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分流四队被军代表宣布为反革命并逮捕后即被送往总场附近的放马场拘留所。这是在分流庙拘留所撤消后重建的拘留所，其监房是很正规的，牢门很结实。我被关在一间很小的单人牢房里。等押送的人一走，隔壁大房间里就有人从观察孔里向我喊话，问我是谁，我答复后，对方就乐了，告诉说右派队的黄建基、张亚新、王令康、姚福申都已于当日下午关了进来，各人都分别关一间。我随即大声地呼喊他们的名子，但他们都不敢回答。
当晚，即被提审，审我的有六、七个人之多。还是那老花样，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进来。我出其不意地回答说：“当然知道。”
“那你交代罪行。”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你们同时抓了右派队的某某等。所以必然还是那件事，但我已为那莫须有的事被冤枉关过两年半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我们并没有说你是什么事，反正人民政府抓你就是你有罪了，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我没有任何事可交代的，当时冤枉我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之事，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有，可以马上枪决我，但既然你们又一次地迫害我，如查出来并无此事则对我要有个交代，那时我要求赔礼道歉。”
就这样对峙了很久，当然我也被迫向他们详谈了当年被关分流庙前后的经过。审讯进行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带上手铐押上吉普车，专车送往上海思南路拘留所了。思南路拘留所即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位于思南路建国西路口。这房子现在已拆毁重建了。它是原法租界时的一个拘留所，红砖墙的四层楼房，其内部结构和上海市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是一样的（后者为五层），但有木地板。这房子内部象一条船。船的客房成了小牢房，不过每间房只有1.4m×2.6m大，却要关四个人，其中还要放一只马桶。船的甲板则是走廊，这走廊很宽，被称为阳台，它又分成内和外阳台两部分，中间隔着用栏杆围起的长长的约一米宽的孔，孔上有铁丝网，但倚着栏杆可往下往上同时观察几个楼面。所以平时看守就可在外阳台沿外墙巡视，有意外时还可使用那里的警铃。
关进去后的第一个月是完全不闻不问的。这里每日两餐，上午粥下午杂粮，杂粮是山芋干或小米，这小米是喂鸟的那种碎米，饿得可想而知。我这一层的两个看守可说是世上少有的恶棍，年轻的一个专喜打人，在我关处过去几间关着一个体育界的人，常听见他被叫出去挨打。说是和他比试比试，他当然不敢还手，摔得地板砰砰响。
年纪大的一个脸上的黑痣上长着一撮毛，象贼一样轻手轻脚地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如若监房里正说笑着，就会罚你站，如若不服就上铐子。有一次我拿到的一份饭是馊的，大家说可以报告，我就等一撮毛走过的时候向他报告，他说“是吗？”就用脚将饭踢到我够不到的地方，我们都以为等一会儿劳役犯会拿饭来调换，谁知我就此被饿了一顿。
我在半年中关过两个号子，在第一间中遇到了一位姓彭的，也是复旦的教师是个思想犯，但胆子很小不敢说案情，关了没多久，一天晚上送来了一个老人，这老人混身散发着臭气，是因为臀部长着个恶疮。他是因为十几年前检举了一个特务，对方被判十五年去了青海，如今反过来检举他说他们原是同伙。我们都笑他活该。这样我们五个人挤了一晚，谢天谢地第二天我换了一间。
这间同监的一位陈姓青年是化工厂工人，他的案子可笑极了。他买了一台有短波的收音机，偶然听到了美国之音，听到可以写信去，他觉得很好玩，难道可以把信寄到电台去吗？就试着写了一封，又不知寄香港的信该贴多少邮票，又听说如将信封剪去一只角可以便宜些，就贴了国内邮资并剪去信封一角。这样一来他就以偷听敌台罪被捕，收音机算是“作案工具”被没收。后来熟悉了，他问我以后该读些什么书籍，我开玩笑说你最好先学学邮政章程。
