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周元川1957年在宾川中学第16班
1953年秋季还没有等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我们全家搬出了茅屋，茅屋被没收了，茅屋分给了另外一家人。就在这年秋季，我考入高小学堂，要到牛井街住校读书。住校读书得带行李，这时正好发生了一件事情，村里民兵大肆捆绑吊打隐藏浮财的地主，“老牛拔桩”一类的酷刑已经逼死了几个人，我不知道我是出于什么考虑，是鬼使神差，还是莫名其妙，主动向民兵检举我的母亲把一些器皿埋藏在茅坑里，于是我立功受奖，一个叫石翠伟的民兵队长为我说了好话，准许我带行李。暑假期间，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学习，说是实行回避政策，我大哥被调到上白塔小学。一个长期在父母身边的孩子，永远离开了这间居住了十年的茅屋，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从一所二十余人的村小到几百人的高小学堂，热闹而又新鲜。入学时，参加过地下党的校长对新生进行口试，他问我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姓甚名谁，我一一答对了，无非我平常喜欢看报而已，为了迎合当时学习政治时事的浪潮，校长还把我作为典型，号召全校同学向我学习。开学第一篇作文《我的家庭》，我把土地改革对地主的定义原文照抄，套在我的家庭上，语文老师王涛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在当时的恐怖形式下，人人都要捉自己头上的虱子，我的作文成为范文，对剥削阶级家庭认识得最深刻，受到表扬。从心理分析，我这个人恐怕有一种天生的投机本性。同是一个班的学生，缪怀用同学就说了真话，他的父母苦心经营，一家人生活困难，怎么会被划为地主？缪怀用同学受到王涛老师的严厉批评，上报到校长那里，列入反动学生名单，听候处理。对此事我颇后悔，我太左、太激进，才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吉人自有天相，缪怀用同学在兰州当解放军军官的哥哥回来了，学校还邀请他作报告，随后缪怀用同学也去了兰州，反动案没有再被提起。我病了，病得很厉害，一个学期都是在疾病中度过的，有时还昏倒在回家的路上。有一次被一个高年级的女同学背回家里，这位善良的姐姐，我永远记得她的名字，李如兰。
我大哥在溪河村教书的两年间，近十个学生考入高小学堂，升学率之高以前没有过，以后好多年也没有过。后来调到上白塔小学，仍旧表现出高超的教学才能，干了两年又调到牛井完全小学。若干年后，村庄里的人进行回顾性评价时，都认为我大哥是教得最好的老师之一。然而高小两年中，疾病影响了我的学习，我的成绩下降了。和我一同考取的有三个女同学，她们的年纪比我大六、七岁，出于嫉妒，向王涛老师打小报告，说我和杨克军骂王老师“狗日的”，解放初期，天地国亲师位，师道尊严，还没有被共产党清除殆尽，差不多要开除我俩的学籍。“狗日的”这一类脏话，本来就是农村孩子的口头禅，一旦作为打击他人的材料，后果不堪设想。传闻失实，苍蝇可以说成大象。我对打小报告深有领教，同时也深恶痛绝，但是就是这样一种整人的形式，到共产党建政五十六年之后，仍旧没有绝迹，只不过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六年的艰苦奋斗，正直的人们积蓄了一定的实力，打小报告者得逞的几率大大降低。高小毕业考初中我落榜了，我灰溜溜回到溪河村。前两年落榜的杨根长同病相怜，把我视为兄弟，但他介绍我阅读的《罗通扫北》、《薛刚反唐》，我一点不感兴趣，我至今没有读过这类书籍，爱屋及乌，武侠、神话、演义均受到我的排斥，我的偏激限制了我的知识面，但我终身而不悔。经过短暂的劳作，我又回到学校，经过我大哥联系，学校同意接收我补习。
