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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的级别仍是正排级，而我那一分队，正排级的队员就有14名，副排级的还有近20名，我这分队长也只能是普通一员，谈不到上下级，而且大多数也只是初相识，不甚了解，只能是一般同志而已。通过共同生活、学习、工作，由相识而相知，逐渐就有一些较要好的朋友，其中最亲密的是李翔云和周桂奇。李翔云来自408团，而周桂奇则从133师文工队调来。在广东我到408团后，第一次见到李翔云是在团部球场上，那时打篮球是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团机关的同志们有空就打球，一个较瘦的年轻人一下吸引了我。他身材不是很高，但跳得高，弹跳力好，跑动快，灵敏度高，篮下控球好，跳起勾手投篮动作也好看，在场上不乱喊乱叫，有教养。我打听，知道是耒阳参军的，在团部搞测绘，叫李翔云。后来我们认识了，他调去一个连队当文教，后又到团宣传队。在樟木头上火车后，我们一起在车厢里说数来宝和对口快板搞鼓动。到安东后，他又回连队去，这次才调来师文工队。周桂奇是东北参军的老同志，很年轻，身材很标准，体态匀称健美，容貌端秀，一口东北话，还是有天真气。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三人曾是要好的朋友。
文工队成立创作组，徐振民、王德岭、王希今三位队领导和李远白、我加上翔云共六个成员。翔云最年轻，不到20岁，以前也没写作实践，便跟我在一起搞创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庄，大家分散住朝鲜老乡家，一户住两三个人，我和翔云就住一位老乡家。每日清晨起床，队里同志都拿着毛巾、牙刷、牙缸到村外一条小河边去盥洗。河里结着薄冰，我们敲碎冰层，舀水刷牙，手捧冰水洗脸，用毛巾擦干，一天的生活就这样开始。
文工队员每天要练发声、练唱、练操，舞蹈演员还要练基本功，乐队同志练琴、练号。上级发来一架手风琴（大概是60贝司的），没有人会拉，指定一个政治上较进步的彭云彪（长沙人）练，又派他去军里学习培训了一阵。彭本来并没有多少“音乐细胞”，却能勤恳苦练，终于掌握了这乐器，以后手风琴拉得很熟练，为演出伴奏很起作用。
为适应朝鲜战地特点，上级号召文工队员要“一专三会八能”，要学会多种本领，当多面手。尤其要掌握中国民间曲艺艺术如大鼓、山东快书、单弦、相声等，这些表演形式都是一两个人，灵活多样，适合战地演出，而同志们都不会这些。上级组织培训，我们队长王德岭回国去学曲艺，回来再教大家。同时听唱片（那时没有录放影机），高元钧的山东快书，还有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等。王德岭学了单弦八角鼓和京韵大鼓回来，我们大家也都模仿着学唱。当然，基本演出节目大合唱、男女声独唱、男女声小组唱、对唱、歌表演、集体舞、独舞、歌舞剧等仍是主要的。在部队没上前沿坑道以前，我们经常下部队去演出。我们学会了《金日成之歌》，还学着用朝鲜语演唱。每次演出，大合唱必有《东方红》和《金日成之歌》赞颂两国领袖，还有就是《抗美援朝》、《英雄战胜了大渡河》等，独唱就是《歌唱二郎山》、《王大妈要和平》等，还有些苏联歌曲，都是受部队欢迎的。
我们的乐队有小号、中音号、黑管、低音号、军乐鼓、长笛、小提琴、中提琴等，也差不多齐全。还有民族乐器二胡、笛子、中阮、三弦。我也兼任正式的二胡琴手，这期间也练了不少曲子，包括刘天华的《光明行》、《烛影摇红》以及以前会拉的《良宵》、《病中吟》等，但这些只是做练习，不是演出曲目。演出时，二胡只作为歌舞剧或歌表演及独唱伴奏，没有独奏，那时我的二胡演奏水准得到了提高。
我们住的这个朝鲜小村庄也遇过几次空袭，但被袭的都是邻近地方，这里一次也没被炸过。在这里住的时间较长，还有过一段趣事。我和翔云住的这户人家，只有一老一少两个妇女，老的叫“阿妈妮”（老大娘），年轻的叫“阿姿妈妮”（大嫂），男人们都上前线了，这位“阿妈妮”的儿子也上前线了，她的儿媳新婚仅半年多时间就与丈夫分别了。朝鲜这样的家庭很多。第一天，我们住进后，晚上我们点一盏小油灯，我和翔云两人盘腿坐地下，在小炕桌上学习、写笔记，这家的老少两位妇女就进进出出很不安宁，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注意。只觉得他们很热情，一会儿送来开水（“格里木尔”），朝鲜人喝生水，只给志愿军“多木”（同志）烧开水喝。一会儿送来酸辣泡菜叫我们尝尝。用那种瓷盘盛着，有金色的大勺（铜制品），我们只谢谢，没有吃。她俩在我们面前转来转去，仔细看我们。第二天晚上，刚点上灯，这屋里就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妇女，一进来都客气礼貌地行礼，脱的鞋在门外堆成一堆。他们也都仔细盯着我看，顺着墙沿一个挨一个地面向我们席地坐下，好几个都带着小砧板、小棒槌，拿出浆洗好的衣服在砧板上轻轻敲（朝鲜妇女将洗完浆好晾干的衣服要用木棒在砧板上敲，反复敲打平伏），一面轻轻细语，有时还夹着笑声。这样大约有一个多小时，他们才陆续回家各自散去。这使我和翔云都感到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阿妈妮”才告诉我们（互相用中文、朝语夹杂着加上手势、表情来谈话），原来她们发现，说我很像老大娘那上前线去了的儿子，也就是那位“阿姿妈妮”的新婚丈夫。昨晚村子里来好多人就是来看这个的，看后一致认为像，很像。老大娘并把那男的穿人民军服的照片拿来给我们看，我和翔云部看了，看不出特别相像的地方，但他们一定要说像。也许相片不能代表全貌，也许和真人有像的地方，我们也只好附和说是像的，免得她们不高兴。
当我们随部队开拔离开这个小村庄的时候，里委员长（村长）和许多老乡都来热情相送，特别是那位“阿妈妮”和“阿姿妈妮”，更是依依不舍送出好远、好远。
