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分场在涛城以南，西面紧靠着山下铺分场，东面隔着公路有一座山，即为白云山，山上从前有座白云观，那时则已只剩下一口井了。此地为古战场，山顶有岳飞抗金兵时的营盘遗迹。从那里往下看，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遥望东北方向，可看到牛头山，相传是当时牛皋落草之地。东北附近还有个地方叫放马场，是岳飞放马之处，后来白茅岭设了劳改队，那里便是劳改队的所在。
1962年时有了一个甄别(30)的政策，于是把农场中的右派都集中到白云山来成立了一个队。这就是所谓的右派队。共有约80多人，其中大约一半是来自安徽省的右派，那是当有几年农场划归安徽省时调来的。
右派队就设在分场部，紧靠公路，共分三个小组。我在的组几乎都是当年在校的大学生。在好几年与没知识的人相处后，来到了这里心情特别愉快。我一到便遇见了当年复旦数学系二年级的李治章同学，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安排了铺位。一问之下，他是因为看了报上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文章，写了封致敬信，不料舒将信缴了出去，他也因而被打成右派(31)。他是一位很有才华并好学的青年，即使在农场里还保留了许多书籍，文学、哲学一应俱有。我们因而在劳动之余得以讨论切磋。复旦来的还有物理系比我低一年的张亚新同学和新闻系二年级的姚福申同学。同济大学毕业班的黄建基和钟亮明同学等也都是高材生。后两位是福建人，只身来上海求学，不料遭此大难，还不敢告诉家中。钟亮明说起一件事，真令人感叹不已：
60年时他已饿得进了病号队，就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于是回到老家福建。但回到家中一看，竟也困苦不堪，便不敢说出自己情况，含糊住了两天，又离家出走。在路途中又被偷走了全部路费。他比我勇敢，在走投无路时并未选择回农场的路，而是到了广州想谋生路。但在那个没有身份证件寸步难行的年头，他又能到哪里去找饭吃呢？不得已他加入了乞丐的行列。然而乞讨也“犯法”！他被关入收容所，每天两顿稀得面上冒着水泡的粥，饿得瞎说了一个来历，原想混到广东的一个农场去，心想总可能比安徽好些，谁知那里竟比白茅岭更惨。最后不得不说出自己真正的来历，于是被押回了农场。
另一位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唐焕新同学也早已逃到家中，由于他家在无锡，上海公安局虽然通令捕他，但无锡公安局却应付而已，到他家去过几次，都被其父搪塞过去。他因此得以在家住了很久。但是听到了有解决问题的消息了，才自动回来的。
开始时，右派队的气氛比较宽松。大家都认为不久便可以回家了，连农场的干部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派来了一个被认为是水平比较高的干部当右派队的指导员。此人之所以被认为水平高，是因为他本来是当分场长的；后来因为搞腐化被降了级。
右派队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经常请农场的一些头目来做报告，大讲所谓的形势大好。其中农场的吕镇中场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是因为包庇他的当地主的哥哥才从市委的职位上降下来当农场场长的。又传说他是一级报告员，意思是说他口才好。报告员而有级别真也是十分可笑。此人说话随便，但也许武侠小说看多了，有些妙语是这个时代不大有人说的。例如有一次讲到越南战争，他说“肯尼迪不过是个啃烂泥的，他斗法那能斗得过我们的胡老道（指越南的胡志明）呢，更不用说咱们毛道人了。因为胡老道不过几百年道行而咱们毛道人却有几千年的道行”。后来他为这句话在文革中吃够了苦，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
头两个月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劳动不重，晚饭后“学习”前的个把小时乘凉、散步、谈天说地。大礼拜时溜到白云山上去凭吊古战场，更多的却是溜到西面不远处的小镇管村去搞吃的。有一次，我也去了管村，走进一家农户向一位中年农妇买吃的，买好后在煮时随便聊了起来，我见她家没有男人便问：“你的当家的呢？”
