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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乡”，是我自己创作的新名词。蚕，吐丝作茧自缚，自作自受；人也如此。“茧乡”，即自缚之所在，劳改队是也。
大跃进一浪高一浪，热度越来越高。车间生产昼夜不停，几乎所有的人都坚守现场不下火线了，已经没有任何休息。宣传组的鼓动已经不敲锣鼓也不出宣传牌了，那来不及，现在主要靠喊话。我嗓音素来宏亮，拿着喊话筒从这厂房到那厂房，也来不及写稿，随到随编随喊，尽量变换词句，最后也弄得语竭词穷，反反复复总是那几句：“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争取立功赎罪，早日新生！”“创造了新的纪录，产量突破××”：“又放一个卫星，加快了走向新生的步伐！”等等之类。最后嗓子也嘶哑了，而王泽明早就已经哑了。尤其是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拿着喊话筒：“同犯们……’竟不知所云，连站也站不稳，摇摇欲坠。实际已经睡着了，却又警醒地勉力支撑着，只顾喊着”加油加油再加油，鼓劲鼓劲更鼓劲“，头脑已经无需思索，人变成机器一样，实在太累了。
伙食改善了，细粮加多了，尤其是半夜有顿饭，大多数坚持不下火线的犯人最盼的就是这顿饭。在劳动现场吃饭，尽管铸造车间粉尘多，但大家仍然吃得很香，吃完就来了干劲。更为精采的是，半夜里大队干部还会亲自来为创造突出优异成绩的犯人班组“送干劲”，有包子甚至水饺，至少也是大白面馒头。有时数量还真不少，相当多的人都可以吃到，这太令人高兴了，怎能不干劲倍增呢！当然，这样的“送干劲”一周最多不过一两次，但已有足够力量，犯人不仅满足，而且是感激不尽了。后半夜，有的犯人就悄然了，也有偷打瞌睡的，有的小组甚至内部悄悄规定，可以换班在现场“眯”一小会儿。但宣传组不行，仍不停地出动，不停地喊话。我过人的精力又被政府大大表扬了一番。我已经忘记自己是犯人，忘记自己的冤忿，竟又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只要国家好，社会主义建设能加快，自己做些牺牲也情愿，也值得。即使在监狱，仍认为自己现在的岗位也正是在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并为此而感到自慰。
马达开的时间长了也会发烫、冒烟，要赶紧关闸。人比马达更能熬，但毕竟不是无限，终于都精疲力尽了。当树叶发黄转枯又飘零大地的时候，这样的“宁肯少活20年”拼命式的大跃进，悄然松弛下来。虽然标语还是照样挂，口号还是照样喊。
监狱加强了管理。因连续发生几起犯人越狱逃跑事件（都被抓回），规定在犯人上衣左前胸写上车间号和姓名，用油漆写洗不掉。“积委会”的骨干们还决定将犯人包袱里所有的衣服都翻出来这样写上，包括私人的。我非常反感这种做法，可又不得不带头执行，有什么办法！
1959年新年刚过，政府决定组织犯人去社会上参观，一车间只有两名犯人入选，一个就是我，另一个是芯子组的李良成，著名的生产能手和技术革新先进犯人。在犯人中流传着他和一个年轻漂亮的犯人刘清搞鸡奸的事，政府调查结果是没有证据，不许乱说。我对这李良成印象不好，虽然李对我很奉承，表面上也很正派，不过，从李良成的眼光里又偶而能捕捉到一闪即逝的淫邪之色，甚至有时射出一点凶光。我感到这个人还是费猜疑，内心深处也许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至少心灵不是纯净的。他和刘清的事，那些传闻也可能真有一点。可是，那个刘清有什么好看呢？我到芯子组去，看到过刘清多次，他总是一声不响地在干活，手是黑的，脸上也总有几处黑，特别是鼻子两翼，牙齿却很白。身材不高，但没有任何与女人相近的征象，只是声音还是童音细嗓，有点像女声。我曾留意观察过，实在看不出这个小犯人有什么值得许多犯人称赞“长得挺漂亮”的地方，充其量只不过算得较端正罢了。当然更无法理解李良成会对他入迷，会把刘清当成“老婆”——像犯人们传说的那样，我认为简直是无稽之谈了。
监狱也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是犯人的世界，是特殊的社会。这里面确是坏人集中之地，什么肮脏的事都有。犯人们闲谈最富吸引力的话题就是女人，结过婚的人总是被追问或主动津津有味地讲述这方面的体验，甚至详尽到一切细节。在现今这没有女人的环境里，他们只有用这种有味的闲谈来部分解除各自的性饥渴，同时也会把同性设想成性发泄的对象。似乎有关性的内容是普遍最感兴趣的永恒的话题。实在不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难道没有别的内容？在没进监狱以前，这些人除了劳动之外是不是就只有追求性快乐是唯一最大的乐趣呢？难道像其他动物那样只剩下这种本能吗？这实在太可悲了！我过去生活接触的人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低级情趣，知识层次越高，对精神净化的追求越高。如果向这些犯人们讲述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这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薇拉之间的故事（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人物），他们一定绝对不能理解也不能相信，也正像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不理解犯人中那种性趣味和李良成、刘清之类的肮脏一样。人真是有着太大的差别了！