朝鲜的冬天真冷，我们在风雪中行军，上三八线去。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面积雪已深，脚踩下去几乎陷进膝盖，夜晚在这样的大雪地几乎如同白昼。而风更加可怕，以前读书，“朔风凛冽”，只知其意，如今实地体会，这“凛冽”二字真很深刻。这风吹得刺骨寒，虽然穿着棉军装行军很热，棉手套里都汗湿了。但稍停休息，立刻浑身冰凉。戴的厚厚栽绒棉帽，帽耳朵全放下，头上前额仍让风吹得生疼。那时全仗年轻，这一切都顶住了。穿得多，负荷重，走得很累，一听到休息令，就地坐下，一屁股坐雪地里，靠着背包，瞬间就睡着了，可见多疲劳。不过五分钟，又号令前进，机械地起来往前走，人变得像机器一样。这样在雪地里随便坐，受寒，以后造成长期病症。
那时我是个小小的分队长，没有资格用通讯员（连级干部才有通讯员），可我们队有个小高非要给我当通讯员，时时跟在我身边，我那支“卡宾”枪就交给他背。这小伙子十七、八岁，挺可爱。有天晚上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小高不见了，我和几个同志马上回头找，喊着“小高！”“小高！”没有回声。哪儿去了呢？我们又回头顺部队前进的方向找，终于发现了。原来小高掉进了路边一个雪坑，差不多有二米深，喊他不应，才知道他竞睡着了，大家扔东西将他打醒，七手八脚将他拉起，他只羞惭地一笑，又跟着队伍前进了。
走了几个夜晚，天将明时宿营。宿营地多是小村落，有前导先行选宿营地，用粉笔写上记号，我们就按记号去住民房，白天睡觉。有天走到一处，天还不亮，我们在这家房门外坐在地下休息。大头棉皮鞋里脚出汗后特别冷，身上也禁不住寒风吹，冻得发抖。我们三两个同志就脱了鞋轻悄悄地进了这家住房。主人还在睡觉，地面热炕好暖和，我们靠墙坐下就昏昏想睡。太冷的脚不自觉地就轻轻地伸进了人家被窝，就这样睡着了。等天大亮后醒来，发现主人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而这两床盖被却是崭新的。我们也不问明白，脱掉衣服盖上被子呼呼大睡起来。等到中午起来吃饭才听说，原来我们进的那间房是新房，一对新人刚结婚三天，我们就把臭脚塞进了人家被窝。糟了，这犯错误了，感到问题严重，我们赶紧主动向领导报告、检讨，同时去向主人陪罪，请求原谅。那新郎新娘躲着不见面，我们向老大爷鞠躬行礼，部队有朝鲜翻译，陪我们去道歉，老人家一再笑着劝我们别在意，志愿军“多木”（同志）都好。
1952年底，我们终于到达了“三八线”，新年就接替40军防线。136师接120师，我们文工队与120师文工队同志联欢，向老大哥学习。他们构筑了许多坑道，为部队驻地。有的不在山洞里，也在大山林中依山修建得很坚实牢固的小房。我们创作组拜访了120师文工队创作组，学习他们的经验。我认识了一位元崔枫同志，这是120师文工队唯一留在我记忆中的同志，他很热情地谈了许多在前沿搞文艺工作的故事。随后，他们就撤离，我们全部接收了他们劳动创造的住处。
主力战斗部队开始进入坑道，这里就是阵地，这里就是营房。这坑道就是山洞地道，当初兄弟部队一锤一钎凿建付出了多少血汗。我部进驻后，抽出一部分战士继续开凿或扩修，施工很艰苦，但在前人基础上修建就容易得多。坑道里黑暗、阴湿，许多地方都积水。战士们要整天在里面生活，吃饭、睡觉、学习、讨论全在里面，每天有一定的时间分别到洞外活动，这种苦是没体验过的人很难想像的。
文工队的同志积极“练兵”、学本领，准备在特殊环境里的演出节目。正在这时，我病倒了，面容十分消瘦、苍白，体重降到不到一百斤。经检查主要是体质虚弱，营养不良。那时我们文工队的伙食还是每天有饱饭吃，伙房的菜烧得也不错，总有罐头肉，蔬菜也有一些，豆腐菜不少。我饭量不好，领导很关心。师政治部给我发来炼乳罐头，每天开水冲喝，是那种大约为400m1的美国鹰牌牛奶炼乳罐头，品质很好。让我住在山上一间小房，和翔云单独居住，炼乳罐头只给我一个人。一次送来十几个，一共送了几批，空罐头盒都堆成了小山。这样营养了两个来月，元气大恢复，我又可以和同志们一起站队、出操、练唱、排节目了。当时大家学了不少朝鲜歌曲，如《诺多尔江边》、《桔梗谣》、《哩哩哩》等，队里还请来一位朝鲜专业女演员住在队里教女同志朝鲜舞。每天训练、排练，文工队里充满了生气。我们发现朝鲜歌曲好听，3／4节奏的较多，舞蹈性强。朝鲜民族能歌善舞，我们与朝鲜老乡接触中，一般老百姓从小姑娘到胡须飘拂的老者，都能唱能跳。《哩哩哩》这支2／4的民歌，我们还编成领唱、轮唱、合唱作演出节目，相当不错。《朝鲜八景》和《清津浦船歌》稍加编配作为乐曲演奏，很受欢迎。以后又有《春之歌》、《在泉边》等歌曲，我们都爱唱，成为日常生活中常哼唱的歌。我深感朝鲜这个民族很伟大，从他们灿烂的文化可看出这民族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值得敬佩的。
在山上小房休养的过程中，我主要搞创作，阅看修改各团队送来的战士演出队编写的节目，从中也得到一些素材和营养。更主要的是和翔云一起研究创作，怎样写歌词，怎样写有韵律的演出节目。翔云虽没写过较成熟的作品，但文字功底还不错，比一般的青年人强，可能也读过些古书，这对写作是很有帮助的。
部队进入坑道，就是前沿。坑道挖在大山里，山的这一面是我军，山的那一面就面对敌军，坑道这面是为我军出口，那面就是壕堑战线。那时，朝鲜战争经过运动战后已进入阵地战，在“三八线”上两军对峙。我师的对手是美国号称“王牌”的海军陆战队一师，这支部队士兵素质都很高，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入朝后，我部队番号一律改用代号，我们46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四六部”，我136师为二大队，依序列则133师为一大队，137师为三大队。大队下是支队（团），再下是中队、分队。我们是依托坑道为阵地，敌方则是在山上层层修建钢筋水泥的地堡，地下暗堡，交通沟连接，加前沿密布的铁丝网鹿寨多层障碍。我师一些主力连队放在前沿，有时也摸出去对敌方进行小分队出击，但大多数情况是坚守阵地，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当时在板门店进行的停战谈判已谈了很久，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正是“谈谈打打又何妨”。双方在前沿对阵的主要战斗就是狙击战，也就是打冷枪。部队训练培养了一些出色的冷枪手，要达到命中率98％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00％。战士们苦练射击本领，把眼都熬红了。为宣扬他们的英雄事迹，我们就下连队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为创作作准备。
