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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冬，随着工厂的升级，领导班子重大人事变动，崔家田、刘仁卉都调走了（他们去北京任职，以后，70年代听说崔家田任过贵州省的经委主任）。韩永丰也调走了。厂里有相当一批技术人员和财会干部及生产骨干调去新建的银川轴承厂，也有一些调去洛轴的。同时调来一批高级别的资历较深的干部，展棠任党委书记，马毅任厂长。他们都是山东人，据说都是抗日时期新四军的干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652”重点专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他们原先都在“一汽”建厂，都是处长级。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副厂长王树桐，他接韩永丰的班，管人保。另一位李树林，也是抗日干部，他来当生产总调度，后来称为生产长。企业学苏联实行“四师一长制”，即总设计师、总工艺师、总动力师、总会计师和生产长，有关生产、技术、经济财务的一切事务由他们直接指挥，向厂长负责。厂里经过几年的发展和积累，又陆续建了几个新车间，从苏联、捷克、东德引进一些先进设备，建了恒温的中央计量室、理化试验室等新技术部门。来了苏联专家顾问组，厂里建了专家楼及花园区。职工生活区建了大型俱乐部，影剧大厅可容纳一千人。新建了几座职工食堂，合作商店，扩建了医院，招待所，许多幢家属宿舍。当时职工人数已近五千人，成为一大型企业，按级别高于当地的县委。
波兰“波兹南”骚乱后，统一工人党改组，哥莫尔卡出任第一书记，公开表明维护波兰人民的利益，以强硬态度对抗莫斯科的指挥棒，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继之，匈牙利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知识份子的裴多菲俱乐部发表宣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拉科西。工人们涌上街头发泄愤怒，接着纳吉组成新政府，实行民主改革。这些在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促使中国的局势也急速变化，有的地方已出现“闹事”。
当时复县瓦房店和金州等都属设在盖县的辽南地委管辖（以后地委撤销，辽南地区划归大连市管辖）。匈牙利事件后，各省市党委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思想教育，地委书记来复县“做工作”，在县委大礼堂做一次上千人的形势报告会，各企业、团体都派干部去听讲，我也去了。这位地委书记仿佛记得叫曾希圣（可能就是以后当安徽省委书记的那一位），他讲的和报纸上的没有什么区别，听不出什么新鲜内容。我边听讲，边写个条子，提了一些问题请他讲解。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大体上有关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什么，强调“西方反共势力策划”有没有证据，人民群众反对拉科西（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被迫示威抗议与镇压军警冲突，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是否妥当，对史达林的评价问题，南斯拉夫问题等等，提了五、六个问题。我坐在后排，离主席台较远，考虑传递纸条时间太慢，我便走出座位走到主席台前将纸条亲手交给曾希圣，又回到座位，希望听他解答。可是这位地委书记把纸条看了一下，就放到一边，继续作他的报告，最终也没对我提的内容谈一句一字，真使我失望。
1957年，共产党宣布要开门整风。3月中，一天上班时间忽然听到广播喇叭里党委紧急通知，科室全体人员听录音，不集中到俱乐部礼堂，就在本科室听，一切工作都暂停。这是很不平常的录音，一开始就听出是毛主席的声音。扩音器挂在办公室的通道里，我们就搬椅子到通道里听，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里不时传出笑声，插话声（好像是刘少奇插话，刘那时是全国人大委员长），这个录音带是原始毛带，没有经过剪辑整理，很生动。例如讲专政问题，讲两党制的民主，讲不能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讲匈牙利事件等等，毛主席几乎是谈笑风生。这就是后来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可是这篇文章1957年6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时，我发现和原来的讲话录音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加了个“六条标准”，为以后的“反右”做好准备。
当我对厂里各方面情况熟悉后，特别是写材料接触到许多资料后，深深感到各级干部普遍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全国一样，到处是这种官僚主义，对上唯唯诺诺，吹吹拍拍，对下马马虎虎，拖拖拉拉。只求上级满意，得到提拔重用，不问是非曲直，敷衍应付，不关心群众疾苦，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想来想去，感到这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整个用人体制造就了这些无须思考只要听话的庸庸碌碌的干部。工人有许多意见和不满，没有表达的机会，也没有管道。那时我了解到南斯拉夫在所有企业中实行“工人自治”制，各级管理人员都置于工人群众的直接监督下，由工人选举厂长，我感到这种制度好。在劳资科内学习“八大”的讨论会上我多次表达了这种思想，而比较系统的则是与潘茂堂谈的。潘是从大连调来的青年干部，是团委副书记。我虽然年龄已较大，但还是团员，因那时还没有超龄退团的明确规定，与潘的接触就是由此开始的。我发现潘茂堂较年轻，接受新事物较快，我们很谈得来。“小兰事件”后，潘茂堂接受我的建议，在我厂团内开展这一讨论，鼓励团员同志们起来向官僚主义毒菌展开勇敢的斗争。在团组织的会议上，我曾激烈地抨击官僚主义坏作风，具体矛头指向当时党委书记程广德和团委书记蒋诚仁。我认为他们都是些不学无术、思想僵化、不关心群众疾苦、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唯上级之命是从、以保自己乌纱帽为唯一宗旨的典型的官僚主义分子，对他们的许多表现深感愤慨。
《文汇报》连载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关于苏共和史达林的文章，从那里可以读出赫鲁雪夫的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些和随后的国际风云激荡，“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等，我都对潘茂堂谈过。谈过拉科西、哥莫尔卡，也谈史达林，还谈我国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两篇文章。我讲的中心主要是破除迷信，重新认识一些问题。发扬民主，才能清除滋生拉科西式官僚主义的土壤。
