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阴阳界
1967年12月30号下午约四点钟，风门突然打开，一双眼睛朝里面一扫，在我身上停了下来，我觉得这双眼睛有点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军管会的负责人。门开了，他说了声出来。我跟他到了办公室。
“这段时间反省得怎么样？有认识吧？”他问。
“我已写好几份材料，可能你也看了。我的问题快解决了吧。”听他这样问，我心里还一喜。
“你写的几份材料我都看了，你的想法和要求我们都清楚，事情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十六条》上都说了，杀人、放火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你是属于这一类问题。你和你们学校都一直要求要见一面，现在满足你们。你要准备一下，要遵守纪律，要做做你同学的工作……”
他后面的话我已听不见了，思绪已飞到了同学那里。整整半个月，终于能和同学见一面了，见了他们我该说些什么？我能说些什么？我要告诉他们被囚禁的滋味不好受和自由的可贵，我要细说一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含义不仅仅是说后生可畏，更深的寓义应该是告诫，是提醒，因为牛犊随时可能葬身虎腹。毛主席说要告诉小将们，现在是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话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大有深意。
吉普车向警备区开去，很快就到了万松园路，车进了马路右边的一个大门，还未停稳，一个军人上前来说换了地方。车又退出来继续往前走，在快要到左边的一个大门时，前面有一大群人，我起先没有在意，吉普车按着喇叭穿过了人群。突然听见有人叫喊李乾！李乾！我扭头一看：一大群全是我校的同学老师，有小屈伟，宁汉文老师……等，他们跟着车子跑起来，可恶的吉普车突然一加速，甩下了他们。
在人群中还十分意外地看见了袁子斌，没想到他也来了。在成立革委会之前，学校已经着手搞复课闹革命，并淡化群众组织界线，以班级为单位展开活动，袁子斌回到了学校并和班上的同学在一起，没有谁为难他，尽管当时大家有足够的理由让他尝尝一年前他让别人所受到的伤害是什么滋味。在教育革命中，他搞唯成份论伤害了不少同学，不少同学成了他口中的“狗崽子”，在班上他第一次面对朝夕相处的同学称其为“狗崽子”时，我感到他内心也有瞬间的挣扎。命运捉弄人，现在他父亲被打倒，自己也成了“狗崽子”，不过大家好像已经淡忘了这些事，没谁再去理论过去的是是非非，更没谁往他那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对他十分友善，没有发生在有些地方出过的报复。虽然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也可谓“往事如烟泯恩仇”了。
当然隔阂的消除不是一两天的事，这需要时间。在前段时间我对他一直是采取保持距离的态度，不与他交谈，在他不在时，我可以和同学天南地北地聊天，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转移话题，多数时候干脆离开，我觉得这样对他对我都要好些，让时间来医治一切。现在他来了，等一会在见面时，我们之间会说些什么呢？①
车在一栋楼房前停下，我被带到一间不大的房子里面，一个军人说你只能见三个代表，时间是三十分钟。
怎么只让三个人来呢？真是他妈的混账！怕什么？怕来人多了会把我抢跑了？对于你们来说是少了一点事，少了一点麻烦，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天大的憾事。我没有去想会是哪三个人来，谁来都是我期盼的，只是焦急地望着门口，希望他们早点到来。
在凝重、压抑的气氛里，舒国良，燕妮丹、司子林三人走了进来。
分隔十多天后再见到他们，我感慨万分。前几天还是形影不离的同学和战友，现在却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在里面称自己是活着的死人或者是死了的活人，我有太多的话要对他们说，甚至包括想诉说内心的伤感。这念头刚一冒出来，一种强烈的英雄意识突然从心里涌起，不能这样，砍头不过碗大个疤，何况现在离砍头还远得很，搞得那么伤感干什么？
起身正要迎上去，当兵的把我拦住了并警告说不能过去，你们不能坐在一起。不然,就停止接见。
我一怔，朝当兵的看了一眼，用眼神问他：连手都不让我们握？见当兵的没什么回应，又朝来的三个同学看了看，他们也是同样一愣。我犹豫了一下后，没有继续往前走，在指定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同学们都好吧？”当兵的意外规定搅乱了我准备好了的话，为平复心绪，我想笑着把这句话说出来，话是说出来了，但笑不出来。
“我们都好，学校一切都正常，你不用担心。你还好吧？”舒国良极力控制自己的语调。
“我还好。”
“全校师生都非常关心你，正在和有关方面交涉，这点你要放心。”司子林第一句话就说到了我最重要的事。
“这个我放心。”说放心是因为我完全相信情同手足的同学和战友。虽说放心，但这却是我心里最关心的事。
“今天学校来了很多人，但警司只准三个人进来，我们三人是代表全校师生来看你的。”燕妮丹的话音里已带有哭声。她一开口，气氛不仅更加凝重，而且也有了某种伤感。
“车上我都看见了，谢谢大家。”
“现在已开始复课闹革命，但因你的事有些影响，可能还会影响下去。”舒国良在告诉我他们正在为这事奔波，并且要坚持下去。
“我们到你家里去了好几次，你爸爸、妈妈、姐姐和姐夫也经常到学校来，我要他们放心，问题会很快解决的。你家里面我们会经常去的。”燕妮丹红着眼圈说。
