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73年和79年我两次参加农垦司主持的《国营农场农业技术手册》的编写，时为79年编写人员的合影。
如果把1973年3月我到四师科研所参加筹建算是文革后正式恢复工作的话，至91年2月我60岁退休，上天留给我工作的时间只剩下18年了。尽管在农大学习期间遭受肃反和反右的接连折腾，58年毕业后被发配到人迹罕至的北大荒，但还是痴想着在这么一个旷野里总该能让我为国家建设、也为专业探索做点事了吧？可还是在乱哄哄中过了15个年头，连绵的运动甚至“劳改”一直在吞蚀着我宝贵的岁月，真正让我放手工作的时间屈指可数。特别是从66年到72年的浩劫期间，整整7年，围攻批判、家破人亡，已是身心疲惫，确实连想死的心都有，又何谈其它。我渴望工作，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只求能让我安安心心地工作，把我有生之年都贡献在这块土地上。可是由于下面将说到的原因，在这块密虎穆（棱）兴（凯）平原上，我实际只又耽了11年。11年后就不得不离开了这块我熟悉的土地。在这11年里占据我全部生命的是两个内容；一是工作上的风风雨雨，另一个是我重新组织的家庭。为了回味和叙述上的方便，我将它们分别放在两篇回味里。有关家庭的重建在下一篇回味里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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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搞科研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想那样的生活：每天都需要读书钻研、无穷尽地接受未知世界的挑战，用探索性的劳动来构筑创造，用创新手段向大自然索取财富，那是多么诱人的生活！所以当1972年底，李副参谋长安排我去四师科研所时，我没有任何考虑，也没有具体打听师里对科研所的安排和筹建的前景，就欣然接受使命，满以为就此可远离纷杂的政治，踏实地搞点自己喜欢的业务了。怎能想到从此踏上的竟是一条如此坎坷的路途，继续无奈地空耗着自己有限的精力和已剩不多的岁月，最终筑就了一个残破的梦。
1973年正是文革后期，全国依然是继续突出政治。不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各级领导至少在口头上对搞科研还是重视的，“科学实验”是主席说的三大革命之一，谁也不能公开违背。各师都成立有科研所、各团都有科研连、生产连队里还有科研班，形成三级科研体系。只是科研连和科研班好办，主要是为本农场搞些品种比较和繁育，不需要投入多少技术力量和科研条件；但要成立研究所就不那么简单了，尤其在文革的大形势下问题更多。当时兵团各师都把辖区内原有的“东总”或“省局”科研所改名为师科研所。偏偏四师所辖的虎林、密山地界内没有科研所。其实、1959年原牡丹江农场管理局曾在虎林筹办了一个局科研所，取名东风科研所。1962年春王震带着北京农大的几位老师来垦区视察，并在八一农垦大学召开垦区技术会议，到会的有各农场场长和部分技术人员400多人，王震和北京农大老师在台上就座，大会自由发言。当讨论到油菜专题时，东风科研所的技术员王金龙上台发言，强调大面积种油菜可能带来的问题。不料王震是主张垦区当年种油菜的，并亲自指令要垦区大量调入油茶籽，听此发言火冒三丈，没等他把话全部讲完，当即站起来现场下令解散该科研所。那天我也在会上，亲眼目睹了这场“闹剧”。谁都没有想到，在讨论纯技术问题自由发言时，仅因该单位某位研究人员的技术观点和领导相左，竟殃及池鱼连整个科研所都被立即撤消的怪事。在这会议上我也曾就其它专题上台发了两次言，幸好没给王震发现有什么纰漏。但从此牡丹江垦区也就没有自己的科研所了。1968年四师成立时，正遇密山八一农垦大学停办下放，四师就把该校农学系留校的老师组织起来，在农大原址上挂了一个四师科研所的牌子。由于八一农大也是师级单位，四师管不了它，除师部在该所安插了一些行政人员外，实际没开展多少科研业务，和师内各团的生产也没多少联系。1972年春农大准备复校，四师又没有科研所了。这也就是72年年底连长训练班上李副参谋长安排我去参加筹建师科研所的由来。
科研所的筹建业务具体归师生产科管，1973年2月我正式以借调名义离开36团15连到了师部生产科。拿了师部介绍信到八一农垦大学去办理接收科研所的手续，实际是代表师生产科去接个头，算是正式进入了科研所的筹建工作。
农大接待我的是原四师科研所所长，实际是八一农大农学系党总支书记，还是我北京农大59届的同学许凤郊。我俩过去虽没交往，但农学系不少老师我都认识，何况还有校友情谊，应该说他对我的接待十分热情。饭桌上一面热情劝酒、一面大骂师部，倒让我不知如何应对。从他话里可以听出师部领导不懂业务、不支持科研工作、只重视安插三亲六故等。其中大多也是当时老农垦人对兵团现役干部较普遍的议论和反映，只是他说得更露骨罢了，我也没太在意。至于具体交接业务则非常简单。因为所谓的四师科研所当时只是个空架子，技术人员全是原农大老师，房屋和仪器设备基本都是农大原有的东西，农大复校后这些东西当然都回归农大。在一间屋子里我见到了由师部派任的原科研所杨副教导员，一位转业的义务兵，他给我看了一张分家后应归属科研所的人员名单，都是些出纳、文书、打字员等9名行政人员，没有一个技术人员，只有几件简单的仪器，如灭菌锅、台秤等，是师部出钱买的东西，还有一些文书印鉴和桌椅，总共也就够装大半个解放牌汽车，商定两天后由农大出车送到师部。所谓的交接工作就算全部完成了。
师部附近没有地，不能建科研所。这时来了位主管农业的杨清海副师长，他是非现役的老农垦干部，对成立科研所倒很重视，到处为建所选址。可是好的土地团里不愿给，他一个非现役副职夹在中间也是两难，正好这时36团的凉水泉科研连准备迁址，杨副师长就决定在该处建师科研所。
从位置来说凉水泉还真有某些优势。地处密虎铁路和公路沿线，有火车站，交通较方便；有耕地三千多亩，地势平坦，就位置和规模来说基本符合建一个师科研所的要求。问题主要是原有条件太差，不仅地势低洼、农田建设基础薄弱，更没有任何技术力量，也没有多少住房。除职工宿舍外当地曾是农场的一个砖窑，有些废弃的窑洞可供临时居住。总之从土地规划整理、房屋设备建设到人员队伍的调入，是彻底的白手起家，一切希望就等待杨副师长争取师党委的大力投入了。就这样，1973年3月四师科研所正式在凉水泉挂了牌子。师里还任命了科研所筹建小组，按营级编制，由42团调来一位孙教导员任筹建小组组长，还有两位副教导员，加上我和原凉水泉连队的郑队长，共五人组成科研所的筹建领导小组。当下修缮了几个窑洞作为我们的办公室和外来人员的宿舍。4月份，师部给所里调来了三名农业技术员，其中两位是1968年本科毕业的，另一位老戴是1960年山东农学院毕业的老技术人员，曾多年从事品种选育工作，倒是建所急需。由于条件十分艰苦，又远离师部，科研所原有行政人员除一位文书一位打字员外都不愿到凉水泉来，这倒少了人事上的不少麻烦事。就这样，这个所谓的科研所算是把架子初步搭起来了。杨副师长随即指示：当年就要尽快开展工作，要通过开展工作让师领导真正觉得建立科研所的必要性，这叫做用实际行动做领导的工作，以争取对科研所的大力投入。
想想当时的情形也着实让人可笑：这样的科研所可能全世界绝无仅有！除了在原生产队队部的门上赫然挂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科学研究所”的大牌子、文书抽屉里有两个大红印章外，没有研究队伍、没有办公条件，男同志全都住在废窑洞里，更没有任何仪器和设备。这也能叫科研所？还要开展工作？但不要忘了。这是在北大荒，有着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传统；当时还是文革时期，精神万能嘛！人们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何况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因为文革白白空耗了七年大好时光，现在总算有一个可以让你干点活的地方了，虽然是住窑洞、几乎一无所有，但终究是叫科研所啊，还不得舍出命来干！知识分子贱不就贱在总希望共产党能允许自己干点业务事吗？看看刚建所时所里原有的行政人员都争先恐后地通过各种关系调离，可农场的技术人员却还都千方百计地想进科研所，来住破窑洞也行，对比之下就太说明问题了！
筹建领导小组里只我一个技术人员，也只我一个非党员，分工负责科研。开展科研工作的担子当然就落在我的头上。我和老戴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我们自己虽然力量薄弱，但有师科研所的牌子，四师下属有14个团、各团科研站都有一定的技术力量和条件；由于过去没有对口的管理部门，他们一直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为引进一些新品种需要自已到全省去跑，试验也是各做各的，既缺乏交流也不够规范。我们以师科研所的名义，从发挥全师组织作用，强化全师科研网入手，把14个团科研站的力量组织起来，先干点事，把科研所的影响打出去，就可以争取时间逐步积累自己的技术储备。具体做法是在尊重各站自主性和独立性前提下，统一全师试验方案，统一调剂参试种子，共同讨论试验结果，面向生产，做好服务。这样，通过不同生态条件下全师多点的试验结果，绝对胜过他们单站的工作。还能借助兵团体制下的行政组织力量，既发挥自己的位置优势为全师生产服务，也弥补了当前自身力量的不足。我们又从原科研连的人员中挑选了几名较有经验的知青作试验员，组成了一个品种研究组、一个栽培研究组和一个小区试验班，紧密结合全师生产的迫切需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小区试验和原种生产供应。果然，这个做法得到了各团科研站的热烈拥护，科研所的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地但却是很快开展起来了。
