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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牧还有个弟弟叫雷汉津，比我大一岁，当时在他父亲的作坊里管点事。他曾带我到作坊去过两次，工人们蒸煮皮革，满屋热气，味道很不好闻。工人们不叫雷汉津“少爷”，而是叫“小老板”。
李永铎、熊孟远很快都找到了各自的同学朋友，分散寄食，积极筹组剧社。只有我在武汉举目无亲，只能寄住在周牧家。我以前不认识周牧，这时却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领着我搬梯子爬上爬下，将我安置在一间旧房满是灰尘杂物而又黑暗的楼板顶上，清扫出一块地方，摊开铺盖就是床，每晚就睡在这里。他知道我不会见怪，这就是信任。三五天后吃饭时，老头儿的脸色就很难看。周牧总是抱歉地看看我，以后索性不上大桌子吃饭，我们俩单独在他的小房间吃饭。我和他父亲从来没讲过话。
经过20来天的紧张筹备，以周牧、李永铎、熊孟远为核心的剧社成立了，大家合计起名为“中国现代剧艺社”，这是仿照在重庆闻名全国的“中华剧艺社”而起名的。“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我们就简称“中现”。成员大多是剧专的毕业生，由曾强担任社长。曾强又名肖本曾，汉口人，比周牧早二届从剧专毕业，在武汉有较多的社会关系。当时武汉有一个“青年剧社”，是三青团办的，负责人丁亚辛，也是剧专的。但由于政治见解歧异，周牧，李永铎等和他们的对立都比较严重，一接触就容易冲突，只有曾强能和各方面打交道而不致造成紧张。剧社成立理事会，周牧担任理事长，成立的费用大部分是周牧借垫投入的。剧社在后花楼街租了一间二楼房间，白天办公，地板画上线就是排练厅，晚上摊开铺盖就是我们大家的宿舍，吃饭在附近的饭馆里包饭，剧社就是这样成立的。
剧社还有两个重要人物周比、章恒，都是汉口人。周比也是剧专生，章恒是育才的，当时二人正在热恋。章恒的父亲是汉口闹市区一家规模不小的甜食店老板，家庭较富裕，但章恒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那种娇骄气。她似乎比我稍大一点，我19周岁，在当时剧社里最小。我们这一大群人排完戏后，有时跟着章恒去她家的店里吃甜食，汤圆、莲子羹、酒酿冲蛋之类。白瓷砖的大灶台就在店堂门口，玻璃橱里高高堆放着削成山形的各种甜食馅，赤豆砂、五仁、桂花、莲蓉等等。店里热气腾腾，生意很好。我们吃完，周牧付钱，但收得很少，象征性的。
剧社必需赶快演出，否则没有收入。选定的第一部戏是《重庆二十四小时》，这戏布景服装道具灯光都比较简单，排练容易。我们这些人都熟悉重庆，这是最好的条件。“炒米糖开水”这样的吆喝声，我们学得很像，通过舞台效果，营造当时陪都的氛围，加上生动真实地表演人物和故事，让沦陷区的老百姓第一次看到大后方的生活。光复后的武汉第一次公演这样的话剧，大受欢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一炮打响后，大家情绪很高，剧社开始有了点钱，还了一些债，大家的生活也改善了。社里还印了些公用信笺，“中国现代剧艺社”在报上也有名了。还设计制作了希腊面具的社徽。紧接着，排练第二部戏，选定阳翰笙的《塞上风云》，这是因为有关系能借到一些服装，置景也简单，戏也吸引人。由曾强执导，孟远协助并任场记，周牧、永铎都上戏，连我也上场跑龙套，主要搞道具。戏中要一只火炉，能看见火苗跳动。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用一个包红玻璃纸的小灯泡放在炉内，上复盖一小块红绸，底下安上一只小吹风机。开电门后红光映照，两角红绸飘闪，从台下看很像火苗。剧中的女主角是借聘外单位的，剧情是蒙古的抗日烽火，蒙古包的布景。剧情很有吸引力，演出又获得了成功，报纸上评价很好。
这时国内局势紧张，停战协议变成了一张废纸。华北、东北到处在打，国民党占了优势。中原区被包围，军调部在武汉，李先念、王震也到武汉。有一天，我走过璿宫饭店，有人告诉我他们就住在这里。中原区有许多突围出来的同志陆续分散来到武汉，再转向内地或苏北、华北。有一些是周牧他们原剧专的同学或有联系的朋友，这时在武汉会合了，剧社就成为掩护他们的组织，也是中转站，供应他们食宿，有些人就留在剧社。记得当时人数不少，剧社里一片红火，是鼎盛时期。陆平和阿侬夫妇在剧社短时间停留，后转华北解放区去了。还有几位也陆续走了。留下来的有鲁虹、肖惠、吴嘉等，他们天天讲解放区的光明，介绍解放区的革命文艺，所谓“普罗”大众的文艺。大家围坐地板上，极有兴致地看鲁虹表演秧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秧歌。很快，我们大家都学起来，唱“兄妹开荒”、“三十里堡”、“朱大嫂送鸡蛋”等，边扭边唱，高兴极了。但为了保证安全，大热天也只好把门窗关上。社里还开了会，关照每一个人要严格保密，特别要保护从中原区出来的同志，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或住下来。鲁虹这个人活泼爱动，爱说爱唱，不大受拘束。肖惠则迥然不同，满脸的严肃，小眼睛总是眨着，隐含着机密，说话三句不离警惕。在他看来我们这些人中间好像也可能有叛徒特务似的，简直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我很不喜欢接近他。这时我才知道周比也是中原区出来的。据他说，解放区也有黑暗，也有贪污犯罪和不平。那时我很不理解。
