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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全军奉命南下广东，去海防前线潮汕地区镇守南大门，就此离开了衡阳。在衡阳是我们文工团的全盛时期，音乐、戏剧、舞蹈、正规的舞台演出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还制作了团徽，一面小小飘动的红旗，在左上角有“46A”，旗上有文工团三个字，我们都高兴地佩戴胸前。
这次南下没有行军，我们乘火车到广东樟木头，再转去潮州，揭阳。乘火车军列，按严格的纪律调度，秩序井然。火车到达樟木头，一下车就感到热。在衡阳已穿上棉衣，而这里却要躲到树荫下乘凉。广东的妇女戴那种桐油油过的大斗笠，四周还垂挂着小布幔，穿长裙，赤脚，这装扮有浓郁的地方情趣。在樟木头车站附近，到处是“欢迎大军”的人群，广东的壮汉小伙子，敲着那种特殊的锣鼓，大锣不是平的，而是拱凸的，小锣是圆心凸心，周围一圈凹槽。还有大钗钹，声音也特别。几个精瘦强悍的年轻人在锣鼓助威声中表演广东式摔跤。以前都说北方人剽悍骁勇，看到粤人的强劲武勇，实不亚于北人。
沿海边大路东行，目的地普宁还有400多公里路程，要准备艰苦行程。想不到军部派了三辆大“嘎斯”（苏联产的当时最好的军用运输车）专程来接文工团同志，大家高兴极了。文工团一贯受到军首长的关爱，特别詹司令员和李中权政委，李政委在衡阳就经常到文工团来看看，和同志们一起打篮球，开心得很。这400多公里路程，若是行军，要走十天以上，汽车一天就到了。一路经惠阳、惠东、海丰、陆丰，到达普宁。广东的路多沙地，又多雨，一阵雨后即晴，因而路好走，地面沙灰也很少。我们到军部驻地泥沟安顿住下。我们创作组住进一个很大的祠堂，地下铺的地面砖很讲究。有位阿婆每天跪在地下清擦，十分干净。这时团里有些干部调走了，纪良团长和耿介教员调去兵团文工团，耿介后又调去海军，协理员张瑞调去东北音专，由周方教员任团长，李英华任协理员，陈述是副团长，陆华伯仍为教员。
在泥沟，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后授中将军衔）来给军直机关全体排以上干部作报告，专门讲“毛泽东思想”。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肖向荣讲了两个多小时，讲“毛泽东思想”的由来，发展、内容、特点，及如何应用等等。我们在大操场上席地而坐，头上顶着太阳，伏在膝盖上记笔记。我当时年轻，记笔记相当快。他不停地讲，我不停地记。那时将“毛泽东思想”奉为圭臬。
全国正在开展抗美援朝，团里演出了不少节目，如瞿希贤作曲的以保卫世界和平为主题的大合唱。大合唱还有《英雄战胜了大渡河》、《淮河两岸鲜花开》等。团里当时有几个好的女声独唱演员，熊若磐（我们在一个团小组）是一个，她音色宽，歌唱水准不错。她妹妹熊旦萍，同时在长沙参军，脚略有疾患，在团里由周方教学小提琴，到泥沟后，她和天津入伍的姚树华两人被送去广州学习培养。另一个东北参加的肖西，歌声更嘹亮，嗓音厚实有力，那时演出都不用扩音器，肖西的歌声能响遍全场。她唱《翻身道情》、《王大妈要和平》等歌曲受到很大欢迎。
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进行反美帝、仇视、蔑视美帝的教育，团里排演大型话剧《冀东怒火》，系本团自己创作（晓华、仲先等参加，李英华执笔），由亚妹饰女主角。后来此剧去中南军区参加文艺会演获奖，亚妹并被选调去中南军区文工团。
创作组经常有业务学习，常常集体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有一次讨论发言时，我谈到搞创作的人，除立场、观点外，思想感情应该有爱的情怀，我认为爱是人性中最伟大的力量。只有心中充满爱，才会去歌颂生活。有爱才有激情，才有冲动，才会去写作。否则一片冷漠，什么都是淡淡的，凉凉的，这怎么能搞创作？要有爱，要有热爱，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爱艺术、爱生活、爱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爱自然、爱树、爱鸟、爱花……。我还有待发挥，却立即受到了批判。“你这说法不对，把爱说成是文艺创作的基础，会不会否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的理论？”“毛主席说：’世界上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不能去爱敌人，对敌人就只有恨！抹煞阶级界限的所谓爱，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博爱完全是虚伪的，我们反对人性论，反对谈抽象的笼统的爱，爱只能是具体的，有爱就有恨。我们是革命的文艺战士，要爱恨分明。”……还好，这些批判基本上是善意的，那时还没有扣“反动”的帽子，还没有像后来发展到打棍子那样。这样的学习讨论还继续了几天，会后，晓华曾和我长谈过，也就是“耐心帮助”吧。不过我的感觉是，他也不完全否定我的观点，我们彼此之间有许多相通的“灵犀”。另一个就是万向阳，他是我在创作组最知心的朋友，互相间共同语言较多，在那时的读书热潮中，他和晓华是最痴心学习的人。晓华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向阳正在读《静静的顿河》，而我则在读托尔斯泰三大本的《战争与和平》。向阳是江苏镇江人，原名万德锦，失学青年，追求进步，在天津参加革命。他高大的身躯却有着女孩般的羞涩，但与我娓娓倾谈时，不乏滚烫的语言，常有肝胆相照之感。
