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轻人的激烈表达方式：“是时候了！”
事先看不出任何预兆，北大校园内突然出现别开生面的大鸣大放。5月20日我吃过早饭走出大饭厅，看到一堆人围在饭厅东门外朝着墙壁仰头观看。一个戴黑框眼镜，身体粗壮，穿短裤的，还有一个瘦些的，穿长裤的，端着一个凳子，拎着一桶稀浆糊，拿着一把用什么东西扎成的刷子，刚刚离开那堵山墙，从人堆里挤出来。看得出那壮点的一个神色颇为激动。我一看那墙上有他们才贴上的几大张写毛笔字的纸，上面用我们小学时候练“大揩”那样大的字写着一首诗。后来这样的东西就叫“大字报”。
“大字报”这个词我已经不陌生，刚解放在清心中学的时候我和沈锦辉（我前面说过，他是第一个带我走上进步的人）我们搞宣传的墙报有一种用大字写的，那时就叫“大字报”，我是听沈景辉这样称呼的。可见“大字报”这个词不是1957年才出现的，但是拿它来“大鸣大放”，个人自由发表，大概是这一年，而且就是这两天，也许全国还有什么不像北大这样有名气的角落更早些出现过这种事物我就不得而知了。后来从马嘶的回忆录《负笈燕园》中看到他说早一天晚上已经在这个地方贴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历史系一群团员和青年”质问北大有没有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谁选出来的？还有一张是龙英华写的《要求开辟民主墙》。我那个晚上没有看到，第二天早上看到这首诗的时候似乎也没有特别注意到旁边还有别的大字报。
这首诗用了一个很刺激的标题：《是时候了！》。作者是张元勋（壮点的那个）、沈泽宜（瘦点的那个），都是中文系三年级的。这首短句诗有着战鼓般的节奏，颇有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不管它是不是第一个在校园贴出的，它却是吹响了1957年北大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号角的第一张大字报。所以我特意去把它找出来抄录如下：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条条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酸、甜、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栏，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面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诗，我一向注意得不多。它重在情，用词简洁，夸张，或多或少有些朦胧。像张元勋他们这首诗含义基本上还算明朗。说到过去压抑着的心情，用了痛苦、忧伤和愤懑这些词，按我把前言后语连起来的理解，那是针对本来应是阳光般的年轻人中间被扭曲了的情感和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也不敢敞开心怀，失去了真诚。现在“是时候了”，要把憋在心里的一切话吐出来，举起“五四”民主的火炬，驱走黑暗，迎来光明。说到“黑暗”的时候他两次都是用“阳光中（下）的一切黑暗”。所以我觉得他也像当时我们多数思想敏锐的学生一样，认为“阳光”还是基本的底色，只是从中看到了不能容忍的“黑暗”。
问题是，里面的许多话还是留下了了太多的想象空间，可以让人作任意的解释。最要命的是那个标题：“是时候了”，叫敏感的人看了觉得火药味冲天。
善意的理解可以说，现在党号召整风了，这个时候可以把过去对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不敢提的意见大胆说出来了。但是有人马上就出来说，你看这些对革命和共产党积聚着满腔仇恨的人现在压抑不住，疯狂地喊出：“是时候了”。显然是要煽动中国的匈牙利暴动，推翻共产党了。
当时我看了，我当然不会这样去揣度那两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同学的心，我是作前一种理解的，无非觉得诗人的表达太有点情绪化了。我虽然持着这种理解，但我自己不倾向于这种“炮轰”的“鸣放”方式。我觉得现在很不容易“是时候了”，有了自由发表意见的环境，正是大家摆脱僵化的思维方式，独立思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问题进行充分自由的、理性的讨论的时候。过分地发泄和煽动情绪无济于事。
2、谭天荣的“大毒草”
张元勋等的这张大字报还是令许多同学心动，顿时议论纷纷，当天就有许多大字报接二连三在这附近贴出，有跟着“鸣放”的，也有赶紧出来灭火，“捍卫党”的。其中有一张大字报特别引人注目，标题是《一株毒草》，作者叫谭天荣，是物理系物理专业三年级生。这“第一株”写得不长，却处处给人一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感觉。首先自称“毒草”，而且下面署名：“一个健壮的怀有恶意的小伙子”，叫人看起来都很有故意挑逗惹火烧身的味道。
它的笔法则颇有《共产党宣言》的风格，用词讲究文学性，并带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上来就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的话：“爱菲索人中的成年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年的人去管理”。
接下来短短一些话里目空一切，从政治人物骂到当时刚刚获得诺贝尔奖金，振奋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的杨振宁、李政道（虽然他们已不是中国公民）。我感觉谭天荣有那么点自我炫耀，年轻人的这个心理是可以原谅的，看得出他聪明，聪明的年轻人总是有表现欲的。何况看来他这“第一炮”就是故意想震动一下视听，好引起对他以后言论的注意。结尾的一句嬉笑怒骂是针对那些正统的“批判家”，他说：“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那（样一）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那时西直门外的动物园叫“西郊公园”）比北大对你们更合适，好，再见！”（括号内的字是我加的）。
