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学徒
1954年，我十二周岁，在黄田中心小学毕业了。家境贫困，无力升学。母亲说：“还是学个手艺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总比务农强。”我也觉得好。母亲又说：“学个木匠吧，你拿不动斧子。学个瓦匠吧，一身灰浆一身泥，吃不消。只有针匠轻巧。你也斯文，坐得住。”
于是决定学针匠，就是裁缝。黄田人管裁缝叫针匠。
村子里针匠不少，母亲去找“大夫第”江师傅。为什么偏要找江师傅呢？母亲说他手艺好，找的人多。再说，他有机子。别的针匠都是手工，他用缝纫机了，针脚笔直，一扎齐。你去了，能学机子。机子学会了，还愁没饭吃？母亲想得好简单。
江师傅同意收我为徒。约定中秋节第二天上门，正式拜师学艺。口粮自带，每月三十斤米——“统购统销”了，各人有各人的配给口粮。人到哪里，必须把口粮带到哪里。
师傅江益荣，虽然做针匠，一天到晚屁股不离板凳，性格却外向，不呆板，喜欢说笑话，喜欢唱京戏。是黄田村业余剧团的“名角”，每逢演出必不可少。师傅主工“须生”，《甘露寺》、《秦香莲》、《群英会》、《徐策跑城》，都有他的戏。他身高中等，不胖不瘦，脸特长——俗称“马脸”。这“马脸”平时不好看，但戏台上“髯口”一戴，特别经看，特别舒服，真怪。师傅说他这张脸就是为“髯口”长的，硬是多了几分得意。也经常为别人配角，哪怕临时扮个“中军”、“衙役”什么的，他都乐意。他说管他什么角儿，上了台就快活。有一次，《打渔杀家》里面他扮个“教师爷”，小丑。“教师爷”展露拳脚，摆“架势”：两臂平展——“扁担！”车过身来又是两臂平展——“担扁！”再收起两臂，笔直站立——“双响！”对方不解，问：“从何说来？”“教师爷”指着自己裤裆说：“这是引子，一点火，嘭——叭！”于是台下哄堂大笑。“双响”是一种爆竹，炸两响，也就是“二踢脚”。我不懂人们为什么大笑，后来才知道，噢——这么回事。
我对师傅充满好奇。
“大夫第”是个较大的院落，一湾小溪门前流过，清澈见底，波光粼粼。师傅家住在其中一个大敞厅左边，右边则是我的同学朱世久家。同学的父亲一直在上海，只有老爹、母亲和他住在黄田。1958年“大跃进”前夕，母亲带着他投奔上海去了——这是后话。老爹名叫朱炳文，人称尊老爹。尊老爹主动叫我与他同寝，说不要开铺了，省得麻烦。母亲说不好意思，太惊吵了。“惊吵”就是打扰，方言。尊老爹说：“不要紧，我的床大，被子也多，一人一个被褥筒。两个人住一起也热闹些。”于是母亲万千感谢。
尊老爹爱干净，经常晒被子。冬天，还用铜脚炉烘被褥。我也沾光了，很暖和。如果不是尊老爹热心肠，我会多受许多冷冻的。
学徒生活是十分苛刻的。天刚亮就起来生炉子——俗称“烧冷灶”。冷灶很不容易烧，要用松毛、细细的引火柴，再架大柴。小心翼翼，唯恐熄火。烧热水，烧开水，洗茶杯，扫地，抹桌子，泡茶，给师傅打洗脸水。烧饭——我不会，师娘手把手地教。挑水——有一担杉木水桶，是师傅用的，太大，我挑不动。于是师娘弄来两只洋铁桶，做了副小水桶，让我挑。下河洗菜，捶抹布，洗衣服。吃饭时要为师傅盛饭，双手捧上。吃过饭洗碗，涮锅，捡场。用“三六表”裁成窄窄的纸条，搓“媒子”。那年月用“洋火”（火柴）是奢侈的事情，几乎家家都用“媒子”。“媒子”在火坛里点着了，用嘴一吹便燃起明火，用以烧炉子，用以抽旱烟，用以点灯。一大把“媒子”装在条桌上的“帽筒”里，整整齐齐，倒也别致。晌晚时要擦拭煤油灯，擦拭灯罩。师娘爱干净，叫我将灯罩拿到河里去洗，说洗过以后雪亮。灯罩极薄，搁于水中稍不注意就碎了。师娘没有责怪，说“算了。下次注意点。”下次又弄碎了，我心里发虚；连忙跑到外婆家，拿过灯罩就走。外婆说“那我怎么点灯呢？”又说“你还是拿走吧，我再想法子。”外婆住在“长房”里，很近。还要到榔桥买米——统购统销了，配给的口粮都要到榔桥粮站去买。师傅说“就买三十斤吧，多了你也挑不动。”是同隔壁朱世久、朱永龙一道去买的。我还是越来越吃力，咬咬牙到了四座牌坊，眼看就要到家了，可就是挑不动了，一个人落在后面。他们回到家同我师傅说了，师傅赶来接我。师傅在前面挑担子，徒弟在后面甩手，我无地自容。
