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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民国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西元1927年6月27日,出生地为北平市喇嘛胡同湖南会馆。幼时常听老人们说过出生时的一些事情。名字是祖父起的,按家谱“高懋宗泽永诒孙谋”排序,我们是“诒”字辈,所以兄弟姊妹名字中间都有一个“诒”字。祖父是晚清翰林,戊戌科进士,任过浙江台州知府,浙江省学政,后入翰林院。他以宋朝几位著名宰相的名字给我们弟兄取名:哥哥诒博,以文彦博取名;弟弟诒殊,以晏殊起名。我行二,取名诒光,则是以司马光为本。号温乐,因司马光封为温国公,家有独乐园,温乐之名即由此而来。又有小名飞龙。据说母亲生我前梦见床下盘一巨蛇,惊醒生我。时天将晓,祖父闻婴啼急奔出院门观天象,见有一股白气从房顶直沖霄汉而去,遂以“飞龙”为小名呼之。自幼家中均以此相称,父母唤我为“飞伢子”(我家在家中内部均说湖南话,对外说普通话),哥哥称我飞弟,至老依然。其他兄弟姊妹都按属相呼小名,我属兔,却唤为“飞龙”极特殊。出生时是夏至后五日,正值盛夏溽暑,母亲之辛苦可以想见,母亲时年20周岁。

我家不是什么显赫门庭,却是诗书世家。祖籍湖南湘乡,祖父辈沿用复姓许邓。据说始祖原姓邓,湖北随州人。有年大水灾,一位母亲抱一婴儿坐水缸逃生幸免。漂流后辗转到湘乡,为许姓大户收留,婴儿遂以许邓为姓,这不知何年事,总是三百年以上了。祖父名许邓起枢,派名泽颐(1868-1934),字仲期,行二。弟兄四人均有功名。祖父为进士,其余分别为贡士、举人、秀才。祖母彭氏(1866-1940),为湘乡潭市望族名媛,40岁始得子,就是我父亲,为独生子。父亲派名永疆,名昌威,字君武,别号筠庐,以字行。在故乡湘乡县城北门正街,我家曾有由皇帝敕赐一座相当大的翰林府第,以祖父(起枢)父亲(昌威)两个名字中的“起”、“昌”二字命名,叫“起昌阁”,曾荣耀乡里。乡人曾言,湘乡历史上只出过曾国藩和我祖父两个翰林,很以为了不起。但据我后来查史料,清代自雍正至光绪,湘乡出过20名进士,祖父是清末最后的,戊戍同科同甲的还有一名周国光,也是湘乡人,可见传言不一定可靠。只不过又成为翰林的可能很少。

父亲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农历九月二十八日(1905年10月26日)出生于北京,改许邓复姓为许单姓。四岁在杭州发蒙,幼通读十三经、《资冶通鉴》、楚骚、汉赋、唐宋诗词。十岁开始英、法文,12岁入新学,15岁参加“五四”运动,18岁入北平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1928年夏,以《中西文学批评之比较研究》为题用英文写成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时任河北省主席商震之机要秘书,被誉为“文笔优长,中西兼擅”。

1930年考选任福建惠安县长,因不安于地方军阀陈国辉部骚扰,半年后辞任,去天津应聘为《商报》总主笔兼采访主任。又因著文开罪阎锡山,避追捕只身逃香港,得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谭延闿资助800银元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院)攻读,193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归国,被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聘为秘书,不久复应商震(时任河南省主席)召再任其机要秘书。1936年到南京任《中国日报》总主笔,同时兼任《扶轮日报》总主笔兼总编辑。“七·七”事变起,被推举为首都文化新闻界联合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后被军委会政治部延聘为第二厅上校主任秘书。1938年秋,奉派出任湖南省第二区(辖常德、桃源、澧县等11县)民众动员指导专员(少将衔)。1940年建制撤销到重庆,经陈布雷举荐任社会部行政计画委员兼谷正纲部长办公室主任,达十年之久。在渝并任《中央日报》主笔,《西南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兼任《和平日报》总社主笔,《南京人报》主笔,《真理新闻社》社长等职。又兼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授。1949年5月去台湾,历任多所大学教授,直到1983年退休。1988年1月逝于台北,享年83岁。

父亲是独生子,母亲也是独生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农历六月初四日(1907年7月13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外祖父陈家鼎(1876-1928),字汉元,15岁补博士弟子员,后考入湖北武普通学堂。1904年春,考取官费留学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05年最早加入同盟会,1906年奉孙中山派遣,到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建立革命组织,在长沙与禹之谟领导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被清廷通缉追捕,再流亡去日本。辛亥革命胜利后,随孙中山归国,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外祖父诗文素负盛名,在同盟会中任评议员,主要革命报刊撰稿人,曾创办《洞庭波》、《汉帜》杂志宣传革命,与黄兴、宋教仁等均为同乡挚友,并为“南社”早期成员。在国会,他联合参、众两院议员中的忠贞之士,组“癸丒同志会”,坚决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再度流亡日本,袁世凯死后返国会重任议员。1917年南下护法,任大元帅府参议。平定陈炯明叛乱后,奉孙中山命返北京,联络原国会同仁,准备回应北伐。孙中山逝后,他退出政坛,隐居西山,息养肺疾,整理着述。1928年1月因煤气中毒猝逝于北京。

母亲谱名敦本,字韵篁,小名日生,因出生时外祖父正亡命日本,接家报即以“日生”为小名。母亲幼年随外祖母李氏(李国基1877-1946)在宁乡农村艰苦度日,六岁入长沙著名的周南女校住读,1915年入上海驰誉中外的博文女校(当时外祖父正在上海租界积极讨袁),后随外祖父到北京就读于培华女中。在外祖父亲自督教下,遍读经史、汉魏辞赋至唐诗。1924年经外祖父以诗文择婿选中父亲,1925年2月在广州举行婚礼,由当时的代大元帅胡汉民证婚,极为隆重。婚后,母亲考入国立北京女子大学中国文学系攻读,同时养育我们子女,主持家务。大学毕业后,母亲仍不去社会谋职,而一心一意相夫教子,辅佐父亲,夫妻唱和并同参加诗社吟咏为乐。抗战胜利后曾应聘为国史馆编修,1946年以“琅玕室主”笔名在《南京人报》撰写诗词漫笔。

1949年春偕父亲去台后,1955年2月2日在台北举行结婚30周年珠婚纪念,于右任、溥心畲、郎静山等名流群贤会集祝贺。郎静山摄影,于右任当场题辞:

