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三月,在一个解冻的欢乐的日子,娜塔莉亚回到公婆家里来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用毛茸茸的灰色树枝修补被公牛撞坏的篱笆。屋顶上往下滴着雪水,冰琉璃闪着银光,屋檐上留有一道道过去什么时候流过雨水的、像松焦油似的漆黑的痕迹。

渐有暖意的红太阳,像只温柔可爱的小牛犊,紧紧蜷伏在积雪已经融化的山岗上,土地已经松软,顿河沿岸陡斜的石灰岩的山岗上,有些地方已经露出一片一片的土地,嫩草闪着翡翠般的新绿。

变了样子的、瘦弱的娜塔莉亚,从后面走到公公跟前,弯下伤残的歪脖子行了个礼。

“您好啊,爸爸。”

“娜塔莉尤什卡?你好啊,亲爱的,好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忙乱起来。从他手里落下来的树枝弯了一下,就伸直了。“你怎么面也不露啦?好,进屋去吧,你瞧吧,母亲看见你会有多高兴。”

“爸爸,我回来啦……”娜塔莉亚迟疑地伸开一只手,转过身子去。“如果您不撵我走的话,我就永远住在您这儿啦……”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怎么啦,亲爱的!难道你是外人吗?葛利高里来信说……好孩子啊,他叫我们问候你呢。”

他们一同往屋子里走去。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慌慌张张,一瘸一拐地走着,非常高兴。

伊莉妮奇娜抱住娜塔莉亚,老泪纵横,嘴里嘟嚷着:“你要是有个孩子就好啦……孩子会把他迷住的。好,坐下吧。拿些饼给你吃,好吗?”

“耶稣保佑,妈妈。我这不……来啦……”

满脸红光的杜妮亚什卡从宅旁的小院子里跑进厨房,跑着就伸手抱住了娜塔莉亚的两膝。

“没有良心的!把我们都忘啦!……”

“你疯啦,骡马!”父亲假装严厉地朝她喊道。

“你长得这样大啦……”娜塔莉亚低着头肥杜妮亚什卡的两手分开,仔细打量着她的脸。

一时,大家都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起话来,一会儿又都沉默不语。伊莉妮奇娜一手托着脸,在暗自悲伤,痛心地打量着已经不似先前的娜塔莉亚。

“永远住在我们这儿啦?”杜妮亚什卡抚摸着娜塔莉亚的手,问道。

“谁知道他……”

“那有什么说的,你是他的发妻,还能上哪儿去住呢!留下来吧卢伊莉妮奇娜决定说,她殷勤地招待着儿媳妇,不断地在桌子上推动着装满肉饼的陶土盘。

娜塔莉亚是经过了长期的动摇之后,才回到公婆这里来的。父亲不放她来,千方百计地劝说:又是责骂,又是羞辱,但是她自从恢复健康以后,看见自己家的人就很不自在,觉得自己在父母家里简直成了个陌生人。自杀的尝试使她和自己的亲人疏远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自从送葛利高里人伍以后,就一直在劝诱她。他下了决心,要把她接回来,设法与葛利高里和解。

从那天起,娜塔莉亚就留在麦列霍夫家了。达丽亚表面上并没有表示出什么不满;彼得罗的态度却是殷勤而又亲切,至于达丽亚偶尔的白眼,娜塔莉亚却从杜妮亚什卡那热情的依恋和公婆亲生父母般的爱怜中得到补偿。

在娜塔莉亚回到公婆家来的第二天,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逼着杜妮亚什卡照自己的意思给葛利高里写了一封信。

我们的亲爱的儿子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你好!你的父亲和你母亲瓦西丽萨·伊莉妮奇娜诚心诚意地向你问候。你的哥哥彼得罗·潘苔莱耶维奇和嫂子达丽亚·玛特悦耶芙娜向你致敬,祝你健康和平安;还有你的妹妹叶芙多基亚和全家老少都向你问好。你二月五日发的信,我们已经收到了,为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如果像你信末说的,你的马后腿碰伤了前腿,那么可以给它擦点猪下水油。你知道,如果路不滑或者没有冰的话,那么后腿就不要钉马掌。你的妻娜塔莉亚·米伦诺芙娜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很健康、平安。

母亲寄给你一点樱桃干和一双毛袜子,还有猪油和各种土产。我们生活都很好,身体很健康,可惜的是达丽亚的孩子死了,这是要告诉你的。前两天我和彼得罗修了修板棚,他嘱咐你要好好照看马。母牛都生了犊,老骤马的奶头鼓起来了,看来,它的肚子里有小马驹在跳啦。这是和镇上公马圈里那匹叫“顿涅茨”的儿马配出来的,我们盼望它能在大斋的第五个星期生驹。我们对于你的服役情况和上司对你的夸奖很高兴。你好好服役吧。为皇上效力是不会白干的。娜塔莉亚现在要在我们家住下去了,这件事你要好好想想。还有一件倒霉的事,在谢肉节那天,野狼咬死了三只羊。好,祝你健康,上帝保佑你。我命令你,不要忘了你的妻子。她是个和蔼的女人,而且是你的发妻。你不要破坏老规矩,听父亲的话。