6月下旬，南京发生“下关惨案”，马叙伦等被打伤；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暗杀，和谈再次破裂，局势突然紧张。曾强、周牧这些剧社负责人也受到了来自官方或明或暗的警告，政治压力袭来了。剧社为了生存，也为了制造无政治色彩的艺术团体的形象，决定演一场大戏《清宫外史》。虽然服装布景等本钱要大些，但预计观众会欢迎，票房价值高，且有利于剧社形象。周牧又能弄到一笔贷款垫付演出成本，于是决定大干一场，全社动员，全力以赴。女主角我们自己没有，只得优选礼聘，并予高酬。由曾强、周牧联合导演，周牧饰光绪，永铎饰李莲英，孟远饰翁同和，曾强饰恭亲王，那位特邀的女主角饰慈禧。排练开始后，为求品质，要求较严，相当紧张，且日益加紧，要赶日程，以至昼夜紧张排练。请了一个搞舞美专业有名气的严正，负责舞台设计和置景。我完全不上戏，跟着严正画布景，钉片子，调胶粉色彩，敲洋钉，景片和“派拉丰”全是自制的，同时我还负责宣传和前台。第一次设计画海报，几个稿子都不理想，最后画了两根相对的龙柱，中间四个大字“清宫外史”，以蓝色为基调，自字红边。但龙总画不好，还是严正帮我改好了，去印时，为节省费用，改成单色蓝色，海报满街张贴。我还印了一份演出说明书，在售票口旁零售。这份收入归我自己，大多和大家一起吃冰棒了。
我还会拉二胡，这是1942年在江津九中跟瞿安华老师学的，这时就有用了，在后台为有几场戏伴奏。特别是万寿山庆寿那场戏，还找了几个人，我们在后台热闹演奏了一番，选用的是民乐《鹧鸪飞》的曲子，效果不错。
《清宫外史》8月上演，开始卖座还不错，但几天后立即衰减。最后卖不到五成座，连舞台院租费都不够，预定演20场的计画不得不提前结束，这是一次大失败，剧社立即陷入了经济困境。政治上又是那样一种白色恐怖逼人的气氛，特务活动十分猖獗，出现了进步青年失踪的事情，武汉附近江面上还发现用麻袋装着扔进长江的尸体。报纸杂志一律实行检查管制。陆平、阿依悄悄走了，行前我将唯一的一件驼绒袍给了陆平。肖惠、鲁虹也去乡下躲起来了。剧社就在这样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下解散了。
在排练《清宫外史》时，我们满怀希望。那时演剧九队和享誉西南的“新中国剧社”都经武汉去上海，武汉的文艺舞台空前繁荣。三青团的“青年剧社”演过一些《野玫瑰》、《天字第一号》之类的特务戏，早已没人看了。九队演出大型历史剧《孔雀胆》（这是他们的保留节目），另外还挂出大海报牌，纯粹的《歌舞》两个大字，大为吸引观众。演唱大后方健康清新的民歌为主的节目，如《半个月亮》、《黄水谣》、《高梁叶子青又青》、《东北四季歌》，特别是《茶馆小调》、《读书郎》等进步歌曲，卖座很好。这是我所知的以歌舞专场最早的售票公演。
有一次，九队队长吕复给我们入场券去参加武汉行营举办的夏夜乘凉晚会。九队演出歌舞，在台上公然大唱《古怪歌》、《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等，行营主任程潜上将及许多高级军官就坐在前排欣赏。我们一直在耽心地看，很奇怪，竞没有出事。不久九队就东下去上海。
盛夏时，我和剧社的朋友们常有机会出去玩玩。中山大道、沿江大道、民生路等一些繁华街道已经太熟，不想逛了。去中山公园玩玩。乘着马车，“得得”的马蹄声慢步跑在碎石路上，坐在车内颠动摇摆，领略着这别样风情也挺有趣。晚上，屋顶花园是好去处，泡上一杯茶斜倚在躺椅上，几个朋友中外古今天南地北地海聊神侃，最是惬意。那时也有冷饮，但不普遍，大多还是泡茶。屋顶花园就是一些大商社的屋顶露天大阳台，摆上几椅，置些花卉盆景，有的还悬些彩色灯泡，播放点轻音乐，颇为诱人，总是客满，常常要加座。高楼顶上总有轻风，舒适凉爽。闷热一天，洗完澡上屋顶花园，那时就是最好的享受了。
去屋顶花园最经常的一个友伴，是从中原区出来的吴嘉。他是四川人，比我只大几个月，面庞清臒俊逸，有股灵秀之气。他原名吴乾元，家庭是财富丰盈的大地主，但他极力要摆脱少爷处境，厌恶那个家庭。刚入剧专不久，就离家出走，以后跟朋友们一起跑去了中原解放区，改名为“吴嘉”，谐音“无家”，意即“无家可归”，一心干革命了。现在突围出来，他还是无家可归，决心不回四川去。他性格内向，不爱多言，尽管才思敏捷，口齿伶俐，声音也轻柔动听，但他总是惜言如金，吝而不语。表述事物，简练数语，绝不重复。听别人说话，也总是淡淡的，很难得露真情，显得与年龄不协调的深沉，似乎对人生世事都看得很透似的。但透过他常常是画龙点睛的三言两语，看出他的聪慧，内心良善而充满热情。对穷苦人民更常显露这种感情。