“傅强的舅舅是造反派，工人战斗队的。他的态度非常好，说我们的行动能够理解，他在帮我们做傅强妈妈的工作。”司子林说。
“你们的工作做得这么细，真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们。”我说。
“不要这样说，一想到你在里面关着，我们就坐不住，总要想方设法为你做点什么才心安一点。”燕妮丹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她的话深深地感动着我。
两个当兵的坐在旁边，就像两个大灯泡在旁边照着，让我们倍感压抑和拘束，路上准备好的一肚子的话此时不知跑到了哪里，大家说话开始字斟句酌，不时出现短暂的沉默。
我们彼此都用关切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希望从对方的眼神和表情里读出更多的东西来。我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会见怎么像阴阳两界的对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个话题，但都知道对方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们在努力把我拉回到他们那个世界去，但在潜意识里，大家都清楚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这分隔阴阳两界的高墙被打开了一个只能开启三十分钟的小窗，我们有了一个能彼此探视和安慰的机会，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这小窗很快就会关上，并且由于幻想这个小窗还会再次打开，因此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大家极力压抑和控制自己的情感。怎么会在短短的十五天里我的意识和感觉就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虽然心里一直不服，在诉说、在申辩、甚至在抗争。但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的处境却是认同的，自己就应该在那个阴冷、潮湿、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督和控制、并随时可能受到惩罚的世界呆着。这是人的理智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屈服，还是人性的弱点在异常环境中的暴露？或者是自己在“人命关天”这古训面前的认错，认为自己就是应该受到这种惩罚？
“好了吧？时间到了。”当兵的似乎在跟我们商量，他这话还有点人情味，没有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来分开我们。
这最后的一刻到了，虽不是死别，却是实实在在的生离，我们就要回到各自的世界里。什么样的理智闸门在这时都不管用了，压抑得太久的那种难以言状的战友情和同窗谊一下子从心底里迸发出来，不管旁边有什么人，不管他们订了什么清规戒律，这些都顾不上了，我们四个人一下抱在了一起。燕妮丹首先哭出了声，舒国良，司子林也抽泣起来，我实在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头挨着头紧紧拥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我弄不清是谁的泪水流到了自己嘴里，苦苦的涩涩的泪水从嘴里又一直流到心里。
当兵的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我们，不催也不劝。
“你在里面要保重，需要什么就写信出来”。燕妮丹一边哭一边对我说，在难过得几乎不能自持的情形下，她仍然那么细心。这是只有一个女人才会有的关切和担心。
“我们会时刻都关心着你的。”舒国良的眼泪不住的往外流。这个知名教授家中的老么，在全家的关心和呵护中长大，现在这关心二字从他口中出来，可以想象这十五天对他认识这世界在深度上的催化。
“保重，保重。”司子林说这话时泣不成声。
“屈慧君现在怎样？”鬼使神差的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话出口后心里我骂了自己一句混账，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问这样一句话？！在察觉自己鲁莽的同时我也此时才知道心中是非常希望这三个代表中能有她的，能有那个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我放在心里的那个穿着粉红色上衣、扎着两条小辫的女孩。半个月前在□学院的那尊哀怨无助的雕像一直还立在我心头。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承受得了吗？这是我最想知道的。在即将和同学分手的一刻，这潜意识里强烈的愿望不管不顾地自己冲了出来，这大概是我知道她的性格和这情感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她不可能主动来向我诉说什么而出现的冲动。
过了三天，1968年的元月2号下午，看守送进来一抱学习资料和生活用品，我一看纸条上写着：李乾，给你送来一些学习和生活用品，肥皂是从你家里拿来的，写个回条出来，紧握你的手。同志和战友，燕妮丹。