你的父亲——老下士潘苔莱·麦列霍夫葛利高里那个团驻在距俄奥边境四俄里的拉济维洛沃小镇上。葛利高里很少写家信。告诉他娜塔莉亚回到父亲那里的信,答复得相当矜持,只说请向她问好;信里的话支吾搪塞,含糊其辞。播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逼着杜妮亚什卡和彼得罗把信念了好几遍,深思着隐藏字里行间连葛利高里也不知道的含义。复活节以前,他在一封信里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他问葛利高里退伍回来,是跟妻子同居呢,还是仍旧跟阿克西妮亚一块儿过。

葛利高里很久没有回信。三一节以后,才收到他一封短信。杜妮亚什卡念得很快,字尾都没有念出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撇开那无数的问好的话和问题,仍然很难抓住信的意思。葛利高里在信末说到了娜塔莉亚的问题:……你要我说一说,我是否还要和娜塔莉亚同居,但是我告诉您,爸爸,破镜是不能重圆的。您是明白的,现在我已经有了孩子,那我还能对娜塔莉亚说些什么呢?我什么愿也不能许诺,对这件事我是很不高兴谈的。不久前,在边境上捉到了一个贩私货的人,我们也有幸看到了这个人。他说,很快就要和奥地利人打仗了,似乎他们的皇帝曾经到边境上来过,察看从哪里可以发动战争,他可以占领些什么地方。一旦打起仗来,我也许就死了,所以预先什么也不能决定。

娜塔莉亚在公婆家里干活和生活,那种不由自主的、盼望丈夫回来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增长,颓丧的精神就寄托在这种希望上。她没有给葛利高里写过一封信,但是全家的人谁也不像她那样急切、痛苦地盼着他来信。

村里的人依然过着习惯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些哥萨克服完兵役回来了,平常日子,无聊的琐事不知不觉地把时间都消磨掉了,每到星期日,一早就一家大小成群结队地涌到教堂里去:哥萨克都穿着制服和过节的裤子;女人们花花绿绿的长裙沙沙地扫着街上的尘土,穿着紧绷在身上的、袖于上打褶的印花布上衣。

广场的空地上,卸下来的车辕朝天竖着。马在嘶叫,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艄防棚子的旁边,许多保加利亚族的菜农摆起长长的摊子,在叫卖青菜,后面围着一群孩子,瞪大眼睛,看着卸了载的骆驼;骆驼傲然地环视着市场的广场和广场上闪动着红边制帽和各色女人头巾的人群。骆驼嘴里冒着白沫,在咀嚼反刍的草料,它们疲于长年累月地拉水车,太疲倦了,正在休息,眼睛一动不动地呆滞在淡绿色的、惺松的眼眶里。

夜晚,街道在脚步声中呻吟,村里的游戏场上,歌声、手风琴伴奏着的跳舞踢踏声沸沸扬扬,一直到深夜,村头最后的歌声才在温暖的旱风中消逝。

娜塔莉亚不到游戏场去,她很喜欢听杜妮亚什卡讲的天真无邪的故事。杜妮亚什卡已经不知不觉地长成一个身材匀称、独具风韵的美丽姑娘。她很早就成熟了,就像个早熟的苹果。这一年,她告别了逝去的童年,年长的女伴们接收她参加了她们的姑娘圈子。杜妮亚什卡长得很像父亲:矮个子,黝黑的皮肤,杜妮亚什卡已经度过了十五个春天,但是她那纤细的身材还没有丰满起来。她身上还混杂着童年和正在成长的少女的、可笑而又天真的气质:两只拳头大小的小乳房硬起来了,明显地紧绷在上衣里面,肩膀也宽了;可是在那两只长长的。略微有点斜的眼眶里,依然是那炯炯有神的、腼腆而又顽皮的黑扁桃形的眼睛,白眼珠像蓝色的玛瑙一样。她从游戏场上回来,就把自己并不神秘的秘密讲给娜塔莉亚一个人听。

“娜塔莎,好嫂子,我想告诉你几句话……”

“好,说吧!”

“米什卡·科舍沃伊昨天和我在公粮仓旁边的橡树上坐了整整一晚上。”

“你为什么脸红起来啦?”

“没有的事儿!”

“你去照照镜子看——简直像火烧一样。”

“哼,不说啦!你叫人怪害羞的……”

“说吧,我再不这样啦。”

杜妮亚什卡用黑手巴掌擦了擦发烧的脸蛋儿,把手指头按到太阳穴上,突然无缘无故地发出了青春的笑声:“他说:‘你真像一朵天蓝色的花!’……”

“是吗?”娜塔莉亚鼓励说,也为别人的快乐而感到高兴,暂时忘却了自己的被蹂躏的逝去的年华。

“我对他说:‘别瞎说,米什卡!”于是他就发起誓来啦。“杜妮亚什卡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响遍了整个屋子,她摇着脑袋,两条编得紧紧的小黑辫子,像蝎虎子似的在她的肩上和背上滑动。

“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送一块手绢给我做纪念吧。”’“你送给他了吗?”