“时维羊岁,节近上元,花同人好,月共珠圆。祥开百世,会集群贤,齐眉福泽,合证诗篇。留此鸿雪,佳话永传。”

于公也是外祖父生前好友,题辞后意犹未尽,又赠诗一首:

“鸡鸣视夜明星灿,三十年来逢世乱,同心携俪耦而耕,蕙圃芝田功已半。”

母亲1985年1月逝于台北,享年78岁。

因外祖父无嗣,我出生后,为许家第二男,当即过继给外祖父为孙,拟改陈姓,外祖父极锺爱。不料未满周岁,外祖父竟遽然长逝。盛大的丧仪,由胡汉民、戴传贤、于右任、居正、商震、张继、吴敬恒等众多政要名流主持,我被母亲抱持着重孝守灵。以后改姓之议作罢,而定为兼祧孙,在13岁以前一直由外祖母亲手抚养。1946年外祖母逝后,其墓前即以我兼祧孙之名立碑。

为减轻母亲负担和保护她的健康,我出生后即由奶妈哺乳,奶妈姓宋,繈褓中全赖她抚爱。同时还兼食当时美国名牌奶粉,该公司并以我之婴儿照片制成巨幅奶粉看板广告矗立北平闹市,家中仍存有照片。

1933年父亲从英国归来,到浙江省政府工作,我们举家南迁。我和哥哥一起上小学,哥哥比我大16个月,身材相仿,穿同样服装,俨若双胞胎。当时在杭州“水亭小学”是很完善的一所小学,初小学生就可以到实验室用显微镜观测树叶的细胞组织。学校还有许多课外活动,经常去西湖山间远足,采集植物标本,组织辩论会,演讲比赛,每逢纪念日还举行提灯晚会等。我和哥哥都参加过演讲比赛并获奖,哥哥最先获得奖盃,我后来也在一次杭州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中得第一名,捧回一座银盾,和哥哥的一只奖盃用两个大玻璃框架并排摆在家里,母亲非常高兴。那时母亲每天督教甚严,从学校回家,她都要检查功课,所有课本都要朗读背诵。不仅国文,数学口诀、社会(历史地理多门学科)连自然课本也要背诵,一天也不放过。每天还要用文言文体写日记,用毛笔写小楷字,母亲要我们养成自觉严格的学习习惯。

那时我们已学会阅读课外读物,每天都要读报,还有《良友》画报等读物。我们还参加学校的童子军组织,宽边呢帽,三色彩飘带,领巾是绿白二色各半的,套一个有“智、仁、勇”三字的铜环,领巾就紮住了。腰里还有童军绳,短裤长袜,穿起来很神气。我们还参加野外露营活动,这些都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发育成长。

我小时候很顽皮。一次放学回家和哥哥走在开元桥的小河边,见河里有小鱼,便蹲下去捞,不慎滑落河中,哥哥大声呼救,幸得过路人救起而未丧命。

幼时我身体很好,只在七、八岁时闹过一次大病。现在还记得住在《民国日报》(即后来的《东南日报》,父亲在该报任主笔)楼上,我病得较重,大人说是“发痧”,父亲的一个朋友把我抱在阳台“刮痧”,我疼得拼命叫喊,后来送进医院,迷迷糊糊做了手术,以后才知道是扁桃腺切除。手术做得很好,颈上的疤痕以后完全看不出来了。有的熟人常对妈妈说:“你家老二长得好,当心别被人贩子拐走了。”母亲也耽心,便规定我和哥哥必须同出同行去上学,放学就回家,按钟点算,不许超过时间。这样,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想玩一玩的自由也没有了。

那时父亲有一辆人力包车,车身擦得锃亮,有脚踩的铃铛,“丁丁当当”,还插有彩色鸡毛掸子。曾接送我们兄弟上下学,坐在上面好神气。后来,妈妈不愿我们从小养成娇气,取消接送,我们就来回步行了。

家里曾经有过佣人,总是呼我“二少爷”。但换过几次后,都时间不长,以后就不用了。

有一次,西藏的九世班禅活佛来杭州讲经弘法,受到万千市民的热烈欢迎。奶奶是虔诚念佛的,不仅在家中有佛堂神龛,每天念经,而且逢吉日还要迈着小脚,挎着香袋亲自去灵隐寺甚至天竺山进香朝拜。这次难得有机会遇到班禅活佛临杭,就命我们兄弟去叩拜请求摩顶。那天母亲领着我和哥哥去了。在灵隐寺的殿外庭院大道直至大门外道路两旁,跪满了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我和哥哥也跪在那里。看见班禅大师活佛在盛大仪仗簇拥下缓步行来,旗幡招展,鼓乐齐鸣。活佛戴着很大的像摺扇张开那样金光闪闪的帽子,披着袈裟,手持佛珠,面容慈祥,为我们一个个弯腰摩顶,我们都感到莫大的荣幸。

1934年夏,祖父在杭州逝世,父母忙着办丧事。我和哥哥却只知道嬉戏。在殡仪馆大门庭院的假山上,我俩追逐笑闹玩耍,我爬到山上,哥哥来追,我无意中碰掉一块瓦片,打伤哥哥左手姆指,当时红肿流血,以后淤血变紫,上药包紮后指甲脱落,很严重。那天我挨了一顿痛打,但看到哥哥手的伤痛,我仍愧疚在心,久久不能平静。

在杭州,经常随父母去游西湖,饱览秀丽的湖光山色。我们还去爬天竺山,玩九溪十八涧。童年在杭州留下许多欢乐。在杭州,小弟诒殊出生(在我之下本还有一个属龙的大弟弟,可惜不满周岁便夭折了)。在小弟之上,我有两个妹妹,大妹妹诒琰(亚钟),二妹诒曜(次孟)。这时我们家已有五个孩子,靠父亲薪俸生活,无任何产业。母亲育养教导,备极辛劳。

在杭州,我家曾住一较大宅院,堂屋很正规。正面靠墙是大条几,上置香炉、蜡烛台、磬、佛龛(祖母每天要念经),中间是祖宗牌位。条几上还有冒筒、大座钟等,傢俱是标准的古色古香式大八仙桌,几套配茶几的太师椅。墙上挂着不少名家字画,其中有左宗棠的一幅篆书对联。正面墙上大中堂两侧的对联是祖父正楷手笔,上联是:“见善则迁,闻过则喜”;下联是:“爱日以学,及时以行”。祖父不愧为前清翰林,诗文、书法均高格调,不媚俗。他做朝臣时写的奏章,还有扇面,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字字如珠玉,我们见过都敬佩不已。

1936年初,举家迁南京,这是首都所在地,自是又一番景象。我和哥哥开始读高小了。迁入新城市,母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租住,第二件事就是送我们上学。