我和潘茂堂还一再谈论思想僵化的严重危害。我向潘提出，号召团员青年向《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中的娜斯嘉学习，以“独立思考、干预生活”作团内思想建设的口号，在实际工作中（例如办好“青年监督岗”），鼓励团员和青年们勇敢地向官僚主义作斗争。我在团的会议上、多次以激烈的姿态批判斥责那种不探究真理是非，对国家命运表现漠然无关痛痒，对实际生活中的阴暗面无动于衷的那种庸碌苟安的处世态度，这些都得到潘茂堂的支持。我还给潘看过自己的日记。
1957年3月，整风运动开始，开始鸣放。新来的党委宣传部长晨琳（她是党委书记展棠的老婆），可能是山东牟平、文登一带人，说话有浓重的胶州口音。她十分活跃地召集几次鸣放座谈会，尽管她一再宣布共产党是真心诚意听取意见，开门整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说来说去却谁也不发言，鸣放搞不起来，党团组织不得不动员。我对潘茂堂说，这就是长期缺乏民主的结果，一片鸦雀无声，只会人云亦云。团员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在整风运动中带头讲话，敢于提意见，敢于鸣放。科室党支部来找我，说你是团员，又是转业军人，应该帮助党整风，带头鸣放。我说不用再动员了，我会鸣放的。当时厂正在筹备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潘茂堂是筹委会成员，我向他谈了职大怎样开法的一些设想，主张应像南斯拉夫那样实行“工人自治”，让工人有权，是反官僚主义的最好方法。应该坚决破除过去形式主义的框框，在代表选举上不要搞党支部提名的等额选举制，而应让群众充分表达意愿，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我从报上读到铁托在拉普的演说全文，《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及卡德尔的演说，读后感到非常兴奋，将这些讲给刘从俭、周喜高等好友听，也向潘茂堂长谈过（以后被说成是“长达七小时的放毒”）。我热烈赞扬南斯拉夫的情况，希望我们在具体实践中引为借鉴。对于党的领导问题，我高度评价并推荐铁托的学说，认为党的领导不应表现为行政命令，真正有力量的党领导是通过光辉灿烂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学说和思想路线的真理性，赢得人们的思想信仰，和通过实践使人民得到具体利益实际幸福，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真诚拥护。这一学说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可能这样做。无产阶级政党坚信自己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不害怕任何反对者，也无需作任何掩饰，可以如实地让群众知道一切真相，让人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来检验这个政党，而后对之忠诚信仰。因而它应该也必须是完全民主的，更不可能害怕民主，这种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特征是任何其他阶级、其他政党所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就是要拥护这样的党的领导。
首届职大开始选举代表，在代表产生的方法上，主张不要提名和仍应提名两种不同意见之间产生激烈争论，最后争论的结果是不能不要党的领导，仍由基层党支部提名，但职工可不受提名限制，可自行提名选举，实际是将两种主张调和了。这样各车间科室都开始了选职工代表，基本上比较好，没有压制现象。我和刘从俭都当选代表，我们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我直接到工人群众中去听取意见，我认识的人多，向我诉说不满的人也多。不满最多的是工资改革，干部加的多，工人加的少，有的工人根本没有加。还有厂里处分工人，职工不明白，也不公布等等。我搞调查研究，在劳资科找到工改前后各类人员工资的对比，分析证明工改偏重于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一线工人明显偏少。我又查找历年受处分的职工记录，有些比较轻率，处理方法粗糙，虽然出了公告，并没有向群众作清楚交代。不重视人的价值，不讲个人权利，在企业有许多表现。我把材料写成提案在职代会上提出，比较有力。在讨论职代会章程时，我提出应将职代会规定为全厂的最高权力机构，像国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样，有权审议决定全厂的一切重大事件，有权对厂领导和各部门进行质询和批评，把职代会开成一个充分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大会。在会上发言不要限制，谁有话都可以说。大会厅不用关门，群众都可自由去听，可以找自己选出的代表提意见。另外，我还在大会上作了一次较长的发言，题目是《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开展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一切官僚主义都必须坚决反对，在人民的企业不允许轻视、漠视职工权利和尊严的现象存在，不允许任何人高高在上压制职工。另一方面（即另一条战线）职工群众应自觉地起来向不遵守纪律、不尊重公德以及一切消极、懒惰散漫、不负责任等等不良行为和落后的不文明习气展开斗争，为使自己成为有社会主义理想、积极进取、讲文明有道德的新一代劳动者而努力。
我的这篇发言（以后被说成是“煽动性演说”）博得了代表们的欢迎，会议大厅里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有几位素来很有威信的上海人工程师事后对我说：别人的发言都不要听，只有你的那篇，我们从头听到尾，而且还是站在过道里听的，确实也代表我们讲出了心里想说的话。
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展棠（行政12级的高干）主持大会。我对他曾寄予希望，给他写过一封较长的信，表明自己一些观点。他找我个别谈过两次话，希望我放弃一些不符合党委要求的见解，收回某些过于尖锐的提案。他一面表扬我从部队转业，觉悟高，热爱社会主义，表现积极；一面又开导我要加强思想改造，注意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片面性等等。我俩在厂内小花园里面对面谈，有时竟争执起来，他两次都极力忍住没发火，却都是不欢而散。我和展棠争论的焦点是民主问题，他说民主必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因而集中也是体现民主的。我们党是人民的党，党集中的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群众的意见可能参差不齐，也不必要求一律，让群众自由表达，这是民主的一部份。过去我们跟共产党闹革命，就是向反动派要民主，我们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富强。我们唱的《团结就是力量》不是说“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吗？争取民主是我们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实行民主才能制止克服官僚主义，也只有实行民主才能使国家建设得更好。展棠批评我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是追求西方式无政府主义式的民主，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群众大多数意见都是片面的，许多是错误的。我认为错误的意见也应该允许讲，可以争论。领导的意见也不一定都正确嘛，为什么允许领导有错，群众就不能有错呢？要人家讲话必须正确，就是不要人家讲话。展棠很生气。