“我说:不行,我不给。去跟你的美人儿要吧。你知道,他在跟叶罗费耶夫家的儿媳妇厮混……她男人服兵役去啦,她在放荡呢。”

“你离他远点吧。”

“我是离他很远呀。”杜妮亚什卡抑制着涌出来的笑声,接着说道:“从游戏场回家的时候,我们一共是三个姑娘同行,喝醉了的米海老爹追上了我们。他叫嚷说:‘亲亲我吧,我的好姑娘,我每人给两戈比。’他刚一向我们扑过来,纽尔卡拿树枝子照他额上抽了一下子。我们就拼命逃跑啦!”

一个于旱的夏天。村边顿河的水变浅了,那片从前是急流奔腾的地方,现在变成了浅滩,牛走到对岸去,连脊背都湿不了。夜里,沉闷的暑热从山岗上吹到村子里来,风把晒焦的草香味吹散到空中。牧场上的于蓬蒿在燃烧,甜黎像一层看不见的薄幕挂在顿河岸上。一到夜间,顿河对岸的天上就布满了黑云,雷声单调地、隆隆地响着,但是连一个雨点也没有落到炎热煎烤的大地上,电光在空中闪个不停,夜空被划成一些带尖角的蓝色块块。

猫头鹰夜夜在教堂的钟楼上号叫。恐怖的叫声在村子上空回荡;这时猫头鹰却从钟楼上飞到被牛犊践踏过的公墓里,落在荒草丛生的褐色坟头上,悲鸣不已。

“灾祸临头啦,”老人们一听见猫头鹰在坟场上的叫声,就预言说。

“要打仗啦。”

“在俄土战争那年,也这样叫过。”

“也许又要闹霍乱了吧?”

“夜猫子从教堂飞到埋死人的地方去,就别指望会有什么好事情啦。”

“哦,大慈大悲的圣徒米科拉……”

沙米利·马丁,独臂的阿列克谢的弟弟,在坟场的围墙下,一连两夜守候着这只恶鸟,但是看不见的神秘的猫头鹰无声地从他的头上飞过,落在公墓的另外一头的十字架上,把令人心惊的叫声散布在朦朦胧胧的村庄上空。马丁下流地骂了一阵,向飘动的乌云放了一枪,走了。他就住在这附近。他的妻子是个胆小多病,像母兔一样多产的女人,——每年都要生一个孩子,——她一看见丈夫就责骂起来:“混蛋!你这个道道地地的混蛋,该死的东西,它碍你什么事儿,啊?要是上帝怪罪可怎么办?我马上就生孩子啦,要是为了你这鬼东西的罪过难产可怎么办?”

“住口,你放心!你是不会难产的2 你已经生惯啦,胎胎都像箍桶匠的马生得一样痛快。难道就让这讨厌的玩意儿在这里吵人心烦吗?这个魔鬼,它会把灾祸叫来的。要是打起仗来——就要征召我人伍,看你养了这么一大堆,”马丁指着墙角说道,那里,在车毯上胡乱躺着几个孩子,有的在尖声哭叫,有的正在打呼噜。

麦列霍夫·潘苔莱在村民大会会场上跟老头子们谈话的时候,很郑重地说道:“我家的葛利高里来信说,奥地利的皇帝到边境上去过,还下命令把所有的军队都集中在一处,准备向莫斯科和彼得堡进军。”

老头子们追忆着过去的几次战争,交换着彼此的想法:“从年景上看,好像不会打仗。”

“年景和打仗毫不相于。”

“大概是学生们在捣乱。”

“这种事情咱们总是知道得最晚。”

“就像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一样。”

“给儿子买了马没有?”

“用不着预先……”

“这是瞎说!”

“可是跟谁打仗啊?”

“跟土耳其打仗是为了争大海。可大海是分不开的呀。”

“那有什么难分的?就像咱们分草一样,把大海分成一块一块的,你就分吧!”

谈话开始变成开玩笑,老头子们也就渐渐散去了。

短暂的割草时节正等待着人们,顿河对岸的各种草都已经开完了花,那都是些没有一点香气儿的病弱的草,不像是草原上的草。同是一样的土地,可是草吸收的养分各不相同;山岗后的草原是上等黑土地,像脆骨一样:牲口群跑过去——连个马蹄印都看不见;坚硬的土地,长出来的草也肥壮、芳香,齐马肚子那么高;但是在顿河边上和顿河对岸,却是一片潮湿的松软的土地,长的全是些不很茂盛。没有用处的矮草,有的年头,连牲日都讨厌吃这些草。

全村一片磨镰刀的声音,耙子也都刨光了,妇女忙着给割草的人送克瓦斯,但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惊动全村的事情:镇警察局长和检察官一同来了,还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满嘴黑牙、穿着制服的瘦弱的军官;他们找到了村长,会同几个见证人,径直就到斜眼卢克什卡家里去了。

检察官手里拿着一顶有帽徽的帆布制帽。大家都顺着街道左边的篱笆走去,太阳斑斑点点地照在小路上,侦察员一面用他那沾满尘土的皮鞋踩着篱笆的影子,一面对那个像公鸡似的往前跑着的村长说:“那个外来户施托克曼在家吗?”

“在家,阁下。”

“他做什么事情!”

“这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手艺人……整天都在挫啊、刨啊。”

“你没有注意他有什么活动吗?”

