到我们一行人后的表情有点复杂，疑惑的双眼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进屋后我告诉她今晚要到外地去办点事，回来拿换洗衣服和生活费。
她没有习惯地接着问到哪里或者问什么时候回，而是不无担心地问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我有点惊奇母亲的直觉，但还是不愿让她知道，就装着有点不耐烦地说没有，你想到哪里去了？自以为这样能打消她的怀疑。
其它人也连忙向她解释是社会上发现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传单，联合专案组怀疑与我校一个湖南籍的同学有关，学校决定派李乾去外调。这是我们路上都商量好了的。
“我也弄不清楚你们说的事，没出事就好。我去厨房弄点吃的，你们先坐一下。”她给几个同学打了下招呼，转身进了厨房。
她刚出门我们几个就相视一笑，以为把她蒙过去了。
在母亲关切的目光里，我风卷残云般地把这晚餐塞进肚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下一次在母亲的注视下享受她亲手做出的菜肴，竟要等到磨难绵绵不绝的多少年之后，并且是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
我清理好了准备带的东西：一册《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一本《联共（布）党史》，一册《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几本文化革命的资料加上两套衣服，迈腿就要走。母亲拦住我们，说她先出去看看，没什么异常再走不迟。
这下轮到我们懵了。
原来不露声色的母亲心里镜子似的明白。难怪说母子连心，儿子的什么事能够瞒得过做母亲的？能瞒得住眼也瞒不了心。她没有追问我们，是她太了解她的儿子，生我养我十八年，什么不清楚？现在儿女大了，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而她觉得自己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儿女都是国家的人，自己搞不清楚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无力改变儿子什么，只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为儿子做点什么，尽可能为儿子遮点雨挡点风。可怜天下父母心。
尽管在外面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母亲还是坚持要我们从楼顶的凉台经另一栋楼下去。临分手时，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也不敢想母亲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走了许久我再回头时，依稀看见母亲还伫立在肃杀的寒风里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
在武昌火车站，居国威，舒国同，小屈伟和我们依依惜别，大家都有点心事，空气显得很沉闷，但究竟是什么心事也说不清楚，傍晚我们上了去长沙的列车。
一夜睡得都还不错，等我们醒来时天已蒙蒙亮，火车快到捞刀河了，下一站就是目的地长沙。
眼睛看着不断往后飞奔的窗外景物，心里却还是“12.5事件”在缠绕。我问舒国良如果警司（武汉警备区司令部）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样？
他一时无从答起。
见他没有回答，我突发奇想，慷慨激昂，尽管心里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应该在市里开一个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红十月为民除害所作的贡献，并奖励我们一批枪支，这样在社会上就会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让那些流氓胆战心惊，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在公，检，法目前基本上已经瘫痪，已不能有效地发挥维护社会治安职能的情况下，只有依靠造反派，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才能保证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
舒国良和燕妮丹听后都笑出声来。
舒国良笑完后很认真地说：“不行，不行，如果表彰了我们，那肯定会遍地开花，武汉市不乱了套？”
是啊，表彰肯定会乱套，不管会不会乱套呢？如果警司管，他们会怎么管呢？舒国良的话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点小小的不安，只是“革命小将”的光环没让自己再往深处想，这不安很快就过去了。
“我送你们到湖南师院后再回家，看一下父母就来。”
燕妮丹的话让我有点意外又让我有点感动。现在才知道她这一次出行主要不是为了回家，并且后面的行程告诉我，她根本上就没有准备回家。
从火车站到湖南师院，是沿长沙市的中轴线走过的。他俩是极热心的向导和解说员，尤其是燕妮丹，一路上柔声细语，对每一处历史遗址和主要景物都不放过。哪怕不从那里经过，她也要告诉我所在方位，然后细细介绍一番。
硝烟犹闻的五一广场还在诉说着当时武斗场面的惨烈，枪弹留下的大窟小眼比比皆是，名闻天下的湘绣大楼一片狼籍，以前的风光荡然无存。燕妮丹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惨烈场面和末微细节，湘人的骠悍和义无反顾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相比之下，武汉的武斗只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外地盛传“6.17惨案”死了一百多人，说像回到了二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飞舞，呻吟和惨叫声不绝于耳，铜人像一带血流成河，那只是有点夸大的传言。在此想起一百多年前曾国藩湘军的骁勇善战，想起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义无反顾和几十年前湖南农民运动的狂飙横空，对已融入湘人血液中的那种尚武精神和逼人豪气，算是有了一点实实在在的感受。
小船缓缓穿过碧绿的湘江，清冽的江水被激起浅浅的浪花，伫立船头，放眼看去，湘江的尽头和如洗的蓝天和谐地融为一体，身着浅黛色冬装的岳麓山，慢慢拨开缭绕的晨雾，似乎在讲述眼底的千年风云。面对此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感受油然而生。
燕妮丹提议一定要在橘子洲头走走，沿着伟人当年留下的足迹，感受一下当年伟人心境和抱负，她说她也好久没来这里了。
我们信步走着，一股景仰之情从心底涌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在这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读透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为后来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立足湘江，胸怀天下，写下了一系列彪炳雄文，参与领导了“驱汤”等湖南早期的革命活动；他联络了一大批立志改变中国面貌的仁人志士，以一个弱冠学子，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想到这些，就感到一股热血在心中涌动。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到他老人家当年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好好感受一下，这次大概能如愿了。
好像没走多久，我们就来到了岳麓山下，意外的是在湖南师院怎么也没有能找到舒国良的亲戚。在一个快到半山腰的地方，我们找到了那栋小楼，门牌号码是对的，但住户不对，不是我们要找的人，相邻几个号的住户也不是。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下子三个人的兴致全下来了。舒国良好像是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似的，一脸的歉疚，说可能是搬了家没来得及通知。我们想了好几个补救的措施，但都缺乏可操作性，三个人心里多少都有点郁闷。此时已是中午时分，肚皮开始不安份了，不管后面该怎么办，先把饭吃了再说。在一家小餐馆里，我嘴里吃着心里还在想就是现在回去也不虚此行时，燕妮丹不紧不慢地说出了她的建议：