师娘生下小儿子不久，才几个月，我还要下河洗尿布，还要带她的大儿子玩。大儿子四、五岁了，却不会说话，只会“哇哇”叫，能发最简单的音节，师娘说他是“半哑巴”。这个“半哑巴”很嫩生，走路也不稳当，一脸的傻笑。他似乎很喜欢我，一天到晚跟在我后面。我也喜欢他，因为我也想玩，却没人跟我玩（也没工夫玩）。只有他，铁了心地跟着我，不离不弃。有点什么事情了，或是有什么想法了，他都来告诉我，哇啦哇啦比划半天。时间长了，就能很快明白他的意思，他于是很高兴，觉得我很贴心吧。
然而师傅不高兴了，对师娘说：“人家是来学手艺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你不能什么事都叫他做。学不到本事，怎么向他娘交待？”其实我喜欢帮师娘干活。学手艺，太枯燥了。
师傅从穿针引线教起，各种针法一样一样地教。整天就在一块布上“操练”，缝了拆，拆了缝，没完没了。就是不让我沾机子边，摸都不让我摸，只能看得眼馋。师傅好像看出我的心事，说：“不要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字要一撇一捺地写。基础不打牢，害了你。”日后家里缝个什么，都是亲自动手，家人见了觉得奇怪：一个大男人怎么用起针线来如此娴熟呢？当年师傅教的。
村里人常说师傅是“菩萨儿子——神种”，就是聪明乖巧的意思。师娘却长了一副白痴模样，被师傅看不起。她经常找点话跟师傅拉呱，而师傅并不多搭理。师傅做活的时候，她常常抱着孩子呆在他身边，用孩子的手去掏他一下，撩他一下。有时候师傅车过身来，在孩子脸上吻一下，她便能高兴半天，好像吻了她似的。更多的时候是厌烦：“去去去，不要耽搁我做事。”师娘也不恼，一边解嘲一边怏怏离去。
师娘也有恼火的时候。那多半是因为“吃醋”。河对面有个寡妇，年纪虽然不小了，却过得清丝丝的，风韵犹存。她经常来玩，同师傅说这说那；师傅也客客气气地听她说，一脸笑容。师娘不高兴了，同师傅说：“喊她以后少来。不要脸，还看麻雀呐。”师傅说：“她要来，有什么法子？”——“我有法子，我来骂她！”——“你不要犯不楞！”“不楞”，方言，就是头脑不清的意思。我不懂“看麻雀”什么意思——麻雀怎么又不能看呢？师娘告诉我：那寡妇喊师傅看的，是一对趴在一起的麻雀。是一公一母，在干坏事。要不干嘛趴在一起？我说：“小小麻雀，能干什么坏事？是在打斗在玩耍吧。怎么肯定就是一公一母？”师娘说：“你还小，你不懂。就是一公一母。”说得斩钉截铁。
师娘真的有过人之处。
学会“绞边”以后，师傅教我缝裤子了。老式单裤，两只裤筒加宽宽的腰片。穿着时将腰片摺过来，以布带扎住。应该算是服装史上最简单的裤子了。师傅将裤子裁好，缝上，半成品了，交给我“绞边”。从一只裤脚边绞起，经过裤裆，到另一只脚边结束，一圈绞下来裤子就成了。我绞了一段，师傅凑过来看了看，说：“中，就这么绞。”绞到裤裆正中时，问题来了：毛头多了，卷不进去，便拿起剪刀修掉一些。又粗心大意，修剪的时候，竟然超过了一点点。我以为无大碍，自作主张地弄了弄，掩塞起来，看上去毫无异样。连师傅熨烫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我暗自庆幸。
几天后，顾客找上门来，展示裤子，说怎么给他做了条破裤子——裤裆那儿确有一个小洞。原来，就是因为多剪了一分分，穿上身一蹲，那地方裂开了。我坦白了。师傅二话没说，赔了顾客一条裤子。
当然，我吃了批评。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怕师傅责怪，想蒙混过关，不认真，不严谨，自作聪明。师傅因此断定我不是学手艺的料。“都说你会念书，怎么学起手艺来就这么不尽心呢？”还说“我总觉得你有些心不在焉。手在缝，眼睛还看别的地方。”我是在看他那个宝贝儿子“半哑巴”。“半哑巴”悄悄地对我做鬼脸，求我同他玩，我分心了。有一次，几乎下逐徒令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念书吧。念书多好。学针匠是没有多大出息的。”师傅说得很平静，也很诚恳。
