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地主万福寿（2006年摄于他的住宅，比起他祖上的老宅好多了）
我大哥办了退职手续，无非是领了几百块钱，但在当时，是救了急的，因为大家都穷得叮当响，有了这点钱，我父亲立即策划，买了一头驴，买了一匹马。有了运载工具，有利于扩大再生产。一家人住得实在太挤了，于是张罗盖一点房子。经过1962年的恢复生产，1963年，农民的吃饭问题初步得到解决，这就是中共党史称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国农民是天生的资本主义者，和地球上的其他人种一样，对私有制特别亲密。当时还谈不上包产到户，只不过把自留地、荒山地放宽了一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迸发。当时在烧人场有一片堆积着鹅卵石的荒地，屙屎不生蛆。杨岱、李学孔经过谋划，分配给地主耕作，用心何其毒。但是，就在这块屙屎不生蛆的荒地上，地主万福寿凭着愚公移山的韧劲，挑了几千挑糊泥沙，造出了一丘新田，栽上甘蔗。这一年，收入六、七十合红糖，一合以三市斤计算，两百来斤红糖。我家分的鹅卵石荒地与万福寿仅仅隔一道田埂，花不起大力气，挑了几百挑糊泥沙，同样栽上甘蔗，结果一合红糖也没有收到。按照共产党土地改革制定的游戏规则，万福寿应继续维持地主成分不变，我家应该降为贫下中农。
说起万福寿，还得慢慢叙来。溪河村建村起于何时，无可考。村西有一口井，井旁有一株老柳树，人称万家井，挖井人是万福寿的爷爷，还是万福寿爷爷的爷爷，由于年深月久，加之共产党最痛恨续家谱、祭先人，就是水平再高的考古学家，没有资料也难以考证出来。不管它了，但是幼年时的记忆中，万家井，万家大田，万家大院，是最熟悉的字眼。万家的首富地位是无人能以动摇的。我见过万福寿的爷爷万得昌，虽无本书开篇时描述的，王家老太爷之儒者风范，但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虽说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仍然穿一件长衫。万家老太爷有三个儿子，老大万国俊，老二万国清，老三万国太。万国俊就是万福寿的父亲，万福寿是长孙，万氏家业要靠他继往开来，发扬光大。当时的万家正处于鼎盛时期，万福寿的出生，给万氏家族带来了欢乐和希望。万国俊善于交际，他深知，一个农村的土财主，没有官方的支持，是要受人欺负的，财产也难以保住的。万福寿恰好成了他叩见官员的敲门砖。万国俊用的是拜寄老干爹那一套，所以万福寿还有另一个名字－－万雄龙，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部队频繁调动，万国俊带着万福寿去叩见一个驻军团长，又得了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
万福寿是万家大院的嫡系长孙，又是万国俊的独子，万氏家族把兴衰发展全寄托在他的身上。万国俊决心给予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听年纪比我大的人说，还不到入学年龄，万福寿就被送进溪河村小学，是他的妈妈背到学校去的，这一背可不得了，去也背，回也背，可把他的妈妈累坏了。据年长的人讲，万福寿的母亲，温良恭俭让，在溪河村的妇道人家中，数一数二。也许是对儿子太娇惯了，待到万福寿去省城昆明上中学，竟然染上了吸食鸦片，而不能自拔。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宾川县不仅有初级中学，还设有高级中学，万福寿怎么要跑去省城昆明上中学呢？原来，他的父亲已经给他订下一门亲事。对方是宾川县四大豪富之一，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我大哥的结拜弟兄王家楷叔叔的女儿。王家楷叔叔的女儿，当时和她的哥哥在昆明上中学，所以万福寿去了昆明 。这一去不打紧，面对花天酒地的诱惑，自制力较差的万福寿开始吸食鸦片，一个展望着“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翩翩少年，一下子成了受人鄙视的“大烟鬼”。当消息传递到溪河村时，万家大院炸开了锅。有什么法子，可怜天下父母心，万国俊只好怀着颓丧的心情，去昆明把自己的儿子领回来，领回来戒烟。