“我有个哥哥在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虽然住的是集体宿舍，但在运动期间肯定有空出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先去住几天，然后舒国良一个人回去。一是搞清楚他那个亲戚的住址，二也可以了解我们走后学校的情况，三还可以处理一下班上的事情，然后再住到他亲戚家去。”
她还是一如往常的不紧不慢，柔声细语。
在她话音刚开始时，我就望着她并仔细听着，舒国良也停住了手里的筷子。她一说完，我和舒国良都感到这真是个好主意，甚至比顺利找到舒国良那位亲戚还要好，刚才的郁闷一下不见了踪影。
去火车站的路上，路过一家取名红旗的照相馆时，我突然想起今天是12月7号，是自己十八岁的生日。不经意间，我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大人了，且这个生日是在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开始的地方度过的。我要留个影，让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天有一个永久的纪念。
十八年后我看到了这张写着“十八周岁/六七/十二”的照片：浅浅的头发，一脸的严肃，似乎对照相有点紧张；想让自己显得成熟稚气却无法掩饰地从脸上透出；下垂着的双手自然地半握着，是不是潜意识里认为手里还拿着一样什么东西；因为身上还别着一把“家伙”怕露馅，想把身子挺直也没有做到，活脱一个刚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愣小子，着一身军装，穿一双大皮靴，被人推到了照相机前，在不熟悉的灯光下有点不自在地站着。
他的内心在那一刻的感受，他的思绪在那一刻飞到了哪里，这些却是旁人无法知晓的。实际上从这一刻开始，国家变不变色，党变不变修这样题目很大，能让人热血沸腾的东西在他心中慢慢淡出，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索在这里开始。“12.5事件”在他心中打下了一个永远的结。
燕明权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表现出的热情出乎预料，燕妮丹有点小小的得意。
我第一次听说燕妮丹这个人是在文化革命开始前的一年。
那天晚上全寝室的人都已经钻进被窝，高胜祖（就是那个大腿被子弹打穿的物理课代表）突然从被子里爬起来说：“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人真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不讲出来我睡不着。”说到这里他又突然停住了，就像刚才突然从被子里爬出来一样。
“老屁，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莫搞得我们都睡不着。”有同学急了。
“老屁”是他的绰号，此绰号的由来是在刚进校不久，因消化不良，安静的课堂上他突然放了一个响亮悠长且气势磅礴、但对坐在旁边同学嗅觉的刺激并不明显的屁。
他稍稍平息了一下接着说到：“我实在是有点激动。这个人就是（2）班一个叫燕妮丹的女生，切片检查确诊是癌症，医生说大概还能活三个月，最多就半年。如果换个人可能早就垮了，但她表现得很豁达，很平静，说活一天就要多少活得有点意义。现在她每天就在团委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常有些高中的女生晚上到寝室去看她，想到几个月后癌症就要夺去这个女孩的生命，不禁眼泪汪汪的，她还反过来安慰别人。”
高胜祖的话音最后竟带有一点哽咽的味道。
全寝室的人睡意全消，开始有人问谁是燕妮丹，老屁描述了半天大家还是一头雾水。虽然不知道具体是谁，但这个名字，这件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后来碰到（2）班的女生我就要悄悄问老屁谁是燕妮丹，这样问了几次后才对上了号。再后来在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上看到她是四签名之一，再后来“九.二-四绝食”后第一次上京告状回来，几个同学到车站接我，很意外地看到了她，才知道她也是“少数派”，相同的观点让我们相互认识了，她支持南下“一小撮”让老红卫兵里的几个核心人物很意外，说她应该是和他们一起干的。
她告诉他们：支持南下同学是她理性思考的结果。随着接触的增多，她的才干逐渐显现出来。思想活跃，文笔优美，消息灵通，不时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外交能力更是出类拔萃，自如的举止，不凡的谈吐让她到任何一个陌生地方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人另眼相看，想办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她班上造反派很少，就一直跟我们班在一起。高中的同学因此常开玩笑说她是我的高参。
第二天我们去株洲市区转了一下。一幅在白纸上画出的图画，一座整洁的新兴城市，这是我的第一感觉。走在株洲规划有序，笔直宽敞的马路上，和在武汉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有着强烈的对比和反差。
武汉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是在岁月的长河中，毫无规划意识地一点点积聚发展起来的。加上长江流经此地时，由于地势的原因，已是西南——东北走向，更给无序的发展添乱添堵。等到人们对发展有了规划意识时，很多东西想改变却承受不了那太大的成本了。而在无序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商业文化又造就了一批带有流氓无产者性质的小市民，虽然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在生活环境有根本的改变之前，出现新的像孔威、傅强这样的小流氓恐怕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边走边谈，从株洲的城市规划谈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从生活环境谈到其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影响，甚至断言在株洲绝不会出现象武汉那样猖狂的流氓势力。我们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讨我们在武汉想解决的问题，阶级斗争、专政，好像都不是最好的办法。究竟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我们陷入了沉思。
回到田心车辆厂，燕妮丹的哥哥说明早有车去毛主席的故居韶山，问我们去不去？我想都没有想就告诉他：去。
第三天我们很早就起来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了韶山。正值隆冬，虽然车上有一个蓬，但人还是冻得够呛。
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们怀着虔诚、景仰的心情，随着参观的人流缓缓移动，仔细观察品味每一件展品，耳边不时响起解说员饱含深情的声音。
走出故居，我来到对面稍远一点的田埂上。
环顾四周，远处山峦起伏，在群山环抱之中，冬日的阳光好像格外眷顾这间并不起眼的小屋，在望不到尽头也数不清楚的群山簇拥下，暖暖的阳光似乎给这处小屋罩上了一道耀眼的光环。当年，一个清秀的少年在这里接受了人生最初的洗礼，走进了山外的大千世界，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面对虎视眈眈的列强，他发誓要改变这一切。他找到了一个最强有力的支点，这就是创建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他找到了一个最有效率的杠杆，就是创建一支人民的武装。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他用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的惨烈牺牲，率领一支不可阻挡的铁流，最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许多看似偶然的背后，历史选择他是一种必然，他成功了，他改变了世界。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可以复制么？不可能。既然不可能，那我们今天来这里学习什么呢？学他上过私塾放过牛？不是；学他在门前池塘里游过泳？学他帮父亲管过账？都不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学他认清自己的处境，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和杠杆。面对伟人的故居，我好像有了一点感悟。