第一次去坑道，还不是前沿（距前沿约800公尺左右）。坑道里黑得很，但洞很大，够高，不会碰头，放心往前走，地面基本是平的。当然潮湿，积水也很浅。走到前面会看见墙上有盏小油灯，那真是“一灯如豆”，这就到头了。转弯，用手摸洞壁就知道向哪边转。再往前走，再转弯，战士们就在里面。还有火炕，但不能生火，怕影响空气不足，炕上铺大雨布狗皮褥子，再加厚厚的干草，就是床。洞壁上多了几盏小灯，战士们居然还在这里学习讨论。由于长期在洞里，上级发给每人鱼肝油丸，规定每天要吃。战士们可以喝到开水，炊事班在洞外隐蔽地方埋锅烧饭，四周全伪装，特别是不能冒烟，不被敌人发现，烧好饭送进洞里，有时供应不上就吃干粮。祖国送来一种多营养的压缩饼干，含有许多有益健康的成分，吃了很抗饿。可是出奇的硬，用手掰不开，也敲不碎，战士们就用刺刀剁，一小块放到嘴里使劲咬，味道也不坏，但不好吃。战士们每人还都领到罐头，大多是黄豆的，他们说，这比过去只能吃炒面好多了。连队在坑道住段时间，只要有条件总定期换下来到后面休整、练兵，离坑道也不超过五六里地。
坑道的向南一面是绝对不允许非战斗人员去的，因对面就是敌人，没有战斗任务的命令谁也不准去。越往前沿，坑道越矮小，洞里站不起来，有的地方坐着抬头就碰脑袋。我有天在坑道里吃饭的时候，用小搪瓷铁碗盛一碗饭，一碗菜，想端到洞口吃，被阻止。这里不朝南，只朝东，我说这里应该没问题。战士们说，不行，敌人打炮来不及躲的。我说没关系，我不出坑道，就在这亮的地方坐着吃。副指导员端碗饭把菜加在饭上，走过来说：“好，我在这看着你。”他蹲在一旁，我刚坐地下，把菜碗放地下，端着饭才吃两口，打炮了。副指导员叫我赶快走，我忙站起来要端碗，“轰！”地一声，炮弹打在前面山坡上，飞起的石块把我那碗菜汤全打翻了，碗也打飞了。我急忙往里面跑，副指导员和战士们都哈哈大笑，说我装大胆出了洋相。
我部上前沿不久，敌“王牌”陆战一师就派精兵来试探，展开一次进攻战，正好打到我师最有名的英雄连队“白老虎连”头上。这“白老虎连”是在打锦州时在白老虎屯以一个连阻截敌军一个团，最后打剩37人仍坚守岗位而闻名全军，由四野总部授予光荣称号的连队。在衡阳我就去过这连队，见到过有英雄称号的指导员田广文（他也被选派出国去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现在田指导员早已调升了，我们听说“白老虎连”以一个加强排连续战斗打垮陆战一师一个加强连的进攻，文工队就派我迅速深入了解。有个18岁河南籍小战士李伦宣，全身四处负伤积极战斗，并趴沟里为班长垫脚，让班长踩他双肩消灭大量敌人。根据这个典型，我立即编写演出材料。我本想写成一个小歌剧，但大家认为不方便演出，指导员提出写成一个曲艺节目。队长王德岭回国学曲艺回来掌握了一些曲艺演唱，他要我写成一个“单弦”形式。我以前熟悉京剧，也听过京韵大鼓，但单弦八角鼓、山东快书等，我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过。王德岭便向我介绍，并将学会的几个单弦小段演唱给我听，使我大受启发。我也拿过那小小的八角鼓试着学弹、敲、拨、搓、摇等等表演方式，小八角鼓各面的帮上都嵌有小金属铃钗，摇动沙拉拉作响，配上弹、搓蛇皮面，声音好听，别有风味。鼓下还坠着一条长长的彩色丝质流苏，我可以想像曲艺表演者演出时这流苏可增色不少。为了学写曲艺，我找到一些书籍，学会了“十三辙”。东北地方戏和京韵大鼓都用这“十三辙”，当时简化成这样一句易记的语言：“俏佳人忸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这13个字就是13个韵，这比那复杂的诗韵好记多了。这单弦唱词和大鼓一样，也要求讲究平仄（京剧也一样）。我又学会了单弦一些牌子曲的调，如“太平年”、“怯快书”、“南城调”、“流水板”等。借助过去读过些诗词和会唱一些京剧的条件，较快学会了这种新的曲艺形式，写成了《英雄连队出英雄》的单弦本子；这种说唱艺术很多地方是又说又唱，说唱结合得非常紧密自然的。我写成后，王德岭队长练唱，边唱边提出某个字要改，某个句子要加长或删短等，最后这个节目经反复磨练终于成熟了。这个段子最
在积极学习中国民间曲艺演唱时，我下了些工夫。还学了一段京韵大鼓的传统小段叫《八爱》，唱词是：“花明柳媚爱春光，月冷风清爱秋凉。年少的佳人爱才子，二老双亲爱儿郎。行善之家爱节烈，英雄到处爱豪强。龙爱大海长流水，虎爱深山涧下藏。”这小段我至今仍能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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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3月初，史达林的健康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那时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当然也是我们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崇拜的偶像。听到他病重的消息，大家都紧锁眉头，什么事也高兴不起来。无线电广播一天几次播“史达林同志病况公报”，我和徐振民指导员等几个同志几乎天天去皋峰同志那里听广播，皋峰同志是我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知识份子出身的延安老干部，很受大家尊崇。他住的小洞里有电话机，还有一架五个灯的短波收音机。3月5日晚，当我们听到史达林同志终于不治逝世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悲痛。有人还流出了眼泪，似乎他个人的安危生死都关联着世界革命的事业似的。部队机关全体人员还为此开过一次追悼会，个人崇拜那时就已盛行了。
