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者1980年在辉崔时的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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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1日张逊和我结婚了。从我来说，这是自1969年2月3日前妻高淑惠被文革迫害致死，家破人亡、两个女儿托外人寄养近6年后重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从张逊来说，这是一位北京下乡的大城市知识青年，在遥远又艰苦的北大荒立马成为一位需要操持四口之家的主妇，并且面对的是两个从未相识的孩子，一个6岁、一个11岁。
按说张逊应属干部子女。下乡前她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同班同学中就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薄一波的女儿薄洁莹等等。实际情况当然还需要从父亲张云川说起。
张云川、1904年农历2月2日生于安徽省萧县张寿楼村一贫农家庭。因家境贫寒，受人歧视，深感社会不平。1919年考入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正值“五四”运动后，读了许多进步报刊、书籍。1921年徐州爆发以抵制日货为主的爱国学生运动，他参与领导了当时的斗争，坚持约有一年时间。师范学校毕业，回家乡教了一年高级小学，当了一年小学校长。因对现状不满，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于1926年奔向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在军校中常发表些批评时政的言论，反对蒋介石的专横跋扈，引起反动派注意，“四.—二”反革命事变时，不得不离开广州，潜赴武汉，继续策划地下反蒋工作。不久，武汉亦反共，无处立足，考入第五路军政治部，随军北伐。1928年去山东金乡、诸城等县任师范学校教员。向当地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思想；在金乡还鼓动群众反对县长王大年吞没账款。在此期间，又曾几次被反动统治当局搜查、缉捕、并曾被羁押入狱。
1930年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今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派回北平，并同王一帆、何世琨等共同负责华北区党务，同时联系山东、天津的工作。当时，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北京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组织大、中学生参加运动，并创办了《妇女知识》及《草原》等进步刊物，动员抗日。芦沟桥事变后，离开北平，在山东邹平、河南郑州、绥远归绥等地，与中共一起共同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33年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任干部学校政治主任教官。
1938年又被派往广东负责农工党的领导工作。广州失陷，他才经衡山、桂林到达重庆，在中央工作。39年以统一战线组织“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导员身份，屡穿敌后，两赴战地，收集情报，校阅抗日队伍。
1941年起，作为第三党代表之一参加筹建“民主政团同盟（今中国民主同盟前身）”，参加创建《光明报》任副社长。直至香港沦陷，才返回重庆。此后他曾代表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前往苏北解放区参观。1942年5月从重庆出发，辗转跋涉，行程五千里，历时七十日，抵达解放区。访问了新四军军部和第四师、第二师所在地。受到陈毅、罗炳辉、谭震林同志的热情接待。陈毅并赠诗四首，对他为了全民团结抗战，不辞辛苦，共济时艰的精神备加赞扬。罗炳辉、谭震林除书信外并以胜利品军刀、手枪奉赠，以壮行色。返回重庆后，不仅以亲身所见所闻所历，翔实地向各界宣传，介绍鲜为人知的新四军与解放区情况，还接受塔斯社和路透社记者的采访。并用“刚文”的笔名，在新华社办的《群众》双周刊上发表了“苏北见闻”。文中对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作了详细、客观的介绍，对共产党、解放区倍加称赞，使大后方人民及国际舆论界，了解到解放区的真实情况。
他如此常年顶着酷暑严寒，冒着杀头危险，吃苦耐劳、公而忘私、风尘仆仆地往来于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解放区，闯封锁线、绕据点、躲避敌特跟踪……从不叫苦。期间或被日机炸伤、或为蒋帮宪兵羁押、或受南京汪逆通缉、或遭土匪殴搒，但仍初衷不改。甚至有家少回、过门不入，一心为民族独立解放与民主政治的实现奔走四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6年3月，以民盟中委身份兼任上海市民盟首任市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是年冬兼任民盟华北总支部秘书长。47年1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举行“四千会议”，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他再次被选任为中委、常委。国民党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后，他化名“张德文”以商人身份冒着风险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继续进行民盟和农工党的革命活动。并参加了策动傅作义起义的工作，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了一定的力量。
北平的解放使他感到无比兴奋。他说：“我得以公开挺立于光天化日之下，多年的宿愿得偿，其欣喜自不待言”。1949年9月他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国（政）务院参事室参事。仍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又参加赴朝慰问团，到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还兼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等职。他利用一切机会，去新疆、河南、安徽等各地巡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直言不讳地向共产党和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并积极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正当他满腔热情、一身正气，更加努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时，1957年底竟被定为右派分子。