第四天下午，我就有点呆不住了，想回武汉。
这念头一产生就在脑海里不停地膨胀，看什么都看不进去了。原以为我会关起门来静下心看上一段时间的书，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一年多来，一直生活战斗在风口浪尖上，似乎每天都有新的问题要面对，要思索，要处理。尽管很累，有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但很充实；有时承受的压力巨大，只有到长江里中流击水才能稍稍缓解，但毕竟还有方法缓解；有时很危险，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是命悬一线，但那只是一种特别的体验，虽然当时很紧张，事后却是一种感受生命顽强的快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憋得慌。一定要回去，并且尽快。
晚上把这想法告诉了舒国良和燕妮丹，他俩不怎么同意，主要是担心我的安全。舒的态度在我预料之中，燕原来对我们搞得如此紧张是不以为然的，怎么也不支持？但我主意已定，他俩也只好依着我。
接下来要商量的是回去后住哪里？学校暂时是不能去的，想去革委会也不会同意；回家也不太妥，对方肯定会把我家当作一个注意的目标；在几个同学的家都被否定后，我憋足劲说出了早已想好的地方：屈慧君的家。理由一是她家在北湖，属于武汉郊区，对方不可能想到这个地方。二是小屈伟和我住一起，可以学校家里两头跑，学校有什么事我都可以随时知道。我一说出屈慧君的家，他俩一愣，很有点意外。
虽隐隐约约知道我对屈慧君有好感，但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以革命的名义要住到她家里去。但静下来一想，他俩也认为只有她家合适一些。燕妮丹没再吱声，舒国良提出疑问：屈慧君和她家里会不会同意？这还真没有把握，虽说是“蓄谋已久”。我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安排一下，行不行你来封电报，坐明天的早班车走。
说出屈慧君三个字对我来说需要勇气的，当时我心里很有点紧张，说话都有喘粗气的感觉。这是我心中的又一个结。
舒国良是11号早上走的，收到他的电报是13号下午，很简短：屈同意速回告知车次在车站接你。
四 青春的萌动
14号上午约十点钟，我和燕妮丹在车站见到了舒国良，居国威，舒国同和小屈伟，6号下午在武昌火车站分手的六个人又见面了，战友重逢分外亲热。小屈伟一下子跳到我身上，又没一点正形了。舒国良说班上的同学都要来，他怕人多目标大，容易引起注意，没同意。说学校这几天没有大的变化，都是些让我宽心的消息，虽然觉得他没有原来说话痛快，但我也没往深处想。
屈慧君在家里等我们，她姐姐也在家，一个三十九女中66届高中的学生。我们这一行人一到，屈妈妈就张罗着给我们准备午饭，睡的地方都给我安排好了。吃完饭，我们又谈了一下各自的见闻，然后他们几个就告辞了，只剩下我和屈慧君的家人。
从我进门到同学离开的这段时间，屈慧君很少跟我打照面，也很少说话，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她的房间里，看她不冷不热的，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对自己的这个主意有点后悔，觉得太唐突和冒失。一个男生住到一个女生家里，这不是一件小事，心想大概她只是因某种压力才同意的，同学一走我怎么面对她呀？看来要找个新住处了。
谁知同学一走，屈慧君好像变了一个人，那张不苟言笑，在男生面前总是冷冰冰的脸不见了，她脸上从未见过的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映入我眼帘。她说你该洗个澡。不等我回音就忙不叠地准备拖鞋，肥皂，毛巾，洗澡水。一切就绪后，用她那闪着异样光彩近乎火辣的眼睛，一点也不躲闪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都准备好了，快去洗。
我再愚钝也读懂了这眼神，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那个我们男生在背后称之为“老封建”、在路上见了班上的男生绝对要向后转绕道而行的屈慧君么？这就是那个三年多来一直供奉在我心灵深处，就像天上圣洁的月亮一样可望不可及的屈慧君么？能同意我住在这里我已经够满足了，眼前这至细至微的关心和那双深情的眼睛是我没有奢望也不敢奢望的，但这些却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改变了她？让一个矜持的公主变成一个柔情的少女，让漫天的冰雪化成了春天的温馨，这一切只有一个答案，一个唯一的答案：那就是她心中有我，心中是我。想到这里，那颗暖暖的、甜甜的、痒痒的、青春萌动的心，突然被像海啸一样惊天动地涌来的幸福感吞没，心在无边无际的幸福里翻滚，胸膛在这颗心的猛烈撞击下发出咚咚的声响。我想高声呼喊，想大声吼叫，但又不敢喊不敢叫，怕惊吓了我心中的天使，怕骤然降临的幸福鸟受到惊吓又骤然飞走，在极度兴奋状态下忍受着不敢言说的煎熬。在这令人窒息的情感巨澜终于过去之后，一泓甘泉缓缓地从心中溢出，然后从眼，从耳，从鼻，从口，从发际，从脚跟，从每一个毛孔渗出，不断的积聚，汇拢，渐渐地漫过脚，高过腰，淹没了肩，最后盖过了顶，我再一次沉浸在巨大的幸福里。这一次心灵的甘露来得舒缓深沉，沁人心脾，我独自静静地、细细地品味和咀嚼，我要把这人生第一次令人心醉的甘甜永远珍藏在心中最神圣的地方。
这虽然只是一个眼神，但有这样一个眼神就足够了，拥有这样一个眼神我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洗完澡顺手把换下来的衣服洗了，刚回到房里边，她姐姐就走进来了，看来她一直在等我。
她扬了扬手里的一叠稿纸说：“李乾，你还记不记得你写的这个东西？”
我接过一看，是我在三月底写的一份材料，主要内容是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自己的思想准备。“7.20事件”①使武汉的形势大逆转后，这件事我还真忘记了。
我一边翻看一边说想起来了。
她说当时慧君就给我看了，两个人还议论了半天，对你的一些分析还是蛮欣赏的。虽然她一副大姐的口吻，但我听了心里还是蛮受用的。
不知是明知故问还是别有用意，她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我有点奇怪，你写这东西怎么要慧君保管呢？当时我还问过她，她说她也不清楚。
我有点猝不及防，不过还是很快回答了她，虽然有点不得体：“慧君没有参加任何一派。”
这话一出口我就觉得有点不自在，我怎么也跟着叫慧君呢？应该在前面加上姓才对，这不是把心中的秘密在她面前全暴露出来了吗？脸上有点发热。但她好像没有在意，我连忙接着说写好后放在她那里，是认为这样比较安全，当时我坐牢的准备都有了，但相信自己没有错，正确路线总会战胜错误路线，总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
但这只是其一，其二我没敢说。这其二就是我想影响她，想她也能参加我们的组织，成为我革命道路上的坚定战友，永远共同走下去。
这时慧君走了进来，她明显是想打断姐姐的盘问：“你们在说么事呀？”
她姐姐望了她一眼，接着说你们学校发生的事慧君都跟我讲了，那两个人真是流氓？
我说肯定是的。赶紧把孔、傅二人干的坏事捡主要的说了几件。
她没再说什么。
我早就听慧君说过她姐姐精明能干，文化革命前是三十九女中的重点培养对象，文化革命开始时还是区委派到张家湾中学工作组的成员。今天总算领教了。
屈妈妈在招呼吃晚饭了，好丰盛的晚餐，见我们都坐好了，屈妈妈笑着说本来是要中午拿出来的，见外人太多，没舍得拿出来，李乾肚子大，要多吃一些。
这话让我惊喜得差点跳起来：屈妈妈已经不把我当外人了！
慧君一边往我碗里夹菜一边笑着说妈妈说得对，你要多吃一些，妈妈对别人舍不得，好像对你蛮舍得的。昨天一听说你要来住，赶忙去买了好些好吃的。刚才还在我们面前把你好夸了一顿，说你勤快能干，搓板用得遛遛的，说比我们都强。
她姐姐也跟着凑热闹说我们都看见了，强是强一点，但妈妈也不能这样夸他唦，我们几没得面子。