在文工团，除了晓华和向阳这两个要好的朋友外，还有一个有心灵默契的朋友便是王长翔。在衡阳，我经常到音乐队去看他们练习拉琴吹号，特别看他们演练合奏，和大多的同志都很熟。王长翔是拉小提琴的，那时他的名字是昌祥，冀东乐亭人，1946年就参加，当时只有15岁。他说自己是“鲁艺”的，我很奇怪，我只知道延安有个“鲁艺”，想不到冀东军区也办了个鲁迅艺术学校，校长就是李劫夫。王长翔就是那时走进革命队伍并走上文艺工作岗位的。在衡阳时，他刚18岁，常常显出稚嫩和淳朴，也许是他长得有些魅力，皮肤虽黑却不掩其美，特别是嘴唇好看。和他闲聊，觉得他很真诚的，没有任何虚伪掩饰。他学拉小提琴已好几年，但进步不是很大，不很用功，年轻贪玩。听到批评脸红一阵，不反驳。有时闲空，我就和他出去玩，买衡阳那种油炸元宵吃，我们都喜欢吃。我们互相谈得不是很深，实在说，我虽比他大几岁，那时也幼稚得很，也谈不到什么深处。但彼此心里都觉得是朋友，这就够了。
到广东后，驻地泥沟，和音乐队不住在一起，接触就少多了。但以后许多年，晓华、向阳、长翔这三位仍是我时常怀念的好友。在革命部队的同志之间，也是有感情程度不同的区别，不可能划一，任何人都如此。而我这样偏重于感性的人，当然更是如此。后来，这却被批判为“温情主义”。
抗美援朝的同时，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到处在检举揭发，曾在反动政府任过职的军、政、宪、警、特人员纷纷被捕，这就是后来的“历史反革命”。在部队内部也开展这一运动。1951年初夏，一天军直机关召开大会，文工团全体也参加。事前已经学习了几天的党以及《人民日报》的有关文章。这天会场气氛不一样，布置了许多岗哨。在露天广场上临时用竹木搭起一个大台，李中权政委先讲话，随后是军保卫部的干部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一声令下，突然，八名端枪上刺刀的武装士兵杀气腾腾地一声吼上了台。一字排开，对着台下。接着念名单，高喊一个名字，站起来！这人刚起身，身旁早有两个站起，摘去其帽徽胸章，扣上手铐，押上台去。这样一个接一个，片刻间台上站了十几个，每上来一个，武装士兵都要大吼一声，像练刺杀喊“杀”字那样，那阵势颇为吓人。我们文工团也逮了一个在衡阳参加的，这人我不认识，没有见过。逮捕结束后，这些反革命分子被武装押出会场，李政委接着再讲话。那天，他没穿军服，只穿白衬衣，也没戴帽子，手里还拿着大蒲扇扇风，讲话也不是很严肃的，还不时发出笑声。说革命终于胜利，过去那些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反革命终于受到了惩戒，好高兴呀！他又号召有过历史罪行的人赶快主动坦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那天会后，各单位连续几天集中学习讨论。我在组里发言也积极拥护镇反，对反革命分子表示憎恶。但我逐渐发现，同志们似乎像包围猎物一样地对我发言的每一个字都要追问，而我自己丝毫没有感到个人历史有什么问题，以前的经历和家庭的情况都已在自传中写得很详尽，相信组织上肯定都已了解了，因而自己很坦然。这时有人发言就旁敲侧击，说“我们组里有的人还在伪装镇静，企图顽抗”等类的话语。过两天就直接指到我的头上，叫我交待问题。我不明白叫交待什么，这时就叫我将自传写过的再详细写一遍，有什么遗漏的赶紧补充。于是我又重新写自传，从容不追，毫不慌张。因为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事。从开始成人懂事的重庆时期起，就一心向革命，后并参加过地下党周边组织，且引以自豪，因此我很安然很真诚地写了好几千字。这时期不断听到有人说：“伪装总是不行的，终有一天会显露原形。”或者说：“无论反革命分子隐蔽得多巧妙、隐藏得多深，都逃不过人民的眼睛。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此类的话语对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可我沉着得很。材料写完交上去，我一切如常，也不和任何人争论，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若无其事。这样过了两个月，风平浪静了，那些说旁敲侧击话的人，那些一心指望我“显露原形”的人不再以白眼看我，而又有了笑容，并且说了“经得起考验才是好同志”之类的话。事后我听说为我的问题，领导上派几批人去长沙、武汉、南京等地外调查证，费了不少人力，终于查清，这个镇反运动我才过了关。晓华和协理员找我谈话，说我的成份被定为“官僚”，但我能背叛那个反动家庭，投身革命，表现很好，值得表扬。今后要更努力，不断改造自己，胜利前进。
广东的盛夏，使我们这些外来的年轻人着实热得喘气都吃力了。全身脱得只剩一条小裤衩，什么活儿也不干，坐阴凉地下，汗滴还是不住地淌流。但当地盛产凤梨和荔枝，那凤梨从草丛中刚割下来，削去皮，香味刺鼻。我们外行，不懂吃法，一人抱一个囫囵啃咬，无比香甜，从未吃过，大家吃得高兴。由于吃得太多，有的人嘴上都起了泡，尿液也一股极浓的凤梨气味冲鼻子。事后才知道凤梨不能这样吃，要切成片，新摘的浓度大要蘸点盐水吃。老乡们看我们那样啃着吃都好笑，以后我们也学会这样文明吃法了。荔枝树，当地也多，新鲜荔枝特别香甜。当地买也很便宜，这东西吃了不伤人，我们几乎每天吃。杨贵妃过去要唐明皇修驿道日行八百里昼夜兼程，快马将鲜荔枝送到长安给她吃，我们今天比她享福多了。