参观那天出发前，我们都领到一套崭新的宝蓝色棉制服，出去参观的犯人一律换装（在监内的囚服都写了名字而且脏，到社会上去不雅观）。穿上新衣，一个个显得分外精神。管教科和看守室几个干部带队，一律便装，没有武装押解，而且全部乘坐包租的公共汽车，像一个什么参观团，看不出是犯人。今天专门去参观人民公社。15名犯人，6位政府干部，一辆车杂坐。政府干部和犯人一起说说笑笑，似乎是平等没有界线的，为的是消除犯人的紧张情绪，缩短与社会的隔阂距离。我深知政府干部这种“平等”姿态的用心，觉得劳改队今天也在继承部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今天参观“太阳升”人民公社。先看玻璃温室里种植的各种蔬菜，黄瓜、青椒、番茄等，又参观了农具厂，自造犁、铧，还能组装自行车，修大车，一般农具不用进城买了。来不及细看，走马观花。中午在公社食堂吃饭，听说农村老百姓不再在家庭烧饭，都上食堂吃，不要钱。今天亲眼看见了，人人排队到视窗去端饭菜，一人一份。我怀疑，这能持久吗？发展下去，家庭会不会解体或自动消亡？……吃完饭去看幼稚园，一位年轻的女保育员领着一群孩子在做游戏，老百姓已放心把孩子送来了。食堂和幼稚园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去年大跃进，男劳力全部去大炼钢铁和深翻、修水利，秋收劳动全由妇女完成。听公社干部介绍公社“一大二公”种种优越性，还有果园、养猪场、酿酒厂等，不及细看，我仍做了笔记。
暮色中，我们乘原车返回。一路上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语地对人民公社赞叹不已。其实这只是为了满足政府干部的愿望，证明他们的目的达到了。犯人互相之间则用这类赞叹炫示自己的进步和思想觉悟，而心里却并不以为这是真的如何好。
春天，又一次去参观一个大的公社，去的犯人也多了。这里有机械修配厂，能生产苞米脱粒机。有奶牛场、养免场、养鸡场，副业收入可观。看水稻高产卫星田，亩产要达到2350斤。公社还有果园、渔业队、畜禽饲养组。办了30个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社员也可以在自家烧吃。14个托儿所容纳270人。公社小学有32个班级，有1900名学生。新建两所民办中学，已有两个班150人。最难得的是有一所医院，有20多张病床，妇产育婴及一般病症均可治疗，不必进城，但还不能手术。产婴成活率百分之百。最后还参观了一个水库，四千余米管道可灌溉三干亩水田，还可发电……。
参观后的归途，我陷入了沉思：这样的农村就是中国农民的理想吗？也许这真是一条富强之路，那就太好了。在我心目中，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永远是占第一位的。在监狱的高墙大院里，我仍一心关注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前途。通过读报听广播和阅读书刊，了解、分析、判断、设想。思想总是驰骋，理念飞腾，感悟人性，品味人生。任何铁窗电网都无法将飞翔的思想禁锢。
大跃进那种不眠不休拼命式的苦干结束。政府提出“劳逸结合”，不许加班加点，恢复八小时制，恢复星期天，一切正常了。但随后不久，就出来新规定，犯人将禁止吸烟，禁止留分头。这两禁何时开始暂不宣布，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王泽明这位精明的宣传员立即回应，首先去剃了个光头。这样的突然，难看极了（他本有一头浓密卷曲的黑发）。我和他已经为工作意见纷歧争吵过几次，现在更对他这种顺风向急转的作为深感厌恶。禁烟的事犯人中抵触最大，我平素抽烟少，金玉送整条的“大前门”还没有动，这时忙拿出“共产”，给积委会的头头们分去大半，又给车间工段里熟识的犯人分发，皆大欢喜。果然不久，这“两禁”就实行了，我也剪了平头，照镜子发现还不太难看。禁烟比较难，禁后仍偷偷抽，拖了一年才禁绝。
