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周元川（后立者）1958年到大理市九顶山参加大炼钢铁铜
1958年9月，我含着眼泪回到已经离开了六年的家。我得面对现实，白天劳动，晚上阅读《毛泽东选集》。一个经过长期阶级斗争洗礼的初中毕业生，太容易接受他那套理论了。这样的学习，九年之后居然派上了用场。1967年的文革夺权要的是谁的毛著学得好，谁的毛泽东思想水平高。我一个农村里的地主子女，刚好在批臭了谭力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反动血统论之后，站了出来，立马受到造反派的青睐，风光了几天。待写到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时，再慢慢道来。1958年的秋天，老毛忙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战钢铁，超英赶美，对我们这些人暂时放松了一阵子。当时，村里安排我担任司务长。一位叫杜发昌的同学找到我，安排他的吃住，自然落在司务长的肩上。杜发昌写得一手好字，高中毕业未能升入大学，回家务农，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中间派“五三一”群众组织，被活活打死。干了两个月司务长，我二哥就把我带到大理市九顶山矿区。这期间，杨岱、李学孔到哪里去了，杨岱调到别的公社去了，李学孔调去月牙山管学好队。他们盼望已久的周元川回到溪河村两个月，又让他溜走了。话说我还在宾川中学受苦受难时，我二哥作为政法系统出身不好的人，第一批被下放到太和农场劳动，不久又调到大理市九顶山矿区大战钢铁铜，他出于对工业战线的乐观的估计，把我和我二嫂带了去。
1958年的10月18日，我是第一次出远门，挑着行李，经过山岗铺、响水，翻过老冒山、梁王山，终于到了蒿枝坝、马厂箐、冷风箐。当时聚集了三万人在这里炼铜。我对这些事情一点也提不起记忆的兴趣，好在我二哥在他的《一个老法院的自述》的著作里作了记述。无妨引述如下：
“1958年1月响应毛主席下放干部的号召，我和其他同志下放到太和农场劳动锻炼。1958年7月由太和农场调九顶山铜矿，参加大战钢、铁、铜的运动，法院下放干部除陈忠柱同志留太和农场，我和另外三位都上了山。当时全州十二个县市上马三万余人。我分配到山下茨坪村公路指挥部工作，每天审批各伙食团日用粮单。我因有病到祥云城医治，委托一个同志代管，他工作拖踏，半月后评比，我被插了“白旗”，直把我吓了一跳。插“白旗”是反“右派”斗争的继续呀？我内心有愧，忐忑不安。庆幸的是几天后矿部通知我上山，到冶炼厂报到，参加冶炼训练班。我正为能够学好科学技术而高兴，遗憾的是，只学了一个月就以“技术员”的身份去领导农民 “放卫星”，那可真有点像张飞夜战马超。我在冶炼车间任排长，洲城街农民许世周任副排长，管三个炉子，我和许各负责一个炉子，另一个炉子由杨逢春（下放干部。和我一起受过培训也是技术员）负责。我们建的高炉七、八公尺高，炉堂不透气，尽心尽力的工作，炼出含铁铜一百多公斤。
我怀着喜悦写了喜报，组织了100余人敲锣打鼓送到矿部，赢得了矿长的赏识，颁发了“红旗”，我自忖：这不就把以前插的“白旗”一笔勾销了嘛！回想前久郭矿长在万人大会上讲：一定要把铜矿办好，办成10万人的城市，是云南的第二个东川铜矿，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把我的三弟和我的妻子也调来矿区，每月领18元工资（扣除伙食6元外余归己用），这远景如能实现岂不美哉？准备全家扎根矿山，为国家工业化贡献青春。但事与愿违，红旗领来之后，矿石不争气，后来连含铁铜也炼不出来了。郭矿长是山西省人，在万人大会上的报告，事隔数十年还有印象，郭的声音十分洪亮，他说：“同志们，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想当年老子打阎锡山（军阀）部队，打得他龟儿子倒骑毛驴。”整个讲话全是鼓干劲之语，没有听到科学二字。我听了心顿时凉了，总觉得人力、物力、财力耗费是无法计算的，反正面临垮了，完了的趋势。再看民工们建的数千高炉，大多是夜战的，就像鸡厩一样，一脚就踢倒了，那里像炼铜炉，真使人啼笑皆非呀。转瞬之间已是1959年春节，宣布马厂箐铜矿下马，大批的民工回家了。面对农村办公共食堂的困难生活，一年之计在于春，再减产饿死人怎样办呀？人们还是热诚拥护共产党努力把生产搞上去。
1959年6月调职或下放的干部到祥云县梁王山桃园队栽秧，一个组10来个同志，组长是洱沅县调职干部张同志，我是副组长，那情况可不好呀，一些劳动力得了水肿病，能栽秧的寥寥无几，中年妇女说有风湿不能下水。我们明明知道那是农村食堂饭吃不饱，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强迫她们，于是我们带头上阵，栽到农历六月初才结束。同年8月矿党委召开大会宣布：属祥云大县来的（58年宾川、弥渡并祥云县）回县学习后回机关工作。”