学习资料中有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其中有整党建党的内容。我一下兴奋起来，我要提出入党申请。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我想好框架和主要内容后，就开晚饭了。
晚饭后，不知为什么老是想到燕妮丹的那张小条，她为什么要特地提到那块肥皂呢？是不是有特殊的含义在里面？我拿起肥皂反复琢磨。那是两块连在一起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洗衣皂，我突发灵感：掰开看看是不是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一掰开果然有一个卷得很小的纸团，我急不可耐地打开，再熟悉不过的娟秀中显着骨力的字迹出现在眼前：
李乾：你好。
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站在高高的狱墙外面举起酒杯向你祝福，祝愿在新的一年里，你更勇敢、更成熟、更坚强。喝下这杯苦涩的酒吧，愿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你百炼成钢。
眼前的这点挫折和磨难只会让你更深刻地去思考社会和人生，我们永远和你战斗在一起。
12月26号毛主席74岁寿辰那天晚上，我和你们班女生开了一个庆祝会，我们还买了酒，屈慧君也参加了。她单纯善良，说心里话我也非常喜欢她，只是她还不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我知道你很关心她，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
你的同志和战友 燕妮丹 1968.1.1
真是善解人意，我一眼扫过后大为感动。感动之余，理智告诉我：这一页已翻过去了。
注释：
① 我和袁子斌的这次见面并没有发生，而是推到了26年之后，1993年我去北京，拨通了他单位的电话：
“你是××吗？”
“你是谁？”电话那头的语气非常惊奇。在北京已经没有人喊他少年时代的名字了。
“我是李乾。”
“李乾？哦，想起来了，是中学的同学。你现在哪里？”
“在北京。”
“你现在好吧？”
“还可以吧。”
“到我家来玩，我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你，你记一下。”
当时他还住在爸妈的房子里，我们在宽大的客厅里聊了一个来小时，虽然挤在一张床上谈心的感觉早就远去，但同学的友谊还是经历了岁月的考验，他的热情还是一如少年时，不过彼此的距离已远不是儿时可比了。
九 第一次过堂
元月13号上午刚开完饭，号子门开了，看守叫了一声李乾。我以为又是同学送东西来了，连忙走过去。门口没有任何物品却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短发，穿着一件没领章的军袄，很冷漠地看着我。看守把门关上后，她简短的说了两个字：提审。然后转身往预审室方向走去。我边走边想，材料都写了七、八份，该说的话早就说了，还有什么要问的呢？是不是我的问题要解决了？带着一种期盼，随她进了预审室，不料她让我坐下后，首先就劈头盖脸地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姓沈，是受警司的委托来审理你的案子，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提的问题。你现在不是造反派的头头，是罪犯。听清没有？”
有点意外，我没理她。
“姓名？”
“李乾。”
“出生时间？”
“1949年12月7号。”
“住址？”
……
“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知道。”
“你知道什么？”
“犯了错误。”
“我告诉你，不是犯错误，是犯罪。”
我不做声。
“说具体点。”
“打死两个流氓。”
“你根据什么说他们是流氓？我告诉你，据警司、公安机关与你们学校革委会调查的结果，孔威、傅强完全是好学生。”
“我不相信你的话，他们完全是好学生？我们学校办公楼是不是他们烧的？那么多同学、革命干部致伤致残是不是他们干的？”
“你不要在我面前嚣张，你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你们就是国民党、土匪、法西斯。国家和政府不会饶你，人民群众不会饶你，法律更不会饶你。”
应该说她的话是有冲击力的，刚满十八岁的我没想到头上会扣上如此吓人的帽子，但她的算盘打错了。想把她的审讯对象一下子镇住，从精神上打垮，然后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这可能吗？她太不了解她眼前的这个人。我不敢说我能轻松做到像陈然烈士那样“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但沉着地面对一切突然降临的灾难对我绝不是一件难事，甚至可以说这是我的一种习惯和本能。面对她的狂轰滥炸时，在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7.20事件”中的一幕：
