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叶经霜
一 荒凉的太白岩
第一次没有暑假作业了，考完初中，便觉得时间特别地多。上午在家读小说、下午就到江边戏水玩沙。
天天那么过，便感到枯燥无味，就想玩点新鲜。当时已读过一些旧书，以为科举时代，读书人10年寒窗便可进京应试，读了6年书，起码也算个秀才，就该玩点高雅。便兴致勃勃邀约同学去爬西郊的太白岩，不料无知之徒们均忙于“打丁”“飞画”，或在河边玩沙戏水，非但无一人响应，反有家伙嘲笑我酸文假醋。我并不气馁，自以为曲高必合寡，决定独自去。就在家里寻了个旧时装文具的红漆小木匣，装上毛笔墨盒，正儿八经地挟在臂弯，顶着七月的骄阳，悠悠然去登高赋诗。
我初登太白岩那年正逢轰轰烈烈的“大跃进”，6亿国民意气风发大干快上，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再加上去年刚打过“右派”，城里人没时间没兴趣更没胆量结伙去郊游爬山。世上无闲人，太白岩石崩路断游人绝迹。
八月的阳光灿烂光明，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暑日太阳的火辣。仗着年少身健，攀藤附葛也就轻轻松松地上去了。孤零零在上面转了一阵子，这城郊的名山上竟无一个人影。四处杂草丛生，殿龛尘封土积，塑像残缺，断碑无首，蛛网纵横。我兴味索然地回到山门前，坐在石门槛上，遥望长江天际流。虽是青头童子，心中也生出些感慨。就有了效古人写诗抒怀的冲动。取出毛笔沾饱墨，久久却挤不出一句诗文。不屈不挠抓耳搔腮徘徊了许久，终于想起一首唐诗，觉得挺合自己心情，便在山门左侧的石门框上，写下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一丝不苟地落下了名字和日期。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野外涂鸦。
后来的10多年如白驹过隙。我再未上过太白岩。
“文革”中期，那年春夏之交，我被关在市工业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作“学员”。学习班设在北山观下面一座空荡荡的大仓库里，那地方自古以来便是乱葬岗，老地名叫“棺材凼”。不分白天黑夜，“学员”们被运动得头晕脑胀，仅晚饭后有一个小时可在警戒线内自由活动。
在这一天中最轻松的时间，“学员”们唯一的娱乐便是聚在库房门外看西山夕照。那时刻，一轮辉煌的夕阳斜挂在绝壁千寻的太白岩上，斑斓的流霞映得天际一派血红。山上树木烟雾环绕，山下房舍高低错落。遥望着夕阳一点一点隐于山后，山岩被抹上淡青的岚气。我就想到万州的千年历史尽在默默无语的太白岩前演出，杀伐征战之英雄、挥毫高呤的文士。世事烟波！无数英豪俊杰、芸芸众生，来了去了，无影无踪，只有青山不老。
当时有一位“同学”悄悄对我说，他去年上过太白岩，在山门上还看见我10多年前用娃娃体题的诗。他说幸亏写的是唐诗，只有“小资情调”，否则当又添新罪。在那种环境想到少时的闲情，我只能苦笑。
就在我上太白岩涂鸦没几天，八月的一个上午。金色的阳光透过梧桐树油绿的叶片，班班驳驳地洒在窗外天井的石板上。父母都去上班了，弟妹们在阴凉的堂屋里玩，我正坐在书桌旁，抱着一本繁体字竖排的《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时，大门外闯进了一位浑身绿衣的邮递员，高呼我的名字。我收到了出生以来的第一封信件，是一份盖着万县一中大印的“不予录取”的通知书。
面对这张不予录取的通知书，我脑袋发懵，许久没回过神来，翻来覆去将那张只有十几个字的纸片反复看了好多遍。我真没有半点思想准备，在班上任学习委员的我怎么会连初中都考不上？上街一打听，许多成绩不如我的同学都录取了。我更是不知所措。
晚上父母回家了，却没责怪我。父亲说：“最近上面来了新精神，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不能替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你不该生在资产阶级家里。”
少不更事的我被划成了资产阶级接班人。因为父亲从10岁开始学徒，数十年勤扒苦挣地才创造并拥有过一些财富，他便属于那个理论上讲应该“团结、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那些财富虽然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们的子女还必需为父辈赎罪。
二 民办中学
不能读书了，未满13岁的我怎么办。
父亲平静地说：“学点手艺吧，在新社会，只有手艺人最安全。 ”
正当父亲张罗着替我寻找当学徒的地方，就有人来动员，说是街道上成立了民办中学，专门招收落榜生。