1959年春节前，要组织文艺汇演，我被调去参加创作和教他们唱歌。我认识了一位叫王开华的人，他是宾川大辛村人，与溪河村相距不过二里之遥，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他爱好文艺，但没有文化，经过我一点拨，茅塞顿开，与我结成好友。当时马厂箐铜矿面临下马，大批的民工就要回家，我也不会例外。而王开华所在的冷风箐冶炼营全是宾川成分好的农民、种植棉花的能手，而我来自马厂箐厂部，跟他们扯不到一起。据可靠消息，王开华所在的冷风箐冶炼营全部宾川棉农，要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传授种棉技术。王开华出于对我的喜爱，就把我的成分改为“中农”，与宾川棉农合流，加入了宾川棉农的行列。过了春节，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队伍出发了，临行前，祥云县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位干部，对每一个人员核实，他看见我那么娇小脆弱，问我几岁了，我回答得刚劲有力：“十八岁！”侥悻过关。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我会走得这么远，翻过无尽的山谷，到了清华洞。清华洞这个幼年时就多么熟悉的名称，父亲到昆明做生意的必经之道，滇缅公路要经过这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龙云执掌云南政权之后，因为他的女人李培莲是宾川县宾居街人，对宾川县情有独钟，据说他和他的谋士站在鸡足山下，遥望起伏的山峦像一面飘扬的旗帜，他的谋士灵感顿生，提出，如果能在顶峰建一座塔，这座塔就是这一面飘扬的旗帜的矛头。龙云采纳了他的谋士的建议，先行修通了从清华洞到宾川的公路，这对于推进宾川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清华洞是一个交通枢纽，明天就要搭上汽车，奔向从未见过的茫茫的大世界，睡在清华洞的驿站里，我百感交集，终于再一次逃出杨岱、李学孔的魔掌。
汽车第一天开到南华县城，南华又称镇南，特产一种叫月琴的乐器，听家乡年纪长一点的人说，1949年以前，这里曾经办过一所有名的镇南师范学校，想必应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城镇，汽车停在城外，约不到志趣相投的伴，否则是要到城里逛一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过往南华数百次，因为交通状况改善，没有投宿南华的机会，一直无缘拜访这个文化名城。还是1991年在云南科技出版社出书，找了一个间隙，去南华看望一位宾川友人，才得以实现。但，感觉是令人失望的。我的友人是做文化工作的，可能在离开宾川以前，怀抱着和我一样的想法。也许我们都太健忘了，1949年以后对古老、传统文化的摧残，还看得少吗？正是这样一种错误的判断，导致他几年后不得不再一次调回宾川。这一次去南华，还看望了另外一个人，夏开宇，他是南华当地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宾川教书，为了解决老婆的农转非问题，去了宁蒗，现在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的母亲要求回归故里，他的父亲在文革中犯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被杀害，他的父亲是地主成分啊，犯了这种罪，贫下中农成分也在劫难逃。父亲忌日，夏开宇在某部队大学生连劳动，夜里常常在睡梦中惊醒，从此患上神经衰弱症。经过二十年的颠沛流离，他和他的母亲回到故里，待母亲归世后，和父亲那冤死的灵魂埋葬在一起。
第二天傍晚到达昆明，一路山光水色，令我这个不曾出过远门的农村孩子，打开眼界。滇池边上高耸云天的三角铁架，是拉电线用的；夜晚在饭店里吃饭，如同白昼，为什么宾川中学的电灯是昏黄的？这儿的电灯是圆柱形的，经过打听，才知道这是一种叫做日光灯的照明器，顾名思义，难怪如此。吃完饭又上了火车，拂晓时分在开远下车，开远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工业城市，因为有许多高大的烟囱。马上又上了一辆铁兜汽车，以前坐过的是木板与金属相结合的车厢，这纯金属的，又浅，我老担心甩出去，紧紧抓住旁人屁股下的行李。