为适应环境，也为备战健身，全团同志开展学游泳活动。当地有许多浅水河，很干净，我们就在那里学。我记得那时游泳最好的是吴希圣，他是哈尔滨人，皮肤晒得黑亮，映衬着一口洁白的牙齿，人也长得很俊美。他自己说从小就在松花江练得游泳功夫。他穿着游泳裤，在水里游得大显身手，健美的身材，矫捷的泳姿，令我们这些“旱鸭子”羡慕不已。在他示范带动下，我也开始学会了游泳，先是“狗扒式”，后学会了仰泳，发现游泳并不难。再学会把头埋入水中扬头换气，学蛙泳，如何夹腿窜进。自由泳始终没学会。我总的水准较差，但天热，每天能下水游几下也算可以了。
在广东，我46军文工团贯彻“写兵、演兵、为兵演”的方针，创作演出了一些思想性、艺术性、均较好的作品。特别是137师岳仑、陆原二同志创作的《我是一个兵》，这支歌唱遍了全军，响遍了全国，至今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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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初秋，军政治部增设文化部，张茵青来当部长，我被调去当见习文艺干事。张是冀东军区时期老尖兵剧社的社长，老八路，这时已有40多岁，满脸胡楂。他经常对我们谈他的“布尔什维克”论，一开口讲话总是布尔什维克如何如何。“参加革命看来很容易，但要做个布尔什维克就不容易了，特别是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更是很难很难，或者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到……”初见以为很难接近，熟识以后却感到他心肠很热，待人很好。文化部下设文娱俱乐部（指导各下属的连队俱乐部和机关的各军官俱乐部活动）、电影放映队、摄影组，出版书刊和领导全军的文艺工作。从各方面调入人员，杜峻先我调入，但他不能管文艺，调我来当文艺干事。当时各部的干事都是连级以上，许多是营级，我这样正排级的极少，因而只能是“见习干事”。张部长问我：“你看还有谁合适？我这里还要调人。”我推荐了万向阳，果然，他也调来了。
向阳调来后，我们立即全力投入第一项任务，出一本刊物，指导部队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各师、团投来不少稿件，有创作的各种形式，可供演出的节目，有故事，有英雄颂歌，也有评论等等。我俩每天阅稿，改稿，选稿，进行编排。按上级规定，刊物为32开，发到连队。我们为刊物设计名字，先设想起个有浪漫诗意的刊名，但很快否定了，最后按军部在衡阳建“前进礼堂”的意思，拟定刊物名称叫“前进”。没想到交张部长审阅时，他二话没说，拿起笔划掉“前进”二字，另写了五个字“连队俱乐部”。他说：“就叫这个名字，这不是对外的刊物，直接发到全军各单位和连队的，注重实用性，就直接用这个名字更好。”随后，我和向阳又奉命去汕头找印刷厂付印。
汕头是当时广东省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为粤东繁华重镇，离普宁不远。我俩都穿军便服，秋天仍很热，日常多穿白衬衣。到汕头一看，还完全像解放前的城市，灯红酒绿，非常繁华。我们住进旅馆，刚进房间，茶房（那时还不叫服务员，仍叫茶房）就领来两个唱曲的小姑娘，说给先生唱几支小曲听听，我们谢绝，让他们走了。可是不久，就有人来问：要不要姑娘？我们一看不妙，断然说不要，并赶紧亮出现役军人的身份，戴上军帽，露出上衣的胸章。没想到这并没吓住他们，姑娘们自己上门来了。吃过晚饭，我们洗浴后进房，赶紧锁上房门，听敲门坚决不开。一晚上都不断有娇声娇气的声音：“开门吧，有人来陪你。”第二天，我们换了家较大的旅馆，全副军装住进去，茶房口口声声“大军同志”，很客气。这里虽然也见到妓女们出出进进，但没有骚扰我们。那时我们都很年轻，也是血肉之躯，也有性的冲动，并不是由于纪律约束不敢嫖娼，而完全是出于自觉、自爱，爱护自己的纯洁，维护个人的尊严，绝不侮辱自己。
在这里我们开始工作，找到印刷厂付印，我们最后审稿，校样，校改后付印。《我是一个兵》这支歌曲就是第一次刊登在这里。封面一幅部队生活的照片制成网纹铜板，上写“连队俱乐部”五个行书字（这字何人书写不记得了），用桔红单色，字为白色，按预定计划只印500册，每册不过120页左右，很小的册子，那时却以为颇不简单。打成捆的书，我俩自己扛回了家。张部长满意，迅速发下去。
文化部还有位当家的叫刘恕，也是老尖兵剧社的冀东老同志，他是第二把手，但并不多管事，平时爱和大家说笑，最爱好打麻将。俱乐部有个冀东老同志李文奎，摄影组组长张亚光，加上我，就凑成一局。那时在机关就有许多不同，吃饭也不是在地下围成一圈，蹲着吃一盆大菜，而是上桌，八人一桌，四菜一汤，鸡鸭鱼肉，颇为丰盛。政治部机关干部在一起就餐，名义上是八人一桌，实际上常是五、六人，伙食相当好。干部们在一起谈论的事情多，面广得很，各师团营连的干部情况，军里各种新鲜事等等。军直机关经常有干部会、听报告、情况通报、学习等等。军一级领导机关就是另有一番气象。
初冬，开始了三反运动。这次三反，挨整的主要是掌过权，管过钱财物资的老干部，我们这些新参军年轻的同志，被组织起来，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进攻。被揭发出的犯罪嫌疑人在群众大会上检查，坦白交代，但没有一个能顺利通过的，一次、两次、十次甚至20次都通不过。大会开，又是小会查，进一步就是批斗。我们这些年轻人被组成“打虎队”，要用猛烈的火力促使犯罪分子彻底坦白投降。我真想不到革命部队内部也有贪污，而且很严重，这与光明相反的一面是我当初狂热投奔革命时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群众批斗，“犯罪分子”（实际是嫌疑人）垂头站立，大家围成一圈，七嘴八舌追问，厉声斥责，批判（那时还没有动手），昼夜不停（群众分两班轮流斗），晚上点上大汽灯（那时普宁农村还没有电），通宵批斗追查。有一位管钱粮的科长被斗得昏倒，还有一个干部交待不出什么“干货”，有人将一根粗麻绳和一把菜刀扔到他面前叫他选择，我的心都缩紧了，怎么可以这样呢？