另一位姓王的青年是来自劳改一队，即上海劳动工具厂的，那厂是个劳改工厂，生产的扳手内销为劳动牌，外销则称为白象牌。他在被批斗时被打得右手肘关节脱臼，喊痛时还说他装病，不给医治，在关拘留所时那关节已成直角地硬化了，不免终生残疾。
黄姓老者的经历就有趣了。他是黄岩人，小时家穷到上海来谋生。先是在今襄阳路的一家裁缝店里做学徒。有一次他将一面盆洗脸水往马路上一倒，恰巧被巡逻的法国三条杠巡捕看见，要罚款一元，他无钱认罚就被关进捕房。被判决拘留二十四小时，关在里面吃了三顿，每顿三只烧饼。说得大家羡慕不已。
成年以后，他因一个舅父的介绍进了法商电车公司当查票员。有一天下大雨，他仍不偷懒，上上下下地查票，这又恰好被查岗的法国大班看到了，觉得这人不错，便通知手下一个管事的叫他某日去见大班，意思是要提拔他。管事的对他说了，但他从没和外国人说过话，不免害怕，就问不去行不行，那人也不说明原委，说那就不去吧。其实那管事和他舅父是不和的，当洋人问他某人为何不去时不知说了些什么，洋人一怒之下反倒使他丢了饭碗。
他又到一个德国人开的牙科诊所去学徒，可是一位护士看上了他，他不识风情惹怒了她。又被辞退。
总之，一一说来，他在旧社会换了二十种以上职业。其中在抗战时也因参与将西药运往杭州帮助游击队而坐过日本人的牢。那是关在今虹口公园处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一人一间房，有床，白天不关门可以上厕所。吃得饱，只是害怕得慌。但一口咬定并不知道药的去处，自己只是为了谋生赚钱，也就没事了。大家听了对比共产党的监狱，后者主要是关得太长久，又饿得发慌。但因为自己并不犯罪，所以新来时义愤填膺，关久了已是司空见惯，从来没有人有害怕的感觉。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古话。
49年时，他那时的工作可以南下，但有朋友对他说，你是苦出身，共产党来了只会对你有好处的，就留了下来。果然，那朋友介绍他在徐汇区区政府中找到了工作。在初期的历次运动中，他凭着出身好，节节高升，当上了主管菜市场的工作。后来到了困难年头。又去乡下搞四清运动。乡下的菜贩子对他招待周到。那时他的一个嫁到香港的姐姐送给他一块进口手表，乡下人看了羡慕不已，一定想要。他心想我占了乡下人不少便宜，就把表送给了乡下人。不料此人拿了表到处炫耀，其他人怂恿他去钟表店估价。这一来可糟了。原来这表国内市场是没有的，便追查来历，当然礼品是允许的，但不能出卖或转手，否则便作为走私。于是表被没收，还要付税金，他则受到了警告处分。
不久，以这处分为由他被调离区政府，到龙华的一个精神病医院工作。有一天晚上他值班，走过一个约束间前时，一个因发病而被关在里面的女病人通过小窗口向他要水喝，他理应将水送去给她，但一时大意就把门开了让她自己去取水。不料等他一个圈子走回办公室时却发现那个花痴女在他办公室等他，脱光了衣服要求他“帮忙解决解决问题。”他被裸女抱得紧紧的也不免心动，然而终因胆怯而且年岁大了并未干成什么事。却被女的臭骂了一顿“无能。”
又过了几天，这女的和一个男花痴双双逃走了，恰逢又是在他值班的晚上，来了电话，说是在浦东某旅馆被查到了这两人在要求住店。于是他打电话公安局要了车去把这两人接回来。女花痴一见到他勃然大怒说“黄某人！我叫你解决解决问题你不肯，如今我和别人解决问题你倒竟敢来抓我了。”
这事当时被作为笑话传开了。不料后来却因此以违法乱纪被关了进来。在提审时他当然就此事进行辩解，却不料提审员也不过把此事当笑话取笑他。然后令他从头说自己的历史。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先不提具体问题，而要你无边无际地供述。他们就是想套出你更多的“罪行”来。黄的历史可谓复杂了，故提审耗日持久。弄到最后他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为了下面的两件事被关进来的：在他失业时，有一次看见报上有个老太太招聘干儿子的广告。他就去应聘了。其实那老太有一个侄儿，招干儿子的主意就是他出的，真正的想法是要找个生意上的帮手，如成了干亲则可望靠得住些。那人见他老实就成了此事。有一次那兄长派他去浦东高桥某地收购棉花，当地的乡下人问他姓名，他不愿说又不能不说，便随口看着海边的黄沙说“我就叫黄沙”，上海话的“沙”和“所”同音，乡下人便开玩笑叫他“黄所长”。