在南京,父母带我们游中山陵、明孝陵、栖霞山,马车“的的得得”跑在石子路上去玄武湖,荡舟于满池荷花的玄武湖上(小船可划入荷花丛里采莲蓬),玩五洲公园。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父母和许多官员有来往,家中客人较多,我们要学会接待,应对进退都要分寸得体。

有一位萧老姑丈,是母亲的姑姑、即外祖父的长妹定元(我们呼为定姑姥姥)的丈夫,名萧炳章(云帆),江西万安人,曾任李烈钧的秘书长,也是民国的功勳人物。当时在中央政府,官职不低,他有一辆车,经常来接我们全家出游。游完中山陵回来,母亲叫我和哥哥用文言体写中山陵游记,修改后请萧老阅看,萧老看后大为讚赏,在我们作文行间画满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奖誉有加。

我们那时已养成每天读报的习惯,家里并且有了收音机。我们对西班牙内战十分关心,憎恨德意法西斯蒂和弗朗哥反动派,拥护国际纵队支援马德里人民英勇抗战。日寇在华北侵略,搞冀东22县傀儡自治,我们骂殷汝耕、王揖唐这帮汉奸。傅作义在绥远抗击日寇走狗伪满蒙联军,取得百灵庙大捷,我们参加游行队伍欢呼庆祝,又走上街头为前线将士募捐。为马占山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那时已学会了《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

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唱歌,家里经常充满歌声,有时还为父母演唱《雁行歌》一“青天高,远树稀,西风起,雁群飞。排成一字一行齐,飞来飞去不分离,好像我姐妹兄弟,相亲相爱永相携。……”看了新的电影,我们总是很快学唱插曲,如《渔光曲》、《大路歌》、《开路先锋》、《天伦歌》、《十字街头》、《热血》、《黄河之恋》和《夜半歌声》等等。我们还参加学校排练儿童歌舞剧《蝴蝶姑娘》、《小小画家》、《可怜的秋香》,还有《燕双飞》、《悲秋》等也有时唱唱,可是《桃花江是美人窝》、《特别快车》之类的绝对不唱。从小就分清是非,有爱恨,有选择。通过看外国影片和听收音机,我们还唱一些外国歌曲,如《可爱的家》、《伏尔加船夫曲》等。

南京的住房和杭州的不同,是西式的了。我和哥哥有了单独一间房间,父母为我们想得很周到,给我们佈置了一间很好的居室,有相当不错的学习环境。母亲仍每天督导功课,尤其注意我们的身体发育,给足够的营养,促进健康成长。养成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讲卫生,爱清洁,保持正确坐姿,不在光线不足的条件下看书写字,晚上电灯光太强,又给我们戴上当时很新式的绿色滤光帽罩。那时我们真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今天回想起来,我们这一生至今有较健康的身心,全得益于幼时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关爱。她是有科学知识的女大学生,身体力行地教导培养我们成长,我们一辈子受此恩泽,一辈子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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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头特别大,文化界都戏称他为“许大头”。漫画家高龙生在报上画一幅漫画:大头在帽店买帽,挑扔满地,摊开双手歎道:帽子真难买!

在南京,家中最享福的是弟弟诒殊,他属鸡,小名德鸡,父母都叫他“鸡伢子”,我们则呼他为小弟。他比我小六岁,最受父母宠爱。因自幼体质较弱,母亲格外多照顾他,一切可能的物质享受他都优先。春天,母亲买很贵的“花旗桔子”剥开后用消毒纱布绞挤桔汁给他喝,母亲自己吃渣,我们很难吃到那昂贵的桔子。牛奶、麦片等都是先尽他,渐渐地养成了他比较自私的坏习性。母亲从金鸡饼乾铁盒里拿饼乾分给我们,每人一份。小弟自己的一份先不吃,要我们的吃,等大家都吃完了,他一个人得意洋洋地吃他自己的那一份,觉得仿佛是胜利。每当他贪婪占有的欲望不能满足时,就大哭大闹,这时我们多半会挨打,谁也不敢惹他。

那时母亲才31岁,仍然光采照人,父亲也才33岁。每逢假日,我们这一群孩子跟在双亲身边,走在街上颇为引人注目。我和哥哥个头长得接近母亲身高了,见到的人都说母亲好福气。

父母还带我们去上海几次,这十里洋场那时十分繁华,我们住在法租界。父母有一些亲友在上海,陪我们玩。有一天在英租界,我和哥哥在人行道上却被那大布包头留有大鬍子的印度巡捕(上海人叫“红头阿三”)吼叫了一通,也不知他叫什么,我们犯了什么规,我屁股上还挨了那傢夥一警棍,我真恨透了。还有一天,我们过江去浦东,那时还没有轮渡,更没有大桥和隧道,只能坐小划子(小木船)过江。在江心,一艘快艇飞驰而来,艇上站着两个金发碧眼的年青人,一男一女,他们在江上兜风,快艇涌起的浪将我们的小船颠得剧烈摇荡,吓得我们又哭又叫,那两个外国人却在艇上哈哈大笑,开心得很。我小小的心灵被深深刺伤,感到无比的屈辱。在黄浦江上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轮船,挂着五颜六色的外国旗,就是没有中国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却只能低头受辱,我们的国家沦落成为任人欺淩的殖民地了。因此中国人一定要奋起,我从小就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母亲幼年有个极要好的同学叫欧阳立珍,当时在上海,比较阔绰,她是欧阳予倩的妹妹。她丈夫是曾任外交部次长的唐有壬(由于派系斗争,唐有壬在1935年被暗杀)。欧阳姨在上海有别墅式洋房,她有一儿一女,都比我们大,我们都叫他们小名“铁佗”,“莲佗”。有次出去玩和他们同乘一辆马车像一家人。

我小时候就喜欢美术,那时已从报刊上描摹学着画人像,画大独载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漫画像,已经比较像了,常被大人们夸奖。墨索里尼创建法西斯蒂党,搞独裁专政,侵略并吞并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受到全世界声讨。我很喜欢看丰子恺的画和《东方画报》。我也参加了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得了一面锦旗,上写“辩才无碍”四个字,母亲高兴地挂起来。但级任老师期末评语上却批评我,他写了六个字:“好多言,将有害”。当时我不高兴,也不懂。但三十年后回想,这位老师真是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我果然被多言所害了。