军保卫部长蓝杉同志是威望很高的老同志，也被批斗，追查他从缴获敌特的钱物中捞了多少好处，他交待了一些黄金、大烟土。我看见还有人把搜出他藏匿的烟土示众。这个冬天就在这样的疲劳和不安中度过。
更严重的事发生了，斗争涉及到了军最高一级首长。我们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段德彰，这位老红军干部在衡阳时期就被中央调去新建的海军部队做领导工作，军政治部主任长期空缺，由李政委暂兼。1951年秋，新调来一位原41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来任我军政治部主任。41军是原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之一的四纵。辽沈战役著名的“塔山英雄图”就是41军打的，据说张秀川就是原“塔山英雄团”那个师的政委，后升为军政治部主任。张是河北深县人，据说是“一.二九”运动出来的知识份子干部。他到任后，与老红军工农干部的原军领导班子成员不是很融合，似乎是很自然的原因，也没见他明显地开展工作。而“三反”运动他却突然活跃，这时在政治部就听到一些关于李中权政委的传言，有说是有经济问题，又说存在“锦标主义”，还说有“作风问题”等等，我们这些小年轻的干事什么也不懂，只能听。但李政委这样的高级干部是不同一般的，问题只在军党委扩大会极小范围内进行，群众是不面对面的。张秀川在干部会上曾要大家揭发李的问题，当场几乎没有人发言。不久，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上将级）亲自来处理，在干部大会上做了一次讲话，内容主要是李政委的问题，但很模糊，没有明确的结论。谭只匆匆一两天就走了，李中权政委也调走了。但军部许多干部对李的感情很深，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同志更是感情深厚。张秀川开始任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时他才开始大展才华。政治部原有各个部全部改成科，后又改成处，张主任经常到各科深入，接触人，了解情况。不知为什么，他对我表示特别关心，邀我去他家玩玩，介绍与他爱人苏放认识。苏放正在负责编军中的一张报纸《前进》，张秀川就说：“苏放啊，许进同志参军以前就是搞报纸的，记者、编辑都干过，你要向许进同志好好学习哟！”他还留我在家里吃过一次饭，叫我常去坐坐。以后我只要走他住的院门口过，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他在屋里就大声喊：“是许进同志吗？快请进来。”我对他也很随便，不再像在首长面前那样拘谨不自然了。但我从来没有主动去亲近他，更没有向他提出任何个人的要求。
1952年新年前后，陶铸同志来我部视察，检查工作。他那时是四野政治部的副主任，后改为中南军区，他是政治部主任。陶那时四十二、三岁，十分精神，他给我们做了一次形势报告。他是湖南祁阳人，口音明显是祁阳话，但口齿很清楚，报告没有讲稿，从国内讲到国外，从镇反、三反讲到抗美援朝，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壮大，讲到帝国主义的矛盾，也讲到海防前线的台湾问题等等。这个报告内容丰富，讲得生动，使我信服，他是一位很有学识和风度的出色领导干部。
过完春节，“三反”运动基本结束。我们的科长张茵青也在运动中受审查（他并没有在群众会上面对面过）。有天我和向阳在办公室唱苏联歌曲，张科长的妻子佟晓风听了，不高兴地对人说：“许进在幸灾乐祸呢！”这话经人传给我，叫我注意，我真感意外，完全想不到。接着不久，我被调往136师408团俱乐部当干事，走出军机关，下到团里去，也许这就是过去的所谓“贬谪”吧。
1952年4月，我离开军部调去136师408团政治处当干事，从此离开了军政治部，也离开了曾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的军文工团。没有告别，没有欢送，我一个人悄悄搭乘客车走了。在这之前，文工团正在大调动，有不少同志调走了。周方、小苗（淑云）等先已上调中南军区，苏志远出国去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晓华写出了歌剧《董存瑞》，上调中南军区，后经改写拍成著名的影片《董存瑞》。走前就已听说亚妹已有调令去中南军区文工团，恰恰是我乘车离开泥沟的那天，她也和李金德、刘文彬、崔鸿麟等几个同志一同去广州转火车去武汉。他们乘的客车和我乘坐的客车相对开出，在公路上擦肩而过，我在车中看见他们，互相打了个招呼，我就和亚妹分别了。没想到这一别除1956年春节见过一次外，竟是20年，20年后我们才再见面。
全军文艺单位大整编，各师的文工队都撤销并入文工团。团长周苏、协理员王世泽等许多人我都不认识，从此和文工团再没有来往了。
