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的人不会说话
活着的人要为他们说话。

内容介绍:身在农村的地富子女是黑五类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顶替”,沦为专政对象,不沦为专政对象,也是准专政对象。各种好事,如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和别的农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样的过错则罪加一等。在婚姻问题上更是备受歧视,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伙子,又结实又能干,却老是娶不着媳妇,只好长期打光棍。地富子女的人数是地富的十倍,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受迫害的时间太早,持续的时间太长,受迫害的程度太深,被压得无声无息,以至于被人们习以为常,见惯不经。一般人无形中已经把他们视为另类,因而对他们缺少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的同情能力。作者通过如此遭遇下的感受和心理,在《死者无言》一书中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的痛苦与思考,希望与绝望,爱情与亲情,梦魇与幻想。

目录

第一章 童年
第二章 少年
第三章 军事共产主义
第四章 初恋
第五章 漂泊
第六章 深山泪
第七章 诗人
第八章 作家
第九章 地主
第十章 山地回忆
第十一章 卖画者
第十二章 末代土司
第十三章 在水利工地上
第十四章 啊,民工
第十五章 山雨欲来
第十六章 反叛
第十七章 漩涡
第十八章 政治流浪汉
第十九章 死魂灵
第二十章 河归旧道
第二十一章 家世
第二十二章 蹉跎
第二十三章 落魄
第二十四章 苦盼
第二十五章 天亮前后

第一章 童年

母亲告诉我,她怀着我的时候,租一家人的房屋住,当时父亲已经置下田产,正在筹划建房之事。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跟房屋的主人发生争吵,父亲受不了这个气,加快了自家房屋的建设,草草盖了几间茅屋,迅速搬进自己的窝棚。茅屋建成之日,就是我出生之时。一住就是十年,离开茅屋之日,就是我的童年结束之时。

我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在我记得话时,我是被父亲抱到汽车驾驶舱里,让我感受第一次坐汽车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感受到了,树木房屋飞快地往后面跑,若干年后我才学会坐汽车要往前看,不能往后看、往侧面看。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式,影响了我的一生,一直到晚年,才觉得有些事情还得往后看,失忆对于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的危害性是很大的。我的童年正好处在我的父母摆脱贫困之时,我之所以能够去坐汽车,那是父亲往返于昆明--宾川经商包的汽车。此时的我,常常被父亲带到离我们居住的村庄一、二里的牛井街,出入于茶馆一类的社交圈。我天生前额较高,听到的大多是“聪明冠顶”一类的溢美之辞。又常常进入演戏、杂耍等场所,给我的感觉是,在场外收钱的对我父亲非常客气,不交钱就进去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宴请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他的儿子当时担任牛井镇的镇长,父亲常常带我去接这位王爷爷,王爷爷到我家里,我去王爷爷家里,都是我最快乐的日子。王爷爷拄着一根龙头拐棍,父亲牵着我,走在田间的小路上。王爷爷慈祥的笑容已经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事隔六十年,始终抹不去。这样一个善良的老人与大恶霸、大地主实在难以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王爷爷是在解放前去世的,因为解放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镇长儿子和一个孙子先后被新建的政权枪毙。王爷爷的家庭算得上一个乡绅政权的标本,儿子叫王思若,王思若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扩宇,镇压反革命时定的罪名是中统特务,继父亲之后被处决;老二扩宙,参加共产党,在云南地下党滇桂黔纵队八支队三十二团任营教导员,解放后到东北工作,再也没有回过宾川老家;老三扩俊,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我就读宾川一中时他任副校长,沉默寡言,守口如瓶,2000年我回宾川一中参加校庆,才知道他已经死了几年了;老四扩家,名副其实,从未离开过家门,一直经营他家创办的轧花厂,不能否认王思若父子对宾川棉花产业的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扩家死于精神分裂症;老五扩丰,上中学时参加过志愿军,后来做了小学教师;老六扩军,云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在一家工厂工作;老七扩定,惟一的女儿,长得漂亮,有一副好歌喉,上中学时和我分在同一个班级,1958年升学考试,那么严格的政治审查,成分不好的学生几乎扫地出门,而她这样一个出身于关管杀家庭的人,居然入读大理师范学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同学、画家王舜在弥渡遇到她,容颜衰退得令人吃惊;老八扩寰,上中学时比他姐姐和我高一个年级,有高超的篮球技术,未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在宾川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与舅舅的女儿成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还穷得叮当响的时候,他已经在黄家墩村鹤立鸡群盖起了混凝土砖房,因为女儿嫁到香港,后来到香港定居。读者也许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篇幅来描述王爷爷一家,这是因为我从来认为,这样的家庭是完美的和谐的,它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雏形。土地改革以后,双寡的王思若妻子、王扩宇妻子自己耕作土地,最大的困难是家中无牛,无男人犁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昔日趋之若骛,今日惟恐避之而不及,找谁呢?还是我父亲周明高最可靠,同时代的牛井街人都知道我父亲是驶牛、犁地的好把式。那时我已经进入牛井街的高小学堂,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去找我父亲,这一幅耕作图是那么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子里,我父亲的人格力量感染着我,我更加敬重我的父亲,同时我也看到失去男人的两位女人,在逐渐走出生活的阴影。