手边有两本小册子，是从档案馆里影印来的，黄黄的卷边似乎还在诉说着历史的沉重。一本叫《张云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一本是《反击右派分子张云川的资料汇编》。别看只是薄薄的小三十二开本，没几页纸，可册子里每段话前所加的粗黑标题和按语，只要其中的一条，当年就足以致人于死地。
然而，当今天我们忍着心口的剧痛，重新翻读这两本小册子时，从这些所谓的“反党言论”中，展现在眼前的张云川却是一位高大正直的身影。那些捕风捉影的所谓批判文章，却显得如此牵强附会，突现出批判者一副阿谀逢迎的嘴脸、和内心猥琐的灵魂。册子中被定为“反党言论”的许多话，甚至在50年后，仍显现出真灼的光辉，直至今日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限于篇幅、随摘几段如下：
“一、仇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1957年3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上，张云川在大会发言说：我们拥护共产党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共产党的主义和政治路线，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我们的领导者。接着张云川又说，我认为人生价值和他的政治地位不一定成正比例，地位高的人，未必人生价值也同样高。（见工作会议记录）”
“过去在革命斗争中，党只是站在群众中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就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了。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革命的特权。昨天碰到用吉姆车送小孩到北海托儿所，这些同志政治觉悟应打零分。这样搞极其恶劣是祸延子孙，因为作官不能父传子，家天下，对孩子这样搞是什么道理。北海幼儿园是北京市搞的，是否能代表中国的幼儿事业，据说占地皮1／26，不考虑几万人的游览。又如北京医院，锡拉胡同供应站（供高级干部菜蔬的）都是特殊，这叫同人民共甘苦吗？这样特殊下去，就叫脱离群众。（1957年6月3日张云川在民盟第十支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次整风，各方面都提“党政不分”，我说有些地方是以党纪代替了国法，有的干部（指党员）犯了法，在党内处分了，法律没有处分，群众不接受，不满意。究竟党纪国法如何区分。据说内务部两位党员司长，把过去问题搞出来了，到现在还关在内务部机关里，外边派人看守，这是违反宪法，如果是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不公开逮捕？现在不明不白关起来，不经过一定法律程序，不按照逮捕反革命分子法令办事，这样不明不白算什么，党内不能有监狱，这就是以党纪代替国法。（1957年6月3日张云川在民盟第十支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现在有些事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如北京医院规定七级干部全家都可以看病、住院，而九级干部只能看病不能住院。难道七级干部刚生下来的娃娃比九级干部还尊贵吗？象这种情况，真可以比作满清皇族一生下来就给口粮一样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应该有这样不合理的事。（1957年1月24日张云川在政协工作问题组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解放以来，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但有些人好像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是做官。“官”就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我们有一千多万干部，如果都是官，都站在群众头上，群众怎么受得了。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只能有职务之别，而不应当因职务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以官自居，如不进行思想教育，后果很不好。为什么在看戏、吃饭等场合也要官阶森严、官气十足呢?很值得考虑。上行就很难叫下不效，因为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生活悬殊，就很自然地会使人闹地位。（1953年5月30日张云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
“二、反对和攻击社会主义”
“有些关心我的朋友曾劝我最好不要说话了，说了不见得有好处；要说也不要忘了那个公式：先肯定成绩，然后再谈缺点，我说，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只谈成绩不谈缺点，甚至把缺点也当成绩来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好象看见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一样，是很不好的，这也不是爱护共产党。我觉得说真话比说假话好，虽然真话难听一些，假话好听一些。（张云川在5月3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上的发言）。”
“还有一个问题，恐是牵涉到我们的新闻政策问题，我们的报上，总见人民生活是如何如何提高了，我们如果只看报纸，在我们想像中也总以为人民生活是如何如何提高了，但这只是报道了一面，至于有些没有提高的，如我们看到农民的艰苦生活，或者是提高了，是怎样提高的等等这一面，也该报道报道；如灾区我们只见报道政府如何救济，如何发放救济物资等等，对于灾区人民如何渡过困苦，灾民虽在政府的救济下，生活仍很艰苦等等情况却很少提及，我想有些问题、情况，报道出来，不一定就坏，有些也可以使人们头脑清醒，也有好处的（1957年2月5日张云川在视察工作农业组第六次座谈会上发言）。”
“建议农业部组织调查组，到河北、湖南、河南、广西等灾区进行典型调查，检查一个乡向县报告的产量数字是否和社员生产的数量一致，其中有无错报现象，便于实际了解与掌握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民生活水平。（1957年2月9日张云川在视察工作座谈会(农业组)上的发言）”