当时，吴嘉腿上长了一个疮疖，我常帮他清洗脓血，换药，贴纱布橡皮膏。他从来不说感谢的话，总是用充满青春光采的眼神专注地凝视着我，那直是无声而灼热的爱语。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忘不了那多情的凝眸。然而吴嘉却不知何处去了。
正当我们的剧社开始困迫之时，1946年9月末，演剧四队，六队同乘一条登陆艇到武汉，这等于给我们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我妹妹许亚钟（黄予）在六队，却没有来，这时才知道她在泸州就报考了上海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录取后，已在上海读书。好友熊秉勋随六队来了。四、六两队大批人马物资临时住进中山大道民众乐园旁边的大华饭店，那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栋旧楼房，他们分住四、五二层楼。房屋虽破旧，却很宽敞，这就成了我们几乎每天必去的所在。在这里，我认识了四队队长魏曼青，六队队长刘斐章，这两个队有不少知名人物。作家端木蕻良、美术家周令钊、著名导演张客、音乐家舒模等都在这里。我看队员跟四队两位戴爱莲的学生隆正丘、王道溥学舞蹈、练功、排练《马车夫之歌》、《青春舞》、《嘉戎酒会》等舞蹈，几乎成了我们认识舞蹈艺术的启蒙课。更吸引我的是看排戏，印象最深的是看《草莽英雄》，看叶向云带着头套苦练甩辫子，功夫很是了不起，精神更了不得，十分佩服，对叶向云的演技也十分赞赏，认为是个好演员。
四、六两队联合举办的大型音乐舞蹈演出，给大武汉带来了充满生命活力的新鲜空气。第一次听舒模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听了有种新感觉。这首本来很多人都会唱的民歌风格的歌，舒模唱得充满激情。储声虹、刘高林二重唱《挑夫之歌》，那时不懂什么美声唱法，通俗唱法，却知道什么义大利学派之类。储声虹那时年轻，音色浑厚，显出受过良好声乐训练的水准。高林有天生的好嗓音，听得出也受过发声的训练，那时，我也喜欢唱歌。
那段时间，看了四队、六队的所有演出，四队演出张客导演的大雷雨》，朱琳主演。当时话剧中加上六弦琴伴奏的插曲，烘托渲染气氛，很是成功，印象极深。张客的导演水准也很高，我还看了他导演的《孔雀胆》，最记得的就是江俊饰演的车里特木尔。六队演出的《夜店》也使我久久难忘。
我自从重庆离开家以后，一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父母不会知道我在武汉，自以为从此可以和家庭断绝了。我和吴嘉的想法是一样的，那时太年轻，想得太幼稚。当时是国民政府的天下，共产党多处被围攻，但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沮丧，毫不怀疑革命会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那光辉的明天一定会到来。那时我常唱新学会的那支歌：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男女老少来耕种，万担谷子堆满仓。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呀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山那边呀好地方，团结平等好榜样，你要吃饭来做工呀，没人为你做牛羊。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呀爱地方，家家都是喜洋洋！”
中原区的同志突围出来转移，而我却还一心要到解放区去，天天在想办法。去解放区成了我最大的心愿，虽然当时根本不可能。在重庆育才学校认识的一个要好的朋友罗坚，这时也和他母亲一起到了武汉，我们高兴地见了面。但不久他就不见了，听说他乘飞机去了延安，他的运气多好啊！以后才知道他是刘晓的儿子。
有一天，我正走在中山公园附近，被一个军官叫住：“诒光，你怎么在这里？”他肩章是中校，我一看是张鼎兴，他是我家在重庆时的常客，湖南宁乡人，与母亲是小同乡。在什么训练班听过父亲的课，便自认是父亲的学生，口口声声叫“老师”，经常往我家跑，加上与母亲是小同乡的关系，久而久之成为我家一位殷勤的服务员。和安绍涛一样（还有一位周辰），很得母亲信任。办事热情而可靠，我家许多事都找这几个人办，如寻找亚妹啦，找房子搬家啦，买生活用品煤、米之类以及买船票，联络关系等等。这时迎面被他撞见，我立即想：“糟了，他是父母重要的情报员，我肯定躲匿不掉了，他会立即向南京报告，家里会来找我的。”可是面对面，无处可躲避，我也来不及准备，只好仓促应付：“呵，我才到不久，你怎么也在武汉？”“我在装甲兵学校当教官，走，到我那里去谈谈。”我说：“不去了，改天再去看你。”他问我住在那里，我只好把地址告诉他。他又问我家里知不知道，有没有给家里写信，我说还没有。他说：“诒光，你知道你父母到处找你吗？你应该回去，在武汉有什么事情未了，我可以帮你办。我也可以陪送你一道回家，你看好吗？”我只得支支吾吾说好的，我来找你吧。他掏出钢笔把地址写给我，就分别了。