宣传组又增加了两个人，都是助手，主要仍是王泽明和我两个宣传员，但毕竟轻松了许多。于是我又有时间拉二胡了（那把龙头二胡已由金玉送来），我的二胡演奏在监舍里也吸引了不少犯人。在监舍，自由活动时间，大多数犯人都是打扑克、下象棋（监狱有这些器具发），有的犯人去操场打篮球排球，还有一些则是聊闲天、吹大牛、天南海北说古道今讲“三国”。而我这时多半是坐下来读书。只有自己炕头铺位那一点供个人支配的地方，那叠得方正的被褥边整齐的摆着书刊、笔记本、纸张、墨水等，坐在小板凳上，炕沿就是书桌，就在这里学习，记笔记。不管周围多么嘈杂，我能静下心来或读或写，日复一日如此。冬天，监舍里暖气很足，不用穿棉衣，学习也很方便。看我用功学习，许多犯人实在不理解，他们认为当了犯人这辈子就完了，还学什么习，努什么力！过一天算一天，吃饭、睡觉、干活、玩玩，刑期混完回家。真不懂许进干吗犯那份傻劲！有人不止一次当面劝说过，我只好淡然一笑，说各人爱好不同，不作无用的解释。可是当我拉起琴来，嘈杂声立即悄然，连打扑克的也都轻声了。有的人干脆坐过来静静欣赏，甚至有的政府干部也特意到监舍院里来谛听。
1959年新年开始，政府在犯人中开展“五插五拔”运动，“插社会主义红旗，拔反动思想白旗；插多快好省红旗，拔少慢差费白旗”等等之类。
春节快到了，开始准备编写春节文娱节目。我意外地发现有一个会吹笛子的犯人，他叫王长仁，听他吹奏，越吹越好，他自己还保存有些笛膜，并能半生不熟地看懂简谱。原来这小伙子相当聪明，安徽人，23岁，当过三年兵。复员后学习开汽车，当驾驶员才一年多，出车祸压死了人。虽然主要责任并不怪他，但仍以事故肇事罪被判刑三年，他也认了。在本地，王长仁无亲无故，无人接见，但他从无抱怨，总是精神饱满，健康愉快。平时言语不多，政府对他看法很好，去年也是劳改积极分子。我还发现这小伙子长得很精干，眉目五官都清秀端正，轮廓分明，而且讲话动作处处都显出受过军伍训练的素质。
在全车间物色，我还找到一个会拉二胡的徐成喜（旧蹦蹦戏摊的），有一个王兴富会吹唢呐，再教会一个爱学拉二胡的小犯人“小黑皮”拉低音胡，加上我自己的二胡，再配点锣、鼓、铃、板，就组成一支民乐队，练奏《浏阳河》、《南泥湾》、《高高太子山》等简单乐曲，我自己编配。练习过程，我不断纠正。王长仁从来不出错，支持我的严格，二人渐渐成了好友。无意中，王长仁讲到毕丹，他在看守所也和毕丹一起呆过。毕丹一直没判，在看守所关了两年，放回家就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很记得这个人。
车间新来一位管宣传的张干事找我说，国庆日要举行建国十周年文艺会演，春节就不要大搞，好节目留等会演再弄，于是停下来。可我却被借去支队（新年大队升格为支队了）宣传组，这里三位宣传员都水准较高，和我也都熟识。一位是邵本栋，历史反革命（三青团骨干），已改造多年的老犯人，是组长。熟悉基层文化馆的工作，音乐、美术都能拿得起，有一套。另一位是红维，年轻，相貌端正，面色红润，戴一副好看的眼镜，完全像个大学生。性格温和，慢声细语，但总高深莫测，不知他什么犯罪，也不知从哪里来，连真名实姓也不知道，似乎一切都是保密的。再一位是刘福顺，在全支队很有名，是画家，素描速写都有功底。会水墨，也会水粉、油画，尤擅人物画。同时又是书法高手，特别是行书行草，很有大家风（支队许多干部都请他写过条幅）。但是，他并非美术院校高材生，完全是自学成才。外貌极其平凡，绝对看不出有什么才气，以前就是电影院画广告的，为一幅画中的领袖像出问题，被以“反革命”罪捕判的。他比我大一岁。
支队从各车间抽人组成一支管乐队，有小号、萨克斯、黑管、长号、巴勒通等，除缺双簧管、长笛、巴松大管和圆号外，也几乎齐全，还有一架完整的爵士鼓，可是乐手水准参差不齐，又大多不识谱，只有一个吹小号的邢良修有些专业水准（他还能吹萨克斯，特别是鼓打得好）。我不会这些乐器，找我来是教大家识谱，陪乐手练吹奏；因为邵本栋要顶角吹中音号，没人指挥（原来是邵指挥）最后决定由我指挥。我没有指挥过乐队，但在练习过程中和大家交流得很好，乐手们一致推举我挂帅，我就勉强就位，指挥这支残缺不全的乐队在五一节演出。经过一番训练，临时简单编配高、中、低声部，分练合练，把指定的几支吹奏曲《民主青年进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唱祖国》和苏联的《喀秋莎》等演奏得有声有色，大得支队领导干部好评。
听政府报告和读报，知道全国大跃进形势大好。去年（1958年）钢产量达1070万吨（后经核订为800万吨），今年要达1800万吨（后经七中全会决议过高指标都降下来），提出要抓“钢、煤、粮、棉”，称为“四大元帅”。仍然提出要“超英赶美”，要苦战三年。报上还陆续刊出毛主席写的一些诗词，特别是《蝶恋花》词和《送瘟神》七律。我吟咏欣赏，认为毛作为诗人也非常出色。又从杂志上读到郭沫若要“替曹操翻案”，这完全是因为毛主席褒曹且有以阿瞒自况之意，于是拥戴附和。我以为做学问不能搞逢迎事谄，把自己变成“御用文人”是可耻的堕落。
等到临近国庆日前，突然从报上读到庐山会议公报，提出了反党集团，再一次反右倾。公报上没有指名，但我隐隐觉得是指彭德怀，这位抗美援朝的统帅，他怎么可能反党呢？由此看出，对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央内部是有矛盾意见和重大分歧的。也许已发现了问题却不敢纠正，后果将会更严重！