“我去年五月同赴安徽萧县视察，陈阴南陪我，有一天我说萧县虽是经过土改，去除了封建剥削，由于肥料耕畜农具各种条件的限制。单位面积产量未能提高，农民生活较战前也未能有多少提高。不料这就违犯了陈阴南的规律，如说解放后还有生活不好的，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其实我以为我的话并没有多大错，说某一地方人民的生活苦些，只要是事实，有什么不可以说的？（1956年7月18日在京中委讨论李维汉部长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发言摘要）。”
“张云川诋毁农业合作化”：
“各地好的和特殊品种不要因农业合作化把我们绝种了，如南方的鸡血稻、黑糯米、紫棉花与以往种植药材地区的东西，以及黑芝麻、黑药豆、红小豆等品种，由于搞合作化关系，这些东西人们不注意管理容易丢掉了。举例来说，前几天人民日报刊登东北一个地区将原种芦苇开辟为稻田其实苇子用处很大，我认为将两种东西，很好研究一下不宜将它砍掉，因而所有这些问题农业部门应该注意研究。（1957年2月9日张云川在政协观察工作农业级第七次座谈会上发言）
……
这哪是什么右派言论，分明是革命左派的呼吁；是一位忧国忧民的革命者，不仅忠于自己所肩负的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和政务院参事的职责，而且真正体现了和共产党“肝胆相照”的难得的民主党派人士。今天再来看他的一些观点，不少是人们许多年以后、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后才达成的真理共识，鞭辟入里；有的直到今天也仍有重要意义。如果当政者当时就接受了这些意见，共产党以至整个中国可能都不会落到现在这个样子！据说陈毅当时就曾诚挚地对他说：
“你是我们共产党的直爽朋友，不是敌人，因为你肯说真心话，是诤友。”
但是，至少那时的共产党不需要“诤友”，更不容许有“诤友”的，要的仅仅是那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或至少是唯唯诺诺的人物。尤其可悲的是：这不是发生在某个不懂政策的基层，也不是在某个没有文化的村野，而是发生在群英荟萃的中央！那些声嘶力竭揭发批判的人，有着道貌岸然的所谓革命家的头衔，并跻身于代表党和这个国家的中央领导集团。于是父亲张云川被中央统战部定为右派，发动群众、斗争批判。撤消了他的一切职务，由行政八级降为十三级，全家也从此遭了“灭顶之灾”。首先要求所有子女和家庭划清界限、批判自己的父亲，并承受所谓右派子女的各种政治歧视与株连。1964年张逊在师大女附中以优秀成绩毕业，考大学时却被盖上了政审“不宜录取”的大红印章，还送达了“不录取通知书”。一气之下她报名去了北大荒，想和这个家躲得远远的。随后哥哥张弘去了新疆；妹妹春展去了辽宁；父亲一向刚直，既想不通，又眼看着子女们受自己连累而痛心，焦虑成疾，于1965年3月22日患肝癌逝世，终年仅61岁。
一位热爱祖国、渴求民主，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的刚强汉子倒下了，只是他不是倒在日寇的炸弹下、也没有倒在旧社会土匪的殴搒中，而是倒在新政权的所谓“专政”下。为迎接这个新政权的到来，他曾寄予满腔的热忱歌颂过，并为此奔波终身。只是现在政权既已经确立，当前的执政者也就不再需要、过去曾共同为争取人民民主一起奋斗的战友了；特别是当这些过去的战友，不愿意一味对现在的执政者歌功颂德、顶礼膜拜，甚至还想继续为国家建设和人民民主大声呼吁，那就要对他实行专政。而且这种专政，没有满足于只是把他整倒、整死而终止。不仅全家从原住的西单麟阁路大沙果胡同迁往新街口，文革中还被彻底抄家。张逊的外祖母和母亲被迫离开北京遣返至母亲原籍河南商城，二姐毕业分配去青海，全家成了鸟兽散。连封建王朝株连灭族的刑责，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借尸还魂，即使已远去北大荒的张逊，也因为是右派子女，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大字报的围攻，连担任北大荒农场里一个小学教师的资格都被取消，发回连队劳动改造。父亲对国家一片忠心换来的，竟是如此赶尽杀绝！
直到1978年，也就是父亲张云川去世13年后，才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又过了两年，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下文作为“错划右派”予以改正。2005年故乡安徽萧县，在该县的皇藏国家森林公园里建立了陈毅、谭震林赠张云川的诗碑廊，碑廊不仅展示了陈毅等人给父亲的赠诗，还有许多民主党派和友人对碑廊以及父亲张云川的题词。
不过这些事，对于1974年11月我和张逊结婚的那个日子来说，那都是较为遥远的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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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北大荒初冬一个普通的清晨，阳光明媚但寒风飕飕。我和张逊两人爬上铁牛-50牵引的冰凉的铁拖斗，既没有座更没有棚。在36团15连装上张逊的行李和箱子，还有几天前，我俩一齐在山上打的那十几捆树条子，那是准备给新家夹菜园子的篱笆墙。铁牛从15连先拉着我们到西岗张逊的一个老朋友家里暂作休息。我自己带着车头去11连拉上我的两个孩子和她们的一些衣服用品，把我家原来从西岗到11连时拉到老王家的东西就全留在他家了，又给了小赖家一些钱作为最后的道谢。再到西岗和张逊汇合，接着就和张逊一起跟车去虎林，装上此前我俩在县城里购买后寄放在朋友家里的水缸、水桶、两件桌椅等居家用品；再回西岗装上36团现役的任参谋长主动好意批给我购买的半立方水曲柳板材。在西岗朋友家午餐后从此告别36团，沿着密虎公路、铁牛一路颠簸到位于38团团部的四师科研所。就这样我和张逊在车上跑了整整一天，一边跑一边装载，等车到科研所时也堆满大半拖斗了。天已擦黑，同志们都上来帮忙卸车，趁势为张逊向大家做了介绍，不了解底细的朋友还以为这是一家四口正常的搬家，殊不知这一车人和东西全是在短短一天中凑在一起的。随后我归整东西、张逊着手刷锅做饭，我俩重建新家的新婚日就这样开始，也就这样过去了。没有婚礼、没人送礼，更没放鞭炮，这原本也是张逊的主意。当然，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对自己笑着说：1974年11月，我俩在拖斗上颠簸一整天，转圈跑了二百里地，顶着寒风、吃着尘土，饱览了北大荒初冬辽阔而又荒凉的田野，就是我俩举行的最简陋却又是最新奇的旅行婚礼，甚至还可能申报吉尼斯纪录。
两栋砖房，这是1974年春四师科研所定点38团科研站后，由师里拨款当年盖起来的，主要作为安排师里调入人员的宿舍。红砖平房、每栋6户，每户按外墙算宽6米、长7米（五○墙）有灶间和一大一小两部炕，这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了。自10月份分到房子，我几乎每天晚饭后只要所里不开会，就一个人在这里收拾：挑黄土、打地面、抹墙、刷白灰、房顶压锯末、糊窗户缝……，这些原本也是北大荒居家必做的家务活。更何况还是在文革期间，能有一间新砖房，虽然按现在标准来说还只是毛坯房我确实已经很满意了。要知道这是六年后自己又迎来的一个新家啊！所以做得也特别用心，瞧那地面砸得真平，就像是专门做了个三合土地坪，那天张逊下车后一看还真的很满意。