果然，不久就接到父亲来谕：
“光儿如晤；巴渝别后，不知汝去向，吾与汝母焦急万分，四出探询，近始得悉汝在武汉尚安，心始稍慰。望汝速来一禀，并即刻启程来京，全家均极盼望，切切至嘱。父字。”
这时我正梦想去解放区，仍不回信，还是决心脱离家庭。不料，未久忽接电报，说母亲于某日乘飞机来武汉，这使我大吃一惊，那天急赶往机场迎接。
机场在武昌，那时没有长江大桥。我雇了一只“划子”过江，又雇了一辆黄包车直奔机场。一大早就忙，20多里路，车夫跑得浑身汗湿透。正是盛暑，我穿着短裤，拉起黄包车的伞棚档太阳，可是两腿裸露，晒得通红烫痛，第二天就掉了层皮。
到机场，一片空旷，连候机室也没有，只有一座简单的普通房子，既无乘客也无服务人员，也没有航线航班时间揭示牌。打听后，才知今天南京飞武汉的飞机改了期。那时没有定期航班，也没有什么旅客。如果像今天，只消打个电话就免得跑冤枉路了。那天白跑一趟，再乘那辆黄包车回来，真辛苦那车夫了。
从那以后，我恢复了和家庭的联系，写信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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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剧艺社垮台后，人马星散。熊孟远去了上海，李永铎去南京演剧七队（队长李世仪是剧专前届校友），周比找个学校去教书，曾强、周牧家都在武汉，只有我孤身一人，这时失业了。但周牧整天陪着我，仍然照料我的食宿，极尽兄长之责，使我当时竞毫未感到失业的苦忧，仍天真地笑呵呵度日。周牧还常给我讲世事多变幻，正反、顺逆、好坏、明暗、喜忧等等都是互动并存的，用各种比喻让我理解，以消释一切脱离实际的幻想。其实他只比我大三岁，却显得十分老成，益发使我敬重他为大哥哥了。
曾强这时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他和周牧总在研究找工作，每天这样闲呆着总不是办法。他们从各方面收集资讯，一起分析研究得失利弊，看哪件事可做或不可做，我只在一旁听着，一点不担忧，好像有靠山。他们曾去试过几次机会，但都没有成功。周牧还劝我先回南京家去，我坚决不干，说那样岂不是不革命了吗？周牧又耐心地开导我，革命也要根据形势变化而采取措施，先解决吃饭问题，不然怎么能革命？我还是固执地不肯走，非要和周牧在一起，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会给他造成多大负担。
有一天曾强带来资讯，说市广播电台招收播音员，我们决定去试试。按照规定的日期，我们三人到了广播电台，我第一次进入这神秘的地方。笔试很简单，主要是面试，报名的人一个一个单独进去。我进去后，四面都是绒幕，屋中央一盏吊灯，只有一位主试人叫我坐在他正对面开始对话。他40上下年纪，眼珠在镜片后灵活地闪烁，是在观察判断吧。他问我姓名、年龄、学历、家庭情况、现住址、为什么要来报考等等，又突然提了两个国际知识之类的问题，例如：“德黑兰在那里？德黑兰会议是什么内容？”“诺曼第登陆为什么叫第二战场？”等类，我自幼即喜爱读报，养成了习惯，又历来对历史地理感兴趣，因而能较轻松地回答了他的提问。然后，他领我到另一单张桌子前坐定，桌上铺着丝绒台布，亮着一盏台灯，放着一架“麦克风”，桌上摊开一张印好的稿件，约二千字。他叫我先阅看默读一遍，三分钟，然后对着“麦克风”朗读，做实习播音的试验。我照办了，由于从小学起就参加过讲演比赛这类的训练，长期说普通话，阅读也灵敏，因而轻松自如，一点也不紧张。考试完毕，从帷幕后走出一男一女，手里都拿着笔和簿子，原来他们在幕后用收音机监听判分。他们微笑地看着我，向主考人默默地略一点头，戴眼镜的那位说：“你可以走了。”我出来，曾强、周牧又先后进去。考完回去后，过了不到十天，我就收到电台来信通知，录取了。周牧、曾强却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后来听说报考的有一百多人，只录取男女各一名。我很高兴，但表面上不敢太高兴，怕有伤他们俩位没有录取的自尊和情绪。我准备按规定日期去报到，但周牧突然劝阻我不要去。他说让我一个人去到那样环境很不放心，那是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像我这样年轻幼稚的人单独进去容易出问题，假如我们一起进去或许好一些。而这样的机关当时大家还拿不准，会不会和特务机构有关系，万一进去了就受控制出不来怎么办等等。考虑到这些，还是不去为好，我觉得他说得有理，就放弃了。
周牧有个同学叫黄侅，又是黄陂同乡，在武汉一家报纸当编辑。当时武汉最大的报社是《大刚报》，还有多家小报，周牧就托黄侅找机会进报社工作。正好有一家报社急需人手，黄侅就介绍周牧和曾强去，曾强说他在汉阳找到了工作，叫周牧和我进报社去，于是我们就开始转入了新闻界。
这家报社是《中华人报》社，是民办报纸，社长杨半农。我和周牧第一次去见他，他穿着一套蓝哗叽的三件头的西装，秃顶，40多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说话带鼻音，听口音像安徽人。此人极平和，不故做庄重，讲话随便漫道，随想随说，很容易接近。他毫不犹豫地接受我们两人进了报社。这时是1946年11月。