刚成立的新中国一切都是国家所有，所有的民营企业都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但自1958年起，唯独在教育上开了个口子允许民办，虽然民办学校还是要归街道党委领导管理。
真得感谢大跃进中产生的这一新生事物，无数出身不好的少年才不至于流落街头。二弟和妹妹后来都是进的民办中学，小弟高小毕业时正逢“文革”开始，连民中都未上。二弟还算幸运，民办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商校，成为我们4兄妹中学历最高的人。
在“教育要讲阶级路线”的新形势下，我到新生事物一马路民办中学报了名，被编入初六一级一班。放眼一望，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少男少女。当时在城里家庭有问题的很多。有位女同学的父亲，解放前用凉板在江边摆了个水果摊，公私合营时，给他的摊子估价170元，连人带摊收进综合商店。按社会主义的赎买政策， 综合商店每年付给他8块5毛钱的定息。他曾多次主动申请放弃这笔可怕的定息，以换个店员身份，却未获批准。结果他就成了“小业主”，剥削阶级，女儿便背上了“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包袱，进不了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公办中学。看到这样多出身不好的同学集聚在一起，我心里没一丝悲凉反而感到高兴。乌鸦落在猪背上，都莫嫌对方黑。
一马路民办中学设在我的母校法院街小学后边，都是解放前老法院的空房子。当年的老法院占地颇广，围墙内，东边是地区监狱，西边的日字形建筑虽仅一楼一底，房间却很多也很大。小学校占用了前边的口字形上下两层，还有围墙内的空地作操场。后面门字形建筑的楼下和一个大天井被幼儿园占用，民中就设在幼儿园楼上，便没有操场和礼堂。因为老房子的楼都是木板铺就，我们一进校便被告知不能在楼上跑跳，以免影响幼儿园的正常生活。这房屋的所有权好象是属于小学校的，民中在那儿没住上两年，便被迫东搬西迁。
校长姓柳，30多岁，解放初的大学生毕业。“反右”运动中虽没戴上帽子，却被开除了公职，街道上便让他立功赎罪来筹办民中。谨小慎微竞竞业业的“漏网右派”没在校长的交椅上坐多久 ，当学校第二年又招了两个班后，柳校长便被年不满20的政治教员取而代之。柳校长需要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他被安排到江边挑石灰。此后，他每碰见当年的学生，都要咒骂一通那位政治老师，说他也出身于地主家庭，只不过妹子嫁了个党委书记便仗势欺人。几十年后，柳校长落实了政策，偶尔在街上碰见我，还要骂那夺了他校长之位的政治老师。
主管单位从不给学校拔一分钱经费，一切支出都全仗那每人5块钱的学杂费，就很精兵简政。初建立时，全校只有一个年级两个班，连校长总共四个教员，校工都没用一个，他们每人每月也就20块钱的工资。锅里只有那点饭，舀的人多了便只有掺水。除了柳校长外，那3位老师全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是因为家庭出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落榜的。千万别以为民中的教师学生都出身不好便不讲政治，沆瀣一气世外桃源。为了表示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出身不好的教师迫害起同样出身不好的学生来更加残酷。残杀同类是人性的固疾。
教室里只有一块黑板是新的。4个人一张的长条白木课桌，还是我在法院街小学读书时学校淘汰的旧设备。学生坐的凳子都是从各自家里搬去，材质样式各异，真可以开一个凳子博览会。我从家里搬了个沉重的红木大方凳去，凳面上嵌了块有彩绘荷花的瓷砖，坐在上面又硬又凉并不舒服，不料这凳子后来却成了我“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当时我还很委曲：家里只有这种方凳，既非我做的也不是我买的。
三 钢铁元帅
当时全国各地早已在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了。新成立的民中开学后，全校师生没上一天课，便按上面的要求，投入了伺候“钢铁元帅升帐”的全民运动。
上面号召“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上，不管城市农村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凡是有组织的地方都用黄泥青砖建起了坟堆一样的土高炉。人们疯狂地砍伐树木，神州大地上浓烟滚滚。用木材来炼钢，不知是那位天才妄想出来的，竟会在全国推广，以至将祖宗遗留下来的森林毁于一旦，让后人慢慢吞噬生态恶化的苦果。
