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三 反右运动 （一）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的火星上有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常大游行？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的一段大鸣大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书，便拒绝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一走，我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学，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四年级的鸣放座谈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 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 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可是大家提的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都是是非颠倒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已经成立而说葛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今天下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云。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了。于是，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会是发通知，而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一张复写的请柬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去的牢骚，说现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换条件，我先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我推他挤上了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会儿后，沈天增（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沈天增并不雄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吓。一年多不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说出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攻击。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责问”一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微关心点校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馆看书，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从此降职降薪成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们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着党章，从口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先锋队怎可能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那有一规定即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地。如说其不人道，应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在恶意挑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到时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言。我并未说任何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为标题的一段如下：
1，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马列主义的偏见。
2，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都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是这三个理由：(1)他们是大多数，(2)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3)没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
3，我没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是。但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
4，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导。我说多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
5，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现在还不知道。
6，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的，一定还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们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为死人穿过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我们就不能讲。
7，我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吗）？（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
8，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 ‘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讲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 你曾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名义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这一下可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 不许右派放毒(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人，不是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小小的幽默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而言，这种东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耳光还要大呼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的事业还才开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玩具青蛙一样围着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们“进攻”了。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孩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会的。你们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意见，更没有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国家大事。受《民约论》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是平等的。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观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的“检讨”则实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说八道地攻击。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了猎物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么？你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了他们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电话铃响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百般咒骂共产党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住，老人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 毫无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但老人家言传身教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注：
(4)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5)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 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忠厚如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我露齿微笑，我一直还感激她呢。
(7)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作报告讨论物理问题。
(8)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从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他反右起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9) 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集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10) 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 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加入过三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 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 “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13) 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文凭。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的，足见老师对学生爱护之深。 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15) 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