但是师部有关科研所的筹建方案却始终没有下来。所给经费只有日常费用开支，房屋和农田建设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动。也许注定这四师科研所命该步步坎坷，1973年6月密虎地区遭遇严重涝灾，7月发生了小麦大面积不结实现象。全师播种的93万亩小麦中竟有17万亩严重不结实。不实的地块或地段小麦株高穗大，长势良好，看似丰收在望，但半穗甚至全穗无粒，使产量受到严重影响。一时间从师、团领导到各级技术人员都十分震惊，主管生产的杨副师长专程赶到刚组建的师科研所，责成我们必须尽快查明原因找出防治对策，并把这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可所里既无专业技术力量，更无仪器设备，小麦又成熟收获在即，不可能再进行任何生理或病理分析。我只得带了一名试验员，于麦收期内在发生不结实现象最严重的37团，抢在收获前进行大田调查。
其实那年黑龙江发生小麦不结实的情况不仅在我们四师，生产兵团的三师、五师、六师都相当严重，全兵团小麦不结实面积达80万亩以上。惊动了中国农科院小麦专家金善宝院长，从北京派人前来调查，足见这一问题影响之大。这种现象虽在1971年也曾较大面积发生过，但没有今年重，而垦区以往则从没有大片发生过，只是听说五师音河农场几乎年年都有。可直到当年冬天，无论省内外各级农科院校的老师、教授，或兵团的各级技术人员对此说法都莫衷一是。有认为是受开花期高温、雾、阴雨等气候影响、即所谓天派，有认为主要是土壤条件、耕作栽培措施造成的、即所谓地派，各派还都有自己的调查依据。我在几十万亩麦田里和农场同志共同跑了一个多月，收集了不少对比数据，也写了调查报告，观点是属于地派的。但仅靠一时的田间调查，确实无法说清各种问题的内在关联和实际成因，所形成的推断和建议显得较为空泛，问题显然远没有解决。
凉水泉的耕地原本低洼，科研所仓促定点更没有进行任何农田建设。6月份的涝害使试验地里积水严重，住在窑洞里的筹建小组和技术人员也全都泄了气。杨副师长在师里对科研所的建设既孤掌难鸣，又忙于全师抗涝和小麦不结实问题，无暇顾及。正巧那年9月我被抽调到农业部农垦司去芦台农场参与《国营农场农业技术手册》的编写工作，整整写了两个半月。回来时只见所里的孙教导员、老戴和文书等人已全都集中在师部一个空闲房子里，成天以下棋打发时间。从农大拉来的那几件仪器和桌椅又用汽车拉回了师部，那个凉水泉连队和该队全部土地又送还给了36团，筹建四师科研所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在汽车的来回奔驰中划上了句号。窑洞、汽车与研究所，这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成了我们1973年筹建兵团四师科研所第一年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物，是我们日常工作中随时需要讨论的话题。因为那一年我们的科研所，正是住在窑洞里，而且经常跑在汽车上（搬家）的。
一年的时光又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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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清海确实想把师科研所搞起来，那年冬天他依然到处在为科研所选址。但究竟只是个非现役的副师长，在建设兵团以现役为主的体制下能量有限，没有师党委的决定他到各团去实际上招呼不动。一个冬天很快过去，1974年4月已是春播在即，建所问题必须立即定下来。他斟酌再三最后决定把师科研所合并入38团科研站，实行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师团双重领导。于是我们在师部闲待了一冬的全部人马，总共也就十几个人，连同那点家当又用汽车从师部拉到了位于卫星的38团，科研站就在38团的团部——卫星镇。
38团的前身有些特殊。虽然他原是八五○农场的五分场，但在东北农垦总局时期成了农垦部实验农场，直属部里领导。1963年王震还曾从北京农大约请了10位教授，针对当地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该场试验站布置试验。北农大抽调了10名1962年的毕业生配给这些教授作助手，每人按对应教授拟定的试验方案，夏天来此做试验，冬天回北京在农大做样品化验并写试验报告，有人称为准研究生。1966年文革爆发，此项工作中断，10位学生就此留在了农场。组建兵团后这个部试验农场改编为四师38团，试验站也就成了团科研站。所以这个科研站的技术力量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比其它科研站确实要强得多。
但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拥为这样一个科研站，从农场到普通技术人员的眼眶自然也就比较高，根本看不上当时师科研所来的那几个人。更何况当时师科研所是营级、而团科研站是连级，在一切都讲官阶的中国和部队里，更让原来团里和站里的领导感到别扭。团里不少人认为这是杨清海想以此吃掉他们的科研站，戒心甚重，极力希望把这个科研所撵走，或者直接就把师里来的那几个人撵走。更何况历来所谓双重领导单位经常是矛盾丛生的单位。该有人管的事互相推委，不用人管的事谁都可以插手。杨副师长不是不知道这点，但他说他没有独立办所的力量，目前只能采取这办法才能把科研所办起来。就这样，首先由两方面的人凑起了一个领导班子，仍叫科研所筹建领导小组，可实际是师里来人时总找原师里的人谈事，团里依然还找原团里的人商量，这样显然很容易滋生派性。谁为主？谁是谁的人、谁在支持谁？如此等等。这原本也是某些中国人最喜欢搞的名堂。更何况正值文革后期，派性的遗风正炽，有人搞起这些事来更是驾轻就熟，使得双方关系从一开始就相当别扭。
科研所筹建领导小组由6人组成。师里2人团里4人。我们的孙教导员任组长，38团科研站原指导员任副组长兼党支部书记，成员有原站里的站长和两位副站长，负责管全所的生产和行政，再加上一个我，我分工管科研。这样拼起来的班子其工作情况可想而知。
不过通过杨副师长的努力我们还是从师部得到了一定的支持。除每年由师里直接下达一些基建指标，逐年盖了科研办公室、家属房和化验室外，还陆续调入了一些技术人员。先后调入了五位老同志，多为文革前农场的主管技术员。又接受了几名八一农大的工农兵学员，连同原有的、含38团科研站的人马初步建立起了种子、土肥、栽培三个研究组，一个化验室和一个情报资料室。连实验员在内共有科研人员约30人，另有一个主要为田间试验服务的试验班，使所谓的科研所似乎真有了一个初步的架子。
但要想真正开展研究工作却遇到了较大的干扰。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那时候的政治形势总是不能让你安安心心地搞业务；二是技术队伍内部人员和认识上的种种分歧，又很难把大家组成一个合力。这两方面的冲击，再和上面说的所站矛盾及双重领导等单位派性纠缠在一起，推波助澜、暗潮涌动。对于一个想尽快打下一片天地的新建所来说这些问题可真是致命的。
首先，1974年正是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在北大荒也同样热火朝天。各种政治口号和人员批判应接不暇，虽然多数科技人员对此不仅糊涂而且早已厌倦。但政治学习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不仅要占去不少宝贵时间，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在政治运动的重压下依然抬不起头来。尤其在有如此派性基础的单位，更有人借此兴风作浪。对孙教导员还维持着表面的客气，而我这个师部派来分管科研业务、出身又不好的臭老九、还不是党员，就成了某些人搞小动作的主要对象。有人经常利用我做的一些事或说的话，结合当时各项政治批判运动，给团部广播站写广播稿，倒还不敢直接在所里搞，但小喇叭是拉到各家各户的，谁都能听见，也包括科研所。利用上挂下连的文革手法，不点名地影射批判并向全团广播。什么典型的“单纯技术观点啦”，“不尊重贫下中农啦”，……甚至露骨到今天我刚在自家门前摆了一排小麦盆栽试验，广播里就说“这是对批邓示威、用科研冲击批判右倾翻案风”；76年我曾作为观察，随意引种了几粒文冠果，广播里又说“我们这里也有江青的忠实追随者，江青就喜欢文冠果”。总之，一听广播大家都知道这稿子影射批判的是谁！可由于没有点名、又是团里广播站广播的，听了你也没法去找去。这种集政治污蔑和派性矛盾搀杂在一起，实在无聊之极。好在我还经过些风浪，对这些小动作只是感到恶心而已。
