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些发了疯似地从西方向我国边界的铁丝网爬来,好让我们根据刑法典第七十一条“擅自返回苏俄罪”把他们毙掉的人群在哪里?与科学的预见相反,竟没有出现这种人群,因此,向库尔斯基授意的这个条文就落了空。全俄罗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怪人就是萨温科夫,但就是对他也没有用上这个条文。可是另一种相反的惩罚——代替枪决的驱逐出境,却广泛地毫不迟延地试用了。

还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里,列宁灵机一动于五月十九日写道:

“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

由于此项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义,这个便条自然具有机密性。苏联国内一刀切似地红白分明的阶级力量配置,单单被这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轮廓不清的凝块破坏了。这个旧知识界在思想领域起着真正的军事间谍作用——因此除了把这一团思想淤血赶快刮干净并扔出国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列宁同志本人已经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员们显然表示了赞同,于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就实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将近三百名知名俄国文学家装上了……驳船?……不,装上了一艘轮船送进欧洲垃圾堆(在那里站住了脚并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学家洛斯基、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斯捷朋、维舍斯拉夫采夫、卡尔萨文、弗兰克、伊林;有历史学家梅尔左诺夫、米亚科金、基泽维捷尔、拉普申等;文学家和政论家瓦尔德、伊兹戈耶夫、奥索尔金、佩舍霍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初还有分小批驱逐出去的,如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牵扯进去的还有一些数学家,如谢利瓦诺夫)。

然而,不断地抓——没有做到。也许是因为流亡者们大喊大叫说这是给他们送来“礼物”,反正弄明白了这个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枪决材料,而在那个垃圾堆里还可能长出有毒的花来。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办法。以后的清洗办法,或者是去见杜鹤宁,或者是去“群岛”。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条文拧在一起,织成一张五十八条的结实的拉网——专门用来干这种捕捞的活儿。捕捞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工程技术知识界——它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实力地位,并且单靠一个“先进学说”很难加以控制。现在明白过来了,那次为奥尔登博格尔昭雪的审判是错误的。(那时本可以揪出一个挺像样的中心!)——还有克雷连科打的那张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经谈不到工程师的怠工”也说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坏——是暗害行为(这个词儿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侦查员的发明)。

刚刚明白了现在要抓暗害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业部门、在各个生产单位,这种行为就一件一件毫不费力地揭发出来了。然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发现中还没有完整的意图,执行的技术也不够完美,而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国司法机关的侦缉部门一贯追求的目标。并且我们的法律终于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点真正完美的东西叫全世界瞧瞧了!这东西就是一次统一的、大型的、协调得很好的审判,这一次是对工程师们审判。这样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苏联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维辛斯基(当时还是第一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主要公诉人H-B-克雷连科(意义重大的相遇!好似传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证人。真是规模宏大呀!!!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眼看着就要迈进无阶级社会,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实现平冲突审判(反映着我们制度的内部无冲突性)的能力。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都应当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

何况,沙赫特案件的规模——只是一个煤炭工业,而且只是顿巴斯一地,与时代是不相称的。

显然,在沙赫特案件结束之日,克雷连科马上就开始另外挖一个容量大的新坑(连他经办沙赫特案件时的两个同事——社会公诉人奥萨德奇和舍因也掉进了这个坑)。不用说,他得到已经抓在雅戈达的坚强手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机关多么热心和熟练的帮助。需要制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工程界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揭发出来。为此,需要搞出几名为首的有影响的暗害人物来。工程界里谁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绝对有影响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纪之初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采矿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整个俄国工业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它在战争进程中弥补了沙皇备战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工商次长。他在沙皇时代因进行革命活动受过迫害;十月革命后曾三次被捕入狱(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从一九二0年起是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顾问(关于他的详细情形见本书第三部第十章)。

这个帕尔钦斯基也就是被内定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轻举妄动的克雷连科,尽管已经有了十年名声响亮的检察长工作经历,在进入对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时,不仅不懂材料力学,而且连可能发生的心灵阻抗也一窍不通。克雷连科的选择证明是错误的。帕尔钦斯基经受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在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上签名便死去了。冯-梅克和维利奇科与他一起经受了考验,看来也没有屈服。他们是死于刑讯还是遭到枪决——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他们证明了,是可以反抗的并且是可以顶住的——从而给后来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责难。

雅戈达为掩盖自己的失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一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他们三人因进行重大暗害活动而被枪决的简短公告和对其他许多不提名的人的谴责。

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几乎整整一年!多少审讯之夜呀!多少侦查员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连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找寻一个有名望、有影响而同时又是很软弱、很容易摆布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个该死的工程界实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种不成功的试验品上花费了一年时间。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连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连尼科夫没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费多托夫这个老家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个纺织工作者,一个油水不大的部门。一年又白白地过去了。全国都在等着一次包罗一切的暗害案的审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连科的好戏却迟迟不能出笼。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难找到并提出了一个对象:热工研究所所。长拉姆津!——于是就把他提起来,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排练并演出了一出好戏——我国司法界的真正完美杰作,世界司法界望尘莫及的范例——

12)“工业党”审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专门庭,仍是那个维幸斯基,仍是那个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仍是我们心爱的克雷连科。

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妨碍读者看到我们手头拿的这本完整的速记记录或不让外国记者旁听的“技术性原因”了。

意图宏伟:在受审人席上的是国家的整个工业界、它的各部门和计划机关(采矿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从哪条缝里漏走了,这只有主办者的眼睛才看得见)。同时,节约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虑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错误)。

你们会叫起来:八个人能代表整个工业界吗?能,我们甚至感到太多了!八个人当中——光代表作为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的纺织业的就有三个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证人吧?总共七个,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总会有成堆的作为罪证的文件?图纸?设计方案?指示?通报?意见?检举材料?私人笔记?一概没有!就是说——一张小纸条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这样马虎?——抓了那么多人都一张纸条也没有捞到?“有过许多”,但“都销毁了”。因为:“在哪里保存档案呢?”拿到审判庭上来的只是几篇公开的报纸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国的。可是怎样提起公诉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这号事了。“在一切情况下最好的罪证终究还是受审人的供认。”

而且,是怎样的供认呀,——不是被迫的,这时,忏悔从胸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独白,一心想说啊说啊,揭发呀,鞭笞呀!让费多托夫老头儿(六十六岁)坐下,已经够了!——不,他死气白赖地还要提供解释和说明!接连五次开庭甚至都轮不上提问题:被告不断地说啊,说啊,解释啊,说完了又请求发言,还要对遗漏的内容作补充。他们用演绎法把起诉所需要的一切内容说得一清二楚,无需提出任何问题。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长篇说明之后,为了把意思说明白,还像对蠢笨的学生讲课似的作了简要的小结。被告们最怕的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解释清楚,还有什么人没有被揭发,还有谁的姓名没有点到,还有谁的暗害意图没有说明白。而且什么难听的话都往自己头上扣!——“我是阶级敌人”,“我是被收买的”,“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检察长:“这是你的错误?”察尔诺夫斯基:“和罪行!”克雷连科干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五次开庭他只是喝茶;吃饼干,或者吃给他送上来的别的东西。

但是这种感情激动的场面被告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没有磁带录音,可是辩护人奥采普描述:“被告们说话像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像练熟了,一点也不慌张。”真是想不到!——这样强烈的忏悔的激情——怎么又像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来还不仅如此呢,他们各人那篇编得很顺溜的充满悔恨的词儿,也说得有气无力,含糊不清,以至维辛斯基常常请他们说得响一些,说得清楚一些,因为什么都听不见。

辩护方面也丝毫没有破坏审判的严整性:检察长提出的一切建议它都同意,它把检察长的公诉词称做有历史意义的.把自己摆出来的那些理由说成是狭隘的违心之论,因为“苏维埃辩护人首先是苏联公民”,他对被辩护人的罪行“与全体劳动者一起感到愤慨”。(《工业党审判》第四八八页)在进行法庭调查时,辩护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维辛斯基打断他们的话,他们就赶紧缩回去。律师们本来也只为两名没有多大问题的纺织工作者辩护,他们既不对犯罪构成进行争论,也不对行为的评定提出异议,而只是说:能否使被辩护人免于枪决?审判员同志,清考虑什么更有用些,“他的尸体还是他的劳动”?

这些资产阶级工程师们所犯下的发着恶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请看吧。做计划时降低发展速度(例如,工人群众决心每年增产百分之四、五十,而计划中年产量的增长率总共只有百分之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开采的速度。未能以足够速度发展库兹巴斯。利用经济理论上的争论(用不用德聂伯河水电站向顿巴斯供电?修不修莫斯科一顿巴斯的超级干线?)来拖延重大问题的解决(工程师们在争论,事情摆着不动!)。拖延工程设计的审查(没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讲授材料力学的时候推行反苏路线。安装陈旧设备。使资金呆滞(把它们投入了造价昂贵的和旷日持久的建筑工程)。实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对金属材料使用不善(钢材品种不全)。在各车间之间、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间造成比例失调(这在纺织部门特别突出:和当年棉花收获量相比,多建了一两座纺织厂)。后来又发生了从低指标一下子跳到高指标的现象。对这个倒霉的纺织工业开始实行了显然是暗害性的加速发展。最主要的是:他们制定了破坏动力工业的计划(但是无论在哪里,一次也没有实行)。因此暗害活动不是表现为个别机器的毁坏,——而是在计划上、业务上的暗害,它应当在一九三0年造成总危机甚至经济瘫痪!所以未能得逞——全是由于存在着群众自下而上的“生产财务对应计划”。(把各项数字翻了一番!)

“那——那——那……”——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想说些什么。

怎么?你们嫌少吗?但是,如果我们在法庭上把每一条都重复倒嚼它五次、八次,那也许就不少了吧?

“那——那——那”——60年代的读者还是拖长声调想说些什么——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会不会正是“生产财务对应计划”造成的?如果任何一个工会会员大会都可以不问国家计委随便改变任何比例,那你的比例难得失调。

啊,检察长这碗饭可不好吃呀!因为决定了要把每句话都公布!那就是说,工程师们也会读的。既是名为蘑菇,就应听人采食!干是克雷连科便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对工程技术的细节问题大发议论,反复审讯!于是各大报的正页和附页便登满了小号字排的技术奥妙。算盘是这样打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傻眼,晚上时间再搭上休息日,他都不够用,这样他就不会从头到尾地读,只会注意到每隔几段重复出现的:暗害!暗害!暗害!

但是,如果还是从头读呢?而且每一行都读呢?

