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在孔子墓前，摄于一九八四年
（一）
那时候上海没有夜生活，晚上十点以后全城一片漆黑。只有云南路有两三家小饭馆通宵营业，在那里我消磨了许多个难眠之夜。一壶温热的花雕加半斤醉虾最后来一碗菜汤面，花销不超过十二元……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旬，我躲在彭浦新村的一间朝北小屋内写作。那时写的题目是《当代小说：一次探索的新浪潮》。我偏爱“一次”这个词，许多年以后，文德斯出了一本书就叫《一次》，里面的照片实在迷人
……许多童话都用“有一次”来开头的，一个古老的开头。
一九八四年夏天的炎热难以忘怀。那时我仍是上海饮食冰箱厂的检修工。我请了假躲在家里写作，一篇五千字的评论半天就可以完成，稿费相当于工厂给我的月薪。当时知道我的人并不多，我兜里总有些碎银子，有那么点逍遥自在。夏夜暑热难当，我就一个人溜到淮海路去吃冰沙，赤豆或酸梅是我当初的最爱。我喜欢冰冻甜品却不怎么喜欢冰镇啤酒。
记得是七月初的一个傍晚，闷热，但稍稍有点微风。我坐在家门口纳凉，程德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人们寻访朋友事先往往不通电话，那时长乐路浓荫蔽日的街上很少车辆。
程德培郑重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富春江边的白沙小城……。半个月后，我们认识了“李氏兄弟”，然后是那个“月亮坪之夜”。
一次，北京某文艺机关报主事领导来上海开会，亲临巨鹿路六百七十五号视察。周介人在梅龙镇酒家简餐招待，蔡翔和我奉命作陪。席间周介人见该领导心情不错，说道：“吴亮还是蛮憨厚的。”没曾想北京要员立即停筷正色道：“人虽憨厚，文章并不憨厚啊！”听了这话我憨厚地笑笑，却把周介人吓了一跳。
一次李庆西来，大约是冬天吧，我与程德培去火车站接他。三人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饭店吃饺子喝啤酒，李庆西问程德培：清污结束了，你们这儿传达了没有？程德培兴奋得直搓手，答非所问：吴亮又可以乱写了！
那时候我沉迷于写作。能将我从写作中拖出来的是玩牌，结果我就沉迷于牌桌。当然也只有写作可以重新使我回到书桌上。一次 （这种“一次”有无数次了），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往返于牌桌和书桌这两堆稻草之间，本质上同拉封丹驴子的命运还是没什么两样。
一次，早上九点，我刚踏进作协理论研究室，就掏出一大堆皱巴巴的钞票在办公桌上清点。程德培坐在对面一脸狐疑地问，哪来这么多钱？我说打牌赢了。我说从昨晚到现在我没合过眼。德培听了这话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反应。那是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事。德培穿短袖衬衫却从不穿短裤，一副浅色赛璐璐框的眼镜，那时他烟酒不沾。
一九八四年底，那个后来被不断回忆的“杭州会议”在部队的杭州疗养院召开。晚上，没有取暖设备的将军楼里跟室外一样寒冷。许多人在楼下围着一架电视机看足球实况转播，好像是中国队对西亚的一个什么队。比赛还未开始，程德培已经十分亢奋，一会儿跺脚一会儿原地打圈。曹冠龙开玩笑说，德培像一只吃过药的蟑螂。李陀说，这种球也值得激动？德培说，好的球我们看不到。