其次，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知识分子仍属改造对象。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外，首先必须参加劳动。不仅在田间试验中要和工人们一样干活，农忙时全体科研人员还要放下试验，经常去参加大田生产劳动。这常成了筹建小组中我和管大田生产的原副站长发生意见争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的试验也都是田间试验，农时一到你忙我也忙。可当时的观点似乎只有到大田里去干活才是劳动，在试验地里干活就不是劳动。而他更常以大田农时紧张为由要求组织全所突击，一切科研活动都必须暂停。作为科研所竟不能保证科研活动，现在看来简直难以理解，然而那时候却又十分自然。因为从中央的整个政治调子来看，知识和知识分子原本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1973年发生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1974年12月2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好》的社论；还提出“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特别是1975年的朝阳经验、七二一指示，更重申了对知识份子的“两个估计”，强调要组织有实践经验的工人管理学校。农场里各中小学都进驻了贫下中农代表。上级还下发了大连光电所等国家科研单位选拔工人担任研究室主任和课题组长的经验。领导小组专门就此组织文件学习，要求我立即对各研究组进行改组，把原来由老技术员任研究组长的一律改由工人（试验员）来担任。起初我认为这简直是开玩笑，哪能搞科研还不让技术人员当主力，既然这样还办大学干什么？但这马上就提到了你究竟是执行什么路线、依靠谁的高度。最后只得采取折中办法：各研究组均设正副组长，由工人身份的老试验员，多数是知青任组长、主管行政，原技术员组长，所谓知识分子改任副组长、负责课题业务。虽然由此仍产生了一些矛盾，但总算把事情应付过去了。现在想来，当年中国的事情也着实让人可笑，多念了几年书，连个技术组长都因此当不上，大学毕业的只能接受中学生领导，谁让你叫做什么知识分子了呢！
最后，除了政治上的干扰外，队伍内部也有不少问题。到1975年所里拥有的约30人科研队伍中，其来源构成大体是：由师里陆续调入的各年龄段技术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原38团科研站的技术人员占三分之一弱，另三分之一强是以知青为主的老试验员。这样一支来源各异、参差不齐的队伍，认识和意见不一原就难免，更何况有着上述派性的干扰，更难齐心。可在当时情况下，科研所的紧迫任务就是必须尽快为全师生产服务，迅速做出成绩，让各团、也让师领导感觉到科研所有作用，才能支持科研所的建设。这原本也是一切企业办科研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的主要工作方向就是要求各研究组均面向全师、加强生产调查，掌握生产上存在的紧迫问题，并按各自的专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短平快项目，为推动生产服务。但这方针受到了原38团科研站中曾专门配合北农大教授做试验的部分技术人员的嘲笑和抵制。他们坚持认为大田调查不是科研，农业科研必须摆小区、搞数理分析。并奚落说那些凭生产调查写出来的文章都是综合别人意见凑出来的，既没水平也没科学价值。这种认识对一个基层农业研究所来说显然是片面的。我能理解他们这种认识的由来，因为他们过去是专门给北京农大知名教授做助手搞试验的，其中有些教授我还比较熟悉。一年里只是按教授出的方案做几个小区试验，可以说他们的业务经历和科研思路的“根基”并不在全师几百万亩的广阔天地里。可我们这样的科研所既不可能再走他们过去的路，更不可具备样的研究条件。我坚信数百万亩农田里有着无数科研思路和作物规律的启示，它既是我们一切农业研究的归宿也是我们研究思路的源泉。这种分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学院型和生产型科研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避免把这种争论和单位派性再搅在一起，我回避了争论，采取各干各的方针。谁认为该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何况当时这样一个研究所，原本也没有什么严格的科研管理制度。
说起当时情况的确让人泄气，我们这些所谓的科研人员，一方面要求全力搞好科研，为农场服务，尽快做出成绩；另方面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在夏锄麦收等农忙季节和所有工人一块在大田里起早贪黑突击干活。这再不够，还要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批判。任一方面稍有不周，就是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可我又实在太希望自己能做点业务上的事了。要知道，1975年我已经44周岁了，一生的太阳早已偏西；从农大毕业也已17年了，想想当年在入学时一心希望为国家建设努力学习和探索的热情与梦想，那种既不可望也不可及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其实我的要求真不高，更知自己出身不好、世界观永远要改造，既没有提拔重用的奢望，也没有物质享受的追求；对艰苦的北大荒我安心边疆建设，不怕累不怕苦，只求能让我做点业务上的事，再不要让生命就这样白白地耗下去了，我已经没多少时间了啊！因此当来到了师科研所，虽然筹建中的问题那么多，条件那么差，矛盾又那么多，我就像是一个已多年挣扎在波涛中的溺水者那样，死死地抓住这块破木板不放，毕竟无论这块木板再朽再破，也还是块木板啊！
就这样，我根本不管派性和小动作的干扰，如饥似渴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一切能做的事，面向全师生产，尽力发挥这个刚筹建起来的科研所在全师生产中的作用。我提出的口号是：“要让全师各团甚至整个兵团，都能感觉到有这么一个科研所的存在”。为此，那几年里我和所内的某些同志，主要是从师里调来的一些农场老技术人员一起，确实可以说是摈弃一切干扰，艰苦创业，忘我地为这个刚筹建起来的科研所做出了拼搏般的努力。
我们继续组织和完善全师的品种试验网。通过组织联网，完成了全师品种区划，每年统一试验方案、共同汇总试验结果，这对推动各团品种试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几年里全师先后确定了黑农26号大豆、嫩玉一号玉米，以及部分地区龙麦175等生产与后备品种。同时我们自己的育种组开展了对各后备原种的提纯复壮，无偿供应各团，特别是玉米自交系亲本的原种生产与供应，深得各团科研站的欢迎。同时我们也开展了自己的育种和南繁，当然要出自己的品种至少还得十年以后。
除品种外我们也组织了全师的肥料试验网，提出了师内不同地区各主栽作物适宜的施肥配比。还以四师科研所的名义编辑出版了技术刊物《科技资料》，不定期出版，既为本所及本师技术人员构筑交流和发表的园地，也以此宣传和扩大我们科研所的影响。
除组织全所科研联网工作外，我还参加了省农科院土肥所《草炭利用》的课题研究。通过全师生产调查和在有丰富草炭资源的38团10连布置田间试验。最终探明：黑龙江由于气候寒冷、土壤有机质丰富，草炭主要只是一种物理改良剂，大量施用可以改善粘土性状和提高沙土保水性，但从植物养分来说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肥料。这就纠正了当时农场和农村不少基层干部对所谓“草炭肥”的模糊认识，曾经冒着数九寒天、全队老少在沼泽地里大挖草炭，作为积造肥成绩上报。此项课题后来还得了一个管局和省厅成果奖。
当然所有以上这些工作从严格科研意义上来说水平并不高。但作为一个刚组建起来的企业型研究单位，既无技术储备、又缺设备经费的条件下，这又是立即在生产上发挥作用的最好的、即使不是唯一的办法。
这段时间最占据我心灵和精力的还是那个小麦不结实问题。它像个谜团一样地吸引着我，一心要探个究竟。根据1973年对数万亩麦田的调查结果，发现不结实田块的地段分布、严重程度，和土壤类型、地势及耕作栽培措施有显着相关性。为进一步搞清原因，从1974年开始，我与37团科研站戴书友、炮连技术员吴淼湖等共同合作，在上年发生不结实最重的37团炮连粘质冲积草甸土上布置了上百个田间试验小区。孕穗后、抽穗前又与东北农学院小麦专家李文雄、植物学和植物生理等多位老师协作，进行田间植物学观察、显微镜检测，某些生理指标的测定。终于查明：小麦不结实的生理原因是花粉败育。发生败育的时间在抽穗前、即花粉母细胞四分体，单核-单核靠边期时发育中止。花粉粒萎缩、无淀粉反应，雌蕊仍正常。我们在各处田间检测了近千个样本无一例外，可惜73年我们开始调查时小麦已成熟，无法进行此项检测，否则问题可能更早搞清楚，当年也不可能如此意见纷纭。