这时，我已调到厂长办公室，给马厂长当秘书。这个调动在崔家田厂长走以前就决定了。刘仁卉曾告诉我，崔厂长要调我去当秘书。我到厂办时，崔厂长已调走，因而当了马毅厂长的秘书。马也是12级干部，正厂长，指定我为秘书。另外几位副厂长有厂办的秘书。我在马厂长办公室外面有单独一间办公室，马厂长进出都要走过的。厂里其他干部要找马厂长必须先经过我，厂长的一切活动安排都经我排定，我每天听他指示，记录要点，向各部门布置。他召集会议，我先到会查点与会人员，做记录。部里局里有领导来，马厂长接待，定叫我在座做详细记录，事后整理归档。各车间科室给厂长的报告请示都送我这里审核后送呈厂长，我往往发现问题打回去，干部们对我都有些敬畏，知道我爱挑刺，这一关不好过。如那些报告请示没问题，我会摘记主题送马厂长，他要看原件再呈上，有批示立即转发，并存档。
我的秘书工作做得是称职的，马厂长从未批评过，但也从不表扬我。
我主管全厂竞赛时，科室也评过不少先进工作者，但我不好参加评。厂里后来将一个“转复军人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奖给我。作为一种荣誉纪念。一个大奖状，还有件印有“先进工作者”红字的白棉毛衫，我穿了好几年。
职代会开得很热烈，许多提案都是前所未有的。工人们还提出“工人自治”的模式能否在中国实行，为什么不能，为什么工人阶级不能自己管自己的企业，这不是当家做主吗？在主席团的会议上就有工人代表提出这样的问题。宣传部长晨琳无法答复，她一再动员大家“做工作”，说服工人群众，我们要服从党中央的，不能自己乱来。展书记做大会总结时，还有代表当场提问：什么时候可能实现由职工自己直接选举厂长？展说我们是大国营企业，中央会统一安排的，他不能否定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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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鸣放在全国展开，报纸上刊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逐渐热闹起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等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的讲话，还有葛佩琦的发言，我都从报上读到了。特别注意到有人已直接提出要改变一党专政的主张，沈阳有张百生，黄振旅两人公开提出要对共产党动手术，让共产党下台等等。这些言论使我也很吃惊，我不同意有些论调。我仍然拥护共产党，只是希望在党的领导下有更多的民主，才可以制服官僚主义，减少阴暗面。有一天，一起转业的刘潮举（他是厂中层干部，党员）看到我说：“你的毒放完了没有？”我突然意识到，可能党内已经有布置要批判了。果然，6月7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鸣大放的帮党整风运动突然来了大转弯，反右运动开始了。由《人民日报》定调，所有的报刊都大张旗鼓地“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把目标定在《文汇报》，说它是“资产阶级方向”。并开始点名，章伯钧、罗隆基被说成是“章罗联盟”。章在鸣放时曾提出一个“政治设计院”的设想，罗隆基则提到健全法制问题，对过去镇反时处理的大批人重新清理复查，可以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这二人都是民盟的，而当时是“民盟”机关报的《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则讲过共产党包办一切的“党天下”言论，这都决定了“民盟”“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毛主席的话）。报上连续揭露“右派”的反动言论，北京人民大学有个女学生林希翎（真名程果里，福建人）在上千人的群众集会上煽动性地批评共产党，我看了十分惊讶，同时也感到有许多话讲得很好。报纸上开始出现了“右派分子”的新名词，据说这是民主人士何香凝老人提出的。
7月份起，反右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厂里先组织学习，就是学《人民日报》社论等材料，我开始在小组会上检查，承认自己一些言论有问题，当时大家的说法还是说我“附和了一些右派言论”。报纸上又有《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和全国人大会议上谴责右派的许多讲话，一边学习，一边自我批评。可是大家都并没有批评我，似乎领导上还没有准备好，我上班、生活仍正常。9月，整风办公室找我去，叫写书面检查，还没宣布“停职反省”。我主动找党委，由晨琳代表，要我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论。我说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且主动交出自己的两本日记，我认为那里面记载的可以证实我的真实思想。如果不怀偏见，以公正态度来看的话，从日记中应该可以印证我的辩解是真实的。没想到，这两本厚厚的日记却成了我的“罪证”。事态发展不但没如我想的转好，反而转趋激烈，各科室发动写批判我的大字报，小组会变成大组会。大家开始发言，但并不热烈，经常是“让他自己说”来代替冷场。晨琳又根据我日记提供的线索，一个一个地去找刘从俭、周喜高等我的朋友，启发他们，叫他们自己写检查交代，同时写揭发材料，又把这些写成大字报。一时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贴满了办公大楼里各处的墙上，以后，在厂部大院里拉起绳子，挂满这些大字报。并将我正式命名为“右派分子”，把我的宿舍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但没有把我和往来密切的朋友说成“小集团”，只说是“小圈子”。保卫科把我的家庭历史，父亲逃亡台湾，哥哥弟弟均劳改等等，以及我在部队的一些“不满言论”，加上为次妹写的“攻击肃反”的信，都予公布。肃反时，我厂有个技术员徐宗麒曾因“反革命”被捕，以后又被放回来，也没宣布是抓错了还是如何。我就此发表过意见：认为中国没有法制，人身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一个民主的文明社会是不应该有这些事的。这也成了我“攻击肃反”的证据。