终于到达目的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00多个宾川棉农被安排在政府招待所吃住，没有打开自己的行李，第一次享受了只有机关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我想我们这100多人都和我是同样的心情吧。第二天州委农村工作部的领导接见了全体人员，第三天就开始分工，分别到文山(当时砚山并入)、马关、、西畴(当时麻栗坡并入)、丘北、广南和富宁6个县。我和王开华分在文山县，自治州首府就在文山县城，盘龙江蜿蜒流过，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就在这里设州置郡；明、清设广南府和开化府；云南和平解放后设文山专区， 1958年4月1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成立，有汉、壮、苗、彝、瑶、回、傣、布依、蒙、白、仡老11个民族。到了县里又分到各个公社。这一回，王开华到攀枝花公社，我到八嘎公社。有了互联网以后才知道，“八嘎”系壮族语，即“小河交汇口”之意，位于砚山县东南部，西北与者腊、盘龙两乡接壤，西南与文山县东山、追栗街乡毗邻，东北与蚌峨乡连接，东南与西畴县西洒镇、蚌谷乡接壤，总面积377．6平方公里，辖12个村民委员会，154个自然村；总人口34370人，全乡总耕地面积24593亩，人均耕地0．73亩，属省定扶贫攻坚乡；乡境为中山河谷地形，乡内属亚热带气候类型，气温高、湿度大、雨量充沛，是冬季农业开发的适宜区，乡内盛产稻谷、玉米、大豆、小麦，经济作物有三七、花生、辣椒；适宜发展杉木、板栗、八角等经济林木。乡人民政府驻八嘎，距县城33公里。
当时我们去时，老远老远，不会少于一百里，那时是从文山县城出发，不是从砚山县城出发。在八嘎公社没有呆了多久，回县里整训。我们在八嘎这个小组的一个有夫之妇怀孕了，怀孕就怀孕呗，我们的组长是一个聋子，立即把这事反映上去了，其理由是这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个婆娘怀孕，否则当初就不会让她来文山，怎么跟他男人交代。聋子组长给这个女人做工作，这个女人交代是麻子谭某干的，谭麻子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经过医院检查是他没有生育能力，怎么会呢？谭麻子提供了一个线索：一个在八嘎下乡的干部跟这个女人来往频繁。于是又把这个干部找来，但是这个女人死死咬住谭麻子。葫芦僧判葫芦案，最后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坚定不移的承担了责任,谭麻子和那位干部才脱了干系，否则中国劳改营至少要增加一名新成员。庆幸这一次的整训，把我从山谷中调整到古木公社。
互联网上说，古木镇位于文山县东南部，距县城15公里，东接追栗街乡，西连平坝镇，北连攀枝花镇。总面积167.75平方公里，辖9个行政村，大部分为山区、半山区，多岩石，缺水，平均海拔1405米。有文马公路和古平公路穿境而过。2000年，全镇人口25556人，其中农业人口24700人，占总人口的97％，境内居住着汉、壮、苗、彝、回、瑶、傣、蒙古8种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6％。 古木镇是文山县较大的乡镇之一，其以街中一古树为中心向四方外延。据说此树已有几百年历史，古木由此得名。古木是三七的起源地之一，被誉为”三七之乡”；经济林果葡萄、石榴、桃、梨都是很好的水果。
从上述的介绍看，古木的缺水，四十多年了也没有解决。公社门口一个大水塘，来源是雨水，如果老天不降甘霖，古木人只有渴死。我没有想到，世间还有这么干旱的地方，一年四季就吃这浑浊的泥水。说也奇怪，古木街比我家乡牛井街大得多，建筑布局也在牛井街之上。如果经济不发达，是解释不了的。我想，正是这种特殊的干旱环境，才造就了古木特别优异的“三七”品种。你能不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公社的书记姓李，公社的社长也姓李。一天晚上，街心里召开批斗会，被批斗的是姓李的社长，主持批斗会的是姓李的书记，批斗会不怎么热烈，只是听见一个大队妇女主任在咆哮：“李显明，你这个右派分子！你这个右派分子！” 第二天，这个姓李的社长就被带到平远街农场劳教去了。姓李的社长，妻子是供销社售货员，对人客气，一点没有丈夫是社长的感觉，他们有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对人很有礼貌。听人家说，社长原来在县委农村工作部，反右派都躲脱了，怎么就躲不脱这一劫。听人家说，社长的家庭出身不好，我回想起前些日子到文山县城参加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的大会，不是揪出来彭德怀吗？文山县委要完成反右倾的任务，不就落到李显明的头上，他究竟是定性为右派分子，还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得而知。每天从供销社门口经过，我总是避开售货员伤感的眼神。公社干部的名字都忘记了，惟有李显明这个名字没有忘记，后来一家人怎么了，但愿能够熬到右派改正，从孩子的年龄看，上大学是不可能了。