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支队文艺会演，各车间都忙着排练节目。一车间全部节目由我独自编写，经审查批准开始紧张排练。除民乐合奏外，编一个表现犯人在大跃进中大放卫星的快板群，还有一个小歌舞剧《走向光明》。刘清扮演年轻的女角犯人家属，一共只有六句唱词，还练了很长时间，声音倒像女声。会演十分成功，各车间都有不少好节目，而以一车间的最为精采。《走向光明》得了一等奖。我为刘清细心化妆穿戴后，果然像个村姑少女。当刘清一出台，千余名犯人观众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其实在演出中，另三个演员都比刘清演得好，观众却偏偏对这个戏最少的角色寄予最大的兴趣。正确地说，刘清演得并不好，但观众不计较反而喜欢，这也许是生理心理综合因素造成的。总之，这证明（或者说暴露）男人多么需要女人，特别是监狱这种环境，有这样多接触不到女人的青年男子，女人对于他们是何等重要，甚至可能成为最有效的激励手段。刘清演的这个《走向光明》节目并不成功，但因是犯人自己创作并切合实际，“有教育作用”，因而得了一等奖。
秋风阵阵，吹散了会演胜利喜悦的一波热浪。回到车间宣传组，却发现王泽明和积委会几个头头异常冷淡。可能是由于自己太红了，因而受到嫉妒。尽管工作积极，成绩很明显，但却不懂得勾心斗角，缺乏心计。特别是在犯人中，勾心斗角是几乎不可少的。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靠近政府”，不喜欢也不会向政府打小报告，搜集别人的缺点去汇报。我不干这个，现在陷入一团迷雾之中。后终于知道，犯了严重错误，和“有的犯人”关系不正常，对王长仁、刘清过分亲密，如何如何……对这些无稽之谈，简直没法解释。更为严重的罪名是，骄傲狂妄，看不起政府干部，这指的是张干事。在编写文艺节目和排练过程中，对张干事提出的修改意见没有接受，坚持自己的，主观自大，背后说张干事不懂、外行等等，总之必须加强改造。不由分说，奉命写反省材料，积委会开会也不找我，宣传组的工作也不叫我插手，接着是到大炉去劳动，实际就是罚苦工。
大炉就是炼铁的鼓风炉，重体力劳动。到大炉组，组长给我干最轻的活：递料。就是在炉后搭起高台，有三四层，将原料一筐筐传递上到投料口投入炉中。工作非常简单，但整天站在高台上将每筐重30来公斤的炉料端举1.5米高左右，也深感很吃力，每天膀子累得酸痛。这又不算处分，只是临时的，宣传员也没宣布撤掉。劳动过于单调，站在高台上喝西北风也特别难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期间，车间出了一件大事。李良成鸡奸刘清的事据说被值班何东槐抓到了，刘清被串铺与李良成铺位分开很远，每天晚上何东槐和积委会的人审刘清。但刘清不交代，审讯逐渐升温，打耳光，罚站，罚跪，麻绳捆绑，直到压在板凳上打屁股，但死也撬不开刘清的口。这看似柔弱的小犯人竞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坚强。我听说了这一切，却无能为力。一天收工回监舍，在门口看见刘清被罚站在一条板凳上，两臂平举，头上还顶一碗水，就这样在吹西北风，我几乎要掉眼泪，自己现正处于逆境中，竞不能救刘清一把。这件事如果是真，刘清也是被害者，那个李良成才是祸首，如今专拣弱的欺，太没道理。我又听说何东槐原是小学校长，近50岁还奸污十二、三的幼女十多人，被判15年。这个道貌岸然者内心却是何等的卑鄙龌龊，现在他又是“挽救刘清”专案组的头头，竟如此欺凌一个弱者，许多犯人都对他痛恨。尽管他从在新中队起一再对我示好，我却始终对此人没有好感。刘清“抗拒改造”，终于戴上脚镣手铐关押进小号了。几天后，李良成经过长期痛苦忍耐，最后趁何东槐熟睡之机，用一块砖头将他砸死，脑浆进裂，报了切齿之仇，而李良成自己也自缢身亡。这样重大的仇杀报复案件震动了全监，犯人们陷入一种茫然的恐惧之中。即将过新年的时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监内发现了“反标”。那天我在大炉料台上，忽然看见好些穿棉军大衣的政府干部匆忙向一个方向集中跑去，看守室的干部还举着手枪，还有王泽明、孙礼全等一帮积极犯人们在紧张奔走，脸色阴沉。中午吃饭就听说出现了反标。什么内容谁也不敢打听，这样严重的问题人们一个个噤若寒蝉，不说，不问，不表情，越木然越好。奇怪的是政府干部也绝口不提“反标”的事，暗地里却加紧严密排查。
就在这样紧张沉闷的气氛下，迎来了1960年新年。前两天，我又奉命回二工段，继续当宣传员，但和王泽明分开，各干各。一人管三个工段，互相竞赛。
政府宣布了新的监规纪律，更严格控制每一个人，犯人不许单人行动，上厕所也必须三人同行等等。
刘清不久被放出来了，暂时放在二工段，放在我铺位旁，让我监管他。从小号出来先不出工，在监舍休息，干点整理监舍卫生的轻劳动。我看刘清，在小号关押不见阳光，脸色卡白，且有些虚肿，便叮嘱他养好身体。刘清感到虚弱、疲倦，对一切都冷漠，什么话也不说，只有和我在一起最乐意。犯罪的事他没有承认，如今事主和证人都死了，他这椿事也就不了了之。对刘清，政府没有批评，犯人没有歧视，在监舍休息不干活，吃饭定量没有减，还保持乙量，刘清以为这些都是我帮他的。其实政府把刘清安放在这里，让他和我在一起，也是为了考查我“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和同情心”，也观察刘清有无不轨表现，使我们俩人都有机会暴露。我二人当然全不知晓，而高干事经过观察考查后发现我对刘清确是有效帮助的，符合政府的要求。我注意关心身心受到创伤的刘清，经常关照其他犯人不许刺激他，并将刘清的全面情况经常向政府汇报。我注意观察刘清的变化，对李良成的死不悲不喜，对何东槐的被杀不惊不疑，让这一页平静地过去，迅速淡忘，这倒是最好的办法。也许这年轻人心理很成熟吧。