还有从我的日记中摘引的攻击污蔑等“反动言论”，写出了一个长达数干字的大字报，题目是《从背后看许进》，挂在大院里，每天总有几百人去看。这时我虽然每天仍到办公室上班，却已不叫我做事，只有呆坐，再就去“整风办”交代问题。所有的朋友、同事这时全部都对我敬而远之，避不相见，一时我似乎成为一个恶性传染病患者。我被命令自己去看大字报，从中我了解到，除了我，还有黄晋善也被大量大字报批判（他已考取清华，但不许他去上学）。潘茂堂也已反省，袁华生也榜上有名。这期间，晨琳是大忙人，我经常看见她挟着大堆材料，戴着那副黑边眼镜，镜片后闪出狡黠的目光，常向我冷笑着匆匆走过。10月以后，厂里一切布置就绪，在俱乐部开大会，说是要和我“辩论”。那天我一进大厅就看见舞台顶上挂出大横幅“批判右派分子许进、黄晋善辩论大会”，晨琳出面，叫我站到台上，黄晋善也从后台出来。晨琳先讲几句；说“许进、黄晋善的右派言论，引起全厂职工极大的愤慨，大家要求进行公开的批判，和许进、黄晋善辩论。从今天起，这个批判辩论就开始。先让他们自己讲讲认识，大家再发言。下面叫许进先讲。”那时没有用扩音器，我看了一下，会场里坐了不少人，但是没有人说话，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一时场面很僵。隔了一阵，有一个声音叫：“你讲讲自己的右派言论吧。”我想了一下，还是说吧。就讲自己由于忽视了思想改造，没有认清形势，受苏共20大和东欧一些事件的影响，思想上产生波动，便怀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也存在问题，主要是官僚主义。毛主席说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三害，党开展整风要消除三害，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于是我就……。这样的发言当然是不行的，被打断，叫小黄讲。小黄一言不发。台下有人叫，往前边站站，小黄挪动两步向前，若无其事地抬头看着，就是不说话。这样的会显然开不下去。第二天，还是那个会场，去的人多了，几乎坐满了，我和小黄仍旧站到台上，我们互相望望，什么也没说。晨琳宣布辩论会开始。台下有人准备好了先发问，说我讲过厂里不民主，国家不民主，领导负责变成了专断，群众讨论是走形式，这是不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问我的民主设想是什么。我当时还天真地认为，既然是辩论便可以讲自己的观点，澄清一些误解，便解释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我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能自由表达意愿，直接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监督罢免官僚主义严重的官员……不等我说完，就有人带头喊口号：“不许右派分子放毒！”“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既然不许讲，就只好不讲。有人站起来念发言稿，逻辑混乱，甚至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我又想要“辩论”了，黄晋善看着我，脸上掠过一丝的苦笑。那意思似乎在说：何必废话！让他们随便说好了。我也开始懂得这所谓的“辩论”是什么。第三天，还是这样的辩论大会，我和小黄两人站在台上只听不说，实际就是挨斗。
最新的发展是刘从俭发言了，他站起来说要揭发我的右派罪行。他大声朗读写好的发言稿，内容大多述说我常对他讲的问题，多处谈到铁托和卡德尔的演说，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匈牙利事件等，讲的都是事实。没有捏造。批判的人说这是轰击我的重磅炮弹，似乎这就把我打垮了。这样的会开了几天，瓦房店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都派代表参加，瓦轴厂反右成了典型示范单位。我的心情乱极了，完全出乎意料，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当初动员号召鸣放，帮党整风，明明说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现在却听到说什么“有罪者言者有罪”，还听说号召鸣放，提意见帮党整风是“引蛇出洞”，说什么“毒草让它长出来才好锄掉”，说这一切都是有布置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真惊骇异常。这些话，好像政治流氓的语言，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地登在代表国家的报上呢？我实在想不通。但不管你通不通，“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这顶大帽子已给我戴定了。
整风办有天还把我叫到俱乐部楼上一间明亮的房内，坐了几个男女老少，晨琳说这是附近的农民，也要来和我“辩论”。也不知这叫什么“战术”。那几位憨厚老实的农民睁着好奇的大眼仔细打量我，说你干嘛要反对社会主义呀！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解放，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很好吗？怎么还要反对呢？我也说大家说得对，社会主义是条光明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前途光明。我也是真心拥护社会主义的，就为了这个来参加革命。可是为了帮党整风，我反对官僚主义提意见……晨琳打断我说：“你那是帮党整风吗？你是向党进攻！”我只得改口说一定改正错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力。那几位老乡很诚恳地说：小伙子好好干吧！不要再乱说了。他们是在叮嘱我，也没有批判，也没有“辩论”。
这一年冬天，似乎特别寒冷。反右运动好像暂时冷冻了，整风办改成整改办，大字报还在出，但主题是“建设性”的，对工作的改进意见，边整边改，反右的事暂时放到一边。春节，异样的冷清，王金玉仍从家里给我带来水饺，依然默默地陪我，帮我换洗衣物。除她以外，没有一个人敢和我说一句话。我每天还去正常上班，在厂长办公室仍有我的办公桌，但马厂长的事不再找我。有一个姓刘的接替，但不在我以前那间单独的办公室，而在厂办大办公室。马厂长常将文件夹拿来办公室交给他，每次来他都要认真地看看我，什么也没说。我没事可干，就按吴烽炀主任的意思搞了全厂的绿化规划，并画了图，描到硫酸纸上去晒印，做得也很认真。
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调动工作？降职降薪？……但没有想过会判刑。
从报上读到毛主席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会议的消息，回到北京后，1957年末就有了要大跃进的提法，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超英赶美。到1958年1月，大跃进的口号就在报上正式出现了。还提出了“除四害”，要全民动员，掀起工农业大跃进高潮的同时，人人动手，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这时，我根据历年的国家经济发展资料，对钢、煤、电力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用统计分析方法作了增长率递增后绝对值的预测数字，和美、英、法、德、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比，看要多少年可以赶上，来鼓舞人们对大跃进的热情和信念。我个人也开始对大跃进怀着极大热情。中央已经提出了15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人心振奋。