“7.20事件”发生那天，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动用了他们一切可能的武器和装备显示他们的力量，他们开着改装的装甲车和其它车辆在武汉三镇四处游弋，高呼“揪出王力、谢富治！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随时准备下车殴打那些对他们表示不满的人。街头巷尾盛传兵变了。学校已不能呆，晚上我就到了武汉体育学院。在那里住了两天。7月24号一清早天还没亮，几十辆车的百万雄师就把体院封死了，力量对比太悬殊，指挥部发出了分散撤离的命令。体院后面是湖，只能从大门走。在还有几十米就到学院大门时，迎面来了一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杀气腾腾的百万雄师，我赶紧跳到路边的藕塘里，尽量往深处钻。七月的藕池一片翠绿，尽管茂密的荷叶将我遮盖得严严实实，第一次面对真刀真枪心里还是有点慌，荷叶梗上的小刺把我身上划得横一条竖一条的伤痕，池水一浸浑身生疼，蚂蟥也趁机在我身上这里叮一条那里叮一条，当时也顾不上管它们，屏住呼吸仔细听外面的动静。呆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声响，我慢慢朝池边走去，在离池边还有七、八米的时候，突然发现池边有三个头戴柳条帽手握长矛的百万雄师，他们也同时发现了我。能到这样偏僻的地方来搜索，想必这几个家伙立功心切或者有嗜血的爱好。
一个年轻的家伙用长矛指着我说你敢上来！
我对他说你敢下来！危险真真切切摆在面前时，我反而不怕了，虽然手无寸铁，但心不慌腿不软。
他说二癞子①就地镇压！你狗日的敢上来老子就要你的命。
我说要老子的命你下来拿啊！
他不会下来我也不会上去，就这样僵持着，好一会后远处的哨子声响了，他旁边年纪稍大的一个说，是不是要撤了？我们走吧。
狗日的，算你运气好，老子今天放过你。那年轻的一边走一边还恶狠狠地指着我说。
又等了好一会儿，估计他们走远了，从藕池出来后把身上洗了洗，走到路边已看不到任何人，诺大一所学校一片死寂，也不知在我躲进藕塘的这段时间里，这里发生了什么？出了体院大门，一个人往学校方向走去，路上不时有装满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官兵的一队队车辆呼啸而过。8201的官兵敞开军衣，歪戴军帽，卷起衣袖，挥动着手里的武器的形象太深刻地印在脑海里，很难想象这些人曾是我心中形象高大的人民子弟兵。路边的行人对他们侧目而视，在每个车队的最后一辆车过去时，人群中往往会有人朝他们扔石头或呼喊反对他们的口号，车上的人也会停车下来追打敢于向他们表示不满的人，只要车一停，人们就四处跑散，车一开走，人们又回来继续着对他们的咒骂。人心的向背一清二楚。
走到武汉军区大院附近时，看到那里集结了很多百万雄师和8201的人，我想进到军区大院里面去看个究竟，不料迎头撞上一大群我校的老红卫兵，实验中学的师生大都认识我。“‘二癞子’就地镇压”的标语就在旁边醒目地立着，我又一次陷于险境。他们感到很意外在这个地方碰到我，有个女红卫兵甚至下意识地望着我“咦”了一声。我的心也一沉，这可不是好玩的，不要说他们亲自动手，只要他们叫唤一声这里有二癞子就能把百万雄师的人引来，在当时那样已经没有什么理性可言的情况下，不难设想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我。很奇怪的是我还是一点都不慌乱，不动声色的盯着他们，可能是他们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为好；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之间虽然观点对立却没有仇恨情绪，在学校里仅有的一次冲突中红十月的胸怀和水平又让他们折服，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此时趁此机会搞我一下。没人声张，只是有点紧张望着我，我边盯着他们边往旁边挪，在他们的目光开始有点游移时，我快步走开了。虽然事后有点后怕，但祸到临头时绝不示弱，绝不慌张。
现在这个女公安想用她那两手来吓住我，这是看错了对象。我软硬都不会吃。你以为一通歇斯底里就能如愿以偿？面对真刀真枪我都处变不惊，你扔来几顶破帽子我就怕了？笑话。硬顶我也不会干，沉默，不理她。
见我不做声，这位预审员以为她的那一套已奏效，说这次提审结束，后天即15号星期一接着再提审。在我看过审讯记录并签字后，她要我回到监号把整个经过好好回忆一下，作好准备。
下午三点多钟，看守过来要我把东西清理好，我从老法院转到了设在宝丰路的二监狱，关在了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7号牢房，编号812，这是我的第一个编号，后来又改为206。
15号上午，第二次提审开始了。
“考虑得怎么样？”
“考虑好了。”
“你把‘12.5事件’的情况从头到尾详细说一遍。”
按时间顺序用简洁的语言我客观地讲述了“12.5事件”的经过，着重在这件事的性质上做文章，我十分清楚，如果这件事的性质定错了，两条人命让自己脑袋搬家是绰绰有余的。在这过程中她没有打断过我的叙述，只是飞快地记录着。
讲述完后我没再吱声。
“讲完了？”见我不再吱声，她问。
“讲完了。”我说。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在该你负的责任部分，出入不太大。但是其它人的，特别是老师在其中的作用，你没有讲清楚。”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门心思认为是革命行动，并不认为是件错事，更不认为是件犯法的事，我们是怀着一种极大的革命勇敢和热情去做这件事的，不可能去注意和记住别人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如果那样的话这事不可能发生。”
她听后没有像上次那样又一顿大棒子打来，态度好像有了微妙的变化，甩过来几根胡萝卜，可惜和我的味口对不上。
这天的狱中日记：
“元月十五号星期一，上午第二次提讯，提讯员的态度与上次稍有转变。第一次我在她口中听到的是‘国民党’，‘土匪’，‘法西斯’，‘国家和政府不会饶你的’，‘人民群众是不会饶你，法律更不会饶你’。并声称‘我是受警司的委托来办此事的’，‘警司、公安机关与你校革委会调查的结果，孔威、傅强完全是好学生。’并几次告诉我：‘你是犯了罪而不是犯了错误。’