果然，他的这株“毒草”一出来就引来一些“条件反射者”甚或“无条件反射者”的激烈围攻。我好像记得亲眼看到就在大字报贴出的时候，他就被一些人拦住走不开了。他们声称要和他“辩论”。后来从哪里弄来一张方凳子，让谭天荣站上去说话。这个人长得还精神，微黑，略瘦削，也戴着深色框眼镜，儒雅斯文。在面对下面怒吼的时候，他一直面带微笑（当然不时在笑容中透出讥讽和不屑），语气细柔从容，说话时的手势也很潇洒。听来他肚子里是装了不少东西，引经据典可以随手拈来。
我还像记得谭天荣这个名字我是早一年多在二十五斋住的时候就见过，但没有和他的模样对上号。在二十五斋走廊墙报上他挑起了一场物理学前沿理论问题的争论。那时好像正好是在肃反的时候，他本人原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对运动有意见，也发表了一些“高论”，于是就遭到一场围攻和批判。当时还有一个大概是他同班的叫严钟强，出来支持他，还称他为“天才”。
那时我们班也在走廊上出了墙报，记得我还在上面发表过关于动力气象中“埃克曼抽吸”应用心得的短小“论文”。墙报本来不是讨论学术的地方，但那些年团的思想工作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环绕“向科学进军”，我写这个的意思是提倡学习中创造性的独立思考。
谭天荣的《第二株毒草》到《第四株毒草》（此外还有几篇我已不记得的别的标题的大字报）才比较认真地，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一系列观点。但因为被那些“卫道士”对手死缠住了，除了观点的辩论，附带也不得不来应答一些扯皮拉筋的纠纷（其中包括加在他身上的一些谣言等）。直到后来搞得他实在不耐烦了，在记不得是第几株“毒草”的结尾怒吼起；“见他妈的鬼去吧！”。我后来逐渐相信学者风度发挥到极致时，必定是“大雅而俗”、“大雅而粗”。
3、我和谭天荣的异同
看了他的《第二株毒草》和另外两张大字报后，我觉得在诸多“鸣放”者中，倒是这位“狂妄分子”在不少方面和我颇有相似处：1、他原来是一个积极的青年团员，要不是在肃反运动中因为看不下去了，“自己跳出来为反革命辩护”，他以前是没有什么“政治劣迹”可以叫他成为“反面人物”的。2、他学物理而且特别爱好理论思维，因此他和我一样对从自然科学引出的哲学很感兴趣。也许因为他是分在物理专业，而且没有担任什么社会工作，所以比起我来更加顺其自然地放手把时间、精力用来深入到自然哲学方面去。看来他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论》读得比较细。他很推崇恩格斯，乃至后来声称要创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他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论》则很不以为然，认为它“许多命题，特别是物理学的命题是错误的”，“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相比是一个倒退”。我对列宁这本书只稍稍浏览过一下，知道那是二十世纪初叶经典物理学基础大震撼的时候，在哲学上马赫提出了经验批判论。影响到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一些人对唯物主义产生了动摇。列宁把这视为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起而反击，来“捍卫”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辩当然涉及现代物理学在那个时候的前沿问题，难为列宁，作为革命领袖他本人毕竟是颇有学养的知识分子，谈起自然科学决不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显得那么一窍不通。但是列宁的出发点显然不是澄清科学以至哲学问题本身，而是在于政治斗争。把这作为和伯恩斯坦－－考茨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殊死论战的一方面。所以使人感到其中语言的“战斗性”湮没了学术性，骂架的气味太浓，看了一小部分我就兴味索然，没有看完，更没有像谭天荣那么动脑筋去推敲过。3、从他的一切言论可以看出，他和我一样，在那个时候都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产生过根本上的怀疑。我们都相信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是正义的，也是先进的。在政治上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官僚主义、专制独裁，主张民主，但是甚至没有想到过多党制。我们想的是利益一致的劳动人民内部的民主，纯粹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民主”。4、他提出了“官僚主义”的定义问题，这和我完全想到一起去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人们普遍把民主与专制的根本性问题庸俗地淡化为无伤大雅的工作作风问题。认为必须把官僚主义这个概念澄清。5、他和我一个最大的共同特点是酷爱独立思考，痛恨对思想、言论自由的束缚压制，鄙夷因循盲从。我此前此后每一篇文章、发言和和“上书”都离不开这个主题；他则几乎每一株“毒草”都会点到这个，而且常常带有压抑不住的情绪，例如喊出要把人家（那些不动脑子只有“条件反射”的人）送进西郊公园等。