可是，我不能振奋。整风办通知我停止工作，劳动反省。吴烽炀叫我交出了办公室的钥匙，该交代的全做了交代。晨琳找我做了一次很恳切的谈话：
“许进同志呀（她每次谈话都这样开头），你的右派错误言论，我们认为是很严重的，说明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彻底改造。但是，按照中央的政策，你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因此，领导上决定，你下车间去由工人同志监督劳动。从今天起，到磨工车间去上班，服从车间的分配，通过劳动好好改造自己。我们希望你在劳动中努力改造，相信你一定能取得明显的进步，我们仍然是同志。你自己看还有什么意见？”
这时我认识的磨工车间党支部书记走了进来，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晨琳就叫那位支部书记把我领走了。这时是初春3月，我开始到车间劳动。但工资仍保持，也仍由厂办发。
磨工车间我是常去的，也认识许多工人，但这次下去却不同，是去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车间书记把我带进车间，也没到车间办公室，就直接交给一个值班工长{他小声说了几句话，书记就走了}.那年轻的值班工长叫来一年近40岁、黑长脸的工人，对我说：你就跟他干。他推说自己很忙，匆匆避开，做事去了。
黑长脸拉过我说，走，到那边去。我跟着他到车间一角，这里砂轮磨削的声音小多了，有两架堆满半成品的铁架子档住，他对我说：“没事，跟我干，你放心。我姓宋，重活你干不动，没事多来这里歇着，活儿我替你干。”我看看他，脸瘦而长，黑黑的，但眼珠子很亮，脸上已有了皱纹。听他说话的声音很诚恳，我说：“不用，我能干的。”他暗示式地捏捏我的手，我就跟他走。这样，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我开始“改造”了。
老宋是搬运工，也不知是不是班长，可能资格老了，别的搬运工大多听他的。我跟着他，任务就是把在制品架子上的半成品，用车推到各个磨床去加工，依工艺流转，按产品不同型号、规格，归类向下流去。轴承内外圈全部都是轴承钢制作的，分量相当重。特别是大型号的，两三个还能拿得起来，成摞的简直搬不动。老宋都不要我搬，他帮我搬。
我说“你让我锻炼锻炼，慢慢我就干得动了。”
“不行，你这样有文化的人，别可惜了。这不是运动吗？完事你还回办公室，还当真老叫你干这个？不可能。你就好好呆着，没事，好多工人都喜欢你呢！”
他的话让我好感动，工人们真好。我也弄件破旧衣服穿，扎上围裙，戴上套袖，每天就这样跟着他，推车送半成品，到一座座机台，没有受到任何歧视。车推到机台，操车的技工们看我来了，都主动自己搬卸加工件，又把向下流转的装上车，我再推走。有时来人检查，老宋就故意大声指挥：“许进，把这车的6306推到无心磨去！”他自己干重活，只叫我推车。有次整风办的人来问他我改造表现如何，我在架子后面听见他说：“可自觉了，干活总抢着干，啥也不说，表现真不错。”
还有一回，一位领导下车间，支部书记陪着转。看到我，支书故意对那年轻的工长说：“许进是来监督劳动的，你们可要加强监督呀！”那小伙朝他眨眨眼，呲牙一笑说：“可不是，俺们天天在加强监督哩！”
从三月底下车间，三个多月，我时时感受到工人同志对我的温暖照护和关怀。
整风办有次把我找去，叫我看我的“错误言论”（没说“反动言论”）材料。我发现，内中许多是从我日记上摘引来的，且多是断章取义。比如“对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方针，是否理解得太狭隘，执行得太生硬了？”就引这样一句，作为攻击党的文艺方针的证据等等之类。但我没法辩解，右派已经定了，辩解又有何用？
王金玉说，报上公布了“劳动教养条例”，恐怕就为惩治右派定的，叫我注意，并说外面已经开始抓人了。我说：“你不懂，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不触犯刑律是不会抓的，不必多耽心。”她又提出，如果我们现在结婚，情况也许会好些，免得有人怀疑你不结婚成家是有政治野心。这说法我也听到过，但我不相信会被捕，推辞了结婚的建议。
6月底或7月初，一天晨琳把我找去办公室单独谈话，还是很亲切的称我“许进同志”，问问劳动改造的收获，并勉励我继续努力，加强思想改造，努力学习，继续为党工作，为革命效力。我更相信不会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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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1958年7月26日下午4时，我突然被捕，和黄晋善一起，一辆吉普车送到看守所，从此我成了“犯人”。
吉普车驶进了写有“看守所”三个大字的铁门。从车上押解下来两个年轻人，我上身穿一件细碎蓝格子纺绸衬衫，里面是针织汗衫，下身是浅灰色派力司西裤，一双质地考究的皮鞋。没有手铐，也没有绑绳，进了铁门。我并没有慌张神色，只暗自叮嘱自己，永远记住这个日子——1958年7月26日。
经过搜身等一番手续，我被带着走进一间很大又很黑的房子。中间是开阔的走廊，两边一个个紧闭的小门，那就是牢房。我被告知，代号是1057，不得再使用名字。接着，我被塞进一间牢房，低头弯腰进去，身后的铁门“崩”地一声关闭，“哢嗒！”上锁了。
这间小房，向外的窗户挺亮。一铺炕，临时在上面又搭盖了一层木架板铺，变成楼上楼下，容量加大一倍。屋里已有八、九个人，都端正地挤坐在炕沿。我一进去，全都“刷”地站起，很整齐。我这时头脑一片空白，什么都顾不得看，顾不得想，只疲劳地往炕上一坐。这些人才慢慢地再坐下，互相用好奇的目光彼此探询，并仔细打量我。一位坐在凳子上的先干咳了两下，然后小声说：“咱们继续学习。”于是接着念报纸，讲大跃进什么的。看来这人是这屋里的“头”。
我呆呆地坐在炕上，没有表情，也没有眼泪，只是木然。这一天的突然变化，我反应不过来，要慢慢接受，逐渐消化。我回忆，好像什么都回忆不起来。我想，也想不出什么。只有一团纷乱的麻，理不出一点头绪。刚才厂部科室人员突然在办公室外面开会，叫我站在中间，围成一圈的人叫喊“坦白交待”。还没等我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人带领呼起口号来。接着是党委晨琳部长讲了几句话，保卫科长宣读上级批准的“逮捕法办”决定，随后就被推上早已在一旁等候的吉普车，一直开到这里。一切是那么快，好像跳动的卡通影片，快得晃眼……。
夕阳西照，辉映着我清臒的脸庞。我的穿着打扮也显眼，在这间牢房里显得十分不协调。其他的人都穿得很平常，有的还破旧。读报的那一位（看来像个知识份子）穿一件短袖的黑衬衫，蓝制服裤，没有留头发。我想，这些人也都是被抓来的，自己和他们一样，也成了犯人了。