那时候,透过编得既不聪明也不巧妙的令人生厌的自我诽谤,他便看出卢宾卡的绳索担负了一件不能胜任的使命。粗拙的羁绊拴不住翅膀强健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囚犯们人虽被捉,被驯服,被压倒,但思想却不听管束。被告尽管惊恐万状,舌敝唇焦,但仍能来得及向我们吐露全部真情。

请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卡林尼科夫:“我们这里造成了一种技术上不信任的气氛。”拉里切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这是上边的命令)……因为在任何条件下,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反正是办不到的。”(第三二五页)

我国不幸的一代工程师的整个工作就是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热工研究所完成了一个足以自豪的主要研究项目,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系数;从这个情况出发,远景规划里减少了对燃料开采的需求——这就表示他们通过压低燃料平衡的办法进行暗害活动——运输计划中列入了全部车厢改装成自动挂钩的措施——这是进行暗害,使资金呆滞!(自动挂钩需要一个较长期限才能全面推广和显示经济效果,可是我们要你明天就拿出结果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单线铁路,决定加大机车和车厢。这应当说是现代化吧?不,这是暗害行为!——因为这就需要花费资金去加固桥梁和线路的上部结构!费多托夫看到,在美国,设备便宜,人力昂贵,而我国情况恰恰相反,所以不能像猴子似地模仿人家,从这个深刻的经济上的判断出发,他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购买适合于传送带生产的价格昂贵的美国机器,最近十年内还是购买木那么完美的英国机器,少花点钱,多用几个工人对我们更合算。反正不管什么机器十年以后总是要更换的,那时再去买贵一些的。这是暗害行为!——他打着节约的幌子,其实是不想让苏联工业拥有先进的机器!——建设新厂不再用比较省钱的混凝土,改用钢筋混凝土,并且说明白一百年之内会显出很好的经济效果——这是暗害行为!使资金呆滞!大量耗费短缺的钢筋!(保存下来镶牙用吗?)

费多托夫在受审人席上干脆痛快地让步说:“当然,如果今天每一戈比都要精打细算,你们可以把这认为是暗害行为。就像英国人说的:我还没有阔气到可以买便宜东西的程度……

他企图委婉地向顽固的检察长解释: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会提出一些准则,而这些准则归根结底都是、(都将被认为是!)暗害性的……(第三六五页)

是啊,一个吓怕了的被告还能怎样说得更明白呢?……对我们来说是理论,在你们眼里就是暗害行为!因为你们只要抓住今天,而毫不考虑明天……

老费多托夫试图说明,由于五年计划的毫无道理的匆忙做法,几十万、几百万卢布是在什么地方白白糟踏的:棉花不是在产地拣选分级,以便给每个厂送去适合用途的品种,而是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送去。但检察长不听这些!他抱着冥顽不灵的固执态度在审判过程中上十次地回到回到回到那个比较直观的用积木搭成的问题:为什么要建造“宫殿式的工厂”——高高的楼层、宽大的走廊和太好的通讯设备?难道这不是明显的暗害行为吗?须知这是使资金呆滞,不可挽回的呆滞!!资产阶级暗害分子们向他解释说:劳动部想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为工人建筑宽敞的、空气好的房屋(那就是说,劳动部里也有暗害分子,记下来!),卫生部门要求一层的高度为九米,费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为什么不降低到五米呢?这就是暗卖行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胆大妄为的暗害行为:想要给自由的苏联工人造成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可怕条件。)他们向克雷连科说明,按照包括设备在内的整个工厂的总造价,这里所涉及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不行,他还是还是还是提出每层楼的高度问题!还有:怎么竟敢安装功率这么大的通风机?它们是为夏天最热的日子设计的……为什么要考虑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日子让工人们稍稍蒸发蒸发吧!

其实:“比例失调是先天的……糊涂的组织在‘工程师中心’以前就造成了失调。”(第二0四页)(察尔诺夫斯基)“用不着采取什么暗害的行动……只要采取规定的行动就够了,那时一切会自然发生。”(第二0二页)他不能说得再明白了!要知道这是在卢宾卡蹲了许多个月之后,而且是从被告席上讲的话。采取规定的(即上级糊涂蛋所指示的)行动就够了——不可思议的计划自己就会拆垮自己的台。瞧这就是他们的暗害行为之一:“譬如说我们有生产一千吨的能力,们必须(就是说依照荒谬可笑的计划)生产三千吨,而我们却没有采取措施去完成这个生产指标。”

对于当年官方的、经过审阅的、经过剔除的速记记录来说——应当选,这已经不少了。

好多次,克雷连科把自己的演员们弄到懒得说话的程度——被那些硬要他们重复的胡说八道搞烦了,简直替剧作者难为情,但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再演下去。

克雷连科:“你同意了?”

费多托夫:“我同意……虽然一般说我不认为……”(第四二五页)

克雷连科:“你确认吗?”

费多托夫;“说实话……在某些部分……好像大体上……是。”(第三五六页)

工程师们(外面还没有被关起来的,经过法庭上对工程师阶层的这番臭骂之后,他们还必须振作精神去工作)——他们是没有出路的。什么都不好。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往前不好,往后也不好。着急——是暗害性的匆忙做法,不着急——是暗害性的破坏速度。谨慎地发展某一部门——是故意延缓,怠工;服从于任意的跳跃——是暗害性的比例失调。修理、改进、大准备——是使资金呆滞;拼设备——是破坏!(并且所有这些事侦查员将从他们自己嘴里挖出来,办法是:不让睡觉——关禁闭——现在请你举出几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你可能在哪些方面进行暗害。)

不耐烦的克雷连科催逼:“拿出鲜明的例子来!拿出你的暗害行为的鲜明例子来!”

(会拿出来的,会给你们拿出鲜明的例子来的!总会有人在不久的将来把那些年代的技术史也写出来的!他将给你们拿出所有的例子和非例子。他将对你们发癫痫病似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种种抽搐都作出评价。我们那时就会知道,多少人民的财富和力量白白糟踏了。我们会知道,所有最好的方案是怎样被断送了的,而执行的却是一些最坏的方案,并且是用最坏的方法。是啊,如果让红卫兵来领导搞尖端的工程师们——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半瓶子醋的热心家们比昏庸的首长们干的事更加荒唐。)

是啊,说得太细了——是不利的,搞得越细,罪行不知怎么的就越够不上枪毙。

但是,别忙,还没有完呢!最主要的罪行还在前面!瞧,就是它,就是它,连不识字的人都觉得又浅显又易懂!!工业党:1-为外国武装干涉作准备;2.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拿钱;3.进行间谍活动;4.分配了未来政府中的席位。

再没有二话了!所有的嘴都给堵上了。所有的反对者都低下头去了。于是,只听到窗外传来的游行示威的脚步声和怒吼声:“处死!处死!处死!”

可是——说得稍详细些不行吗?——干吗你还要再详细些呢?……好吧,那就请吧,只是还要更可怕些。一切都是由法国总参谋部指挥的。因为法国没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情,没有困难,没有党派斗争,只要哨子一吹——大军就会开来进行武装干涉!起初预定在一九二八年进行。但是没有商量好,没有协调好。好吧,那就移到一九三0年。又没有商量妥当。好吧,那就改为一九三一年吧。说实在话,法国并不是亲自要来打仗,而只是把右岸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攫为己有(作为对全面组织工作的酬劳)。美国——更不会来打仗,但答应派舰队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来进行威胁(为此给它的酬劳是高加索的石油),主要的军人是十万名流亡分子(他们早已东分西散,但一吹哨就会集合起来的)。然后是波兰(给它半个乌克兰)。罗马尼亚(大家都知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辉煌战绩,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拉脱维亚!还有爱沙尼亚!(这两个小国巴不得抛掉对自己的年轻国家体制的操心,将倾巢而出进行征服)。而尤其可怕的是主要打击的方向。怎么,已经知道了?是的!它将从比萨拉比亚开始,然后,以德聂伯河右岸为依托,直接向莫斯科推进!而在这个致命的时刻在各条铁路上……将发生爆炸??——不,将造成阻塞!而在各发电站里,工业党也将拧掉塞子,于是全苏联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机器都将停下来,其中也包括纺织机器!到处将发生破坏(被告注意!在不公开审讯前不得说出破坏的方法!不得说出工厂的名称!不得说出地点!不得说出姓名政P国的不许说,连本国的也不行!)。请你们再加上到那时候将要实行的对纺织业的致命打击!请再补充上,有二、三个纺织工厂正在暗害性地修建在白俄罗斯境内,它们将成为武装干涉者的根据地!(第三五六页,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据有了纺织工厂之后,武装干涉者便会一往无前地冲向莫斯科!但最狡猾的阴谋是:他们想排干库班河下游的低岸和小岛地带、波列西耶的沼泽地和伊尔明湖附近的沼泽(维辛斯基禁止说出确切的地点来,但一个证人说漏了嘴)——那时便给武装干涉者们开放出最短的途径,他们将人不湿脚马不湿蹄地直达莫斯科。(当时鞑靼人为什么那么困难?拿破仑为什么没有找到莫斯科?全是由于波列西耶和伊尔明湖一带的沼泽。他们如果把沼泽排干——白石城就会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还要,还要请补充上,表面上修建了一些锯木工厂,其实是(地点不要说出来!)飞机库,以便武装干涉者的飞机不至于停放在露天淋雨,而可以滑行到那里面去。还建造了(地点不要说出来!)供武装干涉者居住的房屋(以前历次战争的离乡背井的占领者都是在哪里宿营呢?……)。一切有关的指标,被告都是从神秘的外国主干K和P(姓名决不可说出来,国名也不要说出来!)那里得到的(第四0九页)。而在最近时期甚至着手“准备在红军的个别部队中搞策反”。(兵种不要说出来!部队番号不要说出来!姓名不要说出来!)诚然,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曾经图谋(也没有做)在某个中央一级的军事机关里纠集一个金融家和前白军军官的小组(啊,白军?记下来,逮捕!)。还有一些抱反苏情绪的大学生小组……(大学生?——记下来,逮捕。)

(不过,也要适可而止。可别使劳动者懊丧起来,以为现在一切都完蛋了,苏维埃政权过去怎么这样马虎。还要说明这个方面策划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个工业部门都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

但为什么武装干涉终究没有实现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会儿是因为彭加洛在法国没有当选,一会儿是因为我国的流亡工业家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他们过去的企业充分恢复起来——让布尔什维克再好好干一阵吧。还有,同波兰、罗马尼亚怎样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装干涉没有成为事实,但工业党仍是事实!你们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吗?你们听到劳动群众的怒吼声吗?“处死!处死!处死!”现在上街游行的是那些“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人们”。(第四三七页,引自克雷连科的公诉词。)

(看得多么透彻:正是这些轻信的示威者们将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检察长,你的手指头指向哪里?你的手指头指向什么地方?)

那末——为什么是“工业党”呢?为什么是党,而不是工程技术中心?我们可已经习惯于——中心!

不错,是有过一个中心。但我们决定改组为党。这样更像样些。这样更易于在未来的政府中争夺部长席位。这能“动员工程技术群众去争夺权力”。同谁争夺呢?——同其他政党呗!首先是同劳动农民党,要知道那个党拥有二十万人呀!其次——同孟什维克党!那末,中心呢?三个党一起本来要组成一个联合中心。但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们粉碎了!(被告们都感到高兴。)

(又粉碎了三个政党,对斯大林面子上多么好看!粉碎三个“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党,那就有中央委员会,不错,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诚然,无论代表会议,无论选举,一次都没有举行过。谁愿意,谁就进入,约有五个人。大家彼此相让。主席的职位大家也你推我让。会议也没有开过——无论中央(谁也不记得,但拉姆津记得很清楚,他会说出来的!),无论各工业部门小组,都没有开过会。连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察尔诺夫斯基:“工业党并没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党员呢?拉里切夫:“党员人数难以计算,不知道确实有多少。”那怎样进行暗害呢?怎样传达指示呢?是这样,谁跟谁在机关里碰到了——口头转告。往后每一个人就自觉地去进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说有两千党员。既然有两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据法院的资料,在苏联共有三四万名工程师。那就等于每七个要进去一个,其余六个也要出一身汗)——怎样同劳动农民党进行接触呢?在国家计委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遇见了——就一起“策划反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有系统的行动”。……

我们在哪里已经看到过这种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达”里,欢送拉达梅斯出征,乐队奏着乐,站立着八个戴盔持矛的军人,而两千名则是画在后面的布上的。

工业党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行,能演得好的!(现在甚至不能相信,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可畏,多么严肃。)台词还要多次重复,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节都要在观众面前出现几遍。这样一来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为了不显得平淡无味,被告还要突然地“忘掉了”什么零碎,“企图抵赖”,——这时便会“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们就范”。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一样生动。

但是克雷连科做过了头。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对工业党进行剖析——揭示它的社会基础,这种对阶级本质的分析决不会出毛病,于是克雷连科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没有分配角色,转入了即兴表演:让每个人讲讲自己的生平,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堕落到去从事暗害活动。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报告自己的工作”(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费多托夫——六十六岁,而他的工程师的工龄比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大十一岁。他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工厂里都工作过,(这样的人多么可恶,多么想把他们赶快甩掉!)在一九0五年,他放弃了莫罗佐夫手下的厂长职位,丢掉了高工资,宁可去参加抬着被哥萨克屠杀的工人们的棺材进行的“红色葬礼”。现在他体弱多病,视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门,连看戏也不能去。

是他们——准备了武装干涉?造成经济崩溃?