一九八九年岁末，我对文学批评丧失了热情。至今令我不解的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考虑写回忆录了。我的第一本类似回忆录的小册子叫《往事与梦想》，一本关于阅读和写作的随笔。紧随其后的是《漫游者的行踪》……这一年的十二月特别寒冷，我每天写作到深夜甚至第二天黎明。那时候上海没有夜生活，晚上十点以后全城一片漆黑。只有云南路有两三家小饭馆通宵营业，在那里我消磨了许多个难眠之夜。一壶温热的花雕加半斤醉虾最后来一碗菜汤面，花销不超过十二元……等我跨上自行车回家时，天空已经蒙蒙亮了。
除了扫街者和有气无力的水银街灯，只有湿冷的寒风从我耳边拂过。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一个人去沈阳，刘齐请我吃街边的“朝鲜烧烤”（那会儿我们还不管它叫“韩国料理”）。
一张油腻的木桌，中间挖个圆洞，铁丝网下面搁一只炭炉。刘齐笑话连连，我一边“唔唔”应声敷衍，一边大口吞咽。半生半熟的烤牛肉令我心无旁骛。我喜欢“朝鲜泡菜”，直到今天我都要在心里想一想才能把“朝鲜泡菜”说成“韩国泡菜”。
一次在桂林开会，同行的有陈村。那时真是年轻啊！告别晚宴上，我豪迈地仰面饮酒，低头嚼肉，一大盘狗肉我吃了四分之三。事隔多年之后，陈村在他的某篇文章里回忆道：吴亮吃狗肉当场流出了鼻血！
一次，孙良告诉我，重庆路大沽路拐角新开了一家小饭店。那里的咸肉菜饭和荠菜豆腐羹价廉物美，最值得推荐的是肥瘦相宜的腐乳肉……这天我坐在孙良的画室里饮茶，浓酽的铁观音一杯接一杯把我们弄得饥肠辘辘……我说好啊，那儿有加饭酒吗？“陆稿荐”和“杜六房”已从地图上抹去，我有多少日子没见过像样的腐乳肉啦，我不要咸肉菜饭，我要用腐乳肉汁拌白米饭！
一次，我在那家小饭店匆匆吃完午饭，向店家另买了三块腐乳肉，置于餐盒之中。我生怕肉们震碎，就双手捧着盒子回长乐路老家……。父亲颤巍巍地把盒子打开，我看见父亲的眼睛突然炯炯发亮。
一次，我和程德培策划了“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后来会议在旅顺召开，一个漂亮干净的海滨小城。发生了许多故事，让别人去回忆吧，如果他们的记忆力尚未衰退……一九八六年的浪漫之夏……
那时候周介人意气风发，他私下里让我看了他的会议笔记。周介人说总有一天他会写回忆录（上帝保佑他的在天之灵）。还有我们作协机关的财务老房（愿他灵魂安息）。老房胃口一直不错，他红光满面，他还劝我少抽烟，他说身体最重要！
会议后来移至沈阳，分手前夜，大伙儿依依惜别。我们又开始拼命喝，而且是五十几度的汾酒。周介人说，别喝啦，昨晚你吐了一地！我记得我拿着斟满的酒杯到处挑衅，一连灌了十几杯……。正在大伙儿酒足饭饱准备离席之际，复旦大学的某位小老弟端着两只满满的酒杯走到我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吴老师我敬你一杯！那一刻我已经摇摇晃晃，但我清楚地记得，席间我曾提议与他干杯，他说他不会喝酒！我马上明白了，他以逸待劳，现在觉得我已经是强弩之末。他此刻敬我的那杯酒，便是企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一眼识破他的诡计，顺手从杯盘狼藉的桌上拿过来几只空酒杯一一斟满，“一人三杯，如何？”我说。
这小子哪见过这阵势，顿现一脸尴尬，周介人在一旁不知底里，只顾说不能再喝了！我心里明白，如果我喝一杯，我必醉倒无疑；如果一起喝三杯，这小子也必不省人事。这人是谁？可惜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
一次坐船去厦门。刚出吴淞口就开始晕船。有朋友递给我“斜桥榨菜”说能管用。那是一九八五年四月。我在厦门大学认识了刘再复、林兴宅，和刘再复真正熟悉是十年之后在台北与科罗拉多（留待我在《九十年代琐记》里回忆吧）。在那次“新方法论会议”上，他和林兴宅都是明星级人物。