虽然北大荒盛产好木料，但老北大荒人当时还不兴做家具，倒是那些组建兵团才来的现役军官乘机搞了不少木料。我和张逊都是当年北大荒人的传统，只有箱子，这次两人结婚登记前在虎林县城里做了一张活面圆桌和两把椅子，就算是家里唯一的家具了，此外还有一个小炕桌，我又用木棍和木板钉了些架子、用包装箱改了个碗橱，一个新家就这样支起来了。
完全是地道的农村生活：每家门前都有一分半地菜园子。园子角落里各家自己用木板钉了个透风的厕所，用碎砖头搭个鸡窝，还要用草编或泥坯建个小仓库。此外每户还有两亩四分自留地，可种粮食和豆子，光这自留地就比全国人均耕地面积要大好几倍，伺弄这一大摊子就够全家忙的。生活上用水是辘轳井，全科研所就那一眼井，自己摇、自己挑。做饭是大柴灶，遇犯风天满屋冒烟，呛得人眼泪直流。一年里除了过冬前所里供应萝卜、白菜等冬储菜，买上几百斤，自己挖窖储存吃上漫长的6个月的冬天外，根本也没处能买到菜，想吃什么全靠自家在园子里种。肉是过冬时卖给每户半片猪，自己分割自己冻存。一句话、几乎生活需要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劳动。张逊虽是北京姑娘，但到底已有北大荒10年的磨练，和单身相比，也就是更忙一点、累一点，总的来说还是较快就适应了。
艰巨的磨合还是在两个孩子身上。那年晓玲11岁、小筠才6岁，但都已经在贫下中农王家兴家寄养6个年头了。别说和张逊从不认识，就我这几年里，也是经常相隔几个月才去11连和孩子见上一面。要不是晓玲较大些，还清楚记得原来家里发生的变故，对王家兴夫妇也总是称呼王叔叔和赖阿姨，6年来从未改过口。可小筠就成糊涂一片了，才8个月就完全寄养在他们家；他家又没有女孩，还真有心要领养这孩子，老让小筠叫她妈妈，搞得小筠就更糊涂了；要是没有晓玲在一起，我真担心她反到会把我当成是别人家叔叔的。至于对这俩孩子的思想状况、生活习惯、学习水平的了解就更谈不上了。现在一下子就要生活在一起，显然会有不少难题。好在张逊的性格真好，又当过多年小学教师，对小孩还是有耐心和办法的。但当老师和当妈妈终究是两码事，特别由于老王家孩子多，他自己就有三个男孩，加上我这两个，六年中别说什么教育管理，能做到吃饱穿暖、健康活着就不错了。因此孩子的许多生活习惯都需要从头培养：拿家里的东西要告诉大人，见人要打招呼，甚至连睡前要洗脸洗脚……各种礼貌和卫生习惯张逊都需要手把手地从头教。不教看不下去，要求急了、孩子接受不了反会闹僵，这分寸还真不好拿。至于对孩子生活上的照顾就更难了，除了一日三餐外，最急人的就是衣服。农场孩子的衣服全靠自己做，想买也没处买。那时候还要布票，谁家的旧衣服都有用场。除了每年需要做点新衣服外，孩子长高了要接裤腿、裤子破了要打补丁，可张逊一个北京姑娘，从来没做过这些事，针线活就是跟不上。尤其让人着急的是：由于天寒地冻，孩子怕冷就没及时上厕所，有时尿裤子、或尿床，棉裤棉被都要拆洗更换。张逊常连夜拆洗烘干后再缝成棉裤、棉褥，第二天自己还得照常上班，曾有几次急得夜里直哭。好在她人缘好，针线活上左邻右舍都能主动帮忙。但是家务活还是很重，光收拾屋子的事就比城里的房子麻烦多了，尤其她又较为讲究干净，专门从北京买了个大铝盆回来，成天搓洗衣服和被子，有时一天就要洗三床被，还得当天全做上，那时布票紧张，家里没有多少可以替换的被里和被面，不得不经常赶夜活。
张逊上班在38团团部小学，晓玲也在那儿上学，离科研所有两里地。小筠则上所里的幼儿班。当时正是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不仅上班不能迟到，下班还经常加班，或是学习、开会、或是劳动。每周无论老师和学生，也不管是几年级的孩子都要参加生产劳动。领着一年级的小学生给蔬菜浇粪水，孩子太小、活没干多少，张逊自己却被孩子溅得满头满身都是粪汤。晓玲转学过来读小学五年级，更是要在大地里正经干活了，经常手都冻烂了，张逊不仅替她做了棉手套，每天回家后还煮辣椒秧水泡手，这方法治冻疮有特效。
张逊的体质从小就不太好，上学时患有风湿病，文革中得过三叉神经痛，痛得把头往墙上撞，还有焦虑性失眠。她人很瘦，可生性要强，无论工作还是劳动总不甘人后。现在又要管起一个四口之家，确实相当累。我虽然也能帮点忙，但北大荒的家务活实在是多，菜园子要种、自留地要管、还有挑水弄柴等数不清的杂活；做饭我还能帮把手，但洗衣、缝补的事只得全靠她了。1975年2月她怀孕了，3月某一天，学校老师参加劳动——做颗粒肥。因为女老师中她身材较高，就担当了喂入的重活，举着大铁锨往制肥机的喂入口加肥料，又没有及时轮换休息，导致流产。那时我家还没养鸡，是邻居送了20个鸡蛋度过了这个小产，从此身体也就更显瘦弱了。
好人终究有好报的，张逊磨合这个家庭的努力逐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两个孩子不但逐渐在思想和感情上接受了她这个妈，而且跟她也越来越亲，孩子们能主动帮着家里分担点活了。首先13岁的晓玲抢着把家里挑水的活干了起来，起初只能装半桶水，后来越挑越满，连洗衣带做饭一天怎么也要两三挑水，我不在家时全靠晓玲挑了。连小筠也帮着家里在做饭时抱柴、烧火、撮灰等。这些虽都是小事，但大家的心能往一起拧，都想着这个家，说明一个真正的家渐渐在形成了！
小筠有她特殊的童年。可以说她是诞生在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中，出生那天我已被关进“牛棚”；她没满6个月，还在吃奶，竟也随着生母高淑惠一起关进了“牛棚”，在两个多月牛棚生活中，成天伴随这半岁孩子的，是批斗会和“狗崽子”的辱骂声，成天看着的是穷凶极恶的人围打或推揉她的妈妈，或是妈妈把她背在背上一起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她甚至连哭都不敢大声哭，因为那会立即招来训斥，还会牵连她妈妈因此被人打骂；每次批斗会上，她都被人从她妈妈怀里夺过来扔在一边，却又没人愿意照看这“狗崽子”，不知有多少次她因为坐不稳从凳子上摔下来，头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两个月后她妈妈被迫抛下她自杀身亡，此后6年来又一直寄养在别人家里，身边没有真正的爹和妈……。
几十年来我一直想问，不知有哪位儿童心理学家能够告诉我：这样的童年究竟会给孩子身心留下什么样的烙印？幼儿的心理和智力又会遭受多大的扭曲？世界各国儿童医学文献中能不能查到这样的案例……！不过，我和张逊还真的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重组家庭后张逊经常是用某种怜悯的眼光、理解的心态仔细地观察过她。我们确实发现她和别的孩子有些不同：从身体发育来看似乎很正常，就是有点傻吃鼾睡、尤其喜好吃肉，特别是肥肉；身体壮壮的，明显比她姐姐晓玲要壮实得多；但经常有些迷糊、失神，丢三忘四，脸上表情常显得有些呆呆的样子。有时甚至正吃着饭，突然迷糊了，端着饭碗整个人滑到了桌子底下，问她怎么回事，她自己说是忽然睡着了。一次又发生这事，吓得张逊立即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医院作检查，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是从小神经受了刺激？还是当年批斗会上，经常被当作“狗崽子”扔在一边摔坏了脑子……？还记得炎夏里的一天，刚做完饭不久，她忽地勤快起来，自己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跑到灶间，把灶坑的热灰撮到破铁盆里，又端着倒在园子外的厕所里；看来她是真想做件好事。但一阵风过，死灰复燃，竟刮燃了我家园子边几米长、两人高的豆秸垛，熊熊烈火、根本没救；还延烧着了菜园的篱笆墙和邻居家的小草房。幸好周围邻居十几个人一齐抢救，才没酿成大祸。除了向受害邻居赔礼道歉、帮人家修复储物草房外，眼看整个一年我家做饭都将没柴烧了。尽管发生这么大的事，张逊和我一句都没有说她，因为我们心中升起的是一种无言的悲痛和无处诉说的控诉！