察尔诺夫斯基接连许多年都没有空闲的晚上,他那么忙于教课和新学科研究(生产组织、合理化的科学原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们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晚上,准备毕业论文的、搞设计的学生们、研究生们纷纷去烦扰他们,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们才能回家。要知道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只有三万个这样的人——他们恨不能分成几瓣!

他们准备引起危机?他们为了得到点小恩小惠而进行间谍活动?

拉姆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老实话:“暗害的道路是与工程师们的内部结构格格不入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克雷连科强迫被告躬身自责,承认自己“缺乏知识”,政治上“无知”。因为政治——这是比任何金属学或锅轮机制造学要难得多、高得多的一门学问!——因为在这方面无论脑瓜子、无论文化水平都帮不了你的忙。不,请回答吧——你是抱着什么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着怀疑态度——那就是说,一开始就敌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克雷连科提出一串理论问题去难为他们——可是我们却通过他们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台词的)几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点核心的真相——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整个气泡是靠什么吹起来的。

工程师们在十月变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乱(三个年头确实只是一片混乱)。他们还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权利的被剥夺(这些自由权利后来永远没有恢复)。工程师们怎么能够接受工人的专政——接受他们在工业中的这些缺少专门技能、既不懂生产的科学规律也不懂它的经济规律的帮手们的专政呢?——但这些人却占据着领导工程师的主要地位。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该认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会事务的人来领导社会是较为自然的社会结构呢?今天的社会控制论,除了未涉及对社会的道德领导之外,——难道不正是导致这个方向吗?难道那些职业政治家们不是长在社会脖子上妨碍它的头部自由转动和双手自由动作的疖子吗?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能有政治观点呢?因为政治——这甚至不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任何数学工具不能表述的经验领域,而且还是受到人的利己主义和盲目欲望影响的一种领域。(察尔诺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说:“政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以技术的结论为指导。”)

军事共产主义的野蛮压力只能使工程师们感到厌恶,一个工程师是不会参与荒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0年以前,他们大多数人无所作为,尽管过的是洞穴人似的贫苦生活。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工程师们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当局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了的一种征兆。但是,客观条件变了:工程师们不仅被看成是一个可疑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甚至没有权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师们不仅得到比自己对生产的贡献低得难以计量的报酬,而且,一方面要他们对生产成效和生产纪律负责——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纪律的权利。现在任何一个工人不仅可以不执行工程师的命令,而且还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工人总是对的。

克雷连科反驳说:“你记得奥尔登博格尔一案的审判吗?”(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费多托夫:“不错。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费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自愿死的,而许多人是被杀死的。”(第二二八页)

克雷连科默不作声。可见,说的是实话。(请再翻阅一下奥尔登博格尔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种围攻的情形。再加上这个结尾:“许多人是被杀死的。”)

所以说,一个工程师在还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时候,就已经动辄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也是个人呀)——那时,如果同事们不替他遮盖,他就会被撕个粉碎。难道他们会看重忠诚坦白吗?……所以工程师们有时也不得不在党的首长们面前说几句谎话?

为了恢复工程师们的威信和威望,他们的确需要联合起来互相救助——他们全都面临着威胁。但为了这种联合并不需要开什么代表会议,并不需要有什么党证。像思路清晰的聪明人之间任何的相互谅解一样,这种联合只要轻轻地甚至偶然地说上三言两语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决。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决议和党的棍子(斯大林也好,侦查员们也好,以及整个他们这一伙,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这种人的相互关系的经验,他们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啊,俄国工程师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一个没有文化的任性胡为者的大国里早就存在了,它已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而现在新政权察觉了它,感到惊慌不安。

这时,一九二七年到来了。新经济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烟消云散了——原来整个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场无耻的骗局。这时提出了各种胡闹的不现实的超工业化跃进方案,宣布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和任务。在这些条件下,工程师们的集体智慧——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当头头的工程师们该怎么办呢?服从于丧失理智的做法?自动靠边站?他们自己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纸上可以写任何数目字——但“我们的同志们,实际工作者们,将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那末,就需要把这些计划尽量压缩,合理调整,最过头的任务干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工程师的“国家计委”,它应当纠正领导人的愚蠢行为。最可笑的是,这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工业和人民的利益,因为那些倾家荡产的决定将会被取消,漏掉和撤掉的百万卢布将会从地上被拾回来。在关于数量、关于计划和改订计划的一片喧嚷中,应当坚持“质量是技术的灵魂”的原则。对学生们也要这样进行教育。

这就是最微妙、最细致的真相。这就是实际情况。

但是在一九三0年要把它明说出来吗?——已经够得上枪毙!

可是为了激起民愤——这太少,太不显眼!

因此才需要把工程师们这项讳莫如深的救国救民的密约改头换面,涂抹成为暗害行为和武装干涉的粗俗画面。

在下面这个插进来的一场戏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没有形体的——也是没有结果的!——真相的影子。导演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了,费多托夫已经脱口说出他坐牢八个月中间的那些不眠之夜(!);泄露出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个重要工作人员曾经握过他的手(?)(这是一种约定吗?你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国家政治保卫局日后会实践自己的诺言?)瞧,证人们(尽管他们的角色要小得多)也开始不知所云了。

克雷连科:“你参加过这个小组吗?”

证人基尔波津科:“研究武装干涉问题时参加过两三次。”

这正合需要!

克雷连科(勉励地):“往下说吧!”

基尔波津科(停顿):“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

克雷连科启发,提醒。

基尔波津科(迟钝地):“除了武装干涉外我再也不知道什么了。”(第三五四页)

同库普利扬诺夫对质的时候他连事实都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克雷连科生了气,冲着这些笨头笨脑的囚犯们叫嚷:

“那就应当想办法做到使你们的回答互相一致!”(第三五八页)

但是,在剧场休息时间,一切又重新弄得合乎标准。所有的被告又重新系上线,每一个都等待着扯动。克雷连科同时把八个一下子牵动起来:瞧,流亡国外的工业家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没有同拉姆津和拉里切夫进行过任何谈判,也不知道什么“工业党”,说被告的供述多半是用刑讯逼出来的。对此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老天爷!被告们多么愤慨呀!他们争先恐后地请求赶快让他们表态!几天前他们污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的时候的那种疲惫的无动于衷神情往哪里去了呀!流亡分子简直要把他们的肺气炸了!他们急忙要给报纸写书面声明——被告们维护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采取方法的集体书面声明!(喂,这难道不是点缀吗?这难道不是金刚钻吗?)

拉姆津:“我们在这里出庭的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没有受到刑讯和折磨!”

那种把人搞得不能出庭的刑讯又有什么用呢!

费多托夫:“坐牢不止给我一个人带来好处……我在监牢里甚至比在外面感觉得更好些。”

奥奇金:“我也是,我也是感觉得更好些!”

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完全是出于高风格才没有允许搞这种书面集体声明。要是写了才好哩!要是签上名才好哩!

也许有人暗地里还抱着怀疑?那末,克雷连科同志便请他们分享一点他的逻辑的光彩:“如果对于这些人说的是不是真话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末请你回答:为什么偏偏把他们逮捕起来,为什么忽然这些人都招认了?”(第四五二页)

多么有力的思想呀!——几十年来公诉人都没有猜想到:逮捕的事实本身就证明有罪!如果被告无罪——那为什么要把他们逮捕呢?如果已经逮捕了——那就说明有罪!

还有,真的:他们为什么会招认呢?

“刑讯的问题我们要排除!……但是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认罪?然而我要问:他们除了认罪还有什么办法?”(第四五四页)

说得多么确切!多么符合心理学!凡在这类机关里蹲过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还有什么办法?……

(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写道,一九三八年,在布蒂尔卡,他曾经与克雷连科同关在一个监室里,克雷连科的位置是在板铺下面。那里的情景如今我仍历历在目(自己爬过):那里板铺是那么低,只有全身趴在肮脏的沥青地上才能爬进铺下去,但新来的人一开始不懂这个窍门,他们跪在地上爬。脑袋倒是可以塞进去,而突起的屁股就得留在外面。我想最高检察长准是特别难以掌握这个窍门,他那还没有瘦下去的屁股准是长久地极在那里为苏维埃司法增光。我幸灾乐祸地想象着这个搁浅了的屁股,实在罪该万死,但当我长久地描述这些案子时,它好似是对我的一种安慰。)

不但如此,检察长还继续发挥说,即使种种(关于刑讯逼供的)说法一概属实——那仍不明白,有什么东西能迫使他们众口一致地、彼此没有任何偏差和分歧地招认?……他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实行这种大规模的串供?——要知道他们在侦查期间彼此是没有往来的!?!

(过几页有一个幸存的证人会给我们说出在什么地方……)

现在不是我向读者,而是请读者向我说明,臭名昭著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之谜”究竟在什么地方(人们起先是对“工业党”觉得惊讶,后来又觉得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审判是一个谜)?

要知道与此案有关的人并没有两千,提交法庭公审的也并没有两三百人,而只有八个人。指挥八个人组成的合唱团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难题。而且克雷连科可以从成千人里选择,并且选作了两年。帕尔钦斯基不屈服——枪毙了(而且死后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在供述中也是这样提到他,虽然从他嘴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后来希望从赫连尼科夫那里逼出所需要的东西——赫连尼科夫没有向他们低头。故而在页末出现了一个小号字的脚注:“赫连尼科夫在侦查期间亡故。”用小号字是印给傻瓜们看的,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将用两倍大的字体写上“在侦查期间被折磨致死!”(他在死后也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但是哪怕他讲出了一件事实也罢,哪怕他为这个大合唱增添了一份供词也罢,——一概没有!因为他一样也没有提供!)突然有了一个难得的发现——拉姆津!有能量!精明强干!为了活命——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是夏末在开庭审判前不久才被捕的,但他不仅已经进入了角色。而且好象整个剧本就是他写的,他掌握了一大堆边缘材料,现编现唱,任何姓名,任何事实,要啥有啥。有时还像功勋演员那样懒洋洋地卖弄几句辞藻:“工业党的活动分布得那么广泛,以至十一天的开庭审理都不可能把它详尽无遗地揭示出来。”(意思是,找吧!继续找吧!)“我坚定地相信,一个不大的反苏阶层还保留在工程界里。”(再抓!再抓!)瞧,他的本事真不小:他知道,这是一个谜,而解释谜语是需要有一点艺术性的。于是这个无感觉的棍棒似的东西,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俄国式的犯罪特征,这样的犯罪只有通过面向全民的悔过才能清洗”。

拉姆津不公道地被俄国人忘掉了。我想他完全有资格成为那种既无耻透顶又使人眼花缭乱的叛徒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叛卖行为的精彩表演!在这个时代不止他一个,但他是最显眼的。

如此说来,克雷连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部困难只在人选上不要犯错误。但风险是不大的:侦查期间的废品随时可以送进坟墓。粗筛细罗都通过了的,可以治冶病,养养肥,然后押上法庭!