戒得了吗？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无论大人小孩都称他“小福寿”，没有人叫他的大名“万福寿”。尽管他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大户人家，从道义上讲，在当时溪河村的男女老少中，无论贫富贵贱，对他鄙夷，对他惋惜，但没有人幸灾乐祸。因为那时道德观念是由民间来掌握的，不是由官方来控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的绝大部分地区，自上而下刮起的赌博风，越演越烈，号称“十亿人民九亿赌”，虽说官方是明令禁止的，但民间却认为合理到不能再合理，谁要是从民间的道德角度站出来加以指责，反而会受到嘲笑和攻击。我就亲历过这种尴尬的场面，单位上开会，领导发表反对赌博的讲话，没有哪一个职工提出异议。但是到了家里，我看不下去说几句，反倒被臭骂：“除了江泽民（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你，哪个不赌？！”骂得我瞠目结舌，倚杖归来自叹息，我只能气愤地归罪于民间道德规范被官方所剥夺。
王家那方面迅速解除了婚约。如果换一个家庭，万福寿的烟瘾是能够戒除的，问题是像他这样一个独苗苗，每每采取强制性的手段，他就寻死觅活，一见他寻死觅活，他母亲就向隅而啼，他母亲向隅而啼，强制性手段就宣告失败。非强制性手段取得成功的毕竟是少数，据我父亲讲，他也吸食过鸦片，被我母亲骂了几次，一怒之下，把烟枪、烟盘子摔到院子里，从此戒除了烟瘾，由此说明我父亲是一个有高度自制力的人。但万福寿做不到，万家大院对他已经彻底失望了，当初对他的期望值太高了，整个家族陷入一筹莫展之中。
土地改革一声炮响，万福寿被抓进橡木栅栏的笼子里。不为什么，农民协会要给他戒除烟瘾。至于划地主，他父亲万国俊首当其冲，经过捆绑吊打，残酷斗争之后，送进步劳改队了事。他的二叔万国清也划为地主，他的二婶忍受不了苦刑和侮辱，纵身跳进了老柳树下的万家井，丢下一个大点的女儿和四个未成年的儿子，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嗷嗷待脯。面对严酷的现实，万福寿的烟瘾并没有被吓退。
一天下午，趁看管人员不备，居然溜到牛井街吹烟去了。看管人员是谁？他就是被我誉为溪河村三架马车中，其中一架的杨忠的亲弟弟周孝。借这个机会，把我们两家的干系说一说。杨忠的祖父是我们周家的叔祖去上门，因为酗酒成性，跌死在水沟里，对杨氏宗族本已经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了，周氏宗族以死因不明与杨家打了一场官司，从此亲家成了冤家。但是，这种血缘亲情始终难以割舍。当杨忠当家为人，事业如日中天之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决定把自己的弟弟和自己的子女，由杨姓变更为周姓。所以，杨孝一度叫周孝，杨克军一度叫周克强，这是不可抹杀的。事情就出在杨忠的父亲也是去上门，姓杨，作为杨忠的父亲及其宗族，拗不过杨忠，从归宗这个意义上讲，杨忠此举也具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然而，事与愿违，前面我已经说了，杨忠在土地改革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被判了无期徒刑，几乎被送上断头台。周姓被改回杨姓，始作蛹者是杨忠父亲的弟弟。杨忠父亲的弟弟在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多少有一点权力，说改回来就改回来。杨忠的母亲在土改中自杀身亡，她是周姓的骨血，也没有发言权了。若干年后，杨忠拣得一条命告老还乡，每与我大哥周锦川提及此事，愤愤不平，木已成舟，亦无可奈何。
还是回到万福寿的事情上来。周孝提着木柄冲锋枪到处寻找，问我们玩耍的小孩，也没有人看见。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万福寿顺着去牛井街的小路回来了，快到我家莲根塘，周孝提着木柄冲锋枪和他碰了个正着。我们一群小孩围着看热闹，周孝抿着嘴角一笑，说：“小福寿，你人小诡计大，害得我好找。” 周孝和万福寿年龄不相上下，同在一起上过学，周孝虽说执行公务，也没有表现出一个持枪人常有的凶神恶煞。“我实在熬不住了，偷跑去牛井街吹了两口烟。” 万福寿十分平静地回答说。据说，到了晚上，打人成性的黄兴，对万福寿用了刑，万福寿吃着辣子汤了。在我的记忆里，万福寿从此戒除了烟瘾。
平心而论，在万福寿戒除烟瘾的问题上，共产党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为什么和万福寿同时戒除烟瘾的贫下中农，会发生反复？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万福寿戒除烟瘾以后，受到了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我想，抛开人权、人道不讲，在收拾烟鬼、赌鬼这一类社会渣滓的方略上，是不是可以考虑沿用划成分这一套，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子女，地主子女的儿子是地主孙女，世世代代没完没了。烟鬼、赌鬼的儿子是烟鬼子女、赌鬼子女，让他（她）们也做一回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够了，不需要到“孙女”那一步了，我看他还敢不敢吸，敢不敢赌。