古木缺水，只能种包谷，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密植放在第一位，密到什么程度，密不透风。每一个农民的心里都清楚得很，这是绝对收不到包谷的，但是你不能说，你不敢说，说了就是反革命。也有一个不怕死的人，是个老贫农，他坚决拒绝加入高级社，拒绝加入人民公社，只有他的包谷获得好收成。古木人民可以作证，1959年，绝对不是自然灾害，完全是人为的，完全是政策的错误。我分到纸厂大队传授种棉技术，黑山生产队是一个苗族聚居的村寨，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习俗，用语不能带“苗”，用语带“苗”就是对他们的侮辱，有一次我说到蔬菜“蒜苗”，立即遭到他们的反感，向他们请教，改称“蒜叶”才饶我。一个县委农村工作部在黑山生产队蹲点的干部叫李桃兴，在黑山生产队推行小段包工，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我把他开会时总结的内容写成一篇稿子，投到《文山日报》，几天就登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给报纸投稿，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后来的若干年月我又给其他一些报纸刊物投过稿，第一次投出去的总是被采用，我常常听到有的人屡投不中，由于坚强的毅力，不气馁，不消沉，终于成为大作家，我怎么就连文学这道门槛都跨不进去呢？仔细思之，是才力不足。
古木街，几百户人家就一个公共食堂，一日两餐，玉米糊糊，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干饭，我们三个宾川棉农还算好，不定量，吃多少舀多少，其他群众，一家子，五、六口人，七、八口人，就那么一盆、半盆，只能吃个半饱。吃稀，人哪来气力，好在我们特殊，公社打个证明可以买两斤猪肉，补补身子，个别和我们相处较好的农民朋友，也沾点光。与我处得最熟的要数李桃兴和王知白，他们两都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干部。王知白，大腹便便，那种饿肚子的年月居然还有这样的人，据李桃兴讲，王知白曾经担任过麻栗坡市长，文山专区文教科长，被免去职务后工资仍旧拿九十多元，一个顶李桃兴这样的干部三、四个，难怪大腹便便。相处熟悉以后，从他的口中对他的情况略知一二，他当时三十六、七岁的样子，刚刚结了婚，妻子是他的家乡石屏的一位小学教师，因为当时的政策不给人家解决夫妻异地分居的困难，所以我也没有见过他的妻子。他带我到他的住所，看他的藏书，大部分是古代字画，一本书的定价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令人咋舌。我对书法、绘画一窍不通，王知白可能认为竖子可教，才带我去接受艺术熏陶，使他失望。他没有谈他的升沉，但他提到朱家璧（中共滇桂黔边区游击队副司令员）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他和朱家璧交情很深，朱家璧（时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因为公务来文山，还约他去叙旧。1960年我回到宾川，还跟他通过几次信。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他又联系上了，画家王舜的妻子李照华是石屏人，夫妇俩常常回去石屏，我无意中说起王知白，他们知道这个人，是石屏老年书画协会的知名人士，于是我和王先生又开始通信，此时他已八十多岁，开头他记不起我了，经过回忆想起来了，我还问了李桃兴的情况，他告诉我，李桃兴于1962年被精简下放。至于他本人按副厅级待遇离休，在家乡安度晚年，醉心书画。在一次通信中我提到我认识的一位来自文山的书法家，他对此人，十分鄙夷。我想，那是观念方面的差异吧。