那末这个谜在什么地方呢?对他们事先怎样加工?就这样:你想活吗?(你自己不想活了,那也该为子女、为孙子孙女着想呀。)不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院子就可以把你枪毙,这算不了一回事,你明白吗?(这毫无疑问。谁还不明白,谁就去上一学期卢宾卡的磨练课。)如果你们去演一出戏,对你我双方都有利,你们是专家,台词由你们自己写,我们这些检察长会把它背熟,还要使劲记住技术名词(在法庭上,克雷连科有时背错了词,把机车轴说成车厢轴)。出台表演对你们是不愉快的,耻辱的——应当忍耐过去!因为活着更可贵!——你们以什么保证以后木枪毙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报复你们?你们是很好的专家,什么过错也没有,我们重视你们。瞧,已经审过多少暗害案件,所有表现好的,我们都让活着(饶恕前次审判中听话的被告——是未来的审判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像沿着一根链条似的,这个希望一直传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必得全部履行我们的一切条件!审判应当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于是被告们就履行一切条件……

他们就把有高度智力的工程界反对派的全部精微奥妙都作为连最次的扫盲对象也能理解的肮脏的暗害行为端出来。(但还没有在劳动者的盘子里撒玻璃屑的情节——检察机关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后是思想动机。他们为什么搞暗害?——出于敌对思想。但是现在为什么一致认罪?——也有思想基础,他们被五年计划第三年火焰熊熊的高炉形象征服了(在监牢里)!在最后陈述中他们虽然也请求留给生路,但这对他们不是主要的。(费多托夫:“我们罪不容赦!公诉人说得对!”)对于这些现在站在死亡门槛上的奇怪的被告说来,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和全世界相信苏联政府的绝对正确和有远见。拉姆津特别颂扬“无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们的革命意识”,他们找到了比学者们所主张的“正确无数倍的经济政策的道路”,他们准确得多地计算出了国民经济的速度。现在“我懂得了应当实现猛冲,应当实现跃进,应当突击占领……”(第五0四页)等等。拉里切夫:“苏联是不会被一天天衰亡下去的资本主义世界所战胜的。”卡林尼科夫:“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和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融合成一个坚定目标。”顺便还说到在农村中“党的总路线、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等待死刑中他们竟然有时间去闲扯这一切……这群悔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喉咙里甚至还能通过这一类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生活应当逐渐缩小……集体意志是最高的形式。”(第五一0页)

这样,经过了八套马车的努力,审判的所有目标都达到了:

1.国内的种种匾乏,饥饿也好,受冻也好,没有衣穿也好,紊乱现象也好,以及明显的蠢事,统统都算到了暗害分子一工程师的帐上;

2人民被迫在眉睫的外国武装干涉吓坏了,准备作出新的牺牲;

3.工程界的团结一致被破坏了,整个知识界吓怕了,搞散了。

为了不留下怀疑的余地,再一次由拉姆津清楚地说出审判的这一目标:

“我希望经过这一次对工业党的审判,整个知识界的黑暗可耻的过去……可以认为是被彻底埋葬了。”(第四十九页)

拉里切夫还加上:“这个帮派必须摧毁……在工程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忠诚!”(第五0八页)奥奇金也说:知识界“这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正如国家公诉人所说,它是没有脊梁骨的,这是绝对的无骨气……无产阶级的嗅觉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第五0九页)(不知为什么无产阶级那里主要的总是——嗅觉……一切都是通过鼻孔。)

这样的一些热心分子干嘛要毙掉?……起先判几名主犯死刑,马上改判为十年。(于是拉姆津便前去组织一个“沙拉施卡”一天堂岛了。)

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几十年间就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二年的革出教门(读者还记得:“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黑将军们的同盟者”、“帝国主义的雇佣代理人”)到一九三0年的革出教门。

“知识分子”一词在我国成了一句骂人话,这还值得奇怪吗?

公开的法庭审判原来是这样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终于达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塔尔这些半瓶醋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搞的那个国会纵火案是自我丢脸……)

标准已经树立了——今后许多年可以照此办理,只要总导演一句话,哪怕每个季度重复一次也行。总导演的旨意是把下一出戏定在三个月之后开演。排演期限很紧,但是没有关系。快来瞧,快来听!只此一家!首次公演。

13孟什维克联盟局审判(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不知为什么换了什维尔尼克,其他都是各在其位——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克雷连科、他的助手罗根斯基。导演们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弄熟了的政党问题)——带上舞台的有十四名被告。

一切经过得不仅顺顺当当,而且顺当得令人发傻。

我当时是十二岁,已经第三个年头认真阅读大《消息报》上的全部政治新闻。我一行一行地读了审理这两个案件的速记记录。在“工业党”一案中,我的儿童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有添枝加叶、弄虚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里至少有宏伟的布景——全面的外国武装干涉!整个工业的瘫痪!分配部长职位!而在孟什维克一案里,挂出来的还是那些布景片,但已经褪了色,演员念台词没精打采,戏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闷而平庸的重复。(莫非斯大林通过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肤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吗?怎样解释劳农党一案的撤销和几年里没有搞审判呢?)

如果又是依据速记记录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头有这次审判的一名主要受审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博维奇的新鲜证明材料,目前,他那份历数了种种作弊手段的要求恢复名誉的申请书已经传给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们已经能读到当时的情况。

他恢复名誉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对他们的审判事件已经载入了我国历史的金色史册,一块石头也不能抽出来——否则整个大厦就会垮掉!给雅库博维奇留着前科,但为了安慰起见,决定发给他个人特定养老金,以照顾他的革命经历。我们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他的叙述用实例向我们说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连串审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联盟局”是怎样组成的呢?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列入计划的任务:证明孟什维克抱着反革命的目的钻进了国家机关并夺取了许多重要职位。实际情况和这个公式不对头:真正的孟什维克没有人担任国家职务,并且这种人也没有陷进这个案子。(据说,B-K-伊科夫的确是那无声无息、什么事也不做的孟什维克莫斯科局的成员——但是审判中不知道这一情节,也就作为次要人物走了个过场,得到了八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是;要有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两名,贸易人民委员部两名,国家银行两名,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一名,国家计委一名(多么令人厌烦的老一套!一九二0年也是规定“策略中心”里要有两名是“复兴同盟”的,两名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两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据职务是否合适。至于他们真的是不是孟什维克——只是根据耳闻。有些被抓进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维克,但命令他们认为自己是孟什维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观点,国家政治保卫局完全不感兴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连认都不认识。把人犯凑齐了,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孟什维克当证人(后来所有的证人也都必然地得到了自己的刑期)。

库兹马-格沃兹捷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他担任过军工委员会工人小组主席,二月革命把他从克列斯特监狱解放出来,后来使他当了劳动部长。格沃兹捷夫成了古拉格长期受难者。肃委头一次抓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但他设法溜掉了(他的家属长期受软禁,如同坐牢,也不让孩子上学)。后来撤销了逮捕令。但一九二八年最终抓进去了,一直蹲到一九五七年。那年放回了家,一身重病,不久就死了。

拉姆律也作为证人出庭,做过极力效劳的、冗长噜苏的发言。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寄希望于主要被告弗拉基米尔-古斯塔沃维奇-格罗曼(声名狼藉的国家杜马活动人物)和好细彼图宁身上。

现在来介绍一下雅库博维奇。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那么早,连中学都没有能毕业。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已经是斯摩棱斯克苏维埃的主席了。由于具有坚定的信仰(它总驱使他去追求什么目标),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说家。在西部战线代表大会上他冒失地把那些号召继续进行战争的新闻记者称为人民公敌——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呀!他差点儿被赶下讲台,他道了歉,但是他马上把话头一转,把听众牢牢地抓在手里,所以在讲话结尾再次把他们称为人民公敌时竟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并被选进了派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团。由于当时办事手续简便,他刚一到那里就被增选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左右着任命军队政委的事务,最后他自己也到了西南战线当了集团军政委,并在文尼察亲自逮捕了邓尼金(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很后悔没有当场把他枪毙(在审判中仍是这样说)。

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永远诚挚,永远被自己的正确或不正确的思想完全吸引,在孟什维克党内是个晚辈,他当时也的确年轻。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大胆地热心地向领导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他曾建议组织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有,一九一九年建议孟什维克加入共产国际(唐思等人一贯地、甚至态度傲慢地拒绝他提出的办法)。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临时政府召来军队反对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已经拿起武器出动了)一事深感痛心,并认为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十月革命刚一发生,雅库博维奇就建议自己的党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并以自己的参与和影响来改善他们正在建立的国家制度。他终于遭到了马尔托夫的诅咒,到了一九二0年,由于确信已无力使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来,他最终地退出了孟什维克。

我所以要详细地讲这些是为了说明:雅库博维奇不是个孟什维克,而在整个革命期间都是布尔什维克,最真诚的和完全无私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0年他还当过斯摩梭斯克省粮食委员(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甚至粮食人民委员部曾通报表扬他为优秀的粮食委员(他现在保证说,当时没有使用过惩罚队;我不知道真假;在法庭上他曾提到,曾经布置过阻截队)。在二十年代他主编过《商业报》,还担任过其他显要职务。在一九三0年依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需要凑集一批像这样一类“混进来的孟什维克”的时候——他也就被捕了。

像大家一样,雅库博维奇也被交给了一群屠夫-侦查员,他们对他采用了全套办法——有冷禁闭室,有不透风的热禁闭室。还有打生殖器官。把他们折磨到这样程度,以至雅库博维奇和他的同案人阿勒拉姆-金兹堡在绝望中割开了静脉。在复原以后不给他们上刑了,也不打他们了,只是两个星期不让睡觉,(雅库博维奇说:“只要能睡一下!什么良心、什么名誉,都已不要了……”)同时还要同已经投降了的其他人进行当面对质,他们也撺掇你认罪,撺掇你胡说八道。连侦查员自己(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纳谢德金)也说:“我知道,我知道根本没有这些事!但是他们要求我们搞出材料!”