三个月后，刘清在我的支持下又重回芯子组劳动，他是熟练技工，有一点成绩我就给宣传、鼓励。以后搞技术革新还受表扬、立功，并减刑一年半，越来越好了。他内心感激，但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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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除映两场电影外，不搞什么文艺活动，只布置张灯结彩，和过去一样，放三天假，有些扑克、象棋比赛之类的游艺活动。在节前，支队召开奖惩大会，这也是惯例，年年如此。大会上宣布表扬奖励名单和减刑的犯人，接着是宣判加刑的犯人，有两个越狱犯戴着脚镣被押上台，被加刑三年。最后是宣判现行反革命犯，就是书写“反标”的罪犯，是四车间的——“该犯坚持反动立场，仇视共产党，与人民为敌，向无产阶级专政挑战，自绝于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经上级核准，判处死刑。”会场死一般的寂静，一千多双眼睛向台上搜寻，罪犯不在台上。这时领导宣布，全体犯人就地座位不动，不要站起来，动作一致听口令：“向后——转！”刷的一下，坐在地下的千余名犯人全转过来。抬头一看，北面山坡上拖上一名死刑犯，五花大绑，没有插标签。远远看去似乎岁数不大，30上下吧，嘴却被黑布绑住，这就是据说书写“反标”的人。绑住嘴是不许他喊叫反革命口号。当他被武装战士拖上山坡时，已没有力气，也许已被打得半死了，哪还会有力气喊什么口号。但为了预防万一，还是将其嘴牢牢绑住。犯人们一千多双大眼都紧张地盯着，扩音器里传出响亮的两个字——“执行！”接着是一声枪响，那黑色的人影倒地了。武装近前检查后，举手示意完毕。只响了一声枪，但这一声在全体犯人心中久久回响着。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所有的犯人都警告自己，如若对现状反抗，被认为是“严重挑战”，随时便也会成为和那应声倒地的黑影一样。事后，没有人再提起过这件事。
我回到自己宣传员的工作间（只有宣传员不受“三人同行”规定的约束，可以单独行动），还有五天过春节，事情很多。但今天的大会把心绪搞乱了，不知自己要干什么。却总在想：从发现“反标”到破案，真是空前的快，而破案后审讯、宣判到执行，又是这样紧密高速的一气呵成，报北京审批来得及吗（按规定死刑的终审核准权属最高人民法院，至少理论上是如此）？这样的高速度实在惊人！万一这所谓的“反标”还另有原因，或是被涂改、嫁祸、曲解等等；或者破案匆促，案犯不确或别有枝节呢？人头落地不可再生，对死刑犯的处决宜尽量拖延，宁慢勿快，不应草率匆忙，尤其是对于政治犯。我想起唐太宗纵囚的故事和欧阳修《泷冈阡表》文中所述对死刑判决下笔之艰难慎重。我国自古就提倡一个政权要以德服天下，轻刑薄赋才能长治久安。东坡有名句：“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许多现代文明国家提倡废除死刑，推崇人道、博爱，也是这个道理。如此，国家方可昌盛，社会才能向荣。……思绪纷繁，发现自己思想又“跑马”了，立刻警觉，这又是小资产阶级人性论温情主义的反映。阶级社会里讲什么人道、博爱都是虚伪的、反动的。今天就是要用严刑峻法，杀一儆百，乱世用重刑乃是必然。然则，今日是乱世么？……哎呀，不对，又走入邪路了。不去想了，管这么多干吗，别忘了自己是犯人！可是那个被黑布绑住嘴应声倒下的人影却几天挥之不去。
春天，生产突然遇到停电，而且越来越频繁，犯人便整修厂区大道，修得宽广笔直，路旁栽种花木。或者在监舍整理打扫，生产几乎停了。我又组织读报，学习认清大好形势（政府作报告总这样说），还教唱新歌。
雨又下个不停，犯人冒雨挖排水沟，防汛抢险。没有雨具，淋着大雨去河边垒坝，全身汗水雨水共流。随后政府宣布，由于抗洪，电力供应排灌，今后生产限电。又因下雨、铁路运输部分中断，粮食运不上来，政府号召犯人自报减量——粮食定量，犯人分甲、乙、丙三等。现在要减量，小组会上自报，一个个回应号召，很积极的样子：
“我不要甲量，改乙量。”“我也是，改乙量。”……但实际还是争大窝窝头。