那次会议，有两件事现在仍历历在目。一是朱大可在会上向我挑衅（后来我们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二是我和许子东在鼓浪屿山脚下的地摊街购物，我为我自己买了一只有黑桃老K图案的打火机，许子东为他太太看了皮包凉鞋首饰雨伞和太阳镜（我忘了他买没买）。我们一路聊日常生活，中间我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应该生个孩子。
一次在朱大可家，看到张小波喝得酩酊大醉，让两个人架着从卫生间出来。他双脚离地，如同瘸子连连嘟哝：不，不……。好多年以后，张小波在北京成了书商，他参与炮制的《中国可以说“不”》红极一时。他好像不再写诗了。
一九八七夏天在海南岛华侨农场的一间酒吧，黄育海请许多朋友喝咖啡喝啤酒。那是个长廊式的建筑，敞开的酒吧紧靠泳池。泳池一半在室外一半不规则地延伸到桌边，池水的粼粼波光反射到低矮的天花板上。
空调机嗡嗡嗡喷出白色的冷气。黄育海喜欢洋酒，当然他更热衷的还是涮锅茅台和粤式煲汤。以酒吧外面的蓝天和椰林为背景，我回忆起黄育海在上海肇嘉浜路清真馆狂吃涮羊肉的饿相。二十年过去了，黄育海成了九久读书人公司的董事长。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喜欢热闹的粤菜和雅致的酒吧。
一次，在香港碰到汪曾祺，他好像刚从爱荷华回来。新华社香港分社请客吃饭时，我留意到他抽的是不带滤嘴的“骆驼”。我说读您的文章您应该抽中国烟才对啊！老汪呵呵一笑，凑到我耳边说，“外国烟好抽，外国酒也好喝。”我说，我看您吃饭之前特别爱喝绍兴酒，“那是在吃中国菜么！”老汪大乐。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了。
（二）
为写《八十年代琐记》我翻了好几只抽屉，几只灰蒙蒙的大牛皮纸袋几只破损的信封。里面塞满了照片。往事历历在目。其中一张，我坐在一九八六年沈阳《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的办公室，和刘齐下象棋，陈言与许振强站在一侧观战。房间陈旧，阳光无力地照在我们的身上。落地窗和墙壁油漆斑驳，桌子堆满报纸杂志。他们告诉我，这个房间，当年曾是张学良的卧室。风流倜傥的少帅卧室！
第二年，就是一九八七年，在太原我看到极其类似的景观——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所在地原来是阎锡山的大帅官邸，多么令人遐想的地点啊！虽然当年将“匪产”分配作文化机构有些匪夷所思。阎大帅的房子暗道密布，鬼祟且阴森。相比之下，少帅府多了些儒雅之气，也依稀闻得到脂粉味。
一次，去五台山。长途汽车一路颠簸，许多人昏昏欲睡，韩石山唱酸曲为大家解乏。他这样唱道：“一更里来张秀才，你把老娘门拍拍。拍拍拍拍你白拍拍，老娘不是那货财。二更里来……”韩石山摇头晃脑唱完“张秀才五更全本”（张秀才耐心十足步步紧逼终于如愿以偿, 寡妇半推半就一本正经失身而不失贞），把大家的精神吊了起来。我看看眯着小眼满口黑牙的韩石山，活像《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诸葛。太阳照耀着一九八七年八月的那个下午，一段声色并茂的小调印入我的记忆，与它一起摇晃的还有蜿蜒盘曲的山路。
一次，还是在五台山，午后我们去佛母洞。许多人钻了进去又爬了出来，他们说里面没啥，只有曾镇南大大咧咧比划着说：“我觉得它很像猪肚”！下山时，那辆上海杨浦客车厂生产的大巴突然失控，一头撞向路边石崖……许多无神论者受伤了，曾镇南的脸肿得像猪头。