有一次,雅库博维奇被侦查员叫去,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受尽折磨的囚犯。侦查员冷笑一下说:“这位摩西-伊萨耶维奇-捷吉里巴乌姆请你接受他参加你们的反苏组织。你们两个人随便谈谈,我暂时走开。”说完就走了。捷吉里巴乌姆果真央告说:“雅库博维奇同志!我请求你,请你接受我加入你们的孟什维克联盟局。他们控告我‘接受外国公司的贿赂’,威胁说要枪毙我。但是我宁可当一个反革命,也不愿当个刑事犯死掉!”(多半是答应他当了反革命就不杀吧?他没有上当:结果得到了一个幼儿园的刑期——五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手头多么缺少孟什维克呀,只得从自愿者中招募被告……(要知道一个重要角色在等待捷吉里巴乌姆去扮演!——同国外孟什维克和同第二国际有联系!但约定好——只判五年,说话算话。)在侦查员的赞同下,雅库博维奇接受了捷吉里巴乌姆加入联盟局。

有些本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也被“列入”了。例如鲁宾。他在和雅库博维奇对质时成功地否认了这一点。后来他在苏兹达利隔离所受到长久的折磨,“补充侦查”。那里他在一牢房里遇见攀扯了他的的雅库博维奇和舍尔(他从禁闭室回到监室时,总是他们照顾他,分食物给他吃)。鲁宾问雅库博维奇:“您怎么能想出来我是联盟局成员的?”雅库博维奇回答(一个奇妙的回答,包含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整整一个世纪):“整个人民都在受难——我们知识分子也应当受难。”

但是雅库博维奇的侦查期间也有过这样的鼓舞人心的时刻:克雷连科亲自叫他去审讯。原来他们彼此很熟,因为同样在“军事共产主义”年代,克雷连科(在审判工作的间隙)同样到过斯摩棱斯克省去加强粮食工作。甚至和雅库博维奇还同睡过一间屋子。现在且看克雷连科是怎么说的: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您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很使雅库博维奇感到振奋并且挺起腰来——我不怀疑您的无罪。但是搞好这场审判是我和您的党员的义务。(克雷连科是受命于斯大林,而雅库博维奇的心却是为了思想而激烈地跳动起起来,像一匹干活卖力的马一样,自己急着把头伸进套包。)请您千方百计地协助和配合侦查工作。在法庭上如果发生没有预见到的麻烦,在最复杂的时刻我会请审判长让您发言。”!!!

雅库博维奇答应了。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可能在他整个任职期间苏维埃政权还没有给过他如此重大的任务。

审判前几天,在侦查组长德米特里-马特魏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孟什维克联盟局的第一次组织会议:目的是进行协调,使每个人更好地领会自己的角色。(“工业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这样开会的!这也就是克雷连科表示过不能理解的被告“能够见面”的地点。)但是不容易装进脑子的谎话堆积得太多太杂,与会者都弄迷糊了,一次排演熟习不了,所以又召开了第二次。

雅库博维奇是怀着什么感情出庭受审的呢?是为了所受的痛苦,为了被塞进胸腔的全部谎话——在法庭上闹出一场震动世界的大丑剧?但是:

1.这将是从背后对苏维埃政权的打击!这将是对雅库博维奇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目标的否定,对他从错误的孟什维克主义挣脱出来转到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方面去的全部道路的否定;

2.在这样的大丑剧之后,不会让你死去,不会简单地枪毙了事,而是将重新进行刑讯,这一次已经是为了报复,会把你搞得神经失常,而身体本来就已经被刑讯折磨垮了。要应付新的折磨——哪里能找到精神上的支柱呢?从哪里可以去汲取勇气呢?

(我趁着他的话音未落便记录下他的这些论据——这真是一个极端稀有的机会,能够获得这种审判的当事人的类似“身后”的自白。我还认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们解释自己在法庭上表现的那种难以理解的顺从的原因,也会和这一样:同样的真心实意,同样的对党的忠诚,同样的人的弱点,同样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审判中,雅库博维奇不仅仅是顺从地重复那一套单调乏味翻来覆去的谎话(这是斯大林、他的徒弟们以及备受折磨的受审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还扮演了自己答应给克雷连科的充满激情的角色。

所谓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实质上就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最高领导人)在《前进报》上刊登了自己与受审人划清界线的声明。他们写道,这是一出最可耻的审判喜剧,它是建立在奸细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绝大多数被告早已脱党十年以上,并且从来也没有恢复过关系;在审判中令人发笑地提到巨大的经费数额——全党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

克雷连科宣读了文章后,请什维尔尼克让受审人发表意见(也是像审理“工业党”一案时那样一下子牵动所有的线)。于是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大家都维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做法而反对孟什维克的中央……

现在雅库博维奇回想起自己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后陈述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决不是单单因为答应过克雷连科的要求才出来说话的,他说他当时不是随随便便地站起来的,而是像一块小木片似地被愤恨和雄辩的激流卷起来的。是对谁的愤恨?饱尝过刑讯,割过静脉,多次死去活来的他,现在真地有着满腔怒火——但不是对检察长!不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是!而是对国外代表团!!!这就是心理学的对立面变化!他们在国外过着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甚至最贫困的流亡生活和卢宾卡相比当然也是舒适的),不顾良心,只顾自己——对于留在国内的这些人怎么能一点不同情?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地声明脱离关系并把这些不幸的人交给他们的命运播弄呢?(回答得颇有力量,于是审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库博维奇在一九六七年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对国外代表团、对他们的出卖、声明脱离关系、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责难过他们那样)气愤得浑身发抖。

然而当时我们手头没有审判的速记记录。过了一段时间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审判时声若洪钟地说过,外国代表团受第二国际的委托向他们下达进行瞻害活动的指示——对他们也声若洪钟地表示过愤慨。国外的孟什维克写的声明并不是不讲良心,只顾自己,他们正是对审判的不幸牺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时指出,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维克——这也是实话。雅库博维奇固执而真心地发了那么大的火,究竟是为什么呢?国外的孟什维克怎么才能不使被告们听任他们的命运播弄呢?

我们喜欢对不能回答的人,那些弱一些的人发脾气。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这种时候,证明我们有理的论据自己就会灵活地凑上来。

克雷连科在公诉词中说,雅库博维奇是一个反革命思想的狂热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处枪决!

雅库博维奇不仅在那天感激得热泪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转蹲了许多的劳改营和监牢之后,还感谢克雷连科在审判时没有贬低他,没有侮辱他,没有嘲笑他,而正确地把他称为任热分子(虽然是对立思想的狂热分子),并且要求给予他结束一切痛苦的干脆的、高尚的枪决!雅库博维奇自己也在最后陈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认的(他对这个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认的”赋予极大的意义。明白人应当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一因此我不请求宽恕!不请求留我一条性命!(旁边坐着的格罗曼焦急起来了:“你发疯了!你在同志面前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呀,这对于检察机关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发现吗?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审判难道还没有得到说明吗?

斯大林难道不是通过这次审判终于明白并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敌人圈进牛栏里,他完全可以照样把他们组织进这样的一出戏里吗?

请宽大为怀的读者们饶恕我!写到目前为止我的笔头没有发颤,心也没有紧缩,我们满不在乎地滑行着,因为这十五年内我们一直处在或是法制革命或是革命法制的可靠保护之下。但往后我们要感到痛心了:读者记得,从赫鲁晓夫开始,已经几十次地向我们说明:“列宁的法制准则遭到破坏大体上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的。”

现在我们怎样进入这个法制荡然的深渊呢?我们怎样度过过个痛苦的深水区呢?

不过,由于受审人姓名的显赫,后来的这些审判是在全世界注目下进行的。人们对这些案件的注意经久不衰,有过许多著述,做过许多分析,将来还会分析。而我们只是稍稍涉及一下它们的谜。

预先说明,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出版的速记报告与审判中说的话并不完全相符。有一个作为经过挑选的听众之一旁听过审判的作家,当场做过飞快的记录,后来他确认存在着上述的不相符。所有的记者还注意到在克列斯津斯基身上发生的卡壳,当时不得不宣布休息,以便把他纳入规定好的供述的轨道(我这样想:审判前拟制了一种事故表报:第一栏——被告的姓名,第二栏——如果在法庭上离开了台词,休息时采取什么手段,第三栏——负责采取手段的契卡人员姓名。如果克列斯津斯基突然走了板,事先已经明确,谁该向他跑过去以及该怎么办)。“但速记记录的不准确并不能改变整个画面,也不使之减色。全世界接连地看了三出戏,三出规模宏大、耗资甚巨的戏,在这些戏里,曾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惊惶不安的无畏的共产党的大领袖们,出场时成了一只只垂头丧气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们叫什么,他们就哗哗地叫什么,他们把脏东西往自己身上呕吐,卑躬屈节地贬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认自己犯下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这在人类能记忆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与不久前在莱比锡对季米特洛夫的审判对照起来,这特别令人震惊:季米特洛夫像一头怒吼的狮子似地回答纳粹的法官们,而这里,和他同属一个使整个世界发抖的钢铁劲旅中的同志们(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现在却身上浇着自己的尿出现在法庭面前。

虽然从那个时候起许多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说明(做得特别成功的是阿尔图尔-凯斯勒)——关于它们的谜仍然在广泛地流传着。

有人写到过能够使人丧失意志的西藏迷药,有人写到过采用催眠术。在说明问题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顾的因素。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手里有这样的手段,能有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妨碍他们采用这些手段呢?为什么他们不去削弱、不去迷乱人的意志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弃了巡回表演活动,转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面有过一所催眠术学校,这是确凿的事实。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审判前得到允许同丈夫会见,发现他处于精神呆滞、不由自主的状态(她来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说出了这件事)。

但为什么帕尔钦斯基或赫连尼科夫既没有被西藏迷药也没有被催眠术摧毁呢?

不,对于这一点,必须从较高的、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说明。

人们感到特别困惑莫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沙皇的刑讯室里没有发过抖的老革命家,都是经过锻炼、熬煎、摔打的战士。

但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错误。这些人并不是那些老革命家,这个名声他们是靠继承得来的,是由于与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为邻而得来的。那些人——扔炸弹和搞密谋的人们见识过苦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刑期——只是他们一生未见识过真正无情的侦查(因为这样的侦查在俄国根本不曾有过)。而这一帮人则既未尝过侦查的味道,也不知道什么叫刑期。什么特别“刑讯室”、什么库页岛、什么特殊的亚库梯苦役,布尔什维克都没有经历过。都说捷尔任斯基受的罪比谁都大,说他一生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而用我们的尺度来衡量,他不过是服了正常的十年刑期,得到了一张普通的“十元券”,这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都可能得到的;诚然,在这十年中有三年中心苦役监狱,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在三六到三八年的审判中牵出来给我们看的那些党的领袖,在他们的革命经历中只有过短期的轻松的监禁,为时不长的流放,连苦役的气味都没有闻到过。布哈林曾多次短期被捕,但都和开玩笑差不多;看来他在哪里也没有连续蹲过一年,只在奥涅加的流放地稍稍呆过一阵。加米涅夫从事过长时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并曾奔走于俄国各城市之间,但也只坐了两年的牢和一又二分之一年的流放。我们现在给十六岁的孩子一下还判五年呢。季诺维也夫,说来可笑,连三个月都没有蹲过!一次刑事判决都未曾有过!与我们“群岛”的一般土著相比,他们是一些小娃娃.他们等于没有见过监狱,李可夫和H-N-斯米尔诺夫曾几次被捕,各坐过五年牢,但不知怎么地他们的监牢生活过得很轻松,他们能够从所有的流放地毫无困难地逃跑,或者正好赶.上大赦。在关进卢宾卡之前,他们根本想象不出真正的监狱和不公正的侦查的铁钳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根据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托洛茨基落进这只铁钳——他会表现得不那么低三下四,他的骨头会比别人硬:他没有理由会如此。他也只经历过几次轻松的监察,没有受过任何严重的侦查,此外就是乌斯特-库特两年的流放。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的令人生畏的名声是廉价得来的,他本人并没有显示出真正的坚强性:下令枪毙别人时眼都不眨的人,自己死到临头时却会比谁都软弱!这两方面的坚强性完全是两码事。)拉迪克是当局的好细(在这三次审判中充当这个角色的不只他一人!),雅戈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刑事犯。