犯人开始节粮、减量。谁知这竟一减再减，后来竞成了饥饿灾难。犯人吃的窝窝头越来越小，吃不饱，干活也就没劲，只得少干或不干。监舍发生偷吃食（有的犯人还有接见送来的吃食），抢窝窝头等等事，政府开大会惩办了一些“闹粮”的首犯，并宣布由于自然灾害，去年粮食就减产，今年灾情更重，全国人民都在共度难关。秋后，开始吃“代食”，柞蚕树枯叶烘干，碾成粉，玉米芯骨也磨成粉，掺和极少一点玉米面，做成“代食”窝窝头，金黄色的窝窝头看不到了，就连这种土酱色的窝窝头仍然吃不饱。后来发明增量法，使同样的代食窝窝头加大三分之一还多，当时能吃饱，吃完不久就饿。家属来接见的越来越少，大家开始知道，不仅是劳改队，监外也一样，全国人民都在挨饿，问题严重了。小卖店搬到院外，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我想买个搪瓷茶缸也没有。还有的犯人要买脸盆，买胶鞋，通通没有。牙膏牙刷还有，奇怪的是，买牙膏的人突然特别多，而且一个人买好几支。后来才发现原来有的人偷偷吃牙膏充饥。这“新发明”迅速被悄悄推广，不少犯人晚上躺在被窝里对着嘴里挤牙膏，几乎不加咀嚼就大口吞下，一支牙膏几天工夫就吃掉了。政府发现后，在会上公开批评（但并不严厉），并明令禁止，每个犯人一个月只许买一支牙膏。犯人手中没有钱，使用的监币也都不由自己保管，一个中队有一个犯人专管全队的监币收支，给每个犯人建立帐页、收入支出都有明细，因此很容易控制。
生产还在有气无力地进行。政府的报告也继续不断地讲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三面红旗光辉照耀，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壮大，亚非拉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但是，我凭新闻敏感，判断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失调，出现全国性的饥荒，并非什么自然灾害。同时，猜测我国和苏联发生问题了。先是不同意苏共二十大，最近在布加勒斯特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中国发表公开信，虽然仍称“亲爱的同志们”，但内容却充满了争论、批评。明面上已暴露的都已如此，未公开的幕后斗争肯定更激烈。否则，中国今天面临这样大的困难，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岂有坐视不顾之理？
犯人中出现了水肿病，腿肿、脸也肿。这种病突然迅速蔓延而且大面积。一时病号猛增，医务所病床全满，在各中队都设立临时病区，躺倒了一大片。政府对水肿病犯人积极组织治疗，限制饮水，改善病犯的伙食，一天增加一顿细粮稀饭或面汤，并给营养药，打针、挂滴流等等。但终于还是有的犯人死了。王泽明带着病出监了。
我身体素质较健康，底子好，没有水肿，仍然在工作、学习，关心着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但也渐渐消瘦、虚弱，自己明显感到腿提不起来。以前上下台阶轻盈便捷，现在迈台阶特别费力，我知道这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叮嘱自己精神上要顶住，乐观些，要有信心战胜困难，少消耗能量，尽量维持生理机能的代谢平衡，千万不要得水肿病。
一天下午，我正在宣传组整理学习资料，吴立平忽然闯进来，穿着白大褂，递给我一个大纸包，匆匆要走，急急地说：“葡萄糖，冲开水喝。七中队要死人了，我去抢救。”跑步走了。从窗外看到还有几个白大褂都在紧张地向东边奔去。我知道，吴立平已经是护士组长了，在医务所条件比较好，基本上不挨饿，且能弄到营养品。我打开纸包，认识这是葡萄糖粉，可以冲服。对于小吴这样关心自己，心里涌出一份特别的感激之情。从这以后，我便也借看病之名常上医务所，而从前却是一年难得去两三次的。吴立平还继续给我葡萄糖粉，维生素C、B等药片。后来竟不避人，比较公开地给。他告诉我：“俺快出监了，年底刑期就满了。我想赶快回家去，离开这个鬼地方，在家种地也比在这儿强。”我说：“现在形势不利，全国到处都在闹灾，缺粮。”小吴说：“俺也听说，在家总比在外强。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到法外咱们总能见着。”他说得真有感情，虽然是很平常的话，声音却浸透着情意。我认真地点点头。这个一向少言的吴立平更进一步轻声却又坚决地说：“千万记住，一定要活着出去。……这里天天在死人。”天天死人？我这是第一次听到。小吴接着说，浮肿犯人已经有不少死了。每天天傍黑拖拉机就来拉死尸，就草草埋在后山上。哦！怪不得近来常看到一辆大轮拖拉机带着拖斗进进出出，日落西山后总听到这车的马达突突声。以后，我有机会验证，发现拖拉机果然是在拉死尸，不由得一阵凄迷寒栗，可怕的日子！
生产实际已基本停顿。“战胜水肿”，树立信心，是当前的中心。改造教育也围绕这个，但是病号还在继续增加，几乎没有人可以干活了。我看见政府干部也都一个个面有菜色，高干事也没有了笑容，明显消瘦了。
冬季来临。北风一吹，特别冷。越是饥饿越是畏寒，现在才充分体验到什么叫“饥寒交迫”。没有生病的犯人围坐在监舍炕头上学习、读报、讨论，认清大好形势。谁也没这份心思，就闲唠嗑。吃代食涨肚，容易放屁，这么多人坐一起，不到一个钟头总有好多起这样的“屁争”。…“你放的！”“不，是他！”“啊？你——！”然后是一阵穷乐，都知道这是以笑代哭。政府干部来了就假意地发言，讲几句“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这炕是凉炕，犯人们只好围上棉被挤着坐暖和。往年监舍里暖气足得叫人吃不消，在屋里根本穿不住棉袄。今年这暖气好像也挨饿，经常没气了，晚上睡在被筒里都冻得拼命勾勾“当团长”（缩成一“团”）。