但这次却说：‘你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了就行了。’从她的口中似乎我又是个受蒙蔽的人。现在的任务是帮助政府抓坏人。搞得我糊里糊涂，天知道我在她心中是什么人。不但上次和这次有些相互矛盾，并且这一次亦有相矛盾之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我应该做的做。
下午燕妮丹又送来了两斤白糖、一斤半奶油糖来，并告诉我：‘调查材料已落实一部分，起码可以证明这两个人不是好人是坏人。’‘冯、俞已转二监狱多时。’
可今天上午沈提讯员还两次说孔、傅是好人。
冯、俞原来已关在同一个看守所，他们在哪里呢？
蹲监狱已整整一个月了，值得深记的日子。
提讯员说今天下午提讯我的，不知何故又没提了。”
这位沈姓预审员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我的第一轮提审就此结束。
很久以后才认识到这次提审对我的重要性。我的首位预审员虽然用的是一拍、二诈、三丢手的标准程序，但她并没有恶意，并不是真的想置我于死地。但却无意中给我上了一堂生动透彻的教育课，使我对逼供和诱供开始有了识别和应付能力，我真的应该感谢她。几年后，当精心准备的陷人入罪的诱供出现在面前时，由于有这堂课垫底，我恰到好处又斩钉截铁的回答让策划者气得脸色铁青又无可奈何，还不得不说我的话有道理。
这轮过堂也让我清醒了许多，开始丢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和可能的后果。当我从预审室回到牢房时，对这牢房突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这也许就是这轮过堂给我的洗脑的成果。
注释：
① 癞子：当时保守派组织对“钢二司”成员的称呼。
十 以德报怨
第一次过堂已过去好一段时间了，那个预审员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土匪法西斯”的情景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们是土匪？是法西斯？有我们这样的土匪法西斯么？我想起一件事。
那是在1967年6月初，正值武汉地区百万雄师血腥围剿造反派的前夜。
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式各样令人不安的信息和动向不断地传来。一天下午，何儒非告诉我初二有个女生跟他讲，她接到家里的信，信中用很急切的语气要她立即回家，说再不回家就有危险。她父亲是一个炮兵部队的师长。类似信息还有不少，这些信息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商定勤务组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晚饭后的会议室里，气氛与平日有点不同，勤务组的成员到齐后何儒非神色凝重地开始了他的发言，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下来：
“现在形势的严峻是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系列极不正常的情况表明陈再道们肯定是要搞什么名堂。军区的‘6.4通告’就是一个黑色的信号。这个通告公布的当天，百万雄师就砸了我们驻市委的联络站，第二天又攻打了国棉一厂，‘武汉公安’上百辆汽车上街示威，第三天他们又攻打了我们驻汉阳的中心联络站，紧接着又攻打了居仁门中学。最近两天不断有红十月里的干部子弟特别是军干子弟接到家长的信件、口讯或电话，要他们赶快回家，说不然就会有危险，口气的紧迫和严厉也是以前未有过的。种种迹象表明，陈再道们改变了策略，他们直接出面的镇压可能已受到中央的干预，所以由前台转为幕后，正在组织百万雄师以血腥的暴力为手段来达到他们直接出面的大搜捕所没能达到的目的。可能会有比前一阶段的镇压更残酷的情况出现，不然那些知情的军队干部不会这样着急地叫自己的小孩回去。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们的，但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这会是一个十分黑暗的时刻，对形势究竟应该怎么看？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谈一下各自的想法。”
柳英发接着发言：
“刚才何儒非说的，跟二司勤务组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在为‘工总’翻案的呼声日益高涨，以‘3.17大逮捕’为标志的对造反派的军方镇压实际上已失去威慑力和作用的情况下，以武力围剿为主要形式的镇压已经开始。武汉市委的××有个讲话，说现在不谈文斗，就是要用武力把造反派扫平，等到中央要在湖北搞‘三结合’时，已经找不到造反派的人的了，到时能结合的只有他们。未来的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会非常血腥。百万雄师的核心队伍就是以基干民兵为主的红武兵，不仅在组织结构上早已军事化，而且从锋利的长矛、柳条帽到装甲车已全部武装到位，他们已经武装到了牙齿，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上，二司内部的认识有分歧，有人认为陈再道不会有那大的胆子，只是摆出一种样子，并不会真的这么做，真打不太可能。因此在要不要文攻武卫的问题上，水院这几天一直在辩论。