翔云上前沿坑道体验生活回来，带回一个创作素材，407团二连冷枪手黄生达，在阵地狙击敌军有创造，打枪如有神，杀敌多，立二等功。材料很生动，他先写成一个山东快书给我看，我提出修改意见。他改后再给我看，这时我忽然想到如把这材料编成一个三人演唱的快板群，可能会表演出彩。我俩共同研究，经过几次修改，终于写成快板群《黄生达冷枪立功》，并很快投入排练，由李翔云、周桂奇、尹琼林三人表演，他们把脚本台词背熟后，我给排练，加上锣鼓穿插，渲染气氛，演出后很受欢迎，我们对能熟练使用快板群这种演唱形式，越演越纯熟，感到很大鼓舞。
随后，我又写出了小歌舞剧《喜报到家》，由王民安作曲。王民安江西人，湖南音专作曲指挥系的高材生，在长沙和音专一些同学热情参军，童教明等人到了军文工团，他则到了138师文工队。泥沟整编并入军文工团，入朝后来136师文工队。我们队演出合唱多由他指挥。这次《喜报到家》的音乐我认为不错，排练时我拉二胡，成了乐队主力一员。演员有周桂奇、尹琼林、于荣、李凤仙，演出效果也很好。
在朝鲜前线，我曾奉命去迎接来我部深入生活的巴金同志，关于接巴金的详情，我另有专文《三八线上迎巴金》，在此不再赘述。我们文工队为巴金同志在露天专门演出一场，一个下午，没有舞台，就在驻地的一个小山坡上，也没有一切演出条件。我们演出的小节目，其中有快板群《黄生达冷枪立功》和小歌舞剧《喜报到家》，观众是随来的几位政治部的干部，席地而坐，给巴金一张小矮凳，他全神贯注地看完演出，和我们创作组进行了座谈。我们大多读过他的作品，对之十分崇拜。可是巴金不善言谈，称赞了我们的演出，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学会观察，学会创作典型，给我们许多鼓励。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部队的供给制生活逐步有了改善。供给制就是没有工资，大家都差不多。过去，我们每月的津贴费很少（在衡阳是六元），可以买点牙刷、牙膏、肥皂之类，抽烟就困难。1953年起，津贴费有很大提高，我那时每月有38万元，当时一万元合币改后的一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排级的标准（好像超过正排级）。钱多了却不许用，入朝后上级规定爱护朝鲜一草一木，不增加朝鲜人民负担，不许使用货币干扰朝鲜市场，不许购买朝鲜物资。志愿军所用的一切都由祖国直接供应，甚至铺的干草都从祖国运来。不许买东西钱有什么用?这样，干部们都积聚了不少钱。后来，各单位可派人回国去采购生活用品，我们就买来不少香烟糖果，还有花袜子，一买就买好几双。香烟买那种东北当时最有名的“大生产”牌。朝鲜老乡有时愿要香烟（“弹白柯”），我们就偷偷地用香烟和他们换苹果（“沙瓜”），朝鲜苹果又大又甜，很好吃。我们又听说上级准备给正排级以上干部配备手表，每人允许买一块进口瑞士表，而且是半价，就是免进口税。我登记买一块，交了84万元，买得一块瑞士名牌“三度士”手表，不锈钢防水防震，我非常高兴，用一个小布条拴在手腕上。过去在南京当记者也没有戴上手表，现在真提高了，戴上手表心里甚是得意。
去前沿坑道的次数多了，我们经常去演出。每次去只几个人，连拉带唱，又说又演，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在坑道给战士演出，不管人多人少，只要有机会就演。有时甚至只给一两个人演出，一个人也演。战士们很受鼓舞。5月末，我带了六、七个同志上前沿坑道去，有三个女同志。这女同志在前线是特别艰苦的，她们自身生理上的特点使他们下坑道十分困难，小便都没有地方。有次有个女同志要小便，只好由两个战士保护着到坑道口隐蔽地小便，遭到炮击，有个战士为掩护她而负了伤。但即使这样，女同志还是要去，也必须去。因为坑道里全是战士，全是男人，女同志去了特别受欢迎。她们演唱战士最爱看，她们的歌声对战士鼓舞很大。我们队里的女同志也都勇敢，都积极要求去坑道。可是作为我们这些男同志，带女同志去前沿总是担着很大风险，首先要保护她们的安全，比较伤脑筋。但又绝对不能表现出对她们有任何的轻视，只能处处多加注意。这天出发前，把东西收拾好，我只叮嘱大家要注意，过封锁线要快，不能拖拖拉拉。她们一个个都保证绝对没问题。我们背上背包，带上锣鼓、二胡、三弦、笛子出发了。在去前沿的路上，要过二道小河沟。朝鲜5月下旬到7月底两个多月都是雨季，小河沟也涨水。我们走过第一道河沟再往前一里多路，到第二道河沟，大家卷裤腿脱鞋，赤脚过河。这小河有四米来宽，但水流较急。下水时只及小腿肚，我扶着一个女同志先过去，回来接第二个，河水迅速涨着，第二个送过去回来接第三个，水已没至屁股，等拉着第三个过河到中间，水已及胸腹，总算平安过来了。这时才发现，我那用布条拴在手腕上的那块新买的“三度士”表完全浸在水里，“糟了！”只能暗暗叫苦，“84万泡汤了！”可是在那种时候，容不得多想，前面就到封锁线了。在朝鲜前线，封锁线都有标记，就是在电线杆的电线上挂一个稻草编的圆圈，看见稻草圈，封锁线就到了。那时我们已掌握美军在封锁线打炮的规律，这时看到前面一道山岗，也不过20来米高。必须跑步通过这个小山岗，才能安全到前沿。我叫大家蹲下喘口气，准备快跑。接着一声令下“跑！”我把三个女同志用力推向前，接着我自己也奋力 跑，十分迅速地爬过这道岗，过去后像坐滑梯似地连滚带滑下到坡底。包括三个女同志大家都安全过来了。还没等说话，“簇簇簇簇……！”一连串炮弹飞来，“轰！”正打在我们刚才跑过的地方。女同志们拍着“砰砰”急跳的心，都说“好险！”这时，我看我那宝贝手表，呵，泡了水一点没有受损，小秒针“嘀嘀”不停地转，真太好了。
入朝之初，我已被组织上列为积极分子，参加听党课。那时我已25岁，作为团员已超龄了。积极争取入党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一直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也没主动找组织上谈过。在文工队，领导上在政治上也时时关心我，这时就有同志劝我早点提出入党申请，却迟迟不见我动。我心里想，入党要够条件才行，够不够条件，自己说了不算，要组织上看，如果不够条件，写多少入党申请也是白费，如果够条件了，组织上肯定会看见，会来培养发展，比自己要求强多了。那时我对共产党是非常信任的。我所看到的党员（特别是在连队），多是吃苦在前的模范人物，我很崇敬。虽然对经常接触的党员，看到他们的某些缺点，但并不影响我对党整体形象的感情。同时我承认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与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不同，自己应加强思想改造。在实践中，在新的环境里，没有提过此事。后来，我由“右派”又升级为“四类”打入另册，更没资格谈入党的事了。22年后，等平反改正，现实生活教育我，也不再想，也根本不愿再去争取，就此永远做一个无党派的自由民了。对那些捞党票升官乃至发财的所谓“党员干部”，我也感羞与为伍了。