小学生走上街头搞专题的募捐活动,当时已为常事。1936年秋,中央政府为庆祝蒋介石50寿辰,发起群众性的“献机祝寿”活动,购买飞机,建设国防。我们也举着小纸旗上街宣传募捐。蒋介石寿辰那天提前到双十国庆日一起庆祝,我们在清凉山体育场参加万人庆祝大会,天上飞过空军驾机组成的“中正”二字,显示献机祝寿的成果。孩童们个个雀跃,全场欢声雷动。

这年冬,发生“双十二”西安事变。首都空前紧张,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报纸和广播一片“讨伐”声。首都公众最关心的是“蒋委员长”的安危,父母和亲友都处于深深的不安中。12月25日晚,南京全城传遍“蒋委员长脱险”的号外,我们也随父母上街欢庆。有一辆大汽车用竹竿挑着一挂长长的鞭炮,一边行驶一边鸣放,许多人欢呼,欢庆到深夜。第二天,蒋偕夫人宋美龄乘飞机飞返南京,我们又上街,听说是水上飞机,降落在玄武湖,人们纷纷拥去,其实并没有。当时新闻报导中却没有提张学良亲自送蒋返京。

父亲当时在《扶轮日报》任总编辑,那座小楼我和哥哥曾去过,在楼上编辑部,当时报社社长谌小岑喜欢我们两个孩子,还蹲下逗我们玩。51年后,我到北京去拜谒九二高龄的谌老,他还笑谈这段往事。(那是1987年,谌老任国务院参事。)《扶轮日报》积极宣传抗日,曾刊出一幅照片,酷热夏季城市大楼许多窗上支着布棚,标题就是“抗日”。那时官方维护“中日邦交”,对报刊多有限制,这样的标题是要担风险的。

在南京,来我家的亲友中有一位我印象很深,那就是外祖父的亲兄弟,我们的叔外祖父陈家鼐(寿元),也是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后来还当过师长。那时已50多岁,胸前挂着“国民政府”的徽章。他在长沙是地主,在上海也有家,叔外婆长住在上海养病。那时他有四个子女:新民、新亚、新华、新申,我们呼舅舅和姨。叔外公身体好,精神足,声若洪钟,脾气大。有次大热天他坐黄包车来我家,头戴“巴拿马”橡木凉帽,穿笔挺的白制服,白皮鞋,绅士气派,却因付车钱与黄包车夫争吵起来。我认为对穷苦人应同情,不应欺压人。对这样的长辈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那时刚放暑假,“七.七”前一天正是我十周岁生日,家里很是庆祝一番。但那天父亲有事忙,便改在“七.七”这天下午带我们儿女全体游玄武湖,然后又带我们到“留兰香”冷饮店吃冷饮,刨冰汽水,赤豆霜淇淋等,最后在湖南家乡饭店“曲园酒家”吃晚饭,很丰盛,父母和我们都很高兴。饭后走在大街上,万家灯火中听到芦沟桥抗战爆发的消息。广播喇叭在街头震响,报贩卖号外的喊声,人们争相购买。当我们得知吉星文团长率部在芦沟桥英勇抗击日寇时,不等到家,父母和我们就都已兴奋激动不已。回到家,赶快听收音机,这一夜全家都处在激昂情绪中,父亲匆忙赶去报社了。不多久后就听到二十九军将领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殉国消息。宋哲元发表声明坚决抗日不妥协,华北各界和全国各地社团纷纷发表宣言,一致团结抗战,向二十九军致敬。成立各种后援会,支援前方,全面抗战由此展开。父亲更忙了,他一贯主张抗日,是最积极分子。曾在报上发表过许多激烈的抗日言论而闻名。芦沟桥事变后,他听到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为国捐躯的消息,热泪盈眶。父亲联合当时首都许多知名人士组成“首都文化新闻界联合抗敌后援会”,他被推举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为扩大宣传,组织动员民众,父亲日夜奔忙,简直顾不得回家。他和田汉、洪深等友人发动组织首都文化界用最短时间排练演出了时事话剧《芦沟桥》,当时最著名的演艺人员都积极参加,同台演出,由金山、胡萍领衔主演(他俩是当时红遍全国的电影《夜半歌声》的主演)。剧中并有由《小放牛》调改编的《芦沟问答》对唱,父亲且亲自登台串演一位元采访记者,演出引起了轰动,使全民抗战的热浪再掀高潮。

“八.一三”日寇侵入上海。两天后,8月15日,敌机第一次空袭南京。那天父亲仍然不在家,母亲和外婆(祖母已于前一年先期回家乡去了,她老人家坚持要回湖南)带领我们一群孩子,不知如何防空袭。那时既无经验,又无防空设备,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母亲并不慌张,将大棉被铺盖八仙桌上,令小儿女躲桌下,我们较大的则伏床底下,以为这也算安全。敌机在南京城郊投弹,市内也震动,窗玻璃也有震裂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成群敌机的轰鸣和炸弹的隆隆声。第二天,院中一邻居就在院里挖防空洞(其实只是个大土坑),半边堆上草袋土堆掩护,母亲叫我们大孩子帮忙一起挖土、堆草袋,以备应急时共用。

日寇凶焰益猖獗,平津相继沦陷,日寇南下。淞沪战役后,日本攻占上海。但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以八百孤军抗击十万强敌。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渡苏州河送去一面崭新的中华国旗,使她高高飘扬在四行仓库楼顶、高高飘扬在上海上空,举国振奋,为八百壮士欢呼。十月,南京已处于临战前线,父亲随军委会新组建的单位走了,和当时许多文化人参军一样,父亲也穿上戎装,带领一些流亡青年跟随“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徒步离京去安徽、江西转湖南。丢下一家老小怎么办?母亲真了不起,一个人挑起重担,到处找人帮忙买船票赶快离开这危城(那时船票已很难买)。终于在11月初,陪着年近六旬的外婆,领着我们六个孩子(那时又多了一个小妹诒韫),登上去武汉的轮船。上船那天,风急浪高,大船停在江心,从码头要乘小划子驳船渡到大船上去。我们人多,还有30多件行李(包括父亲十几个书箱),只能分批渡过去。上船的人非常多,争先恐后,秩序十分混乱。在那样危急紧张的情况下,母亲从容镇定,小心指挥,细心安排,终于使我们连人带物全上了船。到了武汉下船又是紧张忙乱,接着转乘内河船去湖南,扶老人牵孩子,上上下下,困难重重。母亲指挥我们几个大孩子协助,终于平安到了长沙。

湖南是我们的故乡,长沙是母亲20多年前读书的地方,得到许多亲友帮助,很快就安顿了下来。母亲在当时教育坪广场附近的赐闲湖租了套房子住下。刚刚住定,母亲就将我和哥哥送进了附近较有名气的育英小学读书,虽然离寒假不远,但母亲坚持学业一天也不能耽搁,给我们办了转学手续。我入五年级,哥哥入六年级,母亲总是把子女的教育当成头等大事。