共产党为万福寿戒除烟瘾，功莫大焉。我和万福寿在一个生产队共同劳作有五、六个年头，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任何常人一样，他有他的优点，他有他的缺点。客观的讲，聪明和勤奋这两个基本条件，他都具备。他读书是用功的，因为年纪小误入歧途，吸上鸦片而不能自拔。如果不是这样，他也应该像我的大哥、二哥那样，到新政权寻求一份公职，不需要在家里当地主。当时是这样界定的，参加剥削，土改时年满十八岁的可定为地主份子，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谁还管你参加过剥削，还是没有参加过剥削，万福寿参加过什么剥削，他整倒在床上吹大烟，一个村子的人谁不知道。摊上就摊上了，有什么办法。论年龄，他比我的大哥、二哥小，但是我的大哥、二哥在土改前就参加工作，否则也难逃当地主的命运。换句话说，如果万福寿在单位上工作，谁又敢打包票，他不会划为右派、坏份子、反革命分子，去监督生产，去劳动教养，去劳改，甚至丢了性命。
万福寿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每一次开会，李学孔都要点他的名。特别是李学孔、杨岱发明的，半夜三更牛角一吹响，地主、富农点名，谁要是迟到，就是一阵暴打。当然，万福寿也有不识时务的地方。有一次，生产队要求大家反映家中缺粮情况，包括地主、富农在内都可以反映。万福寿来约我大哥，“周老师，我家也没有粮食了，我们一起去向生产队反映”，等他说完，我大哥向他解释说：“不能一起去，一起去会惹麻烦，你头疼去反映头疼，我肚子疼去反映肚子疼，各去各的。”反映上去以后，生产队组织人员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的盘查，结果查出来，万福寿还有五、六百斤谷子。这下子，可找到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份子的活样板，找到了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敌人的活教材。牛井街天，万福寿被挂上黑牌，用手推车推着自家的五、六百斤谷子，在县粮食局的大门口，现身说法，上阶级教育课。
有一次，他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用毒药杀虫，把叫花子老张的鸡毒死了两只，实际是叫花子老张的鸡去啄万福寿自留地里的菜，但落到万福寿头上，又成了阶级敌人放毒，又成了阶级敌人搞破坏，被抓去狠狠斗了一个晚上，还要陪还叫花子老张两只鸡。
因为受打击，万福寿三十老几才成婚。自己生的小孩没养大，抱养了一个女儿。后来给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偏偏这个女婿是个无赖。取消成分以后，万福寿的文化派上了用场，农村里婚丧嫁娶，离不开测八字、看风水，找本书来看看，无师自通。加上三十年来，受尽屈辱，吃尽苦头，什么人情世故也看透了，各色人等的心理状态也摸透了。对于测八字、看风水，可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我回故乡探亲，听说乡、科级干部特别相信他，他从这些人手中取来的钱，是农民兄弟的几十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赚了一百多万。因为女婿是个无赖，他也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总算盖了一幢像模像样的大瓦房，比起土改前的万家大院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生无常。万福寿虽然不能享受我大哥、二哥所能享受的退休待遇，由于在国家转型时期找到了契合点，总不至于晚景凄凉。在结束万福寿的记述前，似觉得有必要提一下，与他订过亲，后来因为他吹大烟而解除婚约王女士。在当地主上，王女士和万福寿没有两样。共产党建政后，王女士的父亲被枪毙，她嫁给国民党宾川县县长闫德臣的孙子，也算是门当户对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宾川县搞了多少个反革命假案，像王女士丈夫这样背景的人，躲得脱初一，也躲不脱十五，最后整死在看守所。王女士后来改嫁的那一位，据说是一位不务正业的赌徒。可想而知，生活够奔波了。倒不如一次嫁给万福寿，还落得过老有所养。当然，只是个笑谈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