“死了，给共产风刮跑了。”
“哦！”我不禁为她难过起来。
“现在可好了，日子好些了。…”她说。
这就是说在办人民公社的这阵风中，她家的男口给饿死了。她说得相当轻松，一点不露悲伤，当然她也许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可怜的老百姓啊，那年头，安徽农村饿死的人不不少少，男的比女的更容易饿死，因为他们的食量本来就比女的大。有很多村子，几乎都只剩妇女了。但是后来李葆华当了省长，政策规定允许种自留地，农民的生活又好了一些。于是到处都能听到歌颂李青天的趣闻轶事，有的根本不可信，例如说他微服私访，拿了粮票排队去买米，因为拒绝搭配购买山芋叶磨的粉而和粮店人员吵了起来，被关进了拘留所。然后他说了地址，查出了是大省长；他不肯离开拘留所，弄得公安局长狼狈不堪云云。但老百姓却仍到处传说。不但对李歌功颂德并且对以前死了这么多人毫无仇意。难道他们是善良？而不是麻木、无知？
不久，安徽省的右派也的确陆续地回原单位去了。有的回去后还来了信，说是受到了优待。但是上海的右派除了形式上一批批地解除劳教，成了所谓的场员外却毫无动静。为此，大家十分焦急。许多人写信上访；一有回信就议论纷纷。后来，半天学习也取消了。干部的态度一天坏似一天，显然政策有了变化。然而劳动生产的干劲一时是恢复不起来的。到了收花生的时候，大家边收、边吃、边聊天。这种情况引得分场助理大为不满，然而王英祥指导员自恃从前当过分场长，哪里买那助理的账。两人经常为此大吵。一方认为生产上不去，当指导员的责无旁贷；另一方则胡说什么知识分子最反动、最难管。
然而我们这些人虽同为右派，同为受苦之人，却也各有各的想法。自有几个败类妄想得些好处而做些小动作，有一个叫丁宝康的当过科长的，另一个叫陈开甲的大学生，前者竟然会躲在蚊帐里记录人们的谈话去汇报，后者则为避免被发觉会跳窗、钻洞绕过大家的视线去打小报告。这两个人是因为后来运动中仍免不了事，自己被逼急了无耻地当众说出这些来向干部求饶、讨好、表示他们的确是“靠拢政府，要求改造”的，而被大家看到其真面目的。其他这样为虎作伥的人也还有不少。这种人被大家取外号曰“包龙图”，这可不是那宋朝包青天大人的意思，而是因为上海话这三个字谐音为“包弄大”，善于制造事端也。有了这种奸细，所以那怕是反抗情绪的流露都被干部一一记录在案。我当然成了他们的一个重点目标了。
到了中秋那天，有人发起聚餐。我们大家就将一只竹床搬了出去，聚在一起吃晚饭。吃吃谈谈，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儿不觉已有九点多了。那个夏助理已有两次经过这里，他因为值班而在巡逻；看见我们聚餐很是不满。何况又听见钟亮明当他走过时故意指桑骂槐的话。但又因大多数聚餐的人是场员，名义上是自由的人。地点又只不过是在宿舍门口，尽管有些恼羞成怒，但却一时想不出干涉的理由。
后来，我们吃罢，有人提议去散步赏月。大家便三三两两地沿公路走去，殊不知一场大祸即将降临到我头上了。原来此时夏助理和王指导员正在办公室里为此事大吵，前者要后者干涉我们的聚餐，而后者认为十点钟未到不必干涉。于是，一等十点钟响，这两个人便冲了出来，在宿舍门口未发现我们，就也来到公路边。正好我们往回走，迎面碰个正着，发生了冲突。干部说“你们夜游，违犯纪律”。场员则强调“我们是公民，难道没有散步的自由”？正僵持时，王指导员一眼看见了我，马上涨红了脸，大声吼道“你这个劳教份子想干什么？”接着吩咐“把他关起来”！于是他们带来的两个场员纠察马上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将我捆绑并押解到禁闭室去。就这样，我被关了十天禁闭，后来不了了之地放了出来。
然而，这番不公平的处罚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不但本队的而且其他队的许多人都通过种种关系向我表同情、致敬意、甚至于设法送食物给我。后来还不知怎的，传出了个谣言，说大学生中有一个读书会，李某人是头。这番谣言正好给那王指导员所称右派队难搞一个证明。从此他就此大做文章。而我也因此倒霉了。十月前后，王英祥调走，换了个庄指导员，他不象前者那样大大咧咧、咋咋呼呼，而是表面客气，其实却很阴险。过了不久，右派队就解散，合并到山下铺分场的饲养队去。那里的干部一上来就把我视为有碍他们管理的危险人物。对我心怀敌意，无缘无故地和我过不去。有一次我发烧得很利害，请病假休息，一个张管教队长查房间查到我处，问也不问就说：“你起来，给我出工！”