希望自己能坚持度过这暂时困难（相信不是长期的），可是痔疮旧病又复发了，每天大便时流血，一天比一天严重，人更消瘦了。我去医务所，找不见吴立平，听说前两天出监走了。没有告别，没有握手，也没有留下通信地址，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了，我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怅惘。想不到在监狱会认识这样一个同志，我心目中是把吴立平当成同志的。还有一个王长仁，他也出监走了。
我日渐消瘦，连路也走不动了。这时，我希望自己也划归病区的病号，可以得到一分营养。可是每次检查偏偏身上不浮肿，就进不了病区。这真是苦涩的喜讯！总算好，自己还没有病，只是虚弱，不至像有些浮肿那样不治之症，无论如何要挣扎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这时又听说，木模组那个过去拉二胡蹦蹦戏的徐成喜也得浮肿病死了。
我已不能爬楼，从上铺搬到下铺来，主动来照顾我的竟是刘清。他仍有精神，走路还有力气，而我只能拖着脚步走了。上便所，刘清忙来扶，平时递过一茶缸热开水，他能做到的仅此而已。但我心中想的却比这多的多，我感谢，却无法说，也无需说。刘清仍是无语，只用心看我的表情，体察我的需要，默默去做，不说也不会说宽慰的话。
过春节了，好容易盼来一次改善。吃的是高梁米豆干饭，这比过去吃的大米饭还香。数量却不是管饱，比平时多一点。菜里油花也多了一点，最好的一个菜是豆饼炒韭菜，香极了。现在能吃到温室暖窖的头刀春韭，也是很难得了。当时吃的时候不知道，吃完才听说是豆饼（原先还以为是鸡蛋哩），以往是喂牲口的饲料，想不到这样好吃。还有一个菜据说是人造肉，不像肉，也还好吃。总之现在吃什么都香，真正的肉还根本没见着。长期吃那种土酱色的“增量法”代食，排出的粪便也是同样颜色，每天厕所里还都掏干净，据说是拿去喂猪（猪饲料当然早就节约了）。怪不得养的猪老不长肉，瘦骨嶙嶙的。这没办法，人都没吃的，怎顾得了猪。
春节后，我总算恢复得能走路了，不用人扶能迈开脚步走得比较正常了，刘清高兴得笑了。我自己也高兴，但痔疮仍时有发作，便血也经常。刘清还是悄悄地照顾着，不声不响地帮我洗衣服，甚至带血的裤衩。摸摸自己身上，全是骨头，连屁股上都没有肉了，坐在炕板上都觉得硌的疼。王长仁临出监前不知托请哪位政府干部买来一罐头炼乳，走时特意留给我并写下自己安徽家中地址，约好以后还在法外见面联系。这张小纸片珍藏进了我的小本。
早春的一天，忽然点名叫我背行李去集合，是去农场，这是极高兴的事。监狱在周屯有个农场，那里有吃的，大家都盼望去。但那里是法外，没有高墙电网，只能刑期短表现好的犯人去，大多是即将出监的，还有一些是就业的师傅们。让我去，大家都羡慕，认为是照顾。刘清来帮忙捆行李，眨着眼睛想说话。我说：“你自己好好的，我还会回来的。”刘清点头：“嗯。”
农场的宿舍烧火炕，进去就是热烘烘的。中午，和大伙一样去领饭，到农场的第一顿饭，一个窝窝头，一大碗酸菜粉条还有几大片肥肉。这里不吃代食，是金黄色的窝窝头，喷喷香，真是好久没吃到了，怪不得犯人们都说农场好。果然，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是第一位的。
这里没有高墙电网，没有警卫，只有一位政府干部刘干事，跟大家一起生活。吃完饭还有一位王师傅招呼，下午都去捣粪。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没干过农活，的确对麦苗和韭菜分不清，因而也不懂什么叫捣粪，就跟着别人干。只要肚子吃饱了，干什么活随便。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黄牛满地走。”现在正是八九尾，春耕序幕已拉开，积极备耕了。
农场的人多是行家里手，有一把力气，全是拿锄杠出身。他们自己说是“修理地球”，每日劳苦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掉地摔八瓣”。我在这里也是普通的劳动力，跟大家一起领了工具下地去了。有一个高个子犯人问：“你叫什么名字？”
“许进。”“没事，你跟着我干就行。”意思是叫我不必害怕劳动。
我打量这人嘴唇厚厚的（像黑人），眼珠大大的，唇上有一小排细密茸毛般的胡子，看岁数也是30刚出头。他叫张新田，爱说爱笑，嗓门大。大伙向田野走去。大个子喊道：
“王师傅，俺们就整这一堆，对不？”王师傅在远处喊：“中呵，可捣碎了。”
大个子指的是一个小土堆，有两三米高。他接着嚷：“大伙干吧！”一个老犯人抡起镐头刨，大个子挥动钉耙扒，还有几个也上来，有的用镐，有的用锹，我也急忙举起铁锹上去。大个子立即止住：“别忙，这还没扒开呢，使不上锹，上一边去。”他夺过一个犯人手中的十字镐说：“我来。”抡起镐使劲刨去，土堆冻得像铁一般，镐刨下去一个白点，铛铛几下，冻土堆岿然不动。