说起我的童年,我的顽劣实在令人憎恨。我家住的村庄叫溪河村,顾名思义,一条小河流过村庄,环境是这样的美好,柳林,沙滩,令人留恋。游泳,打闹,玩乐,把我的顽劣暴露得淋漓尽致。就说王家八哥扩寰从牛井街带着伙伴来河里捉鱼,我在河岸上往水里扔石头取乐,屡禁不止,他的伙伴要上岸来揍我,还是八哥发话才使我停止了恶作剧。和一群人玩一个把铜板、银币丢到窝里的游戏,赢了高兴,输了打人。有一次打了我家恩人(我家从山地窝棚迁移到溪河村第一个收留我家)的二姑娘,惹了祸,在家里挨抽,遇到二姑娘的母亲受到质问,无地自容,难堪极了。这件事,虽然幼年无知,老觉得对不起人。当然两家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在我家脱贫致富以后,并未忘记对他家的报答。土地改革斗争我的父母时,为了划清敌我界限,只把这一条作为材料算在我父母的帐上,也没有无中生有找出一些所谓钢鞭材料,主人是用了一番心思的。我父亲讲,在他受到监禁的时日里,受到包括二姑娘哥哥的好心人的暗中保护。这当中也有我父母的为人的原因,我父亲讲,一个相对贫困的邻居到我家地里偷摘辣椒,被我父亲看见了,我父亲反而躲避到别的地方去了,等待这个邻居走了,才回到地里。这个邻居十分感动,把这件事作为家训告诫自己的子女,要知恩图报。在父亲受到监禁的时日里,正好邻居的儿子担任村里农会主席。

我常常到一个叫石头的家里去玩,他家养了一只老黄狗,双方友善,但是我穷极无聊的本性驱使我去打它的头,结果吃了大亏,被它一口咬得我膝盖血淋淋,我哭天喊地,把他家吓坏了,赶紧涂辣椒水,害怕染上狂犬病,医了好一阵子,结痂后又碰破,留下终身的疤痕。后来我二哥周凤川玩弹弓失手打着石头的眼角,闯了大祸,石头的妈妈是一个泼辣的女人,闹得一个村子沸沸扬扬,令我父亲暴跳如雷,打了中学毕业在家的二哥,从此再也没有看见二哥玩过弹弓。也许是家境好一点的关系,看见好看的、好吃的就闹着要买,有一天来了一个卖山鸡的,山鸡尾巴长长的,羽毛鲜艳,围观的多,能够出上价的人少,我一定要母亲买,母亲嫌贵,我就在地下打滚,母亲只好买下。有一年发洪水,洪水漫到村中小学门口,大人忙着防洪,我却老往外跑,一天换七、八次衣服,实在让家里人担心。