到408团，先去政治处报到，政治处程主任，过去下连已相识，他对我很器重，印象很好。俱乐部主任是戴孝曾，政治处有组织股、宣传股、保卫股、民运股等，俱乐部和各股平行，等于是“文化股”，是军师文化科的基层业务单位，主任也是股长级的干部，也必须是党员才能担任（股长以上全部是党员）。老戴是党员，但是新党员。他原在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中被俘后投向我军，是所谓的“解放战士”。部队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按政策一视同仁，不许歧视。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一样通过努力，可以入党、立功、提干。但老戴有明显自卑感，他在许多场合总是先主动地说：“咱是’解放兵’，啥事都得更自觉一点。”他也确实是各方面走在前面。不过他并不谨小慎微，卑躬屈膝，相反，他倒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说话做事都很痛快，不缩手缩脚，和大家关系都融洽。我来后发现这里似乎只有他一个干部，还有几个上士之类做实事的人（如接送放映队、挂幕布、放电影等）。我来后，他表示欢迎，以前他到军、师去早已知道我，作为军政治机关的干部，突然调团里来当干事，又不是受处分来的，以前似乎没见过。因而他对我的到来，满腹狐疑。他听说过这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调下来是不是要把他顶走？但这人不是党员，似不可能。为什么下来？他想不明白。我没管他如何想，而是先下连队去熟悉。按正规编制，团里有三个营九个连，团部还有一个连，这408团我以前不止来过一次，认识一些干部，但都不熟识。这时老戴叫我先熟悉情况，我便乘机下连队去。这不像在军文工团那样几个人一组的下连，现在是单枪匹马，也没有什么指定的任务，到哪个营，去哪个连，呆多久，再去何处，一切都由自己定，比较自由。部队驻在普宁附近，连队还在开展速成识字的扫盲教育，我将连队文化活动的情况及时向老戴汇报，及时联系。团机关驻地虽不比泥沟军部那样安祥升平气象，却也太平宁静，比较舒适。
在连队，我住在队部，和连长、指导员在一起，了解情况较多。日常参加战士们的生活学习，印象最深的是“夜间教育”。这是部队特有的一项职业教育，半夜熟睡，突然哨声嘹亮，紧急集合，急促的哨声催人赶快起床，着装，打背包，拿武器，装备齐全，跑步集合，不超过三分钟。我第一次经受“夜间教育”是在衡阳，当时文工团也要进行这种训练，有时是由军直属队组织的，事前一点不知道。半夜听到集合令，慌慌张张还不许点灯，摸着穿衣服，把裤子穿反，衣服穿歪，钮扣对不齐，帽子戴反，种种洋相不一而足。我第一次就没穿上袜子，裤子也没穿好，跑去集合好狼狈。特别是背包，越着急越打不好，背到集合点，刚出发，背包带就松散了。以后经过第二次、第三次，有点经验了。这次下连，就学会摸黑脱衣，摸黑穿衣。睡觉脱衣都自己规定程式化，先脱裤，后脱衣，一件件都放在固定位置，摸着穿一点不乱，不用找。但我即使熟练后，也赶不上战士们那样迅速、利索。他们还要背子弹带、枪支以及公用的武器装备。我只背个背包，还是没他们快。不过，经锻炼，总算进步了。在连队，这“夜间教育”和真的战斗一样，紧急集合拉出去，要人走家搬，驻地不留一点痕迹。尤其是，这紧急集合一点规律也没有，昨天刚练完，算着今天定能睡个好觉了，不行，突然又是紧急集合哨。更糟的是，越是刮风下雨的不良气候，偏赶这时候“夜间教育”，又往往是半夜一点，正睡得香的时候，有什么办法！不许点灯，不许说话，不许发出声响，动作要快，跑步集合，大雨淋着，急行军，拉出去十里八里没准。全身湿透，裤管里全是水。高一脚低一脚，水里泥里乱踩，真够呛！谁也不敢埋怨，当兵就是这样。这里是海防前线，随时要应付紧急情况，战备一时也不能松懈。由于经过部队这种训练，自己养成了好习惯，不仅睡觉衣裤都按顺序放好，而且自己一切生活用品用具都按固定位置摆放，不用找，不用看，随时都可以摸到。在没有光亮看不见的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活。遇紧急情况又停电的夜晚，有很好的暗视力，能从容不迫地、有序地做好该做的事，直到老年仍如此，确实大有好处。
去了几个连队，认识了不少营、连干部，日子过得很快。我是过了“五.一”下连队的，不过两个来月，奉命回团部，这时知道要准备赴朝参战。部队开始了新一轮反美帝的教育，认清美帝是“纸老虎”的本质，宣扬我军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五次战役的光辉战果，世界人民反美帝的斗争波澜壮阔，全国人民支援志愿军是最有力的保证。认清战争的不同性质，我们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因而必胜等等。我和老戴又都随工作组下连去开展反复深入的教育，到7月末就开始志愿赴朝参战动员，战士们一个个写自愿申请书、请战书、挑战书等等，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直到普遍一致地坚决要求赴朝参战，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美李匪帮”（李是指李承晚），保卫祖国安宁，保卫世界和平。这项教育上级非常重视。
八月上旬，我们回团部，立即组建团宣传队，我还忙着赶紧编写小节目，准备搞北上行军鼓动。这里离朝鲜路程近万里，这样大部队行动是件多么重大而复杂的事，许多问题都要迅速作出决定，想出办法。团以前有宣传队，在整编撤并师文工队时，团宣传队也解散了，现在选调人员重建宣传队谈何容易，老戴挑来挑去挑来一个女同志李凤仙，其余的只有名单没有人。这时命令下来了，部队开拔。