(这个杀害几百万人的凶手不能想象他头上的那个最高杀人犯在最后时刻不会在自己心中找到共同责任感。要是斯大林坐在这个大厅里,雅戈达就会满怀信心地坚决地直接向他请求宽恕:“我向您请求!我为您修建了两条大运河!……”据在场者说,这个时刻,在大厅二层楼的一个小窗口后面的屋里,好像是隔着一层薄纱,光线昏暗,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当点烟的时候,显出了烟斗的影子——有谁到过巴赫奇萨莱“并记得这种东方式的花招吗?——在国务会议大厅里,在二层楼高的地方有一排钉着带有小孔的白铁片的窗户,而在窗户后面是一条没有照明的走廊。从大厅里永远猜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那里。汗是不可见的,而国务会议却好像永远是在他亲临之下举行的。根据斯大林的彻头彻尾的东方性格来判断,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观察着“十月大厅”里演出的喜剧。我不能设想他会放弃观看这个场面,放弃得到这种享受。)

要知道我们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这些人非同凡俗有关。当我们读到普通公民的普通审判笔录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感到莫名其妙而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人对自己和对别人说了那么多诬陷不实之词?——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是软弱的嘛,人是会顶不住的嘛。而布哈林、李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这些人,我们预先就认为是一些超人-一我们的困惑不解实质上完全是由于这个缘故。

诚然,这一次,戏的导演们挑选登场演员似乎要比以往的工程师案子困难些:那时可以从四十只大桶中挑选,而这一次只有一个小小的戏班子,主要演员大家都熟悉,观众们希望一定由他们来扮演。

但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无可幸免的人们中间那些最有远见和最果断的人——他们没有束手就擒,在被捕前就自杀了(斯克雷普尼克、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对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摆布的!……但其中有些人在受侦查时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们清醒了,顶住了,古无声中死去了,但总算没有蒙受耻辱。没有把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叶努基泽、楚巴尔、科西奥尔还有那个克雷连科技出来公开审判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他们的名字完全可以给那些审判生色增光。

带上法庭的是最顺从的!毕竟还是有过选择。

选择是在小范围里进行的,可是胡子导演却对每个人都很了解。他一般地了解他们都是些弱者,而且了解他们每个人单独的弱点。这也正是他那阴森森的不凡之处,是他一生主要的心理趋向和成就:看透人们底子里的弱点。

在所有落得身败名裂下场的党的领袖人物当中,年深日久之后,现在看来最有才智、头脑最明睿的,要算布哈林了。(凯斯勒的那一部很有才华的研究著作显然是献给他的。)对这个人的老底子,即人与尘世相连接的部位,斯大林也是看得很透的。他把这个人长久地死死攥在手掌里,甚至像玩小耗子一样,欲擒故纵,拿他开心。布哈林一字一句地写完了我们现行(不实行)的听起来很漂亮的宪法——此时他飘飘然如上云端,满以为赢了科巴“一局:塞给了他一个迫使他把专政搞得软化一些的宪法。殊不知他自己早已经掉进了虎口。

布哈林不喜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早在基洛夫被暗杀后第一次审判他们的时候,布哈林曾对接近的人说过:“那又怎么啦?这类人很难说。也许是有点什么事……”(那些年代庸人们的经典公式:“大概是有点什么事吧……我们这里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关起来。”这就是党的第一号理论家在一九三五年说的话!……)一九三六年夏天第二次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时候,他正在天山打猎,什么也不知道。下山后来到了伏龙芝——便读到了判处他们两人枪决的判决书和报纸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布哈林作了多么毁灭性的供述。他急忙去阻止这种迫害了吗?他对正在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向党提出呼吁了吗?没有,只是给科巴发去了一份电报:请暂缓处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便……布哈林能够去作当面对质并进行辩白。

迟了,科巴有了笔录就够了,他还要活人的当面对质做什么?

然而,布哈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抓起来。他失去了《消息报》,失去了任何活动和党内的任何地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住宅(彼得大帝的游乐殿)里,像坐牢似的生活了半年(不过,秋天到别墅去住过——克里姆林宫的门岗还像平常一样向他敬礼)。已经没有人去看他,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这几个月里他不断地写信:“亲爱的科巴!……亲爱的科巴!……”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音。

他还在寻求同斯大林的推心置腹的接触。

而亲爱的科巴眯缝着眼睛,已经在进行排练了……科巴对角色的试验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他知道布哈尔奇克“会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出色的。你瞧,他已经声明同他那些被关押和流放的学生以及追随者(虽然为数不多)脱离关系,容忍了他们的毁灭。他忍下了对他的尚未真正产生和成熟的思想路线的粉碎和辱骂。而现在,虽然仍保留着《消息报》总编辑和政治局委员的身分,但对于枪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却当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忍受下来了。他既没有大声也没有低声表示愤慨。这些事情都是对他担任本来角色的试验呀!

还要早些,好久前的事了,斯大林曾威胁要把他(在不同时期他曾威胁过他们大家!)开除出党——布哈林(以及他们大家!)声明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要求留在党内!这也是对角色的试验呀!如果他们还是自由的时候,还处在尊荣和权势的高峰上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表现——那末当他们的身体、饮食和睡眠都攥在卢宾卡提词人的手心里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准确无误地照本宣读台词的。

在这些逮捕前的月份里布哈林最怕的是什么呢?人们确凿地知道他怕的是:被开除出党!失去党!活下来,但在党外!亲爱的科巴自从把自己变成了党的时候起,就出色地利用了他的(他们大家的!)这个特点。布哈林(他们大家!)没有自己的单独的观点,他们没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斯大林在他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任何威力。而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求得留在党内。并且不作损害党的事情。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分派给布哈林的实质上是一个领头的角色——因此导演对他的指导、排练时间和他自己深入角色等方面,都不应有丝毫草率和疏忽。连去年冬天派他到欧洲去商购马克思的手稿,也是属于这种准备工作。不仅为了罗织他里通外国的罪状需要这样一个表面的事实,而且让他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自由地乱跑,就更明确地预示着他该回来在主要舞台上登场。现在,凶险罪名的乌云压在头顶——长时间的、看不到头的不逮捕,憋在家里受煎熬——这比卢宾卡的直接压力更能摧毁牺牲者的意志(当然卢宾卡他是躲不掉的,在那里也得呆一年)。

有一次,布哈林被卡冈诺维奇叫去,当着一些高级契卡人员的面,让他同索科尔尼科夫进行对质。索科尔尼科夫供出了“平行的右派中心”(即与托洛茨基中心平行的)、布哈林的地下活动。卡冈诺维奇口气强硬地进行了审讯,然后让人把索科尔尼科夫带走,亲热地对布哈林说:“尽是瞎扯淡,妈的……!”

然而,报纸上继续刊登群众的愤怒呼声。布哈林给中央打电话。布哈林写信:“亲爱的科巴!……”——他请求公开撤销对他的指控。于是登出来检察机关的一项含混的声明:“没有找到客观的证据足以对布哈林提出控诉。”

拉迪克秋天给他打电话,希望见面。布哈林推托了:我们两人都是被点名的,为什么要招来新的嫌疑呢?但他们的《消息报》别墅紧挨着,一天晚上拉迪克自己走来说:“不管我以后说些什么,你要知道,我根本没有什么罪。不过——你能保住:你同托洛茨基分子又没有什么联系。”

布哈林也相信自己会保住,不会把他开除出党——否则太不像话了!对托洛茨基分子他确实始终是抱恶感的:瞧,那些人把自己置身于党之外——结果怎样呢!应当抱在一起,要犯错误——也犯在一起。

在十月革命节游行时(这是布哈林与红场的告别),他带着老婆凭编辑部的通行证走上来宾观礼台。突然——一个武装的红军战士向他们走来。完了!,——就在这里?就在这样的时刻?……不,红军战士举手敬礼说:“斯大林同志奇怪您为什么在这里?他请您上列宁陵墓站到您的位置上去。”

整个半年就是这样把他从热到冷从冷到热地抛来抛去。十二月五日欢欣鼓舞地通过了布哈林的宪法,并把它千秋万代地命名为斯大林宪法。在十二月的中央全会上,打掉了牙的、已经面目全非的皮达可夫被押到会场上来。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些一言不发的契卡人员(雅戈达的人。须知雅戈达这时也正在受审查,也正在准备扮演一个角色)。皮达可夫当场对坐在领袖们中间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了最卑鄙无耻的咬供。奥尔忠尼启则把手掌放到耳朵分(他没有完全听明白):“请你说,所有这些供述都是你自愿作一出的吗?”(记下来了!奥尔忠尼启则也得到了一颗子弹)皮达可夫摇晃着身子说:“完全自愿。”李可夫在休息时跟布哈林说:“瞧托姆斯基多有勇气,八月份就明白了,自杀了。而你我这些傻瓜,还活下来。”

这时,卡冈诺维奇(他本来愿意相信布哈尔奇克没有问题!——但在事实面前……)、莫洛托夫起来发言,怒气冲冲,充满咒骂。而斯大林!——多么宽大的胸怀!多么不忘旧情!——“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认为布哈林的罪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李可夫也许是有罪的,但不是布哈林。”(这是别人背着他加给布哈林的罪名。)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意志就这样软化了。失意英雄的角色就这样练熟了。

这时,开始不断地把审讯笔录送上门来:审讯红色教授学院先前的青年们的笔录,审讯拉迪克的笔录,以及审讯所有其他人的笔录,——所有这些笔录都对布哈林的凶恶背叛提供了最严重的证据。给他往家里送材料并不是把他看成被告,噢,不是的!——而是作为中央委员,仅供他了解情况……

布哈林收到新材料,常对这年春天刚给他生下一个儿子的二十二岁的妻子说:“你读吧,我读不下去!”——自己就把脑袋理到了枕头里。他家里有两支手枪(斯大林也给了他时间!)——但他没有自杀。

难道他没有练熟分派给他的角色?……

又过了一次公开的审判——又枪毙了一批人……而对布哈林仍是手下留情,仍是没有抓布哈林……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决定宣布家中绝食——要求中央澄清问题并撤销对他的指控。绝食是他在写给亲爱的科巴的信中宣布的——并且诚实地坚持着。那时便通知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日程是:1.关于“右派中心”的罪行。2.关干布哈林同志表现在绝食上的反党行为。

布哈林这时动摇起来:也许他真的做了什么有辱于党的事情?……他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外表也已经象个囚犯,步履艰难地来到中央全会的会场。亲爱的科巴热情地问道:“你想出了个什么名堂呀?”“那该怎么办呢?已经有了这么大的罪名。他们想开除我的党籍……”斯大林听说有这等荒唐事体而皱起了眉头;“谁也不会开除你的党籍!”