所里绝大部分同志对我们这样一个家，都表示理解和关心。北大荒农村原就有相互帮衬的传统，一家有事，不用招呼，大家都会伸手。张逊人缘又好，平时热情好客、处世大方，遇事总先想着别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占人便宜；有人给她一点东西她总记得一清二楚加倍回报，所以邻居们更经常主动来帮她的忙。特别是缝缝补补的事和自留地里的活，帮忙的时候就更多。那时我经常出差，所里一些女知青在我出差时常干脆住在我家，陪着张逊，也帮着照顾孩子。当然也有个别人，不知是囿于世俗传统观念、还是出于当时派性的起哄，偏在这个家庭的人员构成上做起了文章：某天、一位赵姓人氏在小筠放学回家路上拦路检查她的书包，看到多数铅笔是两分钱一支的，就向孩子挑拨说：“你妈怎么给你用这样的坏铅笔呀，这孩子真可怜！你该跟你妈要一毛钱一支的铅笔”。并作为抓到了小筠遭受虐待的证据，在所里到处宣扬。
没想到当时傻乎乎的小筠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刚到家就把路上遇到阿姨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家里，还说：“赵阿姨不知道这铅笔是我自己买的，我就喜欢买这种铅笔，一样的钱可以买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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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5月、也就是张逊生蔡爽前约一个月，一直住在哈尔滨大哥家的母亲来到位于虎林卫星的科研所。已经70岁的母亲身体还挺硬朗，自己坐火车来的，也是第一次见到张逊。早先听说张逊是北京知青的时候还觉得挺新鲜，谁知这次婆媳一见面即很投缘。母亲虽然大半辈子都是家庭妇女，但却历经人世风雨，年轻时随我父亲去南洋各国、抗日时独自领着6个孩子跑鬼子、解放后又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造就她倔强争胜的性格。解放前后我因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在当时政策要求和思想教育下，和家庭划清界限，曾因此使我和父母的关系十分紧张，形同决裂。文革期间我自己遭遇家破人亡，又觉得无颜求母亲帮我带孩子，咬牙坚持了6年，直到和张逊重组家庭，才和母亲说明详细情况，这次母亲正是借张逊临产由哈尔滨前来我家，既准备照料张逊的月子，也来看看我这里的真实情况。
母亲的生活适应性很强，虽然一直住在大城市，但很快习惯了农村生活。她特别喜欢养鸡，在哈尔滨我大哥家里住楼房时也要在阳台上养只鸡，一方面是好玩、另方面也是老年人以此解闷。现在到了这里，看见到处是粮食和野菜，认为我们不愿意养鸡简直是个浪费，其实我们实在是觉得北大荒的家务活太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只得重新垒了个大鸡窝，邻居们帮忙孵了一窝小鸡。她每天很认真地准备鸡食，剁菜、喂食。还特别喜欢房门前那菜园子，更喜欢亲自到鸡窝里去拣鸡蛋、到园子里去摘点菜，拿着精挑细选来的大柿子椒、西红柿，满脸笑得真像个孩子。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的菜。看着这位慈祥的老人，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她和有的儿媳妇处得不是太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却和张逊显得特别融洽。
1977年6月20日蔡爽出生了。产程并不顺利，从19日傍晚一直拖到20日清晨。难产的原因是由于张逊在农场医院里做过一次失败的阑尾手术，肠壁粘连等造成的；紧接着因接产过程中注射器消毒不严，张逊又染上了甲肝，整个面孔连眼睛都是黄的。产前我们准备下的、还有生产后别人送的那么多鸡蛋、猪蹄她一点也不能吃。医生要求隔离断奶，母亲坚决不同意，认为根据农村的条件断了奶孩子吃亏太大，何况正是夏天弄不好孩子容易拉肚子。靠着她多年带孩子的丰富经验，在既未隔离也未断奶的情况下，确保了母女平安。蔡爽也没有传上肝炎，得到健康成长。这事使得张逊和母亲两人间的感情更为密切了。
蔡爽出世也使这个家庭更热闹了，算上奶奶一下子成了有6口人的大户人家。张逊仍和过去一样除了上班还照顾着两个大孩子，做饭、洗补全家的衣被。小爽有奶奶帮忙照料着。虽然由于北大荒气候寒冷，小爽三岁前曾反复发作肺炎，但总的说来一切还都顺利。小毛孩受到全家的宠爱。晓玲这时已是初中生了，第一次勤工俭学挣了五毛钱，却舍不得自己花，给她这位刚出生的小妹妹买来一个拨浪鼓，使得全家都笑了。直到今天，我和张逊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如此清晰、也如此亲切！
农村的生活内容是贫乏的，除了干不完的活外，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母亲成天离不开她的收音机，听评书、听天气预报。此外，在卫星时38团团部大约每月放一次露天电影，这就是最主要的文化生活了。只是夏天蚊子太多，看场电影简直是一场战斗。没想到母亲还特别爱看电影，每次场部有放电影的消息传来，不管是什么片子，全家早早吃完晚饭，天擦黑、张逊和晓玲、小筠就陪着我母亲，四人全都用各种衣服从头顶到脖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穿上雨靴，手里还提把蒲扇，再抱着小板凳走去场部看电影。那模样如遇到不知情者见了准会吓上一大跳。可惜当时我家没有相机，如能留下个影来，一定是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1979年秋我家搬到辉崔，没有电影看了。但随着改革开放，生活逐步有所提高，进入八十年代各家相继有了黑白电视，无论奶奶还是孩子们晚上看电视成了每天重要的生活内容，因为八十年代初农场只在晚上才转播电视节目。
母亲与张逊相处得十分投缘，使母亲不仅很快融入了我们这家庭。并且通过我这几年和母亲共同生活，也使我年青时由于政治原因给家庭亲情造成的伤害得到了较大的弥补。是的，当年我们的思想认识真是“左”，其实又是多么幼稚。当然这是上面教育我们、更是这样要求我们的：要“大义灭亲”，所谓“亲不亲，阶级分”，把人和人的关系全都脸谱化了：只要是地主就一定是黄世仁，是国民党就必然是反动派。没有一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实际上完全是封建社会“成王败寇”的思维逻辑。是的，父亲是国民党，还做过外交官。但是他首先是中国人！不具体分析他做过什么？直接从国民党这个符号上就下了死结论，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在科研所共同生活的几年里，母亲给我讲了不少父亲在南洋群岛做领事时为维护华侨利益所做的一些事情。是的，当年他在那里代表着中国，这是历史，谁全部否定这一切，也就是否定了历史，否定了1949年以前也有一个中国；否定了所有国民党人员、包括他的一切官兵，他们首先都是中国人，也有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屹立在世上五千年。可是我们过去曾经全盘否定国民党军队也抗日，否定许多国民党军队的人也有爱国心，据近来披露的史料，真实的历史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上有过多次如“血战台儿庄”那样壮烈的牺牲。回想1944年我在重庆广益初中时也曾经在民族义愤下报考过少年空军学校，如果那次真考上了。我不也成了国民党军人吗，能说我不是为了爱国而想参军的吗？