这是一张四开小报，立场是中间偏左，杨半农的政治背景不详，有人说他是“民盟”的，也有人说他也接受“中统”的津贴。还听说他曾经留学英国，是位学者。他每天自己到报社审看稿件和版样，有时还写写社论时评，好像就是他自己既主笔又兼总编辑，报纸上发行人也印的他的名字。当时我们不管这些，反正从报纸上看这家报社政治立场还可以，至少不反动，我们就搬进去了，吃住都在报社。
当时报社不景气，处于困难时期，据说员工已发不出薪金了。我们进去时，讲明先不发薪金，供应食宿，工作三个月后再起薪。一进去，几天功夫就发现社里原有员工都在叫苦，编辑记者们见不到几个人，四个版面的编辑只到夜间发稿时来一下，赶完就走。还有的甘脆不来，在家里编发稿子。只有排字房和印刷间的工人们每天坚持正常劳动，在社里吃饭的也大多是这些人，我们和他们同桌吃饭，在那时是很希奇的事。但接触后，大家渐渐了解，没有人瞧不起我们。工人们对于报社的困境也理解，他们对杨半农也同情，没有人骂老板，也没有闹过事。周牧进报社就当助理编辑，协助编第二版，文教、体育，我先当校对，和报社里原有一位50来岁的近视眼先生每晚看小样。那位先生缄默不语，埋头工作，认真负责，但校稿很慢，效率不高。我校起稿来，快马如飞，不用看原稿，除非有个别不很有把握的词字才找原稿查看。那时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校阅全张报纸也不在话下。工作完毕常有余暇，便帮周牧分稿、改稿，也看别的编辑发稿，画版面，初步了解编辑部的作业。这时杨半农自己编一版要闻，也许他是想培养我，常东一句西一句和我搭讪，并教我版面怎样编排。仅仅十来天，第三版的社会新闻那位编辑先生不辞而别，周牧便奉命去编第三版，第一次独当一面编一版，周牧大展身手。但社会版必须是记者当日采写的新闻，现在我完全想不起这家报社有几位元记者，只知道有几位，也见过，但却没有什么联系，今天连一个都记不起来了。这些先生们采写的稿件，有的潦草之至，甚至我要重新抄誊。那时所有的稿件还未盛行用稿纸，大多是直线纸，还要计算字数。有些地方新闻稿还留有空白尾巴，要等事情发展，等着填入数位和结果，有些还要查对核实，打电话就很忙。还有些当天的事各报都报导的，要与有交往的报社编辑通电话联系，交换补充。有许多本来是记者们的事，他们找个借口拍拍屁股走掉，说句“拜托了”，就交给我们去联系“续貂”。周牧忙不过来，我就帮他发稿，也用红笔在稿件上划线划圈，什么“宋二”、“黑粗一”、“长仿四”之类的主标、副标就划起来，每天晚上忙，但却高兴，一点不觉累。慢
第二版文教版的编辑请了病假，杨半农问我能不能接替，我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很高兴地接了过来，正巴不得自己有块园地好一显身手。杨半农当然也高兴，省去了情商、讨价还价等许多麻烦，于是我和周牧就一人一版，当起了编辑，既无名分，又无待遇，只干实事。实际是我们俩合编两版，共同合作，不分二、三版，有时周牧选稿改稿，我拟标题，或者反之。总之我们俩是选审稿件、编发、排样、校对一齐干。这中间也闹过不少笑话，我发的稿到排字房，经常发生问题。或是标题字型大小大小配置平衡失当，长短序列失调，或是文稿字数与铅字实物不符，放不下或空一截，画的版面更经常顶牛，拼版工人无法安排。每逢此时，我都亲自去排字房，工人师傅一口一个“许先生”，这里也不对，那里也搞错了，我一一虚心接受，当场商量怎样改好。工人师傅们不但不嘲弄取笑我，反而很喜欢，帮我出主意想办法。日久天长，我和他们建立了感情，每天都要往排字房跑，闻惯了油墨香味，还帮他们一起干，将铅字还原到宇架上去。看着排字工人一手捏着稿件端着字盒，一手从铅字架上聚精会神的拣字，两脚不停来回走动，精神高度集中，深深体会到他们的辛苦，一个晚上确也够疲劳的。时间一长，他们和我已经熟到不分彼此，很愿意互相在一起，我向他们学会了许多知识，我编发的稿件版样完全合格了。
编副刊是两个人，但那位主编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他很少到报社来。每天坐在编辑部编副刊的是宋肖虎，他也刚近30岁，人很和善，但总把我看成“小孩子”。我很喜欢去看他编副刊，经常往他房间跑，只见他总是很从容不迫地从大堆的旧报刊杂志上阅读画图，然后剪贴，加上少数写的稿件，拼成一块版面。这使我感到很新奇，曾经喋喋不休地问过宋肖虎许多问题，他却懒得详细回答，总是说“你慢慢就会明白了”。我奇怪，为什么不找人多写些稿子，而要从旧报刊上剪贴？他笑了，说哪有那么多新稿子，每天都要好多文章，怎么来得及？只能有一两篇新写的，其余都靠善于从旧报刊上选配，他说其他报纸的副刊也都如此，副刊编辑的主要工具就是一把剪刀，一瓶浆糊，我这时方知道这个秘密。
解放后，50年代晚期，我曾偶然地从报刊上发现《旅行家》杂志的编辑有宋肖虎的名字，那时自己已罹祸当了“五七战士”，不敢和他联系，以后遂不知所之。