于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跃了起来,心甘情愿地在全会面前表示悔过,当即取消了绝食。(在家里:“喂,给我切一段腊肠!科巴说了——不会把我开除。”)但在全会的进程中,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胆敢不尊重斯大林的意见!)骂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枪毙。

布哈林又泄气了,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开始撰写“致未来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来的这封信,不久前已经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并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以及“未来的中央”的震惊。致信的对象可谓高矣!——中央,没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权威了。)因为这个敏锐的出色的理论家在自己的最后的话里决定留给后代的是什么呢?是要求恢复他党籍的又一次哀号(他为这种忠贞付出了昂贵的耻辱的代价!)。是完全赞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证。那就是说,不仅赞同以前各次冤狱,而且也赞同我们伟大的监狱下水道的各股散发出恶臭的水流!

他这就等于签名画押,承认自己也应该淹进去。

最后,他这个筋肉强健的人、猎人和角力土(在闹着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员们的目睹下,他曾好几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对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谅他的)。他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给提词人和助理导演了。

他已经准备好到这样的程度,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对他已经不需要采用刑讯了——他的立场比之雅库博维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场有什么地方较强一些呢?他有什么地方不受那两个论据的支配呢?他甚至还要弱一些,因为雅库博维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却害怕死亡。

只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维辛斯基进行一次不难的对话了:——

对党采取任何反对派立场就是反党斗争,对不对?——一般说——是的。实际上——是的——但是反党斗争必然会演变为反党战争——按照事物的逻辑——是的——那就是说有了反对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党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能干得出来(暗杀、进行间谍活动、出卖祖国)?——但是对不起,这种事情并没有干出来——们早可能把?——理论上说嘛……(须知是理论家呀!……)——但对你说来最高利益依然是党的利益吧?——是,当然,当然!——那么只剩下很小的分歧了:应当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为了使今后任何反对派的思想声誉扫地,应当把只是理论上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承认早已经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来吗?-一可能……——那就应当把可能的承认为现实的,仅此而已。小小的哲学上的转化。说完了?……还要说一句,我看无须向你解释:现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缩回去,说出些别的——你要明白,你只会有利于世界资产阶级,只会损害党。而且,不用说,那时也不会让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们当然会让你活下来: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岛去,你可以在那里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过去的那几次审判,你们好像是把人枪毙掉的?——咳,你拿谁比呀——他们和你是两码事!再者,我们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报上说枪毙。

这样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难解的谜吧?

同样是那支在过去的审判中奏过多少遍的曲调,只是稍加变奏而已;要知道我们与你——都是共产党人!你怎能听信了别人的话——出来反对我们呢?悔悟吧!要知道你与我们在一起-一这就是我们!

一种历史观正慢慢地在社会里成熟着。而一旦它成熟了——将却会是那么简单。无论在一九二二年,无论在一九二四年,也无论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还未能形成这样一种牢固观点,足以支持他冲着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调昂首喊出:——

不,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俄国人!……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共产党人!

好像是,只需要喊出这么一声——布景便会塌散,厚厚的一层化装便会脱落,导演便会从暗梯逃跑,提词人也会纷纷乱钻到老鼠洞里去。而外面的气候将会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连演得很成功的戏,也是十分劳民伤财的。于是斯大林决定不再利用公开审判了。

准确些说,为了让群众看清反对派的凶恶灵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经拉开过一个在区一级普遍开展公开审判的架势。但是找不到好导演,没有力量做这么周详的准备,况且被告们本身也没有多大意思——一结果弄得斯大林左右为难。只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很少。几次审判失败了-一整个这件事也就作罢了。

恰好在这史可以介绍一下一次这类审判的经过,说的是卡德案件。这个案子的详细报告当时在伊万诺沃省报上已经登了一个开头。

一九三四年底,伊万诺沃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及下诺夫戈罗德省交界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区,古老宁静的卡德村便成了区中心。新成立的领导班子是从各地调来的,彼此在卡德才认识。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景象凄凉的穷乡僻壤,它需要得到资金、机器的支援与生产事业的合理经营,然而相反,它却被粮食采购压得气息奄奄。区委第一书记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区地政科长斯塔夫罗夫是一个祖祖辈辈的庄稼汉,出身于“集约”农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据科学原理经营产业的勤恳而又有知识的农民。(这种经营方法当时曾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鼓励;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集约农民铲除掉。)由于斯塔夫罗夫已经入了党,他在清算富农时没有丧命(也许自己就去清算过富农?)。他们企图在新的地方为农民做点事情,但各种指示从上面滚滚而来,每一项都跟他们的创举做对;那里,在上面,好像故意发明一些办法来使庄稼人日子过得更悲惨。有一次卡德区的领导人往省里打了一份报告,说明必须降低粮食采购计划——现有计划区里不能完成,否则会使贫困化超出危险的极限。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面(只是三十年代吗?)就可以掂量得出来这是一个对计划的多么大不敬的举动和对政权的造反行为。但是依照当时的作法,并没有由上头采取正面的措施,而是发挥地方上的主动,当斯米尔诺夫去休假的时候,他的副手第二书记瓦西里-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区委会上作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罗夫的干扰,区的成绩将会更加出色(?)”。开始办起了斯塔夫罗夫的“专案”(做法很有意思:区别处理!对斯米尔诺夫先吓唬吓唬,使之中立,逼他靠边,然后再去搞他——这正是具体而微的斯大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争论激烈的党的会议上查明,说斯塔夫罗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说他是罗马的耶稣会教士。区消费合作社主任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个偶尔受过一点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种俄国人身上令人惊奇的独特才能的人,他是一个自学出来的合作社事业家,善于辞令,在辩论中能随机应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他能为之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服党的会议应当把区委第二书记罗曼诺夫因进行诽谤而开除出党!罗曼诺夫真地受到了警告处分!罗曼诺夫的最后发言对于他这类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们对总形势的信心:“虽然这里证明斯塔夫罗夫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党会查清楚的,对我受的警告处分也会弄清楚的。”党果然查清楚了:区内务机关几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罗夫,过了一个月又逮捕了区执委会主席爱沙尼亚人乌尼魏尔——罗曼诺夫接替他成了区执委会主席。斯塔夫罗夫被押到了省内务机关,在那里他招认: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他在自己的区里是地下右派组织的成员(也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一条罪状,所缺少的就是同协约国的直接联系了)。也许他并没有招认,但其中实情永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已经死于伊万诺沃内监里的刑讯。而一页页的笔录都已写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组织的头头区委书记斯米尔诺夫、区财政科长萨布罗夫还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弗拉索夫的命运是怎样决定的。他不久前曾号召把新的区执委会主席清除出党。我们已经写过(第四章),他曾致命地得罪了区检察长鲁索夫。他曾坚持不让把自己手下两个善于经营的有才识的但社会出身有污点的合作社干部(弗拉索夫总是任用各种“过去的人”——他们熟悉业务,并且工作努力;而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新提拔起来的人,则什么也不会干,而主要的是什么也不想干)以假造的暗害活动罪名逮捕入狱,因而得罪了区内务科长克雷洛夫。尽管如此,内务机关还是愿意同合作社和解!区内务科副科长索罗金亲自来到区消费合作社向弗拉索夫建议:免费给内务机关(“以后随便想个办法注销掉”)价值七百卢布的布匹(贪小便宜的人!但对手弗拉索夫来说,这是两个月的工资,非法的东西他是分毫不取的)。“要是不给——你要后悔的。”弗拉索夫赶走了他:“你怎敢向我,一个共产党员,建议干这种交易!”第二天,克雷洛夫已经作为区委的代表出现在区消费合作社(这种假面舞会及所有这类小手段是一九三七年的灵魂!)并吩咐召开党员大会,议程是:“关于斯米尔诺夫一乌尼魏尔在消费合作社的暗害活动”,报告人——弗拉索夫同志。每一步都是绝妙的高招!暂时谁也没有点弗拉索夫的名!但只要他说上两句关于前区委书记在他弗拉索夫这个部门里的暗害活动的话,内务机关就可以插话:“当时你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你没有及时到我们这里来报告?”在这种情势下许多人就会不知所措而掉进陷阱。但弗拉索夫不是这样的人!他立即回答说:“我不作报告!让克雷洛夫当报告人吧——因为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是他逮捕的,他们的案子是他处理的!”克雷洛夫拒绝说:“我不了解情况。”弗拉索夫说:“如果连你都不了解情况——那就是说他们被捕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大会干脆就没有开成。但人们是否经常敢于进行自卫呢?(同日晚上很晚的时候区消费合作社的会计主任T某和副主任H某走进弗拉索夫的办公室,拿给他一万卢布:“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今天夜里逃走吧,必须在今天夜里,否则你就完了!”但弗拉索夫认为,逃跑是与共产党员不相称的。我们如果不提一下这件事,三七年的情势将是不完整的,我们就会忽略掉还有一些坚强的人和坚强的决心。)次日早晨,区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区消费合作社工作的措词严厉的小评论(应当说,在三七年报刊总是同内务机关携手合作的),傍晚时候,通知弗拉索夫到区委报告工作(每一个步骤——都是全苏联的型式!)。

这是一九三七年,是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里Mikojan-pros-perity(米高扬繁荣)的第二个年头,现在有时可以读到一些记者和作家的回忆,说那时就已经达到了丰衣足食。这已经写入了历史,并且大有冒险在那里永远留下去之势。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废除粮食配给制后两年,在伊凡诺沃省(以及其他省)发布了一条关于禁止面粉贸易的内部指示。在那些年代,在小城市里,特别是乡镇和农村里,许多家庭主妇还是自己烤面包。禁止面粉贸易就是意味着:没有面包吃’在区中心卡德镇形成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得不像话的购买面包的队伍(不过,对他们也给予了打击: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起禁止在区中心烤黑面包,而只许烤昂贵的白面包)。在卡德区除了区办的面包房外没有其他的面包房,现在从各村里纷纷到那里去卖黑面包。区消费合作社仓库里面粉是有的,但两道禁令堵塞了把它供给人们的一切途径!!然而弗拉索夫却找到了办法,尽管有国家的狡猾规定,在这一年他仍然喂饱了全区:他下去到各集体农庄跑了跑,和八个农庄商定,在空闲的“富农”房舍里建立公共面包房(就是说只要供给劈柴,。派几个农妇,利用现成的俄国炉子,就能办起来,这可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面包房),区消费合作社负责供应它们面粉。解决办法一旦找到,它永远是简单的!弗拉索夫并不修建面包房(他没有资金),同时却在一天之内把它们建成了。他不进行面粉贸易,同时却不断地从仓库里批发并要求省里继续供应。他不在区中心出售黑面包,却供给全区黑面包。他字面上没有违反规定,但违反了规定的精神——节约面粉、坑害人民——所以在区委会对他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受了这次批评之后他还挨过了一夜,次日就被捕了。像只厉害的小公鸡(他个子矮小,老是昂着头,总显得有些傲慢的样子),他不肯交出党证(昨天区委会没有作出开除他党籍的决定!)和苏维埃代表证(他是人民选出来的,还没有区执委会关于剥夺他代表人身不受侵犯权的决定)。但民警不懂这一套手续,他们扑了上去,强力夺走了。从区消费合作社押着他大白天走过卡德镇的街道,送往内务机关时,他手下的一个青年商品鉴定员,共青团员,从区委会的窗里看到了。当时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学会了言不由衷(特别是在农村,由于性格纯朴)。商品鉴定员叫了起来:“瞧这些畜牲!把我的头儿也抓走了!”他还没有走出房间,当时就被开除出了区委会和共青团,并且沿着一条熟知的小道掉进了深坑。