小铁门底部一个小方洞打开。有人迅速伸手去接，递进来满满上尖一大碗小米豆干饭，还有一碗熬白菜，里面甚至还有几点猪油渣。门外甩过来一句话：“给新来的。”饭菜摆在炕上，我连看也没看一眼，而屋里其余九双眼睛却瞪得老大紧紧盯着这两只粗瓷碗。饭菜还在冒着微微的热气，而那股扑鼻的香气更诱人。这已是黄昏时分，晚饭已开过，但犯人们仍是饥肠辘辘，对这大碗饭菜自然是虎视耽耽。相持沉默足有一刻钟，“头”说话了：“吃吧。”我摇摇头。“不吃？”我视窗不语。“你不饿吗？”摇头。“头”低声命令：“分了。”一时极其迅速，不知从哪出来几只碗，飞快将饭菜分光，一点声响也没有。“头”没有吃，一个老头和两个瘦小的人都主动摇头不吃，一个估摸十五六岁的小孩干瞪着眼珠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嘴唇微张却没有说出什么，结果他也没吃。另外四个人分了，一个膀大腰圆眼珠子特大的人吃得最多，他自己有一只碗，几乎扒去了一半，其余三个人分吃剩下的一大半。有个小伙子把菜汤倒碗里一半，抓一把干饭和着吃，另两个年轻人很平均地分吃最后的部分，眨眼功夫吃得光光，悄然无声，吃得非常干净，所有的碗都像洗过一样。他们都不说话，或只说两三个字，声音很轻。
电灯亮了，那大汉盘腿大坐，双目微闭。“头”站在狭小的地下轻轻踱步，老头斜倚炕头，喘息着。其余的人或坐或站，似乎比较自由了。过一会儿，铁门旁的小窗外响了两鞭声。这小窗外面遮着一层厚纸，看守有时掀开看看，监视里面的动态，或者用根竹篾在外面“啪啪”敲两下，很像鞭声。有时是命令，有时是警告。现在响了，“啪啪！”一声命令：“睡觉。”
小屋内立即忙碌，有的人爬上楼了，有的在抖铺盖，有几个人挤在墙角一只尿桶前一起撤尿，冲起阵阵薰人的臭气。有了比较大声的说话，甚至还有调侃玩笑。那大汉圆瞪双眼压低嗓门对小孩恐吓地嚷道：“小鸡巴×，今晚你再打把式，看老子不收拾你！”并做出咬牙的表情。那小孩只顾撒尿，临了反而朝他一笑。
“头”爬上楼，并叫我也上去。我脱掉皮鞋，犹疑地问：“不洗脚呀？”这一问引得满屋都笑了。我看见那大汉在楼下炕头，全身脱得只剩背心裤衩，正拿一件旧衣服在使劲搓脚丫。有的人用手揩揩脚，拉过被子盖上就睡了。还有的人连衣裳也不脱，倒头就睡。窗外又响起“啪啪”的鞭声：“不许讲话！”我爬上楼，按照示意，紧挨着“头”躺下，一切阒然静止了。
昏黄的灯泡彻夜不熄地亮在头上，也许晚上电压足，显得特别亮。这是为了让值夜班的看守随时能监视。犯人一律头朝外睡在炕沿上，一眼全看清楚。小屋总共不超过两公尺长，也就是炕的长度，上下两层各并排五个人，挤得只能侧身睡，翻个身也困难。
虽然已是盛夏，但北方夜晚还是凉的。我什么行李也没带，“头”把被子给我一半，灯下我看见这被子倒是洗得很白。
我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始终理不出个头绪，连感觉也说不清。不是忧愁，不是恐惧，也不是悲哀，怨恨吗？我自己也不清楚。
过了很久，我耳边传来小声：“你叫什么名字？”
原来“头”也没睡着。我看看身旁另侧那个年轻人，都已熟睡了。我缩缩脖子，装做也想睡。
“告诉我，你叫什么？”“一千零七十五号。”
“我问你的名字。”“他们说不许说名字。”
‘我叫毕丹，一中的教师。你是县委的吗？“
“不是，我叫讲进，是北厂的。”
“为什么事？”
“右派。你呢？”“历史问题。”两个人开始了娓娓细语，听得见外面看守的脚步声，一当脚步走近，我们就停止，脚步声远了，我们又谈。“你刚进来我们还以为你是干部来检查的呢。”毕丹笑着说。
“你是组长吗？”“嗯，我已经来五个多月了。”“什么时候提审？”“不知道。我到现在也没提审过。”毕丹接着向我交待这里的一些规矩，并向我一一介绍这屋里人的一些简要情况，直到深夜。
我说的“北厂”就是“瓦轴厂”，部属重工业企业，远近闻名。与另一家大纺织厂在这里一北一南，人们就简称“北厂”，“南厂”。
毕丹睡着了，我也闭上眼睛，一会儿又张开，我睡不着。我认真地想，为什么抓我？《人民日报》虽然说过，“右派就是反革命派”，可是毛主席说，右派分子只要不触犯刑律，一般还是不判刑，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不是讲得明明白白吗？我触犯刑律了吗？触犯了什么？没有呀！反右风暴过去快一年了，都没什么事。宣传部长晨琳（那个戴眼镜长相很像狐狸的女人）还很亲切地称呼我“许进同志”，叫我“放下包袱，努力改造，我们仍然是革命队伍的同志。”这一切不是都很好吗？没有任何预兆。这突然逮捕意味着什么呢？这一逮捕矛盾就转化了，变成敌我矛盾了，自己真要成为犯人了。可是我“犯”了什么呢？想来想去不明白。翻来复去地想，但我清楚一条，自己确实没有犯罪，没干过坏事，这一点心里有底，我相信自己，心中无愧。我也相信党，宽慰自己：也许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我迷迷糊糊入睡了。
天亮得很早，太阳已经照进来了。我看见大家都醒了，睁着眼却依然都躺着，毕丹示意叫我也不要动。往常，我一早就起来，总保持朝气。可是现在不能起来，和这些人拥挤地躺在这只有一张破炕席的木板上（楼下是土炕）。以后我才知道，看守所里不让犯人早起，免得生事。而且起床就容易觉得肚子饿，躺着似乎好一点。
“啪啪！”窗户上的鞭子响了，“起床！”室内立即像开了锅一样，人人都动起来。我这时嗅到汗味、臭脚味、衣服的酸味各种混合气息，还有墙角尿桶的骚臭味。这时门打开了，这一扇需要低头弯腰进出的窄小的门是自由的界线。看守在门外发话：“抬尿桶！”毕丹和那个小孩去抬。那是农村浇粪的那种木桶，里面几乎满满的金黄色浑浊液体，上面浮着许多白膜般的泡沫。那大汉盘腿坐着在抹顺硬翘的头发，翻着大眼珠朝我白一眼咕噜着：“怎么？不是新来的抬吗？”毕丹挥手止住他说：“我来。”我只呆呆地看着。这尿桶早晨抬出洗净，白天不放在牢房，天黑以前再抬进来。抬完尿桶，看守又吆喝依次上便所，没等便完被呵斥着赶忙起身让地方。回到牢房，大家均已坐定，谁也没有说话，但我分明感到大家在暗笑。
牢门下面的门洞打开了，递进一只大瓦盆，接过门洞里伸进来两舀子水，放在炕上，这是集体洗脸用的。大汉第一个，双手捧水洗脸，一面喷吐有声，其余人也都争先恐后将手伸进这大瓦盆，联手带脸“扑碌扑碌”地一顿搓洗。我看那瓦盆里小半盆水已经脏得全是泡沫，洗还不如不洗，我拉过衣襟把脸、颈全部干擦了一遍。刷牙的事更是免了，看来这里已习惯不刷牙了。
过了不久，听见外面推车的声音，特别清楚的是一摞摞瓷碗碰撞的声音，开饭了。一日三餐，非常准时，这是早餐。这声音立即使屋里的人一个个眼珠放亮，精神抖擞。门洞打开，先递进一摞大的粗瓷碗，接着递进一个上大下小的黑釉粗瓦钵，放了几小块咸菜，连钵底也没垫满，这就是菜。然后组长一碗一碗接稀饭递给每一个人。毕丹自己一面递一面喝。那大汉端起满满的大粥碗，不用筷子，一面转一面喝，高速度。还没等一人一碗递完，他第一碗已喝光，马上又去接盛第二碗，就这样一连喝三碗。其余的人也都是这样吃法，很烫的稀粥端在手里转圈喝，从浮面上一层一层喝，很快就喝完。看守所的规矩是供足，到三碗为止。但不等，你慢了就没有。其余的人大多是喝两碗，也有喝三碗的。最后一个个满头大汗，还把碗舔得溜光，连毕丹也是这样。我只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我吃不下，我的一碗由毕丹分给那小孩和另一个年轻人了。这是玉米粉的粥，没有筛过，连碎皮屑都在里面，当地叫“格子粥”。那瓦钵里的咸菜一人分不到两块，大家尖着手指拈一点就完了。非常之咸，没有人多吃。
这第一天，整天三顿饭我都没有吃，我一点也不饿。再说这样的饭菜，我无论如何也吃不下。环境的突然改变，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对于同牢房的人来说，分吃我那一份饭菜是严重的斗争（一口之差也要计较），也是最快乐的享受。