1946年11月，熊秉勋随演剧六队来武汉已两个月了。我与小熊在重庆就是好友，这时重聚当然无比欢快。小熊和周牧也是亲如兄弟，他也就常和我们一起上报社，晚上去看我们编报纸。他吸烟甚多，我此时也已是正式的“烟民”，特别是熬夜，不吸烟简直不行。周牧也是这样，不过我们相互劝戒尽量少吸。倒不是为了健康（那时对吸烟的危害还远没有现在如此普遍认识），而是因为没有钱。“华福”根本买不起，“美丽”、“白金龙”也很勉强，只能吸粗劣的廉价烟。小熊可不一样，他们队里还发银元，能买较好的烟吸而且有一个漂亮的烟盒（塑胶制品，那时很为奇。什么“玻璃牙刷”、“玻璃皮带”，全是美国货，正充斥市场），还有一个精巧的打火机。于是我们就沾他的光，经常有较好的烟吸了。
有一次，小熊买了一盒美国烟“多米诺”（DOMINO）味道很香，价钱也不贵，我们着实共同享受了一番。可是又感到这不对劲，中国正在打内战，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支持蒋介石，帮他空运、海运大批美式装备的军队去东北、华北进攻解放区。城市里到处是美国吉普车载着趾高气扬的美国军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旁若无人，国人皆怒目以向。美国货又在我们的市场上大倾销，从牙刷、裤腰带、削铅笔刀、剃须刀片，到可口可乐、奶粉、麦片、衬衫、领带、西装、彩色电影大腿肉感片等等，无所不包，这不是军事侵略（通过蒋介石这个代理人）加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吗？买美国货就等于是把白花花的银子送给美国，让他去制造枪炮再来打我们的同胞，这岂不是犯罪！我们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共同分析，互相补充，立即统一认识，相约抵制，从此不买美国货，并发动所有的朋友共同行动，很快得到了回应。我们自己身体力行，有时到商店还利用机会适时向购物的群众宣传。对于那些崇洋崇美打扮入时的青年男女，我们都投以鄙夷的目光。尤其是那些跟在美国人后边、也穿上美式军装、学着说“yes，sorry”放洋屁的洋奴，我们更切齿痛恨。那时杨半农已把一版也交给我们编了，编辑部里经常是只有我和周牧两人。我已经在报上发表了一些小块杂文，时评之类的文字（现在想来肯定是非常幼稚的），给自己起了个“柯克”的笔名，这是从英语“公鸡”（cock）的译音而来，认为中国革命处于胜利的前夜，即将迎来黎明的曙光，雄鸡报晓高唱之意。
一天晚上，小熊来编辑部，讲他白天所见，对洋奴深感痛恨，写了一首讽刺诗。周牧和我看后都有同感，三个人一字一句斟酌，一起修改，当晚就发排，第二天报上刊出了。小熊原题为《不平凡的人》，周牧改为《可不平凡》，我说前面再加个“咦”字，增加讽刺意味，大家同意，结果刊出的标题就是《咦！可不平凡》，也用的“柯克”署名，这首讽刺诗刊出，至少我们心中是大快的。
晚上编报，聚精会神地紧张忙碌，等看完大样校改完毕，总是黎明拂晓。走出编辑部，到小摊上随便吃点早点，进宿舍赶忙上床，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过午。这样的夜生活日复一日，也没有什么营养品，现在想来真吃不消。但当时却全不在意，毫无困倦不堪之感，天天都是精神十足的。到底那时年轻。
下午的闲暇时间大多是泡茶馆，和周牧、小熊，有时还加上曾强、黄侅等。一壶浓茶，几只茶杯，可以喝到茶水发白，花钱最少而最自在。朋友们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内容丰富，从不重复，故尔乐此不疲。
一天在茶馆，忽来一位老先生相士。此公花白胡须三寸余长，头戴黑呢礼帽，身着一袭灰布长衫，手持竹竿布招，上书“麻衣神相”。在茶馆里转来转去，到我们茶桌前忽然站住，目不转睛地对着我看。我感到不自然，便和朋友们交谈，故意装得轻松不在乎的样子。可这位老先生就是不走，仍盯着我不放。小熊发现了，就说“他要给你看相呢”，我说“别胡扯了”。那时我很进步，根本不相信命相之说，一律斥之为封建迷信，否则岂不又影响自己的“革命性”了吗？说完我就转个身，换个方向不面对他，使他无法再看。不料这位老者随着我的转动竟也围着桌子转起来，并且直接向我走近问道：“这位相公贵庚几何？”我装着没听见，又转过身去与别人搭话岔开去。老先生从容说道：“老朽浪迹江湖，识人甚多，今愿为相公一谈命相如何？”我再无法掩饰，非常不好意思，脸也红了，不知所措。周牧等就帮我解围说：“我们不看相，你请走吧。”老先生说：“这位相公面相不凡，乃大富大贵之相。只可惜这右脸颊上一颗痣，此痣名’滴泪朱砂痣’，如不除将有牢狱之灾。老朽愿为相公除痣，详谈命相，可以不收钱的。……”没等他说完，我急忙起身说：“我们走吧。”其余的人也跟我一起走出了茶馆。
当时认为他完全是“胡扯”，根本不信。我面颊上鼻右侧眼下方确有一小痣，微黑，自幼即有。让他这一说是“滴泪朱砂痣”，还有“牢狱之灾”，真是莫名其妙。不料，12年后，即1958年，我因被错划右派而无辜入狱，果然应了当年老先生的预言。是相术神验，还是巧合？自己也不知道。
5