“一次，”我后来对人说，“我们在五台山遭遇车祸……”
一次在家翻检旧物，那一年（好像是一九八七年）去湖南拍的照片不知塞哪了——长沙、岳阳、常德、张家界——一辆破旧的旅游大巴玻璃窗震动着，夜色掩护下我看不到车轮从悬崖边碾过，只听见碎石滚入山谷。我们饥肠辘辘一路颠簸，车窗外漆黑一片。在拐弯处，车灯把一块写有“张家界”三个大字的界碑照的雪亮。那一瞬间我不晓得写这字的是沈从文，他老人家当时还健在。
半途我们在常德的青年旅行社住了一宿。那是一长溜的简陋平房，蒋子丹安排周介人与我同屋。湖南土烧酒和拌凉粉十分诱人，半夜头痛欲裂腹内汹涌，我起床如厕（那时候许多旅舍只有公共卫生间），走廊上我迷迷糊糊看见周介人独自徘徊。他说阿亮你的鼾声真是够级别。
我的打鼾迅速得到了惩罚。第二天晚上我接到通知换房间，三个“害群之马”被集中在一起：钱理群、吴福辉加上我。周介人笑吟吟地说，今朝夜里我总算可以好好困一觉了。
忘记谁了，可能前一晚与老钱或老吴同屋的那位。窃笑着对我耳语：你必须比他们先睡着！我说我在火车站候车室都能睡着……完全两码事！他强调说，或者你先喝醉了也是个办法。
我不相信。
我进入那个指定的房间。房里三张单人床，老吴躺在最里面靠窗的那张床上，和老钱聊天。老钱则坐在靠门的床边，好像睡意全无。我知道了，我的位置在中间。也许我的确喝了不少酒，人很困乏，我和老钱老吴草草敷衍几句，倒头就睡。半夜我醒来了我听到了什么啊！整个房间如同船舱底层轮机房那种轰鸣声，难道是从人的口腔鼻腔和胸腔发出来的吗？老吴那边仿佛有一台老式马达，声音单一，巨响，均匀，有持续性。老钱这边更了不得，足足一个重金属乐队！老钱的鼾声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一会儿如管乐齐鸣一会儿如口哨悠扬。突然，老钱这边的声音没有预兆地嘎然而止，只剩老吴的驳船还在突突行驶。多么安静啊！不过就是一艘船，猛然间，没有预兆地，老钱那边又擂起战鼓吹起了号角!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和蔡翔在洛杉矶机场遇到钱理群。他告诉我, 这次去美国开会主要为了会会朋友，其次是买一台“打鼾者睡眠呼吸机”。可能要两千多美元，老钱说。太太关照的, 必须买。我顿时想起了张家界的那个不眠之夜。
离开张家界的那个早晨，大伙儿还依依不舍地在准备出发的大巴附近转悠，他们或蹲或站和摆地摊的湘西老乡讨价还价。我和黄子平坐在车上有点无聊。窗外走过一个卖凉粉的女人，我从窗口伸手要了一碗。黄子平说，吴亮胃口真好。我说，你也来一碗？他眯眯一笑说不啦！这时候，大伙儿总算陆续上车，我端着的凉粉还没吃完哪（那个女人站在车窗外等这只碗），周介人说，不急不急。吴福辉说，吴亮真能吃。黄子平说，吴亮已经在吃第二碗啦！
一次，父亲从街上带回来几只“黄桥烧张家界饼”，看上去比王家沙蟹壳黄大一圈，又松脆又香软。我问父亲是哪里买的，他说在延安路沪光电影院过去一点，七十一路车站旁边。那时延安路还没有禁止自行车通行，去“杜六房”买酱汁肉我乱穿马路。尤其是上午，红灯形同虚设，警察不知道哪里去了。父亲六十多岁开始研究怎样煨牛尾汤，他还喜欢自制牛骨髓夹心饼干。他只吃泰康元利和采芝斋的饼干花生糖枣泥麻饼。这一切终成往事，它们如此琐碎。 现在，延安路被巨大的高架桥撕开，大片的绿地四周车轮滚滚。那些食物已杳无踪迹，父亲去了天堂。
一次，在淮海路社会科学院四五二房间，杨小滨对我说他马上要去美国了。我抬头望望，他依然一脸稚气。我读过他写的几首诗，他喜欢湖南小说家徐晓鹤写的《院长与他的疯人院》，它们同样费解而令人难忘。我说好啊，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他说总会再见的吧！这时候，我从他茫然的眼神里仿佛看到另一个世界，它将在他的面前缓缓展开。