总之我们都是学自然科学的书生，认真对待科学就必定强烈追求真理，崇尚独立思考，极端地反感对思想的专制和窒息。但在更广的社会、政治问题方面我们都涉世太浅，从刚刚能够思考的时候开始，接受的都是共产党的理论教育，阅读过的涉及政治的论著都是马列主义的，基本上还只能在这个框架内想问题。我们的“民主”观念是自发的，肤浅的，而且出发点丝毫没有涉及自身的利益诉求。如果勉强要说想从中追求什么“自身利益”的话，那不过就是要求满足自己对独立思考的嗜爱。
我和他不同的地方在于我更是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党中央趋向开明，所以我的方式都是“上书直言”或在党系统的报刊上发表言论。我不倾向于在校园群众中宣传鼓动，更不像他们那样跑到外校甚至到天津去“串联”（这里是借用后来文化大革命时的词汇）。
4、北大学生“鸣放”了些什么？
概言之曰“社会主义民主”
一个叫刘奇弟的同学写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也是头两天贴出来的，这张大字报很大，加之这样一个标题也特别醒目。显然这个人是“豁出去”了，明目张胆的“为反革命翻案”。因为整个肃反运动是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刀的，胡风简直成了这个时期“反革命分子”的总司令。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从看到“反胡风”开始的。刘奇弟在大字报里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这也是我内心深处的声音。
但是我不会写这样的大字报，倒不是害怕加在我自己身上的后果，我实在是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没有十分的把握。我前面说过，我在对此非常怀疑的时候曾希望毛主席会出来纠偏，但是没有，这个案子是铁定的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有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基本信从，所以我也有几分怀疑自己的“怀疑”，要不就是我自己不了解内情。从这以后我才得知，不光是刘奇弟，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想得比我还多，就是对胡风问题的不理解成了许多原本热情进步的新中国知识青年和党结下思想感情疙瘩的起始。
接着有一些鸣冤的大字报出现，从1955年肃反的冤枉事例，一直到翻出延安整风审干时候的冤情，从中我还第一次见到“王实味”这个名字。
也有一些泄愤的大字报出现，多半是埋怨党团员高人一等，以至出现了“特权阶层”的提法。有的非常尖锐甚至也有少数谩骂的声音。对这方面有些言论我觉得过分了，我自己就是多年来热情积极的青年团干部，据我所知我自己和我了解的当时许多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并没有任何特权的欲望，这是真的。但是我前面就说过，在中学的时候就有同学对我的教训人的态度提过意见。不久前上中同学倪进方在给我来信报告她已经成为候补党员的时候，也对我们的过去一些不近情理的“政治化”作风作过检讨，主要是针对我这个团支部书记的。她这封信已经促进了我对过去的反省和思想的变化。但我觉得这样一类大字报也有另一种偏激，所以当有人马上表现出谭天荣说的“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起来怒斥这些大字报是“反革命叫嚣”的时候，我虽然觉得他们这样一概而论未免神经过敏，但也不敢肯定其中没有极个别人真的带有仇视革命的情绪。
对于革命的政治，我在解放初感觉到的是一片光明，七、八年来我偶然看到些许阴影。例如上层的一些不完全说得清的变动事件；老解放区来的干部（甚至包括作为高干子弟的学生干部）不像学生运动出身的人那么民主和透明，有的还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些浓厚的等级地位观念；到北大以后虽说这里应该是官场气氛最淡薄的地方，却也见到过对“首长”的点头哈腰。此外我也偶然在出外时见到个别官员拿腔作势，令人反感，和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形象相去甚远。其实我的见识太少了！我的理想主义太多了。我看到的比之有些同学大字报里说的情况是小巫见大巫。
我在《中国青年》发表那篇文章以后接到过几个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一个人竟向我倾吐和控诉起单位领导对他的压迫来，说我的文章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这倒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从何说起？我的文章里批评的是大学政治思想教育中的生硬灌输，对独立思考的扼杀等，和他那种事体基本扯不上关系。要么只有一点，就是看到我胆敢批评领导，批评共产党的事，这就叫做说出他的“心里话”了。不过从他的这封信里我倒长了点见识，也许（如果他不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特务反革命来故意造谣煽动的话）在我们北大这个象牙塔外面有些角落里的确存在着我们闻所未闻的不平事。
由官僚特权衍生的一些事当时只不过刚刚萌芽。而恰恰是在理想、纯正的共产主义理念和道德准则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生格外敏感于令他们无法理解和承受的这些初现的“邪恶”苗头。于是在那时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后来竟酿成长期一贯的，后果深远的要害问题。这正是共产主义极顶正义、公平、人道的初衷在付诸实践的历程中异化得惊人的表现，而这种异化在全世界建立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国家中竟无一例外，真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历史玩笑！