1948年秋天,我被送进溪河村小学。我的启蒙老师叫杨秉信,他和我大哥同学,面对我这个不够入学年龄的小孩,也只好勉强收下。杨秉信老师擅长音乐、美术,可惜我当时年纪太小,未能够在这两门功课上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我的记忆里,整日歌声飘荡,但我只依稀记得一首《百花洲》的歌曲。我的顽劣天性并没有因为入学而减少,与同学打闹依然如故,课间休息时围着一株大榕树爬上爬下,你打我,我打他,结果被一个最要好的同学打伤了眼睛,为此父亲到学校责备老师管教不严,杨老师怀着委屈,语重心长地对我俩说:“打闹的结果,给各方面带来这么多麻烦,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杨老师身体不怎么好,他说话的眼神,说话的声音,对我一个六岁的孩子,是那样的刻骨铭心。杨老师教了我一个学期就回家了,死了,说是患一种叫肺结核的病。我想起再也看不见杨老师的眼神,再也听不到杨老师说话的声音,我流下了眼泪。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校园里和同学打过架。我的这位同学叫杨开华,从辈份上讲,我应该称呼他为叔叔,但我俩相处却如同兄弟。我俩改变了玩的方式,用一根光滑的杠子架在两株柳树上,在柳林里训练翻单杠。凭我俩的智商,凭我俩的志向和追求,我们两人应该双双进入中国的高等学府,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然而,土地改革一声炮响,他的母亲自杀,在这节骨眼上他患了麻疹,无力医治,而导致终身失明。大集体的时候被生产队“照顾”安排到小煤窑背煤炭,1979年政策宽舒一点,开始了他的漫漫阿炳(二胡曲《二泉映月》作者)路。1979年我也走出了沼泽,两个童年好友相遇,欲哭无泪,不愿意再提起伤心的往事。苍天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

第二个老师姓俞,大辛村人,上课时候少,睡觉时候多,没有留下什么印象。1949年我父亲任校长,请了一个地下党人来任教师,此人姓朱名茂生,云南凤庆人,他教的是一首刨马铃薯的歌曲,我还记得内中有这样的歌词:“这么大的果儿,你说妙不妙?”这首歌曲传唱后,村里的头面人物对他提出了警告。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首在解放区唱的歌曲,过了不久,这位老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夜深人静时却听到这位老师和父亲窃窃私语,偶尔还听到母亲给二哥讲这位老师的历险经过,同时也对我发出警告:“小孩子家,不准到外边乱说!”一个夜晚,听说一群盗贼有组织有计划的要来进行抢劫,聪明过人的母亲,干脆把灯笼点得通夜透亮,你要什么就拿去吧!只要人平安。然后就张罗着把我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先把我藏到堆放秸秆的地方,一会又把我送到一户房屋十分破烂的人家,母亲折腾了一夜,考虑的不是自身的安全,而是孩子的安全,天下做母亲的恐怕都是这样。正是母亲博大的胸怀,在土地改革中被扫地出门之后,引导我们全家,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熬到了1979年。就在躲“强盗”的第二天,赶集的人回来说,解放了。我还没有弄明白解放是个什么东西,村庄里就驻进了军队。军队又向北边开走了,军队又从北边开回来,一只军队押着另一只军队,听人家讲,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被彻底打垮了,解放了,解放了。

被国民党追捕的朱茂生老师也没有回来教我们,而是去担任共产党牛东区人民政府主席,没过多久就把二哥周凤川带到宾川县人民政府担任一名公职人员。我的大哥周锦川于1950年5月从昆明返家,做了一段时间征粮工作,1951年被新政权吸收为溪河村小学教师。我已经入学两年了,经过我大哥检查,并没有学到什么,于是大哥开始了对我的整肃。大哥毕业于宾川正惠高级中学,在昆明当过国民党中央宪兵,受到极其严格的军事训练,上课时十分强调遵守课堂纪律。任性惯了的我,正好成了典型教材,警告,再次警告,警告无效,大哥走下讲台,打得我鼻血长淌,并将我驱逐出学校。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暴风雨式的打击。回到家中,母亲和大嫂责备大哥出手太重。然而,这一次的教训,对于我对于全校学生都太重要了,课堂纪律空前好转,树立了浓厚的学习风气。以往,我每天晚上跑到外面去玩,回来得太晚,母亲对我的惩罚是,跪在地上,头上还要顶一碗水,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大哥则不然,每天晚上在昏黄的菜油灯下,用一块小黑板给我补课,我的学习成绩获得迅速提高。是大哥把我这样一个秉性顽劣的人带进了知识的殿堂,自此以后,可以说,我终身都未放弃过学习。