我的看法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他们已一切准备就绪，小打已经开始，大打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他们就是要武力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承认（几个月后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毫不讳言地承认这一点，说百万雄师挑起大规模武斗就是要逼中央按他们的方案办）。有小道消息说毛主席已准备重上井冈山。在文攻武卫的问题上我是有点矛盾的，他们明显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但要叫这些中学生拿起长矛去和那些百万雄师拼，我又有些觉得不妥。究竟采取什么策略好，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一下。”
我说了对当时形势的一点看法：
“从人数上看，从人心的向背上看，百万雄师是没法和我们比的。但我们没有严密地组织起来，跟他们比我们是一盘散沙，他们经营了十几年，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没法和他们硬拼，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可以发动红十月里面的干部子弟给他们的父母写信，我们可以用大字报大标语揭露他们的阴谋，我们不能沉默，要始终发出我们的声音，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是要跟他老人家革命到底的。毛主席真要上井冈山，我们就把红十月拉上山成立红十连。我赞成文攻武卫，我们又不是主动去打人家，人家来要我们的命时，我们不能任人屠杀，南昌的造反派提出守城不守楼是很有道理的，你守楼，你眼里就只有你那栋楼，老保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把你们一个一个收拾掉。你守城，你眼里就有一个整体，你就成了整体，老保要吃你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极而言之，那怕我们的解放区全部都被他们占领了，他们也改变不了人心的向背，改变不了最后的结果。”
会上有人提出来要红十月驻武汉重型机床厂联络站搞些长矛回来，得到的响应并不热烈。在谈论这个话题时，我想起年初和袁子斌的一次很偶然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保守派、三字兵是不是刘、邓的阶级队伍。我说是，他说不是。我认定不管当时他们主观上怎么想，客观上就是刘、邓的阶级队伍。当时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事后在心里我却承认他的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不能因为他们受了一次蒙蔽就成了刘、邓的阶级队伍，从策略上来说我们也不应该把他们全部推向对立面，那次争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现在如果从武重搞武器回来，那这长矛会对准谁呢？首先对准的是对立面的同学，同学之间就要搞成你死我活的状况，我一时觉得接受不了。
会还没开完，有同学急急忙忙来讲出事了，高一的索立平被三字兵①打了，生命垂危，已送往医院抢救。这个行凶的三字兵被现场拿下。当即开会的人分作两路，一路赶到医院，我到了事发的地点。那个三字兵被反绑着坐在墙角，耷拉着脑袋，浑身哆嗦，两个红十月战士在旁边看着他，不是怕他跑，是怕在头头来之前会出什么意外。被激怒的红十月人个个义愤填膺，特别是高一的几个女生更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我了解到索立平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贺□□用垒球棒砸在头上的。在场的人当时就像听到一个瓦罐被砸破的沉闷响声，索立平本是一个十分精壮、热情，极有人缘的小伙，那一刻就像一个装满米的麻袋，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无声无息倒在了地上。此刻正在哆嗦、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贺□□当时双手抡起垒球棒恶狠狠砸向索立平的脑袋时需要多大的仇恨哪。这是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在我们学校里发生的第一桩血案，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学生除了震惊、意外和要报仇外，绝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并且之前已有多个信号，只不过离我们较远，没被我们注意到，一个大规模的血腥围剿已经开始。我们所担心的事就在眼前发生了，完全证实了勤务组刚才的分析和判断，关键是该怎么办？
“头头我跟你说，不管你们怎么想，只要我们的人一死，狗日的这‘三字兵’就活不到天亮。”一群红十月的同学围着我说。我没有应声，其实我的血也在往上涌，我何尝不想报仇，只不过是在心里权衡。我至少应该想到第二步、第三步。
“你是不是个人哪？对一个学校的同学你就下得了这个手，我要你还我战友来。”几个女生一边哭泣一边指着凶手说。
“还等个什么，这是他行凶的垒球棒，他能下得了手，我也下得了手，我先给他一下再说，以血还血。”一个同学红着眼睛就要拢去，我叫看守的同学拦住了他。
这凶手我不仅认识而且还有点熟，原来经常在一起打篮球。在我印象中他不是下得了这个毒手的人，但眼前这血淋淋的事实就放在这里。
“你认识我吗？”我走近问他。