开过饭就是学习。牢房里的规定，上下午和晚上各学习两小时。学习时都要齐齐坐在炕沿上，两腿垂放，搭拉不着地。学习完了，上炕坐好，不许睡觉，要反省自己的问题。谁要是闭眼睛，窗户上立即会响起“啪啪”鞭声。犯人如果有什么事，都要喊“报告班长”，叫看守一律要称“班长”。大多数情况看守是不进牢房的，犯人见不着。只在个别情况下，特别是有的犯人不服从指挥时，“班长”就进去训斥，并指使其他犯人“帮助”教训一番，直打到告饶服贴为止。在以后的许多天里，我亲自听到过邻近牢房这种鞭笞哭喊声，虽然不多，但总还有“不老实的”，而这样的“帮助”教训是大有震慑效果的。
学习时讨论大跃进，我一点也没有听进去，仍在浑浑沌沌想，自己怎么会被抓的，究竟为什么，想不出个名堂，理不出个头绪，外表看起来就总是呆呆的。
去年春天，开展整风运动。我相信党决心要清除官僚主义和种种不符合革命利益的阴暗面了，这当然要拥护。于是我在各种大小会上都踊跃发言，尤其在厂首属职工代表大会上我提出学习南斯拉夫将企业职代会变成体现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并针对厂内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大会作了长篇发言，在全厂引起热烈反响。可是突然间风向大变，接着是大张旗鼓的反右斗争，我首当其冲，成为“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向党倡狂进攻”的罪魁祸首。一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会小会的声讨“辩论”，使我很快陷入四面楚歌。起先我还认真准备严肃辩论一番，以后才发现这只是徒劳而不得不“低头认罪”，最后弄得精疲力尽。不过，头脑却一点也没有糊涂，始终非常清醒，而且确信自己并没有错。没有错却要低头认罪，这真是可悲的历史玩笑。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在一出莫名其妙的闹剧中饰演了一个玩偶的角色。这场历史的闹剧将如何收场呢？就是把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抓进监狱——所谓“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吗？怎么也想不通，共产党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解放前，我参加地下党的周边组织，参加各种进步活动。为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我背叛并抛弃了自己那个“官僚”家庭参了军，入了团，又抗美援朝，立了功，到了“三八线”，接受过战火的考验。而今天怎么反而进了人民的监狱？是自己变了还是共产党变了？自己变成人民的敌人了吗？没有，自己没变，还是拥护并且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祖国。那么是共产党变了，变成保护逼死“小兰”的那群官僚主义者，害怕人们讲老实话，或者干脆不许人民讲话，只能依靠专政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共产党会走上这一步吗？不可能吧……我想累了，在破篾席的板铺上和昏黄的灯光下疲倦的睡去。
经过几天强制性的实践（也是训练），对这种牢房生活开始逐渐适应。厂里给我送来了衣被、脸盆等生活用品。每天早上居然可以单独要水洗脸并且刷牙了。这水留着晚上睡觉前还可用来擦擦身子和洗脚，早起上便所时泼掉。除掉这点“特殊化”之外，我和其他犯人一样，称呼看守叫“班长”，犯人互相之间称“同犯”。我也学会端着粗瓷大碗转圈喝“格子粥”，只是喝得慢，而且不舔碗。我也轮值抬尿桶。“班长”还指定我和毕丹两个人掌握学习，尽管我在学习会上只是不得不勉强应付地发发言，但仍不时流露出很有知识和不同凡响的口才，立即镇住了所有的人，那腆着肚皮颇有点像“狱头”的大汉（他已是“二进宫”），不仅不再用大眼珠白我，反而常以笑脸相向。那小孩更时时以崇敬的目光仰望，事事都跟我转。甚至连“班长”也一改常态，有两次居然进牢房来饶有兴味地听我发言。
犯人要学习，牢房里每天都能看到一张报纸，不一定是当天的，但也能了解外面大跃进的一些情况。同时我发现，在这近似于密封的小天地里，犯人们还是大有活动余地的。尽管禁止交谈，但交谈仍在悄悄进行：耳语、手语、目光示意、手的触摸、肩背的擦碰、在手心上写字（或者公开向“班长”报告什么而将某种真意和暗示旁敲侧击迂回折射给“同犯”）等等。尤其是放风的时候，可以活动，暗中总能触碰。或大声咳嗽，在他人的掩护下短促交谈，或以其他创造性的方式互相传递资讯。每天有两次放风，上下午各一次，各个监号都要出来，在大过道里转圈，这是为了减少犯人患病的措施。在放风中，每次都能遇见和自己一起被捕来的小黄（他属于工程技术人员），以前是在厂里一起挨批斗，现在都成了难友囚徒。放风时相遇，互相只是点点头，用目光问候，什么也没说过。
经过十天痛苦的等待，终于盼到了一次提审，简单得出乎意料，似乎只是核对一下姓名、案由就完了。又过三天，就卷铺盖和十几个人一道由武装警卫解送劳改队了。这是困在看守所里的人最期盼的好去处了，一切都是想不到。队伍里我看见也有小黄，大家都扛着铺盖被押解着走过大街上劳改队去。
四年前在海城南台转建大队时，有天在二道河子农村路上，遇见武装警卫押解一队犯人经过，犯人中还有戴着脚镣的，走起来“哗啦哗啦”的却竟似轻松自如（我忽然想起狄更斯的《孤星血泪》，还有《原野》中仇虎让白傻子为他砸脚镣的情节）。这些犯人们穿的囚服全部都是一种暗红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犯人，听说是在建筑施工劳动后收工回监狱。后来每天黄昏都能看到这支小小的暗红色的队伍，我总是投以鄙夷厌恶的眼光。因为我相信这些罪犯都是些江洋大盗、杀人犯、反革命、奸诈的骗子、贪婪的贼……总之都是坏人。
现在，自己也走进了这个小铁丝网围着的——那时还只有铁丝网，以后才建了有电网的高墙——坏人集中的地方。刚进到大院里，小黄就被人领走，说是去技术科了。我和其他十几个人被领进一间长条房间，两边墙上都有明亮的玻璃窗，长条通铺炕上铺着新篾席，这里没有住人。在院子里看见有些老犯人出出进进，他们不穿红囚衣，而是蓝色的，样子不难看。犯人留有分头，还有抽烟的，随便说话，能自由走动，只要不出大院，活动没有限制。每一座长条监舍院里都有水龙头，用水很方便。先去洗拭，把上衣也脱光了洗个痛快，连心里似乎也洗亮了。其他人也竞相去洗，享受自由。从窗户里看前监舍里犯人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打扑克，原来今天是星期天。
到劳改队认识的第一个犯人是“值班”。他胸前佩着这样的小牌，有花白胡子，背微驼。他发给每人一张油印的表格叫填写，很普通的登记表。这时开始知道，我们这些未经法院审判的叫“未决犯”，所以登记表没有“罪名”一栏。我并开始知道，“值班”的权力很大，每一排监舍门口都由他们坐守，管教人员一般白天不来，院里大小事都由值班处理，用犯人管犯人。值班员都是靠近政府表现积极而被信任选拔的。院里的一切情况，犯人的动态表现，他们都随时向政府汇报，成为耳目。
中午，到劳改队第一顿饭竟是香喷喷的大米干饭（今天是星期天改善，平时是窝窝头），一人一大碗菜，居然是青菜烧肉，新来的个个吃得美透了。劳改队怎么有这样好的待遇？比看守所简直是上了天堂。
饭后，在水池子洗脏衣服，然后就躺上炕睡了美美一觉。奇怪，怎么这么自由，没人来管？睡完起来，已太阳偏西。我大胆试着向大门走去，看见外面大操场上有些犯人在打篮球，跑跳喊叫，和社会上青年没有两样。另一边还有一群犯人在学唱歌。这一切着实使我感到有些惊讶，没想到劳改队会是如此。
可是，第二天，这种高兴就烟消云散了。