“一点也没有。”‘警察局长一面走着,一面用手指头去挤眉毛中间的粉刺;他累得直喘气,呢于制服热得他满身是汗。矮小的黑牙齿军官用一根草茎剔着牙齿,眼边柔软的红褶子皱了起来。

“哪些人常上他家去?”检察官拦住向前跑的村长,问道。

“是,常有人去。他们有时候玩牌。”

“是些什么人?”

“多半是磨坊里的工人。”

“究竟是些什么人?”

“机器匠、磅秤工、磨粉工人达维德卡,还有几个咱们的哥萨克也常去。”

检察官站住了,用帽子擦着鼻梁上的汗,等着落在后面的军官。他用手指头摸着军官制服上的钮子,对军官说了些什么,然后用手指头招呼了一下村长。村长踮起脚尖,拼命抑制着气喘,跑了过来。他的脖子上一道道的紫筋鼓胀起来,哆嗦着。

“带两个人把他们抓来。押到村公所,我们随后就到。明白吗?”

村长挺直身子,上身的肉都松了下来,镶蓝带的制服硬领上凸起了一道粗筋,他哼了一声,向后退去。

施托克曼只穿着一件敞着领子的衬衫,背朝门坐着,正用手锯在镶面板上锯一道弯弯曲曲的花纹。

“请您站起来。您被捕啦。”

“怎么回事!”

“您住两间房子吗?”

“是的。”

“我们要搜查您的家。”军官的刺马针在门口的踏脚毡上挂了一下,走到小桌前,眯缝着眼,顺手拿起一本书来。

“请您把这个箱子的钥匙给我。”

“我犯了什么罪,检察官先生?……”

“我们等会儿再跟您谈。证人,过来!”

施托克曼的妻子从另外一间屋子里探头看了看,检察官和文书都走到那里。

“这是什么东西?”军官举着一本黄皮的书小声问道。

“书。”施托克曼耸了耸肩。

“请您等到适当的场合再说俏皮话。现在我要求你用另一种态度回答我的问话!”

施托克曼靠在炉壁上,抑制着自己的苦笑。警察局长扭回头看了军官一眼,然后又把视线转向施托克曼。

“您研究这个吗?”

“有点兴趣,”施托克曼冷冷地回答说,用小梳子把黑胡子平分成两半。

“是——是的,您哪。”

军官翻了翻,把书扔在桌上;又草草翻了翻另一本,把这本放在一边,又看了第三本的封面,然后把脸转向施托克曼。

“哪里还藏有这类书籍?”

施托克曼眯起左眼,好像在瞄准似的。

“全都在这儿啦。”

“撒谎!”军官晃了晃手中的书,清楚地吐着字说。

“我要求……”

“请您搜吧!”

警察局长手扶马刀,走到箱子边,一个麻脸的哥萨克警察在衣裳堆里乱翻着,看来是被正在发生的事情吓坏了。

“我要求您礼貌一点,”施托克曼用眯缝着的眼睛盯着军官的鼻梁,说道。

“请您稍安勿躁,朋友。”

施托克曼同妻子住的那两间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凡是能搜的地方全都搜遍了。还搜查了作坊。热心尽职的警察局长,甚至弯起手指头,把墙壁都敲过了。

施托克曼被押解往村公所去。他走在街道当中,一只手按在旧上衣的衣襟上,另一只在不停地挥动着,仿佛是要抖掉沾在手指头上的脏东西,警察跟在他身后;其余的人都靠着篱笆边,在洒满斑斑点点阳光的小路上走。检察官仍旧和来的时候一样,用被路边的胭脂菜染绿了的皮鞋踏着太阳的阴影走,只是帽子不是拿在手里了,而是牢牢地斜扣在苍白的耳朵上。

施托克曼最后一个受审。前厅里,警察在看守着那些已经审问过的人;还没来得及洗去手上油污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微笑着的达维德卡、上衣披在肩上的“钩儿”和科舍沃伊·米哈伊尔。

检察官在一个粉红色的公文夹里翻着,向站在桌子对面的施托克曼问道:“在我因磨坊里的械斗的人命案讯问您的时候,您为什么隐瞒了您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这一点呢?”

施托克曼默不作声地看着检察官的头顶上边。

“这已经查定在案。您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被沉默激怒的检察官大声喊道。

“请您开始审问吧,”施托克曼不耐烦地说道,然后斜看着那张空凳子,要求坐下。

检察官没有吭声;他沙沙地翻着文件,皱着眉头朝不慌不忙坐下去的施托克曼瞅了一眼。

“您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去年。”

“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吗?”

“我没有任何任务。”

“从什么时候起,您成了你们党的党员?”

“您说什么?”

“我问您,”检察官把“我”字特别加重地说道,“什么时候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我想……”

“对您想什么,我毫无兴趣。请回答我的问题。拒不招供是没有益处的,反而有害。”检察官抽出一张文件来,用食指按在桌子上。“这是从罗斯托夫送来的调查表,证明您是该党党员。”

施托克曼用眯缝得很细的眼睛朝白纸瞥了一眼,目光在纸上停了片刻,然后用两手抚摸着膝盖,坚定地回答道:“一千九百零七年。”

“是啦。您否认是你们党派您到这儿来的吗?”