农历除夕,父亲赶回长沙家中团聚。南京已沦陷了,惨痛的南京大屠杀消息使我们悲愤泪下。我们全家幸而在不到一个月前逃出,否则也必遭毒手。

春节刚过,父母就领着我们回故乡湘乡。那是个小县城,石板路,我们到潭市祖母那里去。祖母是“翰林夫人”,很有名气。父亲出生前,她无子女,便抚育了内侄彭皖舟(时任师长,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并领养了侄女(伯祖父长女)为亲生女,名许芗铭,为父亲之姊,是为芗铭姑姑,嫁给当地声望最隆的胡家。胡家几兄弟全是美国留学生,分学机电、化工、土木工程等,而老太爷仍有至尊地位。他家有大宅院,名“胡莲花堂”,祖母1936年初从南京返乡后即居于此,女婿即我们的姑父胡仲恺工程师,当时也在。我们第一次到农村,第一次过农家生活,除“胡莲花堂”那样的地主豪富宅院外,也到了一些一般的甚至贫穷的农家。没有连成一片的村舍,都是一家一户,背山向南,几间瓦房或草房(那时草房还很多),前面一个平场,叫禾坪(打穀晒穀用的)。禾坪前是一个水塘(有的相当大),可养鱼和水生植物,附近都是菜畦。住房正房厢房外,另有牛棚、猪圈、鸡栏等。农村与城市完全不同,但有那种大自然的田园风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早就鸡啼犬吠牛鸣,傍晚则户户炊烟,一片和平宁馨景象。我十分喜欢农村。

许多不是富家的农户,除卧室外,有一间大灶屋间,很宽敞。大锅台、水缸、各种傢俱和生活用具都放在这里,全家人吃饭休憩也在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屋内有个大火塘,就是在土地上挖了方坑,垫上烧柴的灰烬(从山上拾柴),晚上一家人围炉团聚,烧柴劈劈啪啪,映红了围坐人的脸。在火坑上支个三根粗木的支架,吊着一只大的瓦茶壶,放在熊熊的炉火上烧,这叫“炊子”。烧的开水沏茶,大粗碗里放点粗茶叶,还加点芝麻,炒好的小豆子,开水沖着吃特别香。火塘的炉灰里总埋着红薯,花生板栗之类的吃食,利用灰烬烘烤,传出阵阵香喷喷的气味。烤熟了就扒出来吃,炉火映着一家老小说说笑笑,这样的冬日,使人感到特别的温馨。

农村里红薯特别多,便想出许多吃法。晒的红薯乾可以吃一年,还可以油炸成薯片,薯条等,这些都成为儿童的好零食。当然还有许多蚕豆、小豆、花生、栗子、白果等等山货,都是不必花钱买的。湖南农村冬天几乎家家都醃腊肉,实际主要不是醃,而是用烟薰,那腊肉的特殊风味是不可替代的。湘乡农村还有一种野生的蕨菜,烧腊肉香极了,离开湘乡后再也吃不到这美味。

住在“胡莲花堂”那样的豪门大院,我们是不自由的。胡家规矩很多,法度森严,日常家中都要保持安静,偌大宅院寂然无声,怎容得我们这班孩子放肆!我们便悄悄溜出大院到附近农家去自由自在地玩耍,爬树、上山、烤火塘、吃山货,可以随随便便。那时父母把我们送到乡下两三天就走了(父亲在武汉政治部二厅任上校主任秘书,母亲陪伴同住武汉),我们一群孩子就暂随祖母住。不过还好,胡家还没有把我们看成是寄人篱下的逃难难民,因为毕竟父亲还有相当的官职,何况祖母更是德望甚隆的全乡崇敬的人物呢!祖母带我们出行最热闹,她进出都乘坐专用的轿子。带我们出去,还得加一两顶轿子,再加上仆从随侍,一行总是很显眼的。祖母带我们去过几处亲戚家,以后就不再跑了。

过完寒假,母亲把我们又接回长沙赐闲湖家中,她再回武汉。父母一个月只回来几天,我们由外婆照料,继续上学。这时父母不在家中,我们就没有束缚了(外婆对我们基本放任)。1938年,我和哥哥已十一、二岁,两个妹妹也八、九岁,小弟小妹也四、五岁了,我们经常在家唱啊、跳啊,拿床当舞台,几个人站在上面又唱又跳,扯过蚊帐和被单披在身上做舞蹈服装,这样疯狂地连唱带跳,终于把床铺踩塌了。以后,收敛两天,又继续唱跳,这回不在床上,改在地上,从院子到堂屋到卧房,追逐嬉戏,极尽欢娱。那时我最顽皮,什么新鲜东西都要试一试。父亲有把剃鬚刀,我也偷偷试用一下。没有鬍子怎么办呢?我就试着刮眉毛,涂了许多肥皂,把眉毛全刮干净了。父母回来,我去开门,他们在门口惊讶地瞪着我看了老半天才发现,当时一阵大笑。晚上就给我一顿好打,告诫我不许再乱动大人的东西。

在长沙,父母带我们常去的地方之一就是嶽麓山,叔外公住在那里。他有一座庄园,房舍建筑很平常,却宽敞。有很大的桔园,秋天结满果实。叔外公让大太太住在上海,他又娶了一个比他小30来岁的二夫人叫乐君,又生了一个女儿,我们叫梅姨,那时才四、五岁,新民舅舅和舅妈朱南椒新婚。小舅新申比我大四、五岁,那时也读中学,这是我幼年印象中最喜欢的一个舅舅。我们每次去,叔外公都要盛大欢迎,带领家人和仆役出迎,鸣放长长的鞭炮,盛宴款待。叔外公还买了两个丫头,都是二十几岁的姑娘。是为服侍太太和少爷的,实际上后来都成了叔外公的小妾。

春季开学,我上六年级,哥哥已是六年下期,要毕业了。1938年真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年。育英小学那时非常进步(以后才知道是共产党办的学校)。学校大门口两侧墙上写的大标语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每天上课就讲抗日战争的形势,讲持久抗战必胜,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同时教唱许多救亡歌曲如《长城谣》、《救亡歌》、《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游击队歌》、《五月的鲜花》等等。接着我们就排练演出节目,由校长孙伟带领我们上街,演街头剧、演讲,宣传抗日。演得最多的是《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我们那时演出没有什么表演训练,全凭真情。往往在演出中,或向群众演说,动员民众奋起抗日,挽救危亡的国家民族,自己常常声泪俱下,围观的民众也有许多激奋流涙,宣传效果很好。孙伟校长看中了我能演戏,会唱歌,会讲演,国语说得好,认为是个好苗子,所有的演出都让我去,使我逐渐成为主角。孙校长特别喜欢我,走到哪都带着我,有时甚至将我抱起举高热烈亲吻我。