我们这些刚成为中学生的少年也被老师鼓动得热血沸腾，以为凡是个人都会炼钢，炼出钢来便会“超英赶美”世界第一，然后就用这些钢造成枪炮，去“解放全人类”，使资本主义国家中水深火热的无产阶级也进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全社会都在为“钢铁元帅升帐”而发狂，同学们也一次次奉命去收集炼钢的原材料。少年男女们一无资金二无渠道，就只有回家撬抽屉、箱子上的铜件，砸锑盆锡壶铁锅火钳，然后拿到学校，一股脑儿塞进用黄泥青砖砌起来的土高炉里。
男生被编成4个人一组，轮流去拉那棺材一样大的风箱，女生就不停地搬运木材。熊熊炉火昼夜不息，拉风箱的男生每组轮番上阵，不停地一推一拉直累得骨软筋酥。女生将那些1尺来长手臂粗细的木材源源投进火里，个个被烟熏火燎得脸红唇焦。老师们都成了炼钢专家，拿块涂了墨的碎玻璃煞有介事地在炉膛口望来望去。饿了，箩筐内有煮熟的冷红苕，放开肚皮吃，不收钱。倦了，可以趁轮空的间隙跑到教室里，在坚硬的长条课桌上合衣蜷着打个盹。虽然又苦又累，我们却觉得热闹觉得好玩觉得有意义，人人精神亢奋个个兴致勃勃。
夜以继日地干了几天后，出钢了。无数大树劈成的木材终于将那些废铜烂铁烧红烧软，从炉子里挟出来抡起铁锤将它锤成砣砣，就成了“钢锭”。然后选出部分先进师生，将“钢锭”装进贴满红纸的抬盒，敲锣打鼓豪情满怀地抬到街道党委、市委去报喜。就受到领导的鼓励，回来便更加起劲地用木柴烧废铜烂铁。
平民百姓看不到关于发动这次大炼钢铁运动的内部文件，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具体的要求和措施。这是一篇当时我们在老师的组织下反复学习过的重要社论，立此存照。
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最近举行的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为了适应我国农业大跃进的新形势，为了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工业，我国今年钢的生产量，要比去年翻一番，就是说从去年的五百三十九万吨跃增至一千零七十万吨。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伟大号召。全力保证实现钢产量一番。是全党全民目前最更要的政治任务。钢铁工业是工业建设的基础，国家工业化离不了钢铁，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也依赖于钢铁工业的发展。今年我国工业建设，无论在规模和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年，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总和的各项基本建设工程，和需要大批生产的机械设备，都要求供应大量的钢铁。今年农业丰收的结果，将有数以百亿元计的资金要购买生产资料，农村办工业的规模将大大超过以往的几个月。所有这些，都要求生产更多的钢铁。而且还必须预计划到，明年是我国人民“苦战三年”的带有决战性质的一年，我国工业和农业将有进一步的大发展。而对着这样一个庞大的需要，我国的钢铁工业在今年内显然必须有一个飞跃的发展。
钢产翻一番，从五百多万吨剧升到一千多万吨。这样的规模和速度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我国的钢产量在1952年只有一百三十五万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居世界第十八位上升到第九位，平均每年递增了31％，五年共增加了四百万吨。今年一年的增长就要超过过去五年增长的总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钢铁工业最发达的，它的钢产量在近四十年中从来没有达到一年增长一倍的速度，就是最高产量年的绝对生产量，在正常的和平时期也从来没有超过五百万吨。毫无疑问，实现钢产翻一番，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有伟大的政治意义。人们相会看到：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有多么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英勇勤劳的中国人民，在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无论在农业战线上还是在工业战线上，创造了多么难以想象的奇迹。能不能实现钢产翻一番？对于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表示怀疑的。但是，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千多万吨钢的生产任务一定能够完成。