这种花粉败育与当时南方油菜不孕现象颇相似，南方的研究已明确这和土壤缺硼有关。该年五师56团在连年发生小麦不结实土地上用硼酸做种肥即曾获得全部结实，他们因此断定是土壤先天缺硼，决定从1975年起在生产上全面推广小麦施硼酸种肥的措施。但五师这个简单结论不能解释四师的复杂现象。因为在土壤母质先天缺硼的土地上小麦应该年年不孕，不会只在个别年份才不孕，更不会不结实地段年年“搬家”。尤其我们的田间实验表明在四师主要耕地土壤白浆土上，硼酸种肥会造成严重烧苗。因此1975年我和37团的同志继续自行深入探讨，在既无经费，亦无测定硼的仪器设备情况下（当时不仅兵团、连东北农学院和八一农大均无此条件），要想弄清楚是哪些土壤和植物环境因素影响了硼的有效化，似乎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只得采用一系列盆栽、框栽及田间试验进行调控性的实物验证，当然这样工作量将成倍增加。我自嘲地说：“这是让植物自己来说话”。
虽然由于1974年、尤其75年后四师地区气候较好，各项耕作措施恢复正常，小麦不结实现象逐年减少到基本不见发生，各级领导对此问题已逐渐淡化。但我们几个人出于要探个究竟，仍一直自行坚持试验到1977年。最终做到完全可以通过人工控制土壤水分和耕层紧实度的办法全面复制当年春小麦的不结实现象，基本查清了问题的成因：由于当地土壤有效硼在临界值范围内，我们送了两个土壤样本请南京土肥所刘铮先生作了测定，确证了这一点；如果当年小麦孕穗期遇田间过涝、或耕层板硬降低了有效硼的转化和小麦根系的吸收能力，就容易招致生理敏感期缺硼，此时若在孕穗初期根外追硼还可以补救。正是当年兵团种地不讲科学，72年秋涝大面积过湿作业、73年6月又遇雨涝，影响了土壤硼的转化、吸收和植物根系的发育，从而造成当年小麦大面积不结实，我们据此提出了今后的生产预防措施和予警建议。
通过这项工作，我自己学习了不少植物学、生理学和土壤电化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简易测试方法，这也许可说是那几年里我真正的最大收获。
1976年是神州大地剧烈震荡的一年，周恩来逝世和“四五”天安门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唐山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遥远的北大荒虽然不了解详细情况，但也承受着震撼。只是十年文革中今天批这个、明天揪那个，昨天是领导人、后天又成了特务，使年青时曾如此热衷于政治、热望着党的我，此时对政治已由迷惘走向了厌倦，又从厌倦产生了某些怀疑。那一个个高亢的口号，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动辄就激荡自己的热血，反而打心底里滋生出某种反感，这实际上也是党以他自己的行为在我心里损害了他自己。因此当张逊打开4月5日天安门事件报纸时，我首次说了一句当年我俩都感到震惊的话：“实际情况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哩”！
不过，作为集权国家的中国，中央的政治颤动总是要波及神州每个角落的，北大荒当然也不例外。1976年2月26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又改组为黑龙江农垦总局，原来的现役军人或转业或回沈阳军区。四师又改为牡丹江管理局，我们的科研所也就跟着在年内改称为牡丹江管局科研所。北大荒又回到了原来的农垦系统，作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这种体制上的变来变去我们早已习惯，只是每次折腾都会带来人员和机构的动荡。现役军官逐渐走了，杨清海由副师长改任局党委书记，对科研所的支持加强了，并决定增加农机研究内容，调入了搞农机的曹副所长和一些农机技术人员。但双重领导和筹建小组的体制暂时还没有变。
由全国政治形势引发的另一个冲击，是从1977年起垦区越刮越烈的知青返城潮。就我们科研所来说，知青不仅仅是组成试验员的骨干力量，有的已作为技术员使用，而且也是构成近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的主要成份。1977~78年他们成批回城，包括工农兵学员，总计返城的知青约占全所科研队伍一半以上，给刚刚有点模样的科研所队伍建设又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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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是杨清海书记的作用，再加上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被称为“科学春天”的气氛下，1978年春牡丹江管局科研所由原来的营级升格为独立的县团级单位，定点辉崔，并把原38团21连划归科研所，距离38团团部约5公里。并派场级干部刘海山任所长、还有闫副书记等，原孙教导员提升为副所长主管科研。下设农业、农机、科技办兼情报等三个研究室和一个良种场。3月，科研所和科研站正式分开，原则上原团里的人留团科研站，原师里调入的人员均归科研所。但因需要建房等原因，当年人员仍暂住原处，随科研所在新址的建设进程逐步搬迁到辉崔。原曹副所长改任农机室主任，我为农业研究室没有主任的副主任，因为我不是党员。
这实际是又一次平地白手起家重建科研所。但应该说，在当时条件下除辉崔地处较偏僻，离团部等生活服务中心有一定距离，这个较大缺点外，如果真下决心建科研所，从长远看如此安排基本是正确的。不仅解决了双重领导问题，从位置上说：辉崔紧邻密虎铁路和公路，交通方便。特别21连是个有一万三千多亩耕地的大连队，改为事业单位直属企业，称良种场后，除划出千亩地作为建所用地和科研试验地外，每年的盈利可以支持所里的日常经费补贴，以企业养事业，使科研所今后的发展与完善拥有了自身的经济潜力。关键在于局里是否真有决心在较短时间内，平地把一个科研所建起来。
基建任务从一片空旷的平地上开始，工字形实验室和办公室当年落成，职工宿舍和配套用房也逐栋在建，我们都参加了建房劳动。三百多亩地的小区试验地分区轮作规划在当年春播前完成，育种、栽培、土肥各研究组的试验区各有其所。研究人员虽然少了许多，但原由师里调来的基本骨干还在，已恢复由老技术人员任组长。只是人员暂时还在卫星科研站住，每天由小拖斗从卫星往辉崔试验地来回接送。就这样一直又跑了两年。
但是，1973年科研所初定凉水泉时所内行政人员纷纷离去的那一幕再次重演了。随着杨清海书记不久调任总局副局长，牡丹江局对科研所的投入强度迅速下降，由于有21连的支撑日常影响没有很快显现。新建的领导班子中一把手刘所长、闫副书记等相继调离，实际又只剩下刚提任副所长的孙教导员孤身一人，这也难怪，从这些农场领导来看，科研所的摊子、规模、基础、生活条件，又怎能和已建成多年拥有几十万亩耕地的农场场部相比，谁又愿意白手起家在平地上新建一个没有啥油水的单位。接下来两年内，连农机室曹主任、科办王主任及部分农机技术人员也陆续离去。当1979年秋我再次参加农业部农垦司在北京双桥农场对《国营农场农业技术手册》再版修订，所内人员也正式由卫星向辉崔搬家时，连从凉水泉时就来到科研所的育种组组长老戴也携其夫人离开了科研所。加上知青基本返城，只剩下我们几个搞农业的老农垦技术人员，他们既早已习惯艰苦的生活，又怀着几十年生产实践中得到的一些启示，渴望着在这块尚有可能印证自己想法的试验地上坚持拼搏，根本不计较再次白手起家和全家生活条件的困苦。有人曾说：别看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是挨批受压，可他们的心还真是向着国家的，对垦区、对事业一片虔诚，只希望能干点事，生活方面自己什么都可以不顾，他们的敬业精神才是真正的无私奉献！
局里有关这个所还能不能办下去的议论又时有所闻，科研所的建设似乎又到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关口。对此，1979年底我曾有打油诗一首为证：
七年筹建未见头，
四次定点五番走；
借问如来香一柱，
明年再往何处筹（愁）？
但是，靠了这些老同志的坚持，这个科研所还是挺下来了！又从农场陆续物色和调来了一些技术人员；从农校先后接受了两批毕业生，重又建起了一个约30人的农业科研队伍，虽然从总体上来说多数学历并不高，当时也确实没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可分配。1980年初老孙升任科研所一把手、书记兼所长。原21连的生产队长为副所长，但仍兼良种场场长、常年在良种场。整个所部的工作还是落在老孙一人身上。
老孙比我小两岁，从凉水泉开始我俩就在所里共事，一起经厉了十年的建所风雨。他确实为此有相当的付出，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努力和作用。我俩个人交情不深，但相互还比较了解。他是1958年进军北大荒的转业军官，炮校学员、头脑够用、当过会计，后一直从事政工工作。因长期在农场基层，对农业技术有一定理解，但就科研业务来说终究还不是专业干部（原本也不应有此要求）。从营级到团级他一直是这个所的党政一把手；既具有当时政工干部对知识分子那种固有的戒心和成见，又担心别人觉得他是搞政工的不该挤身在技术干部的行列；特别全国科技大会后，兄弟所的所长已大多由业务干部担任，挤身在这样的队伍里，他这种心情也就更显突出。每当总局召开各所业务会议时，他常常叫我去参加；可次数多了又担心这会影响他的声誉和在所内说一不二的地位，心里却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在农业科研的具体业务上也实际管理着这个科研所。就这样，从凉水泉时开始，我就一直以这种“农业科研负责人”的身份，协助老孙参加所外的活动并替他管理着所内某些具体的科研业务。这虽然扩大了我的活动范围，了解了不少外面的情况，但也消耗了我许多时间和精力，影响自己全身心地做点原本想做的实实在在的课题研究工作。