虽已过了立秋，但暑热未消，我们就开始了八百里行军，目的地还是樟木头，每天至少要走70里。我已不是新兵，经过不少锻炼，行军已不是新鲜事了，一路上还能照顾比自己小的同志，但很有限，主要还是要自己走好。每天走得一身臭汗，到宿营地赶紧冲凉，抓紧时间睡觉。有天早起，洗漱早餐后老戴突然很严肃地问我：“你昨晚干什么了？”“干什么？睡觉呀！”我莫名其妙，怎么啦？同时看见一个女同志气鼓鼓地站在一旁，瞪着两个大眼睛盯住我。我问：“怎么，出了什么事？”老戴说：“你能保证你昨夜没干什么吗？”我说：“这什么话？我能干什么？究竟是怎么了？”老戴说：“没什么，快出发吧。”我们就上路了，那个女同志还是跟在老戴身后。过了一阵，在路上，老戴偷偷告诉我说，李××反映，昨晚有人想要强奸她，怀疑的人有你一个。这简直太可笑了，李××太不了解我了，老戴也不了解我。我并没有急于辩解，直觉得好笑。我虽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但当时，包括在文工团有那样多女同志，面容姣好远胜过李××的应不在少数，但我从没有过心动，没有过这种感觉。而作为我来说，如果没有真心的爱的感觉，是不可能有什么冲动的。实在说，这位李××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过一天，老戴才告诉我，事情查清楚了。我也听到李××自己说了，那天行军宿营后，晚上她睡后，发现有人偷偷推门，又悄悄拨门闩。一个男人在门外喘着粗气，试了几次。半夜又来了，气喘得好急促，李××吓得不敢哼声，一晚上心神不宁。这人是谁呢？在我们这单位，年轻的干部只有我一个，其余都是兵。似乎只有干部才有这种可能，因而怀疑到我。可是后来查明，竟是一个士兵挑夫，胖胖的，有力气，挑着俱乐部的一些装备行军，老戴说经反复核查确是他，其本人也承认错误了。这真是一出滑稽戏，行军中的插曲。
行军走了11天，够艰苦。但老兵们说，这不算什么，营口追击一天强行军要走一百多里，那才艰苦呢。到了樟木头，休息一天，赶紧洗洗衣服。大军云集在这小地方，火车站军列调度十分紧张。8月20几号，部队上了火车。这是大闷罐车，两边各有两个在上方的小窗户，大推拉门一关，里面全黑，战士们按班、排、连、营编号上几号闷罐。我们干部有硬座客车，和战士们分开。
6
1951年9月，我调到军政文化部，当时正开始搞军衔鉴定。部队即将实行军衔制，士兵将实行义务兵制，应征入伍，服役期满退役。军官则为职业制，官兵差别将加大。在衡阳时干部与战士的服装就开始有区别，1951年起，士兵服装改套头式，胸前两口袋，而干部则为四个口袋的制服，不同于中山装的是衣袋是暗袋不是明袋，上衣腰身稍束，有两条缝纽带。以后的军服，官兵有明显差异。成为职业军官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因此，1951年下半年开始作军衔鉴定，受到大家一致重视。在那次鉴定结束后，我看到我的鉴定表，已被批准为少尉军衔，当时很高兴（那时还有准尉衔）。随后，政治部内部组织处即分出干部处，专管干部的升调奖惩事。
这次乘火车北上，军官乘坐客车，干部们都很兴奋。我也上了客车，但只坐了半天就不想坐了，回到408团×连的闷罐车，这些车我都熟悉。第一天开车，我就上车厢搞鼓动，认识了原在团宣传队新调回的李翔云，我俩开始按事先背熟的稿子，对战士们宣演莲花落、数来宝、对口快板等之类。在樟木头，还领到了打快板的竹板，“碎嘴子”，还有一种两长条竹片夹打的说唱渔鼓的长板，我们初步学着敲打，到车上表演，不很熟练。我们那时都年轻（翔云才18岁），还不好意思在人多场合演唱，硬着头皮开口，一看就是很嫩。战士们倒不挑，闷坐车厢内，乐得听听说唱，多给鼓掌。但这种演唱时间不长就自动停止了，因为要让指导员上课，讲情况、政策、注意事项。我们之所以不坐客车而愿去闷罐车和战士们在一起，并不是要“打成一片”，而是因为在硬座车上腿都伸不直，而这里却可立可卧，躺下睡觉，等于卧铺，所以后来大部分时间都在闷罐车里，虽然挤在这里很脏。
其实这种车并不舒服。闷罐车是封闭的，大推拉门开一半，有党员干部守坐门口把守，防止发生意外（以后知道，沿途也有个别思想不通的战士跳车逃跑的，有的摔断腿成了残废）。军列昼夜宾士，一天只停一次车，战士们下车大便，四周全布满武装岗哨，一声哨响，再赶紧上车。小便就到车门口往外撒。吃饭是上车前做好的大饼，集中放大筐内，到开饭时分发。喝水是每人都灌满一行军水壶开水，自己控制着喝。晚上，车厢里点一盏小马灯，挂着不停地摇晃。军列快速驰过田野，驰过村庄。这使我想起看过的苏联影片《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电影里也有我们今天生活的画面。那时我们经常能看到军中放映队放映电影，最多的是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夏伯阳》，最令人兴奋的是彩色影片上下集的《攻克柏林》等，国产片也放映过《山间铃响马帮来》、《赵一曼》、《上饶集中营》、《关连长》等，战士们也经常能看到电影。在各个车厢里，我和宣传队的同志以及各连的文化教员经常领着大家唱歌，活跃情绪。在车上我们还教唱了《志愿军战歌》。再就是打扑克，每个班都发给扑克牌，提倡集体玩。用各种办法来消除旅途的苦闷和疲劳。
在樟木头上车前，每人都把“八.一”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摘下，由连队统一保管。这表明我们已不是解放军了，是志愿去抗美援朝的战士，我个人那时也渴望迎接战火的考验。
车到武昌，火车要轮渡过江（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车门全关上。干部乘坐的客车也全部放下窗帘，行人看不见里面，车里也看不见外面，严格保密。过郑州后，驰过黄河大桥也如此。但军列后有装运辎重的军车和大炮（虽然蒙着炮衣），老百姓还是看得很清楚，而且敌方更清楚。以后我听师里干部说，我军在广东刚开拔，《美国之音》就广播说：“共军第46军从广东海防调往朝鲜换防，……”他们掌握得很准确。