实现钢产翻一番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目前我国正在形成的全民炼钢铁的热潮。由于我们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采取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土法冶炼和现代化冶炼同时并举的方针，全国各地和广大群众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几个月来钢铁工业遍地开花。全国正在建设的现代化钢铁企业提出了投资省一半、速度快一倍、产量翻一番的口号；许多原有的钢铁厂由于发掘潜力而产量剧增。各地兴办的中小型钢铁厂比去年大大增加，并且陆续投入生产，全国广大农村和城镇中新建的炼铁土高炉在7月间达三万多个，到8月间又突增至十七万多个。办钢铁工业的神秘观点被打破了，人民群众的土办法和小高炉的作用发挥起来了，分散在全国一半以上的县份的贫富不等的铁矿被采掘出来了。钢铁工业的队伍从过去的几十万人扩大到几百万人了。因此，今年以来纲铁产量逐月上升，特别是7月份以后。与此同时，为扩大炼钢能力所必需的冶炼设备的制造，最近也开始大批增加，预计到9月下半月利10月上半月将大批投入生产，届时我国炼钢能力将比现在增加一倍以上。而目前已有的现代化的钢铁厂、半土半洋的小高炉和十几万的土高炉还有很大的潜力，新建企业的建设进度还可以加快。所有这些，都表明大大增加钢铁产量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党中央政治局在最近举行的扩大会议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为今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目标而奋斗。
当然，为了达到钢产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必须克服一系列的困难。为了迅速增加钢的产量，必须保证生铁的大量供应，保证冶炼设备的加速制造并尽早投入生产。负担今年生铁产量任务将近一半的十几万个土高炉，目前有一些尚未投入生产，有一些生产还不够正常，有一些出铁率比较低，或者产铁质量不够好。冶炼设备的制造任务十分艰巨。冶炼原料和燃料的运输也很紧张。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党委在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共同负责，分级管理，加强协作，保证重点，充分动员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最大努力完成今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伟大任务。
从今年起到年底只有一百二十二天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任务必须完成，一吨也不能少。任务是繁重的，时间是紧迫的。古语说得对，“一寸光阴一寸金”。为了完成钢产翻一番的任务，一小时也不能浪费。全党全民必须同时间赛跑，从现在起立即行动起来，鼓足干劲，苦战四个月。企业的负责人员必须身临最前线，跟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共同想办法，共同负责完成每天的计划。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个星期检查一次生产的进度，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我们相信，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只要我们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动群众，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伟大任务不但一定能够完成，而且一定能够超额完成。