痛定思痛，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班主任叫张开第，地主家庭出身。当时教我们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地主、富农出身，也可以看出，土地改革划成分打击面之大。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排在全班第二名，第一名是袁学智，来自高寒山区芹菜塘。我俩一起升入宾川中学第十六班，凭着土地改革准许带的那点行李，袁学智与我同睡一床，他只有一块毡子，他倒是贫农，但是村里划为地主的没有什么浮财可分。从高小到初中，环境更新鲜，视野更开阔。我通过杨克军认识了第十二班的赵映国、赖福陈，一个星期天，我和袁学智在返回学校的路上，与这两个人结伴而行。记不清了，袁学智和赖福陈争论一个什么问题，赖福陈本身也是地主出身，但过寄给一个成分好的医生，经济条件较好，得理不让人，袁学智赌气另走一条路，赵映国也建议我与袁学智同行。我的思想太幼稚了，连这点人情世故我也不懂，居然无动于衷。为此，袁学智回到学校立即与我分开住，隔了两天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元川同学，想不到你会背叛自己的朋友。”我们的友谊划上了句号，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和解。正是我这一致命的弱点，使我终身不能进入领导层。不是冤家不对头，赖福陈、袁学智先后考入昆明工学院，文革武斗严重时，我和袁学智在宾川中学旧址西门外曾经见过一面，他在贵州一家军工企业工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原谅我，因为我没有问过他。倒是杨克军、赖福陈、赵映国这三个人，在我发生一场遭遇时，各自的态度却极为鲜明。杨克军认为可笑，赖福陈认为可气又可笑，赵映国的态度与上述两人全然不同，表示极为愤慨。从此我对杨、赖大打折扣，赵的同情和支持使我终身难忘。我的少年时代是多么的不懂事，吃苦、吃亏是不可避免的了。
1957年的这场遭遇，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遭遇。土地改革过去就过去了，俗话说，做个粑粑去跳井，不死还要吃。父母本来就是穷苦人，划为地主无非再做一次穷苦人，承受能力还是强的。父亲除了种田，还买了一头小毛驴，用它到一个叫干甸的地方驮运煤炭，由母亲和大嫂做成煤块，然后到市场出售，赚的钱用于贴补家用。这时，我大哥已经有三个孩子，他的工资只够维持一家生计，供给我读书是不可能的。我二哥当时还未成家，他愿意承担我的学费。过中也发生了他要和家庭划清界限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我父亲当机立断，直接找到我二哥的上司马春贵院长，马春贵院长当场表态，指出供给兄弟读书是周凤川的责任，不能与划清界限扯在一起，请我父亲放心，他会责成办理。此事得以圆满解决，我二哥也脱了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的干系，我星期天到法院游玩受到欢迎，说到底还是我父亲闹了一场的结果。
我父亲当时在白荡坪修水库，劳动表现好，还编了一些歌颂劳动、歌颂共产党的快板，在水库工地的晚会上表演，得到领导的肯定，报请宾川县人民政府批准，给我父亲摘了地主帽子，在当时能够享此殊荣极少极少。1957年夏季，我大哥所在的学校有三名教师被划为右派，他是其中一名，另外一名叫杨兆兴，宾居区杨官营村富豪子弟，虽然只有高小学历，但文学、历史方面的造诣极高。他还没有结婚，未婚妻尚在学习，费用全由他承担。他划为右派后，未婚妻离他而去，他经受不起这一打击，吊死在我们村里一棵桑树上。还有一位叫王森，是英雄，为民除害，打死过一只豹子，打豹英雄，也吊死在我们村里一棵桑树上。我大哥发配到离家三十里的力角完小，我父亲给予他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父亲去看望大哥，常常受到一位姓曹的学校领导的斥责和侮辱，父亲归来，总要描述一番曹某獐头鼠目的尊容，然后发出人在矮檐下，低头又何妨的慨叹。
农村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比机关上的反右来得晚一点，杨岱、李学孔对我父亲摘掉帽子的自由度早就恨之如骨，那是县里领导摘的，无可奈何。这时的杨岱、李学孔，一个是高级社的社长，一个是民兵队长，机会来了，根据各方面的揭发，收集了我父亲大量的反攻倒算的言论。比如我父亲说：“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吃不完穿不完。”被歪曲为“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红薯拿来当口粮。”我父亲小学文化，但出口成章，风趣幽默，从他的言谈中断章取义，易如反掌。