更多的大字报并非控诉和发泄，而是在思考，有些人提出的问题和阐述的观点从当时的主流立场上看起来比我，甚至比谭天荣这样的人更“右”，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把问题提得更深一步。其中有个严仲强，也是物理系的，大概和谭天荣同班。因为早先在25斋墙报辩论的时候他就出来支持谭天荣，并称谭为物理学的天才。看了他发表的几张大字报，我觉得他对政治比我和谭天荣懂得多，思考的问题更广泛和深入。除此之外我现在已不可能记得谁说了些什么。作者的名字（笔名）我只记得有一位，因为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从此就用了一个笔名叫“谈谈”；另外一位就跟着自称“谈论”，其他许多人的名字我当时就没有装进心里去，当然不记得了。至于内容，限于我当时的社会经验和认识水平，不一定都抓得住要点，有的会从记忆中流失。不过粗略还能回忆起一些。
*有一点说的人很多，那就是认为“整风运动”的提法就不对。认为“三害”（当时说要整顿的“新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同学们称之为“三害”）不能轻描淡写的看成干部个人作风修养问题，它是制度的产物。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中针对斯大林的错误是这样说的。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一般都声明他们说的“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而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现实实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而“具体制度”提的多是政治方面的，集中在民主的问题上。
*有的人提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就形成了特权，导致“无阶级的等级社会”，将成为一切腐朽（那时还没有人使用“腐败”二字，因为那是专指国民党的）的根源。
*有的人提出了权力需要制衡的问题，对一切由党领导是否对头表示了怀疑。
*有的人质疑暗箱操作的人事档案制度，个人对自己的事都没有知情权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
有的人提出了法制问题，其中就有人联系到胡风问题，认为“反胡风”的做法是完全无视法制的一个突出事例，写得很长，看来比较专业，大概是法律系的人。
*有人认为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不同，他问（大概意思）：共产党当政以后真正为了共产主义而入党的人到底有多少？对这个问题也许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会觉得问得蹊跷，但在紧接着的“反右”中我看到了一些人的表演，开始有所感受。
*也有人和我一样提到了政治宣传教育中的愚民政策和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对学校里政治课生硬灌输扼杀思考和质疑的不满是普遍的，有人提出要取消这种使人变得越来越愚蠢的政治课。
*还有人看到了眼下出现的严重问题与中国长期深厚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关系。这和我在前一年给党中央的那封信中说的一样。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极少有人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公有制产生怀疑，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旧社会的经济太残破凋零，刚出现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它调动人力的“政治优势”（“政治优势”是几十年以后江泽民发明的一个词）展示了一阵威力。它的深层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暴露，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大家对苏联在强大起来后面的真实内幕都还不了解。
*但是也有一两个人的大字报擦边触及这方面问题，有人以南斯拉夫为例，认为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具体制度也不是不能讨论的。还有一个人大胆提出了“利己主义原理”，认为普遍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虚伪的、行不通的乌托邦。正当的“利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动力。现在想起来当时一个年轻学生的独立思考深入到了这个份上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我自己只是“谅解”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在出版不久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已经提出了“物质利益原则”，这和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阶段的按劳付酬原则是一致的。但那时我不可能真的接受“利己主义原理”，我认为这是把一个合理的命题极端化了、过分了，本质上是消极和道德上“不义”的。我那时还认识不到，每一个人的人生观是另一回事，而在社会科学和社会运作中必须面对普遍现实的而不是理想的人性，这一点有那么深远的意义。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