我们这批天真的少年就和全国人民一样疯狂了几十天，无数土高炉里生产出不知多少吨这种“钢锭”，权威人士便宣告“钢铁元帅”终于升了帐大功告成。我们都真诚地以为，这下子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就超过了英国赶上了美国，就期待着兵工厂来将“钢锭“运去造枪制炮，然后“全民皆兵”去解放全人类。
望穿秋水，始终无人来收这些成本昂贵的“钢锭”。我们学校那半教室“钢锭”直保存到第二年。
因为地方狭窄，又怕将楼板压塌，无奈之下老师只好去联系废品站。废品站却不收，说这些生铁熟铁铜锌锡铅混在一起的东西什么工厂都不要。实在无法，最后只好叫我们挑到江边，倒进了垃圾堆，去污染环境阻塞航道。
在那场钢铁元帅升帐的狂热中，全国毁掉了无法估量的资源和珍贵的文物，炼成的“钢锭”最后都是这么个下场。
在此期间，我们还参加过“消灭麻雀大会战”。
据校长传达，最高亲自下了命令：麻雀是害鸟，每年要吃掉多少万吨农民辛勤种出的粮食。因此，我们要在一周之内将全国的麻雀斩尽杀绝。
当时讲究“全国一盘棋”，干啥都是统一部署。那几天，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工、农、商、学、兵，一切机关团体，都放下本职工作，开展“人民战争”，甚至于敬养院的老人，幼儿园的小孩都进入战斗状态，编成无数个战斗队，少数人拿着鸟枪、弹弓，绝大多数人高举着绑上红布条的竹竿，开到战略家划定的不同区域，人人敲锣打鼓，大声吆喝，将那些小麻雀从这棵树赶到那棵树，从这个山头赶到那个山头。人海战术。几天几夜，不休不息，战斗不止。使那些小小的麻雀无暇觅食，无处落脚休息，疲于奔命，最后都又饿又累象石块一样从空中掉了下来。当然，麻雀之外的各类飞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殃及，它们不知道人类的黑名单上只有麻雀，同样吓得无暇觅食，无处落脚休息，便同样石块般坠落于地。
当会战大获全胜时，许多受到表彰的“英雄”和“积极分子”双手都肿了，嗓子都哑了。
从当时那些“放高产卫星”的标语口号中，我知道太空中已经有了人造卫星，那些高高在上的卫星想必对我们这与世隔绝的大地拍了不少照片。不知道从太空中拍摄下五千年文明古国内遍地烧木柴炼钢的土高炉浓烟滚滚，还有几亿人轰轰烈烈剿灭麻雀并殃及所有飞鸟的人民战争，是何等壮观。
我不知道当时外部世界对我们全民炼钢和消灭麻雀的史无前例的壮举有何评论，我也不知道后人会怎样总结这些教训。作为一个参与者，想起大炼钢铁和消灭麻雀的闹剧就啼笑皆非。无知少年稀里糊涂，老师说土高炉烧木材能炼钢， 我们就信以为真。但那么多专家学者们，当时也无知如我们10多岁的少年？ 为何也跟着起哄演讲撰文，冠冕堂皇地“为钢铁元帅升帐呜锣开道”，还万众一心地批判惩办了一小撮对土高炉提出质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有那些可爱的小鸟，与人类和睦地相处了亿万年，为什么在20世纪中期，我们要用这种原始的方式去赶尽杀绝？
后来有文章说是某某某当时头脑发热。我认为也不应只怪他老人家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追星族便会有什么样的明星。
四 红桔飘香
好不容易炼完钢铁正式上课了，没到一个月。突然又兴起了“勤工俭学”运动。每周两天，老师驱使着少男少女们去为建筑工地挑砖运瓦，还到几十里外那些大山上的煤矿去挑煤炭。13、4岁的少年挑上2、30斤煤炭，步履蹒跚地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有些女同学在扁担下真压得边走边哭。同学们伙食自理工具自备，一切收入据说是给学校添置教学器材。
时间在劳动和上课之间断断续续，转眼就到了冬天，罐头厂的红桔大生产即将开始了。我的家乡盛产红桔，一到收获季节就要突击生产上万吨红桔罐头，运给苏联老大哥， 据说是偿还抗美援朝时老大哥“支援”我们的军火。
罐头厂每年在这季节性大生产时，便要招收数千名临时工。同学中就传说要停课两月，全校师生到罐头厂去剥红桔。这时学生中就出现了“到民中是来读书或是义务劳动？”“与其在这不上课的学校里进行无偿劳动，不如去厂里为自己挣钱！”的议论。
发泄不满时大家都义愤填膺情绪激昂，真敢付诸行动的却只三五个人一小撮。我是那一小撮中的一个，二班还有个王飞，后来我俩一起到城口运粮一起到贵州修铁路，至老还保持着友谊。另外一道退学的的几位就记不清了。反正我们一退学，政治老师就在课堂上进行声讨，说那几个同学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这么小就想挣钱。他还在黑板中间写上一个大大的钱字，然后将我们的名字写在周围。可能自那时起，政治老师心中就萌生了要修整我们的计划。