经过两昼夜的宾士，我们终于到达了边境城市安东（后改名为丹东），这是我国在鸭绿江滨的城市，隔江望见朝鲜的新义州。鸭绿江大桥跨在两城之间，为国际友好通道。现在这里充满了战争气氛，安东已遭过几次空袭，有些被炸垮塌的建筑。鸭绿江大铁桥已被炸得垮了又抢修，现在布满了高射炮群，由苏联红军操作。我们很快到镇江山公园集中，换装备，听报告，学入朝纪律。我也领到一身新的志愿军棉军装，上衣是轧有一道道线的特殊式样，栽绒棉帽，马裤式军裤，大头棉皮靴。我们军官还每人领到一支“五一”式手枪。这是我第一次佩戴手枪。
提到枪，我自从幼时玩过一次父亲的“勃朗宁”手枪走火以再也不敢摸枪。参军后，在衡阳曾接受军事训练，练过射击、投弹。文工团员也要学会基本的军事动作。第一次实弹射击，卧射，瞄好靶按照要领，枪托紧贴脸腮，用力顶住肩部，屏住呼吸，扣动板机“砰”地一声，子弹飞出，我真没想到后座力会那么大，第一颗子弹飞靶了。打第二枪，能控制了，却中靶不中环。以后练过几次，考核时三枪实弹射击，打得22环（9环、7环、6环）。此后我没有主动练过，现在去朝鲜，那里是战场，军人都要准备战斗，所以给干部都配备武器。
大概是9月12日，我们136师在镇江山公园（这是安东市的最高处）举行赴朝参战誓师大会后，在暮色苍茫中踏上鸭绿江大桥。扩音器里播放着雄壮的战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真的是热血沸腾，很雄壮地跨过这大桥，踏上朝鲜的土地。在大桥上不断遇到穿呢大衣的苏联红军官兵，向我们欢笑，伸大拇指。从此我开始了抗美援朝的战斗。
这次入朝部队补充了大量兵员，许多来自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的十八、九岁的小青年，都是新参军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活力。
一进入朝鲜，到处是战争景象。新义州这座原本与安东隔江相望也是万家灯火的城市，现在却一片黑暗，建筑物被炸毁很多。没有电，也许是灯火管制。我们部队急行军匆匆走过，天上不断有美国飞机呼啸。在安东也看到了敌机，但多不在市区停留，而这里却盘旋在头顶上，而且飞得很低，十分倡狂。以后在朝鲜的日子里，渐渐熟悉了这些飞机，最常见的就是“老病号”和“油挑子”两种。“老病号”是高空侦察机，它老在天上盘旋，飞得高，有时好像不动似的，飞机声音老是“嗡嗡”像有病哼哼，战士们就叫它“老病号”。它虽然不投弹，不扫射，但它非常厉害，侦察到的情况就发报基地，机群靠它指引来轰炸。在前线，炮兵更是照它指的目标射击，它若是在哪里停着不走，那里肯定要遭轰炸或者炮轰。“油挑子”挑着两个副油箱，战士们就叫它“油挑子”。这种战机是美国F－16系列的一种战斗力很强的轻型飞机，能轰炸也能空战，飞得低，飞得快，常常在我们头顶上呼啸，甚至能看清机翼上蓝底白五星标志。“油挑子”一来总是二三架，不单独飞。当时美国控制了制空权，得意洋洋。以后，我军逐渐适应，摸清了敌机规律，每逢低空飞来，我们就开火，轻重兵器一齐向天上打，战士们拉开枪栓也打飞机，还真碰巧打掉过，敌机也就不敢过于低飞，不敢太倡狂了。
过江之初，我编制仍在408团政治处，随部队行军，那时每天就是急急行军往前赶，去“西海指”（西海岸前线指挥部），听说在南浦附近。白天行军，晚上就借宿村落民居。朝鲜许多民房都被炸毁，但还是有的村落仍有不少可居住的房间。农村房多是两大间，上台阶进屋，地下就是炕，脱鞋进去，席地而坐，晚上席地而卧。我们白天行军很快发现不行，敌机袭扰严重，便改在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这夜间行军有特殊风味，白天销声匿迹的汽车成群结队在公路上宾士，车灯照得四处通亮。这是前线的重要补给线，武器弹药和粮食、衣被都要不断供应前方。走在大路上相当热闹，各路好汉汇集，互相鸣笛问候。防空当然是重要的，这里有特殊的传送空袭警报的方法，就是防空哨。每隔一公里左右，公路边都有一个小小的防空哨，发现敌机立即鸣枪，“砰一”一声枪响，传到后面，一个个防空哨就接二连三地鸣枪，向后传递。敌机还在百里外，这里枪声早传到了。一听防空哨枪声，公路上立即一片寂静，一片黑暗，似乎一切都消失了，虽然汽车仍在宾士，有指挥交通的信号灯和打旗语指引。等敌机过后，车笛又快乐地鸣响，车灯又豪迈地照亮，许多的“嘎斯”车又迅速地宾士。在朝鲜开车的司机都本领高强。
入朝后仅仅三四天，这晚正在行军，敌机来袭，这里是定州。我们根据号令，立即分散离开公路，卧倒隐蔽。四周一片漆黑，天上也是黑的，但听声音知道敌机群不少，有十四五架吧。突然“唰唰……”敌机扔下照明弹，那光亮刺眼，我伏在地下，见面前的小草都照得根根清晰，降落伞拉着的照明弹闪亮地悬在空中，照得我们无处躲藏。我拼命往地里钻，当然钻不进去，这时的感觉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人或一个贼被人用电筒照住跑不掉那样，心砰砰地跳，一动也不敢动。还好，没有人暴露，敌人没有发现什么，照明弹萎谢熄灭了。接着敌机就开始俯冲投弹，“轰！”、“轰！”，当然不是对我们来的，但炸得很近，而且越炸越凶，把我震得竟从地面跳起来（不是人站着跳起来，而是俯卧在地下的躯体整个跳起来）。抗日战争中我挨过轰炸，对敌机投弹不很生疏，但从来没遇到这样的炸。连续不断地炸，最后竞将掀起的泥土也盖到我身上来了。“糟糕，什么目标被发现了。”爆炸的巨大气浪一阵又一阵，碎石土块劈头盖脑扑满我背上。这样好一番折磨后，这批敌机终于走了。我们还伏着不能乱动，怕刚一动，又一批敌机再来。过了一会，听着集合哨声，我一跃而起，其他同志们也都跃出，一个个都像泥猴。