“我发寒热，有医生证明。”我答道。
“不行，你是假病。”
“何以见得我是假病？”
“因为你是右派。”
“这里全是右派。”我据理力争道。
“你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
“这算什么理由？”我毫不示弱”你还讲理吗？”
“对你这样的人必要时就可以不讲理。”
“必要时不讲理，就是从来也不讲理。”我学着他的苏北腔边讽嘲地又进一步反驳他。
他理屈辞穷便改用暴力，叫来了两个狗腿子，硬把我拖到工地去，我也硬是拒绝劳动在工地上坐了半天。
这些且不去说它。到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忽然开大会，会一开始就宣布将我关到集训队去。
集训队设在山下铺分场五队，又被称为大房间，是用篱笆围起的一所农村房子，房中共有三间较大的房间。这其实是个大型的禁闭室，专用来关逃跑的人的。那时农场里逃跑的人比较多，特别是一些谋生有道的小青年。他们逃出农场，到处流窜。有时被捕了，便被送了回来。这样关在大房间里一则自由比在场员队小，不易逃跑，二则仍能出工劳动。
我那天被送去时，大房间里只有一个病号，其他人出工还未回来。这个病号名叫孙涌霖，还不满二十岁。我问他是为什么被劳教的。他说：“因为白相(32)。”
“怎么样白相会被劳动教养呢？”
“在溜冰场门口冒充有钱人吃吃豆腐(33)，就被户籍警捉来了。”
“怎么样冒充有钱人呢？”
“我喜欢站在溜冰场门口，脚抖抖，啃啃大头菜。”
这话使我大为诧异，不禁更问道“啃大头菜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可以冒充啃鸭肫肝。”
谈了一会，他帮着我把铺盖打开。在对着门的地方有一个用土坯拦住的范围，范围内铺有稻草，其上已有了两张铺。我便在旁边将铺盖铺好。不一会儿，大伙收工回来。有人便和我打招呼。又看到有几个人跑了出去，在院子里商量什么事。不久，有个人便进来对我说话了，先是寒喧一阵，接着言归正传，说晚上要和我合被子睡觉。我说这可不行，我不习惯和人合睡一条被子。他马上露出了凶相和我吵了起来，并且扬起拳头、摆起打架的阵势。我当然也做好应战的架势。这时，大房间的笼头(34)过来劝架了，他假装听了一番我们的陈述，然后貌似公正地批评我说：“大家都是苦兄，理应相互帮助嘛。”
我马上回答道“不错，理应相互帮助。但是我今天初来乍到，有这么多人没被子，我也得看看谁好谁坏，看看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再说冤有头、债有主。你不去找使你们没被盖的人，却欺负我新来的苦兄，是何道理？”
我一副拳大臂粗的样子，又说得对方无话可答。紧张的空气马上变得沉闷起来。那笼头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原是个专业足球队员，在体委任职，却挂名在大中华橡胶厂，算是个工人队的队员。他是因为偷废足球而被劳动教养的，能说会道，一般说来也通情达理，所以在大房间很有威信。晚饭后，他带头唱起了电影流浪者里的插曲，气氛立刻活跃起来。他们说这是集训队队歌。
第二天一早，篱笆外就有人偷偷地来看我，他们俩是我在涛城分场时的朋友，我曾帮过其中一个人一点小忙。他们也曾在大房间关过，由于他们打了招呼，我的处境才缓和了。后来我才得知，那天这些人既说不过我，又未打成架，原打算第二天偷盗我的眼镜以给我个下马威的。不过比较起来那天干部给的下马威却要更有趣得多。
管理集训队的干部是杨队长，人很和气，讲道理，是白茅岭难得的好干部。在工地上他并不多管。倒是一个外号胖头鱼的看门场员喜欢无事生非，这种情况到处可见，真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也。我们那天的劳动是补收花生，工地较分散。我和孙涌霖搭挡，我拿钉耙在前，他则在后蹲着捡。不一会，打老远跑来一个干部，走到跟前，盯着我们看。半晌不开口，然后忽然冲着我问道：“你是新来的吗？”
“是的”我答道。
“你为什么偷吃花生？”
“你凭什么说我吃花生？”
他于是转而对孙涌霖问：“你吃了没有？”面对着满地的花生壳，孙无言以对。
于是这位张队长又朝着我喝道：“他偷花生，你为什么不知道？”。
“我只顾自己劳动，未朝后看。”
张队长想了一想，又问：“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是不是？”
“是的”。
“你在大学里学过哲学吗？”
“学过。”
“都学了些什么？”