我没征求家长的意见便退了学。这时父亲已主动到车间里参加劳动，下班后也住在厂里，平时很少回家。母亲在一家街道办的电池厂里上班，每天天未亮便走了，天黑后才回来。当时的上班族从没八小时之说，全国都在大干快上。我记得大街小巷都有这样一副宣传画，画面上几个壮汉用绳索拴住正要落山的太阳，蹬着八字脚使劲地往山上拉。还配有一首打油诗：
正在好干活
太阳往下梭
赶快搓根绳
套住往上拖。
那年头，凡是在单位工作的人都自顾不暇。他们下班后，还要在单位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整人或被整。晚上拖着沉重的双脚回到家里，早已心力交悴，哪还有精神来管子女的学习什么的。不象当今的家庭，花许多精力在子女的培养上。现在到处都有骄宠坏了的“小皇帝”，就批评有些人对子女过于溺爱。倒不是这一代作父母的人多生出无限的爱心，我以为还是社会发展了，让为人父母者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来关怀来骄宠子女。如果让这些溺爱者回到那个年代，还是会同我们的父辈一样，过早地希望子女自力更生。
没有长者的教诲，不谙世事的少年凡事自作主张，自然便要跌许多跟斗讨许多苦吃。年青时多吃点苦容易消化，变成养料强身健体能承受更大的风雨。我自作主张报名进了罐头厂，当时我还不满13岁，一个瘦削白皙的少年。我被分配进实罐车间，工班长是位矮瘦的小老头。他端详了我一番，嘴角泛出了讥讽的微笑：“这不是谢家的大少爷吗？也来做临工了！”我不知他与父亲的关系，也不知怎样回答，只好笑一笑点了点头。我就在他手下干了两个月，经常发现他与几个亲近的人指点着我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但在工作中他没故意为难我，也没给我一点照顾。
大生产时，罐头厂江边沙滩上搭起了许多巨大的茅草棚，数以千计的临工和民中学生拥挤在里面，将堆积如山的桔子一个个剥皮去筋，然后分类送进车间。车间内有几口大缸，盛有含碱的液体，将桔办在里面浸泡几小时，以此溶化掉上面那层薄皮。湿淋淋的车间里有8张铝制的工作台，每张有两个乒乓球桌大小。有人将那些经过处理的桔办舀进盛有清水的大瓷盆，抬上工作台。白褂白帽穿胶靴的男女工人们围着台子，从含碱的清水里将脱了薄皮的桔办捞起来，用手中的铁夹子将桔办中间那一块白色的厚皮和籽粒去掉，只剩下净胴胴的桔肉。再装进罐头掺上糖水抽气加温，就成了苏联老大哥十分喜爱的红桔罐头。我当时个子不够高，白大褂和胶靴穿最小号，还要搬一个空木箱垫在脚下才能够得上工作台。
我生正逢时，当时全国正在“大跃进”，每天上12个小时的班。几天下来，双手都被碱水咬得苍白稀烂。由于站立时间太久，两脚发肿。但厂里的伙食很好，顿顿有肉吃白米饭尽胀。下班后神智不清摇摇晃晃地回到大连铺的宿舍，不洗脸脚倒下去就人事不省。“大跃进”期间根本没星期天休息之说，转班时还要上24小时的连班，叫“人歇机器不歇”。上夜班时，我经常在工作台前干着干着便闭上了沉重如铅的眼皮。旁边的小组长就吼醒我，有时还摸出一支烟，叫我到外面去抽烟驱瞌睡。
出了蒸气弥漫闷热嘈杂的车间，冬季的深夜独自坐在外面冰冷的石阶上抽烟，突然间就进入了一个清凉寂静的世界。那时城市上空不象现在这般烟笼雾罩，钢蓝色的夜空缀满晶亮的星星，洁净得仿佛用水洗过一般。南岸的翠屏山似蹲踞着的黑色怪兽，看久了会令人毛骨耸然。长江在星光下象一块移动的绸缎，有红绿的航标灯在上面闪闪烁烁。寒冷的江风吹拂着我疲惫瘦小的身子，我大口吞咽着呛喉的烟雾，心里想，大概没几个少年这时候还在观赏长江的夜景。冰凉的夜风再加上尼古丁刺激着稚嫩的神经，瞌睡自然就没了，人也振作起来。赶快又回到忙碌的车间，继续那单调的机械动作。
就在我13岁生日那天，恰逢转班，就连续上24小时。我不好意思老抽别人的烟。在吃夜班饭时，花几分钱买了一盒工人们常抽的劳动牌香烟，给在场的工友们撒了一圈。为了能坚持工作，我就开始买烟了。但当时并未上瘾，不上夜班，我就不抽。
月底发工资时，我挣了18块钱，刨去伙食费和烟钱，还剩11、2块。我领到工资后，立即花了1元多钱买了只手电筒，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电筒还叫“电棒”，在城里是件奢侈品没啥实用价值。我花辛苦挣来的钱买它，完全是为了满足荒唐的精神需求，我爱用它在黑夜里对着空中处乱照，我喜欢从手中发出的光柱刺破无边的黑暗，看多了武侠书的我想象着这是炼成的剑气，能百步之内切金断玉取人首级。我还买了一件棕黄色亚麻领蓝卡叽面料的短棉大衣，这种短大衣是当时最时髦的冬装，还剩下3块多钱，就到馆子里去点了好几样菜大吃了一顿，也才花掉一块多。我有生以来挣的第一笔钱，一天这内就这么花得所剩无几。
“大跃进”时，车间里象我这样在脚下垫着木箱，一天上12个小时的班，逢到转班还要连续干24小时的少男少女数不胜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在30多年后才会制订《劳动法》。
五 剃刀锋利