一次，父亲和我谈起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名叫吴歧峰，像一个似曾相识的旧式小说里的人物，他六十年前就已去世。父亲后来每次提起曾祖父，我都能根据父亲的眼神确信，那一瞬间在他的眼前出现了曾祖父的幽灵……现在所有关于我的曾祖父的生前影像，随着父亲的去世彻底消失。一个永远休息的大脑带走了一切，我猜想曾祖父当初肯定也对年幼的父亲说起过吴家祖上的故事。
一次，住在苏州东门外的二舅来家里做客。吃中饭了，父亲给二舅倒酒。二舅说，一点点……两个老头敬过去让过来，父亲说，太少了，烧一条鱼都不止放这一点酒。二舅说，我不能和鱼比。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每天去粤式酒楼吃早茶（我喜欢虎皮凤爪、萝卜糕和鱼片粥）。淮海路原电影局大院，瑞金路乒乓房，长乐路老锦江饭店食街，划出一个自我软禁的铁三角。我的外出活动半径不超过五百米。对自由我已不寄期望，肉体快乐口腹满足，够了！读书和思想只会让我内心痉挛……
一次，上海文学的几位哥们开车送我回家。车子在家门口停靠，司机小王和路边一个骑自行车的酒鬼发生冲突，我上去一拳打断了那酒鬼倒霉的鼻梁。后来警察来了，他们把这个打架认定为一次由车辆行驶所引发的纠纷。警察把我们带到思南路一条弄堂里，我抬头看见一块“卢湾区公安局交通队”的牌子。一位值班民警开始做笔录，他和蔼地问：你还会打人？这时候，那个用毛巾捂住鼻子的酒鬼彻底清醒了。
一次，无缘无故想起了甘少成。一个四处游荡的流浪艺术家。此刻，他为我画的一幅肖像就搁在我左边的杂物架上头。画的下端写着“画老吴 1988.11 甘少成”。那天在新华路他女朋友家，我们喝了两瓶“尖庄”。老甘和我大谈法斯宾德，甚至预言般地说他渴望像法斯宾德那样夭折而死（老甘后来死于车祸，他酒后驾车撞在大树上）。临别前，他趁着酒兴给我画画。那时我也真够大胆，居然夹着画晕晕忽忽骑自行车回家。
老甘！现在我还常常在你画我的那幅画上感受到你留下的气息。
画家朋友英年早逝的消息每隔几年传来一次。又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生活嘎然而止，他们像停摆的钟，时针永远凝固在某一刻度旁。
（三）
一次，我们之所以总是记住“一次”，没有别的理由，就因为它只发生过一次。我知道，许多人在期待，他们对我“下一次”将写些什么有一点点好奇。是啊，有许多人物还没来得及在我的写作中出现，也许其中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出现。
一次，在圆明园福缘门外的小饭馆，有人悄悄告诉我，坐在对面桌子喝闷酒的那位是某著名诗人，他接着说，所谓著名诗人，就是那个他假装他已经是、其实他还不是的“那个人”。我当时也在闷头喝酒，这句复杂的话我没有马上听懂。
一次，北京西苑宾馆的一个房间，黄子平和我在背后议论某位新锐批评家的修辞风格。我说，此人常常用“我们一向认为”， “我们历来主张”这类句子。黄子平说，我猜他边写边在拍大腿为自己喝彩：写得好！我说，此人还频繁用“毫无疑问”、“由此可见”或 “总而言之”这类词开头作最后总结。黄子平说，我猜这时他的大腿可能已经被他拍红了。
一次，我与程德培在旅顺公差，趁便参观旅顺炮台和旅顺监狱。旅顺监狱除了收门票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去看空空荡荡的死囚牢房时，程德培说他有点恶心。后来我们穿过一片空地，那边散布着几栋两层楼的小木屋，进去才知道那是死刑室。我爬上二楼，站到绞刑架下，伸手抚摸包裹着牛皮的绞索，只听见德培在背后大叫“吴亮你下来！”我回头一看，德培木立在楼梯口，面如死灰。