“认识认识。”他抬起头来看一下连忙说。
“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
“我错了，我错了。”
“错了？说得好轻松，人死了怎么办？”
……
“我问你，索立平被你这一棒打死怎么办？说！”我见他嘟哝了半天也不肯回答就再次问他。
“我……我……我愿……愿意偿命。”他哆哆嗦嗦地说。
“我告诉你，人已经不行了，你不愿偿命也不行。”我要让他继续哆嗦。
这时有人来通知我，说勤务组要碰个头。我把两个看守的人拉到一边说绝不能出意外，谁都不准打，等勤务组的决定。
办公室里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愤怒和激动。从医院的人回来的人说，索立平的生命体征已十分微弱，命悬一线。医院当即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并且很快又下了第二张病危通知书。我们都非常担心那个在两个小时前还是一脸阳光、充满热情和青春朝气的索立平再也醒不过来了。后来的X光片显示索的头骨已下陷，被打开两条长长的裂缝，他没被死神拖走实属万幸。
面对血腥的现实，大家心情沉重而愤怒。
有人说就是侥幸活过来恐怕也不会是以前的索立平了。
马上有人说不是恐怕而是肯定不会是以前的索立平了。
“欺人太甚，是不是看到红十月一贯反对搞武斗，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有人在想为什么会这样。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凶手在我们手里，不狠狠搞一下还会有第二个索立平的。”有人在建议马上还击。
“把我们的人打成这样，凶手肯定不能轻饶，但怎么样处理这个事为妥，还是要好好想一下。李乾，你是到现场去了的，你说一下。”柳英发见我一直没说话，就想听听我的想法。
努力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后我说：
“这一段时间总觉得不对劲，但又理不出个头绪来，这一棒把我打醒了，现在算是看清楚了。他们就是要不断制造事端，挑起武斗，激化矛盾，好趁机置我们于死地，连贺□□这样原来比较本份的人都大打出手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刚才我说赞成文攻武卫，现在看来要慎重，他们的力量太强，不能硬拼。我建议这个事情要冷处理，先把贺□□转走。理由有三点：同学都被激怒了，一大群人围着我要惩办凶手，但索立平生死未定，现在还不好说怎么处理凶手，这是一；现在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激动，难保不出意外，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们可能就会很被动，这是二；凶手在我们手里，三字兵会不会来抢人？如果来抢，肯定是一场流血冲突，不到最后关头，流血冲突总是要避免的。尽管运动初期我们不少人被他们推向对立面，说我们是右派、是反革命，并且如果他们再次得手，他们肯定还要把我们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对我们不会手软。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严重的伤人事件，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为我们和校内的那批三字兵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这是三。基于这三点，我想应该先把人转走再说，凶手在我们手里，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怎么处理还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完全不用慌慌忙忙地处理。现在一不能冲动二不能窝囊。刚才在路上突然冒出了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大家议一下。如果索立平能脱离危险，那我们对这个三字兵的精力就要放在转化工作上，通过他来化解校内可能出现的流血冲突。当然如果索立平醒不过来了，那就另作别论。”
“我同意李乾的看法，特别是最后的建议值得考虑。是不是这样，先按索立平不死来安排，反正主动权在我们手上，索立平真有个三长两短，再惩办这个家伙也不迟。拦个车把他弄到水院去，放那里安全一些。”柳英发说。
“自己的人被打成这样，不想到报复是不正常的，但只想到报复那水平也未免低了一点，作为勤务组考虑问题要站得高些想得远些，刚才柳英发和李乾说的正是我在考虑的，我们想到一起了。是不是还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挑两个擅长做思想工作的跟他住在一起。”何儒非在完善这个想法。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放得更开一些，不论索立平的伤势怎么样发展，只要这个三字兵真的转了弯子，我们就把他放掉，让他去为我们做宣传，可能更有效。”柳英发更向前走了一步，“但索立平的医药费等他家里必须全部承担，并且还要补偿，这点不能含糊。”
勤务组取得了共识。
“这个事就交给我来办。”我对他们说。勤务组里就我身体好一点，做这些具体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