说起艺术，我并不是那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我考进高小时教美术的是段枢衡老师，时年三十七岁还没有结婚，在所有老师中，文学艺术修养数他最高，对学生极为严厉，第一节课就是手工劳动课，要求用篾片编一个花瓶。这对于从事过手工劳动的同学不是一件难事，砍倒一棵竹子，削成篾片，参照模型，即可编成功。但对于我们几个从来没有干过手工劳动的同学可就难了，临近第二节美术课，别的同学已经做好，我们几个却没有做，杨克军信息最灵，他说段老师处罚人厉害得很，我听他的，趁段老师还没有来到教室，我们几个人一溜烟奔向校外的原野。段老师是学校的教务主任，第二天的全校大会上，宣布了这一逃课事件，但我不是主谋。没有商量的余地，继续完成做花瓶的作业。破竹子的时候，锋利的钢刀砍到左手的虎口，好深啊，淌了好多血，刀疤至今犹存，留下永久的记忆。在别人的帮助下，勉强做了一个交差。段老师的评语是：“牛皮斑鸟语花香”，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从此断送了我对美术学习的兴趣。1960年秋季在我最困惑的日子，我找了一本《怎样画铅笔画》，学了一阵子，自我感觉良好，遗憾的是未能坚持下去。1975年以刻笔为突破口开始的工艺美术活动，竟然解决了我一家四口的衣食，重新燃起了我对美术的学习兴趣，此后在书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才发觉我在艺术方面并非缺乏天赋。我曾经作过一种假设：如果不是1979年考医而开始的长达二十五年的科研工作，十年的工夫，在我的家乡大理地区做一个书法家，恐怕不会有问题。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机遇，问题在于你能否抓住。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判断。但是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即使这这一次被你抓住了，下一次也难以逃脱。1959年我远在文山，我还沉浸在1958年的升学考试，连试卷都没有批阅。我和大部分成分不好的同学，还生活在不录取通知书的噩梦中，但是就在这一年，那些成分不好的同学毫不气馁地再次参加了升学考试，出人意外地被录取了，因为新办了一所东川冶金工业学校。我的同学王舜，也因为新办了云南艺术学院被该院美术系录取，从此实现了童年萌动的做一个画家的梦想。宾川棉农的大队长王某曾经动员我在文山参加考试，他负责去开证明、办手续，被我谢绝了，我有我的苦衷，我解不开1958年被打击的死结。如果我依了王大队长，也许命运给我开启的又是另一条路。还是那句话，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在古木，一日两餐，玉米糊糊，吃稀，人哪来气力，我终于病了，患的是慢性腹泻，医生开的十全大补丸，没有效果。我有一种恐惧感，我会客死他乡。我又去投奔王开华，他在攀枝花公社石硐大队，这里能够吃到干饭，经过治疗和调理，慢性腹泻治愈，人又恢复了生机。这里地处文山城区，是全县乃至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王开华在一起的王朴和我同年，我俩摸鱼、捉泥鳅，改善生活。一日之内徒步七十公里，到砚山买肥皂，是平生一日之内徒步最高记录。那一天回到文山县城，天晚了，到国营食堂吃饭，平生第一次喝酒，喝了二两，醉了，一路上歪歪倒倒，回到石硐大队部，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听到一个下乡的干部在说什么，我竟然跟他搭话，说的肯定是醉话，受到这位干部的斥责。第二天醒来，王开华批评我说：“能喝多少喝多少，不能喝干脆就不喝。”从此以后，任凭别人怎样劝说，我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丢脸的事情。当然，事情也有它的两面性，在官场中，在与人交往中，就个人讲，是洁身自好了，但是却少了克敌制胜的法宝，永远扮演着边缘人物的角色。在石硐大队生活的日子里，我还认识了攀枝花公社社长段鹏苍，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有许多外国文学著作。据了解他也是州委农村工作部下放来当社长的。在石硐期间，古木方面几次要我回去，我以治病为由，一直赖到有了撤退的消息才回去，根据有关规定还领到几十元补助费，古木方面不但没有打折扣，还给我作了很好的鉴定。这时，正好收到我父亲来信，要我买一点三七带回去。约一百人的宾川棉农这个群体，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在州府集中的日子里，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文山州当局解决不了，我们于1959年10月1日晚上到昆明，昆明灯火辉煌，领略了十年大庆的盛大情景。我们住到云南省农业厅，要求安排工作，云南省农业厅领导好言相劝，把我们打发回宾川。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