他这个干亲后来生意失败，他也不做干儿子了。然而多年以后，这个外号却是他那时吃官司的原因之一，反反复复地盘问当过什么所长？因为他几次三番地说自己的历史，都无当过官的痕迹，就多次要他重述，最后才拍桌子大骂“你当过所长为什么不交代？他这才如梦初醒将此事说清楚。为了猜这个哑谜还上了手铐！这使我想起以前听说有人因下象棋爱以当头炮开局被取了个炮兵司令的雅号而大倒其霉的故事。
第二件也是他失业时的事，他在外滩碰见一个老朋友问他：“近来混得怎样？”
他答道“身上只剩二角钱，还不知明日吃什么呢。”
那朋友便拉他到十六铺一个海员工会去登记。原来他曾在一条去新加坡的船上当过一个航次的理货。但因受不了晕船之苦而不干了，但也总算是个海员吧。他去那工会是去混饭吃的，反正在你被某船招聘前，那儿每日三餐总有供应的。在那儿混饭吃的人还真不少，每顿要开好几桌，而且每桌一般也坐不满，因为登记的人若临时有处去吃饭还不一定来。
有一天，江亚轮（48年冬沉没在长江口）到上海，该船船长招待失业海员上船吃了一顿饭，这原是常有之事。然而却被问得死去活来，问那顿饭时某人说了什么？
“谁还能记得呢，”老黄说“无非是说某个菜好之类应酬话而已。”
为了这两件事他就被关了一年以上，而前途还未卜呢。老黄说起他50年在区政府拍的一张集体照，无限感慨地说那照片上的人十之八九都在历次运动中倒了下去。
小王从另一个号子里来时还带来一个故事。那是说的一位叫杨华亭的人。此人毕业于延安抗日大学，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所做的是开设一家药铺，以为后方搜集药品和电池，搜集到的东西是有单线联系的人来取的。天津沦陷时联系断了，他不得已而携款逃难到了上海，但同样地找不到组织关系，便将资金在上海同样也开了一家药店。
解放后，他到军管会说明情况，并上缴全部资金。但被告知这要算携款逃跑之罪。不久被捕，以其自首从宽被判十年。
那时的上海市监狱还关着许多国民党时判刑的汉奸，而新关进来的反革命犯也还象个反革命，也许有什么藏匿的武器、电台之类，而看守还都是留用的警察。政府并不信任这些看守，所以当犯人写交代材料时是决不让看守经手的。他那时便在狱里当 “事务犯”即管杂事的犯人头，反到有时令他代不会写字的犯人写材料。
有一次关进来了一个犯贪污的未决犯，他是杜蔚然。杜情绪消沉，想自杀未遂。杨就去劝他，他自恃老革命那里要听犯人的劝告？杨就亮出了自己在抗大等的革命经历，于是两人有了共同语言，杜不再想自杀，交代了贪污受贿的事实。不久竟获释了。
过了不久，有一天忽然喊有人来接见他，那又不是接见的日子，接见还竟在监狱的大会客室里进行。他疑惑地走进了会客室，只见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站起身迎了上来，握手寒暄后杜蔚然说“我现在是公安局副局长了，”又指着身旁提着酱鸭、水果的人介绍“这位是闸北分局的某局长。”他们慰问并问杨有何要求，杨答以希望能安静一些，因为他经常代人写材料也已不耐其烦了。
不久，他被调到苏北大丰农场。他在那里仍是一个特殊犯人，每天只要吹哨管其他犯人出工、收工即可。后来，杜局长又去视察农场，到了以后就对农场场长嚷着要找老杨，所以农场干部没有人敢得罪这个特殊犯人的。在苏北过了几年，他又嫌生活单调通过杜局长回到了上海劳动被服厂。总之没几年他被以表现突出为名减刑后成了上海青浦县的一个劳教农场，即青东农场的特殊场员，反正除无法改变身份外他是不吃苦的，连农场场长也要让他三分。象这样的特殊犯人青东农场还有好几个，如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岳丈就是一个，这老混账在无锡胡作非为调戏女演员，实在闹得太过分了，被判了刑，但这个市委书记还是有办法把他从无锡弄到了上海，安排在该农场。在文革中老混账惶惶不可终日，天天打听着陈的消息，而随着杜蔚然在文革中的倒霉，杨也关进来受审查。杨说有一次杜去视察，见了他问要不要带他去见见黄局长，他回答说我有你杜局长照顾已很够了就不必了吧，他说幸亏未去见黄赤波，否则还要不得了。
再说到我自己，关了约一个月后便开始提审，第一审是他们八个所谓公、检、法的人同时出场的，其中我认出一个叫姜百清的农场干部，当时是农场中的造反派人物，从他的外号“讲不清”也可见其为人了。那年头公安、检察和法院三个理应相互独立的机构竟然可由同一个人代表，其法制的荡然无存亦可想而知了。我在第一审中重申了在放马场拘留所的话，断然否认有任何罪行。他们中的一个女的沉不住气大叫，骂我嚣张。