朝鲜的停战谈判一直在进行，拖了很长时间。我们听说中央派李克农总长来具体指导谈判斗争，李总长就住在我师驻地。为了争取谈判对我更有利的条件，也为了促使美李早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上级决定在我部前沿发动一次强力攻坚战，攻打美海军陆战一师依靠严密工事的火力网坚守的马踏里东山，这是临津江北岸美军重要阵地。从4月下旬开始，师工作组即下到407团、406团，在进行军事强化训练的同时，开展战前思想动员工作。这动员可不是做个报告就了事的，事情多得很。6月末，我和文工队五位同志随师工作组下到406团三连，还有去二连的，去407团一营和七连的。我们住进三连坑道，这次在坑道生活时间很长。战士们进行诉苦活动后，开展了苦乐观、荣辱观、生死观的大讨论，我们分散到各个班去参加讨论，在昏黄的小油灯下作记录。对每一个战士仔细观察，和他们交朋友，讲知心话，了解他们真实的内心语言，摸清每一个人的素质、情绪、家庭背景、个人兴趣，参战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临战可能出现的问题等等，随时向工作组汇报。工作组每晚都举行汇报会，排出要解决的问题，这都不是十天八天能做到的事。我们要搜集战士们的突出表现，立即编写出小节目及时演出，作为鼓动。战士们纷纷写出请战书，有人甚至用鲜血写出决心书，我们都给张贴在洞口，战士们都要看的。那时我认识了许多十八、九岁的年轻战士，四川、湖南、湖北、河北、江苏、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真是生龙活虎，热血沸腾。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逐渐成熟。
在坑道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冬暖夏凉。那时正是暑季最热的时候，我们在坑道里却很凉爽，一点也不热。7月23日下午，突然接到命令，尖刀排今晚出发去前沿待避洞，明晚发起总攻。那时，我军为迅速运动攻占敌山上阵地，都事先偷偷在敌山脚下挖上屯兵洞，总攻前将主攻部队隐伏在待避洞，总攻开始炮火猛烈轰击，摧毁敌工事后，炮火延伸，战士们立即从屯兵洞一涌而出直攻敌阵。尖刀排肩负重任，明日总攻开路，我们要隆重送行。可是工作组的几位主要同志当时正好回师部汇报去了，我和文工队的同志们立即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战前鼓动的最关键的环节－－送出征。女同志急忙动手扎红花，我奋笔疾书，迅速写出一篇以师首长名义发出的欢送信。并立即以电话请示，在电话中朗读全文（约2000字），当即获得批准，一字未改。薄暮时分，下起蒙蒙细雨。部队晚餐后，在坑道口外集合，团、营首长亲来送行。尖刀排今晚要快跑跨越三百米开阔地奔赴前沿待蔽洞潜伏24小时，于明晚直接攻上马踏里东山主峰062+0238高地。团首长讲话后，我登上山坡土墩高声朗读师首长署名的那封鼓动信，最后念着师长李丕功、政治委员江鸿海、副师长兼参谋长曹海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皋峰的名字。不时伴着炮弹爆炸声，战士们激动地举枪高呼口号：“坚决完成任务，为祖国争光！”“勇敢战斗夺取胜利，请师首长放心！”在朗读中我念道：“你们是最可爱的人，祖国人民在看着你们，毛主席在看着你们！”战士们举起铁臂，像钢铁的森林，他们有的激动得流泪了。接着，我和团营领导高举起用红绸布包扎的手榴弹，按连队预定的名单点名授“光荣弹”：
“×××同志，师长李丕功同志委托你代表他本人，将这颗手榴弹用在战斗中最关键的地方，为人民立功！”
“×××同志，政委江鸿海同志委托你代表他本人……”，将师、团首长名字命名的“光荣弹”分别赠予突击的勇士们，他们一个个庄严地敬礼接弹，披上红花。随后部队就开始出发，我们文工队的同志敲起了锣鼓，团、营首长在路口送别。我领着几位女同志给每个战士倒一碗酒壮行。他们多是十八、九岁的青年，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二、三岁，我双手端起酒碗举过头，他们接过一饮而尽，然后握一握那火热的手，便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在蒙蒙细雨和徐徐晚风中看着他们踩着泥泞小路迅速奔去的背影，当时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我的眼泪几乎掉下来，但在这种时候是绝对不能哭的。
出发以前，每一个参战的同志都要整理好各自留在连队的物品，包括本人特别委托遗留的东西，如给家人的书信等，每人打成一个小包，记上姓名和家庭地址。一旦牺牲，就由团政治处连同阵亡通知书寄回他家中。这次战斗异常惨烈，虽然整个战役取得了很大胜利，但部队伤亡很大，我所认识的几个年轻人都没有再回来。