一次，去暨南大学拜访殷国明。宿舍残破不堪，他从黑黝黝的蚊帐里钻出来，上身赤裸满地找鞋，手里还持一本书不肯放下。
一次，蔡翔父母回家乡过年，作协也已经放假。春节刚过半程，蔡翔就邀请我们去曹杨新村打麻将。那天真是尽兴，四个人从下午一直玩到第二天天亮。半夜我饥寒交迫曾去老蔡家厨房扫荡，看见煤气灶上炖着一锅五花肉百叶结水笋丸子。我手都来不及洗，伸出“二指馋”便把一只大肉丸子叼进嘴巴。没曾想这玩意儿其烫无比，我差点把它吐在地上！
一次，在太湖西洞庭山开笔会，我和唐铁海共住一个房间。老唐嗜麻将，无论输赢。那天夜里老唐、我、姚克明还有沈宗洲四人凑一桌。才玩到十一点，老唐居然间隙性地轻轻打呼噜，轮到老唐摸牌出牌老唐就睁眼，轮到别人摸牌出牌老唐就闭眼，真是厉害！
一次，在常州陪高晓声打麻将。高晓声戴上老花镜斜叼着香烟眼袋浮肿，好几次看错手里的牌。那个晚上我一直走神东看西看：房间家具十分简陋，没见几本书，床底下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空酒瓶子。
还有一次，那是一九八九年深秋，去愚园路茹志鹃家里打麻将。我的上家钱谷融下家是王西彦，茹志鹃坐在我的对面一手摸牌一手持烟。我略感拘谨，牌桌上没有什么话题，注下得非常小每把不到一块钱，而且王安忆和王西彦太太还在旁边观看。王啸平在亭子间读书，时不时走过来问：谁胡啦？大家把输的钱集中在一只小篮子里，茹志鹃说你们下个礼拜来玩我们用这钱吃饭。后来天暗了，沉闷的牌局终于结束，王西彦夫妇穿上大衣钱谷融围好围巾，我们鱼贯而出。在愚谷村弄堂口，钱谷融突然停下脚步问我：有李劼消息吗？我摇摇头。
一次，我对李陀说我正在写一本新书，一本叫《麻将之道》的新书。他说好啊，拿来瞧瞧！不久，其中的两章就发表在《北京文学》。那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本书我写到一半就无心恋战，现在手稿不知放哪了。五百格的大稿纸，好像写了一百四十几张。一九八八年那会儿，我兴趣太杂，精力也真是充沛。
说说建国西路的那幢房子吧。我忘了它的弄口号码，却记住了门牌：十一号甲。象北京胡同里的门牌。走进弄堂，右手第二条支弄拐弯到底，一扇小门，按一下右侧的电铃，有人出来了。一个老头用浓重的苏北口音问：找拉勾？（“找哪位”之意）假如我说我找马原，假如我的嗓门响亮，假如马原正在二楼呆着，（我模仿了克里斯蒂小说的口气）我就会听见马原的声音：吴亮快上来！知道马原的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吗？它就诞生在这儿，建国西路某弄十一号甲。
有一年年底，李庆西又来到上海，还是住在建国西路近太原路的那条僻静的弄堂里，我去看他竟然两个人相对无言（这房子里有太多故事）。天冷了，李庆西说，上海比杭州冷。你今年到上海来一共七次了，我说。（主说，你应当饶恕他七十个七次）有这么多？我都忘了。要我帮你回忆吗，我望望窗外光秃秃的梧桐树。我来为《小说界》修改一篇小说，郏宗培让我来的。房间很暗，谁都没想到要去开灯。只有两个烟头在一亮一亮。
一次，还是在建国西路某弄十一号甲，我遇到了莫应丰。晚饭后我和李庆西在底楼餐厅看电视，好像是一场足球比赛。莫应丰从三楼房间走下来，到厨房去热稀饭。他路过餐厅时朝里面张望，神情有些疲惫。我不认识莫应丰就把视线移回电视屏幕，李庆西开始和他寒暄……一年后李庆西告诉我莫应丰死了，他说你还记得吗，去年你遇到过老莫，那时候他已经查出来患了癌症。