“是的。”

“那么您是为什么搬到这儿来的呢?”

“因为这儿缺做钳工活的人。”

“为什么您单单选中了这个地区?”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这段时间内,您和您们的组织有过联系吗?现在还有联系吗?”

“没有。”

“他们知道您搬到这儿来吗?”

“大概知道。”

检察官翘着嘴唇,用镶贝壳刀把的刀子削着铅笔;他没有看施托克曼,又问道:“您和同党中的什么人通过信吗?”‘“没有。”

“那么搜查出来的那封信呢?”

“写那封信的人,是一位与任何革命组织都没有关系的朋友。”

“‘您收到过从罗斯托夫送来的什么指示吗?”

“没有。”

“磨坊的工人在您家里聚会,是为了什么目的?”

施托克曼耸了耸肩,好像是对问题的愚蠢感到惊奇似的。

“那只不过是在冬天的夜晚聚一聚……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玩玩牌……”

“读过什么违禁的书吗?”检察官提示说。

“没有。他们都是不大识字的人。”

“可是磨坊的机器匠和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否认这一事实。”

“这是不合情理的。”

“我觉得,您简直缺乏起码的常识来正视……”施托克曼听到这地方,不禁微微一笑,而检察官由于忘了要说什么却在生气,他抑制着愤怒,恨恨地结束说:“您简直没有健全的理智!您拒不认罪,只能害自己。事情非常明显,是你们的党派您到这儿来的,为了在哥萨克中间进行策反工作,企图从政府手里把他们争取过去。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捉迷藏呢?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您的罪过……”

“这是您的猜想。我可以抽烟吗?谢谢您。这是猜想,而且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请您告诉我,您曾给到您家里去的工人读过这本小册子吗?”检察官把手掌放在小册子上,这着书名,上端的白纸上露出了几个黑字:“普列汉诺夫”。

“我们读过诗,”施托克曼叹了一口气,抽了一口烟,用力夹着手指中间镶着铜箍的骨头烟嘴……

第二天,阴暗的早晨,从村里驶出一辆双套的邮车。施托克曼坐在车尾上,把长胡子裹在油污的大衣矮领子里打着盹儿。两旁挤着几个带马刀的警察。其中的一个麻脸、卷发,用骨节粗大的脏手指头紧抓着施托克曼的胳膊肘,左手按着褪色的马刀鞘,灰白眼睛恐惧地斜看着他。

马车在街上扬起了一溜尘雾。一个包着头巾的瘦小的女人,依在麦列霍夫·潘苔莱的院子外面的场院篱笆上,在等候着他们。

马车飞驰而过,女人双手抱在胸前,跟在后面追逐。

“奥霞!……奥西普·达维多维奇!,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施托克曼想要朝她挥挥手,但是麻脸警察在车上颠了一下,脏手指头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凶狠、沙哑地喊道:“坐好!否则我砍了你!……”

他这简单的一生中,还是头一次看到敢于反抗沙皇的人。

第三卷 第二章

从马尼科沃—卡利特文斯克镇到拉济维洛沃小镇这条漫长的路,已经消逝在列车后的灰色云雾中。葛利高里想回忆一下沿途看到过些什么,但是一点连贯的东西也没有想起来;车站上的红色建筑物,摇摇晃晃的车板下哒哒响的车轮子,马粪和于草气味,从火车头下面伸延出去的、无穷无尽的铁轨,偶尔钻进车厢门的煤烟,沃罗涅什或者是基辅站台上宪兵的满脸胡子的丑脸。

在他们下火车的一个小站上,聚集了一群军官和一些穿着灰色长袍、脸刮得光光的、讲听不懂的外国话的人。顺着跳板从车厢里往外牵马,就用了很长的时间,兵车副司令官命令卸下马鞍子来,领了三百多个哥萨克到兽医院去。检查马匹的手续十分麻烦。后来又分别编成连队。司务长和军士们在奔忙。浅棕色的马编成第一连;灰色和淡黄色的马编成第二连;深棕色的马编成第三连;葛利高里编在第四连里,这个连里都是些金黄色和一色枣红马;浅红色的马编成第五连,铁青马都编进第六连。司务长们又把哥萨克编成排,然后才领他们到分驻在庄园和市镇上的连队里去。

雄赳赳的、鼓眼睛的司务长卡尔金,戴着超役袖章,走过葛利高里面前的时候问道:“你是哪个镇的?”

“维申斯克镇的。”

“是短尾巴镇的?”

葛利高里在外镇哥萨克们抑制的笑声中,默默地吞下了这句侮辱的问话。

大道变成了公路。这些初次见到公路的顿河马,竖起耳朵,打着响鼻,在上面走着,就像在冻了冰的小河上走似的,后来慢慢习惯了,才放开步子走起来;还没有磨光的新马掌发出单调的哒哒声。眼前是一片被死气沉沉的树林分割得杂乱无章的波兰土地。白天总是热气腾腾、雾蒙蒙的,就连这儿的太阳也跟顿河的不一样,总在浓云的纱幕后面飘动。

拉济维洛沃庄园坐落在离小车站约四俄里路的地方。策马飞奔的兵车司令官,带着一个传令兵在半路上追过了哥萨克。走了半个钟头,来到了庄园。

“这是什么村子?”一个米佳金斯克镇的小个子哥萨克,指着花园里一棵秃树的树顶,问司务长道。

“村子?快把你说的村子忘掉吧,米佳金斯克的小马驹!这不是在你的顿河军区啦。”

“那么这是什么呀,大叔?”