我不吭声，默默地听师傅数落。在乡间，学徒不成，叫“翻桃子”，被认为一种耻辱，名声是不好听的。然而我也没有难过，我觉得师傅说得对。念书是好，我也想念书。可是，没有钱啊！
过春节是要歇工的，至少歇到正月半。歇了工，师傅天天唱戏，白天晚上都唱。大年卅吃过早饭，我回家了。师傅说多歇歇，什么日子开工，过了正月半再定。没想到，这一离开就再也没回去——遇到一位贵人，开始了我一生中的又一个转折。
贵人
1954年冬天，陶太太多年不见的孙子回来了。一时间成为黄田村头号新闻。
陶太太住在上黄田，家里有个孙子，叫朱大庆。朱大庆矮胖矮胖——不是一般的胖，而是胖得畸形。干起活来气喘吁吁，很吃力，只能做些手边上的事情；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亲。祖孙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这下好了，喜从天降。
刚刚回来的孙子朱静涛，一副金丝眼镜，架在挺直的鼻梁上；脸庞白白净净，棱角分明；中等个儿，精干瘦俏。一口清晰流利的普通话。分明是一个年轻斯文彬彬有礼的读书人。村里人十分喜欢他，总爱找个名目去探望探望，聊上几句。冲着那一身黄军装，学生们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路上相遇必行少先队礼，说“解放军叔叔好”。
朱静涛是我养父的堂弟，我喊他叔叔。他当过解放军，说是在部队里当军医。复员退伍了，发了一大笔钱，回到黄田，跟奶奶一起过。他的父母呢？为什么不跟父母过？不知道。正月里，我从学针匠的师傅家回来过年，他召见我几次。还把我的成绩单看了又看，说：“成绩不错，为什么不升学？”我说：“没钱念，算了。”——“怎么算了呢？这么小的人就算了？”他鼓励我上进，不能“算了”。还送我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直排本。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幅漫画，叫“二胡”。一个鼻子大大的人在拉二胡；身上写两个字：“美帝”。二胡轸子画成两个人头，分别写“胡风”、“胡适”。说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我不知道胡风胡适是什么人，有什么来头；是亲兄弟呢，还是堂兄弟？敢反对共产党？胆子倒不小。我也看不懂，只觉得这漫画好玩。
下一次见面，叔叔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想不想升学？”——“想。”——“能不能考取？”——“不敢讲。”——“这样吧，你去考。考上了，我一个月给你五块钱。”——“一个月五块？”——“对，一个月五块，一直到毕业。”
母亲说：“遇到贵人了——贵人搭救！”五块钱不少了，那时候，泾县中学的伙食费是每月六块。我们确认叔叔有钱，也确认叔叔讲话算数。经过与叔叔的详细讨论，母亲到师傅那里把学徒辞了，说：“真不好意思，翻桃子了。”师傅说：“哪里哪里。我早就说过，还是念书好。”我便去学校找到洪先生，要求插班补习，洪先生说：“是该升学，不然太可惜了。”
上半年，叔叔在黄田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给奶奶做寿材。在黄田，人上了年纪，要早早地准备棺材。说是为了增寿，所以叫寿材。做寿材是个很有脸面的事情，说明儿孙孝顺。朱大庆有这份心，却没这份力。这事一直搁着，成了陶太太一桩心事。如今好了，另一个孙子来操办了，陶太太好高兴。
几个木匠同时进门，热火朝天，风光无限。村里人见了无不赞叹。叔叔叫我帮他去买肉，到榔桥，要早。迟了，怕挑不到好肉。我满口答应，天蒙蒙亮就上路了。叔叔开了个采买单，还塞给我一元钱，让我买早点吃。