我连忙说其实这洗衣服都是我妈逼出来的，原先我也蛮懒。从小学一年级她就逼我用搓板洗自己的衣服，当时不知道心里多不愿意，总是找借口躲，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没想到无意让屈妈妈看见了这么说，脸上都挂不住了。
看似谦虚，其实心里很得意。重要的是知道了我在她老人家心里面的位置。
慧君不依不饶地说别人是妈妈逼出来的，你为什么不在小时候也这样逼我们一下？现在来说我们不会用搓板，不会用搓板责任也不在我们，责任在没有尽到责任的妈妈。
越说越疯，她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伶牙俐齿了？
屈妈妈也笑起来了：好了，好了，我说一句，你们说了十句，现在倒是我的不对了。
这餐饭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进行，我不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也不清楚吃进肚里的东西在嘴里是什么滋味，只知道肚皮都撑得不行了她们还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只看见慧君灿若桃花的笑脸和只要一笑就会出现的那对酒窝，幸福得一塌糊涂。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这位善良的老人在以这种方式认可实际上跟她无缘的年轻人。更没意识到这就是我青春的告别宴。
数年后，在潮湿、阴暗、冰冷的牢房里，对此我填过一首《钗头凤》：
“脚上镣，身披袄，往事历历重现了。桃花鲜，梨窝圆，杯盘已散，不知淡咸。甜，甜，甜。”
吃完饭天色已暗下来，我把自回来后一直没顾上的小屈伟喊过来，拿出给他准备的礼物——正宗的浏阳一千响，他高兴得跳起来。接过去就拆开包装纸，还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我说这是给你过年玩的。他说知道，只把它拆散只放几颗。说罢就急不可耐地推开窗户，点燃一颗鞭往外一扔，砰的一声清脆响亮。他的兴致也勾起了我的玩性，两个人玩到一起去了，比看谁扔得远又比敢不敢拿在手上放。
我们正在兴头上，后面传来慧君的声音：“你们提前过年了？玩得这开心。”
我抓起一把鞭对她说：“你也来放几颗？。”
“我才不跟你们玩呢。”她似乎不屑地说，然后笑了笑，到隔壁房间去了。
我和屈伟斗趣的时候，发现她的头从隔壁窗户里伸了出来，看我们这样开心，冲着我们直笑。我点燃一颗鞭，突然要朝她扔，吓得她连忙把脑袋缩进去，我和屈伟开心地大笑起来。
她一边咚咚地跑过来一边说李乾你好坏呀。一副举起手要打人的样子，突然又像意识到了什么，放下手跟着我们一起笑起来。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几经犹豫后，小心翼翼地对她说：“出去走走吧？”
她有点意外地望了望我，想了一想后朝着里屋说：“妈妈，我和李乾出去一下。”
她妈妈说：“好，去吧。”
她姐姐说：“别走远了。”
冬日的夜晚，×学院一片寂静，好动的星星在皎洁的明月面前隐去了那忽闪忽闪的眼睛，殷勤的月亮为我们铺上了一片银色的地毯，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月明风清。
出来走走是我提议的，但半天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口。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走着，不敢看对方，更不敢碰对方，在这寂静的夜里听得见彼此的心在砰砰直跳。
还是她首先打破了沉默：“你还记不记得初一那次你和赵长山打架？”
在一阵意外后我小声回答：“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赵长山因他姑父是学校老师，所以连留两级学校都没开除他，我们进校时他是读第三个初一，仗着自己个头大，班上大部分同学都被他欺负过。那天下午自习课他又欺负人，我实在看不过眼就跑过去干涉，他倒把我的衣领抓住不放，说我推了他，我数一二三他还不放，就一拳过去他的鼻子开了花。不知道她为什么在这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说那件事在她心中留下了什么阴影？我有点紧张地等着她后面的话，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没想到她先是兴奋后又有点惋惜地说打得好解气呀。他平时欺负我们只有忍着，恨得牙痒痒的也没办法。你那一拳过去，他哇的一声捂住流血的鼻子，一副狼狈像，威风完全不见了。自那次后他老实多了，当时真想感谢你一下，只是不好意思说。
没想到这件事在她心中还是我的一个亮点，这话让我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是不是从这天起她就开始注意这个叫李乾的男生？我不敢问，怕为难了她。一直以为温文尔雅的女生只会喜欢同样温文尔雅的男生，对象我这样曾经显示过武力的人会躲避三舍，看来我错了。这会不会是她们潜意识里安全感的需要？我不知道。
我开始问她了：“初二开学不久的国庆节你还记不记得？”
她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她的口气，好像我还有一个壮举。我哪有那么多的壮举？打赵长山是我平生第一拳。
我说就是“十.一”放假前的那天下午，邹老师要我们俩人跟她一起去看胡翰生老师的事。
胡翰生老师是文化革命前全省仅有的几个一级教师之一（当时中学教师级别最高是一级——作者注），能把枯燥的地理课讲得趣味盎然，听后历久不忘。
她说有印象，那段路好长好长，我们一起走了那么远的路好像没说一句话。
我说那条路对我来说却是太短太短了，多想那条路长些，长些，再长些，最好没有尽头。你肯定不知道，从那天起，那个身着一件粉红色的绵绸上衣，一条黑裤，脚上一双布鞋，扎着两条小辫，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却让我心跳不已的小女孩，就成了我心中永远的天使。
她很意外地说从那天就开始了？
说罢她停下脚步望了我一眼，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到三年前的模样，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突然不胜娇羞地低下了头。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的心感觉到她脸颊滚烫绯红。
心中还有一个绝对不敢讲的秘密：就是那天回家后的晚上，遭遇人生第一次遗精，第二天醒来后才发现的，在最初的迷惑和慌乱过去后，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
又是一段无语的漫步。
为打破沉默我明知故问，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住到你家来？
在有一点慌乱后她说李乾，我发现你蛮坏。
我说那你知不知道我凭什么认为你可能会同意我到你家里来住？说这话时我似乎忘了几个小时前的忐忑和后悔。
她说不清楚。
我说前年的那个“十一”我和黄娅芬、朱玉琳几个人到你家里来你还记得吧？
她说怎么会不记得？你饭量大，我还特地拿个大碗给你盛饭，不然我妈妈怎么知道你能吃。
我说那次串联是我策划的，在你成为我心中天使一周年的时候。
她说说给我听听。这语气里透着矜持，也透着急切。
我说我们在背后叫你“老封建”，你永远一副拒男生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她说这个你们不了解，我小学是在这里的板桥小学读的，这里的学生大部分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农家子弟，特别野，欺负女生简直是他们上学的一项任务，一进校门我就对男生有一种恐惧和反感。到了省实验中学，知道环境不一样了，但六年形成的习惯一时改不了。
我这时才理解了怪不得她对我给赵长山的那一拳那样赞许，原来这个在小学六年一直受人欺负的女孩眼里，那瞬间我就是她潜意识里最需要的惩治恶人保护弱小的“英雄”。我说为了能到你家来玩，我注意到你和黄娅芬、朱玉琳的关系特别好，就先接近她们，她们肯定知道你的家，国庆节那天，在她们面前一提议，目的就达到了。
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
她说我在听。似乎在催我接着说。
我说以为会吃闭门羹，至少会受冷遇，没想到你和在学校完全不一样，意外、惊讶之后是热情，这大大提高了我的信心。当然我现在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她说去年你提议我们四个成立学《毛选》小组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