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在溪河村展开了。1957年9月16日的晚上，我在睡梦中被母亲叫醒，在斗争大会的口号声中，和父亲跪在地下，接受批判。我被揪出来，其发难者是叫花子老张。所谓叫花子老张其实根本不是叫花子，是国民党的旧军官，解放前夕化装为叫花子，在溪河村成功地隐蔽下来，参加土地改革，分了土地、房屋。一直到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经过外调，查明了他的真实身份时，夫妇双双服毒自杀。我家的自留地与叫花子老张家的自留地比邻，暑假中我带着侄儿侄女摘辣椒，受到叫花子老张的女人的无理指责，我文绉绉的回击了一句：“你这个家伙，怎么血口喷人？”于是我被戴上“侮辱贫下中农”的帽子，交群众斗争。后来的实践证明，按照共产党的理论，我侮辱的应该是阶级敌人，但也没有给我平反。我父亲被重新戴上地主帽子，杨岱、李学孔给宾川中学打了报告，要求将我押送回村劳动改造。
我带着无尽的羞辱回到学校，我失去了往日的笑容。班主任杨嘉桂找我谈话，我在他的宿舍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个不停。杨嘉桂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坠楼自杀，据目击者说，牛井供销社院子里的砖板地上，脑浆溅了一地。杨老师自杀之前，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他宿舍里哭诉受到政治迫害的悲惨画面，是不是在他的眼前浮现过。2000年我回到宾川一中参加校庆，没有见到一点关于杨嘉桂老师这位文革受难者的资料，我向一位老师了解他的死因，他激动地说：“当时清理阶级队伍，宾川一中的老师住在牛井供销社的楼上，铺的是揽敞铺，我与嘉桂床挨床。一天夜里他对我说这一次他恐怕过不去，解放初期年青好奇，被人传授过一种剪纸艺术，剪过‘朱毛必死’、‘介石回北平’，肃反时作过交代，这一次一定会翻出来。我安慰他，翻出来的可能性小，你已经交代过了，不能以此定案。过了两天他就坠楼自杀。后来我和其他老师努力争取给以他平反昭雪，当局却以‘没有整他，他自己惊’，未纳入平反昭雪范围”。还是这位在你宿舍里哭诉受到政治迫害的十五岁的少年，把你的死记在这本书里，给你的灵魂得以些微的安宁。
紧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我的围剿。我充分估量了我的承受能力，我一份也没有看过，听天由命吧，我全身心投入毕业考试的准备中。由于我的顽固不化，数理化，文史地各门功课均在九十分以上，语文成绩名列全年级三个班第一名。考也白考，1958年的升学考试，连试卷都没有批阅。我和大部分成分不好的同学收到一张不录取通知书。其实我算幸运了，只是中学不划右派，如果划，我自然是宾川一中学生中的第一号右派分子。杨岱、李学孔要求将我押送回村劳动改造没有得逞，据说是当时分管文卫的副县长谢坤一句话救了我，年纪太小而作罢。我这个小右派，众所周知。1968年我到大罗城上门，溪河村生产队队长吕文渊和会计魏绍竹串通一气，在我的转户口的证明上写上“在中学划过右派”，要让我到贫农成分的家庭上门也不得安生。我去找刘瑞儒校长，他当时是走资派，为我开了证明，证明我没有划过右派。生产队干部可以凭道听途说，毫无依据给一个人做政治结论，黑暗到何种程度。1978年给右派摘帽子，大罗城生产队的干部通知我到公社开会，可想而知，尽管我没有戴上右派帽子，但在人们心目中我就是一个右派。遗憾的是，我没有资格享受右派改正的待遇。
在杨岱、李学孔心目中，对于老的地主、富农，死的死伤的伤，已经构不成威胁，而他们的子女却蓬勃发展，特别在溪河村这样一个特殊的村庄，三分之一的地主、富农，其子女肯定是几何级数增长，而他们俩人的子女，无论外形和内容，体魄和头脑，都无法与这些地富子女比，于是杨岱、李学孔提出了“割韭菜”的战略构想。杨岱、李学孔把地富子女比作韭菜是恰当的，在当时的溪河村，强劳力有百分之八十是地富子女，这些人不出动，整个生产队就陷于瘫痪。杨岱、李学孔要把地富子女连根铲除，全部消灭一时难以做到，因为当时北京大兴屠杀还没有降临到这个村庄。杨岱、李学孔与地富子女的斗争就成了割韭菜与反割韭菜的斗争。像我们这样在外面上学的地富子女，杨岱、李学孔整天挖空心思盘算的，就是如何把我们整回来，整回溪河村来。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