“五.四”那天下午,我们列队去中山堂参加全市的纪念大会。会后表演节目,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育英学校演出的《大家当兵去》,受到热烈欢迎。晚上,同时也为庆祝台儿庄大捷,我们参加了盛大的火炬游行。这是我第一次举着用竹蔑编的火炬走在游行队伍里,沿途呼喊抗日救国的口号。

老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老先生当时是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还来过学校几次,并给我们讲演,鼓励我们在战斗中成长。

我空军远征日本成功,在长崎等地撒传单而不是炸弹。扬我国威,显示大中华人道主义精神,赢得举世称讚,全国到处欢腾庆祝。

育英学校最早实行教育改革,推行“小先生制”,我们这些高年级小学生都被派去帮助失学儿童,组织他们识字、唱歌。我们还到别的学校去参加介绍学校改革的成果,并向别的学校提建议。

除了演街头剧以外,我们还经常晚上在教育坪广场宣传演出。教育坪有个大屋顶的老式舞台,不算小,空旷的露天广场,容纳几千人不成问题。台上点盏大汽灯,没有任何灯光布景,也没有音乐,扩音器,演出就开始了。我们演过《炮火下的孩子们》、《一条心》、《最后一课》、《捉汉奸》、《三江好》、《游击队与少年》、《马百计》、《台儿庄上》等剧码。

每次演出,台下站满观众。尽管这些剧他们有的已看过不止一次,但仍来看,且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时甚至进发出呼喊口号声,同声高唱救亡歌曲,台上台下联成一片。他们实际不是来看演出,而是来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的,并且,这也是他们自身的一种抗战救亡的实践。

有天晚上,在教育坪广场演出,忽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我们坚持演完,直到终场,露天广场里仍有不少观众站在雨中坚持陪我们。我回到家里,浑身湿透,父亲正在发脾气。我悄悄躲进屋,父亲说:“那个学校是共产党办的,什么书也不读,算了,明天起不许去!”父亲在武汉军委会政治部工作,穿的是上校军服,常常十天半月都不回来,回来也只短短的几天又走了。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父亲虽然反对共产党,但那时我家客厅里经常高朋满座,多是些年青英武的男女军官,一律戎装,长马靴,带马刺,连女的也如此穿着。父亲说他们是共产党,他们也不否认,但都在政治部共事,也都是朋友。到我们家中,大家一起高谈阔论,对抗战的许多问题,有时也发生争论,甚至大声争辩得面红耳赤,但终归是握手一笑,真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政治开放的健康风貌。

父亲对我下了禁令后,我被困在家中几天不得外出。我极力抗议,外婆帮我,母亲也出面讲话,劝说父亲:“只要是抗日的,管他那个党都一样,宣传抗日是对的,还是让飞伢子到学堂去。”于是我又高兴地回到了学校。可万万没想到,不少同学竟对我冷淡,另眼相看,有的甚至公开骂说:“你爸爸是汉奸!”我十分愤怒,但又不愿争吵。孙伟校长立即制止并鼓励我,批评那些胡说的同学说:“不许这样说,回来就好,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大家要团结。”

育英学校的活动开展得丰富多采,并扩大到其他学校,互相走访,联合演出等,交的朋友越来越多,而且还建立了生活检讨会制度,小学生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自我教育能力。

我们的演出越来越有名,许多单位和学校都来邀请我们去演出,使我们感到很荣耀。有一次,长沙最有名也是最完善的高等学府湘雅医学院来汽车接我们去演出,大家高兴极了。这是最高待遇,到其他地方去演出总是徒步的。在“湘雅”的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以至后来还有一些湘雅的大学生专门来找过我,喜欢看看我,表示爱意。5年后在重庆,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有一个人站到我面前问:“你是不是长沙育英小学的?”(那时我已读高中了)我点头说是,他激动地拥到我身边,几乎要拥抱说:“我看过你演出,太好了!”

在湘雅那天演出前后,学校送了很多冷饮和点心到后台来慰劳,使我们很感动。那时条件很艰苦,我们演出时脸上化妆用的油彩,不容易擦掉,卸装用一种有怪味的稀凡士林油涂在脸上,然后用粗黄草纸把脸上和着稀油的油彩刮下来,弄得脸上皮肤挺痛的。只有这次在湘雅,给我们卸妆的不是粗黄草纸而是柔细的皮棉纸,擦在脸上挺舒服的,不再疼了。

学校那时每天还有朝会,让我们同学轮流上台报告时事,讲读书心得,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口才,我也是积极分子。

育英学校那时在长沙东乡还有一个分校,离得较远,我似乎只去过一次。暑假期间,孙伟又带领我们从城市走向农村,在小吴门外庙山等地开展宣传活动。我们自己背着锣鼓、化妆用品、服装道具等,在烈日下到农村去演戏、唱歌,宣传抗日,动员民众。那时什么苦都不怕,什么困难也能克服,只想到抗日救亡,便满腔的爱国赤忱。也锻炼了自己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稀疏的麻子,演出时常常真情激动地流泪,使我们也都受到感染,戏演得动人。

暑假以后,哥哥考取了广益中学。我还有一学期毕业。但不久,全城大疏散,育英学校与分校合并全迁农村,我就没有跟去了。以后学校在抗战中还转移到其他地方,有许多可称颂的活动,我只在80年代才从资料中得悉,自己没有参加。

3

前方战事节节失利,日寇已侵占河南,逼近武汉。九月初,父母都回到长沙,武汉正在撤退,我们全家要随政治部迁往衡山。一场大迁徒就是逃难,到处是拥挤的人流。没有交通工具,火车汽车都无票卖,或是买不到票。我们一家老小九口,还有40多件大小行李,好容易租到一条大木船,幸亏父亲那时有两个勤务兵帮我们搬运,安置上船,很快离开了长沙。沿湘江走上水,江中也是船多人多,路上走得很慢。岸上到处是扶老携幼逃难的人群,还有大批的散兵游勇,从前线打了败仗散落了队伍的士兵们,他们到处抢东西,殴打老百姓,人人都在逃命。我们的船不敢靠岸,怕那些蛮横的兵丁或土匪抢劫。晚上必须靠岸的,母亲全心地管好我们这群孩子,六个孩子由哥哥和我帮助带,都不许下船,吃喝拉撒睡全在船上,足足憋了半个月。