一清早，电铃就命令犯人们起床了，这可不像看守所瞪眼躺在炕上。天刚亮，各监舍院里的犯人就列队进入大操场，四列纵队齐步走，跑步，响亮地喊着“一、二、三、四！”新来的犯人没有出操，都挤在院门口看。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在部队很熟悉这种集体生活。虽然转业离开部队四年了，但现在重温，依然亲切。今天操场上所见到的竟和部队几乎一模一样，甚至没想去分辨其根本差别。
吃完早饭，犯人们就列队出工。那时候还是按车间建制，以后才改成大队、中队、分队。各车间犯人们都排成四列纵队，整齐地昂首挺胸走出围墙大院铁门，还齐声高唱着歌曲，走向各个生产车间那用铁丝网围着的更大的大院。
大队出完工后，就有人来叫新犯人出去干活。我们没有组长，没有队伍，只跟着一个政府干部走出监舍大院，没有到车间去，而是到离铁丝网不远处的一个堆场。劳动是抬焦炭，从这堆场搬运到100米外的另一空场去，有两个工人在指挥。我很快就知道，他们原先也是犯人，刑满出监后就业，名称是就业工人。现在，犯人们要叫他们“师傅”，不必问姓氏，只要叫“师傅”就行了。焦炭堆前放了几只大箩筐，“师傅”用大板锹往筐里装焦炭，新犯人两人一副，来回抬运。我从来没抬过这样大的箩筐，使劲挺腰，也抬得起来，但很吃力，抬第二筐就摇摇晃晃。跟我一条杠的是个40来岁的黑脸，人虽瘦却结实。他不声不响地将筐绳朝自己一边挪，让大部分重量移到自己肩上，我仍很吃力。
太阳直晒头上，毫无遮拦。那堆积如一座山的焦炭，几天才能搬抬完，很难估计。我脱掉衬衫——还是那件细碎蓝格子纺绸衬衫，那条灰色派力司西裤。厂里没有给送换洗衣服，汗衫发酸了，用水浸泡搓搓，晚上赤膊睡，白天套在身上。只有昨天才全面将衣裤洗了一遍——抬着大筐步履蹒跚地走着。其他几副抬都大步流星来回了四五趟，我才三抬。在远处树荫下那位干部嚷道：“喂，喂，那个犯人，怎么回事呀，你也太慢了！”两个戴着大草帽的师傅都笑了，其中一个喊着：“卜干事，他不是干活的，换换人吧。”那卜干事也戴一顶新草帽，从树荫里走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许进。”你是干什么的？“我迟疑不答。一个师傅拄着大板锹笑着说：”他是个干部。“卜干事扑楞着一对大眼珠子，很严肃的样子：”你干嘛来的，知道吗？“我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怒火，却又极力压制自己，不做声。卜干事放大声音说：”这里是劳改队，你们是来改造的，知道吗？像你这样的知识份子，更得要多劳动。“他转身对师傅说：”给他装，多装点，让他干！“说完，拖着他那双很脏的布鞋又坐到树荫下去了，隔老远监工。我无可奈何地再抬起那大筐，艰难地一步步走去。这皮鞋又热又重，袜子破了，光脚穿皮鞋，在这炽烈的阳光下，只觉得烫脚。这抬筐又没有扁担，而是一根粗竹杠子，抬起来格外累人。大家看到我摇摇晃晃的佯子，都忍不住发笑。我觉得脸红，看看别人好像都还比较轻松，便暗暗下决心，是要加强劳动锻炼。今后当犯人，不练好劳动来改造，那怎么行！
幼时，抗战时期在重庆，母亲总带领我们兄弟干些体力活，去河边抬过水（没有自来水），领配给米也要抬，但那毕竟不经常。以后在南京搞新闻工作，任何体力劳动也没干过。参军后在文工团搞创作，肩上扛过最重的不过是行军或下连队时的背包，在连队也不参加战士们的各种科目作业，没有什么劳动。在朝鲜前线蹲过坑道，却从来没挖过。肩不挑担，手不摸锄，当然是肩膀上没有老肉，手心里没有老茧，一身的细皮嫩肉，全然没有劳动人民的样子，最起码的劳动技能也没有。去年反右结束后，我仍保留原职原薪，下放车间劳动，当搬运工。这是重劳动，推车装运金属加工部件，分量不轻。但工人们都同情我，暗暗帮着装卸，我只表面上推推车，实际也没劳动着。那阵子我思想负担很重，转不过弯子，心里憋满了闷气。名为“辩论”却不许你辩，不许讲理，只许认错认输，这怎能心服！可是不服又不行，只能装做低头认罪。对于工人们的帮助，我内心深深感激，并且衷心敬佩工人们的劳动，督励自己应该向他们学习，应该会劳动。今天的事更使我深有感触，是应该加强劳动锻炼，叮嘱自己要过好劳动关。
卜干事在树荫下被我那副狼狈的模样逗得哈哈大笑，还大声嘲弄着喊道：“大家看看，这样的人不改造怎么行！许进，你不要出洋相！”我肩膀上火辣辣地痛，只好用两手抱住杠子头，企望减轻一点肩头的压力，脚板脚背又被烫烤得发烧，举步维艰，抬着大筐就像在扭秧歌。自己心里想哭，那个姓卜的却在笑，拿自己当猴耍般地取乐，真恨透了这家伙！他一会儿喊：“许进，快点干！”一会儿笑骂：“许进，你别想耍赖，不干也得干！”头顶上烈日晒烤，脚下皮鞋烫烤，肩头杠子重压，我在挣扎。嘲笑逼我发奋，咬紧了牙，拼力干下去。侮辱、戏弄、嘲笑，变成了强劲的刺激力量，我坚决挺直腰杆，迈开脚步，任随那皮鞋烫脚，任随那肩肉火烧。下午又继续坚持在烈日下抬这大筐，罚苦工，也许这只是开始。从前在书上看过讲罚苦工，原来就是这样滋味。“知了”在树荫呜唱，一丝风也没有。汗珠顺头发梢滴落，汗水浸透了汗衫，我脱下来拧干，擦干身子再穿上。别的人有的光着膀子干，我却不。那条派力司长裤也不脱，一双考究的皮鞋已被蹂躏得走了形。这该死的皮鞋！我想起宿舍里还有好几双鞋，球鞋、解放鞋、帆布皮鞋、布鞋都有，真倒楣，为什么那天偏偏穿了这样一双皮鞋呢！我想起钱包里还有钱，向师傅们偷偷打听可不可以买双力士鞋或者布鞋，师傅告诉我，大院里有小卖店，有鞋卖。但这个钱不能花，等编到队里组里，就收缴私人物品，钱也收去，换发监币，用监币可以在大院小卖店买东西。这么麻烦，我也没听清楚。就这样走着走着，肩负重荷，一步又一步……
从两位师傅小声谈论中，知道那姓卜的是供销科一个小办事员。以前当过采购，因贪污受处分，降级到留用察看，只能管理露天货场，看仓库都没资格。但他一贯喜欢耍威风，也只有在犯人面前才能这样。
一棵槐树下放着一桶温开水，地下有两个大粗瓷碗，渴了可以舀水喝，这是唯一的休息。
晚上，大家在监舍院里用凉水冲洗个痛快，不等熄灯就上了炕。我仍坚持把衣裤全洗了晾好，躺上炕，不但肩膀火辣辣痛，两条腿也胀痛得要命，但这都没妨碍我熟睡。
第二天还继续抬那可恨的焦炭，还是那个扑楞着大眼珠子、踏着那双脏布鞋的卜干事，还是那两位师傅装筐。我今天做了番准备，最好的是和抬一副杠的那个黑脸（知道他姓李了，叫他老李）昨晚偷偷做了一笔交易：老李给我一双旧布鞋，我塞给老李一元钱。谁也不知道，也不能让人知道，犯人之间是严禁“串换物资”的。老李是出于同情，借给我这双旧布鞋穿，我硬要塞给他钱。因为这鞋穿了干活磨损得厉害，怎么能借又怎么好还？今晨起我试穿这双鞋就舒服多了。另外，我还学了其他人的样子，将洗脸毛巾浸透了水围在脖颈上，既可擦汗，又可在烈日当头时扎在头上挡挡太阳。有了这番准备，我就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过好劳动这一关。不过我仍然没有把握，不知道会比昨天强一点或是更糟。
卜干事一开始就挑衅式地喊叫着我的名字（也许他只知道这一个名字）。他喊道：“许进，今天别再装熊了，好好干！”一会儿又叫喊：“许进，快点干！”他边喊边乐，似乎在等着看笑话。我不屑听这乌鸦般的叫声，只是咬牙挺住，督促自己一定要争口气。抬过两三抬，居然能适应了，步子也迈得开了，膀子也能甩起来了。虽然肩膀还是痛，但杠子已将那块肉压麻木了。这样一抬一抬走着，我逐渐自由了。干这样的活不用脑子，大脑又自由驰骋了。
我突然想起王金玉，自己被捕那天，她在不在厂呢？宿舍的东西她有没有去收拾呢？我还想到王金玉曾经给我的温柔、体贴，以及她叫我注意可能被抓的预言忠告。特别不放心的是，王金玉会不会受牵累而受处分呢？受批判，她怎么受得了？受处分，降级降职？记过什或开除，那怎么办呢？……
思绪时常被那粗暴的喝斥声打断。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