我说这是无法否认的，肯定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但不是全部。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你们带来了麻烦。后来黄娅芬、朱玉琳在工作组的压力下说是上了我的当，她俩也没冤枉我，说的是实情。但我被你感动了。那天晚上，你把我喊出教室说要跟我谈谈，在谈话中你没有一点埋怨我的成份，只是检查自己。说工作组进来后，认为自己没受到重视，因此个人主义思想抬头，成立学《毛选》小组实质上是和班上的领导小组分庭抗礼。没意识到班上的领导小组是工作组任命的，对抗班上的领导小组，就是对抗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就是对抗党，我们已经滑到了反革命的边缘。我有个人主义，我觉得你也有，我希望你能及时认识错误，从个人主义的泥潭里走出来。感动我的不是你说的这一番道理，而是你的善良和真诚。
她说那时我们都太单纯，这件事不说了，还是接着前面讲吧。
我说刚才讲了第一次到你家的情况，这回是第四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情形有印象吗？
她说印象有，顺序我分不清了，你先说说吧。
我说有天下午我来找你……
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说想起来了，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晚上来打狗。
我说当时你在红十月驻一纱联络站，你在那里的情况我随时随地都知道。
她笑着说你还派了人监视我？
我说那怎么是监视呢？是人家关心你。当听说你为伍达闻鸣不平，认为我对他不公，对我有意见后，我就感到有点问题，因为伍达闻的实际情况我心里清楚。去年你去步行长征后我填了一首内容有“思悠悠，念悠悠，念到归时方始休”的词，不小心被谁看到后几乎班上传遍，都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肯定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了不负责任的话。我知道你心地善良，心总是在弱小一边，我必须尽快解开这个结，不然你会永远把我拒之门外的。直接去一纱找你似乎不太妥，那天一听说你回家了就急忙赶过来了。
她说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就站在湖边的树荫下，在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后，你说你希望我带个信，约个时间，你愿意一个人面对所有对你有意见的人，炮轰也可以，提意见也可以，发牢骚也可以，你说你是坦荡荡的，没有什么不能放到桌面上来谈，也没有什么是说不清楚的。这话震动了我，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轻信，其实也就只个别人在我面前说过点对你有意见的话。我还真带了口信，他一个人怎么会来呢？后来那些话就没再听说了。不过当时我很奇怪怎么我前脚回家你后脚就到了，今天才知道了迷底。
我说内心的看法改变了，总能被感觉到。见你表情由冷漠、抵触到沉思，到有点不好意思，我知道这个心结已被解开。
她说我察觉自己很可能错了，准备好了挨你的训。没想到你话题一转，问我打过枪没有，我说没有，你问我想不想试试，我还没回答，你已经把手枪从书包里拿了出来，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第一次打枪真震撼。
我说这是我见到的第二个惊喜。只是你不知道，当时我心里可能比你更高兴。
她说我还真不知道，你再说说第三次打狗。
我说打狗只是借口，就是想来看你一眼。
她说真是这样？
我说难道后来你没感觉？屈伟、徐斌上楼喊你，说有人来了时，你猜到会是我吗？
她说没有，当时根本就没有猜，只是有点奇怪，这么晚谁会来？来了怎么又不上楼呢？
我说这么远跑来就是想见你一面，但你真从楼上下来，就要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又紧张得躲在暗处不敢出来。
她说我从楼上下来，一看没人，还以为是屈伟骗人，等他用手电筒一照，才看到你，当时很有点意外，不过心里面还是蛮高兴的。
我说你下楼时，屈伟就喊我出来，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哪里还敢出来？他用手电筒照我时，真恨不得地下裂个缝好钻进去。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怕你给我白眼。
她说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我说谁没有过害怕的时候？不过这时不完全是害怕，是一种慌乱和担心。在看到你惊喜的表情后，跳到嗓子眼的心才归位。这里你又是一个惊喜，算一下，一共有几个惊喜？
她说三个。
我说一个惊喜算两分，这次我有六分的把握你会同意我住到这里来，如果我先要是知道给赵长山的那一拳在你心中留下的印象，我就应该有八分把握。
她说还有两个惊喜你不知道。
我很意外地说还有两个？快告诉我。
她说一个是舒国良对我说你想来这里住的时候，另一个就是今晚知道了我在你心中的时间是这样长，份量是这样重。
我说那我就有十二分的把握了。
她说看把你美的，真没想到你用了那么多的心。
我说还有足够的勇气。
她说听不明白。
我告诉她就在那次打狗后不久的一次红十月大会上，何儒非突然说我造反派的立场有问题，跟班上的一个女“三字兵”划不清界线，不务正事，跑到农村去打狗，影响很不好。
不仅我很意外，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大家看看他又看看我，一个是“元老派”的领袖，稳重周到；一个是“少壮派”的首领，充满激情和活力。猜测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担心我们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次是何儒非在大会上的发言第一次无人喝彩，没一个人发言附和。会后倒有不少高中的同学跑来安慰我，说何儒非也没有什么恶意，要我不要放在心上，要我从大局出发，把红十月内部的团结放在第一位。我没想到的是高中同学对我的欣赏和肯定，说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确立红十月在社会上的影响，确立红十月在中学群体中的领袖地位的是我在北京策划和执笔的《江城质疑——×××你究竟要干什么》的大字报。说我在“八一渡江”临时改变下水地点真是英明，学校的队伍紧排在仪仗队后面，这是死人最多的部分，淹死的几百人大都是这一块的。如果不是我看到情况不对头及时拉出队伍到平湖门下水，那我们学校肯定要淹死人并且不会少。不过我也听出他们话外的纳闷：高中的哥哥姐姐之间都没有出现什么事，初中的弟弟妹妹怎么跑到前面去了呢？
她似乎带有一点担心地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说管他何儒非怎么说，不理那茬，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自由，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放弃，用高三同学的话说，最坏的情况我都还有半壁江山，怕什么？！
她说李乾，我对你的了解又多了一点。
我说有你这句话，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今晚把我在心里憋了三年多一直没机会说的话都说给你听了，是希望你能更多更全面地了解我。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她看了我一眼后点了点头。
还是像出来时一样，谁也没有碰谁，谁也不敢碰谁，谁都清楚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谁都不敢把那句话说出口。
一夜没睡好，第二天还是醒得很早，隔壁的俩姐妹好像也一样。这两间房除了各自有门通向客厅外，两房之间还有一扇门，门虽然是关上的，但不隔音，能隐约知道她俩很早就在说悄悄话，听不清说什么，猜想十有八九可能跟我有关。
吃完早餐后见她们房门是开的，就想过去和她们聊聊天，刚走到门口她姐姐就喊我进去，想到一块了。
刚一坐下，她姐姐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话题：一个学校一个环境，学校和学校不一样，人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慧君这几年的变化有时我暗暗吃惊，细想也不奇怪，在你们实验中学那样的环境里，不变都难。