天上,敌机时常来袭,我们一点空防也没有。日本鬼子的飞机没有任何阻拦成群结队地飞去轰炸衡山、衡阳,国民政府的中心和蒋委员长那时都到了衡山,自然成为轰炸的主要目标。敌机一路上也向逃难的无辜老百姓肆虐,任意扫射屠杀。有时飞机飞得很低,翅膀上的膏药徽记都看得清楚。有一次敌机来了,我们全体立即都躲进船舱卧伏舱下。敌机在江面上飞来飞去,开始了机枪扫射,声音好吓人,江水被打起老高的水柱,我们木船也被子弹掠过,有件大行李上扣着一只炒菜的大铁锅,子弹擦着锅底嗖嗖当当的响声使我们连呼吸都停住了。敌机走后才看到,那口锅没有打穿,但锅底上有子弹划过的几道雪亮的弹痕。

在衡山,我们住在西区宋家塘。战时状态,一切都是临时的,我家的大行李箱笼柜盖有些都没有打开,仍捆紮着随时准备再逃难。学校当然也没法去上了,这时父亲就给我们讲古文,每晚在一盏煤油灯下,父亲教我和哥哥读《古文观止》,母亲在桌边缝缝补补。父亲白天到部办公,离家不远。政治部有几位未带眷属的单身官员都寄居我家,给他们安排一所寝室,吃饭和我家在一起。一切都由母亲辛勤操持。到星期假日,父亲政治部的同事,经常聚集我家,相当热闹。那时也常有空袭,但已习惯,不紧张了。

父亲曾有一首给母亲的赠诗:“渡江天马竟南来,眼底经纶尽可哀。且傍青山学偕隐,闺中亦有不凡才。”

父亲为我们讲古文《曹刿论战》、《郑伯克段于鄢》、《介子推不言禄》等《左传》名篇和《公羊》、《谷梁》名篇、《史记》名篇及《出师表》(前后)、《陈情表》、《桃花源记》、《滕王阁序》、《春夜宴桃李园序》、《吊古战场文》、《原毁》、《祭十二郎文》、《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黄冈竹楼记》、《嶽阳楼记》、《醉翁亭记》、《秋声赋》、《朋党论》、《纵囚论》、《留侯论》、《喜雨亭记》、《前后赤壁赋》、《黄州快哉亭记》、《游褒禅山记》、《卖柑者言》等等。他讲课很认真,有时讲得声泪俱下,我们也受感染。尽管有许多地方我们当时并不懂(如历史背景),或似懂非懂,但很有兴趣听讲,很用心。父亲强调背诵,每篇课文都要熟背。父亲并且大声吟咏,如歌唱般,这种读调(老年始听说唐文治先生有“唐调”,父亲的调不知比他的如何)抑扬顿挫,尽情抒发,很好听,我们也学,却总没学会。这是要用家乡话的。

在衡山,听到长沙大火消息,一座城市化为灰烬,父母和同事都歎息不已。长沙大火是1938年11月12日,按诗韵代码十二为“文”,故称“文夕大火”。这天正是孙中山诞辰72周年。

衡山乡居宁静的日子只过了三个多月,1938年初冬,我们全家又随父亲迁徙去常德。因父亲被任命为第二区(辖常、澧、津、石等11县)民众动员指导专员,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为一政府机关主管,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去上任。我们全家又包乘一艘民船沿湘江北上。父亲(有手枪)带二个士兵(有武装)保护,船上插一面盖有关防大印的旗帜,标明是官船,沿途放行,也可阻挡那些乱拉乱徵调的军事单位和散兵游勇的袭扰。但一路上仍不平静,常遇到麻烦。有天船行及暮,岸上有几个武装士兵高喊停船叫靠过去。但子弹没打到船上。保护我们的士兵还击了几枪,急忙离开此地。

木船经长沙转益阳、沅江入洞庭,这时有日寇军艇游弋,白天不敢行动,只能夜间快划偷越,偶闻敌艇“突突”声即偃息悄隐,待艇声远去再渡,相当危险。过汉寿入沅江,终抵常德。我们全家在这条大船上差不多生活了一个月,外婆每日劳作照顾我们,最辛苦。快到常德,一天外婆在船舷行走,不慎跌入河中,一时呼声,抢救声震耳不止。幸而时已入冬,外婆穿的驼绒袍子,浮力很大,飘在河上,没有沉下就救了上来,但也是一场不小的惊吓。我们更不敢在船上乱跑了。这木船两侧都有船舷是船工们撑篙行走用的。

到常德,先建设机关。这“民众动员指导专员”办事处有编制的工作人员不过四、五人,另有二名勤杂士兵。第二区辖常德、澧县、临澧、石门等11县,各县还派有指导员。所有工作人员大多是在长沙招考选录而来,只有两人是父亲请来的,一是中校秘书谢伯敏,也是湘乡人,不知和我家有何关系。另一是上尉庶务许筱齐,这是一位我们的本家叔叔,为人落拓不羁,但忠实可靠。父亲叫他管经费和采购,一只肩挂式皮包整天不离身。父亲戴上少将衔领章,掌管关防大印,有一名中尉副官跟随。一天一位青年军人在路上遇见父亲,主动敬礼说话,极表敬意。父亲见他年青英俊、灵活热情,知他所部已星散,便接受他要求,来办事处当少尉副官。这人叫张寅斌,长得魁梧,一表堂堂,但文化不高,不能做文案工作,在常德成为我家办事务的得力人手。

办事处直属政治部,算中央派驻机构,与当地的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冯天柱),常桃警备司令部(司令唐生明),属同级并列的三所。高于县级政府机关。

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兄弟,当时著名的“花花公子”,娶美人电影明星徐来(曾与蝴蝶齐名)为夫人。父亲到任次日,唐盛宴欢迎,徐来衣饰豪华,母亲相比之下“有如村妇”。当国难方殷、战火正炽之时,唐生明仍享用进口名烟名酒(说存有英国三炮台香烟2万条之多),父亲默然。第二天父母设宴答谢,普通菜肴,唐不悦。母亲取出久藏的巴黎金质胸饰和一支钻石发插赠予徐来,得娇笑称谢,才解尴尬。