转身走出办公室时已经十点多钟，天上看不到一颗星星，只觉得整个世界被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沉闷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文化大革命怎么演化成了武化大围剿？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怎么变成了危及人们生命的反动？看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对那些当权者的冷酷没有一点最起码的认识，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要用武力把我们扫平，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想起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虽然勤务组意见的统一在意料之中，大家清醒而理智。但一想到那个还躺在医院里不省人事的索立平就心里难受，就想哭。理智是一回事，感情是另一回事，同学的工作好做，但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家人呢？我感到这个决定会使我在他的父母面前内疚、有愧，我会躲避和他家人的见面。
我感到步履沉重，短短的几十米路此时变得很长，我要把那个置我战友于死地的三字兵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而我那胜似亲兄弟的战友现在还生死未卜。这个意见是我提出的，这个决定是勤务组作出的。我们都清楚如果把角色倒过来，他们决不会这样善待我们，如果是我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早已成了刀下鬼，他们的口号是“二癞子就地镇压”，他们心里想到的只是镇压，从肉体上消灭。我们考虑的是做转化工作，是争取校内不再出现流血。这个决定是证明我们政治上的成熟还是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是出于理性和智慧还是造反派必须要做出的牺牲？我自己此时此刻都有点说不清楚。事后我倒领悟到：前面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至少说明我们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了观点的分歧，那怕是在长达18年的牢狱经历中最难熬的时刻，对这一点不仅没有后悔过，而且一直为当时勤务组的这一决定心存骄傲。
我们在他们眼里是该镇压的对象，（1967年6月24号百万雄师围剿毫无防备的“工造总司”，当场杀死包括手无寸铁的十六岁女学生朱庆芳在内有28人，受重伤后来死在医院尚未计算在内。30多年后，曾有人为此当面质问已官至武汉市某局长的该组织负责人，他竟说：“当时谁骂我们，我们就杀死谁。”）但我们却从不曾把他们当作敌人，只是把他们看着是观点分歧的同学，有人提出来要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去弄点长矛来的意见在勤务组都通不过，认为长矛弄回来会对准自己的同学，可他们却下得了这样的毒手，一心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明知这是一杯透心的苦洒，也能自觉地一口喝下去，还不皱眉头。如果这样做最终也改变不了我们下地狱的命运的话，那我们就下吧。真应了一个哲人说的话：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同学听说要把贺□□转到水院去，尽管有人说太便宜他了，但没有人阻挠，还是积极按勤务组的决定办。拦车的同学很快回来了，是一辆小三轮货车，司机听说是要把一个杀害造反派的三字兵送到水院去，二话没说就来了。
两个红十月的战士用毛巾把何的眼睛蒙上后，架起来要他走，他两腿抖起来，迈不开步。
“我哪里都不去。”他突然高声叫喊起来
他害怕我们要把他拉出去偿命，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一个同学拿条毛巾塞住他的嘴巴才止住了他的喊声。在车上他浑身颤抖，在那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里，不知他想了些什么，事后我也一直没问他。只是看到当给他松开绳子，摘下眼罩，他确信红十月对他没一点恶意时，他痛哭流涕起来。他的眼泪是得知生命无虞后的喜极而泣，里面有对自己曾经的杀机的悔恨交加，还有对红十月以德报怨的感激涕零。
几天后我们放了他。完好无损地把他交给了来接他的同伴手里，来人也一再感谢红十月的宽宏大量。在那几天中贺□□说了不少忏悔的话，对红十月人的胸襟和人品表示了由衷的钦佩。还主动说如果有机会他要做其它同伴的工作。说他的话全部是发自内心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我相信大部分是发自内心的。可以佐证的是在校内再没发生过直接的冲突，包括“7.20事件”时在军区门口那样极端的情况下，他们本来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置我于死地，并且手上不沾一点血腥，但他们没有这样做，选择了沉默。说起来好像有点因果报应，我们对贺□□以德报怨，他们让我离开了险境。这不是一种交换，是我们大家都保持了理性。
几十年后在实验中学的校庆里大家再次重逢时，不论当年曾经是那一派的同学都能坐在一起举杯共饮，没有明显的感情和心理上的障碍，红十月当年以德报怨、放掉贺□□的那一决定功不可没。
注释：
①三字兵：文革中武汉造反派对文化革命初期那批“破四旧”的红卫兵的称谓。
（待续）
转自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