面对着这种挑衅，我答道：“学的都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
“那是最基本的。”
见我不再回话，他想了一想又发话道：“那你知不知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当然知道。”
“那他偷花生你为什么不知道？”
等不及我回答，他显然已经得意起来了，马上又问：“你是那个大学的？”
“复旦大学。”
“你们复旦大学我去过。”
他显得有些得意洋洋：“你们的党委书记是谁？”。
“那时是杨西光，现在则我不知道。”
“你们的党委书记我认得！是咱们黄浦分局派去的。”
这时他更得意了。怀着压倒了大学生的喜悦，张大队长大踏步地走了。这就是他给我的下马威。幸而他不直接管大房间，我没吃他多少苦头。然而，象他这样仇视知识分子的干部我在农场里并没有少见。大凡人们之间有差异就会有矛盾，知识分子和有钱人轻视愚民和穷人，反之则愚民和穷人仇视知识分子和有钱人。轻视是错误的，但仇视则更错。一旦象张队长这样的人居然有权管知识分子了，那知识分子就有了“原罪”非吃苦头不可。
大房间里的人一般为多次逃跑的，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能靠偷窃生活。用他们的行话来说，扒手叫钳工，溜门撬窃叫搬运工，专事在火车上偷盗叫做跑二条线，被捕进公安拘留所叫进了庙，如此等等。这些人的品质可想而知。举一个例来说：有一次我隔壁小组里吃饭时闹了起来，原来那天值班分菜的人向来分得不公平，总在自己碗里多分。于是有人看准了，在分罢后提出要和他对调。这原是常有的事，不料前者吃着吃着却忽然大叫起来，原来他在调到手的碗底竟吃出一条蛔虫。虽然有人帮着骂那分菜的人缺德，但大多数却哈哈大笑，认为不足为奇。
尽管如此，但在干部眼里却有一种奇怪的看法。他们的逻辑是：这帮人固然是社会的蛀虫，但不过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而已。而所谓的反革命即思想犯则是要将“社会主义”大厦推倒的人。由此得出我要比这些人坏得多的结论！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我在被关的二十一年中，始终处在被关人犯的最底层。利用刑事犯罪分子来管理、欺凌思想犯是他们的一贯方针，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在他们脑里，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事小，维持他们的统治权是真。 将思想犯看得比刑事犯更坏却也并不是某些个别干部想得出来的，他们不过是秉承其上级的意志鹦鹉学舌而已。正好象我一到农场就最熟悉的一句训辞“再不好好改造就送你们去做肥料。”一样都是源出于他们的最高领导的。
生活在这帮人之中，特别是自己又被当局看得如此危险，他们还受到鼓励来欺压你，日子本该是难过的。然而从我到大房间里的第一个回合来看，他们也并不是完全不讲道理的，只是没有人和他们讲道理而已。他们本该受到感化和教化，但并没有人感化和教化他们。大多数干部或至少当权的干部本身就不是有品德的人，何况劳动教养政策规定的所谓教养本来就是空话。撇开我们这些纯粹受迫害的人不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非缺乏为社会服务能力的人。如若他们有工作做，就不至于危害社会。即使关了进来，如若能吃饱也不至于如此恶劣。特别是那些孤儿，政府不满于基督教会对他们的收养，然而由民政局而公安局，忽地被剥夺了做人基本的自由，整天繁重的劳动，满耳粗暴的训斥，他们安得不跑？跑了以后又怎能不犯法？
所以，我与他们相处时，在生活上大度些，在劳动上卖力些，有事和他们说理。日子就并不太难过去。有人说为什么劳动要卖力？我认为劳动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惩罚，并且用的是连坐式的集体惩罚。我们没有能力逃脱这种惩罚，那么你少干就加重了别人的负担，你的日子当然就难了。当然这决不等于放弃磨洋工的机会，对于那种讨好性的卖力气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对他们说：
“强迫劳动嘛，不强迫当然就不劳动。”