办事处新成立,事情很多,印了许多公文纸、函件纸和信封,每日都有公文往还,尤其是还常有电报(没有电台,专人去邮局收发)。译电的工作就由母亲带领我和哥哥做,母亲教会我们后就由我们独立承担,那时我学会了使用明码、密码的电报本。有许多公文要复写,我又学会了用复写纸写公文。那时没有美侬纸,用公文纸复写,也没有圆珠笔,只能用刻钢板的铁笔写面上一张纸,还要先涂上腊层,以防破碎,写错的地方不能涂改,而要小心挖掉,补洞再写,补得好点也看不出来。那时祖母在船经湘乡时也接上船一同来常德了。她老知书识字,这纸上涂腊和挖洞的事就由她做,很细心的。

母亲全力辅佐父亲处理公务与各方交际,外婆操持家务和带小的弟妹,全家总动员了。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是沈醉,湘潭人,和父亲在南京相识,在常德他只有二十五六岁,尚未成家,是位年青处长。他常来我家,很热情,脸上有几颗小麻子,眼睛动过手术,听父亲说他是戴笠的人,很有本事。还有一位黄翀(搏云)是常德警察局长,瘦高个儿戴眼镜,也是我们湘乡小同乡,沈醉的好友,也是我家常客。他有一弟叫驭云,当时不过十六七岁,比我大三四岁,和我玩得很好,谈得来,我很喜欢他。而他那时一心想跟沈醉去做事,经常研究手枪,有一天他拿一本英文画报给我看,上面全是各种手枪的图片,驭云给讲得津津有味。父亲当时忙得很,要参加有关单位的各种会议,自己还要主持会议,还要到各县去巡视,以及处理机关电函文稿等等公务,简直一点时间都没有。我们家就和机关一起住在城郊,母亲领着我们在房屋前面铺修道路,栽种花木。每天清晨,我们就在母亲带领下做早操,做晨课。那是1939年春,学校都停课了,不能入学,就在家中复习功课,母亲仍督教毫不放松。修好路后,我们给几条路起上名字,“胜利路”“和平路”之类。我爱画画,写美术字,就用水彩颜色画路牌,写路名,贴在小木牌上,立在路边作路标,受到夸奖,自己很得意。

父亲手下的人主要工作就是发动群众,组织动员。现在想来实际就是帮助军人作后勤保障,拉夫派丁,运送粮草枪械弹药,为前方服务。动员不了就强派,有一次我看到将一些民夫绑到院子里排成队,张寅斌带领两个士兵用扁担打他们屁股,说这些人刁顽,不肯为抗战出力,所以惩罚,我看了感到很不好受。还有一次我走在乡下的小路上,遇见一些武装士兵端抢押解一个脸上长满鬍鬚的罪犯,他被捆绑着,脚下却是自由的好走路,赤脚穿草鞋,在他衣领上插着一根长长的标籤,我知道这是枪毙人的标志。我赶忙躲到路边,让他们过去,没有任何人讲话,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不忍心看,急忙往前走,却看见一个骑马的军官在队伍最后,这是押解执法的指挥官。他们要去处死那个大鬍子,也许那是个土匪,杀人犯,可是我心里仍有酸楚的感觉。

敌机空袭越来越多了。我们就搬到离市区较远的农村去住。进城来要乘小木船划在柳叶湖上,清粼粼的湖水,碧波荡漾。热天湖里满是菱角、莲藕、荷花,湖水暖暖的,上面飘浮着浅浅的雾气,荡舟湖上真美极了。

我们还到附近的桃源去玩,当地人说话使我大感惊异,他们不说一个人几个人,而是说几“条”人,人按“条”算,真奇怪。

常德桃源盛产莲藕,当地有一种口大底小盆内斜壁上带有棱齿的大瓦盆,将藕切断在里面磨碎,加上麵粉做成各种式样的藕丸和饼,用油炸,很香很好吃。

当时,商震以上将衔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正好驻跸常德,父母少不了要去拜谒。有时商公(我们称太老伯)也召父亲去参加一些活动,一次商太老伯举行盛大的酒会,我们随父母去出席。商太老伯穿着漂亮的将军服,魁梧的身躯,蓄一点小鬍子,已有些花白,他高兴地和我们这一群孩子握手,大声说笑,很是高兴。我将手伸过去,他那肥大的巨掌紧紧地握住我,好温暖,仰望着这位上将太老伯,觉得他很伟大。

在常德,我们在母亲的积极支援下继续搞抗日宣传,哥哥和我编写剧本,谢伯敏给我们修改,我们自己排练演出,观众不少,居然大受欢迎。

哥哥在长沙时已入了广益中学,在常德转学继续读初一。我在育英小学,本该下学期毕业,但战乱使我们跑衡山,没有读完。到常德,中学春季不招新生,1939年上半年就废学在家。后来搬去沅陵住,我才开始考入初中。

常德柳叶湖,我们住乡下农民的房子,是茅草屋的农舍,外观看很陈旧,屋里倒也收拾得挺乾净。而且这种茅舍冬暖夏凉,自有它的优点。哥哥在城里住学校,我们其余的孩子都在乡下,由外祖母带养。家里孩子我是最大的(12岁),每天带着弟妹们玩耍。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小树林嬉戏,有两座坟头,还有石碑,我们就跑、追、笑闹。父亲那时有支手枪,是比利时的“勃朗宁”,用红绸布包着放在皮枪套里。我曾看到父亲几次擦枪,还有子弹和弹箧,很想玩玩,却不敢。有一次,趁父母都不在家,外婆没有注意,我偷偷地把枪拿出来,和弟妹到老地方去玩,把枪挂在身上,显得耀武扬威。我又把枪从枪套里拿出来,蹲在地上想仔细看个究竟,不料“砰”的一声巨响,走火了,吓得我当时把枪扔在地上。一颗子弹“砰!”地射到坟碑上,打出一个坑。亚妹就在旁边,差一点打中她了,好危险,我害怕得不得了。那天晚上,我挨了一顿臭打。

柳叶湖,不知道有多大,大概不会很大。但那是一个很美的湖。清淩淩的水,夏天有荷花、莲藕、菱角,水草一串串,各种鱼儿游来游去,非常多。冬天,湖水也不结冰,湖上飘拂着薄薄的浅雾。那湖水真惹人爱,喝一口,一定好甜。那时没有什么环保,因为根本没有污染,甚至不懂什么叫污染;还保持着“原生态”。

邻近农家有个女孩子,和我岁数差不多,在那些孩子中最显眼。长得并不一定特别好看,大大的眼珠水灵灵的,紮一根长辫子,穿着打补丁的破棉袄。但她很活泼,毽子踢得极好,我已见过几次。这回又在磨盘前和别人比,她踢得漂亮,跳起来踢花特别好看。她从来不跟我讲话,但说不清什么原因,我却喜欢看她,开始萌动了朦胧的对异性的爱慕,这也就标志着,我的童年时代结束了。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