一九八〇年初，卢坤第一次来我家玩。那时他的肝癌已到了晚期，脸色发暗。他送了我一只褐色的英格兰烟斗，上面还镶有银箍，刻着工匠的花式签名。他说我用不着啦你留个纪念吧！后来他请我去淮海路老松顺吃晚饭，他只吃了一点点……年底，卢坤去世了，我记得这一年去世的还有赵丹。
一次，我请父亲母亲到老松顺吃饭。出门前母亲将几件衣服换来换去，临走还擦了点口红。坐定后我让父母点菜。父亲说，简单些，我只要一个咕老肉，一个蚝油芥兰。菜端上了桌，母亲不停问每道菜的价格，还抱怨说，早知道这么贵我就不来了，这里一只菜，我可以为你烧一桌。父亲沉默了会儿，说咕老肉味道不错。记得那是在一九八五年，父亲将要去深圳。
一次，忘记应谁的邀请，去华师大给学生们讲“文学”。忘记我讲了些什么，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忘记了是不是难忘的一九八九年年底，只记得那是一个夜晚。忘记了当时的心情好不好，只记得王安忆孙甘露一同前去，还坐着旁听。好像学生会主席请我们吃了晚饭。好像孙甘露在热恋中，远道来看他的女孩子委屈地哭泣。
一次，在杭州九溪讨论“长江三角洲文学”。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没日没夜地聊，人人都揣着一肚子的写作计划。许多人走火入魔，大谈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海明威福克纳，还有算命八卦飞碟外星人野狐禅。沈善增当时比较低调，一个人闷写小说还业余闷练气功……许多年过去了，诺贝尔奖被入籍法国的高行健摘走，沈善增成了气功大师。
一次，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三楼的一个房间，我坐在莫言的床边听他聊高密。突然电灯灭了，整幢房子一片漆黑，楼道里作家班的女学员们大声尖叫。莫言点亮了一支蜡烛，重新坐下，用一把小刀慢慢地削苹果，他说这苹果来自高密。我走到窗前，大街上有几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围着一张绿色长桌，在惨淡的路灯底下打斯诺克。
一次，在杭州。阿城喝醉了，抱住酒楼的一根圆柱打转，吐了满地。许多人去搀扶他，我听见阿城大着舌头说：黄酒这东西，顺口！
一九八七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听了一次顾城的演讲，关于诗。他声音轻柔，眼睛里看到的仿佛是另外一群听众。后来我们坐车去山顶玩，谢烨与他寸步不离。顾城对我说，香港太吵。
一次，在社科院四楼走廊，我碰到裘小龙，他走到我身边朝我点头微笑，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他是个诗人，还翻译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后来裘小龙也去了美国，听人说他现在沉湎于写侦探小说。
一次，好像是过年前夕，文汇报在圆明园路老大楼顶层举办迎春舞会。李劼带着一个女孩，从电梯口出来，迎面碰到了快人快语的陆星儿。陆星儿热情地问：李劼你又换女朋友啦？几天后，李劼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以后绝不能再让陆星儿看见我的女朋友！
一次，我看见作协二楼走廊上的一扇暗门打开了。里面堆满了弃用的稿件和撕开的信封还有发霉的报纸……随手拿起一只信封，上面写道：《朝霞》编辑部收……一道光线，穿过雾般的灰尘，从通向三楼的木梯顶部射下来。空气里，游荡着另一个年代的幽灵。
（《书城》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