罐头厂的大生产于年底胜利结束，临工们结清工资各自返家。我回家后立即陷入了无工可做无书可读的尴尬境地。家家户户都进了公共食堂，连煮饭的家务都没有。唯一可做的事是每天挑几担水以供全家洗涤之用，这时我那“尿泡桶儿”已换成了成年人用的大桶。遇到院子里有那家临时缺水了，我还到江边去挑水来卖，一担水百多斤能卖3分钱。
春节过后，父亲叫我到榨油厂大门外的一家理发店当徒弟。我知道父亲在旧社会当徒弟时虽然没有工资师傅却要管吃住，我去的这理发店不但不给工资，还要我自己回家吃饭。父亲说现在家里还不缺饭吃，你只要学到手艺将来能养活自己就行了。
上班第一天，师傅就让我捅煤炉烧水给顾客洗头，空闲时便抬平右臂，在手肘处放一碗水，4根手指平弯下来挟一根筷子摇动腕关节。少年人关节灵活，不到半天我便及格了。然后又用剃刀在冬瓜上刮皮，炼习用剃刀的基本功。我发现当今那些装饰豪华的发廊内，能做许多发型的什么什么师们却多数只会用剪而不会用刀，不会修面刮胡子。现在理发业就不练基本功了么？
这样练了不过两天，便自认为手艺差不多了，我将几把剃刀磨出了青锋，就想在人头上作试验。师傅说：“你起码要在冬瓜上练两个月，这还早得很。”我脑子里就蹦出当时经常到听的一个词儿“右倾保守”！老剃头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代，现在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看见市报上宣传过：肥皂厂正在用白铁皮敲打人造卫星，准备放上太空去为国争光。剃个光头还要练几个月！
饱经沧桑的师傅不屑驳我的大道理却不让顾客给我，满脑袋大跃进的我心中当然不服。那天下午，碰巧有一个邻家的小男孩从店铺前经过，我灵机一动把他叫进来，说免费为他理发。自以为占了便宜的小孩喜滋滋地让我将头发弄湿后坐在了椅子上，但那锋利的剃刀却不听使唤，几刀下去，小男孩头皮上便见了血，疼得他吡牙咧嘴连声求饶。我按住他说：“你要乱动，割掉了耳朵我可不管。”他才老实下来，噙着眼泪咬着牙让我在头上慢慢试验。待我完工时，小脑袋上已被划了十几条浅浅的刀口。当我松开手准备再为他清洗头发渣时，小男孩却一窜便上了马路，头也不回飞奔而去。师傅见状，摇着头夸了我一句：“你娃娃胆子真大！”
晚上回家时，我被小男孩的母亲堵在巷子口当众教训了一顿，说欺侮小娃儿太不应该。自那以后，家住柑子园的小娃娃从我店门外经过时，都会走马路对面，斜眼注视着店堂连奔带跑，生怕又被我拉进去免费理发。比我大的少年碰见我时，还吼一句新编歇后语：声显剃头－－尽割些口口。
在一片叽嘲声中，我的手艺逐渐熟稔起来。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能轻松地替人刮光头修面了。那“大跃进”的年代真在我体内种下了敢想敢干的因子。
师傅迟迟不教我理分头、青年式等手艺，我成天打扫清洁，烧炉子，给上街卖菜的农民刮光头。师傅理完发的顾客也全由我洗头，还老让我去替他家买东买西。我已开始替他挣钱了，却吃着自家的饭，身上连一分零用钱也没有。从小就习惯了花钱的我不好意思再向父母要零花钱，家里的一切权利已完全由翻了身的母亲执掌，现在是要也要不到。没有钱就没法满足我吃零食的癖好也无法满足我看书看戏的精神需求，心里就有了怨气。
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莫名其妙地就产生了在阴暗的店铺里呆不住的感觉，心里象犯了病似的向往着阳光绿荫江水沙滩。我勉强剃完一个光头，收拾完后正准备到店门口晒晒太阳。师傅见我无事，便指着屋角的箩筐，要我去替他家挑一担煤球。我心里一烦便怒目相对：“现在是新社会，还要剥削徒弟呀？”师傅愣了，竟不知怎样回答。
我一脚踢开身边的小凳，说了声：“我不干了。”便扬长而去。
父亲知道我不学理发后只叹了两声气，母亲照例不闻不问。
六 江水汹涌
我进了街道上办的“一马路机器厂”学钳工。
所谓机器厂也是大跃进的产物，将原来走街窜巷整锁配钥匙镪菜刀磨剪子的匠人集中在一个作坊里，再招了一批13、4岁的少年作学徒，主要业务是给大厂加工生产缧杆缧帽，偶尔也外出搞些修配。上面委派了书记、厂长，自由手工业者纳入计划经济吃上了大锅饭，资本主义变社会主义，按时上下班月底发薪水。学徒工每月6块钱工资，我饭量不大，在食堂每月就只花4块钱左右。当时没烟瘾，除了理发必需用的几分钱外，剩一两块钱可以去旧书摊租书，看5分钱一场的电影，丙票一角钱的京戏，还买焦盐花生米盐茶蛋。倒也自给自足，轻松愉快。
街道工厂的任务是解决不断增长的失学少年，安排那些从企事业单位犯错误开除回家的人，还要收容由外地处理回原籍的家伙。人力资源很丰富也很复杂，便被誉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地方。那些被处理回来的家伙有许多曾是专业技术人员，厂里的产品也从缧丝钉变为铸铁管道、汽车配件。这家小厂后来几经更名越搞越红火，上个世纪60年代初，便成了本市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龙头老大。“文革”中，它的武斗队更是赫赫有名血债累累。