时局恶化，形势日益紧张。继南京“下关事件”马叙伦，阎宝航等被打伤之后，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暗杀。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沈钧儒、郭沫若等在南京奔走调停失败，国民党限令共产党交出哈尔滨等城市和苏北、山东解放区。11月，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大肆庆祝的同时，召开了“制宪国大”。一时乌云蔽日，到处出现白色恐怖，武汉也经常发生逮捕、镇压等事情。
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迫。通货膨胀使钞票贬值，日甚一日，乃至一天要涨几次价。有天我在街上过了午餐时间，摸摸口袋里只有三干多元，勉强够吃碗牛肉面。走过一家饭店门口挂牌价钱较贵，只好往前走另选一家，这家门口的牌价，一碗牛肉面正好三千多元，我的钱恰巧够。但我想，也许前面还有便宜一点的，便继续前行，走另两家，都超过这价钱。眼看没有希望了，急忙回头到先前看的那一家，不料牌子也换了，也涨价了，一碗牛肉面也吃不成了，只好吃一碗阳春面。
冬天来了，气候寒冷。编辑部里火炉一点存煤已烧光，晚上不生炉子简直无法工作，报社又没有钱买煤，我和周牧两人到处找可烧的燃料。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先设法把炉子点燃，起先还能找些碎煤，煤核之类的烧烧。后来，工友们帮忙弄点碎木屑，破木头烧烧。到最后山穷水尽了，只能烧废旧报纸，烧一阵取暖。这以后连废报纸也没有了，唯一存的只有白报纸，这是报社的命根子，但实在没法子，也只好烧白报纸来取暖了。一面烧、一面痛心，烧几张、取点暖，再呵手跺脚地继续工作。报社的经济状况已濒临倒闭、只能勉强维持伙食，但仍坚持每天出报。
年末，北京发生了“沈崇事件”，美国大兵在北京强奸了女大学生沈崇，引发了以学生抗议示威为首的全国性反美风暴。在此前，南京人力车夫赖大被酗酒的美国兵戏耍扔进河里淹死，武汉的美国兵在一场舞会上集体强奸中国妇女等等，已经积累了群众许多的愤怒，这时一并爆发。武汉也举行了群众游行，高举着“美国兵滚出中国去”的横幅，呼喊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这巨吼声在江汉关上空震荡。
我和周牧在报上接二连三地写文章抨击政府，大长反美声势。报社这时已经临近关门，1947年新年就准备停刊。杨半农为维持报社的生存四出奔走已久，这时又去外地求救。报社内人已走空，只有我和周牧两人苦苦撑持，工友们也走了许多。但我们下定决心，只要有一口饭吃，也要把报纸出下去。这样迎来了1947年的元旦。
新年过后，我们仍然坚持天天出报。排字房印刷间的几位工友也决心陪伴我们撑持到底。眼看年关春节一天天临近，这日子怎么过，还能维持几天，谁也不清楚。但不去想它，不去愁它，我们还是天天编报，天天写抨击讽刺文章。半个多月后，我写了一篇短文，直接涉及到武汉警备总司令部。当时的警备总司令是郭忏（后任军队联勤总司令），文章发表的当天是星期六（1月18日），立即接到警总的电话，说郭总司令“约柯克先生去谈话”。周牧接电话，推说柯克不在。第二次来电话，周说：“我马上去找柯克，叫他立即到警备总司令部来。”这时我就在他身旁。放下电话，周牧就叫我快跑，知道要抓人了。我俩紧急商量，无处可去。再过两天就是年三十了，何处可藏身呢？周牧这时异常镇静，叫我跟他走。我问：“到那里去？”周说：“下乡。”只有到乡下去才能躲过这场搜捕。于是，我俩匆匆忙忙去黄陂周牧老家，小熊和我们一起去，对外就说是去周牧家过年（1月22日是大年初一）。
从武汉到黄陂乡下周牧老家不远，我和小熊随周牧当天下午就到了，那已是腊月二十八了，家家都准备过年，几乎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但由于周牧这位雷家大少爷当时还是新婚不久的新郎倌，可能照顾他的面子，雷家对我们还很热情，表示欢迎。天气很冷，屋里却都生了火，每间房子都暖融融的。周牧很勉强地让我们见了他的夫人，但这位嫂子却只见了一面就忙着去厨房操劳了，是一个农家主妇，只做事不说话。周牧特意将他的新房让给我们住，实为最高礼遇。我和秉勋两个毛孩子不知天高地厚，毫不谦让，居然大模大样住上了。
农村过年是特别丰足的，每天大鱼大肉地吃，晚上新床上锦绣鸳鸯被盖，十分暖和。我们俩同被窝睡，一人一头，半夜竟热得抖开棉被。
大年初一，大雪纷飞，我们随周牧出门赏雪，到处是拜年的人，一见面都拱手作揖，大声“恭喜”，到处都是喜气洋洋。过了正月初三，我们回城。
《中华人报》已经关门，员工都走了，我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遣散费，又失业了。那时真奇怪，竟然毫不紧张，没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不记得是怎么一番活动，周牧和我都住进了青年会的一间房子，这是楼上一间公用活动的房子，白天开放公用、晚上我们打地铺睡觉，黄侅、曾强和我们在一起，当然最密切的还是小熊，那时他开始学会骑自行车，每天找机会去骑车玩。常常拿钱给我吃饭。