大个子掀掉棉帽，吆喝着：“我操你个祖宗咧一，嗨！”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又唱起来：“高楼万丈（铛地一镐）平地起（铛又一镐）……”终于挖开好几大块，拿齿耙的犯人又把冻层内里稍软一点的扒下一堆，大个子就下令：“捣吧。”我就学着别人样子，拿锹翻动，敲碎颗粒。原来这是粪堆，是秋后将粪肥加干草再拌土搅合堆起冻成的，现在就要挖开扒散，打碎，然后向地里送，这就叫捣粪。我就这样随大流地开始了农业劳动。这里生活条件是好得多了，吃正经粮食，金黄色的窝窝头或白高梁米饭，有时还有馒头吃。再一个是不冷，又有热炕，又有火炉，再不饥寒交迫了。两天以后上便所，看见自己的粪便由土酱色变成黄灿灿的。便血也止住了，睡热炕痔疮也不疼了。
我决心改造自己，要学会干农活，便专门靠近那大个子。原来张新田是典型的翻身农民，在人民公社为反贪污过头出了事才教养进来的。这才知道他不是犯人，差点搞错了。劳改队里也有一些教养的，不算判刑，不和犯人生活在一起，待遇不同（例如他们不禁止留头发和吸烟），但劳动改造是一样的。犯人对劳教人员应称呼“师傅”，便叫他“张师傅”，张新田却不好意思的样子。他对待犯人平等得很，不把犯人一律当成坏人看待。他知道我是知识份子，在法外是干部，不会干农活，他几乎手把手教我，怎样握把，怎样挖土、刨土，怎样用力，腰、腿、膝盖和手腕手臂怎样配合等等。
挖排水沟，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捅锹”。张新田使用起来十分灵巧，而我拿起来却笨拙不堪。张新田挖沟，不用尺量，一锹接一锹，挖出的沟一样宽，一样深，一条线笔直。而且动作简炼，几乎是程式化的，没有多余的动作，显得轻松愉快，并不费力。每一锹挖出的土一块块似乎是完全相等的，堆在沟两边一样高，斜度也一样。这样的劳动简直是艺术，我羡慕之至，也佩服之至。我想请教“秘诀”，张新田笑得捂住肚子：“你真是个书呆子！出大力有啥艺术，就是干呗。这也不用念三年书，天天干就熟练了。中国老话不是说了，熟能生巧嘛！”我相信，这就是靠实践，只有脚踏实地天天亲手干，我决定锻炼自己。体力已迅速恢复，不但屁股上已不再摸到骨头，臂上胸前也都有肉了。我天天跟着张新田下地，像学徒一样老老实实地学。从张新田那里，我还了解到人民公社的一些情况：吃大锅饭的食堂只搞了半年左右就散伙了，大家都叫受不了，还是各家自己过日子。不管什么东西，归集体就坏得快，谁都不爱惜，闹出好多矛盾。老百姓是重实际的。
田野，广袤辽阔，一望无际。田畦修理得一方方，有些麦苗已经长出一片油绿。蓝天飘浮着白云，没有风的时候，初春的阳光已使人感到和煦。空气多么清新，在这里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自由。我深呼吸着自由，享受着快乐。
和张新田越来越熟，一起谈的话越来越多。大个子劳教只有两年，今年热天就满期回家。他每天都帮我修理挖的沟渠，挖了几天沟，我干得又笨又慢，还累得够呛，总感到惭愧。张新田说，干多了就好了。他抓起我的手掌看，笑着说：“你这细皮嫩肉的，干这么点活就打泡了，疼不？”
我故意轻松地笑着说：“不疼，没关系。”
“是没关系，不用怕。手心磨出茧子就好了，你看看咱的。”张新田伸出粗壮的手掌，摊开五指。我用手去亲切地摸摸，有一层不厚的茧皮，这就是磨练的成果，也就练成了一身过硬功夫，掌握了“修理地球”的本领。我从内心佩服，决心磨练。同时还从大个子学到许多农谚，以前连廿四节都不懂，现在会背诵口诀了。
送粪了，我又来学挑土篮，并且开始认识“粪”。以前嫌脏的东西现在竟是宝，农民把粪加工得那么细，那么认真。我不会挑担子，两小筐粪总共不过三、四十斤，张新田他们挑起来像玩似的，我却很不象样子，一头高一头低，两只手尽量抓住小土篮使平衡，挑得一天下来，肩疼腰酸，累的不轻，但第二天、第三天渐渐就好了，虽然还是咬牙干。
粪土一挑挑送到地里，每一方田畦布放得一样距离，一堆堆，一样高矮，一般大小，十分整齐，远看也象图画。谁说种田没有艺术性！
春耕大忙开始，翻地、点种、栽红薯秧，我也跟着忙，张新田总来帮我，生活里充满了笑声。可是这样的生活仅仅三个月，我突然又被调回支队，情况又变化了，我感到可惜。特别是和张新田分手，真说不出的遗憾。
农业劳动，在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完全靠体力，对于农民来说，长期从事，成为习惯，很自然的事，就并不觉得如何的苦。而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在城市长大的知识份子来说，干农活确是一件苦事。可是，当时我确有决心学会干农活，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不愿意离开这里。特别是有一个张新田这样的好老师，甚至是好朋友，离开多么可惜呀！
再回到那高墙电网里的劳改队，我的人生又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