据母亲说，父亲是1961年去世的。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副食等供应定量很低，油水又少，父亲总是吃不饱。身体处在崩溃的边缘，父亲又一向有高血压，体质不好，家里经济状况又差，买不起那些高价的供应品。去世时很冷清，七个孩子中大一点的四个儿女都在外省市。也没有什么消息，记得倒是收到了100元钱，也没记住是谁汇寄的——其实这钱是我寄的。自58年在农大受开除团籍处分、毕业分配时又“发配”北大荒后，情绪低落，也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对家庭的过左思想和做法实在很没意思。可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事说清楚，更不愿意详细说明自己当前的处境，仍然采取对所有亲友完全断绝联系的做法，想把自己封闭在这片荒原上。只是告诉了家里一个通信地址，基本没有什么更多的来往。61年忽然在农场接到家信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百感交集。但仍没能打开封闭自己的茧壳，只是由邮局汇了100元钱，相当两个月的工资，既尽了一份儿子的责任，也是向父亲多少表示一点赔礼道歉的心意。在如此复杂的心情下，其它什么话也没有说……
正如科尔顿说的：“悔恨的种子在年轻时播下，但它痛苦的果实由老年来收获”《精辟之言》。
然而，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她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而不会计较孩子曾给父母造成了多少委屈与不敬。我的母亲就这样地对我不计前嫌，为了帮助这个一直对她要划清界限的不孝顺儿子，以古稀之年主动从大城市哈尔滨跑到农村、跑到艰苦的北大荒，来帮我们带孩子。面对如此博大的胸怀，我经常感到无地自容。
总之，农场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苦中又有乐。特别对于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新家，在各种成员间的相互磨合中，由陌生到熟悉、更到相亲相爱。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里也曾有过焦虑、甚至还曾流过些眼泪；但也就在两年多的相互磨合中，暖融融的家庭气氛逐渐形成。不仅稀释了北大荒困苦的生活，也温暖了两个长期失却母爱的孩子的心；不仅孩子从心底里完全接受了张逊，还弥补了我由于历史原因对母亲在情感上的陈欠。亲情的爱如同一种伟大的胶着剂，使这新的一家六口、祖孙三代逐步紧紧凝聚在了一起。而在这个新的凝聚体中，正是张逊、这位从北京来到北大荒的姑娘，起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尽管她为此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特别是由于流产和生育等原因，那时候的张逊身体还十分瘦弱，真可以说是为了这个家而透支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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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家，还不能不说到晓玲上学的事，这又是我心中一份永远的痛。想想这孩子曾为这个家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实在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或想象的。6岁前她原本生活在一个平和温暖的家庭里，虽不富足，但被父母之爱包围着。突然间、接连天坍地陷，先是她母亲和出生不久的妹妹被押，6岁的她、每天清晨顶着北大荒三九天刺骨的寒风，脖梗挂着奶瓶去给妹妹打奶、送奶，整整两个多月，从无一天间断；紧接着、生母顶着现行反革命帽子被迫自杀；包围在她周围的只有恐怖和冷淡，她思念母亲却又不敢表达，寄养在别人家里没爹更没娘，这一住就是6年——无需论证，这已远远地超出了一个稚幼女童所能承受的心理极限！——曾有一次，还在王家兴家里，我正在窗外，忽亲眼看见她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翻找我家的照片，双唇紧闭、眼中含泪；忽地把她生母的照片从相册里抽了出来，咬着牙撕得粉碎……，然后用袖子擦把泪水，冲出了门外，跑到大地里，怎么喊也不答应；好一阵自己回来了，却又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问她也不说。当时这女孩想了些什么？经历了一场多大的思想波澜？是对母爱亲情绝望的思念，是对险恶命运挣扎的呐喊，还是一个幼童对身陷黑暗的无声哀嚎……！总之、在她那幼小瘦弱的身躯里，又是用了多大的毅力，才强使自己没有崩溃、倒下，依然坚强冷峻地回到屋里接受残酷的生活现实……？别忘了，这年她才十岁啊。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她在寄住的连队里上学了。可那又是上的什么学啊？除了“三忠于”、“四无限”外，任何文化都被告知是没有用的，知识多了不是反动权威至少也是臭老九，仍需要接受没有文化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学生无论上不上学最后大家一样下地当农民。晓玲从小就懂事、头脑清楚，也有一定的机灵劲，但在这种风潮包围下，一个才10岁左右的她完全惶惑了。读书无用论的认识深深植入了她那幼小的脑海里；她所寄养的贫下中农家当然更不会过问她的学习。当1974年底重组家庭后，我和张逊很快发现她的数学基础太差，五年级四则题基本都不会，立即极力给她补课，但这那是一下子就能补得上来的？更何况周围的环境更强烈冲蚀着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她的小伙伴们相互议论的都是希望早日上班挣钱。很快她成了初中生，一切已经难以挽回。张逊借着自己是学校的老师，亲自去找中学的钱校长，希望能允许晓玲初一留级重读，以便容出时间来家里帮她补课。钱校长的回答是：“这不合上级规定，自文革以来学校从来没有一个学生留级的，班上有的是比蔡晓玲还差得多的学生，也会照样升级！总之按农场规定，初中毕业就可以分配上班了，读书再好也是一样”。就这样，我们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又一次败下阵来，晓玲就此成了读书无用论的牺牲品。本来以她的天资完全不应该落到这步田地的，十年浩劫她为这个家所承担、和所付出的一切，更不应该最终得到的是这么一个结果，这也是历史给我家造成的又一个无法抚平的伤痛！