后来主要由八个人中的两个为首的提审我，在当时的形势和制度下，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要说自己的历史，他要求你详谈过去的经历而算计着如何找出可害你的问题。直到翻来覆去问得无可再问了才逼他们提问。这种审讯方法从前面黄某的故事中就可看到。是和现代化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完全违背的。
最后他们摊牌问我的问题还是当年的老一套，什么逃国外、打游击、小集团之类，而加出的一项是更莫名其妙的。
问：“你什么时候解除劳动教养的？”
答：“1966年初。”
问；“为什么你会解除劳动教养？”
答：“是你们给我解除的，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问：“有什么人事前暗示你将要解除劳动教养？”
答：“不可能有此事。”
实际上我为什么会有机会在劳教期内探亲？为什么会解除劳教这帮人也不知道。我从提审的问话中体会到这案件是农场中两派斗争的产物，造反派力图制造 “走资派”即原农场头儿们的罪状。构造出了当年白茅岭右派队中有一大反革命集团案被“走资派”包庇的假案。如果我们挺不住而屈打成招，那末今天我也写不成回忆了。
然后就诱我上当承认有反动言论，有一次居然煞有介事地拿着一叠纸说：“这是黄建基检举你的材料，你不说也不行。”
我说：“我也许记不得了，但我相信黄不至于瞎说，那你们就拿来我签名吧。”为此事，黄被戴了半个月手铐，逼他检举我说：“为什么李某如此信任你？”这也算他的错吗？人不可以被信任吗？
还有可笑的是忽然把我们都集中到一间屋里，然后还推推搡搡把唐焕新推了进来，我们知道唐也成了此案的牺牲品。人齐了，忽然那干部开始朗读毛的文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令我们一句句地跟着念，念了许多遍，这又不是咒语，我们也和杜聿明、南京政府完全是两码事，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又有一天上午，我被那农场的姜百清叫去提审，那是一间大屋子，我背对着门，被锁在椅子上后，只见那姜百清坐在提审席上咬牙切齿地朝我怒视了好久，然后忽然一拍桌子怒吼道：“你只承认这些，叫我们怎么判你！”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凭什么非判不可。”
他于是恼羞成怒走了下来对着我就打了一个耳光，我马上指着墙上的标语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躲在门外从观察孔向内看的几个上海公检法的提审员从我背后走了过来，喝道“不许胡说，谁打你了。”我指着地上被打碎的眼镜说：“没人打眼镜会碎吗？”他们不理我却将眼镜拿去，押我回到监房去了。
下午，我被叫到楼梯拐弯处的一间小屋里，主提审员和颜悦色地将修好的眼镜交给我（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打电话叫我妻去修的，而她那时也被学校关在私设的牢房，即所谓的牛棚里许久，要诈她说出不利于我的事来。）然后对我说：“你不要叫冤枉，本来在你的档案里有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现在我们都替你澄清了。这不很好吗，关这几天弄清了这么大的问题不是很上算吗？谁让你要当头头呢，许多事都是别人的，例如明明是别人要逃跑又怎么也扯到你头上了呢。现在我们帮你把问题都搞清楚了，你出去以后交朋友要小心谨慎，我不希望再见到你。”总之他对我好言安慰一番。
又过了半月，忽然我们又都被用一辆中吉普押回了农场，仍在放马场拘留所关起来。我被关在一间大房间里和两个逃跑的在一起，他们几位则分关各牢房，仍互不能见面。关了又有约半月，忽然一天把我们押到总场，总场正要开大会，会场气氛紧张，我们在一间小房间里被绑了起来，我是被特别地五花大绑的，还在颈上套了一个细绳圈，将我们押到大会的戏台上，每人被两个人在后面抓着手臂，我后面的人还将一只手握着那绳圈，那是防止我可能会高声喊“反动口号”用的。这是那时对将要被枪决的人的一种待遇。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