1978年后，全国形势飞速变化，虽然我们在遥远而又封闭的北大荒，不能深切理解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但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拨乱反正的评价。尤其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使大家明确感受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连具有深厚部队传统、一向重视出身成份的北大荒，也开始把一些技术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了，学历似乎忽地又成了“香饽饽”。一时间、多年来总到处宣扬自己是“大老粗”，成天把“咱工农干部可不像你们喝墨水的”这话挂在口头上的人，忽然间也都找开了自己的学历，到处写信开证明：“红专大学”能否算个大专？那个“一年军校培训班”、被伟大领袖中途停办的“技校”，只要入了学、管是念几天，怎么也得算个中专吧！尤其当职称评定开始，这种“打证明”的风头就更猛烈了，你们在技术岗位上的知识分子有技术职称，什么工程师、农艺师的，我这个领导你们的人怎么也得闹个经济师、政工师，大家平起平坐，似乎一夜间所有的人又都成了知识分子。让人感到真是变了天地、换了人间。当然，这里说的是主流，实际思想情况又要乱得多。已是1982年，所里调来一位史副所长、分管行政后勤，依然经常要求全所科研人员早上四点起床突击、打扫卫生；全所就一台吉普车他自己成天占着。有人对此有反映，他竟勃然大怒，在全所大会上讲话时公然说：“车我就是要坐，你们技术人员有意见，不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长这个屁股”！这事虽是个例，但由此也可见几十年来至少在北大荒部分工农出身的官员头脑中，积淀下来的对知识分子的传统歧视有多深厚。
其实，就我所接触到的北大荒那一代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技术人员来说，他们经历了几十年艰苦岁月的磨练，绝大多数人确实可说是已经“超凡脱俗”，不计名利、不图享受。最关心的是希望有个较好的工作条件，能顺心地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满足了这一点，即使再苦再累也常无怨无悔。当时垦区曾一度以为对知识分子的重用，就是将他们安排到行政领导岗位上来，似乎不当官就没重用。这种认识在官本位的体制下有其一定道理，确实只要当了官身价待遇立即提升，但从人才使用来说实际是片面的，不完全的。行政领导岗位需要的是另一门艺术，对有些知识分子来说，也包括我，很可能是用其短而弃其长，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曾长期压制知识分子、使之从无行政锻炼机会的国度里。
不过当时最使我激动的是在全国这种蓬勃发展的大形势下亲身遭遇到的刺激和感受。比如：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农业现代化讨论会上，亲耳听到老教授用颤抖的声音声泪俱下地诉说文革已使我国农业科技远远落后于世界的控诉，说：“我原来在美国教的学生，今天他写的书我都看不懂了！”；在参加总局科技处组织的考察团从北京跑到海南，亲眼看到各地科研单位正雄心勃勃一心要重整旗鼓的劲头；特别是当我在北京新华书店翻找图书时，突然惊讶地发现：由于八十年代世界掀起了生物科学数学化的热潮，我历来喜欢的植物生理和土壤书籍竟然多数真的看不懂了……。这对我的刺激实在太大了！确实有一种可能要被淘汰的感觉，一定得赶上去！买了一些书，每天利用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读着，几乎天天晚上都到12点以后才睡觉。除了新的业务书外特别是补数学，因为我们当年农学系不开数学课，我又重新自学了数理统计、微积分。1979年又参加了浙江农大举办的运筹学和线性代数学习班。这种饥不择食的“恶补”，又在荒僻的无人指导的北大荒，全靠自学硬啃，确实事倍功半。除解除了我读业务书中的遇到的某些“拦路虎”，扩大了科学视野，破除了对生物数学的神秘感外，对我当时课题研究的直接作用并不很大。但是它却使我深切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的世界性，以及我们曾经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愚蠢和落后。
1980年初科研所的人员队伍已基本充实稳定。除两名农机技术人员外其余都是农业科技人员，我建议老孙彻底重组研究室。成立了土肥、耕作、栽培、育种、园艺五个研究室及科研办，科研办下设资料室和化验室，把农机和化学除草研究人员并入新成立的耕作研究室。原各研究组长直接担任研究室主任，我自任耕作室主任。这样，不仅科研所的架构走上了正规，有利对外开展学术交流，我自己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真正干点想干的实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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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1978年科研所脱离38团独立，摆脱了种种派性干扰后，我已经在所内自己搞些正式的研究课题。当年就和土肥组叶敏林一起主持承担了总局有关白浆土改良的研究，后又列为省三江开发研究项目。白浆土是牡丹江垦区，也是整个三江平原的主要耕地土壤，由于土体构造不良成为全省重要低产土壤之一。我们从1978年开始，通过大田调查、小区试验、土性测定与示范推广，课题组全体同志经过四年努力，完成了有关白浆土肥力特性、开垦后的演变过程，导致低产的主要限制因素，以及利用逐年深松、增施新鲜有机质、提高库容、活化土性的综合改良培肥对策研究和示范推广。予1982年6月通过了总局组织的成果鉴定。这也是我们这科研所第一次组织正规的成果鉴定，大家都十分兴奋。在各项成果内容中，有关新鲜有机质对活化白浆土土性的显著作用这一点，连我们自己事先也没能想到。由于北大荒地处高寒、白浆土粘板冷凉，虽表层有机质丰富，但微生物活性低，利用秸杆、绿肥等新鲜有机质，作为生物能源，而主要不是作为营养元素施入，可以大大提高土壤的微生物活性，从而活化土性，产量也有明显增加。由此产生了在高寒地区由于微生物活性低，不但需要施用通常的营养元素肥料，而且需要生物能源肥料的观点，对寒地农业有一定的启迪意义，该论文后被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收入汇编。
在此启发下，我们又仿效英国洛桑试验站设置了数十亩长期肥力定位试验。仅仅五年，连续施用新鲜有机质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虽未显出有所提高，但土壤微生物活性、速效养分和作物产量却显着增高。这也说明了坊间常把有机质总含量作为判断土壤肥力绝对指标的观点，实际有其片面性。必须考虑有机质的品质和活性，这在高寒地区、因土壤微生物活性低就尤为重要。我们真想把这定位试验坚持下去，像英国洛桑试验站的肥料试验那样坚持它几十年。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做到的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从没有人去做呢？如果能在几十后再去对比分析这些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将能得到多少宝贵的科学数据啊！
虽然通过白浆土改良课题，我读了些土壤方面的著作，结识了些土壤学家，也参加了省土壤学会的学术讨论和论文交流活动。但土壤终究不是我的专业，当1980年所里成立耕作研究室后，我的主要活动就转向了耕作。八十年代黑龙江的耕作研究侧重在具体耕法上，如耙茬、深松、间隔深松等等，统列入少耕法。对各种少耕措施，经常是各说各的好，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却常有不同结果，莫衷一是。农业院校的耕作学课程这时又有向农业生态学发展的趋势，但偏重宏观论说多，和生产实际相距尚远。根据自己多年对运用农业措施必须强调条件性和两面性的体会，认为不可能有绝对的耕法，任何一种耕法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农业生态条件，突破点就在于把二者结合起来，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各种耕法的作用实质，将耕法应用作为调节当地气候土壤等环境因素与作物需求的一个杠杆，进行动态的耕法区划研究，而不能企求以一种耕法走遍天下。