今后如何打算呢？周牧准备进黄侅的报社，黄已当《正义报》总编辑，周牧、还有一个贺捷都进《正义报》。他们再次劝我回南京家中去。
元宵节之夜，黄侅还带领我们去参加了武汉新闻界同仁的一个舞会。黄侅一米八的身材，魁梧健壮，脸上须毛旺盛，刮得很干净，衣着也挺括。他以大哥哥的身份对我很亲昵，常会和我谈天说地，在一起很愉快。
元宵节后不久，2月10日，哥哥忽然从南京来，奉父母命，我俩去湖南安葬祖母、外祖母两位老人。外祖母近期去世，祖母则早几年已逝，灵柩暂厝而未葬。准备起程前，哥哥也在青年会这间小房里睡了几天地铺，和周牧、秉勋都见了面。几天后，我俩乘车先回故乡湘乡，办祖母的丧事。祖母灵柩停放在祖居“起昌阁”老宅。这“起昌阁”我们从小就知道，却没来过，这是第一次。祖父晚清荣中翰林时，这是以皇帝的名义敕建的翰林府第。祖父学名“起枢”，父亲学名“昌威”，故以“起、昌”二字命名为府第名。故乡族人多，都是我们的长辈，我们都不认得，住在这里的有许多家，我们是“翰林的孝孙”被隆重接待。为“翰林娘子”（我祖母）办殡葬，可是地方上一椿大事，有一大帮人在主事，我们只能听命。先是去东门外祖坟地请风水先生卜择墓址，然后是请和尚做法事道场，出殡那天我和哥哥披麻戴孝，匐伏跪地，见人就磕头。48个壮汉抬灵柩，有相当规模的仪仗队，前导吹着人抬的大啦叭，一个放铳的，锣鼓唢呐，还有高举“万民伞”（祖父在台州知府离任时当地乡绅献赠的）和旌表等旗幡和挽幛的，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哀荣。起灵出户，放了一排排的大响炮，湘乡县城北正街那时还是石板路，街道两旁挤满了人群，斜对面不远处一家“许和泰洋油铺”首先挂出长串鞭炮鸣放，并在店前设奠焚香路祭。殡仪队行进很慢，沿途设祭的很多，我们都要下跪磕头致谢。一行吹吹打打出东门，墓地早已筑就，有众多亲友在墓地迎灵，又是一番仪式，几位法师诵经引柩下葬，入土当即封顶立碑，举行祭奠，焚化扎纸和银锭等，直至下午才完毕，这一天真够累的。
回到老屋，大设筵宴答谢所有吊念者和送葬人士，散发包银，一切均有专人安排。
在湘乡，前后不过十天左右，集中办这一件事，其他地方均未去，也未到各亲长家拜谒，因时间紧迫还要急急赶去宁乡。
从湘乡乘汽车去宁乡，那时没有客车，只能搭乘顺路卡车。去的地方是宁乡县檀树湾油草铺下落铺，一切手续都由哥哥去办，他带有父母交待的详细位址和有关联系人名单。这地方我们都是第一次来。自己带的行李什物打成一个被包，往卡车上一扔，爬上车在黄尘滚滚的土公路上飞驰，下得车来满身黄尘，连头脸全“蒙尘”，眼睫毛也沾满尘粉，那时似乎也不以为怪。
外祖母李国基，生于清光绪三年（丁丑），西元1877年，与外祖父是自幼家庭定的婚姻。外祖父20岁起就在外闯荡，奔走革命，两人长期不在一起。1906年外祖父从日本奉孙中山命返湘建立革命机关，并与禹之谟领导群众公葬陈天华、姚宏业，轰动一时，但也未能返宁乡家中，外祖母来长沙服侍才共同生活了约两个月。接着外祖父又遭清廷通缉逃亡，直至民国成立后回国，1912年冬才再返湖南，之后讨袁护国再逃亡日本。1915年潜回上海租界，外祖母领着独生女（我母亲）去沪，从此离开宁乡故土。直到1940年春，我们全家去重庆，她老人家才从常德被送回宁乡故居，1946年逝世，享年70岁。
外祖母逝后，父母曾汇款委托亲族乡里代办殡殓，我们此来是筑墓安葬。哥哥带了一笔钱（多少我不知道，我从不经管，哥哥也不告诉我，估计可能为数不少），作为两位老人的安葬费用。外祖父兄弟姐妹长年在外，故乡已无近亲，只在一位我从不知道的亲戚家借住。外祖母生前无土地房产，却将父母汇寄的款项作为借贷放账，债户不少，大部分均已归还，但还有两三户在外祖母死后仍未归还。我们去后有一项任务就是讨债，在亲友的帮助下，还算顺利要回了两家，而有个叫许子美的却硬是不还。此人在乡里有恶名，众人畏惧，不好惹。我们去见到这人，并非穷人而实属中上农户。许子美时年40余岁，穿戴整洁，甚至有点阔气，头上一顶无沿氊帽就非一般农民所戴。此人健壮精神，目光炯炯，读过不少书，嘴能讲，在乡下以讼棍闻名。显然懂得法律。他家院场宽阔，养不少鸡，去要过几次债，谈过几次，他从容不迫，口若悬河。不还钱的理由是外婆也欠过他的钱，而且不止一次，还欠他养鸡的饲料、鸡仔等等。算不清的帐，最终我们还是没讨到钱，毫无办法，认定这是无赖，只得作罢。
墓地是早已择定，我们去联系施工的。找到一位彭大叔，他找了七八个小伙子挖土修墓，其中有个“袁三伢子”，比我还小一岁，是最年轻的，人长得清秀精干很伶俐，讨人喜欢，我们很快就熟了，劳动休息时他总和我在一起谈得很开心。
筑坟修墓施工紧张，彭大叔带头劳动指挥，认真负责。还请石匠刻了一块墓碑，落款就是“兼祧孙许诒光立”，因为我自幼过继给外祖父的。又是一番隆重的丧葬礼仪，为外婆披麻带孝筑墓完成，我们就走回归路，哥哥直接乘火车回南京，我先回武汉，已近3月末了。
回武汉后，周牧已入《正义报》工作，很忙。秉勋也很忙，六队正在上演《夜店》，但他们仍挤时间陪我。我看了几次《夜店》演出，很喜欢这个戏。后来周牧叫我去一个职业学校教课，我觉得自己撑不起老师架子，也不愿教书，没有去。5月初回南京了。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