我很有兴趣地问你觉得实验中学是一个什么环境呢？
她说环境实际上就是多数人的精神状态和境界，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不轻易放弃自己认准了的东西，敢作敢为，这几点是你们最显着的特点。在慧君身上我察觉到这一点，在你身上表现得更明显。
她说着大姐的味道又出来了。
我想拉近距离就说我到你们学校去过，感觉也不错，有个叫黄晶的吧，我们谈得还挺投机的。
她说黄晶我知道，革命军人家庭，学校“钢二司”的头头，好像不是主要的，这人很一般。还是接着上面的话说吧。和慧君一样，我基本上是个逍遥派，严格说是个观潮派，哪一派都没参加，因此思想有更大的自由，看问题可能也更客观一些。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你们学校不论哪一派都是很优秀的，尤其是你们这个班。这么大一个武汉市，中学生至少有十几万吧，两派的红卫兵头头竟然在你们班上都有，一个是武汉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的政委，一个是武汉钢二司中学部的部长（有意思的是后来武汉市最有名的“反动组织北决扬”的发起人中，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也是我这个班上的），你们仅只是一个初中班，你们上面还有数以万计的高中生，如果不是显示出特殊的气质和能力，怎么会轮到你们冒尖？袁子斌，他爸爸是省委第一书记，似乎他好像具有某种平民性，寝室有谁病了还能主动送送病号饭，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在他身上很少表现出来，但他天生又具有某种领袖的气质，他的即席讲演能让你们热血沸腾、如痴如狂，极具煽动性和号召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不多的，当然这些都是听慧君讲的。前年六月一号他在报上发表的那篇谈教与学的辩证关系的文章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但他水平是放在那里的。
稍停了一下她又接着说你李乾我算比较了解，你是属于那种那怕窝在人堆里也会被第一眼就看到的人。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那天虽然没多说什么话，我已感到你有活力，甚至活力过剩，不甘寂寞，不甘平庸，但对你内心世界还不了解。年初看了你写的那份材料，我很惊讶一个初中学生那来这么强烈的使命感。听慧君讲，运动初期在你的组织指挥下，你们班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被调动起来，你能营造出一种逼人的气势，连一个平日里优越感非常强、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干部子弟都呆不住了，跑去找你要点事干，说哪怕去熬糨糊都行。看来你还有点组织能力。你们几个成立学《毛选》小组的事慧君也跟我讲了，我猜就是你的主意。袁子斌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花花肠子。
说到这里她望了我一眼。
我说珊君，我感到你说话很直率，那我也敞开跟你说，如果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们也只局限在这个范围。其实这件事我蛮冤枉的，我很了解我自己，我不是一个想出头露面的人。只是希望能遇上一个好的顶头上司，能够知我容我，能够给我一点小小的自由空间，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把事情做好。就我的性格，就我的内心，我从未有要与谁比高低，更没有要在谁之上的想法，这不是说我没有个性不好强，只是我的好强放在一心一意去做事上。可能因为很投入，很尽心，有些事情做得还算漂亮。同时因为自信，喜欢放手放脚地去做，容易让人产生我不好驾驭、有野心的错觉。我对政治理论书籍发生兴趣完全是受袁子斌的影响，可以说是得益于他，在这方面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当时他的工作是在学校团委，精力放在学校的运动上。班上的运动是我在组织，搞得有点声色，我这个有点声色也只是大字报的组织比其它的班级多一点气势而已。他产生了错觉，其实他完全不必那样做，我是被他推到对立面的。文化革命前我们俩的关系很不错，有时星期天他不回家，跑到我家里，跟我挤在一张床上，一谈就是半晚上，谈理想，谈抱负，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后来我成了他的革命对象是怎么也没想到的。
我讲这些是觉得应该让这位大姐对我的了解更全面一些。
但她还是沿着自己的思路说：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重点学校，越是优秀学生集中的地方，运动就搞得越轰轰烈烈，越有声有色。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全国各地大都是这样，例外的也有，像武汉，运动初期湖北大学影响最大，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湖大是在市中心，一个“6.20反革命事件”的影响很快就传开了，再加上南下串联学生的联络站又在湖大，这样运动初期湖大成了武汉市文化革命最有影响的地方。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湖大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你们学校的运动搞得不同凡响，是因为你们学校集中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的中学生。宣布工作组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我就靠边了。一开始我认为造反的都是“痞子”，可能是自视清高，对学校那帮人不屑一顾，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看法不对，至少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说是“痞子”才热心造反，那么合乎逻辑的推断就应该越是重点学校就越搞不起来，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我插话说我是造反派，应该说比你更清楚一些。造反派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是造反派胜利后。这也和学校的层次有关，层次越高的学校情况越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参加造反派的心态、原因和目的是不完全一样的，初期参加造反的不少有一定的偶然性。刚才说了我就是被推到造反派队伍中来的，细想一下像我这样有心报国，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偶然原因被压制、被整治而不许革命的人肯定不会是个小数目，一旦有了可能，只要有一点火星，哪怕有五七年那几十万右派的悲惨榜样在面前放着，他们也要跳出来，释放压抑得太久的报国激情。
她脸上带有一点惊讶和意外表情说：你是这么分析的，我还没想到这一层。
我继续沿着前面的思路说：去年初我看到一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材料汇编》，好像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编的，里面有大量五七年反右的文件和文章，看后很自然的想法是要随时准备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可是后来我慢慢感觉到我们的行为怎么有点像五七年的右派，但我们心里想的确实是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个问题很困惑我了一段时间。