真好，没有一个被炸伤的，太好了。大家欢跳、拥抱，“整队出发！”我们又上路了。这才看到，公路上炸了许多大坑，原来美国佬在乱炸，没有目标，乱扔炸弹。偏巧这时候这路段一辆汽车也没有，损失的只是这段公路，只好修了（朝鲜民工有组织抢修公路，效率很高的）。当我们继续行军前进约一个多小时后，大队汽车又欢跳地鸣着喇叭，亮着车灯追赶过我们的队伍急驰而去了。真奇怪，公路炸得那么乱七八糟，他们的车是怎么过来的呢？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司机了不起，我们志愿军有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在连星光也没有的夜晚行军，就要求紧跟。后面的人紧盯着前面一个人的背包，通常总有白毛巾或一双白底布鞋或解放鞋，当然也要暗视力很强，要跟上队伍不掉队。有时，干脆扯住前一个的背包带，闭眼也能跟着走。特别是白天没睡好。晚上发困时就只能这样走。我真的这样走过，一边走，一边睡。行走成了机械惯性，闭眼也一样走。由于已经有过多次的行军锻炼，我在朝鲜行军从没掉过队，背包打得既快又好。绑腿那时早不用了，省份麻烦。
没有出国前，早就听说朝鲜的艰苦，生活供应跟不上，战士们“一把炒面一口雪”。入朝前发给每人一个米袋（细长条的布袋，装米可挂在脖颈上），是准备的，并没有发米。在安东还领到一大包饼干，是那种品质很高级的牛奶鸡蛋饼干，很好吃。我就把它装在米袋里，舍不得吃。缠在脖颈上，走了几天路，可爱的饼干都磨成了粉末，只好当炒面一把把抓着吃了。到朝鲜后，第一天又领到两个罐头，各种各样，发到什么就拿什么。我拿到的既不是肉也不是鱼，偏巧两个都是黄豆罐头。这是当菜吃的。行军中，能煮饭就不错了，菜是不可能烧了，所以吃罐头。这黄豆罐头味道也好吃，可是每天几顿都吃它就不好吃了，而且老放屁。
有次行军中吃饭，是高梁米饭，我对红红的高梁米不喜欢吃，没办法也得吃。没等吃完前进号声又响了（行军中前进、休息、开饭都吹号。部队很多，号音都同，为了区别，各部队正号吹响前都加一个号帽，听到自己的号帽，再听下面的号令）。号令一下，赶快前进，我就把小搪瓷碗里一碗高梁米饭装进碗套系在腰间皮带上跟上部队前进了。走到半夜，肚子饿了，就一面走，一面去抠高梁米饭吃。想不到已冻成冰粒，抠出来一小块都是冰粒粘结的，放嘴里咬嚼，像吃糖豆的声音，这冰粒高梁米饭竞也好吃了。
这样走几天，歇几天。住朝鲜老乡民房，还按在国内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规矩那样，帮老乡挑水、扫院子、背干柴、干劳动活，临走收拾得干干净净，对老乡都热情礼貌，朝鲜人民群众对我们都十分欢迎，老人、小孩、妇女都殷殷送别（没有青壮年男子，他们都当兵上前线了）。这时也开始学几句朝鲜话，如“郭莫斯米达”、“朝斯米达”、“依索禾卜索”、“莫利卡索”等等，学得结结巴巴，自己都好笑。
这次入朝，建制上有些变化。我军原有1 36、137、138三个师，入朝时，将138师留国内，另将45军的1 33师编入我军，变为133、136、137三个师，以后听说，138师也来了，而且414团五连还打了次“坪村南山”战斗，打得很好。另外炮兵、辎重兵等原建制也有变化。后来知道，入朝参战部队这种变化是很多的，我们四野部队来的不少，二、三野也都有不少。听说各个军都要来朝鲜这所大学校学习，这里是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对手较量最好的课堂，实践学习非常重要。
开始飘雪的时候，军文工团的人分下来，重新组建各师文工队，军文工团本身仍保留。这时我奉命调到136师文工队报到。在团里的时候，我佩戴的那支“五一”式手枪找一位营里的干部帮忙给换了一支“卡宾”枪。那“五一”枪我总嫌不好，一直想要支“卡宾”枪，终于换到了。这美式“卡宾”枪轻巧、美观、射程远，命中率高，一梭子七发子弹可单发还可以连发，和自动步枪一样，大家喜欢这种枪。当时我军的武器是较杂乱的，拿冲锋枪来说，战士们大多挎着苏式转盘枪，枪筒上有许多散热孔。这种枪笨重，挎着很吃力，战士们在战斗中将枪管打热打红，打出的子弹越打越没劲。射程缩短到三、五米。美式的“汤姆生”就较好，但也重。战士们最喜欢的是加拿大的“司登”式，枪托是钢筋弯成空心，无木托。这种枪又轻又快还耐用。我带着这支喜爱的“卡宾”枪到了师文工队。由各方面调来的人员报到集中后，整训了一段时间。队长是王德岭，以前是137师的；指导员徐振民，老136师的，泥沟整编时调军文工团，现再回136师；副队长王希今（他们三人都是“老呔”）。全队有60多人，编成三个分队，我被任命为一分队长，分队副为张玉云，这是戏剧队。二分队为音乐队，分队长为雷中义。三分队为舞蹈队，分队长为王越元（女）。
记得当时文工队的战友有：李翔云、周桂奇、李远白、胡辛良、王民安、赵廷柱、孙连科、尹琼林、柳夏、王学玉、边久余、高玉璞、陈义行、王士义、刘焕宝、谭旭南、夏禹传、高士信、曹惠庭、谭威、廖振明、陈忠华、彭云彪、毕华、李清、曾纪英、姜永万等，女同志有：熊若磐、周冰、于荣、黄原、李群英、莫婉贞、钟绮沅、廉雪君、田有良、刘茨兰、陈中、李凤仙等，都在王越元那个分队。还有一些同志的姓名一时想不起来了。全队集中时、有的是原军文工团的，我认识，还有的来自原136、137、138师文工队，还有从133师来的，还有从团里选调上来的，真是来自四面八方，很多都不认识，都有一个认识过程。在整训时，逐渐溶为一个整体。在战争环境中，文工队也都是军事化的，集合排队、点名、出操，每天也很紧张。都是年轻人，都有朝气，都是革命队伍中的成员，都有革命斗志；都是中华儿女，都有报国热忱。于是，我们在异国战地开始了新的战斗。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