“我是你的什么大叔呀?嘿,真捡到了个好侄子!我的老弟,这是乌卢索娃公爵夫人的庄园。咱们的第四连就驻扎在这儿。”

葛利高里闷闷不乐地抚摸着马脖子,双脚紧蹬马镫,看着那座整齐的二层楼房、木板围墙和院子里的奇形怪状的下房。他们从花园旁边走过,光秃秃的树木,也像已经远离的顿河流域的一样,在跟微风悄悄细语。

寂寞无聊、昏昏沉沉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脱离了劳动的哥萨克小伙子们,起初很苦闷,只有在闲谈时发发牢骚。连队驻在一座瓦顶的大房于里;睡在靠窗搭起的木板床上。夜里,窗框上裂开的糊窗缝的纸片,就像在远处吹的牧笛一样,如泣如诉。葛利高里在人们的鼾声中,倾听着笛声,觉得全身都化作沉重钻心的乡愁消失了。这轻微的颤抖的呜咽声就像些针一样,在往心上扎;在这种时候,他恨不得立刻就爬起来,到马棚里去,备上自己的枣红马,扬鞭策马飞驰,让马吐出的白沫洒在这无声的土地上,奔回家去。

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大家都被唤醒去洗马。在把马匹拴在马桩上喂燕麦的短短半小时里,大家交谈些简短的话语。

“兄弟们,这鬼地方可真叫人心烦!”

“烦死啦!”

“可是司务长——这只母狗!还逼着你洗马蹄子。”

“现在家里正在吃烙饼,过谢向节啦……”

“弟兄们,今天我做了一个梦,好像我和我爸爸正在草场上割草,全村的人都涌到草场上来了,就像场院外的延寿菊一样,”一向老实巴交的普罗霍尔·济科夫闪动着温柔的牛犊似的眼睛说道。“我们割啊,割啊,干草一铺一铺的躺下……简直把我美死啦!……”

“我的老婆一定正在说:‘我的米科卢什卡现在于什么哪?”

“哦哟哟!老兄,她大概正在跟公公蹭肚皮玩儿哪。”

“哼,你这家伙……”

“世界上就没一个娘儿们男人不在时能忍住不吃点儿偏食的。”

“你们发什么愁呀?女人又不是罐子里的牛奶,喝完就没有啦,咱们退伍回去——也有咱们哥儿们享用的。”

全连出名爱取笑逗乐、下流无耻、说起话来满口腔字的叶戈尔卡·扎尔科夫也插嘴了,他挤弄着眼睛,猥亵地微笑着说道:“这是明摆着的:你爸爸是不会放过儿媳妇的。他是一条很壮的公狗。话说有一回……”他眨着眼睛,打量着听众。“一个扒灰成性的老家伙,总去缠儿媳妇,使她不得安静,可是儿子又碍手碍脚的。你们猜猜,他想了一个什么坏主意?夜里,跑到院子里去,故意把牲口棚的门打开,牲口全都跑到院子里来啦。他对儿子说:‘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是怎么关牲口棚门的,啊?你瞧,牲口全跑出来啦!快去赶吧!’他想,等儿子出去了,他就可以趁机爬到儿媳妇那里去,可是儿子犯起懒来。小声对老婆说:‘快去赶赶。’女人就出去啦。儿子躺着,听着,这时老爷子从炉炕上爬下来,跪着往媳妇床边爬去。儿子也不是傻子,从长凳上拿起擀面杖等着。这位父亲爬到了床边,刚伸手去摸,儿子就拿擀面杖照他的秃脑袋打去,嘴里还喊着:‘滚,该死的东西,嚼惯破衣服啦!……’原来他们的一只小牛犊在家里过夜,总喜欢跑过来咬人的衣服。儿子装得像打牛犊似的,把爸爸打了一顿,又躺下去,一声不响……老头子爬回炉炕上躺下,揉着打起的疙瘩,这工夫已经肿得像鹅蛋一样大了。老头子躺着,躺着,忍不住说道:‘伊万,我说,伊万!’‘爸爸,什么事?’‘你刚才打什么啦?’儿子说:‘打牛犊啦。’于是老头子眼泪汪汪地骂道:‘滚你妈的蛋,这么打牲口,你能成个什么样的当家人呀?”’“你编得真棒。”

“该把你这个麻子用链子拴起来。”

“这儿成了市场啦?散开!”司务长走过来喊叫道,哥萨克们说笑着,逗着,各自回到马那里去了。喝完茶就都出去下操。下士们开始折腾这些乡巴佬。

“肚子缩回去,喂,你这个大猪肚子!”

“向右看齐,开步走……”

“全排,立正!”

“开步走!”