弗拉索夫比自己的同案人被抓得晚,他还没有进去,案子差不多已经办好了,现在正为公开审判做些具体安排。他被带进了伊万诺沃内监,但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对他已经没有搞逼供,只简短地审讯了两次,一个证人也没有讯问,侦查案卷夹子里装满了区消费合作社的各种表报材料和区报的剪报。弗拉索夫被控告的罪名是:1.造成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2.货物品种不全(好像货物就在什么地方放着,并且有什么人主动要供给卡德镇);3.食盐进货过剩(而这是必须的“战备”贮备——因为照俄国的老规矩,总怕遇到战争时没有盐吃)。

在九月底,被告们被押回卡德去公开审判。这条路是不近的(令人不禁想起特别庭和不公开审判之类的省钱办法!):从伊万诺沃到基涅什马乘斯托雷平车厢,从基涅什马到卡德——坐110公里汽车。汽车有十辆以上——排成不平常的行列,经行荒凉古道,它们在农村中引起惊奇、恐惧和战争的预感。克留根(省内务局处理反革命组织的特密处处长)负责整个审判的组织工作,要求做到既无可挑剔又能引起威吓作用。骑警后备队派出四十人担任警卫,从九月二十四到二十七日,每天刀出鞘枪出套地把一千人犯从区内务科带到还没有修建完工的俱乐部去,往返经过卡德镇的街道——经过这个他们不久前还是它的政府的镇子。俱乐部已经装上了窗子,但舞台还没有建成,也没有电(在卡镇德根本没有电),每天晚上法院就在煤油灯下开庭。从各集体农庄按摊派原则运来听众。整个卡德镇的居民全来了。不仅坐在长凳上和窗台上,过道里也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这样每次都装下了七百人左右(在俄罗斯毕竟是喜欢看这种场面的)。前排的长凳固定给党员坐,以便法庭始终能得到善意的支持。

由省法院副院长舒平、审判员比切和扎奥焦洛夫组成了专门庭。德尔普大学的毕业生省检察长卡拉西克负责起诉(虽然被告们都放弃辩护,但强加给他们一个官方律师,为了使审判不致没有检察长参加)。庄重、严厉和冗长的起诉书归结如下:在卡德区有一个由伊凡诺沃来人组成的(换句话说——那里也等着逮捕吧!)地下布哈林右派集团在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暗害活动推翻卡德镇的苏维埃政权。(右派为了发难找不到比这更大一点的偏僻角落了!)

检察长在法庭上提出一个申请:斯塔夫罗夫虽然已在狱中身死,但他临死前的供述应在这里宣读,并应认作是在法庭上作出的供述(而集团的所有罪名都是建立在斯塔夫罗夫的供述上的!)。法庭同意:把死者的供述,当作他还活着一样,列入法庭材料(然而却有一个优越性,被告谁也不能同他争议了)。

但是,卡德镇的愚昧的群众并没有察觉出这些学问高深的奥妙,他们等待着的是往下怎么进行。在侦查中被打死的人的供述当众宣读了一遍并重新作了笔录。开始讯问被告,这时出现了难堪的局面!——他们全体拒绝承认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供认!

不知道在工会大厦的十月大厅里遇到这种情形会怎样处理——而在这里则毫不害臊地决定继续进行!审判员责备说:在侦查的时候,你们怎么能那么说?已经衰弱无力的乌尼魏尔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在公开的法庭上讲出内务机关里使用的审讯方法。”(这是布哈林审判的模式。正是这点束缚着他们:他们首先要遵守的原则是不要使人民对党产生坏的想法。他们的审判员们却早已不去操这个心了。)

在休息时,克留根巡视了被告的监室,对弗拉索夫说:“听到了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怎样拆烂污吗?你应当承认自己有罪,应当把实话都说出来!”还没有变衰弱的弗拉索夫痛快地表示同意:“对,说实话——说实话你们跟德国法西斯分子毫无区别!”克留根怒不可遏:“你瞧着吧,妈的……你会付出血的代价的!”从这时候起,弗拉索夫在审判中便作为集团的思想鼓舞者由第二位的角色转为第一位的角色。

当出现了以下场面的时候,在塞满过道的群众眼里,事情才明朗化了。法庭理直气壮地谈论排队买面包的现象,谈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害的事(尽管在审判开始之前当然大量地出售了面包,所以今天没有排队的现象)。向被吉斯米尔诺夫提出问题;“你知道区里排队买面包的现象吗?”“是,当然知道,队伍从商店一直排到区委会门前。”“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斯米尔诺夫尽管备受摧残,但还保持了响亮的嗓音和对正义的沉着的信心。这是一个长着一张质朴的面孔、骨骼粗大的褐色头发的人,他讲得从容不迫,大厅里听得见他的每一句话:“因为向省级机关的一切呼吁都无济于事,我委托弗拉索夫写了一份报告给斯大林同志。”“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写出来呢?”(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马虎过去了!)“我们写了,我通过信使越过省里直接送到中央去了。副本保留在区委的档案里。”

整个大厅屏住了呼吸。法庭一阵慌乱。本来可以不再往下问了,但有个人还是问道:

“结果呢?”

对呀,这是挂在大厅里每个人嘴边的问题:

“结果呢?”

斯米尔诺夫没有因理想的破灭而痛哭,而呻吟。(莫斯科的那些被告们就是缺乏这种精神!)他响亮地,镇静地回答:

“没有结果,没有答复。”

在他的疲乏的声音中可以听出:说实话,我也是这样预料的。

没有答复!父亲和导师没有答复!公开审判到此已经达到顶峰2它已经把吃人者的狠毒心肠拿出来示众了!审判本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不,他们哪有这种分寸感和头脑,他们还硬要在这块尿湿了的地方泡上三天。

检察长破口大骂起来:两面派!你们原来是这么回事!——一只手搞暗害,另一只手却胆敢向斯大林同志写信!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答复??让被告弗拉索夫回答——他是怎样想出停止售卖面粉、停止在区中心烤黑麦面包这类惨无人道的暗害行为的?

小公鸡弗拉索夫不用招呼,自己就急忙跳起来冲着全厅尖声叫道:

“如果你,检察长卡拉西克,离开公诉席坐到我旁边来,我同意在法庭面前对这些事作出全部回答!”

简直莫名其妙。喧嚷、叫声。决维持秩序!你说什么……

用这种方式抢到了发言权以后,弗拉索夫现在原原本本地把话说清楚:

“禁止出售面粉,禁止烤黑面包,有省执委主席团发下来的决定。省检察长卡拉西克就是主席团常委。如果这是暗害行为——为什么你不以检察长的名义禁止呢?可见——你当暗害分子在我之前?……”

检察长喘不过气来了,打击来得又准又迅速。法官也不知所措,咕咕哝哝说:

“如果需要(?)——我们也会审判检察长的。今天我们审判的是你。”

(两种是非标准——以等级高低为转移。)

逞勇好斗、不肯罢休的弗拉索夫继续追击:

“那我要求把他从检察长席上撤下来!”

休息……

咳,这样的审判对群众有什么教育意义呢?

但他们还是坚持干下去。在审讯被告后开始讯问证人——会计付。

“关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你知道些什么?”

“一无所知。”

“这怎么可能呢?”

“我去过证人室,那里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

“不需要听见!许多文件都经过你的手,你不能不知道。”

“文件都没有问题。”

“你瞧,这是一叠区报,甚至这里都说到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而你却什么也不知道?”

“那就请去讯问那些写文章的人吧!”

面包商店经理。

“请你说,苏维埃政权有许多面包吗?”

(喂!怎么回答呢?……谁能拿定主意说:我没有数过?)

“许多……”

“那为什么你们那里要排队?”

“不知道……”

“这是谁造成的?”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谁是你们的领导?”

“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

“什么他妈的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是被告弗拉索夫!这样说就是他造成的。”

证人沉默不语。

审判长向书记员口授:“答。尽管苏维埃政权拥有大量的面包贮备,由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造成了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

检察长抑制住自己的担心,作了愤怒的长篇发言。辩护人的发言基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强调说,祖国的利益对于他,也像对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一样,是无上珍贵的。

斯米尔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也没有表示丝毫悔过。现在所能记忆起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并且过于爽直,所以就没有能够保住脑袋闯过一九三七年这一关。

当萨布罗夫请求保留他一条命的时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气恼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说:“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没有放过最后的机会发表一篇毫不客气的言论。

“我不认为你们是法庭,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戏子,正在按写好的台词演一出审判的闹剧。你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卑鄙挑衅勾当的执行者。不管我对你们说些什么,反正你们都会把我判处枪决。我只是相信,时间一到,你们也会站到我们的地位上来!”

从晚上七点钟直到夜里一点钟,法庭一直在拟写判决书,在俱乐部的大厅里点着煤油灯,在马刀下坐着受审人,人群没有散去,嗡嗡地议论着。

判决写的时间长,读的时间也长,那里面堆积着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暗害活动、联系和图谋。斯米尔诺夫、乌尼魏尔、萨布罗夫和弗拉索夫被判处枪决,有两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结论导致在卡德镇又破获了一个共青团暗害组织(立即把有关人员提了起来;记得那年轻的商品鉴定员吗?),在伊万诺沃又破获了一个地下组织中心,它本身当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纵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里去)。

在说出“判处枪决”这几个庄严的字以后,审判员作了一下停顿,好让鼓掌——但在大厅里却是一种阴森森的紧张气氛,听到的是不相干的人们的叹息声和啜泣声、亲属的叫声和昏厥,甚至从坐着党员的前两排座位上也没有响起掌声来,这已经是太不成体统了。大厅里的人们向着法庭叫喊:“老天爷呀,你们在干什么事情呀?!”乌尼魏尔的妻子放声号哭起来。这时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人群中起了骚动。弗拉索夫向着前两排喊道:

“你们为什么,畜牲,不鼓掌?党员们!”

警卫队的排政治指导员跑过去用手枪戳他的脸。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夺掉手枪,这时一个民警跑过来把自己的犯了错误的政治指导员推到一边。押解队长发出号令“拿起武器!”——于是民警警卫队的三十支马枪和本地内务人员的手枪一齐对准了被告和群众(群众真像是就要扑过去抢走被判刑的人们)。

大厅里只点着几盏煤油灯,晦暗的光线加强了普遍的混乱和恐惧。如果没有被审判说服,那也被现在对准了他们的马枪彻底说服了的人群张皇失措地挤成一团,不仅向门口拥去,而且还从窗口往外爬。木头嘎吱作响,玻璃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乌尼魏尔的妻子被踩得几乎失去知觉,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声终于没有响起来……

让一条小小的附注专门献给八岁的小姑娘卓娅-弗拉索娃。她没命地爱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学(别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审判后只活了一年(以前没有害过病)。在这一年里她一次也没有笑过,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老太婆们预言:“老往地里瞧,快死啦。”她死于脑膜炎,临死的时候还不断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里呀?还我爸爸!”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仅不能立即枪决,而且现在还要保护得更好,因为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而为了执行枪决应当把他们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项任务——经过夜里的街道把他们押送到内务机关去,是这样完成的:每个被判刑的人由五人护送。一人提灯。一人举着手枪走在前面。两人架着一名死刑犯,空下来的一只手还要拿着手枪。还有一个走在后面,把枪对准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余的民警则间隔一定的距离分布,以防群众的袭击。

现在每个明智的人都会同意,如果一个劲儿地搞公开的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永远完成不了自己的伟大任务。

这就是公开的政治审判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

(未完待续)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群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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