我把一切物品买好以后，才去吃早点。我不假思索，将一元钱全部买了油条，五十根。吃不完，剩了许多，用几根稻草扎了，挂在扁担头上，带回来给家里人吃。母亲批评我乱来，怎么不留几个钱呢？一下买这么多油条，吃得了？天哪，太苦了，以为这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油条，所以全买了，根本就没去多想。
二是娶亲。叔叔还是单身，要讨老婆。而且必须是农民，他说农民好。那年月倒不像如今这么“势利”，这么“现实”，所以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姑娘是丙子山的人，叫汪秋英。没念过书，识不了几个字。身板倒十分健壮，扎扎实实，黑里透红。大大小小的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一担水从石井坑口挑进屋，不动声色。只是两人站在一起太不相称。但叔叔觉得好，他喜欢。
将婶婶放在家里，参加劳动，服侍奶奶。叔叔则去“榔桥中心联合诊所”上班。诊所的医生都是旧社会过来的，多半都有点历史问题，什么国民党员啦，三青团员啦，总不及叔叔清白，叔叔很快当上了诊所负责人。
半年以后，我们五个同学在洪先生带领下，到泾县中学参加考试，考取我一个。当我高高兴兴去找叔叔时，叔叔不见了！
关于叔叔的议论，村里人七嘴八舌，一时间沸沸扬扬。说他是个“泡皮”，其实并没有钱。说他从部队复员时根本就没发多少钱，硬是他自己猛吹。说“什么军医？鬼话！就是个卫生员。”说他“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债，跑了。一些墙壁上还出现了辱骂他的标语，说他是“拆白党”。词典上说，就是骗取财物的流氓集团或坏人，方言。未免言重了。但确实在经济上扯过一些烂污。后来（记不清确切时间了），我还在《泾县报》的中缝里看到榔桥中心联合诊所的一则声明：朱静涛日后一切行为与本所无关。
“漏子”是捅大了。
我们感到无比尴尬，傻眼了！怎么办？考上了，贵人却不见了，念还是不念？这时候，母亲显示出一个农村妇女少有的胆略，猛地一拍桌子：“念！”
家中还有一张缕空描金的老式木床，土改以后唯一一件稍些象样的家具。母亲狠狠心将它卖了，好像卖了六十元钱。母亲宽慰自己：“东西还不是人置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又说：“打一杵过一肩，念到哪里是哪里。”
后来，叔叔又回来了，不在诊所上班了，不知道干什么差事。叔叔的光环已经褪尽，不再神秘。少先队员们也不对他行队礼了。他不再过问我上学的事情，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我们也不曾提起。双方隔着一层“纸”，小心翼翼地护守着，心照不宣。
后来，叔叔离婚了。汪秋英回到丙子山。
1976年，叔叔到文化馆来过一回。见我有一顶大衣橱，没装玻璃，说他可以在芜湖光华玻璃厂买到便宜玻璃，愿意给我帮忙。我婉言谢绝了。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他呢？
后来得知：叔叔在西阳卫生院当防疫医生，一直到退休。
虽然叔叔没能兑现承诺，最终是五分钱都没供我，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正是他的一番热情，一番劝说，让我重新燃起读书的愿望，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出现，没有他的热情，我必然是继续学手艺，而后在黄田村当个小裁缝。“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十有八九会饿死的——我的师傅，还有那可爱的“半哑巴”，都在那时候饿死了。
对我来说，叔叔不愧是一位贵人。
所谓的“贵人搭救”，不一定就是给钱，更多的是给机会。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