为此，我们耕作室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在所内设置了上百个人工模拟小区，将不同耕法造就的各种耕层结构，分解还原为：不同耕层紧实度（孔隙构成）、虚实结构、层次排列、地表状况等五类耕层构造“元素”。可以认为：任何土壤耕作措施都没给土地施入任何东西，不同耕法之所以产量表现不同就在于它创造的这些耕层元素组合，是否适应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为此，我们需要分项探明以上五种耕层构造“元素”，每一种对土壤水气热状况及当地作物生长的周年影响，以便为不同生态条件下耕法的合理组合应用明确理论依据。二是，整理各地历年农业气象资料，计算各主要作物各季水分平衡状况，结合土壤普查资料，找出各分区的主要限制因子和影响时段，为耕法应用明确地区特点。三是，综合以上两方面结果，在牡丹江管局14个农场400万亩土地上划分了五个土壤耕作区，分别提出该区土壤耕作要解决的任务和对常年少耕体制的建议。应该说这一思路实际也和在北农大时候就感悟到的所谓“栽培学理论”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一思路，跳出了当时各地单纯进行耕法对比试验、就耕法论耕法的圈子。也丰富了过去耕作学教科书上把耕层构造仅仅归结为不同容重的简单认识。用宏观的生态分区和微观的模拟耕层研究相结合，我们自己戏称为这是“反弹琵琶”。在此期间，我也自学了许多有关土壤水与孔隙构成、水分运动机理和农田生态资源评价等方面的理论专着，在科研思路与试验方法上得到了理论的升华。1981年夏，部农垦司科技处在盘锦召开少耕法课题讨论会，由于我所此项研究起步较晚，会议未邀请我们参加。听到这消息后，我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取得部里支持的一个机会，这对我们这些在基层搞科研的人是太难得、也太重要了。尽管时间仓促来不及准备。我还是仅带着一点初步试验数据和课题思路贸然闯关，自行去辽宁盘锦要求参加会议。没想到我在会上的即席发言，受到了与会的北京农大姜秉权教授的极力推崇，当即在该会上被部科技处指定担任全国农垦旱田少耕协作组组长。我所也第一次得到了部级课题，并且一次就给了三个！不过在那几年里我们耕作室的同志也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别的不说、就那每年百多个模拟耕层框栽试验，人工筛土、砸夯，以形成各种模拟耕层，全是自己亲自动手干的。播种阶段几乎天天都因此腰酸臂痛、汗流浃背。东北农学院沈昌蒲教授前来参观后评价说：“这里做的试验可以成为专业的耕作试验站”。此项成果后来取得了部科技进步奖，省科协优秀技术服务奖。我们采用人工耕层分解“元素”，来模拟旱田耕层构造实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后来还为中科院黑龙江农业现代化所的有关同志所借鉴。
结合耕层构造研究，我们发现在干旱的岗坡地上春小麦采用前茬秸杆粉碎还田免耕复盖播种，即紧实耕层、地表秸杆复盖，可以保蓄土壤水分、延长小麦穗分化时间并显着提高春小麦的产量。但由此派生的却是一项全新的实用技术研究，尤其免耕复盖播种必须有专用的播种机。而研制一台小麦免耕播种机需要大量的经费和农机制造设备，这些条件我们都没有。为此、耕作室的农机技术人员刘德荫和云山农场合作，利用该场始终闲置的一台进口的马铃薯播种机经一年多的共同努力，改装成为一台小麦免耕复盖播种机。1983年在855农场8队及科研站两块地上进行了生产试验，播种50亩，免耕区比对照增产15~20%，而且防蚀保土、节能低耗。就这样，春小麦免耕复盖栽培技术和小麦免耕机具均作为单独的两项课题，得到了部里的科研立项。
为推进科研工作，根据当时条件，我们在所里全力推行编程计算器的使用。我还多次在管局讲课，从而在各农场一度掀起了推行计算技术和农业回归旋转设计等数模试验热潮，这当时在全国也可算是比较早的。为此1984年1月农业部提供经费，由我所与东北农学院联合承办了农业系统分析学习班，到会的全国农垦系统学员有60人。
为了构成研究所自己的特色，有利生存和竞争。我和各研究室沟通，使各室的研究内容，无论是作物栽培模式、肥料利用和配比、甚至品种特性等等都尽量围绕白浆土的特点，因为它是我管局各农场的主要耕地土壤。这一方针既突出了自己的特色，有利于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服务于当前生产。还使所内各项成果可以相互利用，能较快取得较好的结果。
想想那段时间的情景确实让人感动。我们所里的主要骨干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多是五十年代由各地学校分配来北大荒的。他们扎根边疆三十年，历经了政治和自然的种种劫难，奉献了青春和子孙，积累下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总算盼到了能让他们放手做点自己一直想做的业务探索工作。不管科研所的生活条件多么困苦，研究设备又何等简陋，但他们从脑力到体力都作出了最大的付出，经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栽培室主任吴永德，文笔较慢，他不顾爱人多病，家务又重，为了写大豆栽培的研究论文经常干到夜里两点，第二天红着眼睛照常上班。耕作室的李光月年龄最大，但为了确保上百个模拟耕层框栽试验能按时播种，没有工人、自己领着试验员每天亲自筛土、砸夯，而且严格耕层质量、一丝不苟。那时我们出差经常没有卧铺，坐一夜硬座回到所里总是不休息、直接就上班工作。当时的北大荒各家生活都非常简单，没什么家具，供电有时也不能保证，大家经常是扒在炕沿上、点着油灯看书或写论文。类似的例子无法一一列举。其实八○年前后知识产品仍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在管局给几百人讲两天大课、嗓子喊哑了，最后能给个小小纪念品、一个书包已经是很不错了；至于奖金、稿费，在那时还没有流行。多数北大荒的技术人员在边疆环境长期熏陶下，甚至谈钱脸红，似乎清高得羞于挂齿。大家真是不为名利、虔诚敬业，从而使这个所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克服了新建所的诸多困难。仅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完成了十多项省、部和总局的课题，写出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在各级刊物和汇编中发表。我们自办的《科技资料》也在全国进行了情报交流，连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也来函愿意建立情报联系。
在这形势下，应该说我个人得到的各种荣誉也不少。首先是1979年11月被吸收入党。尽管当时自己的心情更象是履行了一个程序，早已失去了30年前写申请书时的那种激动。职务上1981年2月任副所长、83年4月任所长。其实我对行政职务也真不感兴趣，突然在全所大会上宣布任命那天，我当场就站起来说：“班子分工没变，我仍只管科研，其余一切还是全由孙书记负责”。奖励方面从81至83年，先后是局先进科技工作者、管局劳动模范、总局特等劳动模范等等。
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确实有所提高，就我这样一个历次运动的重点对象也能当上特等模范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梦常常是在人们自以为做得比较顺畅的时候突然破灭的！
也就在1983年，八五○农场、即原38团的场长王兵已升任牡丹江管局局长。他没忘记当年与师科研所的前嫌。上任那个冬天就作出决定：原由八五○农场划归局科研所的良种场仍归还为八五○农场的21队。事先没有和相关单位打任何招呼或协商，突然一纸文件到达、所内哗然。因为这可以说是对科研所釜底抽薪。此事其实没有任何必要和理由，因为丝毫没有影响良种场这一万亩地的粮豆生产。虽然文该件还保留了所部的试验用地，但仅仅依靠40人的人头费和那区区几万元的课题费，是无法支持尚在筹建、有待积累和建设发展中的科研所的。接着，显然有上面的授意，云山农场也来索取他们那台一直闲置的马铃薯播种机，前年我们已共同改装成小麦免耕复盖播种机，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这台机器，此后也没有再用过。交涉无效，所有的改装部件全被拆除，实际也就宣告了免耕课题的被迫夭折。