她好像有点感叹地说你最初的想法和我一样，不同的是工作组重用了我，而你是受到工作组的排斥，结果我们俩人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我顺着她的话接着说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时一个人的命运如何，不是在于他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于他被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在命运完全由别人决定的时候，这点我感触尤其深。我不是一个表现欲很强的人，不少看起来很风光的事都不是我有意去争取的。五月份造反派最困难的时候武汉的学生造反派搞了一个武汉地区大中院校联合指挥部，常委中我们学校有一个名额。在商量谁去时柳英发说外面这样乱，何儒非脚不方便，李乾你年轻，还能代表红十月的水平，就你去吧。当时武斗不断升级，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这样我受命危难之时，成了十三名常委中唯一的中学生，担任中学部部长。在那里我也没呆几天，因为觉得那里没多少事可干。再说出席国宴、和周总理碰杯的事也是很意外的，在商量去机场欢迎总理的人员时，我说名额有限我不去。在去机场的人走后我出去办事，在大门口刚好碰到回学校来的钢二司武昌联络站负责人张志仁，他喊住我说他还有两张去机场的票，要我和他一起去，就这样稀里胡涂地来到了机场。在机场碰到了钢二司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他对我说欢迎仪式结束后不要走，总理还要举行一个会谈，你代表中学钢二司参加。就这样我参加了会谈和会后的宴会。你说是不是很偶然？现在我担心红十月可能的分裂，当然这只是在一个学校的范围内的矛盾和可能的分裂，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大不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如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那搞得不好是不是又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是又要你死我活？那么现在的政治现实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呢？想到这些，有时感到害怕，不敢再往深处想。
沉默了一会后，她说你思考问题的深度出乎我的意料，现在还很难说这对你将来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你能想到这些，多少就会有一些如何面对的考虑。换个话题吧，三年多来你一直执着地关心慧君，慧君什么都告诉我了，我在这方面不懂，说不出什么，应该说这还是一种美好、纯洁的情感，我尊重你们。不过我妈妈是非常喜欢你的，说你很能干，很实在，我当然也有同感。不过命运有时是很捉弄人的，就拿我来说，昨天是工作组的红人，今天是潮流的弃儿，谁知道明天是怎么回事？
我说没有想到和你能这样谈得来，谈的时候能放得这样开。我知道我有时有点激进，骨子里天生就有点冒险精神，但多数情况下我会审时度势的。慧君心地善良，胆子又比较小，她在我身边就是一个无声的提醒。
慧君一直没做声，坐在旁边默默地听着。
整个下午屈伟都缠着我不放，连舒国良他们来都没能在一起好好谈一下，舒国良说他把我已经回来的事和住的地方告诉了革委会里的几个人，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说应该没问题。
晚饭后哪里都没去，在房里看书，听见珊君叫慧君给我送东西过来。一抬头就看见她已站在面前，笑盈盈地把一个果品盒塞到我手里，说是珊君要送过来的。我接过一看是蜜饯，那时候这东西还是个稀罕物，连忙朝那边房里说珊君谢谢你。那边传来声音：莫谢我，要谢就谢慧君，我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慧君低头一笑转身出去了。我拿起一块蜜饯放在口里，真是透心甜。
这时好像有人进了隔壁房间，问屈妈妈是不是慧君有个同学住这里，屈妈妈说在隔壁。我觉得不对头，神经一下绷紧了，刚把放在被子底下的手枪揣在怀里门就被推开，进来三个人，都是二十七八岁，那副长相让人觉得都不是良善之辈。屈伟机灵地一屁股坐在床上，屁股底下就是我的第二支手枪，他把手放在下面，紧张地盯着，像要随时作出反应。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孔威一伙的人？
走在前面的问我是不是叫李乾？
我把蜜饯咽进肚里反问你们是哪里的？
他不正面回答，只是说有点事你出来一下。
我怎么可能跟几个陌生人走呢？他们就想动手拉。
我把伸过来的手一打说，放规矩点，你们想干什么？
说着心里有点想掏枪了。
听动静不对慧君珊君都跑过来了，一边把那伙人往外推一边说你们要干什么？
这时从外面又进来两个身着警服的人，领章帽徽齐全。走在前面的年纪稍大一些，四十多岁，一副老公安的派头。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武昌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受警备区的委托，对李乾实行拘留。你是李乾吧？
我点点头。
他掏出一张小纸片说你在上面签个字。
她楞了一下后说等等，然后走到屈妈妈跟前，取下屈妈妈手上的表，走过来跟给我戴上说你在里面需要掌握时间。然后无言地看着关队长给我戴上手铐。
她默默地陪我出门，默默地陪我下楼，默默地陪我走到警车前，屈伟突然往车上冲，要和我一起走，被警察一把拉下来。我上了车，她就站在车窗外，此时我还以为要不了两天就会回来，一切还会像以前一样，根本体会不到她像被一个晴天霹雳击中了似的感受，她近乎呆滞，满眼哀怨，凄凉无助地站在那里，任凭寒风阵阵袭来，她一动也不动，像一尊雕塑，一尊哀怨天使的雕塑。
别了，青春。别了，戛然而止的青春萌动。不过，这是我后来才领悟的。
十八年后，我从监狱回来不久，再次踏上这片让我百感交集的土地。
冬日的阳光还像从前一样温暖，那逝去的一幕恍如发生在昨天，一切是那么清晰，余音还在耳边缭绕，这里的一切也好像还是一如当年。眼前还是那条四周吐着泥土芬芳的小路，路旁还是那一泓碧水的小湖，湖边还是那依依袅袅的垂柳，但柳下已不见那一脸稚气的少年。
我缓步朝那栋曾经很熟悉的楼房走去。
那里有我什么？我去干什么？是为了凭吊那早逝的青春还是为了寻找那不再的激情？我甚至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在我犹豫究竟要不要去见那被我搅得不再安宁的一家人时，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抱着小孩的少妇正和一个婆婆在说着什么的画面映入眼帘，我的心突然一阵慌乱：是她？我慢慢走过去，在离十多米时停了下来，是她，肯定是她。
十八年的风雨似乎在她身上没留下多少痕迹，一颦一笑依然还是旧日模样。那是她的小孩？这么小，好像还不到一岁。在确定是她后我只是静静地看着，脚步没有移动，内心却在翻江倒海：十八年后的今天，我的出现她会怎么样？
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她转过身来不经意朝我这边望了一下，突然她的表情一下凝固了，瞪大了眼睛，好像有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最后，那熟悉的惊喜再一次出现在她脸上。
她抱着小孩走过来说李乾？是你？！
我也朝她走去，俩人相距只一步之遥时，不约而同停了下来，就像面前有一道无形的高墙。昔日的少女已为人母，我依稀看见了十八年前的那双眼睛。我和她都闭口不谈那十八年前的往事。她说这些年真不知道你是怎样熬过来的，我说过去了就觉得还好。她要小孩喊叔叔，小孩只是紧紧抱着妈妈，看看她妈妈又看看陌生的我。
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她三十多岁才成家，从农村招工到一家工厂时，全厂上下都说她的男朋友还在监狱里关着，并且是在她家里被抓的。她承受的压力和受到的伤害是我难以想象的，而这些皆因我而起，但她从未流露出任何责怪我的意思，还是那样善良和友好。
1977年她从工厂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学院任教，她有一个幸福的家，现在北欧定居。屈妈妈见到我依然当年一样高兴热情，这个×学院硕果仅存的老红军在安享晚年。只是小屈伟因这件事屡遭厄运，屈妈妈找到老朋友当时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出面都未能改变，最后神经失常，在我回来前两年病死在精神病院。小屈伟的遭遇让我唏嘘不已，她反过来安慰我，说他的死跟我没关系。怎么可能呢？
她的善良只能让我陷入更深的自责。
警车在一座建筑物前停了下来，沉重的铁门被打开，走进去看到到处写着“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我感到不对头，这里不像警备区，警备区里不会有这样的标语，再说警备区在汉口，汽车不应该过江呀。
这个关队长一边走一边说刚才那个女孩是你什么亲戚？那么凶，要不是看你是革命小将犯错误，我们要对她不客气。
我根本不屑于理他。