战斗是在第二天（7月24日）晚19时打响的，那天晚上，我在坑道口交通壕堑内目睹了战火的盛烈景况，美军方面的各种曳光弹红、黄、蓝、绿、橙、紫在夜空中划上一条条的彩线，非常好看。而我方有百来门各种火炮和“卡秋莎”火箭对敌阵的猛烈轰击摧毁更瑰丽壮观，气势空前。这是继7月初的一打和7月中的二打之后的三打马踏里，也是最猛烈的总攻。战斗在我军攻占主峰后，接连打反扑。美军失去阵地后，出动飞机、坦克猛烈轰击，步兵一群群冲涌，疯狂反扑要夺回阵地，我部队坚守拼死争夺。406团二连作为二梯队投入战斗，一班在班长栗学福带领下，连续炸毁敌地堡14个，冲破层层阻击，攻占了060+0238主峰及东北侧无名高地，在两昼夜的守备战中，连续打退敌人11次猛烈反扑，全班12人最后只剩5人，在弹尽援绝时，仍死守阵地。最后每人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栗学福拉响爆破筒将地堡炸塌，使冲进地堡的敌人全部被消灭，他自己也一起被埋在坍塌的地堡里。等他苏醒后，才发现想不到被地堡的大梁挡住，死里逃生。战后，栗学福被记特等功一次，授予二级英雄称号，他的一班被授予“钢铁第一班”光荣称号。和栗学福一起坚守阵地、壮烈地以身殉国的四位烈士，是邓大信、高士钧、杨启明、胡根基。另外还有一位主动参战，在残酷战斗中临时担任副班长最后一起光荣牺牲的湖南籍卫生员陈岱光，他也被记一等功。这些同志都是伟大的战士，后人将永远记住他们。
三打马踏里使我方阵地向前推进了一平方公里，最后迫使美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次战斗一直延续到7月27日晚九时停战，主峰060+0238仍在我军手中。
停战以前，我还经历了一件趣事。有一天指导员说抓到一批美军俘虏，现在没有翻译，听说我懂点英语，叫我跟师宣传科的两位同志一起去看看。我说英语早已丢光了，既不能说也听不懂，但跟着去看看可以。一位营教导员和几位战士领着我们去到一个小村庄，俘虏们被临时关在一个老百姓的谷仓里，也没有窗，门也都关着的。我们去看，开了一扇门，阳光骤然照进那黑牢，俘虏们“哇”地都叫了、笑了。有个20刚出头的小伙子立即“哇拉哇拉”地喊着，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我想了想说：“what’s you say？”
他一头棕黄色头发，眼珠碧蓝，说：“My toothbrush is lose，I，I…”
“What is are you want？”
“Can you give me a toothbrush？”
我对教导员说：“这小子想要一把牙刷。”这时他拿出一个苞米杆子代替牙刷比划，大家都笑了。俘虏中白人居多，也有几个黑人，有一个戴墨镜的军官坐在一旁，闷不作声。看守的士兵说：那是他们的头儿。接着又有几个俘虏对我说了一大堆话，宣传科的同志问我，我说我也不懂，没办法。看到这些“王牌”军官兵的狼狈相，我们都很开心。当晚，那个小伙子就得到了一把牙刷。他们去俘虏营后享受不错的待遇。
战后刚打扫战场，彭德怀总司令就亲自来我师阵地看望指战员，给大家极大鼓励。可惜我没能见到，刚停战，我就急忙赶去军部参加全军文艺会演了。
这次会演是全军第一次，也许也是唯一的一次。三个师文工队和五个战士演出队有50多个节目参加会演，时间紧张。我也上台演出一个山东快书，十分匆促，不成熟，演得不好，但我编写的节目有两个获了奖。50多个节目评选出说唱类的节目一共只有12个，9个舞蹈、歌曲节目，总共获奖为21个节目，我编写的单弦《英雄连队出英雄》（王德岭演出）和与翔云合写的快板群《黄生达冷枪立功》这两个节目获优秀节目奖，我很高兴。
9
停战以后，我们文工队的演出活动更加繁忙，要更多的为辛苦的战士们演出，条件也好多了，可以走出坑道在露天演出了。还要忙于搞战地总结，更要努力创作。师文化科长谷斯宁让我去了解栗学福英雄班的事迹，我写成了一个近万字的报告文学，题目《不死的人》不仅说栗本人死而复生，而和他一起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那五位英雄——邓大信、高士钧、胡根基、杨启明、陈岱光都是精神永存不死的人。谷科长对这题名很不感兴趣，提出修改意见，我把内容修改了几次，压缩到七千字左右，改名为《一个英雄班的战斗》，就没有了个性色彩，显得平淡了。这稿子交上去后下落不明，以后看到军报记者写了专题报导，这事就结束了。
停战后，我还编写了些演出节目，记忆较深的是《火线运输员》。原写的是长诗，后改写为演唱，由本队的高玉璞（又名高颂）谱曲，他一面写一面给我看，写一段看一段，主旋律我同意后他继续写，直到写成多声部合唱和交响音乐配器，唱中加白，加对口快板，形式很活泼，演出效果出乎想像的好，以后成为保留节目。
在文工队，都是青年男女，那时是不许谈恋爱的，同志们都很自觉地守纪律。但是一旦有青春之火燃烧就难以控制，就会出现越轨的事情。队里有个女演员于蓉，天津入伍的，身材矮小，但长得端正，性格活泼灵巧，会演戏，小演唱之类节目总是主角。有个吹小号的李清，湖北人。年轻俊秀，小号吹得相当好。平时少言语，有人发现于蓉常偷偷去与他私会，而且发生过在野地苟合的事情。有的人热衷于捉奸。领导也曾布置我注意，但我以为不必过于紧张，男女私情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应该遵守纪律，应该强调提高自觉性，反对违反纪律的行为，但是要注意不要伤害自尊，不必搞“捉奸”这样的活动。实际上对他们还是有点同情的。
初冬，盼望已久的祖国慰问团终于来了。总团长是贺龙，来我部的是一个分团，我们列队热烈欢迎，文工队参加接待并协助慰问团工作。这时，我见到了洪深，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在交谈中洪深惊奇地发现我熟悉影剧界不少人，并在重庆看过许多演出，他高兴地向慰问团的同志们介绍。我本想跟他讲父亲，他们曾也是老朋友，但我一考虑，还是回避不提了。慰问团带来许多演出节目，京剧名家梅兰芳等都来了。连续三天演出，分二个剧场演，那时我们在大山林里已建有可供演出的剧场，但京剧和歌舞只能分在两处同时演，看这样就不能看那样。没办法，我选择了歌舞，梅兰芳的好戏就不得不放弃了。看了中央歌舞团高水准的演出，大合唱《东方红》由李焕之编配和声又配器，并由他指挥，真难得看到这样气势恢宏的大合唱。《英雄战胜了大渡河》、《淮河两岸鲜花开》，尤其是难得欣赏到李焕之这出色的指挥艺术。我还看到王昆的独唱，她被欢迎唱完一首又一首，民歌唱得极醇厚。看到赵青主演的《荷花舞》，许多美丽的少女衣着艳丽翩翩起舞，大舞裙上都有几盏荷花灯，那舞姿、那乐曲都十分迷人。还有《采茶扑蝶》，满台的青春气息，活泼可爱。常香玉也来了，她剧团的小演员唱了一首用豫剧调填词的“志愿军叔叔们，打了胜仗……”给我印象深刻。各个剧团为部队官兵连续演了许多场，并分发许多纪念品。每人发一个搪瓷茶缸，上印有“献给最可爱的人”字样，一方丝绢手帕，在一角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几个字，一个刻有“和平万岁”四字的和平鸽纪念章等，这些都成为珍藏的历史纪念。