春节前不久，右派队的陈咏春也关到大房间来了。陈当过户籍警，后来以调干生的身份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被打为右派。在右派队时他不和我同小组，为他们组的重点对象。我这才知道我的被关只是我们这些人被迫害的开头。他们被一个个地批斗，强迫他们相互检举揭发。这时候可谓右派发生了大裂变。自有一帮小人为虎作伥，吠声齐鸣。队长们以为有我在，会影响他们发动运动的效果，故先把我关走了。其实他们是太抬举我了，我并不见得有这么大的能耐。这倒反而挑我在大房间里安安稳稳地过了一阵子。陈咏春来此也不吃苦，他是个用功的人，反到有时间晚上就着自制的油灯练习写作了。
我既被关了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右派队动员“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然而因为我平时接触交谈的人并不多，那些伥物也掌握不了我什么言论，所以无非是些空头批判而已。却说有一个和我比较接近的大学生当时正探亲在沪，他写给在农场的另一场员的信被干部拆看了，信中有称那张队长为张秃头的语句。他得知此事，未免担心，假满回农场，正巧在运动高潮。为了逃避被批，他就大量地检举我的言论。当时他的确逃过了这一关，可是几年以后当我再次被迫害时，他反而被牵连而付出了代价，这是后话。他自己尝到了苦果，无需我再谴责。我之所以不提名地写出这事来，是因为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在受到迫害时，本该团结一致的人们却相互攻讦以求自保。这反映了人性的脆弱，抑或人格的低下呢？在经历了如此多运动以后，人们对这种事看得实在太多了。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集训队的安稳日子过了没多久，春暖时分，忽然一天我又被押回了白云山，单独关在妇女队队长办公室旁的一间屋里。这房子一平排五间，我关在最东头的一间，隔壁是管教队长的办公室，再过去是事务长办公室和仓库等。因为我不听他们的约束，总站在窗口张望，他们先是派了一个人站在门外看着，管不了我后，又不许人们走我窗前经过，后来不得不用土坯把窗户封了起来。他们将我秘密地关在那里，似乎象怕人劫狱似的，十分可笑。我这样被关了月余，倒并不感到单身牢房有什么可怕，只是有一天使我伤心极了。那天，场部的施助理开门进来，递给我一小包食品，说：“你爱人来过了，为了有利你的改造，我们考虑不让你们见面。这是她带给你的东西。”
我默默地收下了东西，心里感到气愤非凡。“有利改造”这是什么屁话！我妻子在寒、暑假中来农场接济过我多次，不但路途辛苦，有一次在涛城时回去还因感染而得了肾盂肾炎，成了终生疾病。此次几个月不见我家信，本就着急，不料还被拒之门外。这些号称改造人思想的恶棍竟然如此。若干年后我才得知，当她来到山下铺后，虽未能见到我，但我的朋友黄建基和张亚新等还是冒险去招待所见了她，给她以安慰。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禁闭室闲得无聊，每天用一点方糖屑放在地上逗蚂蚁玩，又过了几天，用土坯隔开的后半部房间里有了声响，又有人关进来了。等押送的人一走，我赶紧敲墙打招呼，原来是陈咏春来了。这墙并不隔音，我们得以交谈。后来我们还发现那土坯墙的顶上留有缝隙，足以传递书籍、纸条。我的单身牢房生活结束了。
又过了不久，我被用卡车押解到了分流庙，那是农场内的拘留所，是监牢里的监牢，则又是一番情形了。
注：
(30)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承认“干了一些蠢事”，应该“让人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于是又开始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除彭德怀等少数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平反，对右派也将甄别。然而不久就又出尔反尔，推翻自己的话。至于不到一年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则更将中国推上了绝路。
(31) 平反后，舒对李说他并未能收到那信。
(32)上海方言，意为玩耍。
(33)上海方言，意为与女人调情。
(34) 笼中之头，指犯人中比较能镇得住大伙的头头。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