到了一个值班室前，他进去时让我停下看看墙壁上贴的一个规定。一看是个什么看守所犯人守则，一共是二十条，我心里的火直冒。他从值班室出来后问我看了没有？我大声告诉他第一条对我不适用，第二条对我不适用，第三条……凡是以“犯人”二字开头的我都告诉他对我不适用。
他看了我一眼，跳过这个话题说把你的皮带解下来，还有鞋带，还有手表也要取下来。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没有任何解释地说这是规定。
我望着他的眼睛说我需要掌握时间。
他迎着我的目光说里面不需要掌握时间。
下面接着就是本书最开头的一幕。
注释：
①“7.20事件”：是1967年7月间在武汉发生的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
1967年6月4号武汉军区发布“六.四通告”，认为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形势严峻。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后来检讨说：“百万雄师”挑起武斗，就是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当日，受其支持的“百万雄师”就砸毁了造反派在武汉市委的联络站并占据了市委大楼。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接连攻打了民众乐园、中南旅社、工造总司司令部、水运工程学院、汉阳轧钢厂、武昌险峰大楼、铁四院等，致死致伤造反派无数。市委某要员很明白地说，讲什么文的，我们就是要用武的把他们打垮，把他们扫平，要搞“三结合”时，中央想找他们都找不到。在“百万雄师”继续包围新湖大，围攻机械学院、长办联司等单位时，6月26日中央文革办公室和军委文革办公室电告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中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没有理会。
7月14日晚，为解决武汉地区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毛泽东主席在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的陪同下乘火车抵汉。周恩来总理、谢富治（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军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力（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余立金（时任空军政委）等稍早来到武汉。以后数日，周、谢、王等多次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干部开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分别到两派群众组织中听汇报，做工作。7月16日上午，周恩来等人在东湖宾馆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几个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三派要达成协议。下午周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做军区主要领导的思想工作，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深夜，谢、王前往3506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王劝诫那些头头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化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冷淡。武汉三镇大街上开始出现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
7月18日连续第四天由周总理召集军区干部会议。周总理分析了武汉文化革命的历史过程。指出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建议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要以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为核心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部队要进行教育，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周总理希望他们改了错就好；对主席的命令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宣布纪律，不录音，不要上大字报，不要传达。当晚，总理回到北京。该会议精神被8201部队的政委传达到该独立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
7月19 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在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周总理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王力说军队干部要从ABC起认识文化革命。独立师政委、师长相继退出会议，回到师部，连夜向所有干部、战士传达精神，部队产生较大抵触，形势立即失控。午夜，部分独立师、“百万雄师”人员冲击军区、东湖宾馆，要找中央代表“说理”。
7月20 日凌晨，“百万雄师”、独立师人员冲进宾馆，质问并抓走王力；上午，“百万雄师”和部队有关人员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要王力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组织的性质表态。武汉三镇集结大量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它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并殴打敢于对他们表示不满的市民。“百万雄师”写出标语，发出口号：“王力、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甚至提出“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毛主席受了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
毛泽东得知消息，指示军区立即放人，并保证把挟持走的王力找回来。
下午，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商议，林、江写信给毛泽东，要毛泽东转移。林彪定调“7.20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周总理立即赶回武汉，劝毛泽东转移。
7月21日中午11时，乘北京来的专机毛泽东离汉飞抵上海。
7月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于22日下午胜利回到北京的消息。7月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全国掀起声讨陈再道、“百万雄师”，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的巨大浪潮。
1967年7月26号武汉军区公告说：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叛变行动。”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公开信中说：“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事隔十二年后的1978年9月24号，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写给华国锋，党中央的报告说：
“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该报告。
（待续）
转自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