在“三八线”，我还光荣地立过一次三等功。在部队每年都定期进行评功活动，我在国内已曾多次立过小功。到朝鲜就不一样，这里是战争。但当时评功，主要是战斗部队，在机关评上功是相当难的，特别是上等级的，非战斗部队如果没有足够的根据和绝对能站得住的特殊成绩，要想评上等级功是不可能的。评上三等功以上就算“功臣”，上“功臣榜”，发立功证明书，朝鲜政府还颁授我一枚军功章。我的立功证明书是由师司令部直工科于1953年4月28日批准颁发的，这枚军功章很值得自豪。停战后，朝鲜政府又向全体志愿军正排级以上干部每人颁授一枚军功章，是在1953年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参战三周年的日子里颁发的，这样我就荣幸地有了两枚军功章，甚为同志们羡慕。
停战后，我们文工队发了新的演出服，大盖帽，细人字斜纹卡其的服装，上身套头式，下身马裤式，斜背武装带，中统牛皮靴。穿上新服装，每人都佩戴全国政协赠的抗美援朝纪念章，一个个好神气。列队在台上唱歌、演出，真的大有气派，同志们都十分高兴。以后演出和参加正规活动都规定穿它。那时师政治部好几个科都有摄影机，照120的胶卷，我们都留下了不少照片。但这服装除演出和礼仪活动外，平时是不准穿的。
1954年过春节就享受和平了，大家动手包饺子，生活也大改善了。节后不久，我们文工队就奉命去开城。我们部队成为朝鲜停战后第一批进驻开城的部队。进城之前，我们特意爬上大德山顶，俯瞰下面的板门店。在野外有许多帐蓬，有我方的，有敌方的；帐蓬里都是双方的战俘，停战后正在进行遣返战俘的复杂斗争。这时的斗争方式从开枪打炮转为唇枪舌剑，我们的师政委也参加谈判代表团。在板门店工作的我方人员，经一再选拔教育，包括极微小的举动也注意代表国家形象，稍有不慎就被对方抓住把柄，那种斗争是很复杂紧张的。
在朝鲜，亲历了战争的残酷，感受到生与死只有一瞬间的差别。战场上总是和死神相伴的，我们文工团队也有好几个同志牺牲在朝鲜，那里实际没有前后方之分的。停战以后，享受和平，这就意味着生命有了保障，当然是最高兴的事了。
进开城，这里受战火破坏不大，许多地方还保留着朝鲜固有的文化风貌。我们住进一座西式洋楼，据说是李承晚财政部长的别墅，有一个铺砌瓷砖很大的游泳池，有冷热水，我们就在这里痛痛快快洗澡，把身上几个月的尘垢擦洗一净，也睡了一个舒服觉。离开城市许久了，才有回城的感觉。
在开城，一些中立国也都有代表办事处。当时的中立国是印度、瑞典、瑞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年的“五一”节，在开城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时任停战委员会中朝首席代表朝鲜的李相朝中将主持。出席的有我国、朝鲜、苏联（驻朝军事代表团将领）和中立国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五国的高级军官，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盛会。文工队全部着演出服，很精神。会上我们看见各国的军容，以捷克的军官服饰最好看。李相朝将军举杯祝酒，酒会后举行舞会。酒会中的音乐和舞会的伴奏全由我们文工队演奏，在会场服务和伴舞的也是我队全体女同志，李相朝将军几次走过来向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提起交谊舞会，早在1950年，衡阳时期军部就开始跳舞了，到广东后更盛行。起先只在首长们小范围内，以后逐步扩大到整个机关，普遍跳舞。我也在军文工团时期学会跳舞，对交谊舞也感到不错，但兴趣不是很大。以后一直停留在快三、慢三、快四、慢四这样一般的老式水准上，没有去钻研提高，应付而已。在朝鲜，即使是战争时期，军、师机关干部，特别是首长们也时有舞会，我们文工团队常去给演奏伴舞，甚至要我拉二胡伴舞，记得我和几个同志用最简单的乐器演奏，还为我们肖全福军长奏过舞曲。在坑道里也修有舞场，虽然比较狭小，但也能跳得开，肖军长等几位首长的舞跳得很不错。部队正规化建设后，交谊舞成为军官俱乐部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为加强正规化建设，在战争时期这项工作也一刻未停。正规化建设内容很多，其中重要的是干部战士的正规化思想建设，各级都在贯彻各种条令。当时是照搬苏联模式，下级向上级报告、请示，都有固定的报告辞，必须背熟。应上级召唤去见，要高喊“×营×连×排×××（职务名）×××（人名）奉命来到，请指示”之类。我也背过这些。
停战后，有一次我们奉命到师部参加正排级以上干部会议，听首长训话。师长李丕功，回国在高级军事学院受训后返任，召集这个会议，在一大坑道内，居然还铺有地板。李师长和大家面对面，全部徒手站立，师长站姿很挺。他讲部队要一级级进行正规化达标评分验收。讲国防部考察小组来我师检查，扣了不少分。那时事事学苏联，部队已开始推行“一长制”。李师长讲话已经用“我已指示副师长认真执行……”、“我命令参谋长如何如何”等等之类的语气讲话，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随着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进行，我们文工队也开始基本训练，演员队也要每天练功。那时我已27岁，作为分队长，我也带头和20来岁的同志们一起打虎跳、练倒立、拿大鼎、云手、踢腿、垫上运动等等，这些本应是18岁以前练的科目，我们也每天练起来，大家都很起劲。那时为部队演出也更多了。
过完国庆日，师保卫科突然找我谈话，我毫无思想准备地去了。那天，保卫科长李恩田（我是认识的）没有在，一位干事先寒喧了一阵，然后谈到我的家庭，问：“你知道你父母现在在那里？”“不知道，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你估计他们在那里？”“估计在台湾。”“不错，在台湾。”“你知道你父亲干什么吗？”“现在不知道。”“据我们了解，你父亲在台湾是积极反共的文人，属于文化特务。”我大吃一惊。怎么是文化特务？什么是文化特务呢？写文章反对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力，大概这就是文化特务吧？