“喂,排头,他妈的,你是怎么站的啊!……”

军官老爷们站在一旁,抽着烟监视着下士们在大院子里来回折腾这伙哥萨克,有时纠正纠正下士们的命令。

葛利高里看着那些穿着漂亮的浅灰色军大衣,缝得合身的漂亮制服,油头粉面,衣冠楚楚的军官老爷,觉得在他和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看不见的高墙;墙那边过的是一种不同的、非哥萨克的、富丽堂皇的生活,于干净净,没有虱子,也不用在那些动不动就打人嘴巴子的司务长面前吓得发抖。

来到庄园以后的第三天发生的一件事,不仅给葛利高里,也给全体年轻的哥萨克留下了一个痛苦的印象。他们在操练骑兵队形;那个生着牛犊一样温柔的眼睛、时常梦见故乡的集镇向他招手的小伙子普罗霍尔·济科夫的马,一匹脾气很坏、很难驾驭的马,在操练的时候,把司务长的马踢了一下子。踢得并不重,只不过把马大腿踢破了一点皮。司务长跃马向普罗霍尔冲去,劈头就照他脸上狠抽了一鞭子,喊道:“你他妈的是于什么吃的?……为什么不照看好?我要给你这个狗崽子点颜色看看!罚你给我值三天班!……”

正在向排长下命令的连长看到了这个场面,扭过身去,摸索着刀穗子,无聊地打了一个大哈欠。普罗霍尔用大衣袖子擦了擦肿起的脸颊上渗出的一道血迹,嘴唇直哆嗦。

葛利高里在使自己的马跟队伍走齐的时候,眼睛看着军官们,但是他们正在闲谈,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过了五天,葛利高里在饮马的时候,把水桶掉进井里。司务长像鹰似的向他扑过来,举手就要打。

“别动我!……”葛利高里看着井架下激起的水纹,门声说道。

“你说什么?混蛋,爬下去,把桶捞上来!我要把你的嘴巴子打出血来!……”

“我捞上来,可是你别动我!”葛利高里头也没有抬,慢慢地拖着长声说。

如果在井边还有别的哥萨克的话——那么这事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了:司务长毫无疑问非打葛利高里一顿不可,但是看马的士兵都在围墙那里,不可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司务长朝葛利高里跟前走着,还不断地回头看看他们。翻着凶狠的、气得像疯子似的眼睛,哑着嗓子说道:“你对我说的是什么话,啊?你这是怎么对长官说话的?”

“谢苗·叶戈罗夫,你别找不自在!”

“你威胁我?……我把你揍死!

“我告诉你,”葛利高里的脑袋离开了井架,“如果你什么时候敢打我一下——我就宰了你!明白了吗?”

司务长惊骇地大张着鲤鱼一样的方嘴,说不出话来。惩罚的时机已经错过了。葛利高里像石灰一样发白的脸不是什么好兆,司务长有点张皇失措。他从井边走开,在往地下挖的水槽里倒水的流子四周踏出的一片烂泥里跌跌滑滑地走着,已经走开老远了,他转过身来,像抡锤子似的挥舞着拳头,说道:“我去报告连长!现在我就去报告连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报告连长,可是有两个星期的工夫,他总是在斥责葛利高里,对每件小事都要挑剔个没完,额外派葛利高里去站岗。

无聊、单调的训练把哥萨克们折腾得筋疲力尽。天不黑,没有吹熄灯号,就得没完没了地操练步兵和骑兵队列变化,在拴马桩边收拾、洗刷和饲喂马匹,背诵胡诌八扯的训词,一直到十点钟,点名派岗以后,就集合列队祈祷,司务长用锡球儿似的圆眼睛打量着排成的横队,然后用那生来就沙哑的嗓音开始领着背诵起《我们的父》。

第二天早晨,又是老调重弹,各不相同,然而同时又和孪生姊妹一样酷似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流逝。

整个庄园里,除了总管的老妻以外,只有一个女人,就是总管家的长得不难看的年轻使女——一个叫弗拉妮亚的波兰姑娘,全连都注视着她,连军官老爷们也不例外。她时常从上房跑到厨房里去,厨房由一个没有眉毛的老厨子掌管。

全连分排操练,可是人们还在叹息着、挤眉弄眼地倾听着弗拉妮亚的灰裙子的声音声。弗拉妮亚感觉到了哥萨克和军官们对她的经常注目,挑衅似地扭着屁股从上房到厨房,又从厨房到上房来回跑着,士兵以排为单位,军官老爷们则予以优待,单独地、依次报以微笑。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她的青睐,但是听说,只有一个卷发中尉的追求颇有成绩。

开春以前就发生这么一档子事情。这天葛利高里在马棚里值班。他时常到马棚那头去,那里有几匹军官的马很不安静,因为和一匹骡马拴在一块儿了。正是午休的时候。葛利高里刚刚用鞭于把大尉的白腿马赶开,又去看了看拴马桩上的自己那匹枣红马。马正有滋味地嚼着于草,用一只粉红色的眼睛斜看着主人,蜷着在练习劈刺时受伤的那条后腿。就在葛利高里整理马笼头的时候,听见马棚黑暗的角落里有脚步声和低沉的喊声。他沿着马位走去,对这种不平常的喧声感到有点惊讶。忽然一片粘糊糊的黑暗涌进了过道,眼睛霎时什么也看不清了。原来不知道是谁砰一声关上了马棚的门,一个抑制的声音悄悄喊道:“快点,弟兄们!”