我家里有许多书籍,都是大哥、二哥读过的小学、中学课本,阅读这些课本成了我的乐趣,我常常躲在楼上,独自阅读。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已经知道鲁迅、茅盾、巴金、蔡元培、徐志摩,识字的量超过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学校墙壁上不时贴出一张落款为“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的布告,诵读之余,屡屡获得村民的赞赏。鲁迅的“门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把文学的描写注进了一个孩子童真的心。一篇题为《爝火》的文章,“看似那般近,又似那般远”,使我沉浸在幻想中。然而对文学爱好的起始,也就是忧患的起始。此后我对文学的爱好虽然没有减弱,但是终身没有跨进文学这道门槛。

在我大哥执教的两年中,溪河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建立伊始,一对表兄弟登上了溪河村的政治舞台。他们是农民协会会长黄兴,和行政村村长杨义忠。黄兴是一个破落子弟,吃喝嫖赌,家道中落,在村子里混不下去,跑出去参加了几天抗产队(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简称抗产队),回来后摇身一变当了农民协会会长。说起此人,和我家还有一段渊源。我大哥结婚早,当时他还上高中。他与学校里的同学结拜为八个弟兄,八个弟兄各有所长,杜荣、王家楷,学生自治会主席、副主席,王家楷的家庭是宾川四大豪富之一;罗祯祥,一个把着头、二名的高才生,据说有一次到大理参加知识竞赛,八所中学的精英汇集榆城(大理雅称榆城),他获得演讲冠军,还进行了一项现场比赛,谁读书最多?各自报上书名后,由担任裁判的老师随机抽样,询问人物、故事、情节,结果战胜了一外位来自鹤庆,夺标呼声甚高的同学。略举两例,其人的才华可见一斑。大哥结婚时,我大哥的七个弟兄都来参加婚礼。黄兴也来了,他是一个老牌酒鬼,一贯以酒发疯,逞能逞狠,在婚宴上就与大哥的弟兄发生了冲突。这个破落户哪里把几个学生娃娃看在眼里,言语口角,互不相让,还是我父亲的智慧远远高于酒鬼,把几个心高气傲的学生压了下去。八个弟兄顾全大局暂时忍了这口气,回到学校以后,却商量着设计了一个收拾黄兴的方案。方案总设计师是罗祯祥,罗祯祥家居宾川中学所在地--洲城街,他经过一番调查,确认黄兴常常去洲城街一个杨姓亲戚家里,然后对途经路线和眼线都作了精心安排。一天,当黄兴骑着马进入文庙过道时,罗祯祥的哥哥迅速封锁了路口,不准许警察介入。几个人把黄兴拉下马一阵暴打,当警察赶到现场时,一个人影都不见了。为此黄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家里医治达半年之久。黄兴当了农民协会会长,变本加厉,作威作福,捆绑吊打群众,便饭家常,我亲眼看见一家人办丧事,他把外村来客的耳朵打掉,又吊在小学校的单杠上,然后关进橡木栅栏的牢里,恐怖极了。