形势很清楚，权力的傲慢已迫使这个科研所无法正常办下去了！我眼中无泪、心在流血。从1973年到凉水泉住窑洞开始，十年筹建、百般拼搏，为的又是什么？我们不图享受、不求安逸，只想在科技探索方面为国家、也为垦区农业科研做点事，可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我决心走了，离开这是非之地，离开这我曾竭尽全力、用文革后自己仅有的十年最好时间（42~52岁），在极其困难情况下，亲手参与创建历经重重困难好不容易已初具规模的科研所；我连夜给总局王桂林书记和王强局长写了封信，说明情况并要求允许我外调到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因为1983年夏该所所长白浆土专家曾昭顺先生曾派人来局商调过我，是局里不放。没想到此信发出后，很快就接到了桂林书记给我的回信。大意是不放我走，要我安心等待，仍在垦区安排、容其运作。1984年2月总局的调令到达管局，我调任黑龙江农垦科学院作物所正处级副所长，因为作物所已有所长。4月、告别了牡丹江所和我朝夕相处、不畏清苦、几年来为共同理想奋斗的同志们，也告别了那块浸透着我无数汗水、寄托着无限梦想的试验地。就在翌年，这块试验地连同数十亩已坚持实施了七年的土壤肥力和活性有机质定位试验、以及上百个人工耕层试验框，均被王兵局长派来接任我的新所长所遗弃，后为拖拉机犁翻。我终于梦断辉崔，只身奔向位于佳木斯市的农垦科学院。
20年后，2005年5月我和张逊重返北大荒时曾驱车来到辉崔。旧地重游，科研所早已没了踪影，一片荒凉；那条通向所部的路，连汽车都进不去了。我们只能伫立在路边遥望着那一片残存的房屋，和受水气蒸腾显得雾蒙蒙的试验地。眼前似乎又飘浮起了当年我们这些科研人员汗流浃背的忙碌幻影，凭吊着一个破碎的残梦！连一张凭吊的照片也没能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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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3年到1990年退休我有18年时间，可说是文革正式恢复我工作后仅有尚能工作的18年。按说18年也是人生一段不短的时光，但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却成了怀着满心期望，度过的又一段充满颠簸而又蹉跎的岁月。以至今天回味起来，依然留下了难言的遗憾。
这里有形势的局限：这18年正是中国天翻地覆的18年。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所谓的继续革命到市场经济，汹涌的时代浪潮席卷着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段动荡的旅程。18年是3个6年，正好我先后参与筹建了3个科研所，每个所又都在不同的政治浪潮下基本耗费了我近6年的时光：1973~77年是文革后期的四师科研所，是在知识最卑贱的压力下苦撑的科研所；78~83年建牡丹江管局科研所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各级领导承认知识是生产力，但在实际认识的提升上却又千差万别；对我们基层来说，更是历经浩劫后，技术人员想干活、盼干活，却是赤手空拳、既无设备又无条件只能依靠苦拼的科研所；84~90年建科学院作物所时，知识又被要求走向市场、自谋生路，以求生存。每个所都有当时的“大道理”需要服从，每个所还都由我负责业务筹建，每个所又都基本上是两手空空，白手起家！急剧的时代起伏，几乎是强迫性地去学习接受不同的价值观念，承受着时代的折腾；经常是困惑连着又一种困惑，空耗替代了另一类空耗，折腾又接历着再一次折腾。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在困惑、空耗和折腾中消蚀着。我甚至常常设想：如果平生有一个研究所能允许我专心致意地在那里做一项研究课题，而不是什么盖房筹建科研所，并且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连续研究上它18年，人生的梦也许能因此而美好。
尤其使人觉得万分无奈的是：在四师和牡局科研所那几年，是我文革后一心想夺回被耽误的时间，在工作上竭力拼搏的几年，又是我这一生尚剩余不多的工作时间，但却是效率较高的几年，本想牢牢抓住、充分利用，真想把一天当作两天用，然而却莫名其妙地、被无谓地卷入了单位派性纷争的旋涡里无法摆脱。权力的炫耀和纷争，白白浪费了我10多年大好时光，然我却是无辜且无助。最终只能抱守残梦，为理想而兴叹！
其实在这11年里，也反映出了我对中国官场体制和行政权力的无知，一副书呆子秉性。真以为既然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忠于党的事业，一心想为垦区生产、为科研作些事，共产党的官员应该都会支持的。我没有懂得共产党实施的官本位制，实际和封建专制体制隐含着某一类相同的基因，尤其党政一把手，就是所辖范围的父母官，他的个人好恶直接决定着在权力范围内所有事业的生死成败。1961年东风科研所被撤消，73~78年四师科研所的时起时伏，以及1984年牡局所实际上突被扼杀，无不反复诠释着这一真理。
王兵，1937年生，比我小6岁。应该说头脑聪颖灵活。1949年底入伍、部队卫生员转业，58年在850农场自办的红专学校里学了一年农业技术课。先是生产队农业练习生、后任技术员；60年入党，文革中渐露头角，先后任生产股长、38团副参谋长、850农场副场长、场长。当掌握一定权力后更善于对上“忽悠”、对下顺昌逆亡。凭着能紧跟形势、看风使舵，仕途一帆风顺。尽管在850农场当场长期间利用假破产、真逃债，败掉了国家上亿元资产，83年却又提拔为牡丹江管理局局长。仍没有忘记当年科研所进入38团时没有听命于他而留下的前嫌，当时他是38团副参谋长，现在自己掌权了就一心要整垮管局科研所。先是运用权力抽走了科研所良种场这块万亩生产基地，又把850农场生产科长去接任科研所长；新所长上任伊始就撤消了各研究室，全所课题由所长一人管理，紧接着扔弃了原有建设得初具规模的试验地，下令迁到周围没有可供科研用地的密山工学院；宣称实行“开门办所”、不搞课题，命令所有研究人员，不论是即将退休的老技术人员还是刚毕业的学生，都下农场去搞承包。就这样、仅用两年时间，把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有正式编制的局科研所实际搞垮后，王兵就将这位所长调出科研所，并提拔为管局总农艺师。为自圆其说，一方面置有国家正式编制的科研所、及所里现有几十位新老科研人员无法再搞科研业务等情况于不顾，另方面又下令将局内7个农场试验站挂上所谓各种专业研究所的牌子，真的是只有一块牌子，因为其它方面还是原科研站的人员、体制及设备，没有丝毫改变。却到处宣扬：“别看我整垮了一个所，我还建了七个科研所”！能做出这样的事、放出这样的话，给自己脸上贴金以开脱自己、搪塞上级，不能不佩服他深谙官场手腕、哗众取宠的本事。就这样，他平步青云，不久又被提升为总局总经济师，后又为总局副局长。依然雄心勃勃，王震去世后他上下活动积极倡议在8510农场边境上为王震建造纪念碑，多次往王震家送礼拜见。借此也想为自己树碑立传，或再上青云。没想到炫耀的外衣掩不住内心的灵魂，九十年代初终因受贿罪被捕，穿上囚衣一撸到底。出狱后寄居深圳儿子家，据友人相告，前年业已病逝。需要说明的是：其实我和他相识很早，虽无私人来往、但也从无个人恩怨。在某个角度上，应该说我俩都是牡丹江农垦这块荒原上从事农技工作几十年的战友，不仅相互认识，而且共同攀越了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艰辛历程。这里说了他这么多，某些用词还有所不逊，只是从这一个人身上，我似乎看透了中国官场生态和某些官员仕途的剪影。因为我印象中的他，在掌握相当权力前可以说还不是这样的，是官场和权力的熏陶才使他成了这样，还是有权后方才显现出了他原有的模样？倒是个可以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已是我离开牡局所21年后，2005年我和张逊重返尚靠着国家正式编制，残活在密山北大营的牡局科研所，虽然得到了全所同志的热情接待，但看到的情况实在令人心酸，那里已完全没有了任何科研业务，许多技术人员以开小卖店向农民倒腾点农药化肥为生，当年那个生气勃勃的科研所又在哪里呢？我甚至觉得我对不起这些曾和我一起拼搏的同志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我害了他们，他们原本就是想干点事，甚至觉得这里还能干点事，才来到这个科研所的啊！谁能想到最终命运却为他们安排了这样的结局。
2007年4月19日我在北京忽接到牡局所刘智慧的电话。说是为应付上级检查，要汇报科研所建所以来的成果，希望我能给她提供些当年的情况或科研资料；因为从那以后的科研所在科研上没多少好说的了，科研档案也都没了。对着话筒我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当……。
从这里我还得到一个启示，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生存之处！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科研所一点也没有妨碍王兵，更何况它有国家的正式编制，并且归局长领导。所以要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已的行为纯粹是一种权力的炫耀，好让大家看看，谁敢不巴结我！