葛利高里加快了脚步。

“什么人?”

下士波波夫正瞎摸着向门口走去,一下子撞在他身上。

“是你吗,葛利高里?”他抓着葛利高里的肩膀,低声地说。

“等等。那里是怎么回事?……”

下士拉住葛利高里的袖子,负疚地嘻嘻笑着。

“哪里……站住,你上哪儿去?”

葛利高里挣开了手,把门打开。一只剪了尾巴的花母鸡正在空旷无人的院子里徘徊(它还不知道厨子明天就要拿它给总管老爷烧汤),在粪堆里刨着,若有所思地咯咯叫着,考虑把蛋生在什么地方好。

刺进葛利高里眼睛里的光亮使他眼花了一会儿。葛利高里用手巴掌遮上眼睛,听到马棚黑暗角落里越来越厉害的喧声,便转过身来。他一只手摸索着板墙,向那里走去;斑斑点点的阳光在正对着门口的墙上和马槽上跳跃。葛利高里被刺目的光亮照得眯缝起眼睛,向前走去。迎面走来那个爱说笑打浑的扎尔科夫。

“你怎么啦?……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快去吧!”扎尔科夫把脏嘴里的臭气直喷到葛利高里的脸上,耳语说,“那儿……那儿妙极啦!……弟兄们把弗拉妮亚拖到那儿去……把她四肢伸开按在……”扎尔科夫刚刚嘻嘻笑了一声,就被葛利高里用力一推,脊背扑通一声撞在马棚的板墙上,笑声也咽了回去。葛利高里向吵闹的地方跑去,他那两只大张着、刚刚习惯了黑暗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怖的神情。在屋角里,堆放马衣的地方,聚了一大群哥萨克——全是第一排的。葛利高里默默地推开几个哥萨克,挤到前面去。弗拉妮亚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脑袋上包着马衣,身上的裙子已经撕破,撩到乳房以上。一个哥萨克看也不看同伴们,似笑非笑,退到墙边去,把位置让给轮到的人。葛利高里挣扎出人群,往门口跑去。

“司务长!……”

哥萨克们在门口追上了他,捂住他的嘴,往回拖他。葛利高里把一个人的制服从领子一直撕到底,又朝另一个人的肚子踢了一脚,但是最终他还是被打倒在地,人们也像对付弗拉妮亚那样,用马衣把他的脑袋裹起来,绑住两手,为了不叫他听出是谁的声音来,一声不响地抬着把他扔到空马槽里。葛利高里被马衣上的臭味呛得喘不过气来,他试着喊叫,用脚踢槽帮。他听见了角落里的低语声和哥萨克们出出进进的关门声。二十分钟以后把他放开了。一个司务长和两个别的排的哥萨克守在门口。

“不准说出去!”司务长说,不住地眨着眼,向一旁看着。

“别胡说,要不然……我们就把你的耳朵割下来!”外排的一个哥萨克——杜博克微笑道。

葛利高里看见两个哥萨克抬着一个灰卷儿——弗拉妮亚(她的两腿露在裙子外面,直弯下来,一动不动地耷拉着),站到马槽上,把她从板墙缺口扔出去,因为那儿的木板钉得不牢,掉了下来。墙外就是花园。在每个马位上面,都有一个肮脏的小窗口。哥萨克们向棚墙上爬去肥墙碰得咚咚乱响,他们想看看扔在棚墙缺口处的弗拉妮亚怎么办;有几个人急急忙忙地从马棚里走了出去。强烈的好奇心也打动了葛利高里。他抓住一根横梁,两臂一拉,靠到小窗口上,脚踏着什么东西,往下看去。几十只眼睛从烟熏火燎的小窗口注视着躺在墙脚下的姑娘。她仰面躺着,手指头划拉着墙脚下松软的残雪。葛利高里没有看见她的脸,但是听见了站在小窗口边的哥萨克们故意压低的喘息声和马嚼干草的轻柔悦耳的咯吱声。

她躺了半天,才爬起来。胳膊软弱无力,哆哆嗦嗦。葛利高里清清楚楚地看到: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头发散乱,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认不出来的人了,她朝这些小窗口凝视了好久,好久。

她用一只手抓着一丛丛的忍冬,另一只手扶着墙,踉跄走去……

葛利高里从板墙上跳下来,用手掌揉着喉咙他简直憋得喘不过气来。在门口,有个人——他甚至记不得是谁了——郑重其事地、毫不含糊地对他说道:“你要敢走漏一点风声……我敢当着上帝发誓,我们就宰了你!听见了吗?”

操练的时候,排长一看见葛利高里大衣上脱落的扣子,就问道:“谁给你扯下来的?这还成什么样子?”

葛利高里看了看脱落的扣子在呢子面上压出的圆痕;一想起那桩刺心事儿,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第一次简直要哭出来。

(未完待续)

([苏联]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维奇·肖洛霍夫/著,力冈/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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