行政村村长杨义忠,原来住在金甸,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与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发生冲突,逃亡他乡,落籍溪河村。年关在即,行政村长家的大红公鸡突然失踪了,这还了得,于是对全村进行了大搜捕,我的母亲又一次把灯笼点得通明透亮,最后,行政村长家的大红公鸡找到了,却是在一个常年吹鸦片烟的女人家里,这个女人可惨了,尿屎都被吊了出来。在这一对表兄弟主政期间,六十户人家的溪河村,被划为地主成分的有两、三户人家。黄兴有一幢祖上留下的瓦屋,有十多亩土地,被划为中农。杨义忠只有三分土地,自然是天经地义的贫农。我家的土地和黄兴家差不多,有几间破茅屋,在黄兴、杨义忠的主持下被划为中农。与黄兴家的瓦屋相比形成鲜明的反差,由于父母善于经营,生活是富足的,石料已经备好,建设好一点的房屋已列入议事日程。父亲在昆明做生意,买了许多美国帆布,请来缝纫师制作各式各样的服装,从昆明买回来的日用品也不少,对于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这些洋货,实在让人眼红。其实,这些洋货在昆明不过是一堆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在溪河村这个特定的人文环境里,却给我的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1953年夏天,根据上级指示,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复查。土改工作队经过访贫问苦和串联,定了坏人掌权的调子,一夜之间就把黄兴、杨义忠抓起来,投入他们两人关别人的橡木栅栏的牢里。同时被抓的还有杨忠,杨忠没有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但与这两个人十分合得来。被称为主宰当时溪河村政局的三驾马车。这三个人被抓后,溪河村政局动荡不安,卷不及暮雨朝云,领导班子换了几茬。就在这样的人事更迭中,有两个人浮出了水面。一个叫李学孔,一个叫杨岱。两人都是从与宾川比邻的祥云县搬迁来的,两人都经营臭豆腐行业,前者是大老粗,后者有文化,这就注定了这两个人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的政治格局。就是这两个人,主宰了溪河村的政治生活近三十年,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都跟这两个人的好恶紧密联系在一起。

土地改革工作队依靠的对象是贫农、雇农,雇农是首选对象,所定的标准也明确,没有土地,没有房屋,这一类的人有好几个,但是能说会道的要数杨岱、李学孔,于是,杨岱、李学孔便取代了黄兴、杨义忠。只有三分土地的杨义忠被划为地主成分。有十多亩土地,有一院瓦屋的黄兴反倒维持中农成分不变,这要归功于他的女人,摆平了几个关键人物。我家各式各样的服装,从昆明买回来的日用品,早就纳入了杨岱、李学孔分浮财的盘子,被划为地主成分。一个六十户人家的溪河村,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有二十八家,这么高的比例在全国恐怕也是罕见的。被划为地主成分的男人,几乎都进了劳改队,其中最惨的是没有担任什么具体职务的杨忠。2005年春节前夕,我拜见了这位八十八岁高龄的幸存者杨忠,据他自己讲,他被判的是死缓,据我二哥掌握的资料,杨鹏翥县长亲笔批的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幸免于难。杨忠对我说,他三十四岁入狱,在劳改队呆了三十多年。我父亲没有送去劳改,是因为当时享有较大发言权的一个女人,向工作队反映周明高为人不刻薄,使杨岱模棱两可的谗言未被采纳。黄兴被关了两年放了回来,戴一顶劳释分子的帽子,因为中农成分,比地主、富农分子轻多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给黄兴平了反,因为抓他的案由是“二流子”,二流子怎么能够办罪。我二哥在法院工作,给黄兴送来平反通知书,补偿了他一点钱。杨义忠劳改十多年,膝下无男丁,生产队靠劳动力吃饭,晚景极为凄凉。他的一个外孙在二十一世纪,终于坐上了大理市副市长的位置,验证了他的政治基因。副市长外孙也许终身不会知道,土地改革划成分是何等的荒唐,杨义忠们的悲剧和灾难还会重演吗?杨义忠这个只有三分土地的地主,划得冤枉,比他冤枉的还有。王绍理的父亲,租人家的田盘,勤巴苦做,一年到头打着光脚板,去做客时一双布鞋揣在怀里,快进村了洗了脚才穿上鞋,做完客出了村,鞋又揣回到怀里。就这样一个人,被划为富农。王绍理秉承了他父亲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成绩异常出色,但是成分问题,无缘跨入大学门槛,后来在云南省贵金属研究所工作,1998年我在昆明医学院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与云南省贵金属研究所离得很近,前去拜访他,谈话的议题还是土改划成分,好在他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当了工程师,实现了他未能实现的梦想。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