“这里是朝鲜战场，是敌我斗争最尖锐激烈的地方。按规定，家庭出身于反动阶级又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是不能过鸭绿江的，尤其是有直系亲属被镇压或流亡海外的人更不许上’三八线’，按你的家庭条件就属于这个范畴。可是你过了江，而且上了”三八线“。为什么？因为你参军以来一直表现较好，在部队入了团，立过功，你个人历史清楚，组织上完全了解，因而对你是信任的。我们认为，你经过各种考验，立场坚定，思想进步，努力学习，工作一贯积极，是好同志，组织上是满意的。”他一边谈、一边看桌上的材料，好像很经过一番准备。正说得兴奋，突然话锋一转：“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方面部队需要提高，一方面祖国建设需要大批干部，像你这样的同志今后在部队很难得到发展，也就是说你不适合在军队工作。因此组织上决定，你转入地方去参加祖国建设，明天就随同一批转复军人回国，希望你正确认识，可以谈谈你个人的意见。”
有什么意见好谈呢？组织上已决定，又不是征求意见。就是说，你个人同意不同意都得走。既然如此，何必多说什么！虽然当时我几乎发昏，但思想迅速翻动，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这位干事名叫路桂春，我认识，但没有过接触。他当时注意观察我说：“好，说明你有觉悟。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到地方，和部队一样，都是党的领导，只不过工作岗位不同而已。今后，你不论分配到那里工作，46军和136师政治部会对你的历史负完全责任。而且鉴于你的优良表现，你的家庭出身虽然无法改变，但你的个人成分，经上级批准已确定为革命军人，这是给你的肯定和荣誉。”接着他又说了些文化程度较高，知识面广，有社会经验，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到地方后希望保持革命军人的光荣和优良作风，发挥自己的优点，为国家建设多贡献力量等等。
我回文工队后，不少同志已都知道我要转地方工作了，都来话别，纷纷鼓励，都说地方比部队好，如何如何。但领导上没有出面组织欢送。也恰恰是明天，部队也要行动去别处。
第二天，我打背包，收拾自己的物品和同志们道别，登上汽车，和一群转复同志踏上北归的路程。小“嘎斯”欢乐地宾士，路过平壤稍停，我下车看这真是平壤，一座房屋也没有，从东望到西，全城可见。天黑，汽车到新义州。我们下车，大家兴冲冲地跑上鸭绿江大桥，想当初在“雄纠纠、气昂昂”歌声中跨过此桥，今天凯旋归来（是算凯旋吗？应该算吧），我们一步步珍惜地走着，进到丹东市，我们在灯光明亮的大街上奔跑着：“祖国，我回来了！”
从此，告别了五年多的军旅生活，回到老百姓的群体中，进入我人生的新阶段。
以前，我从没想过会成为一名军人，自以为会是一个文人；历史的际会却使我穿上了军装，步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体验革命军队大家庭的生活，而且有机会亲历生与死、血与火的残酷战争考验，这是很不容易的。军旅生涯是我值得珍惜的一段人生经历，我付出了很多，收获也很多，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常常会回忆军旅青春的时光，为自己有过这段人生经历而感到高兴，感到自豪！
直到晚年，我仍不时翻看和战友在一起的小照片，怀念在部队的生活，怀念战友……。
军队，在人类历史上已存在几千年。但是，军队和军队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过去没有过的，这是一支特殊的军队。既能战斗，也是培养人的大学校；生活在其中，是革命的大家庭。同志互相之间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同生共死共患难，所以，战友都有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确是伟大的。至于历史上发生过镇压学生运动的悲剧，那是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致使人民军队异化为对立面。历史最终一定会为人民军队洗白。
关于朝鲜战争，新世纪听到一些不同的说法，从前苏联解密的历史资料传出资讯，有人就对朝鲜战争提出质疑，有人甚至否定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这引起我的思考。果真如此吗？固然，史达林惯用权谋，在国际关系上拿中国做牺牲品，这种事他是会干的；但是，当麦克亚瑟在仁川登陆，趾高气扬地挥师北上要“饮马鸭绿江”的危机时刻，我们能够袖手默然吗？如果当年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反击，把所谓“联合国军”推回“三八线”，那我们东北边境面临强大的军事威胁，还能有以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吗？还会有以后的改革开放吗？还能有今天的大国地位吗？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至于说到大批年轻战士的牺牲，这当然是痛心的，他们为祖国所做的贡献是永垂不朽的。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但是，战争总是避免不了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们的伟大牺牲，换来了祖国长期的和平，我们应该永远感谢他们。我以为，对于历史问题，应该持合乎情理的观点，客观地看待。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