1978年全国掀起平反冤假错案高潮，高淑惠的案子再次复查。她原来所在的西岗医院，此前已划属西岗齿轮厂。厂里召开了全厂大会为高淑惠平反昭雪，重整坟墓、并立石碑。我和晓玲、小筠都去参加了，会后就善后处理问题再次征求我的意见。我什么也没再提，只是要求让晓玲初中毕业后接班，在齿轮厂安排车间学徒电工的工作。当即达成协议，晓玲本人也完全同意。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根据晓玲的学习基础，继续升学已经无望，只希望通过这个途径使她能掌握一门技术，今后作为立身之本，算是稍许弥补一点时代给她造成的巨大损失，也是作为对她死去生母的一点告慰。
也就是1978年，我所在的牡局科研所脱离38团独立，在辉崔重建。再次经历着建所初期的纷乱，张逊由卫星团部小学调入科研所情报室，任图书资料员。当时的北大荒知青返城已进入高潮，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未为所动。依然和我一起留守北大荒，同时照料着三个孩子、还有我的老母亲。1979年秋，我家即将正式离开原38团团部搬往辉崔；恰巧那年9月，我又去北京参加农垦司组织的《国营农场农业技术手册》再版修订；决定就此和张逊带上刚两岁的蔡爽一起回趟北京。结婚5年了，我还没有去过她家，更未拜见过她的母亲和大姐，真该去看看。顺路也把我母亲送到哈尔滨我大哥家，以便我们搬家。家里就剩下晓玲和小筠了，托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当年暑假晓玲初中毕业，果然未能继续升学，16岁就去所里基建班当小工，顺便她还负责照看辉崔分给我家的新房子，做些通风、烧炕等前期准备，直到我们从北京回来。按照和西岗齿轮厂的原定协议，1979年12月18日我送她去厂里正式参加工作，作为车间电工的学徒，每月工资16元。但她仍想着这个家，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跑去买了个大床单，欣喜地从西岗乘火车跑回家来看看。接到孩子这礼物，我嘴笑了，可眼泪却禁不住流淌了下来。
晓玲在齿轮厂的工作并不轻松。一方面这是技术工种，虽是学徒工，也必须学习技术知识，光欧姆、安培等一大堆名词和公式就和农工下地干活有本质的区别，稍有疏忽更会出大事故，逼着她知道学习的重要；另方面，晓玲自小就对牛奶过敏，但我没有想到她会和汽油也犯相；作为机修电工，需要经常在汽油里清洗零件，渐渐地双手红肿、最后成片溃烂。但这孩子就是有个硬气劲，虽然16岁就只身在外，可这些事从不和家里谈起，更不叫苦，每次回家都是满脸堆笑，我们是事后才听到有人告诉的。幸好齿轮厂的师傅们都知道她的身世，多有同情和帮助；有人领她到医院去看病，在工作安排上也给了一定的照顾。就这样，在众多好心人的关怀帮助下，也在晓玲自己的坚持努力下，她长大了。不但拿到了正式电工执照，有一天回家来，靠在张逊身上腼腆地说：“妈！我交了个男朋友，什么时候领他到家里来看看？”……
小筠也有不少变化，依然长得壮实，比她姐姐晓玲要高出半个头，有人说是晓玲长身体时候正遇家里有事，又寄养在别人家所以吃了亏；渐渐地小筠的精神状态也比刚来时有了较大改善，那个莫名其妙的“迷糊病”不见了。虽然没有晓玲的机灵劲，但眉清目秀、人也勤快起来了，不光晓玲走后就把家里挑水的活接了过来，还帮张逊一起弄煤等等。特别是83年上职业高中后，独自在凉水泉住校，自己的生活能力更有了很大提高。
正如上篇《回味》里记叙的，受种种原因促使，辉崔那几年是我为科研最为废寝忘食的几年。很少顾家，甚至完全不顾家，这也是多少年来北大荒人的传统。革命嘛，还有什么好说的！尤其当时的形势压力，使我白天工作、夜里看书，不超过半夜12点几乎从不睡觉。张逊默默地、但是全力地支持着我。以她瘦弱多病的身躯，几乎独自承担起了北大荒繁重的家务。除了洗衣、做饭、弄柴、堆煤等日常事务外，通过前几年的锻炼，她还能熟练地接裤腿、织毛衣、拆洗棉衣、做一般的衣裤，把孩子和母亲都料理得很好。最使我难忘的是：1981年夏天，我们也请了个木匠给家里做几件家具，张逊还管着木匠的吃喝。一天，她的风湿病突然犯了，两条腿疼痛难忍，呻吟声吓得木匠把沙发背都上反了。随后张逊在家卧床多日，偏偏这时我得知部里要在辽宁盘锦召开全国农垦系统少耕法课题研讨会的信息，由于我们所起步较晚，部里没有通知我们与会，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耕作课题项目不可能得到部里的支持。我十分着急，准备自行闯关前去参加会议。可张逊尚未痊愈，我真有点心急如焚。她终于看出了我的心情，坚决要我去参加会议，表示她还能照顾自己，真使我十分感动。正是这次会议我们所一下子成为全国农垦系统少耕法研究项目的旱田组组长，并一次就取得了部里三项课题的经费支持。会议结束，我日夜兼程从盘锦赶回辉崔，一进门就赶紧把这次硬闯会议的好消息告诉张逊，因为这事能够办成，她至少有一多半的功劳。
1984年4月我调往位于佳木斯的农垦科学院，但受住房限制搬家需等到秋天。此时、母亲因眼疾早在1982年已由弟妹们接往重庆居住就医，小筠住校，只剩下张逊带着蔡爽留守辉崔。刚到科学院时我偏重往各农场跑，想尽量多了解些全总局的情况。5月底、我结束了在红兴隆科研所的拜访，清晨乘管局长途汽车去852农场。因为这是红兴隆局的一个大农场，场长胡家禄我还比较熟，可以好好聊聊、看看农场的情况。中午车到农场场部，不知怎的、这时心里忽然莫名其妙地升起特想回家的念头，852农场离辉崔有二百多里地，还没有直达车，正犹豫间这种突然滋生的回家念头却越来越强烈。似乎是逼着我放弃了进场部去的计划，就地在852农场的汽车站又买了去迎春火车站的票。下晚6点半天已擦黑，火车到达辉崔。急回家推开门，黝黑的屋里却不见张逊，只有所里一位女同志在帮着照看蔡爽。才知原来张逊今天突发胃痛、黑便，由邻居陪送她去200多里外的裴德医院看病去了，当晚没有回来，可能住那儿了。我更急了，翌日清晨用所里的吉普车赶到裴德医院，仍到处找不到她。正着急间，忽在医院商店门前台阶上看到张逊，她无力地抱着头趴在膝盖上，听见我叫她，才抬头突然看见我，表情十分诧异。原来是医院没有床位，只给了点口服药，她和陪同的邻居无奈，正准备徒步翻过小山，坐公共汽车回辉崔去。路过商店时邻居想顺便买点东西，她就坐在台阶上歇着。我坚决主张不能回去，先送她回到医院招待所坐下，急着去找熟人想办法住院，待我跑回来，张逊的胃出血忽地变得十分严重，上吐下泻、全是鲜血，人已瘫倒。事后想来如果当时她俩真徒步翻山乘公共汽车回辉崔，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在朋友大力帮助下终于住进了医院，立即抢救，总算止住了大出血。第三天，见张逊已经无碍，我才回到辉崔，照顾小爽。张逊在医院里住了约半月后出院，医生说主要是因为风湿症长期服用抗风湿药物，致使十二指肠急性溃疡造成大出血，幸抢救及时，捡回一命。