我是这作坊工厂的第一代学徒工，厂子新建，纪律规章都不健全。我年纪又小，不成熟就缺乏自觉性，上班时常躲到无人之处看小说，还经常不参加晚上的政治学习。厂长说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不爱劳动，不到半年便将我辞退了。
由于我当时年龄确实太小，父母并未指望我真正独立，回到家里还是有三顿饭一个铺位。但那时的社会风气与现在大不一样，青少年们接受的教育是自立更生。虽然家里有饭吃，我还是经常和街邻少年们一起给建筑工地挑沙挑砖，到仓库去当小工，挣来的钱就自己零花。
夏天到了，我又整天泡在长江里。在1959年的夏天，我不象以前那样只知玩水弄沙，而是靠水性挣钱。
“大跃进”时，有大批的伐木工开进川藏边的原始森林砍伐树木，但因交通问题，那些砍下的木材却很难运出来。有聪明人便想到了水运，将砍下来的原木堆码在林区的小河边上，待夏季洪水暴发，无数原木便与山洪一起顺流而下，与河水一起汇入长江。沿江的木材公司就组织人力将其捞上岸来，各地能捞到多少便算多少，加工成材再按计划调拔出去。 那年代真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森工局只管砍树而不管木材的去向，木材公司只管捞也不花什么成本，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当然还有一个大前提是社会风气纯洁无暇，万里长江边只有木材公司去捞而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去捡便宜。那年头没有企业利益也没有个人利益，谁都不敢去染指公共财产。我国当时虽然还没有刑法，但惩办起蛀虫来却严峻得很。谁都知道张子善刘青山，爬雪山过草地劳苦功高的红小鬼，一解放便作了天津的掌舵人，敢伸手马上就掉脑袋。即使真有个别胆大心贪的人也无计可施，水中的原木那么大那么重，你一个人也搬不动藏不了。如果纠集几个人去偷，那百分之百会立即落入法网。人人都在严密的组织中生活，别说你干什么，连你想什么组织都知道。所以当年发明水运原木的人真聪明，适应当时的形势。如现在还那样任原木顺江而下，肯定不行。
每天早上，我和街邻的少年来到江边，先去荫凉处的木材公司干部面前报个名，然后就脱光衣裤赤条条蹲在岸边。洪水季节，桥马滩早已沉入了水底，江面宽阔激流汹涌，浑浊的水面好象绷有一张张透明而有弹性的表皮。巨大的表皮底下，似乎能看见活跃的肌肉和无穷的精力。激流中不断地出现木板、家具和柴草，有各种死的或活着的家畜。忽隐忽现的漩涡，将这些肮脏的漂浮物时而吞噬时而吐出。还经常有被称为“水大棒”的溺死者被回流冲到岸边，他们肿胀的尸体有如水牛般巨大，衣裤全无一丝不挂，露出水面的部分被烈日烤得乌黑，水下的部位却又惨白得令人心悸。男尸一律脊背朝天，偶尔还有水鸟站在上面啄食腐肉。女尸仰面向上，四肢象被烧焦的树枝般竖立。我们偶尔也会将那些“水大棒”误认为木柴，游近了才发觉不对头，就拚命往回扑。但那时却反而手脚不灵游得不快，浮尸被流水冲得象在追赶我们，身边那腐尸发出的恶臭真令人作呕。
大部分木料在江心的激流中顺水而下，只有少数木料被回水卷向江边，我们只要见到有原木被冲出激流便扑下水去，攀住了那两三人合抱的的家伙就往上爬。这时就要考本领了，那在江中旅行过上千公里的原木滑溜溜生满青苔，漂浮在水中的原木一边受力便不停翻滚，非但不容易爬上去，爬上去了也不易坐稳。千艰万难地骑上去调整好重心，就躬下身子伏在上面两手作浆往回划。如碰上特别巨大的，就得几个人合作，骑上去的用力划，游在后面的使劲推，才弄得回来。偶尔也有骑上去后又碰上水势变化，连人带木材重新被冲入激流，就只得抱紧木材随波而去，在下游几公里处择机弃木游上岸，然后顺着江边用手捂着下身赤条条地走回来。
有一次，我正攀住了一根木头往上爬，一股突发的“鼓泡”将另一根原木朝我冲了过来。如果脑袋或胸膛被两根巨木撞上一下，那可就没命了。我见势不对，双手撑木奋力向上一跃，避开了胸腹，右小腿却没躲开。当时那两根原木一撞真令我痛彻心肺，顿时便沉进水下，只觉得右腿又麻又痛好似断了一样。我咬着牙浮出水面，仅靠双手和左腿游回了岸边。好在骨头还没有断，只撞了个皮破血流，至今我右小腿上还留着当年的伤痕。
这样的意外事件不多，自小就在江边扑腾的少年一般都会将原木划回岸边。每当我们弄回一根原木，就在水中大声报一下自己的名字，那坐在荫凉处的干部就给你记个数，然后有人来用绳索将木头拴住。什么时候你不想干了，穿上衣服就去找他接帐，一角钱一根原木不分大小，当场兑现。捞原木的活儿虽然危险但收入可观，每天可挣一两块钱。但好景不长，只要洪水一退，江中就很少有木材漂下来了。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