然而无论多么艰苦和不顺，1978~83年在牡局所的6年至今仍是我十分留恋的6年。因为正是这6年、或者说仅仅是这6年，总算是我有生以来能够允许自己放手去追寻人生的梦。尽管物质条件是那样困苦、但寻梦的精神却是那样火热。这是一个为同一目标奋斗的集体，三十多名技术人员，虽然相互间也常有龃龉，甚至还曾有争吵，但大家不求名利、不图安逸、奋力拼搏的敬业精神，正是由新中国培养，并深受数十年北大荒精神的熏陶、成长起来的一代技术人员，他们那种执着精神的凝聚和体现。也许以今天眼光看来，这些人可以说全都是傻子，甚至不合人性，但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心献身北大荒的一代人群的缩影。
是的，说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为这些由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时刻被教育和灌输的是要忠于党、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为国家建设献出自己的一切；无私奉献已深入了他们的灵魂，可由于带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思想上长期存在某种原罪感，须时刻鞭挞和改造自己的灵魂。经常是连想奉献的机会都没有！在如此几十年的教育下，从某个角度上、可说已经逐渐驯化成为个性麻木、不求条件、不求回报，只盼奉献的某种“教徒”。在那种路线下生活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上帝”一朝忽然宣布取消了自己头上的原罪，允许他们放手去追寻自己心中一直想追寻的梦，心田里对国家的奉献和对业务的追求竟能汇合到一起，那还不抓紧时间、豁出命来干！
这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对事业的虔诚程度，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是无法理解的，类似于有人所说：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这一群虔诚的人正是这样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自己的心都献给了这个科研所。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党和国家的事业，这事业还正符合自己一生来的梦想、愿望和追求！更何况大半辈子已经在荆棘中过去了，只剩下这么有限的几年，除了拼命工作，他们还能有什么要想的？每天就是为眼前的探索而焦虑、为取得的每一点新的进展而欣喜，为可能获得成功的前景而鼓舞。此外、什么家庭困难、生活条件、人事关系……，他们统统都会不管不顾的。
可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或许还连同他们所追寻并痴迷的那个事业，最终也必然只能扮演时代悲剧的角色。他们那种敬业精神，是建立在“理想”上的，只会埋头拉车、不会左右迎奉。以为只要勤恳地为党、为国家工作，就能得到当地那些代表党和国家的官员们的支持。他们不懂得：不少官员嘴上要大家做的并不是他自己真要做的；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恰恰不是他心里认可的；要大家听党的话，实际只是要大家忠于他、服从他个人指挥而已。在这些官员眼里，一个小小的科研所充其量只不过是辖区里的一件装饰品，只要不妨碍他飞黄腾达，能向他的上级作出蒙骗和交代，科研所的生死存亡不过是他炫耀权力的一颗棋子罢了。至于那些总算被承认是生产力的科技人员，他们的处境、他们追求的梦，就更不可能在官员的心里有真正的地位。可偏偏这些老技术人员——当然也包括我，常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看不上官场习气，更不屑于追随官员牵马随蹬；甚至见到有人阿谀奉迎，还嗤之以鼻；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讨得统治这个地区的官员们高兴！这种清高和那个时代的北大荒精神相结合，实际成了不顾天时、地利与人和，以为只要自己是在为垦区、为科学舍命干，官员就应该支持，天下就应该没有办不成的事。结果必然撞到南墙上，官场权力只动了一个小指头，这些书呆子的全部努力和心血就一齐付诸东流，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一生中目睹的或亲历的难道还少吗？
是的，就当时牡丹江局科研所自身工作来说。人们直到今天谈起来，还总是说：在那样条件下、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里，能做出这些事来真不容易。这种感叹也算是公道自在人心吧！确实，当时这个所仅仅用了6年时间，在土肥、耕作和农业数学模型等几个领域内，无论在省里或全国农垦系统中都可算是多少取得了一席之地。虽然现在看来，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成果偏重在技术措施应用等软件方面研究较多，而如品种选育等硬件成果较少。这一方面是建所时间短、并受制于经费和设备条件差等客观因素，也和主要骨干都是长期在农场从事生产实践的老技术人员、他们多年积累的技术思路有关。但我以为：应用技术研究原本就包括硬件和软件，不能说孰高孰低，高水平的软件研究绝不比硬件容易。特别农业的耕作栽培领域，需要广阔的视野。那些长期在大面积生产实践中摸爬滚打、积累了丰富生产经验的技术人员，如果能再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时间和条件，学习相关理论、从事试验研究，使他们几十年的生产积累，能通过探索和整理得到理论的升华，很可能比那些仅仅从书本到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能更好地在应用技术上，甚至在应用理论上取得突破和创新，这样的软件成果更将是十分宝贵的社会财富。当然、随着八十年代后期技术成果的市场化改革，硬件成果容易成为商品，为单位取得经济效益，从而获得各科研单位的普遍重视，但就牡局所当时的形势和要求来说，这却是后话了。
回望从73~83这11年里，我的全部生活似乎只有工作。是的，连绵不断的运动、审查，几乎磨耗了我一生全部的青春和岁月，只剩下仅有的这点时间了！我确实没想以此求得什么名利或成就，不仅没这种奢望，可以说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早已在头脑里把这些“污泥浊水”荡涤得干干净净，甚至视同妖魔蛇蝎，避之唯恐不及。但我是个人，活着总希望能实现点什么，何况是自己献身的专业。因此虽然那时生活条件十分困苦，但我浸沉在寻梦里，无论是课题研究里的些许发现，夤夜苦读中的一点启示，或只是建所工作中某些新的进展，都会给我带来惊喜和激情，以至确实达到废寝忘食，不顾家、不顾命的程度。在新中国经历了九蒸九焙的知识分子，一旦解除了长期压在头上的政治歧视和桎梏后，真的能迸发出很大的能量与热情！尽管生活最终给我留下的是一个残破的梦，但那种事业探索的激情，至今仍在心田中留存着无比亲切的回忆。也许正如斯蒂文生在《理想中的黄金国》中所说的
“满怀希望的赶路要比到达目标更好，真正的胜利存在于辛勤劳动的本身之中”。
除精神因素外，这阶段中有关活性有机质对白浆土定位试验和耕层构造实质的研究，一直激荡着我的心灵，尽管它半途夭折、只留下了一脉伤心的回忆；但却始终是留存在我心底里的一幅诱人的遐想，每次想到它，都会立即从我的心里，激发出澎湃的热情和探索的渴望，似乎我随时都可以立马冲上去和它重新热切拥抱。尽管已经25年过去了，尽管我已是耄耋老翁了，可它在我的胸腔里依然如此的热，并夹杂着那一丝未竟的遗憾……！我深信科学的发展必将有一天会最终揭开这个谜底。
但另方面，似乎与生俱来，我向来不善于处理人事、更不会经营人脉。除了固有的书呆子性格外，在极左思潮长期影响下，甚至认为这些都是旧社会拉拉扯扯的旧作风，打心底里有所厌恶和回避。结果使我这一生为此吃了很大的亏；尤其在这11年里，因为挂上了“科研负责人”、所长等种种头衔，不仅时刻需要处理上下左右关系，还要未雨绸缪，为单位或为自己提前铺路。可我根本不屑于这些，总认为新社会应该是人人一心为公的社会，不知道要交结朋友，打通关系，还自以为一身“正气”，实际既幼稚又可笑！不但工作如此，对自己的出路也是这样，文革结束人们纷纷择木而栖，可我连想都没去想。73年和78年两次参加农垦司组织的《手册》编写，期间和后任农垦司司长王保公同室住宿数月，连爱人张逊的信也由他转交给我，可我从来没想过可否利用这关系，并以张逊是北京青年为由商调北京。又如79年农垦科学院着手筹建，当时的刘岑院长和总局科技处长80年都曾透信给我，劝我离开牡局所调往科学院；我明知科学院的经费与生活条件是牡局所无法比拟的，可偏偏迷恋着自己那点试验不放，认为条件虽苦，但这儿还能干点事，断然拒绝了他们的一片好意。直到84年王兵对牡局所下了狠手，我才不得不放弃了那个残破的梦，去了农垦科学院。由此可见我那书呆子的迂腐和固执、不通人事，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其实，也许还不能怪王兵个人。想开一点，我所处的人生历史、社会体制、以及当时北大荒的具体环境等诸多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早已决定了我那痴心梦的结局，也只能是残破的……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