这次，我在辉崔又照顾张逊十多天后才返回佳木斯农垦科学院。每当谈起此事，我俩都觉得有点奇怪。那天我明明是计划去852农场，而且都已经到了农场的场部，怎么鬼使神差地忽然临时改变了行程，急着要回家，而且是那么想回家？为此就改变了既定的行程，这在我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要是我那天不回辉崔，后果可真不敢想了。据有人说：人有第六感觉，至亲的亲人遇有急事，虽远隔千里都能有所感受。也许那一天、真是我那神秘的第六感觉发挥了作用？硬是把我从二百多里外的852农场，拉回了辉崔，救了张逊，也可以说是救了我们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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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这个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历史传承中，曾受到无限讴歌、竭尽赞颂的词汇；这个在动物界、尤其哺乳动物界中也随处可见，顺理成章的伦理；却在五十年前的神州大地上、在那个所谓“革命社会”里成了问题。经常被判定它是和革命相对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危害革命的情感，必须约束、甚至彻底否定。今天看来这逻辑似乎有点可笑，然而它却曾是严酷的事实，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长达三十年的历史，我自己就曾在这段历史中迷失过……
首先，是对所有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都一律要求和父母亲“划清界限”，不仅是指政治上、而是要求在思想感情上，要彻底批判与憎恨自己的父母，“要从思想上恨得起来”；但由此也必然同时在自己头脑里背上沉重的原罪意识，更由这种原罪感，产生了对家庭出身的怨恨，这种怨恨又进一步彻底毁灭掉任何残存的亲情，这也就是我当年亲身经历过的思想历程。不仅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是如此，对所有的人、不只是对那些号称由特殊材料筑成的共产党员，也反复教育着：“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这貌似堂皇的说教下，强使亿万人民都要为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无条件地“奉献”和“牺牲”，更耻于谈及亲情；似乎除了革命工作、对家庭和父母的照顾，那都是“私心”，是革命不够彻底的小资情调。实际也就从抹杀亲情进而走向了泯灭人性。在此基础上，通过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反复宣扬着“无限忠于党、忠于领袖”，实际也就是以绝对服从领导（人）来划线，“你要证明你的忠诚，先得证明你的顺从”（《失乐园》），凡有异议者，株连九族、赶尽杀绝，这不只是指那几十万和数百万右派或“反党分子”，也正是父亲张云川和张逊本人的亲身遭遇；既灌输“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就是阶级性”，又号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于是每次运动中实际贯彻着“宁肯错整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方针，一切怀疑、批斗都属合理。敌我不分、以整人为乐，以至于尚未定案就可以把吃奶的婴儿关进牛棚，当作狗崽子任意摧残，如对我家的小筠；把完全无辜的高淑惠狠斗整死，直到尸首喂狗、也不能有半点怜悯或同情。然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当年神州大地上千万悲剧中的一例。但即使通过这一例，也就可以看到，这种泯灭人性的“革命”，恰恰正是从抹杀亲情做起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在2001年2月18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说：
“家庭是人性和理想的养育所，亲情是个体人性和社会性发展的营养液，杀戮亲情就是要杀戮正常人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人就会变得没有人性、不辨是非，完成对其教主最后的皈依，乖乖地充当其廉价而又可悲的政治牺牲品。”
夏学銮这段话是为批判邪教而说的，然而如果认真回想五十年前，我们党反复宣传和教育的“革命”理论和行为逻辑，不正和所谓邪教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吗？！
然而，在“把一切献给党”的口号下，除了爱党、爱领袖外，实际是要让这个世界上没有其它的爱，没有亲情之爱，同志间、人民间之爱，这难道就是我们要为之牺牲和奋斗的社会主义吗？！
回想十年浩劫、家破人亡给这个家庭、给两个幼小的孩子所造成的、确实是永远无法愈合、无法弥补的人生创伤，从许多方面影响了她们整整的一生，而这一切完全莫须有的残害，却没有任何法律的追究和国家的赔偿。
张逊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和我重组家庭的。直到今天回味此事，我都不能不佩服她当年的勇气。作为年仅二十多岁的北京姑娘，竟然愿意在北大荒选择一个年届四十、出身不好、已多次被斗挨整，正被下放基层，拖带着两个孩子、前妻还是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斗而自杀，尚未做出明确政治结论的人。世俗的偏见、生活的重负、政治的歧视、各种现实的压力，都将可怕地摆在她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但她毅然决然地力排众议、坚决做了那样的选择，这既有对我的信任和理解、也饱含着人性的同情和相通。因为她的力量、正是来源于当时已近疯狂的神州大地最为稀缺的人性。特别是重建家庭后，她以无私的母爱，逐渐融化了两个孩子——在历尽世道摧残下那颗业已冰冷的心。其中的酸楚和付出，恐怕只有张逊自己才能说得清楚。然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光辉、亲情的温暖，挽救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也最终完成了一个伊甸乐园的重建，还使得我和我母亲20多年来因历史因素淡漠了的亲情重新得到了补偿。偏偏这一切、恰恰发生在左祸横行、人性泯灭、人人自危、只图自保这样一个扭曲的时代里，更突现出她品格的难能与可贵。
完全可以说：能遇上张逊，是我坎坷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也许、她就是上帝安排给我荆棘人生的一种补偿！
是的！也许还可以说：“阳光总在风雨后”，尽管，如从父亲张云川算起，这场莫须有的风雨已经制造了两代半人的苦难。是张逊这位从北京来的瘦弱姑娘，在北大荒这片沼泽地里，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再造了这个无辜而又苦难的家庭，如浴火重生，使其重又充满着温馨的亲情！
诚如我在回味的《卷首寄语》里说的：
“……沼泽地里的邂逅相逢，/演绎成困境下的终身相护，/正是她——/成了激流里的那片树叶，/承载着我们共同的飘流，/没有她——/既不会有这家庭数十年的欢笑，/更不会有夕照下这温馨与安宁”。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